有7万名支持者，拥有60个分部，持有9万英镑的股份。到1847年，
在诸如名为“宪章村”和“奥康纳村”的定居点，经过投票选举出
600个农民……在议会对其活动做过调查之后，1851年该公司被清
算，资产被出售。
（里德1991：19）
土地宪章派（Land Chartism），继承了掘地派和平等派的衣钵，强
烈要求给所有劳动者分配小块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其实就是改头换
面的公用地（马希1982；威廉斯1973）。当然，这个提议忽视了这一
点：使贫穷的劳动者成为自给自足者，也就等于资助了低劳酬制度。
1842年“贫穷劳动者（小土地分配）特别委员会”所担心的，却是给劳动
者分配土地可能成为“忽略他平常的有偿劳动的诱因”（里德1991：
19）。
进入公用地充满了政治含义。处境悲惨的工厂工人以及与他们同样
悲惨的农业劳工（尽管二者结构不同）联合成一种影响巨大的力量。激
进的请愿示威和威胁性的游行，其目标就是获得对于民众立宪权和权利
宪章的支持。这些示威不过是对一个保守政府的抵制的最新表现，这种
抵制可以上溯到英国历史上13世纪的农民叛乱。 [83] 进入公共空间（通
常是城市周围的公用地）的争议在1795年后达到高潮。产业工人和农业
劳工在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时，又被当地的规定和内部规章排除在可
供他们发泄政治怨气的公共空间之外，警察和国民军强化了有关的司法
规定。对农业劳工而言，压制性的惩罚体现在工作和住房方面。给他们
居住的宿舍尽管拥挤，但只有受雇之后才可以得到。
工人阶级的男女激进分子和宪章运动者，深受托马斯·潘恩的共和
主义影响，汲取了法国革命的教训，聚集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公共空间。
他们在开阔的高沼地和公用地举行大型集会，抗议政府的政策或抗议引
进替代手工的机器，这类集会具有集市和狂欢节的特性。在群众集会
上，抗议者举着旗帜，戴着红色贝雷帽或“自由之帽”。这些旗帜和帽子
通常由妇女制作，她们在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妇女在集会上发表演
讲，冲在鼓动宣传队的最前沿——这种行动被视为逾越了常规的性别角
色；当丈夫们被监禁或押送到囚犯殖民地时，她们还得承受厄运的重
压。此外，她们还得确保自己丈夫的悲惨境况引起报界的持续关注，因
此推动了激进事业在全国的开展（施瓦茨克夫1991）。
在高沼地和公用地举行的大型集会引起对中部地区密谋叛乱的恐
惧，而那里的军事操练活动加剧了这种恐惧——就在同样的高沼地和公
用地里，公民们模仿着法国大革命的公民—士兵（citoyens-soldats）进
行夜间操练，为他们希望拥有的“拿起武器”的权利而做准备 [84] （爱浦
斯坦1994；埃文斯1995；加德恩1986）。军事庆典具有一种壮观性，本
来是为吸引中产阶级以外的志愿者的，这些可以看作是宪章派对于军事
庆典的挪用和逆用。类似的颠倒秩序和等级的狂欢伴随着激进的煽动家
的法庭辩护（爱浦斯坦1994），犹如大型户外集会一样，这类狂欢是戏
剧化的、表演式的政治话语。它们是对政府权威的挑衅，带有武装叛乱
的可能性，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在1819年8月发展到一个高潮，即激进
派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的大型户外集会（爱浦斯坦1991；加德恩
1986；霍恩1980；汤普森1966）。 [85]
6千到1万名群众手无寸铁，举着横幅，旗杆顶上挂着红色贝雷帽，
手拿月桂枝，在乐队的带领下井然有序地进入曼彻斯特城，行进到集会
场所。在这个时代，“表演、展示和观看是社会机制必不可少的部
分”（罗素1995：17），在圣·彼得广场举行的宪章派集会上，盛会式的
