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从事议会的风景保护项目和进入权活动（见第四章一览表5）。大萧
条时期，他把沃林顿的附属建筑改建成宿舍提供给诺森伯兰徒步旅行者
联盟，后来又把这些宿舍捐赠给青年旅社协会（泰勒1997），他的兄弟
乔治是该协会第一任会长。
由于特里维廉在国民托管组织担任过各种官职，他的意见得以进入
CPRE（英格兰乡村保存委员会）。迫于CPRE的压力，政府在1929年成
立了国家公园委员会，考虑是否建立一个或多个国家公园和在什么地方
建的问题。相关考虑在《艾迪生委员会报告》中有所体现（见一览表
6），委员会建议实现两级体制：地区性保护区允许休闲性进入，而国
家保护区成为科学目的的自然保护和观察活动的专门区域（迪特1996；
霍特1995；泰勒1997）。 [139]
在当时席卷英国的关于混乱和变化的一般性讨论中，规划者和风景
维护者之间的辩论被解读成“特别的、风景化的英国公民权版本”（麦特
李斯1995：93）。华兹华斯曾将湖区描述为“一种国家财产……每个有
感受的眼光和欣赏的心灵的人有权亦有兴趣拥有”。罗斯金的目标就是
培养这种眼光和心灵。针对英国丑陋化，城市和乡村规划发展了浪漫主
义的思想（迪特1996），强调大自然非物质性价值的重要性，强化品味
和法定的美学。当然，
到20世纪30年代，一个势力不可小觑的“环境游说团”已经出
现，致力于保护乡村免受城市无序扩张和城市方式的威胁……提倡
乡村的精神愉悦，保护乡村免受大量游客的“疯狂涌入”，非常明
显，这是一种两难局面……为了“国家”，乡村需要保护，但是要
远离“公众”。
（纽比1987：176，着重号为原文）
《艾迪生委员会报告》提名把湖区规划成国家保护区，结果1932年
形成了一个坎伯兰区域规划机制。官方承认湖区是一个跨越了坎伯兰、
威斯特摩兰、兰开夏各郡行政界限的整体，要求“湖泊地区”成立单独的
规划机构。湖区之友（FLD）很快成立，以便取得这片风景保护和维护
的发言权。华兹华斯学会里的牛津剑桥成员曾经是19世纪80年代创立湖
区保护协会的后援（见155页）。现在，在乔治·特里维廉帮助下，剑桥
成立了湖区之友分部。
1934年6月17日湖区之友成立大会上拍摄的一幅主要组织者和支持
者照片中，前排有T.A.伦纳德（CHA及1913年成立的分支——假日联盟
的创立者）和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后排有帕特里克·阿伯克隆比，土
建设计和城市规划教授，后来封为爵士。这群人站在凯西克的菲茨公园
入口处的最高台阶上。怀特黑文的罗兰·泰勒（当地漫游者协会活动的
领导者）站在略靠一边的地方，比那些风景保护界的国家级和地区级名
人低一个台阶。泰勒不同于其他男士（除了那些穿牧师服的人外），既
没有穿三件套西装也没有打领带，他的衬衣领口敞开，翻在一件看起来
像是休闲西服的上衣领子外面。他与这些名人群体拉开距离，由此可见
他们的阶级关系。 [140]
1935年，在地理学家沃恩·科尼什（他曾从华兹华斯那里和自己的
美国及南非国家公园之行中大受启发）的影响下（迪特1996），CPRE
成立了国家公园常务委员会。该委员会代表来自漫游联盟、野营、自行
车和摩托车俱乐部及其他各类科学团体。常务委员会赞成艾迪生委员会
关于两级体制的设想，但由于大萧条的阻碍，中央政府没有落实任何一
项建议。
漫游联盟就此议题产生分歧：是全力投入国家公园和人行道保护，
还是呼吁向公众开放山区、沼泽地、公用地和私人未开发的土地。1935
年，国家漫游者俱乐部联盟变身为漫游者协会（RA），全力支持推进
国家公园计划。其他支持国家公园的机构有CHA、假日同盟和自行车旅
游俱乐部。曼彻斯特联盟致力于进入敞地，拒绝使自己成为新协会的分
支。公用地协会和CPRE主张通过协商讨论进入权问题，而国民托管组
