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些富有价值的目标，协会争取着，抗议着，步步为营。在数
个号角漫游者俱乐部的声援下，协会的斗争颇有技巧。第一个站出来的
是谢菲尔德号角漫游者俱乐部（SCR），1900年由G.B.沃德创建，他因
领导周日漫游 [106] 被卫理公会教会学校开除，失去了职务。沃德在当地
的社会主义报纸《号角》上刊登广告招揽“徒步者同道”，得到异常热烈
的回应，于是他就创办了非宗教的周日漫游俱乐部。 [107] 沃德的目的是
重建
人们之间置身于自然事物之中那种同道之谊，[这一目标]很快
就与强大的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土地利益的既得者紧紧抓住他们享
有的狩猎和射杀猎物的特权——这些特权自诺曼征服以来延展甚
广。
（希尔1980：32，着重号为后加）
以前是彻头彻尾的有组织偷猎问题，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
当局则借环境保护之名把工人阶级徒步者赶出沼地。据说徒步者破坏了
石南荒原，干扰了松鸡的孵蛋和筑巢，这样一来使可供猎射的松鸡数目
就减少了。 [108]
在金德斯考特的部分松鸡沼地实行了一种许可制，允许人们进入这
个最高峰。1922年冬天先后有两个漫游者遇难，于是就连这种有限的进
入也被取消了。猎场看守人中途拦截并驱赶那些前来登高纵览峰区全景
的人们。到20世纪20年代，漫游者被拍了下来，他们的照片刊登在地区
报纸上，附有说明：谁若能提供照片中人的名字、地址和职业，就可以
获得5英镑的奖赏。当局给那些身份得到确认的漫游者发去传票，禁止
他们再走进金德斯考特（希尔1980；泰勒1997）。因此，金德斯考特成
为更大风景区进入权运动的实验场。
整个20世纪20年代，以谢菲尔德—曼彻斯特为大本营的漫游俱乐部
联合行动，要求开放金德斯考特。1928年，社会主义者领导的谢菲尔德
地区漫游者联合会在沼地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示威，支持一个关于进入山
区的提案，那是一系列遭到否决的同类普通议员提案中最新的一个。约
有3千人参加，这一示威活动年年举行，一直延续到1939年（泰勒
1997）。游客要想纵览金德斯考特全景，只能非法侵入。事态发展到在
将近七十年后仍被称为“公众非法侵入”的程度。1932年4月，英国工人
体育联合会（共青团一个分支）中的几百个成员，公然闯进金德斯考特
（泰勒1997；希尔1980；罗斯曼1982）。曼彻斯特漫游者俱乐部联盟不
想搅进这种“极左”行动，拒绝采取非法侵入的方式。
非法侵入者在海菲尔德村聚会，该村位于贯穿海菲尔德和伍德兰德
山谷的通道起点——就是那条1876年遭到德文郡公爵关闭，后来经过
MFPS苦斗20年才争取到重新开通的通道。有点像19世纪初期向激进性
集会宣读《骚乱法案》，教区执事给聚会的人念诵了禁止在海菲尔德休
闲场地举行集会的相关规定。人群散去，但又在海菲尔德通往伍德兰德
山谷的小道重新聚集起来。在攀登金德斯考特峰时，漫游者迎面遇上猎
场看守人和作为后援的乡村警察（泰勒1997；希尔1980；罗斯曼
1982）。
非法侵入者的领袖有6名被捕，被指控举行骚乱性集会。对他们的
审判很快转成诬告，说这次非法侵入是犹太人领导的共产党的阴谋，因
为受审的6人中有3个是犹太人，他们身上携带着英国共产党的报纸。最
后，5人被判以监禁。全国的报纸连篇累牍报道这次审判，促使进入风
景区问题成为持久的政治性议程。同年，峰区的群众示威继续进行着，
更多拿着棍棒的猎场看守人、带着阿尔萨斯犬的骑警和步警，遇到的是
更大规模的漫游者队伍（希尔1980；罗斯曼1982）。
这类事件背后除了阶级驱动的残忍因素之外，还因为私有财产利益
攸关，松鸡不过是转移公众视线、误导舆论的“红鲱鱼”
[109] 。1934年在
为英格兰乡村保护委员会谢菲尔德分会准备的一份报告中，报告人详尽
地描述了拒绝开放的峰区松鸡沼地的业主。17个私人业主中，有7个贵
