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与第四章、第五章已探讨的进入权斗争的历史形成共鸣。对另一些人.2
然后就把他丢在后面。晚上活动，听见他们尖刻的取笑，就能知道谁在
徒步中不受欢迎。我的同屋告诉我一些细节。这个星期中渐渐地，那些
被摇滚狂人群接纳的人不再抱怨处境的悬殊之别，而开始拾人牙慧
——“他们如果跟不上，就不应该在这儿”。在详细叙述当天的体力挑战
时，他们就这么说。吃饭时，这些人还是没能坐上那张占支配地位的亚
群的桌子。
摇滚狂人群的组织者叫琼，是这群人里少数女性之一，35岁，也是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为了参加这种强度的徒步，她全年每天早上五点起
床，参加一个小时的有氧锻炼，再加一个小时的游泳或打壁球。琼承认
自己具有非常强烈的竞争意识，平时与丈夫一起出去散步时，“如果看
见有人在我前面，我就开始快速行走，超过他们。我受不了有人走在我
前面”。对于核心群体中的许多徒步者而言，徒步一周的活动之所以能
使他们精神振奋，就是因为它能把不确定和怀疑转化为成就。摇滚狂人
群几乎不怀疑自己的能力，总是自信满满。他们似乎通过对风景的掌握
而获得了一种权力感。
一个晚上，我解决了被他们排斥在外的问题。因此我被邀请与他们
一起去酒吧。前往酒吧的那一英里半的路程更像是快步奔跑。最后，在
原路返回的途中，一个来自曼彻斯特的社工罗伯特（也是摇滚狂人群的
一员），以明确的阶级术语描述徒步者：“我总认为徒步是一种工人阶
级的活动，但我发现徒步现在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活动。依据马克思主
义观点，我以为这肯定与生产方式的异化相关。”我有点震惊，牢牢地
记住了他的话。我很高兴那天我没有喝得太多。他引用E.P.汤普森和雷
蒙德·威廉斯、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来详尽解释他的看法。最后他以此
结束谈话：“徒步是一种象征性地收复土地的方式。”
那一周的徒步者中唯一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是乔治，一个七十出头
的伦敦人，职业是印刷工，现在已经退休。乔治不是摇滚狂人群的成
员，但每天和这群人一起出去。我得知他总是设法赶上他们。从他完成
的问卷中，我获悉他平时进行慢跑，还参加马拉松竞走比赛。乔治非常
安静，不善交际。晚上他坐在正高谈阔论的人群中看书。尽管他很友
善，却很难让他开口说话。但是有一天他同我交流了几分钟，谈到了他
早年的徒步旅行。他说年轻时没钱经常到湖区旅行，但是有机会时他会
坐火车来这儿，每天散步，每晚住在不同的青年旅社。当谈到他多么热
爱徒步——在野外逗留一天，登上山顶欣赏景色时，他的脸色富有生
气，眼睛也变得炯炯有神。接着，就像一扇门关上了，他又埋头读书。
最后一晚的告别仪式——最后证明进展相当顺利，琼在科克茅斯
（华兹华斯的出生地）一家相当昂贵的素食餐馆组织了一顿告别晚餐，
餐馆距住处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那晚，中心不供应晚餐。这就意味着
被摇滚狂人群排除在外者和选择不参加“聚餐”的人不得不自己做出安
排。这顿晚餐并不是一顿回到“正常的”生活之前的同乐宴，人人有份，
而是显示了集体中存在的差别。摇滚狂人群不仅有自己专用的桌子，而
且被单独安排在内间。那些能够跟上他们的人被当作名誉队员受到邀
请。“因其排斥行为而形成的高等的、内部的和中心的”（斯塔利布拉斯
和怀特1986：22—23）人们的笑声，传到那些低等的、边缘化的和外部
的人群的耳中。
要求得到位置
观察过性别引起的各种竞争之后，我特地参加了一个女性徒步团
队。浏览各类湖区网页，我的目光落在一个徒步团队上，我认出它的名
字是个挪威女神。这是专为女性设计的假日徒步团队。同一群女性一起
徒步一周（其中多数人是同性恋者），给我印象至深的是这个群体平和
的理性，没有那种被什么特殊分子或亚群弄出来的隔离线。我们有时在
幽美的花园里吃饭，享受精致的烹调，这一切令人难以忘怀。群体内部
摩擦较少，包容和排斥因素彼此交织，却不那么尖锐。当然，情况并非
总是如此。
我注意到我的同屋莎拉，处于自我强加的既融入又排斥的复杂状