织的主要使命是保护风景，而不是推进公众的进入权（洛厄1989）。然
而，那个公众却不容忽略。
工人阶级的徒步旅行和漫游已经从普及达到狂热的程度。20世纪30
年代初期，据估计“定期徒步乡村的人有50万。仅在德比郡峰区，一个
夏季周末徒步人数就达到1万”（洛厄1989：122）。有些实际集合到一
起徒步的团队规模惊人：200人、300人、700人、800人甚至1600人！
（泰勒1997）下面这个普通的例子取自湖区（按今天的标准人数也够庞
大的了）：
我们……在卡特贝尔斯开始登山，径直顺着山脊攀爬，越过梅
顿沼地、内洛沼地和伊尔峭壁，抵达戴尔海德山峰并在那里吃午
饭。休息时看到我们的第一批“团队”，他们正在攀登罗宾森山，
在天际线的映衬下，看起来就像许多根火柴。这个团队大约，我估
计，有60到70人。
（史密斯c.1922n.p.）
自行车、汽车和协商而来的便宜火车票，是漫游俱乐部逃离城市的
工具；缩短了的工作周和到教堂做礼拜的次数减少，这一切使人们能够
在周末外出放松。一首漫游者之歌反映了这种感觉：
我是一个漫游者，一个来自曼彻斯特的漫游者
艰难跋涉在沼泽，我获得我全部的快乐
我也许是工资奴隶，在周一；
但我是一个自由人，在周七…… [141]
当然，出去漫游的还有失业者。对他们而言，这一点与19世纪极为
相似，走出城镇的唯一成本就是靴子磨损或骑车到沼泽地所耗费的体
力。 [142]
E.V.卢卡斯的《开阔路：给旅行者的一本小书》在1899年初版，到
1932年已经再版40个版次。 [143] 这本袖珍诗歌选集将文学与风景匹配起
来，用的是一个年轻的徒步旅行者的视角，与画室的风景视角截然相
反。这些诗歌是散发出怀旧气息的“乡村”文学奇葩的一部分。193217
年，乡村作家S.P.B.梅斯应英国广播公司的要求进行了穿越英国1万5千
英里的旅行。他的徒步经历构成了一系列BBC谈话节目，旨在激发“听
众的欲望：探索并重新发现自己的岛屿”（转引自泰勒1997：231）。梅
斯显然叩动了人们的心弦。1932年，当他组织一次半夜火车远足，前往
苏塞克斯的占克顿伯里圈 [144] 观看日出时，有1万6千人前往！不幸的
是，太阳被云层遮盖了（洛厄森1980）。
想想看大批游客围着某个风景点散步的情景，发现漫游者
（ramblers）、徒步者（hikers）和远足者（trippers）之间有些矛盾摩擦
或许也就不足为奇。从漫游者、登山者和高尚的风景维护者角度来看，
远足者都是些随地乱扔东西、听收音机、吵吵闹闹的城市人，而漫游者
（根据一份RA的文章）将徒步者视为“小镇人”，对于他们应该很了解
的乡村知之甚少（霍特1995）。
工人阶级徒步者在乡村很容易受到生理和语言的骚扰（霍特
1995），并在文学作品中受到嘲弄。玛丽·巴茨的《给徒步者的警告》
（1932）严厉斥责来自中部地区的工人徒步者土腔土调、语言“粗俗”、
鞋子不得体，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欣赏真正的英格兰，因为他们的欣赏不
具备“[巴茨]自己的绿色世界那种深度的真实性”（莱特1985：121—
122）。巴茨认为徒步的狂热（她没有使用“漫游”一词）并不意味着回
归自然，而是表达了一种自然崇拜，为之陶醉的人即那些“我们的新野
蛮人——成长于一个人类前所未知的、其内部丑陋不堪的世界”，他们
急于逃离这个世界（巴茨1932：15）。 [145]
巴茨的《警告》想象出植根于这片土地的一种新的游吟民族主义，
在这里，逃逸的城市人没有“地方”。徒步者一旦
……迈出一步，越出了保护线，每个人就被身上的城市需求和
价值之带紧紧地捆住了，他们会发觉自己来到了一个充满诡谲和不
确定性的世界，犹如雅典附近的树林一样，到处是陌生的。没有诗
人界定的友善的树林；没有神灵出没的智慧之山；没有宽厚的大
海。恐龙绿、明亮、黑暗、蛇魔出没。他们能面对吗？当海妖们重
操旧业，鹰身女妖的姐妹们，攫掠者出现？当远足汽船——船首对