族，2个军官，8个工业资本家（希尔1980：35）。非法侵入意味着逾越
了社会和空间界限。就路权而言，1933年《路权法案》轻易就被土地主
的一则告示弄成一纸空文，
告示大致内容是说他无意提供路权，允许公众进入只是赐予公
众的恩惠；[因而]只要在20年的使用期得到确立之前贴出告示……
任何业主都有可能阻止某条人行道成为公用道路 [110] 。
（泰勒1997：255—256）
结语
将进入风景问题置于多重背景考量，由此导向风景建构里的更大议
题：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很显然，分析风景其实是从根本上研究社
会、政治和经济历史的一种方法。国家之大业乃是制造和展现一个统一
的不列颠，而在统一表象背后隐藏着众多对抗的身份认同。与“铸造不
列颠”相对立的是宪章派群众户外集会，后者“铸造了”从爱丁堡到伦敦
的劳动阶级长链。那些也被排斥在充分的国家政治生活外的非国教徒则
是这种社会运动的后援。
宗教、休闲以及军事性质的禁酒运动既分别又联合地传播了中产阶
级价值观。旨在禁酒的远足活动以及由非国教会发起的工人阶级徒步或
漫游俱乐部，把许多工人重新引到他们或其父辈被迫离开的那片土地。
工厂纪律约束了工人的活动范围和时间，使得开阔的风景区和散步的人
行道格外珍贵。在这种情形下，各种地方化的人行道保护协会和全国性
的保护公用地组织纷纷成立。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另一股促进漫游俱
乐部运动的力量。
早期没有特别针对峰区风景保护的法律条款。峰区成为工人阶级采
取直接行动争取漫游自由的场所。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湖区是议会行动
的目标，议会要求保护湖区风景——那里没有松鸡麋聚的石南高沼地。
湖区由于路程和它所引起的艺术和文学联想而远离工业化的中部。与湖
区相关的“最高级”的休闲活动或是一人孤身漫步山间，或是知道如何欣
赏风景的游客的览胜之行，与“低级的”和“不得体的”休闲活动有霄壤之
别——被剥夺了美学资本，牛饮啤酒的工人从中部那些制造业城镇搭乘
火车，跑到湖区做一次当天返回的远足。
一个主要属于中产阶级的神话，一片乡村低地和沃野的“小英格
兰”的神话，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深入人心（塞缪尔1989；米勒
1995a）；此时，一个工人阶级的神话也渐成气候：工人在未开垦的高
地结下不解之缘。工人阶级前往旷野风景区
不是为了用诗人之眼梦幻般地凝视自然，而是为了远离工厂的
敌对关系，在山区和溪谷中重获友情。
（希尔1980：15）
工厂所奉行的时间—空间纪律是漫游自由的对立面。漫游活动家视
漫游的自由是某种程度上的基本公民权，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权利的再
确认：“通行无阻地”进入敞地。这里的分析无意贬低制造业严峻的现
实，也无意贬低离开吵闹、肮脏的时空管制而逃向沼泽和山地的快乐，
只有风声的寂静世界和一起漫游的友谊。这里只是意在捕捉到一种同样
回顾过去、蕴涵着怀旧情调的框架性神话，说明在什么背景下诺曼征服
历史深处的东西有时仍然会复活。
休闲或远足徒步逐渐发展成两种截然不同、具有阶级取向的休闲实
践，引发了具有阶级取向的保护运动。不准工人进入松鸡沼地——这一
现实特别推动了保护古老的通行权及公用地使用权运动，而改革家和学
术精英们则把关注点放在湖区，他们把湖区当作陶冶精神之地。因而促
成了全国范围内的风景保护运动，这正是下一章将要探讨的内容。
五 进入湖区
……不列颠身份的景色本质……具有深刻的英国特征。没有哪
个地方像英国，风景就是遗产；也没有哪个地方这个词不仅指涉景
色和景观类型（genre de vue），而且具有本质性的民族美德的意
义。
（罗温萨1994：20）
引言
在湖畔诗人，特别是华兹华斯的影响下，一种新型的、前所未有的
价值理念与湖区联系在一起，并伴随着18世纪画境游的盛行不断增值。
