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例如，超过20万人，“其中多数是穷人，一些是残废，全都接受训练参与施暴”（科利
1992：101），在七年战争（1756—1763）后复员。
[49] 斯蒂尔的《闲谈者》在1709—1711年间每周发行3次。后来由艾迪生和斯蒂尔主办的《旁
观者》日报接替，该报一便士一份，在1711—1714年发行。艾迪生声称每天有3000份的销售
量，而每一份多达20名读者。该报在英国传播甚广，进入私人住宅、辩论社团和俱乐部，远至
苏门答腊的新英格兰和东印度公司的办公室。《旁观者》的文章也在学校课本、指导手册和散
文集中被引用（布鲁尔1997）。
[50] 如画风景美学的商品化进一步推动了高度私有化和个人化的风景体验，同时吸引了大批人
加盟这一美学共同体。新的平版印刷技术使插图更加逼真地表现出水彩效果（芬莱和韦德尔
1996），大量素描和水彩风景画指南手册出版，相应地也带来了艺术用品的商业化（斯坦德林
1993）。除了向印刷品和绘画流通图书馆提供藏品外，艺术商店还供应旅游用具，诸如可敬的
詹姆斯·普伦普特所携带的那些装备。
[51] 约西安·韦奇伍德的952件奶油色正餐和餐后甜点瓷器是在1773—1774年间为俄国女皇叶
卡捷琳娜（1729—1796）制作的，表明如画风景实际上已转换成了器物，商品化了。每一件陶
器上都绘制了不同视角的英国风景：公园、花园和古代遗址。这著名的“青蛙餐具”（因每件
餐具边缘装饰以青蛙而得名）“是第一个将具名的地形景色用于瓷器上”（杨格1995：16）。
已有的版画也与新近受托创作的绘画一起用于瓷器。在运往俄国之前，餐具先在韦奇伍德的伦
敦货栈展出，上面的装饰还没有完成。这样，可以使“那些本人庄园还没有画在餐具上的有权
势的顾客提供绘画用于复制”（雷伯恩1995：147）。由于展览大受欢迎，《铜版杂志》1774年
创刊，随后《鉴赏家博物馆》在1778年创刊，“特别提及了女皇的创意，以唤醒英国人不要忽
略自己的国家”（安德鲁斯1989：35）。
[52] 虽然柯勒律治最后成为坚定的英国国教徒，当他初次遇见骚塞和华兹华斯时还是一个狂热
的非国教派。只是因为托马斯和约西安·韦奇伍德（陶瓷厂主、贵格派信徒约西安·韦奇伍德
的两个儿子）给了他一笔年金后，才说服他没有担当唯一神教教长一职。
[53] 如第四章将要探讨的，反奴隶制运动的象征比喻和能量都会用来为英国劳苦大众服务。
[54] 有些政治版画承载反诺曼的英格兰的信息，画上显示出英国贵族和政府大臣（除皮特外）
已被法国文化的象征所包围（家庭教师、舞蹈教师、奢侈品等），而且正在帮助和支持法国对
大不列颠的掠夺、肢解和毁灭。
[55] 英国北方乡村的坎伯兰郡和威斯特摩兰郡是有趣的棱镜，通过它们可以看见旧有身份认同
的模糊性走向结束。来自苏格兰的边界劫掠是已在这些郡存在多个世纪的半固定特性，与之并
存的是反劫掠和征服苏格兰的企图。结果，边界兵役成为农场承租人履行的义务。由于苏格兰
王朝1603年与英格兰和威尔士联合，边界战事被认为暂告停止。依据这一假设，人们争论到，
在这个地区，边界兵役实际上巩固了有利于承租人的土地租赁制，因此詹姆斯一世试图用假定
的“和平”作为一次机会，将北方王室的领地重新赐给土地贵族，按新条款加倍收取租金及罚
款。这样，许多土地贵族跃跃欲试，想取消租户的常规的低额租金，打破他们承袭已久的承租
方式，以更高的租金出租。这个问题1621年在肯德尔（威斯特摩兰郡）上演的一出戏剧中得到
反映，该剧被当局认为具有煽动性。也许是的。它引起人们的一次请愿，向国王及议会要求保
护租户惯常的承租权利，说这种权利不应该依据边界兵役而定。结果反而促使星法院对请愿者
实施惩罚。剧中，一个傻子对另一个傻子评论了建造在舞台下方一点的地狱，据说地狱里羊被
用来喂养乌鸦。
乌鸦吗，不，你错了，那是虚伪的地主发出嘎嘎声，那些羊是可怜的人，权利被那些狡猾的家
伙剥夺，他们任意处置我们租赁人，我们已失去古老的自由，他们蹂躏我们，把我们剥得只剩
下骨头。
（加内特1621；转引自坎贝尔1942）
虽然花了二十多年，承租人还是赢得了这场官司，确保了代代相承的权利。这些不仅构成了不
绝如缕的对抗的素材，也是这个地区成为“古老的英国美德”宝库的神话之所在。
[56] 卢泰尔堡的素描《英国狮子和法国公鸡》（再版于科利1992：2），回溯到1797年，当时