表演具有一种悖逆性的文化政治意义。这层意义并未被集会的地方色彩
所遮盖。群众集会最终演变成一次骚乱，因为按照地方法官的命令，骑
兵举着马刀杀过拥挤的人群去逮捕讲台上的演讲者。9名男子和2名女子
被杀死，上百人受伤，这就是著名的彼得卢大屠杀（Peterloo
Massacre）。
一个月后，大约3万人聚集在利兹城外的亨斯莱特高沼地抗议彼得
卢大屠杀 [86] 。他们举着横幅，其中一幅画着一个戴锁链的男子，“被两
个重担（国债和税收）压弯了腰。画的上端写着‘生来自由的英国人’，
下端写着‘不列颠人永远不要做奴隶’”（赖特1970；转引自埃文斯1995：
231）。
为纪念彼得卢大屠杀而设计的徽章显示了贫穷劳动者充当“工资奴
隶”的状况，颠覆了约瑟夫·威基伍德制作的英国反奴隶制的官方徽章
（鲍姆1994）。后者画面上一个强壮的奴隶单膝跪地，手腕脚踝都铐着
锁链，身上只有一块布围系在腰间，双手紧握，哀求地举起，头向后斜
仰，眼睛向上望着一个看不见的他者。在他的下面是一行带状的铭
文：“难道我不是人，不是你的兄弟吗？”
彼得卢徽章边缘是一圈骷髅和交叉白骨，中间有三个人物。一个是
跪着的男子，衣衫褴褛，双臂前伸，手掌向上，头向后斜仰，嘴大张
着，面带恐惧。他正仰视着一个戴刽子手面罩的穿制服的士兵，后者双
膝前曲，举着滴血的屠刀正要砍下来。这两个人的身后是一具工人尸
体。徽章一边的铭文写着：“难道我不是人，不是你的兄弟吗？”另一边
则回答：“不！你是一个穷织工！”
[87] 织工们见证了种种推进工业资本
主义的野蛮措施：
1812年2月27日，乔治·戈登·拜伦勋爵在上议院对同仁做了
第一次发言。当时拜伦尚未成名，他充满激情地讲述了居住在他新
门寓所附近的纺织工人“空前的惨状”，是他亲眼看到的。他的讲
话被用来支持否决对“捣毁机器者”——即那些破坏新安装的纺织
机械的人动用死刑的议案，但否决没有成功。
（尼科尔森1991：22，着重号为后加）
随着彼得卢大屠杀以及其他暴动和骚乱的发生，政府采取措施暂时
中止了人身保护令，限制自由集会。这些措施的动因是害怕训练有素的
暴民采取革命行为。在这个全国性的危机时期，这种政治戏剧很快得到
舞台上的再现，并反映在时代背景气氛中——政治戏剧就依托于此上
演。当彼得卢大屠杀上演时，埃德蒙·基恩 [88] 正在居瑞巷皇家剧院出演
《加勒比首领》的主角。尽管这部戏剧的背景发生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
时期，讲述的是一个前奴隶受强烈的复仇心驱使的故事，却同时反映了
加勒比种植园暴动以及北方工业地区骚乱（鲍姆1994；巴克西德尔
1993；拉塞尔1995）。
改革或革命得到舞台上的表现时，既显露出对无政府主义暴徒的恐
惧，也显示了对“人民”的自豪。探究一下诺曼征服前的神话，可以发
现“人民[被]表现为能够记住自己古老权利的人”，在他们的身上蕴藏着
自然的感知力（巴克西德尔1993：223）。当宪章派激辩出版自由时，
通俗的和无许可证的剧院受到宪章派支持，成为表达社会紧张局面的另
一个场所。激进文化的表演性方面，比如审判场景，再现在为募集基金
而上演的戏剧中，比如宪章派的“民主戏剧《威廉·退尔》”（汤普森
1984：118）。在剧院里，在激进分子用来抗议的图像里，在文学精英
们的心里，种族和阶级正被联结起来。牙买加暴动促使骚塞（湖畔诗人
之一）写道：“上帝保佑我们本国穷人的悲惨状况不会在将来某一
天……在这个国家引起可怕的后果！”（转引自鲍姆1994：167）
在社会混乱的大背景下，改革或革命成为英格兰压倒一切的议题。
印刷资本主义激发出一种全国想象来支持国家向土地主阶级“阐述”自
身，同样，它也为激进派和激进化的报界提供了可能。不断增长的识字
率和主流报刊日趋扩大的自由度帮助形成了早期的劳工协会或工会，入
会的成员是“纺织厂地位卑微的白人奴隶”（雪莱；转引自鲍姆1994：
140）和同样卑微的农业劳动者。
有关奴隶解放的争辩加剧了危机。1807年议会通过了废奴法案，但
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解放却要等到1833年。犹如反对奴隶“贸易”一样