知识分子精英之所以看重湖区的美学价值，是因为湖区不同于而且远离
新兴的城市密集化。基于这些原因，湖区受到大力保护，不让它受到工
业的入侵和工人阶级的干扰。华兹华斯宣称湖区是“一种国家财产”，这
一说法说明当时风雷激荡的现状，一边是风景、国家和公民，另一边是
私有财产——针对双边关系的理解造成了争议的涡流。休闲和阶级的争
论归并到这样一个议题：风景是否具有国家的维度？这一维度在议会政
治中得到表达，引起辩论，最终促使第一次立法：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前不久颁布了山区进入权法案。
定位
湖区位于英格兰西北高地，是一片大致呈环形的穹隆地区，直径30
多英里，其中有180座山峰。880平方英里的湖区国家公园实际上与地理
意义的湖区一样大小。这个中央穹隆的结构演变是一个褶皱、隆起和侵
蚀的过程。火山活动（在5亿年前的奥陶纪时期），冰川作用（2.5亿年
前的更新世时期），地面隆起（大约3500万年前的第三纪中期）及风化
产生了一种别致的景貌：荒芜裸露的悬崖峭壁、圆形山谷（山壁陡峭的
碗状岩石盆地，由冰川运动冲刷而成）、险峻的刀岭（陡峭的岩石山
脊，往往环绕一个山谷或在两个山谷之间形成绝顶）、冰斗湖（经常但
不全是见于谷底，湖水即使在夏天也是冰冷刺骨），深不见底的马蹄形
山谷（斯蒂芬森1990；特鲁曼1971）。湖区裸露在外的最古老的岩石是
奥陶纪时期的斯基多板岩（Skiddaw Slates）。在急流飞瀑的冲刷下，山
脊和山谷呈辐射状散开，犹如车轮的轮辐。
不同于峰区，湖区是酸性的高地沼泽和石南荒原，没有被用来大规
模繁育松鸡。湖区国家公园跨了几个古老的郡县：坎伯兰郡、威斯特摩
兰郡和北兰开夏郡。1974年当地政府改组，又增加了一个新郡——坎布
里亚郡，湖区国家公园现在就在新郡里面。
土豆和煤
在湖区，随着中产阶级旅游业的发展而兴建了旅馆、公寓、周末休
养所和乡村住宅。对当地的文学艺术圈人士而言，这些入侵使人心烦，
还不至于烦不堪言。但随着铁路的延伸，人们从中部城镇可以轻易抵达
湖区，于是平衡被打破。华兹华斯对此表达了道德上的愤怒，但作用甚
微，因为铁路在经济扩张中起着重要作用（马歇尔和沃尔顿1981；沃尔
文1978）。赫伯特·斯宾塞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结集重印，
以“铁路道德与铁路政治”为题，用“所有权契约的误释”来陈述他对契约
法的看法（斯宾塞1855），铁路公司正是按照这种契约运作的。在此，
有必要充分引用斯宾塞关于铁路股东、议会议员和土地主之间的联动关
系的描述，因为湖区抗议铁路扩张的行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庄园主一度是铁路公司的最大障碍，但近些年却成为主要推动
者。起初，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因地产主的抗议而搁浅，后来第
二次提案却获得通过，也是因为它明令铁路远离所有豪宅并避开猎
物保留地。一个贵族委员会压根儿不看任何论据，就否决了伦敦—
伯明翰公司的项目。见势不妙，公司不得不安抚对手，将地产的估
值从25万英镑提高到75万英镑……然而自那以后，政策发生显著变
化……当知道铁路公司通常会支付“土地和赔偿”费用，每英里4
千英镑到8千英镑……当……优先股及其类似股份被准许用来收买
反对方时，当铁路拉动地产迅速升值成为不争的事实时，毫不奇
怪，乡绅会成为铁路的积极支持者，尽管他们曾经是这些项目计划
不共戴天的仇敌……[而且]在1845年，有157个议员的名字出现在
新[铁路]公司的登记簿上，各人所持的财产份额，最高的有29.1万
英镑之多。
（斯宾塞1855：12—14）
不像华兹华斯，政治经济学家哈丽特·马蒂诺（1802—1876）对于
铁路把工人带到山区乡村的运输潜力热情有加。正像华兹华斯一家一
样，她也居住在湖区，而且“宣讲”湖区清新的空气和开阔天地能使所有
禁锢在嘈杂肮脏的工厂和城镇的人们都受益。她也将铁路当作把新观念