他因为在剧场的工作而大获成功，名声鹊起。这幅素描戏剧性地捕捉到了盎格鲁—法国之间仇
恨的精髓。一头肌肉发达的狮子，张开大嘴咆哮着，爪子张开，用一只前爪按住了一只骨瘦如
柴、眼睛凸出的小公鸡，后者似乎绊倒在一组风笛上。狮子的另一只前爪，高高扬起，看起来
要把公鸡置于死地。背景中是一艘触礁船只，碎片乱飞，而在狮子鬃毛上方，汹涌的波涛已经
变成海神波塞冬及其随从。
[57] Hengist and Horsa，传说中于公元五世纪率军征服英格兰的日尔曼首领。——编注
[58] 1750年，第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教席在剑桥设立，由此可见深远的历史延续性的交织。该
教席的基金得之于文物研究者理查德·罗林森博士的遗赠。遗产的收入来自罗林森在湖区的家
族财产，即亨利五世因罗林森祖辈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抗击法军有功而赏赐的地产（塔什基恩，
塔什基恩和恩莱特1990）。约翰·罗斯金在其抨击铁路入侵湖区的文章中，也引用这段厚重的
历史，将在湖区田野劳作的男子的强壮和美德比作那些人，“在阿金库尔与亨利五世并肩作
战，与他的骑士们并无二致”（罗斯金1876：7）。
[59] 对大自然的美学反应的转变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崇古主义者对凯尔特的赞颂也非空穴
来风。这一转变归结于更广范围的知识研究——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50）和卢梭
的《论人类的不平等》（1753）就可以看出：“在不再总是由创世纪原义文本主导的语境之内
探求人的起源：原始社会的特性、语言与文学的开端、自然法的存在和制度的最初发展”（皮
格特1976：73）。换言之，归结于人类学研究的根源。
[60] 在最早几十年的《人》（Man，旧系列）中涉及到的资料让人强烈地联想到18世纪的这个
方面。这些期刊充斥着书评，如《苏格兰高地和岛屿的迷信》（1900，1：901）；凯尔特民俗
简评，包括莪相作品（1901，63—64：79）；配图文章如《一些苏格兰人物线条画，约翰·格
雷牧师画、里弗斯和海登博士命名》；爱尔兰奇石论（1901，1：12—13）或英格兰钻孔石护身
符论（1093，8：17—20）。这些专业化杂志说明民族志和人类学肇始于非专业化的古董家的研
究（库克里克1991；斯托京1987；乌里1993；范库伦1982）。
[61] 不再可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一系列狗不期然地闯入尾注的叙事。首先是霍勒斯·沃波尔
的叭儿狗托利，在沃波尔和托马斯·格雷翻越阿尔卑斯山时被狼掠走（第二章，注3）；然后是
不幸的画家查尔斯·高夫忠诚的母狗，当主人滚下赫尔维林山后几个月一直守候在尸体身边
（第二章，注10）；以及现在施奈德复述的一只中世纪法国灵狗堤，圣吉纳福（Guinefort）的
微观历史，这只狗的故事或多或少与未被圣化和未受崇拜的18世纪威尔士猎犬杰勒特相映成
趣。杰勒特杀狼的能力（托利的报复？）是编造出来的，葬狗的石冢清楚不过地是为如画风景
的游客建造的。这两只狗出现在一首诗中，当时非常著名：
约瑟夫·哈顿配上了埃里·文的曲子，几年之内，这个故事改头换面，回到只说威尔士语的斯
诺登尼亚居民中间。这生动地说明神话创造的复杂过程。这类神话有助于渐渐让威尔士人欣赏
他们赖以生存的严峻的风景。
（摩根1983：87）
[62] 这类专注于如画风景题材的油画、绘画、版画和书本，参见展览目录《最美丽的岛屿：英
国风景欣赏1775—1850》（1989），耶鲁中心英国艺术展。
[63] 同样，帝国的英国身份的兴起使得其他民族身份类别如埃及人或印度人不再要求政治独立
（萨义德1979）。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同样的模式被推行：宰制之后就是霸权。
[64] 政治与文化总在相互交织。全民抵抗法国入侵的问题延续了几代；不仅限于短暂的某一阶
段。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体现于对“不列颠人”的号召中（科利1992），就社会层面而
