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第三章讨论过的游吟民族主义涉及一种假想的、前都市时代的人与
地方和谐，而这首维多利亚时代的游吟民族主义诗歌充满了工人与他们
在生活中的地方和谐相处的神奇幻象：
劳动的世界——胜过凯德蒙 [125] 之华章
高贵的音乐在我们英格兰流淌。
在这儿，山坡上的希尔达教堂，
上帝的竖琴又开始奏响
爱情之乐，同情之音。
但见工人们来到，接二连三
离去时精神满满，带走音乐的甜蜜希望
人类兄弟情谊的时光，一曲悠扬。
（罗恩斯利1897；转引自斯匹克1993：39）
通过与罗恩斯利这样人士的联系，CHA加大了风景保护的努力。例
如，1898年执行委员会决定协会要签署一份抗议，阻止建造通往威尔士
的贝德格勒特的轻轨铁路，并决定就此事“倡议协会成员与各自选区的
议员联系”（CHA，1898年2月19日纪要）。所谓成员即指每一个参加
CHA假日的人。
假日吸引的人数太多，因此协会决定“成员们组成分队参加活动，
每队由自己的负责人维持秩序”。每星期的活动人数限于50人的建议并
未得到执行（CHA，1897年10月23日纪要）。许多妇女要求参加CHA
假日，协会决定“女性的比例不得超过总人数的2/3，而且为了减少男性
成员的登记障碍，……对迟预订者收取的费用从2先令6便士减少到1先
令（1897年1月4日和5日纪要）。没有证据显示为什么认为男性会在最
后一刻才预定假日活动，而女性总是提前预定——难道因为妇女外出度
假要看月经周期，较少随意预订？或许因为妇女更难立刻抽身离开工
作？
CHA“新鲜空气基金”对前往格拉斯哥、布拉德福、谢菲尔德、利物
浦、利兹和曼彻斯特徒步者每人支付7英镑，前往诺丁汉和奥海姆每人
支付4英镑（CHA，1895年12月30日纪要）。CHA自己的穷人假日项目
（享受“休息和自由”而非远足的假日）有时只让女性参加。这类资助性
质的假日项目一直持续到二战时期，有关报告表明女性构成了游客中的
大多数。 [126]
CHA假日徒步项目非常成功，漫游俱乐部的数量增加很快，特别是
在中部地区。为了与俱乐部保持联系，协会出版了一份小开本的月刊
《同志之谊》。月刊包含短篇文章、书评、回忆、协会“乡亲”的出生、
死亡和婚姻声明、各中心的照片和免费假日项目一览表、协会官员的主
要文章及俱乐部新闻。 [127]
尽管参加CHA的假日项目和加入当地CHA俱乐部的女性数目庞
大，但描述徒步活动的方式和语气却明显是男性的。而且那是一个自我
意识不那么强烈的世界，下面关于徒步的段落可以看上去完全没有任何
性别含义：
……真正热爱大自然的人是从来无法“抵达”的人。随着越来
越亲近，他的惊叹变成欢乐，欢乐又转成爱恋。他……感觉越来越
有在家的感觉，然而他的追求受到许多无以名状的非智性因素的制
约……在吹拂他脸颊上的柔风之后……深深隐藏在……他所攀登的
山肩之下的，是许许多多深不可测的问题……然而人……继续沿
着“那迷宫一样的真理之幽径”追寻下去，认为[这样做]就会有一
天能了解自己。
（《同志之谊》17卷，1914年3月，“芝麻开门”，4：52）
性别问题在《同志之谊》的刊头以不同方式再现。起初，刊头是一
条狭窄水平带，由重叠的人字形标志分成三块。最大的中间那块画了一
个年轻男士，背着帆布背包，一只手拿着手杖，面对着手拿一小枝橡树
叶的年轻女子。男士的视线越过女子，女子则直视着我们。他们的右臂
伸向对方，两手紧握成兄弟般“同志”的姿势。他们身后矗立着一棵树，
几乎填满画面，两边各有远山、悬崖和大海。左右的两块中各有一棵小
橡树苗，其中一棵的根部由书本支撑着，另一棵则环绕着鲜花，花丛中
是一个帆布背包，带扣上印有首字母CHA。设计没有署名。
到了1924年，刊头放大，画面也变了。两个年轻男士和一个年轻女
子坐在青草茂盛的小山上俯瞰大海，一本书放在女子身旁。另一个女子