着太阳——变成一艘称为亿万年的小船？
森林寂静。它们可以非常寂静，当风不知从哪儿的树梢刮起，
穿过松针，竖琴音响掠过树干，散入大地。没有鸟歌唱。
（巴茨1923：36，着重号为原文）
约克公爵，未来的国王乔治六世对徒步者的看法就没有这样悲观，
更少宿命色彩。1933年5月，
他的一个演讲中包括“为徒步者辩护的一句话”。与“很少能
欣赏英格兰之可爱的开车人相比……那些徒步穿越森林，翻过群
山，那些在草地上星空下露宿，那些听到夜莺在巢里唱歌的人……
真正了解英格兰”。
（转引自霍特1995：5） [146]
那些逃逸的野蛮人本人怎么想呢？伦敦坎伯威尔的一位G.M.布卢克
小姐为CHA写了一篇题为“本能的假日”的获奖散文。她显然与某种东西
在同声应和，她写到那种“强迫性的本能”使她转身离开
富裕、富得流油的许多南方郡县……空中的一种气味、一次日
落、一次随意的交谈……会使[强烈的本能]复苏，新鲜而令人骚
动。接着就是……北方，山区和荒野，向我扑来……伦敦变成……
砖砌起的丑陋的光秃秃的沙漠……随后是一种极度的不安，一种对
所有城市和整洁的郊区的厌恶，对命运的无奈，此时心灵的平静已
经不复存在。
（《同志之谊》23卷，1931年12月，“假日本能”，2：11—12）
在国家渐渐卷入战争的时候，有些人不禁有些欢迎一种想法：那些
砖砌起来的丑陋的新城镇会被炸弹夷为平地。
来吧，友善的炸弹，落在斯劳市
它已经不再适合于人类栖居，
那里已无青青牧草
蜂拥而来吧，死亡！
……搅烂那被称为城镇的烂地方……
贝杰曼 [147] 193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人们有关城乡规划、进
入景区和休闲的想法以及对国家公园体系的需要付诸实现。因为在战争
时期的联合政府中，对于乡村状况的焦虑与进入乡村的要求迎头相撞。
六 进入/可进入性：私有财产与国家公园
《斯科特报告，1942年》
乡村是所有人的遗产——这句断言意味着一个推论：必须让所
有人享有进入乡村的便利。
转引自希尔1980：86
《关于人行道和乡村进入权的报告，1947年》
工业革命把人们连根拔起，越来越远离古老的土壤，原初的环
境荡然无存，乡村变得遥不可及，人们与乡村的亲密联系被剥夺
了……从这种都市现状里产生不出有能耐的男男女女。
转引自马希1982：13
正是那些专业人士或半专业人士领导了国家公园运动，而进入
权运动则肇始于北部工业城镇普通的漫游者。有些人认为是由于社
会等级的差别，国家公园运动比进入权运动成果更可观。这一观点
是对现实情形的误读。一个是可以在任何荒地上徒步的权利，另一
个是控制私人土地用途的权利，比较而言，前者更多地侵占了私人
土地排他性的权利。后者作用消极，而随便在任何荒地上徒步的行
为则非常主动。
希尔1980：114
既然25%的财政和大量的[国家公园]控制权属于地方，国家公
园其实只是部分属于国家；既然它们对休闲业的贡献有限，又有冲
突，它们也只能算是部分意义上的公园。
西蒙斯1975：111
引言
菲利普·科里根和德里克·赛耶断言，“在许多文献中，无论是国家机
构和活动所具有的深刻的文化内涵，还是文化形式所具有的国家调控的
特性与范围，都未能得到恰当的体现”（科里根和赛耶1985：2）。国家
对于休闲文化的调控和国家关于民族性及文化身份的具体化和表达，构
成了英国的进入权立法史和国家公园体制的皮壳。国家与保护组织的目
标对象相互交扣，融入立法史之中，它们的文化形式特征并不少于它们
所要保护的风景。
早期的保护法规，诸如针对风景中建筑物的1882年和1913年《古代
遗迹法案》，反映出一种崇古兴趣。当美学—生态的兴趣得到法律的保
护时，建筑物和风景被认为“是一种集体遗产，表达了民族精神的本
质……定义出民族的身份认同”（洛厄1989：119）。对于早期保护措施
的反对乃是出于一种担心，即担心一旦强调公众利益就会牺牲私有权。