言，贯穿整个18世纪，“大部分人都服过役，如果没有直接参战，就是作为士兵和水手的亲戚
间接参战”（罗素1995）。战争不仅反映在经济方面，也反映在文化方面，英法之间的系列战
争在诗歌、小说、戏剧、版画和抨击文章中得到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同样的情形
（罗宾斯1988）。
[65] 这也与20世纪最后几年的情形类似，超越民族国家的欧洲联盟的建构引发了复兴区域性和
本地身份的运动（戈达德、利奥伯拉和肖尔1994；麦克唐纳1993）。当英国身份开始让位于更
大的欧洲身份时，响起了权力下放到地方的呼声，正如我在后面章节将要探讨的，英国风景再
一次成为民族身份情感的所在地。
[66] 格雷的《游吟诗人》（1757）以最后一个幸存的威尔士游吟诗人为主题，后者不愿被英国
人抓捕，手拿竖琴，跳下山谷而死。这种“诗人与国家权力的冲突……很快成为威尔士诗歌音
乐比赛年会（复兴游吟诗的聚会）上的诗歌和随笔的主题”，后来被借用于推进马扎尔民族文
学（摩根1983）。卢泰尔堡和保罗·桑德比两人都依据格雷的诗歌创作了油画。配乐的《游吟
诗人》是20世纪50年代我在学校学习的一首多愁善感的歌曲的主题！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
么“游吟诗人大卫”自己要跳下“白岩石”。当时对于一个孩童来说，这是一个谜。
[67] 面对同一种风景，不同的职业群体脑海中浮现的是不同的认知地图（弗莱克曼和洛夫格伦
1987）；占有同样风景、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也各自描绘出自己的认知地图。写到格温内思郡
操威尔士语言的人：
威尔士这个角落的经济和政治历史已经使英国人、操着非威尔士语之人、说威尔士语的当地人
的区分永远存在。当爱德华一世在13世纪打败最后的半独立的格温内思贵族们时，他建立了一
个城堡和英国定居点的网络以便牢牢地控制威尔士。波玛里斯、康维、哈莱奇和克里克奇，这
些在游客中非常受欢迎的爱德华式城堡城镇，直到今天依然是英国化的中心，许多操威尔士语
的人故意视而不见。……德根维和多勒维德兰的威尔士贵族们的城堡、传奇英雄的坟墓和其他
与著名的威尔士男女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它们很少出现在旅游线路图上），远非英国统治的象
征，这些地方对威尔士人来说才是富有意义的风景。
（鲍伊1993：181）
如果把专为18世纪英国游客而发明和美化的特有风景的传奇拿来看看，人们不免想知道它们与
威尔士语人群的隐秘风景有多少相像之处。
[68] 所谓的莪相作品是根据爱尔兰歌谣伪造出来的（后者随后被当作“真品”的低劣反映而忽
略）。它成为揭示高地格子呢短裙古老习俗的“原始资料”。小格子裙实际上是在1720年左右
由一位英国贵格派工业家设计的，改造了宽松的传统衣服样式，这样穿着可以使苏格兰铸造工
人安全自如地快速工作。且不探讨格子呢短裙和紧身格子呢绒裤涉及的阶级议题，只需指出：
当格子呢短裙成为反英情绪的象征时，它就遭到禁止，因为莪相的帮助使它带有古老的传统。
一个例外是1745年后英国化的高地军团军装，就采用了格子短裙（特里弗—罗珀1983）。
耐人寻味的是，从人类学角度而言，19世纪高地军团被派到南非，高地的小短裙进入了卡勒拉
舞蹈，成为部落“自我”之间、以及部落“自我”与殖民“他者”之间的区分方式（米切尔
1956）。当米切尔研究卡勒拉舞蹈之时，短格子裙不再是舞蹈比赛的着装，只是他的一个调查
对象逝去的童年的记忆。那个时期缺乏对国内杜撰传统的历史研究垫底，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
的东西值得米切尔注意的了。如今在建构抵制身份过程中，格子呢短裙是个加倍强化的意象。
[69] 在音乐术语中，burden指合唱或重唱的副歌或叠句（反复出现的主题）。第一次爱尔兰凯
尔特复兴的高峰期，1792年的贝尔法斯特竖琴家节日同样重申了文化与政治的民族主义的副
歌。节日期间，文化复兴与天主教解放的要求联系起来，而胜利纪念晚餐则成为对巴士底狱攻
陷周年的祝贺（特林佩纳1997：10）。
[70] 然而，甚至在英国语言范围，也存在着形式化的抵制。反对者以及该世纪后期出现的激进