带进她认为是落后的湖区社会的一种方式。在湖区，一些有名望的自耕
农对农业科学几无认识，也无多少技术。贫穷悲惨之处不亚于遥远的城
镇中看到的情况。
马蒂诺是一位颇受欢迎的作家， [111] 她用浅易的文字写了一本湖区
指南（1855）。指南提供了平价酒馆和住所的信息，还附有全景图插
页，标出山峰和山脊名称。正文前后的衬页刊有湖区周边豪华旅馆的广
告，列举了最近入住的那些名声显赫的欧洲贵族，还刊登了吸引中产阶
级的旅馆广告。 [112]
在山地和环湖徒步成为方兴未艾的中产阶级时尚时，关于公用道路
和人行道权利的争论应运而生。这场争论导致凯西克地区保护协会于
1856年创立。抗议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多达500人参加了某次抗议活
动，而另一次抗议活动则有2千人参加（《曼彻斯特卫报》1887；转引
自希尔1981：41）。即使记忆有些出入（《曼彻斯特卫报》刊登的信是
在回忆1857年发生的抗议事件），但显而易见，的确有许多徒步者（无
论是来自湖区内还是湖区外）参加了抗议关闭人行道的集会。 [113]
19世纪70年代，当进一步把铁路延伸进湖区的议案提出后，人们害
怕铁路除了可能增加一些工业家的消夏住宅外，还会使中部城镇的工人
潮水般涌向湖区——毕竟火车旅行既便宜又快捷。法国农民曾被比喻成
麻袋里的土豆（马克思[1852]1972：123—124）。来湖区一日游的英国
工业无产者被告诫省下钱来就在自个儿家附近度假，不要外出旅行去受
那个罪：“犹如煤块一样从麻袋里”被倾倒在凯西克和温德米尔，被铁
路“卸煤一般从一站卸到另一站”（罗斯金1876：5—8）。
他们被想象成无生命的物体，当然与那些受过教育独自登山漫游的
人有云泥之别。预料中的愚蠢游客反衬出“英格兰……边界地区的农
民……在他们身上力量和美德依然存在，代表了遭受机械和商业败坏之
前的英格兰的身体和灵魂”（罗斯金1876：5）。公正地说，这种责难针
对的是势头迅猛的大众旅游业。25年前，一次只能运送几千人到湖区某
个小镇做便宜的远足，现在一放假，数以万计的游客蜂拥而至（沃尔文
1978）。
更使湖区保护者怒不可遏的是开矿和采石这类大煞风景的破坏活动
和威胁。在早期的导游指南里，原始工业的煤矿和采石场要么被视而不
见，要么被当作如画风景的构成元素。对于四处铺开的铁路工程来说，
开矿和采石是补偿工程造价的必要手段，这规模就大不相同了。对铁路
和煤矿利益的抵制在道德美学层面和经济层面进行。由于对这类工程的
抗议开始采取有组织的形式，华兹华斯的早期论点被用于环境之战。铁
路反对者一度被指控鼓吹“一种自己的‘美学圈地议案’，该议案为了……
那些有品味的人的利益，将给崎岖壮观的斯基多板岩圈上栅栏”（《威
斯特摩兰公报》1876；转引自马歇尔和沃尔顿1981：208）。
建造水库可以缓解工业城市供水短缺问题，但对湖区则构成另一个
可怕的威胁。瑟米尔湖（常在湖畔派诗歌中出现）被曼彻斯特公司选做
水库坝址。该项目在议会提出，反对者在1877年联合起来组建了瑟米尔
保护协会（TDA）。由当地名人发起，如罗伯特·萨默维尔（湖区的一
个出版家）、约翰·哈沃德（格拉斯米尔的一个地主）和卡里斯勒主
教，协会得到了学术界、土地贵族的支持，还赢得了闻名全国的公众人
物如罗斯金和卡莱尔以及公用地协会的拥护。
在第二次宣读提案时，科克茅斯（华兹华斯湖区出生地）的议员艾
萨克·弗莱彻发言表示支持，反讽的是，他提出该项目能保护瑟米尔风
景区。 [114] 他说该公司获取瑟米尔蓄水区域这
1万或1.2万英亩坎伯兰最美丽的部分，[将会保护该地区]免受
那些审美绅士们的入侵，他们跑到那里浏览风景，在美丽的湖畔建
造哥特式别墅。
（弗莱彻1878；转引自马歇尔和沃尔顿1981：211）
迫于水库反对者的压力，特别是自由党议员威廉·爱德华·福斯特的
压力（他在1870年提交的《基本教育法案》对于义务教育制度至关重
要），保护这片风景区成为公众或全国范围的呼声。结果，议会专门成
立了一个专责委员会而非通常意义的特别委员会，对瑟米尔工程进行调