强烈，拜伦这样的公众人物抨击废奴主义者没有为生活在痛苦中的英国
农业劳动者和穷工人说话，而华兹华斯则写道：“尽管不存在戴镣铐的
奴隶”，英国的工场和农田“在屈辱的苦役下呻吟着”（《人性》1829；
转引自鲍姆1994：71）。
农业界的不满表现为工团主义、纵火犯罪和残害家畜，与工业界的
工联主义和激进的革命威胁联合起来（阿彻1990；佩恩1993；明盖伊
1989；霍布斯鲍姆和鲁德1969）。中产阶级也看到了政治和宪政改革的
需要（赫尔辛格1994；霍恩1980；斯特德曼·琼斯1983；D.汤普森
1984；E.P.汤普森1966）。要求改革的游行之频繁和波及范围之广泛，
显示了危机的严重性和几近革命的不满之深度和广度。游行规模也很庞
大：1831年秋和1832年春在伯明翰和伦敦举行的游行分别有上十万人参
加。不管福音卫理教派是否颠覆或转移了这次革命性的冲动（奥尔森
1990），到1831年末，
不列颠处于革命一触即发的状态，一旦开始，（如果我们考虑
合作和工联理论的同步发展）其迅速激进化的态势就很可能预告了
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
（E.P.汤普森1966：817）
1832年的改革法案让年资产征税估值超过10英镑的中产阶级成员拥
有选举权，因而化解了革命的趋势。尽管议员席位从人口稀少的选区再
分配给新兴的工业城市，新增了80万个选举人，但还是不够。扩大选举
权，以此打破土地主对政府政策的政治操控的斗争还是失败了。
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共有的激进主义在第一个改革法案的问题上分
裂。它通过财产界定使原则问题政治化，阶级差别强化了：
比英国历史上此前或此后的任何时期更明显，比任何其他国家
更突出，参与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资格完全依据于是否拥有产业以及
是否拥有固定收入。
（D.汤普森1984：5）
1832年之前“人民”还是一个包罗所有人的术语，1832年之后“人
民”成为“劳工阶层”的同义词（加德恩1986；斯特德曼·琼斯1983）。在
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开始类聚。在贫穷劳工分化的过程中，1834年的
济贫法意义同样重要，该法案“使他们不属于救济对象，并区别于贫
民”（波拉尼1944：166）。反济贫法的暴乱在19世纪40年代此起彼伏，
部分由于“爱尔兰联盟和宪章派的公开关系”，宪章派的集会上更是充斥
了革命的语言（D.汤普森1984：323）。
公用地上的群众示威、革命象征符号的出现、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
庞大的游行队伍，所有这一切于1848年4月在泰晤士河南的克宁顿公用
地举行的宪章派集会上得到集中体现。宪章派中主张“武力”斗争的人将
这次集会视为一次武装暴动的聚焦点。如此预想的集会引起了巨大的恐
慌，维多利亚女王转移到了更安全的怀特岛，同时威灵顿公爵指挥精兵
强将集结伦敦。
把这次集会视为英国卷进横扫欧洲的革命狂热之中的重要时刻——
这一预想实际上失败了。大约只有2万宪章运动成员参加了集会，当局
不准他们进入伦敦市区。费格斯·奥康纳和其他宪章运动的领袖向下议
院递交了请愿书（据称有525万人签名），但是在奥康纳发表演讲之
前，一个委员会以伪造签名为由否决了请愿书。改革和革命都没有实
现。那些希望有威胁作用的示威者自己也遭到威胁。排他性的政治程序
依然如故，各类宪章运动者被限制在自己的社会和政治位置上。
乡村神话
从19世纪20年代起，中产阶级“视宁静的农田为民族身份的代名
词”（海明威1992：298）的观点开始出现，这一观点是对日益汹涌的分
裂潜流和范围深广的社会动荡的各种表现的反拨。风景再现转向东南地
区良田平阔村舍俨然的低地风景。低地风景与如画风景或山区和废墟构