分子出版了“英语俚语和方言”字典（巴特勒1988：47）。
[71] 斯蒂芬·戈顿是我1987年结识的一位湖区居民（达比1988），他在丘原高处的一所房子居
住了许多年，这儿曾是他父母的避暑别墅。年已七十的他坚持说当地的方言。在厨房的餐桌边
同我一起翻阅19世纪40—50年代陆地测绘地图，或一起出外散步，他会经常指出一些错误：地
图上的一个山肩或卵石山坡的名字实际上应该属于山脊，或者相反；一个当地的名字即使出现
在“恰当的位置”，如何已被糟蹋了一番；有些地名在地图上根本没有出现。对他而言，保留
当地的知识——真正的记忆——而不是地图和地图绘制者的官方世界所强加的替代性知识，是
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他坚持使用本地方言和有特色的本地词语。与本地出生的人们交谈
时，他的发音有明显的变化，他使用一些本地词语，那是在同我和别的像他自己一样的外来者
（不出生在该地区的人们）交谈时不会用的。
[72] 琼·鲍姆（1994）分析了引起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关注的这些边缘人，揭示这些人身上所
隐含的被奴役的现象。
[73] 华兹华斯的《湖区指南》经常使用如画风景语言，但更经常在散文诗领域书写，有时候没
有明确说明就借用了多萝茜·华兹华斯的写作。《指南》起初是作为约瑟夫·威尔金森的《坎
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和兰开夏郡景色选集》（1810）的序言匿名发表的。后来被重印，名为
《英格兰北部湖区的地形描述》，附录在华兹华斯的十四行诗集《达顿河》（1820）后面。接
着，1822年又以《英格兰北部湖区风景描述》为题单独发表。《描述》在19世纪50年代得到多
次扩充，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继续再版（比克奈尔1984）。
[74] 可敬的查尔斯·汉密尔顿在1738年至1773年间持有佩因斯希尔的租赁权，在此期间，他设
法通过贷款（有些从霍尔的银行）筹措他的200英亩景观建设项目的资金，结果导致自己的破产
（萨克尔1989）。该项目包括一个凝灰岩结构的石窟岛屿、一处隐士居、一座有意做旧的“荒
废的”修道院，以及一所存放真正古代文物的“荒废的”罗马风格凯旋门建筑。
[75] 制作平板玻璃的技术革新允许生产巨幅的长方形玻璃，如1704年用来建造伦敦肯辛顿宫的
柑橘温室的玻璃。然而，是1845年取消玻璃课税才使得非贵族们也可以拥有绘画窗户。
四 进入权政治
[76] 冯·毛雷尔（Von Maurer，1790—1872）是德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其研究重点是作为早
期德国社会单位的马克（Mark）；弗雷德里克·西博姆（Frederic Seebohm，1833—1912）是
英国乡村农业和经济历史学家。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1822—1888）撰写的比较
历史法学著作如《古代法律》（1861），对现代英国社会人类学颇具影响。通过对习俗和法律
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他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个人所有制的现代模式是由扩大领导者的权
力、牺牲乡村共同体的公用地发展而来的”（斯托京1987：126）。尽管视角不同，正是习俗与
法律的讨论与进入风景的问题息息相关。
[77] 到了14世纪，人们穿越乡村旅行时需要出示官方的“通行信函”，而学生（被认为是乞丐
之流）如果被发现在乡村漫游，可能会有牢狱之灾。普通旅行者，特别是步行者被看成形迹可
疑，是可能的犯罪分子，而独自在乡村行走的女子还要加上性“游荡”的嫌疑。即使朝圣者也
需要当局的信件，而仆人或劳工离开教区时需要携带证件，表明他们可以“自由地”到别处找
工作（华莱士1993；威廉斯1973）。
[78] 掘地派（Diggers）一词指一宗教支派，他们要求开垦公用地上的荒地，“使得本属于公