查。所有的利益方都需提出证据，而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受影响的有产者
（马歇尔和沃尔顿1981）。水库反对者失败，瑟米尔湖被排干、扩大，
改建成水库。
漫游瑟米尔的人备受阻挠，公司禁止库区的雇员和租户“给游客提
供隔夜住宿，提供点心和饮料”（希尔1980：39）。审美绅士不得进入
瑟米尔，直到1989年（没错，是1989年，而不是1889），公众与瑟米尔
景区缘悭一面。直到1989年现代的水处理设施才允许开辟湖边人行道以
供公众使用（威尔士1989）。但是，曼彻斯特水务公司的针叶树人工造
林计划（当然对湖区风景又是一种威胁）已经营造出了大片阴郁的树
林，缺乏林下植被，毫无吸引力。
1879年瑟米尔法案的争论中专责委员会的地位，也为后来其他议题
的辩论开了先例。围绕瑟米尔一案进行的斗争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专为保护瑟米尔成立的委员会不足以阻止私人利益集团在议会获胜。
保卫具有民族重要价值的财产需要全民族的声音。1883年年初，修建穿
越德文特湖南面霍尼斯特隘口的铁路干线的动议就召唤出了全民族的声
音。按计划，这条铁路将成为当地采石业的专用线，但也会带来另一种
可能：游客藉此可以走进本来与世隔绝的山地深处。
反对者在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上发表看法，认为这一计划是对“民
族神殿一次不必要的毁灭”。为此组织了全国性的请愿活动，呼吁保护
这一地区的风景，请愿者把它描述成“在大城市时代自然本身的英国大
学”（马歇尔和沃尔顿1981：214—215）。提案人撤回了他们的动议。
1883年夏季又有一条提案被提了出来：建造一条通到伊纳达尔湖源头的
铁路。在第二次宣读时勉强得到通过，递交给委员会，由于瑟米尔的先
例，这一提案也循例递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就在这个时候，铁路提案
人将它撤回了。文化精英们通过他们的修辞手段——即把伊纳达尔湖的
文学和绘画关联提升到民族性价值的高度，而大获成功，保住了湖区这
片风景；此时，当地的企业家却在力陈湖区的商业前景。 [115]
当地名人的核心团体开会商议了好一阵，最后在1883年组建了湖区
保护协会（LDDS）。这一组织堪称政治诗学或诗歌政治的范例，成员
主要由全国性的华兹华斯学会会员组成。这将近六百人大都居住在湖区
之外的地区，来自法律、政治和学术圈，由此可见这片原本蛮荒之地的
风景区的民族性和典雅化特性（马歇尔和沃尔顿1981）。 [116]
社会改革家、学会人物和风景保护者所属的团体互动呼应，形成保
护湖区的合力。有一些人非常激进，挑战私有财产和土地主神圣不可侵
犯的观念（洛厄1989，塞缪尔1994）。激进派的思想领袖是哈德维克·
罗恩斯利、约翰·罗斯金、奥克塔维亚·希尔和罗伯特·亨特尔。卡农·罗
恩斯利，克罗斯维特的牧师，是LDDS在当地的组织者之一。迁居湖区
之前，他在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的贫民窟任教区牧师，在那儿经由奥克塔
维亚·希尔的导师约翰·罗斯金引见他认识了希尔。此时的希尔正热衷于
住房改革和英国军校学员运动，她也是公用地、敞地和人行道保护协会
（公用地协会）的重要成员，她曾引导协会为保留瑟米尔风景而辩护，
但未能成功。
罗伯特·亨特尔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起为保卫公用地而工作，与
政治经济学家亨利·福赛特一道为政府改革而努力，福赛特也是公用地
协会成员。亨特尔曾经策划过各种措施（前一章已经讨论）防止新的誊
本地产的产生——根据誊本地产保有权，土地主可以将庄园的公用地划
为己有，用于发展房地产。当时，LDDS正在抵抗铁路的入侵，而罗恩
斯利正领导着协会的一个分部，努力使进入权问题成为协会常规议程的
一部分；亨特尔领导的公用地协会则试图争取（公众）进入伦敦伊平森