成的浪漫高地风景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里尚在乡村黄金时代：各种社会
秩序和谐共存，人们怡然自得。乡村英格兰的神话在于一种双重感：乡
村是和谐之地，英格兰依然是一个乡村之国——苍翠愉悦之地。
大量的油画和文学作品表现了这种神话般的记忆，兜售给贵族精英
和活跃在新兴的城市制造业、贸易和商店行业中的“中产阶层”。怀旧之
情对非城市化过去的记忆进行过滤，留下一种与农业劳动者严酷的现实
严重不符的神话。在神话制造的过程中，农业资本主义的非道德/道德
经济的深层的政治特性被遗忘或者遮蔽掉了，而城市化也被完全过滤掉
了。19世纪20年代由伦敦艺匠合作与经济协会提供给“贵族和绅士”的商
品目录中有“透明风景百叶窗”，这无意中倒成了乡村神话的表记（汤普
森1966：789）。
吊诡的是，乡村的神话/乡村人的神话正在为城市中产阶级建构出
来，而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不是在乡村长大，就是
在离乡村只有一步之遥的小城镇成长。神话制造和遗忘是自我强化性
的。神话记忆延伸到何种深度的一个标志是“和蔼的贵族与愉快的农民
密切交往”的语言，《帕码街公报》 [89] 就用这种语言来报道19世纪60年
代的休闲活动。这一现象被解释为
是中产阶级趋合有教养的乡绅价值观的一种尝试，而这一尝试
本身就是一种深深弃绝城市的工业文明、希望逃回到更为单纯的恩
庇社会的症状。
（坎宁安1980：120）
“欢乐英格兰”的运动和娱乐方式日渐复苏，欣欣向荣，如射箭比
赛、丰收晚宴（后被国教教会改造成宗教性的丰收节日）、五月节及灯
心草节 [90] 。这些又被小说和油画进一步再现或误传（mis/represent）出
来，广为传播。在这些作品里，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风景和与风景相关
的活动烙上了天真、安全和宁静的印记——这些风景和活动被定位于过
去，象征着“失落的身份、失落的关系和失落的确定性”（威廉斯1973：
139）。在现实世界，古老的路权、新兴制造业城镇及其周边乡村的开
放空间和许多残留的公用地正在失落。
东南地区作为英格兰之象征正被建构出来，用于缓解维多利亚社会
的焦虑，与此同时，进入休闲公共空间的需求集中在西北部高地和伦敦
周边几处残留的公用地。风景保护者所作所为本质上是反城市的，考虑
到工业和制造业城市的现状，他们的立场显得既非缺乏根据，也非荒诞
不经（洛厄1989）。鉴于20世纪号称世界强国的英国失去了帝国和地
位，全国陷入近乎致命的怀旧之中，这种反城市化、反现代化的英国幻
想更加普遍（霍西金斯1955；豪金斯1986；麦特李斯1993；米勒
1995a；维纳1981）。
乡村因其明显的生态重要性受到关注，它开始被视为一种市容
（urban amenity），其动态发展可见于许多地方和不同时期（钦和克里
德1997）。此外，而且更重要的是，在19世纪末期的英格兰，开发城市
周边的庄园公用地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可以论证说没有人还在公用地
放牧或拾柴，这就使人认为开发公用地顺理成章，不会导致困境。于
是，根据750年前的《默顿法案》，庄园主们通过颁发新的誊本地产保
有权，侵犯了公众进入公用地的世袭权利。这些公用地要么高价卖给开
发商，要么通过非法操纵，由庄园不动产法庭直接判给贵族，用于农业
或房屋开发。很自然，站在城市居民的角度来看，开发公用地使他们陷
入困境，失去了相对来说距离他们较近的休闲空间。
开发公用地引起的冲突加剧了早已存在的私有财产与国家资产及需
求之间的紧张局势。1887年提交给上议院（而不是众议院）的《誊本保
有法》，要求不经土地委员会（农业部的前身）同意，不得颁发新的誊
本地产保有权。而另一份提交给上议院的议案后来成为《公用地修订法
案》（1893）要求农业部“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圈地有利于公