披着一件斗篷，站在这群人后面，也在眺望着大海。唯一可见的鞋子是
步行鞋而不是靴子。在小山丘上有一棵孤零零的松树。背景的一边是群
山，另一边是海崖和海滩。在下方，像是给他们休息的地方衬底，是刊
物标题《同志之谊》，两侧画着帆布背包和敞开的书本。 [128]
到了1932年，全幅的封面替代了窄幅的刊头。前景是一棵巨大的橡
树，枝干延伸到海岛之外，中景的一侧是一个衰败的城堡，另一侧是有
着尖塔教堂的村庄。群山构成背景。群鸟从城堡的要塞和村庄飞起，围
绕着橡树飞翔。树的上方是弧形的《同志之谊》字样，而树中飘出一个
束带，上面写着“合作假日协会杂志”，这些在橡树中部形成了一个心形
图案，其中穿插着CHA几个字母。CHA组织的要旨就是融合同志之谊
和国家之爱。
在英国历史上橡树一直具有象征意义（托马斯1983）。前前后后，
国王和叛乱者都挪用过橡树的象征，表达不同的政治观点。至于海洋，
它在刊头所占空间不断扩大。在1911年版式中它处于次要位置，而在
1932年版式中则占据了主要位置，意义显然非常重要，这表达了与CHA
政治观念不相符的岛国褊狭状态。CHA是国际联盟的一个成员机构，它
从自己下辖的各个分支机构收集签名，提交给1932年2月的日内瓦裁军
会议（《同志之谊》23卷，1931年12月，“世界裁军”，2：5）。它长期
通过内刊宣传自己的理念：“CHA的部分工作就是帮助推进国际运动”，
为了这个目的，协会呼吁人们学习法语或德语以便在出国旅行时能够
与“同伴”交流（《同志之谊》5卷，1911年9月，“CHA”，1：3）。到
1913年，CHA已经有42个假日中心，其中5个在爱尔兰，5个在欧洲大陆
（泰勒1997）。
一战期间，《同志之谊》似乎幸运地摆脱了过激好战的爱国主义的
影响，即使它呼吁自己的成员机构接纳比利时难民。 [129] 杂志刊登了在
部队服役的CHA成员的信件，可想而知，也包括对他们在国外行军时所
见风景的描述。驻扎在印度的阿尔伯特王子团的一个列兵H.H.格兰杰在
写于1914节礼日 [130] 的一封信中证实了华兹华斯的观点，即湖区能以某
种方式被眼睛领悟，那是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所不能的。列兵格兰杰的信
（部分）这样写道：
我们三个……攀上了印度南部最高峰，尼尔格里的多达贝塔
山。山峰海拔高达九千英尺……尽管多达贝塔非常高，视野开阔，
景色壮丽，但我仍然认为它远远不及我们那些低矮得多的山峦气势
夺人。这座山呈大约海拔两千英尺高的阶地逐级抬升，阶地之间彼
此掩映，使你无法尽情欣赏到山的主峰和它的气势。
（《同志之谊》14卷，1915年10月，“书信”，1：14）
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对湖区神话般的想象，部分来自早期山地徒步
和攀岩的同好们。他们在写到这些野外活动时，都把自己当成中心人物
——尽管世世代代的牧羊人和当地人早已徒步过山地，攀登过岩石。的
确，休闲活动历史是基于“新生事物由上层社会发起而逐渐传播到下层
社会这一假设”来书写的（坎宁安1980：10）。早些时候，人们把湖区
如画风景与阿尔卑斯山联系起来，后来又通过地貌特征的比照来确认二
者的联系——比如莱斯利·史蒂芬斯就求证于冬天或早春的湖区景色，
因为这时湖区冰雪覆盖，几近阿尔卑斯的情状。 [131] 自19世纪中期以
来，颇有难度的攀岩运动已经流行开来，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
湖区的岩崖和主峰前的拱壁被大多数专业攀岩者系统性地突
击。阿尔卑斯山区几乎所有的高峰全被征服，这就意味着登山同好
者越来越转向攀岩运动，与单纯而简单的登山活动截然不同。
（里福布尔1977：249）
这样，登山家开发出湖区一些著名的岩峰。攀岩者拍摄的照片被制
