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的两种版本
英国有两种版本这一事实早已经提及。需要追问的是：是否有过一
个统一的英国身份？起初，在都铎王朝创建时期，当“系统地挖掘盎格
鲁—撒克逊的证据——他们的教堂、语言及法律条款”发轫之际（菲西
安—亚当1991：2），“英国人更可能与自己的区域和地方产生认同，而
不是与整个国家本身产生认同”（埃文斯1995：232）。种族史和制度史
的意义举足轻重。“亨吉斯特—霍萨 [57] 的种族神秘性”（罗温萨1991：
208）将身份植根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和民主体制之内。
这种神秘性支持了不列颠身份，也支持了英格兰身份的一种版本。
[58] 它们都是与同样的他者相抵触的，尽管他者的建构有所区别。以盎
格鲁—撒克逊的“英国”视角，他者就是诺曼领主及其当代的不列颠继承
者。站在不列颠的角度，他者是有领土扩张野心、骄傲自负、道德沦丧
的当代法国。
盎格鲁—撒克逊原始的民主制（连同凯尔特人、德鲁伊特教僧侣和
游吟诗人——这些人被再现为当时在南太平洋上遇到的那些“高贵的野
蛮人”的本国变种），与诺曼领主当代继承人展开竞争。当时国内的社
会分野要求用阶级区分的眼光重新审视过去：
一方面，种族谱系的神话正被尽情发挥，这个神话追寻“真正
的”英国共同体……上溯到卑微的撒克逊时代……年复一年，从迷
宫一般的学术性和伪学术性研究中拼凑出一个“真正的”英国或不
列颠种族共同体概念，它拥有共同的过去，共同的道德、社会、文
化和政治的构成，这一版本与撒克逊祖先理想的道德接榫，迎合了
强烈的情感诉求……其政治含义……即凭着天生的道德优越性、大
不列颠岛屿历史领先权以及“这些人”对日尔曼制度的继承，他们
应该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更大的权利，而不是压迫者（“高卢
人”、诺曼人、法国人）施舍的那一点点权利。
（纽曼1987：117）
同时，另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英格兰正在形成，由进步的话语和政
治经济理论精心构造。这个版本的英格兰是一个进步的、“改善的”、城
市化的、制造业的、工业化的英格兰，可与大不列颠互相置换——现在
仍是如此。这对联体双胞胎从未分离过（卡纳戴恩1995；格兰特和斯特
林格1995；罗温萨1991）。吊诡的是，启蒙运动的进步主义却把进步的
对立面鲜明引入知识分子视线：未改善的、落后的、离奇的——这些都
是所有古董家、民俗学者、如画风景追随者备感兴趣的东西。启蒙运动
所信奉的进化模式也许是思想的决定性模式，但是任何模式由实体与虚
体构成，二者相互依存。就风景和农业实践而论，在启蒙计划看来需要
予以改进和现代化的东西，正是另一种人眼里的共同体的堡垒和活文化
的宝库。中心移向北部山区——英格兰湖区，标志着对进步的英格兰的
另一层反抗产生了，美学和情感联合确定了本地风景的连续性和传统。
具有家长作风和仁慈之心的土地主精神和道德价值观，与进步的、倡导
改良的土地主和农民形成对比。圈地运动与驱逐行为打破了农业共同体
历史悠久的互惠关系。当然，这种互惠的纽带以前已被破坏过许多次，
也许在16世纪全国范围的圈地运动中，这种破坏格外显著。
启蒙运动的现代化规划关系到凯尔特边区风景/土地使用，对此的
一种有趣解读用到亚瑟·杨格的《1776、1777和1778年爱尔兰纪行》
（1780）和塞缪尔·约翰逊的《苏格兰的西部岛屿纪行》（1775），揭
露了政治经济缺乏时间性，威胁本土文化：
对杨格而言，爱尔兰是新未来的显现之地。在民族主义者看
来，爱尔兰是一个尚能瞥见过去的轮廓的地方；透过现代人眼中所
见的表象，依然能感受到隐匿于风景里的历史传统和情感。这类表
象堪称一个民族不断增生的年鉴，负载许多世纪以来人类持续在场
的种种印记……当口传和书写的传统遭到强制性的遏止时，民族的
风景就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另一个选择，它不像历史记录那么容易
被毁弃。农业改革会抹去乡村的表象特征，造出一种经济和政治的
白板，从而威胁到文化记忆的留存。
（特林佩纳1997：52—53）
乡村传统主义的世界观源自如画风景运动和古物研究的互动 [59] 。
原本属于文化精英的兴趣移向范围更广的社会阶层。风景中古旧或衰老
的成分（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建筑物），田间颓塌的纪念碑、珍奇之物
如古树或“灵石”，以及言语、穿着和举止的传统，逐渐加入这种世界观
的生成 [60] 。地方生活和本地特色的重要性开始突显，与日益恃强自重
的城市中心相对。风景的遗迹“成为本土文化的幸存碎片，其复原是国
家和地区的骄傲”（布鲁尔1997：582）。英国乡村成为永恒稳定性的所
在地，准备经受，或实际上正在经受随社会关系转型而来的迅猛的变化
（伯明翰1986；纽比1987）。
这种新创的传统主义世界观为文化民族主义提供了原材料，推动了
对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历史（神话的或真实的）、民间信
仰（如有关“小矮人”的信仰）及其实践（如收割仪式）的收集和评价。
这些历史、信仰和实践植根于对地方、对栖居于风景之中的神奇前辈的
依恋，实际上是对神奇性的依恋——而神奇性早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已被