林的权利。1895年，亨特尔、罗恩斯利和希尔创建全国历史古迹和自然
美景托管协会（国民托管组织）。
（风景）保护哲学的内在冲突很快凸显出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涌入俨然已成文化价值之象征的湖区，通向湖区和环湖的道路已经不堪
重负。那些曾经支持LDDS的土地主把便道给封闭了。过去是保护湖区
免受诸如开矿、铁路或水库的外来威胁，现在则要保护湖区免受那些对
湖区“爱得要死”的游客、别墅建造者和随之而来的服务业的侵扰。这种
状况持续到现在，湖区依然无法摆脱它早就陷于其中的现代困境。重要
的是
就是在湖区出现了最早的论战，挑战有产者随心所欲开发自己
的土地的权利……湖区不仅成为重要的旅游中心，也成为新观念的
温床——孕育人、地产、道德和环境之间的合度关系。
（马歇尔和沃尔顿1981：219）
国家的维度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家公园的概念得以形成。然而，谁构
成“国家”？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扩大了选举权，选民几乎翻番。城镇
和大城市的许多工人获得了选举权，然而农业劳动者和矿工仍然被排除
在外，直到1884年第三次改革法案增加了200万乡村选民。到那时为
止，甚至在那个时候，具有国家意义的风景观还在矛盾中蹒跚：进入风
景区还是阶级区分的方式。
在前几章我们已经探讨了英国乡村别墅里丰富的艺术收藏品如何帮
助改造大庄园的风景，庄园本身成为艺术品，一个（自然）风景的国家
画廊。到19世纪30年代，公众开始讨论起艺术品。艺术品是否最好收藏
在英国乡村别墅里，成为统治这个国家的精英们的镇宅之宝？这些艺术
品是否应该列入国家收藏，以使人人有权接近和欣赏？博物馆是否应该
只为“安静、严肃而孤独的观众”服务（赫尔辛格1994：128）？——听
起来使人想到那些精英，他们漫游湖区，独享美景。
1860年，罗斯金向议会的国家博物馆委员会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
建议另建一种博物馆系统，专门为工人阶级服务，博物馆只配备起码的
管理人员，以使工人能自由自在地带着妻儿前往“他们的”博物馆。 [117]
博物馆给工人阶级展出有价值的作品，至于最珍贵的艺术品（国家珍
宝）则不要拿出来。这样，“阶级差别将制度化，成为一种满足全体国
民有差别的观赏需要的恰当方式”（赫尔辛格1994：129—130）。全民
性的观看不会产生全民性的观赏者。观赏者因阶级、性别和宗教的不同
而类聚或群分，美学民族主义赖以汲取的资源就是英国乡村别墅的居住
者。介入审美生活并非与工人阶级无缘（远不是这样），但是要在恰当
的空间进行。
罗斯金强烈谴责品味受质疑的大众来到湖区，他的根据也是分寸的
问题：知道自己属于什么地方，不要到处跑来跑去的。当谈到湖区问
题，罗斯金气势咄咄地质问支持扩延铁路的改革者：
你们为工人酗酒的费用大惊失色，除了震惊，你们就不能教教
他们从一年的工资中存下足够的钱，去租辆马车游玩一天，带上太
太和小宝宝，驾车20英里，就到了令人愉快的野外，随心停车，在
青苔如茵的堤岸上打开野餐篮子？如果他们觉得此处无景可赏，那
么到了别的地方他们也找不到可赏之景；你们铁路公司能为他们做
的就是在格拉斯米尔周边开设酒馆和九柱游戏场，而他们很快就会
给这些地方留下一堆垃圾，岸边到处是破碎的姜汁啤酒瓶。他们的
心灵并没有因面对湖区美景冥思而有所改善，这跟到黑泽 [118] 没
有什么两样。
（罗斯金1876：5—6）
最好让工人去欣赏他们熟悉的家门口的风景，而不是旅行到远方
——那里的风景他们既不认识又不能融入（风景犹如博物馆，是有阶级
定位的）。在此，罗斯金只是重申了华兹华斯早期反对铁路入侵湖区的
论点。引起争议的不是参与观赏国家珍藏的行为——不管观赏的是物品
还是风景，而是阶级的资格。为工人阶级进入博物馆或湖区的精华部分
提供方便就是纵容“非分之事”（道格拉斯1966）。
初看起来绝对矛盾的是，风景是“在罗斯金想象中，让所有国民可