成明信片和幻灯，当作攀岩书籍的插图，从而使湖区更加出名（克雷格
1992；里福布尔1977；米尔纳1986）。
在帝国和开发时期，湖区的攀登活动满足了“竭尽体力极限的欲
望……这[给人以]征服的快乐，而不会给被征服的对象带来不幸”（米尔
纳1986：109；转引自科卢克1900）。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想登山，于是
一个新的登山俱乐部在1898年成立，和阿尔卑斯俱乐部一样，这个登山
俱乐部也只接受有专业和大学背景的会员。1907年，英国湖区山地和攀
岩俱乐部成立，会员资格放宽，接受工人阶级入会，他们可以骑自行车
从附近城镇赶到湖区参加活动。与阿尔卑斯俱乐部不同的是，这个俱乐
部接纳“女士”，她们不仅具备入会资格而且还有优惠折扣。
在一次关于湖区山地徒步和攀岩的讲解中，阶级问题跳了出来——
讲解是1984年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举办的专题讨论会的一部分。这
个讨论会与题为“发现湖区”（默多克1984）的展览合办，期间正在酝酿
湖区国家公园入选世界遗产的事宜（提名后来遭到否决）。 [132] 正如讲
解中的例子所显示那样，阶级、自上而下传播、命名和言论压制交织在
一起。
沃特·帕里·哈思科特·史密斯开始他的一系列精彩的登山活
动。他当时21岁，偶然地选择了沃斯代尔黑德（Wasdale Head）作
为剑桥的两个阅读小组的登山基地。他本人原是伊顿公学的学生，
就读于剑桥，后来当了律师，他的背景与阿尔卑斯俱乐部其他人一
样……
1888年，塞西尔·斯林思比，一个约克郡商人和阿尔卑斯俱乐
部会员……告诫其他的会员“不要在我们自己的山地被外来者打
败……在我们征服海外时，不要忽略湖区”。
另一个先驱是诺曼·科里教授，一名出色的科学家……1892年
他领队第一次攀登斯可斐峰（Scafell）的莫斯峡谷。
伯肯黑德的律师戈弗雷·索里是第一个从更险峻更裸露的路线
登山的人，1892年他登上了大盖布尔鹰巢山脊。
1890年，一颗新星升起，也许是最伟大的一颗，欧文·格里恩
·琼斯，威尔士人，但出生在伦敦。一名年仅23岁的教师……（着
重号为后加）
1914年，湖区在英国登山地区中首屈一指，此时一个曼彻斯特
的年轻人首次登上了斯可斐峰的中心拱壁石柱。此后20年中这都是
本国难度最大的攀登。
（米尔纳1986：106—112）
在一一列举出来的登山精英的名字、教育背景和职业之后，出现了
一个曼彻斯特的年轻人，他的成就人所共知，但本人的名字却隐而不
彰。实际上，他就是西格弗里德·W.黑尔福德，1915年12月在战壕中阵
亡。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国家战斗过的工人阶级要求进入乡村。 [133] 便
宜的火车票价和自行车俱乐部的增加，使得成群的年轻工人和中产阶级
人士出发来到开阔的乡村。人们对无年长妇女陪伴的少女的活动和衣着
态度不再那么严厉，这也促进了外出漫游。然而，一些妇女仍然感觉裙
子下面还要穿上长及膝盖的短裤太碍事：行走路上，当最后一所村庄抛
在身后时，她们脱下裙子塞进帆布背包里。来自北部工业地区的工人曾
接受过峰区登山训练，他们可以在周末骑着分期付款购买的摩托车，花
费不多而又快捷地抵达湖区。 [134] 在那儿他们开辟了新的登山路线，使
这项运动显示出激进的工人阶级色彩，特别是在他们穿着袜子或赤脚登
山时（库克1974；希尔1980；泰勒1997）。
登山者的鞋子千奇百怪，从昂贵的登山靴到“国产的”仿版，钉有平
头钉的靴子。登山靴的鞋缘钉着软铁钉，要在阿尔卑斯山区加穆尼克斯
谷等地方买，而便宜的胶底鞋（橡胶鞋底的帆布鞋）每个人都能买得
起：
在斯可斐峰……我们发现橡胶底鞋子真不错——没有一次滑
跤。我们常常看到岩石上有平头钉靴子的划痕，有半码长，而穿橡