众的土地归还给个人”（希尔1992：144）。平等派（Levellers）一词源于反圈地的暴动分
子，他们要拆除或“铲平”圈地的围篱（汤普森1966）。
[79] 制造业城镇的爆炸般发展部分依赖于早期奴隶贸易的资本积累。“在1701年至1810年间，
英格兰从西非输入了200万个奴隶，其中三分之二是由奴隶贸易三巨头装船运输的”（沃尔夫
1982：198）。取决于谁在进行该贸易，奴隶与用来“购买”奴隶的货物的价值比从4︰1到6︰
1。1620年和1807年间，据估计奴隶贸易的盈利大约是1200万英镑，“也许其中半数都是在1750
年至1790年间积累起来的”（克拉顿1974；转引自沃尔夫1982：198）。一个英国重商主义者在
为奴隶贸易辩护时写道：“它是一切原则的原则，一切基础的基础，是驱动每个轮子运转的机
器的主发条。”（波斯尔思韦特，原引文见于克拉顿1974：120；转引自沃尔夫1982：198）通
过商人和银行家（如霍尔家族，见第一章，第27页）几代人的资本积累，奴隶贸易帮助英格兰
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在商业资本主义制度内积累的财富给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启动
资金。
到18世纪中期，利物浦由于邻近工业化的中部地区，取代了布里斯托尔，成为英国主要的奴隶
贸易港口（沃尔夫1982）。的确，伯明翰“因其棉纺工业不仅成为三角贸易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成为运往非洲的枪械的制造中心”（鲍姆1994：43）。难怪，柯勒律治在那儿宣扬反奴隶
制时会受到冷遇。怀特黑文（Whitehaven，这个地名完全是个讽刺）成为专对牙买加的贸易
港，而从牙买加每年输出四船奴隶。同时，经由这个坎伯兰郡港口之一，从国外运来的黑孩子
被悄悄地运到湖区（鲍姆1994）。这个港口也是英格兰最繁华的煤运港口之一。一些家族如劳
瑟家族（Lowthers）同时经营这两种贸易。
[80] 英国社会历史学界近期的争论涉及到“语言学转向”（乔伊斯1994；帕姆1990；斯特德曼
·琼斯1997；弗农1994）。这一转向远离“‘主导性的社会关系’之类前话语范围的‘经
验’而形成的正统思想史”（弗农1994：84），转向关注人们如何通过所知的文化叙事而生成
意义，如“进步”或“自由”。在语言学转向的范畴里，社会（包括阶级的概念）是一个话语
性的建构，而非生产模式的物质性结果。
[81] 奥海姆：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自治市，位于曼彻斯特的东北。它是制造工业中心，并有纺
织工业。——译者注
[82] 尽管普雷斯顿这类城镇具有远见——普雷斯顿在1834年封闭了沼泽地却仍保留了公众的进
入权（坎宁安1980），但是旨在为工人阶级家庭提供可以进行“理性”娱乐的公共空间的公园
运动，却赶不上城市敞地的消失速度。奥克塔维亚·希尔，风景保护运动的主要人物，也是城
市住房改革的领导人物，她把休闲空间的需求列入住房改革计划之中。到了19世纪70年代，开
放给伦敦贫穷工人的空间极度匮乏，这一问题导致城市的一些墓地的墓碑被清除，空出来的地
面上布置上了花坛、草坪和人行道。为了争取更多清理墓地的资助，获得更多的敞地，她描述
了居瑞巷周边地区的生存环境，她的描述其实就是华兹华斯的《怪物议会》和布莱克那些痛苦
面容的散文表达（希尔1877：108）。对伦敦的一些贫穷工人而言，死后入土为安是一种不可得
到的奢侈。
[83] 在1857年，共有五百多份要求实行政治改革的请愿书，组织者说有100万人签名，在伦敦
由“毛毯抗议者”提交给摄政王。请愿活动由曼彻斯特织布工开始，毛毯抗议者
（blanketeers，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他们背上披着毛毯），计划穿越中部地区，沿途不断接
纳那些不满现状的激进工人。12000名壮士组成的“公民军队”离开曼彻斯特不久就被武装部队
解散（爱浦斯坦1994；汤普森1966）。
在1906年，207名失业者由贾罗出发步行300英里到伦敦，向议会递交一份11572人签名的请愿
书。像毛毯抗议者一样，他们把垫毯席卷起来，缠在身上，因为途中也要在野外露宿。他们希