当公众利益通过保护湖区的行动获得了全国的关注之后，解决这一冲突
的办法就是在私有权的关系构架里，通过国民托管组织这种机构进行协
商：
……托管组织产业的不可剥夺性可被视为（也被筹划为）对财
产关系的维护：对“自然美景”和“历史遗迹”这些由历史限定的
范畴的辉煌运用，证明私有财产是符合全国公众利益的。
（莱特1985：52）
专为国家公园而出台的赋权法例再次引起恐惧：私有财产权也许会
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削减。事实并非如此。
本章是对导致了国家公园赋权法例产生的议会委员会工作的概述，
也是对实际的立法情况的综览。本章突出地论述了存在于国家公园之内
的各种纠纷与冲突，诸如农业开垦、住宅建设、休闲和自然保护的要
求，以及中央政府与当地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竞争（克劳特1984；迪
特1996；希利等1988；霍特1995；湖区国家公园规划1986；洛厄1988；
莫蒙特1983；纽比1987；鲁迪格1995；西蒙斯1975；惠特比和奥里恩修
1988）。结论部分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期间再次兴起进入敞地的要求而
起的争议，以及围绕私有财产基本特性、土地私有权与公众权孰重孰轻
展开的辩论。
文化建构又称定义
公用地：在英国，“公用地”（commons），或公用的土地，并非共
同财产。历史上，公用地就是没有圈用的荒地（山林、沼地、荒野或有
草的山地），远离住宅附近的可耕地、草甸和牧场之外。《默顿法案》
（1235年）承认了庄园主对公用地的权利。1925年的《财产法》将城区
范畴内的公用地纳入公共领域， [148] 但未赋予公众进入城市之外公用地
的合法权利，尽管事实上公众一直在使用这类公用地（即“被容忍使
用”）。与土地主达成的进入私人土地的协议，或者与庄园主达成的进
入公用地的协议，是一种有时附有季节限制条件的“法律上的进入
权”（de jure access）。英国公用地庄园制以及敞田的公共使用，尽管被
用来建构了“公用地悲剧”的主题，但这主题扭曲得已经面目全非（哈尔
丁1977）。由于有严格的规定，英国公用地和公管公用的敞地牧场，决
不是听任追求私利的经济合理化或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行为摆布的。 [149]
路权：规则繁多。公众享有所有公共道路的路权，亦享有指定的便
道（供人们步行之用）、马车道（供人们步行、骑马和骑自行车之用）
和支路（供各种形式的交通之用）的路权（《公路法》1980）。约定路
权的地图由当地教区议会办公室持有，不过地图上未标示出来的便道，
公众也可能享有路权。即使没有法律文字的明示，便道和马车道的最小
宽度还是有一定之规的。比如，就有这样的规定：穿过田地的便道至少
1米宽，马车道至少2米宽。环绕田地边缘的便道至少1.5米宽，马车道3
米宽。禁止奶牛进入有便道穿越的田地，菜牛则可进入，但必须有牧人
陪伴。《路权法》（1990）制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农场主必须按时间表
恢复他们犁翻的便道。未作法律规定而只按田主暂时意愿开放的便道，
被称为许可通过的便道。对于这类便道，公众的路权并非一成不变，可
以随时被取缔。
栅门：栅门更加突出了路权的重要性。栅门是界墙和树篱中公众可
以通过的空当。栅门样式繁多，包括如下样式：高雅的富有装饰性的维
多利亚式铁艺小门，安在村庄林荫小道的尽头；几块石头垒就的窄门，
仅容瘦小和敏捷的行人侧身而过；陡峭的带扶手的木制活梯；嵌进干垒
石墙里的阔大石门洞；电栅栏的断电绝缘部分（有时窄到只有8英寸，
显然就是威吓行人不敢由此通过——如果有这种情况，当然可以向教区