众”，这等于取消了《默顿法案》（埃弗斯利1910：211），确认公众利
益优先于公用地私有化所带来的利润。
当涉及到古代文物时，私有产权与国家利益也会发生碰撞。这些文
物不再只具有古董的价值，而已成为如画风景中的构成元素，为风景增
添些许古意。现在，根据约翰·卢伯克（1834—1913）的提议，这些文
物要被正式列入国家财产之内。卢伯克，自由党议员，其家族中不乏知
识分子、银行家和土地贵族（库克里克1991；斯托京1987；范库伦
1982）。卢伯克在1849年当选为英国科学研究所成员，1855年当选为地
质学会会员，1856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64年他荣任民族志学
会主席，1871—1873年担任人类学研究所的首任主席。
卢伯克因提倡给学童和工人进行科学教育而闻名全国。他还主张缩
短工时，让“新兴的有闲的、刚获得选举权的工匠和中下层阶级”（库克
里克1991：108）享有法定休假日。1900年被封为贵族时，“他选择了埃
夫伯里爵士的名衔。埃夫伯里是一个史前废墟，卢伯克研究过那里的巨
石阵，后来他又买下这片废墟以免它会遭到新建筑的破坏（斯托京
1987：151）。 [91] 卢伯克支持的《古代遗迹保护法案》（1882）确立
了第一份官方列表，列出受保护的英国考古遗址。不出所料，该法案由
于侵犯了所有权而受到猛烈抨击。
1882年，卢伯克把罗斯金带到埃夫伯里。他的日记有这条记
载：“罗斯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他完全被迷住了”（引自哈钦森
1914第一卷：188）。实际上，18世纪20年代出土的文物如埃夫伯里和
索尔伯里山的巨石圈已燃起了人们对考古的浪漫热情。第一部《古代遗
迹法案》启动了一个进程：创造出颇有争议的风景区考古场所——因为
一旦这些地方为了“国家”而被保护起来，公众就会想去参观这些地方！
[92]
定位峰区
峰区北部是粗砂岩的高沼地，南部是石灰岩的高地丘峦山谷（牧
场）。石炭纪石灰岩和磨石粗砂岩系的砂岩和页岩（大约2亿年前，上
古生代晚期）的褶皱、断层及隆起运动，造就出纵贯南北的背斜（褶
皱）地貌。上亿年的侵蚀和风化产生了一片平坦的高原，称为峰区高
地。最著名的山峰之一金德斯考特属于残留的前白垩（纪）表层，是峰
区最高峰，它的峰顶曾经一度被掩埋，后来又在5千万年前显现出来。
粗砂岩褶皱久经侵蚀切割，形成一片高原，有些地方是悬崖绝壁，在此
可以纵览全景（斯莫尔1990；特鲁曼1971）。这些览胜地点的进入权问
题就成为争议的焦点。
位于奔宁高地南端，湖区南面约90英里处，约200平方英里的峰
区，它的周边是一些数得上名的制造业城镇。哈利法克斯、哈德斯菲尔
德、巴恩斯利、谢菲尔德、切斯特菲尔德、德比、斯托克、里克、麦克
尔斯菲尔德、斯托克波特、曼彻斯特、奥海姆以及罗奇代尔，这些城镇
紧紧环绕着峰区。离它们稍远的则是另一个城镇圈：考文垂、伯明翰、
伍尔弗汉普顿、利物浦、普雷斯顿、布拉德福、唐克斯特、诺丁汉和莱
斯特。
在许多这样的城镇中，“教堂和国家的传统权威是弱小的”（汤普森
1984：6）。这些城镇是宪章派群众示威之地，是因《济贫法》和工业
改革而起的骚乱之地，是乡镇政府和市政府改革实施之地，也是抵制对
工会的镇压的中心。要考察进入峰区的斗争，可以通过文化和政治的联
合方式，把斗争置于各种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之中进行研究。
市场经济飞速而无序的成长“破坏了许多生命”，对社会制度造
成“致命的伤害”（波拉尼1994：82，157）。但是相对而言，峰区本身
尚未被市场经济带来的英格兰空间重构所波及。只有5%—10%的公用地
和荒地以及10%—25%（有些地区不到10%）的可耕地受到《议会圈地
法案》的影响（特纳1980）。因此，当周边制造业城镇的环境变得越来
越糟糕时，峰区广阔无垠的石南高沼地却是风景这边独好。
毫不奇怪，峰区成为斗争的场所。为了争取进入空旷风景区的权利