望已在贾罗持续了15年之久的近75%的失业率能有所下降。最后在海德公园举行了一次集会，沿
途收集到9万人签名的请愿书一起呈递给议会（皮卡德1982）。伦敦20世纪后期的游行包括80年
代末期的人头税游行及1998年10万人抗议禁止狩猎提案的游行。这两次游行都以海德公园集会
和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结尾。
[84] 本世纪末，“对更具公开挑衅性的工人阶级斗争形式的恐惧在中产阶级中被放大”，这一
现实促使自愿性质的军事化休闲机构的成立。在严格的中产阶级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的男孩和
青少年接受额外的军事训练。基督少年军在那时甚至被称为“少年公民军队”（斯普林霍尔
1977：14—17）。
[85] 聚会的一个目的是请愿废除1815年的《谷物法》及其修正案（1846年最终取缔）。谷物法
禁止进口国外小麦，直到英国小麦价格涨到80先令1夸特（8蒲式耳）。按着那个时代人的看法
（柯贝特1830、《1836年农业萧条委员会报告》、《1846年济贫法专员特别助理的农业领域妇
女和儿童雇佣问题报告》；转引自伯内特1979），谷物价格居高不下，底层阶级吃不起面包，
只能退回到吃土豆的膳食水平，以尽可能低的工资苟活着。土豆成为退化的象征，令人想到爱
尔兰人悲惨的生活状况（汤普森1966）。
[86] 亨斯莱特沼泽是1877年举行的一个相同规模的抗议活动所在地，抗议在沼泽地修建铁路的
计划。该抗议活动由约翰·德·摩根领导，他是一位致力于保护公用地的活动家。他所领导
的“激进的民粹主义运动，植根于一种把宪章派时代与新兴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案连接起来的传
统”（泰勒1997：134）。
[87] 1788年，英国驻澳大利亚舰队舰长将悉尼海湾附近发现的高岭土（白黏土）送了一些给约
瑟夫·班克斯爵士，后者是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惠瑟莱尔和卡尔—格莱戈1990）。班克斯又把
白黏土送给他的朋友约西安·韦奇伍德。韦奇伍德用黏土塑捏了一个圆章，上面饰有希腊人
物，刻着铭文“在和平的影响下希望之光促进艺术和劳动”。这个物质象征代表艺术、科学和
商业在机构上联合起来，更好地促进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与彼得卢圆章完全对立。
当这两个圆章与反奴隶制的圆章并置在一起时，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对国外
奴隶制和国内工资奴隶制所起到的支撑性作用。的确，透过这两种资本主义分化社会的方式，
人们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囚犯殖民地的究竟，殖民地接受被判流放的工人阶级激进分子，不管他
们是雅各宾派自由党人，还是捣毁机器的织布工，还是组织工会的农业工人，或是偷猎者（阿
彻1989；爱浦斯坦1994；海伊1975；汤普森1966）。正是在巡查澳大利亚第一个英国人定居点
时，发现了用于塑捏“希望”圆章的白黏土。
[88] 埃德蒙·基恩（1789？—1833），英国演员，以扮演莎剧中伟大的悲剧角色著称。——译
者注
[89] 帕码街：英格兰伦敦上流社会的一条街，以詹姆斯宫殿的遗址和许多私人俱乐部闻名。
——译者注
[90] 灯心草仪式是格拉斯米尔教堂吸引游客的一个看点，华兹华斯就安葬于此。在行进的乐队
带领下，孩子们手持灯心草和鲜花装饰的篮子和十字架，参加仪式的人们穿街走巷游行，到处
是扶老携幼的家庭、朋友和游客，他们目睹盛况，拍照留念。感谢自然的美丽和富裕的礼拜在
装饰着鲜花、撒满灯心草的教堂举行。
[91] 卢伯克实际上只购买了废墟的一部分（马隆1989）。在数易其主后，埃夫伯里最终聚拢为
一份地产，1943年捐赠给国民托管组织，当时公众呼吁募集资金由托管组织保护这块地产。
[92] 巨石阵有争议的政治性风景详见本德尔1993。
[93] 150年之后，峰区和北方人行道协会（吸纳了成立于19世纪90年代的曼彻斯特古人行道保
护协会）仍然在反对关闭弗里克斯顿人行道。