以融为一体的唯一一种观赏空间”，因为它而且只有它“为所有英国国民
提供了共同的美学基础”（赫尔辛格1994：139）。然而（一个巨大
的“然而”），共同基础的前提是已经教育工人阶级不去触摸而是凝视风
景。教育眼睛去正确观看的过程是通过绘画实践获得的，这样工人阶级
就会成为透视性凝视的积极实践者。赤裸裸的阶级区分既非在英国外省
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发起，也非在观赏自然风景的方式中付诸实施。因
为在英国这样著名的由阶级结构组成的社会，几乎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湖区风景的保护遵循华兹华斯的理念，即风景是“一种国家财产”。
但是，随着土地市场的日趋扩大，当土地被拿来出售时，人们意识到土
地是和拥有捐赠艺术品而使之成为无价之宝的国家美术馆不一样的，尚
无法定机构能保证土地永久撤出流通领域。尽管国民托管组织在1895年
成立，直到1907年议会才立案承认它是一个法定机构，有权永远持有土
地。在今天看来，国民托管组织可以说是推进了罗斯金的目标：形成正
确的赏景方式并帮助形成民族美学，这种美学“把英国风景定位为民族
性赏景的定义性空间”（赫尔辛格1994：126）。
在英国乡间进行的大规模的风景再造运动，迫使农业工人流离失
所，这一切加剧了业已存在的阶级对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保护
大庄园和居住在庄园之内的那些终生租户，国民托管组织现在可以被描
述成一个给潦倒的乡绅们提供救济的庞大体系。自成立以来，托管组织
表现的主流文化被贪婪消费，这是一种抹去了其产生条件的文化。意义
和实际体验脱钩，而“在此过程中，一系列源自‘我们的’传统的共同设想
和选择……出现，尽管存在差别”（罗斯伯里1989：45）。仅仅在不久
前，青年国民托管剧院在托管组织拥有的地产里上演戏剧，演示了另一
半人的生活方式。其中一出名为《鲜花与奴隶》，描写了宪章运动人士
和他们住在别墅里的工厂老板们（特纳1996）。
1870年，在他的剑桥任职演讲里，罗斯金将英国风景视为对美好往
昔那种本地的、神圣的、慢节奏的沉积的纪念。面对那些将成为帝国总
督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他如是描述风景：
只能被高雅之士欣赏；而且只有通过音乐、文学和绘画才能欣
赏……一个孩子，出生于有教养的种族，对美具有内在的直觉，而
这种直觉源于他出生前几百年间反复实践的艺术。
（罗斯金1870；转引自赫尔辛格1994：139）
实际上，是前一个多世纪的如画风景美学实践创造出了罗斯金挚爱
的湖区。
同时，罗斯金还将英国的民族风景扩展到未来和异国海岸。他敦促
国家“开拓殖民地，能有多快就多快，能有多远就多远……抓住每一片
她能踏足其上的硕果累累的荒野”（罗斯金1870；转引自赫尔辛格
1994：139）。“硕果累累的荒野”这一表达立即使我们想到土地改良和
科学耕种的说辞——其前提就是将原住民驱逐出去和消灭一种生活方
式。至于“抓住……荒野”则是以透视性凝视的政治模式说话。
英国风景和异国风景之间这种话语关联表达了大英帝国意义层面的
英国民族主义，也为英国的风景作为民族性赏景的定义性空间这种理念
增加了另一维度。下一章我们将讨论湖区与康堤风景的意义关联，以及
如何在塔斯马尼亚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看到湖区和英国其他地方。这
些表面和象征的观景方式体现出政治性和再现性的透视视角的整合，以
及英格兰如何依偎在大英帝国的怀抱。
阶级与休闲
非国教派、早期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教育运动为工人阶级徒步运动提
供了“刺激和指南”（泰勒1997：85）。漫游俱乐部因其领导者的宗教背
景、政治思想、阶级成分以及其服务对象而各有差别。 [119] 不是所有的