胶鞋却从来不滑脚。
（史密斯c.1922n.p.） [135]
但是对山地的体验也取决于食物和住宿。在斯可斐峰进行了一天艰
苦的攀登后，
我们饿得要死，渴得要命，洗漱过后，坐在吸烟室里喝着特别
为我们准备好的茶。喝完茶，晚饭已经备好，我们，没有什么好扭
捏的，像狼一样走进餐室扑过去！我们大吃大喝，风卷残云。
（史密斯c.1922n.p.）
人们可以用最少的钱到湖区这样旅行一次：
在度过了两三天最美妙的日子后，周五我们不得不离开格拉斯
米尔。我们花钱不多，却得到了古迪桥旅舍的波维克太太的悉心照
顾，每晚仅需6先令，包括晚餐、床铺和早餐。还有人说湖区价格
太贵！实际上，这是各地的通常价格。
（史密斯c.1922n.p.）
按照这样的开销，15英镑可以在湖区过上一个月。而在阿尔卑斯
山，光一个月的向导费就是这个数的10倍。
湖区正成为休闲的好去处，不同阶级的人会在此相逢或者至少在这
儿打个照面。1910年和1914年的弗内斯铁路海报广告声称：
游览优待票和周末票全年有售，包括夏季从伦敦和其他主要外
省车站发车的便宜的旅行车票。若需要带插图的导游手册、旅游项
目指南等，可向铁路管理者申请。
（湖滨铁路学会）
湖区的介绍向远足者呈现了文学家和油画大师所赞颂的如画风景。
有些海报描述了“英国湖岸”和“英国湖泊”沐浴在月光下的美景。另一些
则展示了别墅以及周围如画风景的小插图，这些是罗姆尼、罗斯金、骚
塞和华兹华斯居住过的地方（每个人的名字都出现在对应的插图上）。
空间进入权的斗争与政治进入权的斗争交织在一起。1918年初（战
争结束前几个月）通过的第四次改革议案，某种程度上接近了认可妇女
选举权的要求，妇女在战争中证明了自己的努力是有效的。 [136] 政治进
入权的斗争多少算是取得了胜利，工人阶级选民要求空间进入权的斗争
可以更加坚定地插入政治舞台。
条条路径交集：道路进入权、敞地进入权和风景
维护
如果一条人行道要被视为法定公用道路，它就得从一处居民点通向
另一处居民点，1900年公用地协会以萨里郡的里士满山为例质疑了这种
观点。协会已经在那儿介入哈姆和彼得沙姆公用地的保护，这项计划
与保护运动密切联系，要保护里士满山下一带泰晤士河和山谷
的秀美全景免遭建筑的毁损——这儿是伦敦附近所能发现的最美风
景之一，是艺术家经常光顾的地方，是诗人垂青的主题。
（埃弗斯利1910：232）
这一个案说明通向山峰或观景点的道路也可以被视为公众有权通过
的道路。
为了进一步保护“里士满山的中远景”，敞地协会、郡议会和地方当
局一起集资买下了依据普通法而被圈起来的公用地。1902年的《里士满
山、彼得沙姆和哈姆法案》是第一个“体现出地方当局为保护风景而购
买地产的原则”的法案（埃弗斯利1910：236）。身带汗味的俗人，连同
那些淡定而有审美情趣的精英，都获得了选择某个观景点欣赏风景的权
利。
早期大多数人行道保护协会的目的是维护或重新开放当地古老道路
的通行权。敞地进入权的推动则是19世纪末期的一个发展。为了更成功
地争取公众进入沼泽地和公用地的权利，各类漫游俱乐部在20世纪初期
开始结成联盟。因此，以伦敦为大本营的漫游俱乐部联盟（FRC），公
用地协会的一个分支，与布里斯托尔、加迪夫、达令敦和纽卡斯尔的俱
乐部合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这些联盟活动，1926年，谢菲尔德地
区二十个左右的工人阶级漫游俱乐部完成了结盟的进程。在那时，还有
38个漫游俱乐部结为曼彻斯特联盟（霍特1995）。1931年，11个地区联
合会组成了国家漫游者联盟委员会。
敞地进入权和政治进入权的要求相互交织，彼此呼应。徒步俱乐部
形成了更成熟的政治策略，利用议会政治达到目标。因此，1922年成立
的漫游俱乐部曼彻斯特地区联盟通过这样的问题来考察那年的大选候选
人：“如果你当选，你愿意与我们合作提交公众自由进入沼泽和山区的