[94] 奥海姆外的公用沼泽地“消失于8个棉纺厂和236栋房子之下”（里德1991：17）。在城镇
里，甚至“环绕着花园的高高栅栏都用木板封住，为了防止卑贱的工人享受到园内的绿意或芳
香”（坎宁安1980：82—83；转引自泰勒1841）。
[95] spirits of capitalism，这里，作者用了双关语：spirit既有“精神”之意，又指“烈
酒、酒精”。——译者注
[96] 圣神降临周徒步活动在降临周期间举行，通常是复活节后的第7个星期日开始。
[97] 瑟米尔是一个大型土木工程项目的所在地，该工程将湖泊改造成一个巨大的水库，通过跨
越乡村的输水管道把水输送到曼彻斯特。有关这一工程的争议在下一章探讨。
[98] 仿佛是与大批量生产初期相称的规模经济效益，参加远足的儿童和成年人的数量相当可
观。配置了多个引擎的火车能够拉动57节车厢，火车的运载量说明了“在1842年9月，2364名主
日学校的学员和老师离开本城去远足”，“3千名儿童在1846年从伯明翰旅行到切尔滕纳姆；那
一年还有接近这个数目的孩子从麦克尔斯菲尔德抵达斯托克波特……1846年不少于6125人的父
母、孩子和老师乘坐火车从诺里奇来到雅茅斯……还有5千名工人阶级的子弟和3千名观景人前
往海边……”（沃尔文1978：19，50—52）。
[99] 感谢格里·博斯韦尔给我这一启示。
[100] 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一些假日徒步中心周日还不允许打牌。成员们开始质疑纸牌游戏
与中心许可的网球类运动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志之谊》第24期，1933年5月，“书信”，4：
15）。
[101] 狩猎法，为了管理或保存猎物而制定的法则，比如规定哪个季节中可以使用的捕猎方式
及可能猎取的动物数量。——译者注
[102] 狩猎法被指责为违宪性的压迫。猎物资产一定程度上是根据100镑的年进项（获之于具有
永久产权的地产）推算的——许多富裕的农场主都达不到这一条。有些种类的猎物只属于
其“拥有者”，即使猎物误入他人土地；一些狩猎权完全与土地所有权没有关系，即使猎物在
他人土地上生活和繁衍，依然可以行使狩猎权。的确，常常是狩猎权比选举权更排他，狩猎权
凌驾在公众的公用地使用权之上（海伊1975）。
[103] 1797年夏季，当多萝茜·华兹华斯和威廉·华兹华斯与科勒律治一起沿着萨默塞特海边
徒步时，他们被怀疑是法国革命同情者，为入侵英国进行间谍活动（鲍姆1994）。
[104] 19世纪初期引进，赶猎是由猎人助手赶出猎物，驱使它跑向成排猎枪那边。
[105] 铁路网在英国增长迅速：1835年铁轨长达417英里，1845年增到3277英里，到1850年增至
13411英里，1885年则达到30843英里（沃尔夫1978）。远距离旅行当时比较复杂，因为时间是
一个相当本地化的事情。各地乡村时间的不同造成铁路公司时间表的混乱。1880年议会最后通
过法案使英国时间标准化（罗宾斯1988）。在这些久已废弃的铁路线还存在的地方，路基和被
弃用的铁轨成为野花缤纷的生态乐园，到处是蝴蝶和昆虫。正如在美国，伴随从铁轨到小路运
动的推进，一些被遗弃的铁路路基已经改为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例如，峰区的蒂辛顿路正是以
前的阿什本—巴克斯顿铁路线。从蒂辛顿路上看到的景色非常壮观，因为铁路并未破坏风景的
整体感，而是架设在高高的路基上，可以慢慢欣赏城际铁路沿途那种英国乡村“一等美景”。
[106] 沃德的相关兴趣是城市“幼童的死亡，对纯牛奶的需求和儿童牛奶仓储的需求”（普里
恩1976：69），就这个话题他发表了许多文章。不久铁路系统就会满足这类需求，但也正是铁
路为造成城市悲惨现状的制度提供了支持。
[107] 一些机构如CHA把活动与礼拜结合起来，以此解决周日漫游问题。青年基督教协会—曼彻
斯特漫游俱乐部组织进行70英里的徒步，周六下午开始，周日黄昏结束，而隶属于苏格兰YMCA
的长老会俱乐部只在周六下午漫游（希尔1980）。
[108] 徒步者仍然被看成是松鸡的威胁。一份为漫游者协会准备的报告（沃森1991）直接批评
了一份峰区联合规划委员会的报告，后者认为休闲活动侵扰了野生动物。有些科学文章也谈到