俱乐部都对路权或敞地进入权看法相同。苏格兰凯恩戈姆山俱乐部
（Cairngorms Club），1889年成立，旨在鼓励stavaiging（随意漫游）；
而苏格兰登山俱乐部，1890年创建，特别撇清自己不介入路权问题。与
之对照的是，19世纪90年代组建的利物浦乡下人（The Liverpool
Hobnailers），成员是一帮“固执的漫游者，专门到不准进入的地区散
步”（希尔1980：25）。在一个自我完善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
休闲漫游与博物学的热情合二为一。因此漫游具有了教育色彩，而经营
漫游则纳入了宗教因素。 [120]
合作假日协会（CHA）由非国教派牧师托马斯·亚瑟·伦纳德（1864
—1948）创建。国教会中没有与之等同的组织，尽管博物学俱乐部的运
作始于英国国教会，也经常组织下午或全天漫游。从协会以前未被细察
的档案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主要是工人阶级的运动”（CHA，1898年10
月8日纪要）如何帮助漫游者观赏风景。
兰开夏郡的科恩公理会教长T.A.伦纳德，为他的教区组织了一个大
众化的周六下午漫游俱乐部。 [121] 在伦纳德的布道里，假日期间“魔鬼
的影响不容小觑”（伦纳德1891，斯匹克1993：3），他发觉谈论“路边
的花朵和华兹华斯”以及自然的“神圣的纯洁”是一剂解毒良药（伦纳
德，n.d.c.1910）。在1891年6月，他带领30个男性教区居民在湖区进行
了为期四天的山地徒步，每个人花费21先令。1893年，268个男女工人
前往湖区与伦纳德共享一个徒步假日。后来，人数猛增：1894年有673
人，1895年有1064人。1894年，伦纳德离开教堂，专职管理CHA。该协
会在1897年成为一个法定机构。
1897年，它便宜的徒步假日活动一个星期的费用是30先令，而周末
只要13先令。根据它1897年2月27日纪要的记载，此时CHA的“女管理人
的周工资是25先令，外加三等车厢的火车票钱（也许是从她们家到CHA
的票钱）和洗衣津贴”。同一天的内勤委员会纪要则显示出“女管理人可
以让她的任何一个仆人参加漫游……但要考虑该仆人的品行”。仆人们
都是女性。两年后，内勤委员会纪要称呼女仆是“助手”。需要指出的
是，男性游客被要求帮忙做些厨房体力活和杂务。
CHA假日活动晚上会安排讲座和幻灯片放映。1895年成立的演讲者
委员会对于演讲做了规定：
具有随意的特点……演讲的绅士就自然科学、历史和文学进行
即席演讲，使用当地的实例；……在户外谈话中，每个演讲者需要
介绍值得读的书，最好是“国民家庭阅读联合会”（NHRU）通识导
读课指定的好书，而且要求NHRU执行委员会在《通识课程杂志》上
专辟两页用以刊登1）假日协会通知；2）假日演讲谈话涉及到的科
学和文学问题的答案；3）演讲笔记；4）文学作品推荐……作为回
报，[协会]保证追加500个成员加入阅读联合会，或向其支付同等
数目的费用。
（1899年3月24日CHA纪要，116—117）
CHA还与伦敦技术学院达成协议，广告宣传彼此的假日项目。 [122]
CHA假日活动包括由约翰·布朗·佩顿（1830—1911）指导下的早祷，佩
顿是国民家庭阅读联合会 [123] 的非国教派教育家。某位马蒂诺博士与他
一起工作，确保活动的适当性（1897年10月23日CHA纪要）。这人很可
能是哈丽特·马蒂诺的兄弟，唯一神教派教长詹姆斯·马蒂诺（1805—
1900）。哈丽特是工人阶级到湖区度假 [124] 的坚定支持者。晨祷由假日
团队的当地秘书朗读，但这种职责“并非强制性的，如果秘书不愿意自
己履行这个职责，他得尽量找个人代替”。团队秘书通常是男性。
根据1899年3月24日CHA纪要的记载，湖区保护协会的科伦·罗恩斯
利（后来成为CHA的理事）就他们在惠特比的房子写了一首十四行诗。
尽管这首诗没有在纪要中全文保存下来，但结尾诗行在其他地方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