议会负责人行道事务的官员报告）；还有其他形状各异的木头台阶，维
修或失修的程度不等。
国家公园：英国的国家公园不像美国的国家公园是一些保留起来的
荒野，而是有人居住的风景区，人们依旧在里面进行农耕、林业、采掘
业和多种层次的旅游活动。大多数国家公园的大多数土地属于私人拥有
（普尔和普尔1987）。因此，经济活动和休闲活动之间的冲突不可避
免，更不用说这些活动与自然保护的目标会有冲突。人们从来没有认真
探讨过国家是否需要获得国家公园土地的所有权，尽管国家公园里大面
积的土地已经为各类机构如国民托管组织所持有。
从委员会到法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二十年盛极一时的地形学写作已在悲悼英国风景
（贝内特1993；斯莱特1987）。1940年，联合政府的劳工部发起了
记录英国项目……“图绘英国土地志”（pictorial
Domesday），为此肯尼斯·克拉克爵士动员大量才艺之士用水彩和
水粉保留可能毁于敌人入侵的文明的标志。
（塞缪尔1994） [150]
这一项目看似起因于战时炸弹的毁灭力和外敌入侵的可能性，但实
质上更多地是针对内部的敌人：
摄影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它无法向我们传达一处景色的色彩和
氛围，无形的genius loci[场所精神]。正是这种无形的元素易受
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不可抵挡的蚕食而毁灭：发展规划、工业增长、
水库和机场建设；[还有]公路……[该项目]则明确地展示我们正在
为何而战，一片苍翠而令人愉悦的土地、一处风景，它的特性在自
由之中成形，它的每一条曲折的小径和每一栋不规则的建筑都是我
们民族性格的一种表达。我们拥有这些弥足纪念的东西，我们正在
为此而战。当我们使它们免遭外敌的兵燹之后，这些画作的存在可
以用来提醒我们，真正的战斗，也即抵抗所有商业野蛮破坏和麻木
漠视的战斗，却在时时刻刻进行着。如果我们战后接着把英国托付
给偷工减料的营造商和建筑公司，那么将英国从纳粹手中解救出来
就没有多少意义。
（里德；转引自桑德斯1990：7）
这就是联合政府城乡规划部的战时任命的文化背景。该部门
（MTCP）成立了乡村土地利用委员会，由英格兰乡村保护委员会
（CPRE）前副会长斯科特大法官任主席。斯科特领导的委员会力求解
开城乡分离状况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乱麻，试图协调一些利益冲突，包
括乡村共同体的经济发展能力与农业、风景区美学意义的保存与保护、
进入乡村和城市蔓延之间的冲突（1955a）。
斯科特报告《乡村地区的土地使用》于1942年发表。报告声称“长
期以来英国国家公园的建立备受忽视”，建议在和平时期的“第一年”成
立国家公园管理局，决定哪些地区可以成为国家公园，哪些应该成为自
然保护区。1944年，一份题为《土地使用的控制》的政府白皮书称“国
家公园的建立”是“战后重建计划的一部分”（阿伯拉姆1959：21）。
[151]
进入权成为争议的焦点，议案中的国家公园的管理和基金问题也一
样。另一个委员会成立，约翰·道尔任主席。委员会提出就“[国家公园]
区域的选择，控制措施，需要提供的设施、机械、电力和技术，与其他
规划目的以及其他部门的方针和行动的必要协调问题进行听证”（道尔
1945：6）。
1945年，诺曼·伯基特爵士，CPRE的国家公园常务委员会会长兼湖
区之友主席，在剑桥大学的“瑞德讲坛”（Rede Lecture）上发表演讲。
伯基特借助华兹华斯的论点，以此演讲推动成立国家公园调查委员会。
国家公园应该成为
我们风景最美的地区，经过国家的精挑细选而成为国家财
产……由国家保护它们的自然美，允许人们，特别是跨地区的徒步