态，她在群体其他人面前大谈与她的“伴侣”一起度假等等，而私下在我
们的房间里，她却说起自己的“丈夫”来。后来我要求她解释这种用词上
的变化。虽然以前已三四次参加这种假日徒步，但要让别人知道自己是
一个异性恋，她仍觉得不舒服，她还突然生气地声称：“并非所有异性
恋关系中女性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为了融入其中，按她自己认为的
那样，莎拉不得不压抑自己身份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这是面对真实或想
象出来的同性恋群体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反向“衣柜化”（closeting） [180]
。
从谈话和布告栏上的告示中，从我们自己的徒步中（我们并没有沿
着热门路线或给定的人行道徒步），我发现还有另一种走遍湖区的方式
（在英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种方式不同于CHA、摇滚狂人群和此
前我碰见的所有徒步者的方式。在主要为女同性恋服务的徒步团体背
后，一系列看不见的路线把女同性恋经营的旅馆、客店、茶屋、餐馆和
酒吧联接起来。这个不同的隐秘的路线帮助女性在本来由男性作为参加
者和领导者而支配的领域（徒步活动）里重新落脚，并帮助建构了定位
在风景上的记忆的共同体，从而使那些通常被压制的人们获得了特权。
非身份认同的风景
在与来自湖区之友（FLD）、漫游者协会（RA）、假日联盟
（HF）和乡村假日协会（CHA）以及当地俱乐部的代表们进行的面谈
和非正式谈话中，我们讨论了少数民族缺席的问题，每个组织的代表都
提到了RA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起的一个全国范围的项目，名为“让我
们出发”。这一项目肇始于乡村委员会的“开门行动”实验（布兰登和科
里1988）。开门这一意象背后的隐含意义当然使人联想到早期的看门
人。研究包括的人群中没有黑人或亚洲人。除了路上碰到的一个黑人攀
岩者和一对年轻的亚洲夫妇徒步者外，我能看到的少数族裔还是在学校
队伍中碰到的，他们有些在峰区攀过岩，有些参加湖区举行的大型夏令
营。
RA的“让我们出发”项目主要是为了吸引那些“没有徒步传统”的人们
进入乡村，但是这个项目没有产生预期效果，部分原因是“特别是亚洲
女性没有男性亲戚陪伴就不出门，而且——如果她们穿上纱丽，更是难
于爬过栅栏的梯蹬”（冈宁汉姆1996）。RA的另一个“家庭漫游日”的项
目效果略佳。它所设计的短短的2—4英里的散步距离旨在吸引有小孩子
的家庭，尽管“过去9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非会员黑人和亚裔家庭参加……
但仍只占一个小群体的很小部分。不过，数目在增加”（冈宁汉姆
1996）。
我问徒步者同伴，在他们家乡的徒步俱乐部中是否有黑人或亚裔；
而在“我们的”徒步周中一个都没有，我也问他们对此怎么看。除了能在
学校队伍中见到少数族裔，徒步过程中我没有碰见一个。遗憾地承认他
们家乡的徒步俱乐部中也没有少数族裔后，我的同伴还提到了RA发起
的运动。至于少数族裔特别在湖区是缺席的，有些人解释说湖区不是一
个有着“他们的”历史的地方。继续沿着这一答案追寻下去，我发现这意
味着这样两件事情之一：他们没有在英国乡村徒步的历史，因为他们在
孩提时或年轻时没有被带到这儿来；而且（或）他们也没有把乡村与早
期定居、战役、文学、艺术和农业联想起来的历史。黑人和亚裔被认为
是城市居民。
风景被有些人当作“英国性”的堡垒体验着。对他们来说，风景的作
用不仅是暂时逃离社会和经济变化的避难所，也是摆脱城市化了的英国
人口现实的避难所。在回答是否参加过国外的徒步旅行时，人们不由流
露出爱国主义。多恩，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男性，活跃在地区RA俱乐
部，与当地管理人行道的市政官员交往甚密，从来没有参加过国外的徒
步旅行。他说，“我不会拿英格兰的四分之一英寸交换其他地方的一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