议案吗？”（希尔1980：57）
在工业界动荡不宁的时期，英国农业也遭遇到世界竞争的影响。当
经济和社会危机持续不减时，土地使用规划者意识到休闲性进入权必须
纳入正发生在乡村里的经济和策略变化中（罗杰斯1989；泰勒1997）。
饥饿、无家可归和失业现象在北部地区比南部地区更严重，而政府位于
南部地区，看起来对这一切漠不关心。穷困潦倒的流浪、饥饿游行、无
家可归和大量的失业与上层阶级理想化的“徒步旅行”同时并存（莱特
1985）。与那种“徒步旅行”联系在一起的是孤独的长途漫步者（他通常
受过大学教育），要么是牛津剑桥的阅读小组成员，要么是莱斯利·史
蒂芬斯那样的周日徒步者。换言之，“徒步旅行”显然大都是有南部郡县
的倾向。
1926年大罢工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社会影响分布并不均匀，这
意味着英国东南部在经济上相对而言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繁荣起
来。郊区住宅区，或人们所说的“带状开发”（建筑沿着主干道延伸）得
到国家电力网、铁路网和汽车的支撑。当中产阶级移居郊区时，更富裕
的阶层则进入乡村。
混凝土路面又没有树篱的主干道、沿线密布的大型广告牌、加油
站、高耸的电线铁塔、头顶上交织的电话线和电线，支持了一片片蚕食
着郊区的“平房皮垢”，而道路、小汽车和公共汽车为城市下层阶级的短
途旅行提供便利，使他们能够更快地到达更远的地方野餐，丢下垃圾
（班斯1994；琼斯1990；杰弗里1983；罗温萨1980；纽比1987）。 [137]
英格兰的“丑陋化”再次促使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出来保护风景。郊区居
民可未必喜欢一些农业活动——就是这些农业活动造就了他们如此乐于
侵扰的风景（米勒1955a）。
进入权开始裹上了美学修辞外衣。风景保护的推动获得了组织形
式，1926年成立了英格兰乡村保存委员会（CPRE），下辖40个分支机
构，代表了各类与土地相关的利益集团。 [138] 其支持者是“一群积极撰
文保卫乡村的知识分子”（琼斯1990：251），他们充当事实上的游说
团。在风景保护曲折的进程中，有一个预示了后来遗产业兴起的暧昧情
况，那就是旅游业支持保护，因为永恒的英国风景是新近汽车化的旅游
业的卖点，特别是吸引国外游客。
那些保护目标中隐含着具有反讽意味的双重困境，即一旦什么地方
被认为是特别的、值得保护的，它就会成为越来越多人兴趣的焦点。对
乡村而言，普通人对它的兴趣在当时被视为一个问题。乔治·麦考利·特
里维廉（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其可读性极强的著作是20世纪
30年代和40年代的畅销书，他也处于这种双重困境之中。他的历史改良
观——人类有力量使历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前进、进步和改善的过
程，忽略了社会黑暗面。人们会将他关于心灵普遍进化的理念归因于他
与达尔文和赫胥黎两人的关系。然而，去掉他的历史观阳光一面，则是
他针对城市英国以及它入侵乡村之进程的文化悲观主义。在贬低城市、
颂扬乡村时，他帮助孕育了他所谴责的行动（卡纳戴恩1992；科里尼
1992）。
最新出版的特里维廉传记（卡纳戴恩1992）展示了知识圈、政治圈
和社团圈之间的交互关系。从这种联系里可以瞥见他们与风景美学、土
地使用规划、风景维护和进入权之间的关联。特里维廉的父亲乔治·奥
特·特里维廉有位密友詹姆斯·布莱斯，是许多苏格兰山区进入议案的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