者进入，与这些目的相一致而最大程度地服务公众。
（伯基特1945：19） [152]
道尔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国家公园》于1945年4月，政治大选前
三个月发表。这次大选的结果出人意料，最终工党胜出。 [153] 在报告
中，道尔充分探讨了国家公园的思想和概念，支持（公众）进入所有未
开垦的土地。国家公园被定义为：
一片位于乡村、美丽而相对荒野的广阔地区，在此，为了国家
的利益而采取适当的国家决策和行动：a）严格保护富有特质的美
丽风景；b）充分为公众提供进入的便利和设施；c）适当保护野生
动物、具有建筑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和场所；d）有效维护既
有农业用地。
（道尔1945：6）
刘易斯·希尔肯，刚当选的工党政府城乡规划部部长对道尔报告做
出回应，成立了以亚瑟·霍布豪斯为主席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国家公园委
员会。 [154] 其审议事项之一就是规划落实国家公园法的机制。霍布豪斯
委员会下辖的进入权分委员会（约翰·道尔是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建
议进入权应该包括所有尚未开垦的土地，无论是山脉、沼地、荒野、山
地草场、悬崖、海滩还是海岸”（希尔1980：87）。霍布豪斯委员会报
告于1947年发表。这些报告和道尔报告成为1949年的《国家公园和乡村
进入权法》的基础。
华兹华斯的观点——某些风景区是“一种国家财产”得到了响应。乔
治·特里维廉与希尔肯以及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休·多尔顿会面，商讨相
关的保护策略。第二年，多尔顿的财政预算就包括了5千万英镑的国家
土地基金。这笔基金专门用来补偿国内税收（税务部门），也就是支付
捐赠给国家的土地和住宅的遗产税（继承税）。这类土地和住宅随后转
交给国民托管组织。后来，由于一桩政治蠢事，多尔顿辞职，特里维廉
在给《时报》的一封信中对此表示遗憾，信中还特地以多尔顿政府部门
为例，称赞其对于国家如何免遭“汹涌”的城市化浪潮的关注（卡纳戴恩
1992）。
这一切背后是姻亲与庇护关系的传统。作为国民托管组织的支持者
和漫游者协会主席的多尔顿，其政治后台是乔治·特里维廉的哥哥——
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而约翰·道尔，道尔报告的作者，娶了查尔斯爵
士的长女波琳·特里维廉。曾任霍布豪斯委员会野生动物分会主席的朱
利安·赫胥黎爵士则是特里维廉的远房堂兄弟。在这个家族里，乔治的
女儿玛丽·特里维廉是华兹华斯的传记作家。
国家公园和1949年乡村进入权法
该赋权法例为英格兰和威尔士国家公园的未来选定以及霍布豪斯委
员会提议的各种土地进入权协议和法令作了铺垫，也废除了1939年的
《山区进入权法》。对于1949年法案出力最多的两个部门是规划部和农
业部。当刘易斯·希尔肯出任城乡规划部部长时，他发现他的新闻发布
人是汤姆·斯蒂芬森，RA的积极分子及“二十年前的独立工党同仁”（霍
特1995：23）。 [155] 然而，土地主的农业游说团远远胜过这种“特殊关
系”，而漫游运动在约翰·道尔1947年去世后也失去了游说力。
1949年法案实施之后，申请进入权的重担交给当地政府。这意味着
取得进入权需要分片进行和当地政府的配合。 [156] 在RA发动的公众压
力之下，希尔肯坚决要求中止实施1939年进入权法中将某些非法侵入定
罪的条款，该条款没再实施。1949年的进入权法案仍旧强调进入必须和
地方协商。地方的权限很大，对于进入多有限制，因而进入特定地区的
政策未能全部执行。开放式进入敞地似乎有悖于以前那套有严格限定的