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拥有土地的精英把峰区当作是年年猎杀松鸡的猎
区，而附近城镇的工人阶级看中的是它的和平宁静，视它是一个徒步、
爬山、观景的地方。高沼地作为公民权的象征引起斗争。介入斗争的劳
工虽然是制造业的动力，却没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投票权。
徒步乡村
《议会圈地法案》使得骑马道和人行道数量减少，而1815年的《停
用非必需道路法案》规定，只要两个治安法官一致同意并经过下一次地
方法庭季审确认就可以关闭道路。由于乡村的治安法官是从地主阶级中
产生或由他们支持，因此关闭道路并非难事。针对关闭道路的法律诉讼
却阻力重重，代价昂贵，过程漫长。
早期的人行道保护协会数量众多，许多协会都具有很强的地方色
彩。一些协会总是采取行动，通常是直接的行动；另一些协会呼吁适当
的法律保护，多年不辍；还有一些协会则是昙花一现，只是针对某一特
别的圈地或人行道关闭行为展开行动，随后就销声匿迹了。有些协会超
越本地局限对外合作，其创建者及成员通常来自专业阶层和改革家团
体，这类协会包括创建于1865年的“伦敦地区公用地、敞地和人行道保
护协会”（公用地协会）以及创建于1884年的“全国人行道保护协会”。
公用地协会的会长由乔治·肖·勒菲弗（即后来的埃弗斯利勋爵）担任，
他是自由党的大牌律师，1868年至1895年间的每届自由党政府的成员。
最早组建的地区协会之一是曼彻斯特保护古人行道协会（通常称为
曼彻斯特人行道保护协会，或MFPS）。1826年协会的成立得力于拉尔
夫·莱特事件的推动，莱特是一位地区法官和地主，居住在距曼彻斯特
七英里外的一个小村庄弗里克斯顿。莱特让两个地区法官同事签署了命
令，禁止人行道穿越他那片不大的土地。未等地方法庭确认，他就让人
犁耕播种了那条公用通道。人行道两旁的栅栏已经被拆走，以使莱特的
私人领地更有林园气象。从他的宅邸就可以看见经过人行道的当地人
（泰勒1997；李1976）。
附近的一群农民向地方法庭提出诉讼，却败诉了。他们求助于曼彻
斯特非国教激进分子协会，由此成立了MFPS。在随后的两年，协会耗
资甚巨，四处游说，案子终于从地方法庭移交到英国高等法院，最终胜
诉。 [93] 又花了7年时间，议会才通过《通用公路法案》（1835），实
际等于废除了《停用非必需道路法案》。MFPS代表了一种新型的以城
镇为本的激进自由主义，挑战了土地为本的寡头政治。它的成员中有
1817年伦敦毛毯工人游行的支持者，也有反对1819年彼得卢大屠杀的
《抗议宣言》的署名者（泰勒1997）。
19世纪初期，农业风景和公用地紧邻工业城镇而存在。但是随着城
镇的扩张，那些人们便于使用的敞地和人行道却消失了。 [94] 实际上，
人们也没有很多休闲散步时间。直到19世纪60年代，人们周六下午还要
照常工作。只有到了星期天，工人们才有时间走出城镇，走进附近开阔
的农田。如在曼彻斯特，人们很快发现自己置身于
……离[城镇]不远的草地、农田和公园。这儿有许多令人愉悦
的步道，徒步者可以环绕城镇走一圈。从交易所出发，半径不会超
过两英里，沿途鲜有在公共马车道或大街上常常会遭遇到的那种噪
音、嘈杂的人群和尘埃。
（李1976：4；转引自普伦蒂斯1851）
乡村人口的减少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铁路不断延伸，车站以及车
站周围的大棚、岔道和货运编组站侵占了大量土地。乡村的原住民无处
容身，只能涌进城市的贫民窟，而贫民窟的住房又不时遭到拆除，这样
一来突然加大了人口密度，进一步恶化了贫民窟的状况。在改革者能够
推动议会制定相关法规之前，（穷人）是没有“拆迁安置”的权利的（卡
特和刘易斯1990；迪奥斯和李德尔1986）。不仅是一些城市房屋13被拆
除；像伯明翰等城镇周边的许多敞地本来已安排用来分给工人，这些地
方现在又盖满火车站、货场和为蒸汽发动机提供燃料的煤堆——就是这
些设施保障了火车在城市和郊区运行。通过铁路网，工业资本主义进入