徒步者在乡村的休闲活动影响了鸟类，在一篇评论这类作品的文章中，作者驳斥徒步者侵扰了
红松鸡的繁育这一观点，认为这是转移公众视线的伎俩（菲利普斯1987；转引自西达威1990：
16）。
[109] 指像用熏制成红色的鲱鱼吸引猎犬离开道路。——编注
[110] 《路权法》规定，一条道路只要能确定被公众基于正当权利不间断地使用了20年（不包
括由私人许可使用的情况），就视为公用道路。——编注
五 进入湖区
[111] 马蒂诺为异见者论坛《每月文库》写文章讨论宗教和教育问题（霍克尔—德里斯戴尔
1992）。她还撰写有关“当前议题”的通俗小说，如《暴徒们》（1829）、《济贫法和穷人》
（1833—1834）和《森林和狩猎故事》（1845）。在华兹华斯的十四行诗《致杜桑·卢维杜
尔》的启发下，马蒂诺在《此时此人》（1841）中颂扬了这位带领海地人民抗议法国统治的领
袖。
[112] 例如，位于波尼斯的皇家饭店列举的赞助者中有“已故的太后、萨克森国王、普鲁士君
主及俄国君士坦丁大公”。其他广告还包括艺术用品商店、有关观花植物和泥灰沼泽的博物学
指南、旅游地图、湖区景色画集及当地的艺术展览。
[113] 下面这个故事也许是虚构的，但它能被编造出来也很有趣。在《曼彻斯特卫报》同一版
上，记载了华兹华斯在去劳瑟城堡吃晚饭的路上，移开了一个阻拦通向田野的人行道的路障。
地主约翰·华莱士爵士也参加了同一个晚宴，威胁要鞭打那个拆除路障的人。据传，华兹华斯
当时站起来说：“是我拆毁了你的墙，约翰爵士，这堵墙违背了古老的路权，而且我还会这么
做的。我是托利党，但是如果我背上的鞭痕很深的话，你还会发现我是辉格党。”（《曼彻斯
特卫报》1887；转引自希尔1980：40）
[114] 这是一种风景保护戏法，100年后壳牌石油公司也用这种伎俩达到目的。
[115] 英国湖区协会（ELDA）赞同霍尼斯特隘口议案，因为它会为游客开辟一片隔离出来的区
域。ELDA创立于1877年，创建者是“旅馆经营者和店主，他们做广告并开发该地区，在这期
间，该协会与湖区广告协会一道宣传这片地区”（汤普森1946：34；贝利和比尔德1980）。
ELDA也致力于人行道保护和公众的进入权。
[116] 不到10%的成员是坎伯兰人，超过25%的人居住在伦敦及其周边诸郡，另外25%来自兰开夏
郡，大多数来自曼彻斯特周边。有一些工业家，35位剑桥和牛津的学者，十来位美国人（主要
是东海岸的学者），18位卡尔特修道院导师，加上其他来自伊顿、哈罗、温彻斯特的老师，还
有拉格比和阿平厄姆的校长，都是学会成员（马歇尔和沃尔顿1981：214）。
[117] 19世纪稍后时期人类学家创建的专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博物馆，充满了“慢慢地，慢慢
地”气息：
人类学家认为这些阶级使用具体感性的语言推理，颇能反映人类物种中那些更原始的成员的特
点……博物馆的设计体现出社会等级秩序的空间性关联，记录了进化过程……他们会观察到，
每一种人工制品的样本，按其发展顺序排列，都是缓慢发展变化的。因此，观看博物馆展品的
行为传授了一个清晰的政治教训：有责任的公民不会要求突飞猛进的变化，而会意识到社会进
化是渐进的。
（库克里克1991：108；借用范库伦1984）
[118] Blackpool，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海滨城市，是当时工人阶级的著名度假去处。——编注
[119] 有的漫游俱乐部直接产生于成人教育，包括中部地区漫游者协会，1894年由伯明翰和中
部成人教育学院的实习教师发起。许多博物学协会则依据自己特定的兴趣进行每周漫游，而另
一些组织将漫游活动与自己的核心关注内容联系在一起，如男人聚会和爱丁堡卫斯理西区文学
协会进行的夏日周六漫游（希尔1980；泰勒1997）。
[120] 罗斯金的写作，无论是讨论漫游俱乐部及成人教育计划的演讲，还是把漫游纳入进步教
育的大纲，成为一种媒介，把自然与宗教联系起来（泰勒1997）。
[121] 19世纪中期，科恩完全被描述成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地区，居民中近25%的人靠教区救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