路权体系，但评估一下1949年的进入权法所赐予的权利，就会发现其实
不然。
首先，有必要解析“权利”一词所包含的多层含义。权利明显包含四
个与法律权益相关的意义：主张权（根据权利提出要求）、自由权（特
权）、权力、豁免权（霍斐德1923；转引自巴克尔和帕里1996；拉德克
利夫—布朗1950）。 [157] 1949年进入权法的第五部分赋予公众山区的敞
地进入权，即在山地自由漫游的权利。实际上这部分保障的权利是进
入“进入权协议或法令认可的地方，进入的个人未破坏或损坏任何界墙
或栅栏，并能遵守相关的地方法以及本法案[其他部分]的诸多限制条
款，则不得被视为非法侵入”（巴克和帕里1996：3，着重号为后加）。
换言之，进入权法赋予个人的权利是不被视为非法侵入者的豁免权，而
非主张权。这种权利所含有的消极性质再次说明公众的进入权利“被认
为是干扰了既有的私有财产权，其范围和实施必须给予限定和控
制”（巴克和帕里1996：4，着重号为原文）。
根据1949年进入权法成立的国家公园委员会得到授权，给每个公园
任命了一个半自治性质的联合管理局。管理局的一半成员代表当地利
益，另一半代表国家利益。一般认为当地代表通常会抵制实施符合国家
利益的计划，因为当地得拿出部分资金支持这些计划。郡议会的确不愿
将“他们的”公园地区的行政控制权交给联合管理局。战争对后方的影响
就是很好地磨练了人们“无论好歹都能对付过去”的能力。这种能力也被
用到休·多尔顿领导下的国家公园事务之中。1950年多尔顿复职，担任
城乡规划部部长。
1951年至1957年间，10所国家公园（其中大部分土地是公用地）在
英格兰和威尔士山地地区成立。1951年选定的前4个国家公园（达特穆
尔高原、湖区、峰区、斯诺登尼亚）成立时间正好赶上英国节（欢庆英
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英国节促使《关于英国》系列丛书出版，这
个系列包括13本导游册，正如引言声称的那样，每本都是“探险者手
册”。每个地区的导游册都以一系列游览路线图结尾，据称这些游览图
兼容历史路线与现代路线，借鉴了17世纪的道路图。导游册设定的读者
不仅有那些居住在英国的人，而且包括“海外来客”，加拿大人、澳大利
亚人和新西兰人，他们曾经离开英国去输出自己的技能，现在则回来看
看他们刚刚为之战斗的帝国中心。
达特穆尔、诺森伯兰郡和彭布罗克郡海岸属于郡议会委员会管理的
单一郡属国家公园（麦克文和麦克文1987）。选定的第一个国家公园是
峰区，横跨六个郡，一开始就由一个联合规划局管辖。选定的第二个国
家公园是湖区，当时的湖区包括三个郡的土地，由三个郡议会抽调的人
员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经手成立事宜，每个郡议会监控它自己用于公园
的费用。 [158] 其余的国家公园则各由一个联合顾问委员会经管，后者不
具有与郡议会对等的规章制定权，只是保持对其“自己”的公园份额的行
政管理权。
1949年进入权法包含自然保护和公众敞地进入权管理这两个方面。
辽阔的自然美景之地被认为适合选做国家公园，它与人口密集地区毗
邻，能为众多的人口提供露天休闲场地。维护和提升公园的自然美，在
某种程度上要与推进公众对它们的欣赏彼此关联。国家公园选定几年
后，伯基特就这样描述湖区国家公园，语调强硬，与罗斯金的观点大相
径庭：
这不是国家博物馆的一个物品，上面写着“请勿触摸”；也不
是时髦人物和怪杰创造的作品，他们对自然美的神殿崇拜之极，以
至于想把它置于普通人无法触及的地方。
（伯基特1959：34）
呼应了艾迪生委员会报告所推荐的两级方式，1949年法案为国家自
然保护区（NNRs）和具特殊科学价值的地点（SSSIs）做出安排
——“以保护有特别的植物、动物或地质的地点”（洛厄1989：125—