风景区。铁路把郊区空间与贫民窟连接起来，把贫民窟与度假目的地连
接起来。
宗教与休闲
与贫穷工人相关，产生了一种把宗教与休闲连接起来的社会政治。
出售杜松子酒和啤酒（另类的“资本主义精神”
[95] ）的酒店和啤酒屋是
工人阶级消遣活动的主要场所。为了使工人摆脱酗酒造成的精神或身体
疾患（扰乱工厂纪律是重要后果之一），教会开始介入。于是，宗教活
动成为休闲方式。礼拜，很快又加上依托教会的各类俱乐部、协会和户
外活动，如曼彻斯特圣神降临周徒步， [96] 这些活动开始填占人们的业
余时间。1840年，“有4万名学童[乘着火车]离开曼彻斯特，就是为了避
开当地举行的各种圣神降临周比赛”（沃尔文1978：21）。通过圣神降
临周的徒步活动
北方大城市的自助运动将其成员的文化和精神视野延伸到了湖
区。从19世纪30年代起，科尼斯顿每年都举行圣神降临周徒步活
动。徒步活动在1894年停办了，这是巧合，不过与瑟米尔事件有些
象征性的关联。 [97]
（默多克1984：155）
权威的空间化影响了人们对于自然的感知。此时，纺织厂和工厂的
厂主、教堂和慈善机构都试图用有益的休闲活动取代罪恶的娱乐。通过
引导许多工人阶级的孩子参加旨在禁酒的远足活动，培养了他们对于自
然的体验。 [98] 许多远足远至英国的边陲海边，那里的无人风景不属于
任何人，也无法属于任何人，在那里，人们对于风景的凝视去掉了占有
的色彩。 [99] 纯洁的大自然被当成城市罪恶、道德沦丧的解毒剂。这些
专为工人举行的远足活动，其中蕴涵的价值后来得到更加明确的肯定
——到了19世纪晚期，假日徒步机构公然把道德与体力活动联系起来。
从前“相携出游（walking out）”的求爱行为总是传达出性信息。现
在，乡村徒步与发展友情和了解自然历史联在一起。这种徒步可能培养
出两种接近自然和上帝的方式：虔敬的罗斯金门徒方式或是理性的达尔
文派科学家的方式。休闲徒步在中部各个城镇的工人阶级中流行起来，
当地的周报开辟专栏描述附近及更远的徒步路线（泰勒1997）。然而，
周日漫游如同其他休闲活动一样面临教会和非国教礼拜堂的非难。 [100]
徒步活动是被用来攻击私有财产的特权，还是被鼓吹成一种重
铸“工人间”兄弟情谊的手段，还是被当成开展道德教育、传播中产阶级
的价值观和向往的媒介，这要看是谁在组织休闲徒步活动了。上层阶级
和中产阶级声称徒步这样的休闲活动具有“调和阶级的功能”（坎宁安
1980：11）。尽管“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社会纽带可能经常超越经济
冲突和地位差异”（泰勒1997：55，着重号为后加），不过，认为这功
能并不只是美好幻想似乎未免有些幼稚。
以阶级为基础的景色和观景政治久已围绕着地主精英们的乡村别墅
进行。如画风景旅游业已经将观景政治推广到中产阶级。湖区漫游路径
是根据水彩画、版画、油画、诗歌、地图和导游手册定位的。（见第三
章。）这些仍然是观景的方式和了解风景的工具。当中产阶级游客享受
着新旅馆、向导、马车和艺术品商店的服务时，湖区被敷上了薄薄一层
的经济发展的表象。但是一切就此打住。
19世纪休闲性享受风景，特别是休闲徒步，意义则是不同的，因为
它对景区施与了积极的干预，确立了这样的一种观点：风景中蕴含着互
相抵触的价值体系。随着19世纪的推进，事情变得清楚起来，这种抵牾
其实源于私有财产的本质与人们期望的权利之间的冲突——人们认为所
有公民有权进入本国山区和公用地（希尔1980；里德1991；埃弗斯利
1910）。
松鸡、偷猎者和徒步者
休闲活动不是中立的行为，而可能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精英。最终，
精英阶级会通过发起、支持或压制休闲活动表达自己的权力和控制。狩
猎和偷猎，一枚硬币的两面，代表着合法和不合法，典型地反映出围绕
乡村展开的权利之争。狩猎法 [101] 侵犯了乡绅农场主、中产阶级地主、
土地承租人、农业工人这类人的利益。它们生动而鲜明地说明了统治阶
级土地为本的权力结构。精英通过庇护制和世袭制把持上议院，并占据