126）。自然保护委员会，一个于1949年经由皇家特许成立的研究和顾
问机构负责监管这些地区。NNRs并不鼓励公众的进入；SSSIs过去和现
在一般都属于不可进入地区。法案还为自然风光绝美之地（AONBs）
——即“完全根据风景优美程度选定”的地区提供了保障措施（洛厄
1989：125—126）。
对户外休闲活动空间的需求不断增加，给国家公园带来更大的压
力。根据1968年乡村法，乡村公园、野餐营地和水上休闲设施纷纷建立
起来以便应对公众的需求。尽管1949年法案已把林地、水路定义为敞
地，1968年法案又特别强调了林地和水路的“敞地”性质，因而增加了潜
在的可能性——把更多的土地纳入进入权协议之中。1968年法案还在国
家公园委员会的基础上创建了乡村委员会。认识到隐含在1949年法
案“保护优先于农业”方针中的内在冲突，1968年法案要求规划当局“充
分考虑农业和林业的需求以及乡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利益”（LDNPP
1986：3）。
进一步发展的压力和国家公园的游客压力迫使政府在1971年委任了
一个检察委员会，桑福德勋爵担任主席。 [159] 《桑福德委员会报告》
（1974）详尽描述了着眼于短期效益的功利主义考虑（优先于自然保
护）已经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道路和住宅不断发展、消耗资源的产
业、水库和汽车旅游不断增加，这一切得到允许，甚至受到鼓励，从而
给国家公园造成损害。报告声称：
反对有悖于公园目的的发展计划——这种反对必须得到加强，
贯彻到底；在美丽尚未遭损害的多数地区，要把这种反对当作一个
禁令贯彻下去，除非国家有迫不得已的需要才能破例。
（LDNP计划1986：4）
政府通过了桑福德报告提出的建议，同时承认有必要解决国家公园
所在地缺乏住宅和工作机会的问题。
国家公园取得的成功可以由公园使用率的惊人增长来衡量。中央政
府和当地政府都害怕休闲爆炸（布兰登和柯里1988）。随着到乡村休闲
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环境意识逐渐加强。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
中期，英国各种国家环境机构纷纷建立，数量得到了最大的增长（洛厄
和古伊德1983）。在这些自愿性质的环境机构里，成员由1970年的不足
70万增至1990年的375万以上（罗宾逊1992）。20世纪70年代开始，开
始对农业在乡村经济中的作用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这种评估一开始只
是作为辩论进行，到后来成为国家政策（布兰登和科里1988；哈维和惠
特比1988；霍奇1986；鲁宾逊1992）。
针对强化农业发展与保护野生动物和风景之间的冲突，1981年的
《野生动物和乡村法》提出将“管理协议”的概念引入农业—环境世界。
[160] 该法案综合了桑福德报告中的建议——厘清国家公园关涉到农业活
动的法定权力、公共路权修改以及国家公园的义务：为游客提供标明需
要特别保护的沼泽、荒野和林地的地图。
1983年，班伯里的保守党议员托尼·鲍德里向下议院提交了一个特
别不合时宜的进入权议案，这个《扩大乡村进入权议案》只宣读了一次
就遭到否决。该议案提议放权给郡议会，使其有权就农庄主之便而改变
设定的人行道，以此而有助于进入更多乡村地区！反过来，“农庄主应
有法定的责任，采取合理的步骤标明穿越他们土地的人行道线路”，他
们本来也必须这么做[英国议会记录1983（61）c.924]。
公民身份的建构
华兹华斯关于湖区是“一种国家财产”的定义引发出这样的问题：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