了很多下议院席位。
正如弗里克斯顿冲突事件显示的那样，关闭人行道能够限制劳动阶
层一度拥有的相对自由的通行权。但无法采用同样方式控制的是捕猎，
猎区保护与狩猎两种力量互相较劲，各个阶层为此陷入冲突之中，这后
来称为“18世纪中期以来农村所经历的最持久、最野蛮、最激烈的冲
突”（阿彻1989：52）。 [102] 并非所有的休闲徒步都是清白的。徒步也
许就是借机偷猎——部分是为了体育锻炼，部分是因生活所迫（偷猎经
常是能让饭桌摆上肉食的唯一手段）。偷猎总是一桩彻头彻尾的罪行。
宁静与丰裕的乡村神话远远不是现实。在乡村的一次徒步可能被视
为可疑的活动。 [103] 由于引进了赶猎方式（battue） [104] ，有权人更加
卖力地保留野生动物以便到了狩猎季可以把更多的猎物驱入囊中，使猎
手展示他们的射杀技艺（坎宁安1980）。尽管大众认为野生动物是上帝
赐予的公用地的一部分，谁有本事逮住它都可以拿走，但是晚上偷猎一
旦被抓，是会被判监禁、强制入伍或流放海外的。根据1803年的《埃伦
伯勒法案》，守林人有权处死拒捕的偷猎者（阿彻1989；海伊1975）。
工人阶级要求保留穿越公用地和私人土地的权利，他们的行为不管是合
法的还是超越法律的，都挑战了土地为本的权力体制的根基。
在峰区，手持武器的守林人和偷猎帮的暴力冲突一直延续到19世纪
末期。19世纪60年代的棉花灾荒驱使许多纺织工人跑到田野里偷猎，而
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的捕鱼权斗争“在……湖区和其他地方也达
到白热化的程度”（阿彻1989：60—61）。农业劳工和农民的日常活动
被守林人密切监控，因为偷猎不仅是地区性问题：还有一个广及全国的
野味黑市。
无论是去徒步还是偷猎，工人阶级很容易借助铁路网进入乡村。这
时，中部地区的铁路已经发展到交错密布的程度，大大压缩了空间。铁
路始于19世纪30年代，最初是一种运输货物的手段，但很快就扩展了自
己的业务，包括运送游客到游览胜地，有些城镇只是在铁路延伸到那里
之后才成为游览胜地的。19世纪40年代铁路向北延伸到湖区和苏格兰。
地处国家南端的康沃尔则成为英格兰最后一个开通铁路的郡，1859年铁
路才延伸到那里（罗宾斯1988）。 [105]
再来说说峰区。在19世纪，进入峰区沼地是受禁止的，为防止工人
阶级徒步者和偷猎者侵扰当地的松鸡。宪章派则呼吁恢复前诺曼时代的
权利，如平民狩猎的权利。法律上有争议的圈用公用地做法被认为是对
这些权利的根本侵犯。一条古老的公用道路将位于海菲尔德山谷的海菲
尔德村与伍德兰德山谷连在一起。这条路穿越威廉峡谷、金德斯考特高
原——直到1836年还未圈用的荒地，最终与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公路汇
合。道路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有段路要经过德文郡公爵的松鸡
沼地。1876年，公爵关闭了公共通道，因为它妨碍了射猎松鸡。自弗里
克斯顿人行道关闭事件之后，人们已经积累了50年的经验，曼彻斯特人
行道保护协会（MFPS）与刚成立的海菲尔德和金德斯考特古人行道协
会联合起来，向公爵关闭公共通道的行为发起挑战。尽管汲取了从前的
经验，他们还是花了20年的时间进行法律上的讨价还价，最终在1896年
赢回了通行权。
此时，峰区和北部乡村人行道保护协会已经成立。它不仅支持开放
金德斯考特风景区的倡议，而且回应了范围更广的一个难题——即公众
被排除在公用高沼地之外，而（有权之人）却在那里蓄养私人狩猎用的
松鸡（李和豪弗1994）。峰区与北部乡村协会的主要目标是：
（1）保护、维持和捍卫公众使用和享用公路、人行道、骑马
专用道、支路和岔道、敞地、荒野和路边斜坡的权利，以及在北部
和中部乡村，特别是峰区的公用地休闲的权利；
（2）防止滥用这类权利，特别防止侵犯和毁坏庄稼与田产以
及擅入猎区干扰狩猎。
（李和豪弗19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