妖魔化，又遭到启蒙运动的否定（施奈德1991）。 [61] 文化民族主义与
进步和改良的修辞背道而驰，但是画境游允许市场把抵抗地区的风景也
收并进来。到这些风景区游览促使人们关注到这样一种陈述的非英国背
景：对“品味纯粹的人”来说，湖区是“一种国家财产”（华兹华斯
[1835]1984：133）。如此便有助于阐释文化民族主义通过风景发挥作用
这个观点，也框定出如画风景美学的作用范围。
文化民族主义
大不列颠政体形成之际，国内文化民族主义也在形成，产生了近来
称之为“‘四个民族’的文学历史”（皮托克1994：2）。鉴于“强制性的‘英
国人’版本在那时得到如此专注的发展”（卢卡斯1990：40），当时出现
的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身份认同就是抵抗不列颠国家的主动形式。
然而，它们也被中心产生出来的一个必需的边缘性他者所颠覆（布莱顿
1995；埃文斯1995）。透过如画风景运动的棱镜，可以观察到并在一定
程度上理解这些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联系。
不列颠未经改良的凯尔特边界山区恰好为如画风景的实践提供了一
个微缩版的阿尔卑斯山风景。 [62] 如画风景美学强调个人的情感发展。
衰败和贫穷的意象对于美学很重要，但只能作为边缘性的装饰图案。情
感的发展是其重点，然而对于所见所闻（人类的痛苦），人们无需介
入：
毕竟，如画风景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观景者或读者并不是从
道德、社会或政治上介入看到或读到的东西。寻求如画风景仅仅是
寻求美学体验……威廉·吉尔平强烈反对将他称之为“忙于各种营
生的农民”引进如画风景的绘画。如果出现了乞丐和老年人，应该
按照审美的需要把他们融入景色，这样观众就能沉入令人愉悦的忧
郁之中。
（卢卡斯1990：92）
政治意义的不列颠身份的兴起使文化身份范畴（威尔士人、爱尔兰
人、苏格兰人）的倡导者不再要求政治主权。政治主权现在已经归并到
民族国家之中了。 [63] 新教、贸易危机、国防都成功地在所有社会阶层
推进了不列颠的身份认同，尽管这些阶层之间或之中存在纷争（科利
1992；罗宾斯1988）。 [64] 然而，正当对一个更包容的政体的诉求把“更
广大的社会与管理精英，包括大量的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信奉新教的
盎格鲁—爱尔兰土地主和商人”（埃文斯1995：223）汇聚在一起时，历
史更为久远的那些王国的种族特性也在得到探究和证明（纽曼1987；罗
宾斯1988）。 [65]
在几个世纪的英国化的冲击下，威尔士经历了文化衰落和自信丧失
的过程。独特的威尔士生活方式逐渐消失，其法律制度受到压制，威尔
士语不再是官方语言，早在13世纪就几近灭绝的游吟诗人制度命悬一线
（赫克特1975；罗宾斯1988）。威尔士的再发明始于18世纪，到了19世
纪则已硕果累累。这一再发明部分依赖于仿造和新创的威尔士事物，真
正的凯尔特本土特色巧妙地糅了进去（摩根1983）。如画风景美学与古
董癖的结合造就了赝品大行其道的氛围。追寻如画风景、古董癖及边缘
性文化的再发明是交互作用、相互强化的文化实践。
混乱无处不在。什么是凯尔特，什么是撒克逊，定义不清。18世纪
20年代，在埃夫伯里和索尔伯里发掘出来史前巨石阵，点燃了威尔士人
和游客把德鲁伊特教和凯尔特浪漫化的想象之火。到18世纪50年代中
期，诗人托马斯·格雷写诗对荒野的自然和遥远的历史做出新的回应。
格雷翻译了据说是“前文明的北方”（卢卡斯1990：50）的斯堪的纳维亚
和威尔士诗歌，他的翻译被引用来推进“去中心化的”（decentrist）文化
民族主义。格雷转向古代北方文学研究，标志着换个方向追踪英国诗歌
的源头，“这个连绵不断的文学传统的源头不是（像过去和现在习惯的
那样）上溯到诺曼—普罗旺斯—拉丁文学的传统，而是上溯到威尔士和
斯堪的纳维亚的传承”（巴特勒1988：43）。18世纪凯尔特戏剧就借鉴
了他新翻译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作品《埃达》，剧中有一些德鲁伊特教
式的场景。格雷最受欢迎的诗歌《游吟诗人》以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被
英国驱逐的最后一个威尔士游吟诗人为题。其重要性在于，从历史角度
而言，政治主权和文化主权在威尔士游吟诗人身上得以体现。该诗歌激
发了许多绘画的创作，最终又转过来帮助了威尔士神话的建构。 [66]
18世纪末期，前往人烟稀少、农业萧索的威尔士山区的画境游成为
时尚。山区虽然崎岖难行但还不至于危不可攀。落后的农业劳动和“原
始的”民居成为可接受的美学意象，表现衰落，证明了时间的流逝。由
于贫穷而保留下来的服装摇身一变成为民族服装。游吟诗人的佚诗变
成“德鲁伊特教的”遗物，通过某种方式，威尔士语也与希伯来语有了关
联，风景传奇被润色或发明出来，既是为了吸引游客也是为了“促使威
尔士人明白应该珍惜他们的风景”（摩根1983：86）。 [67] 这些举措收效
颇佳，这一点可从19世纪威尔士国歌第二段得到证明。内容（译文）如
下：
古老的威尔士山区，游吟诗人的天堂
每面悬崖和每道山谷，在我眼里都那么美丽
洋溢着爱国的感情，充满了神奇的魅力
是她的河流和小溪的旋律
（摩根1983：87）
游吟诗人的“……如此深植于风景之中的颂歌”（特林佩纳1997：3
—4）激情澎湃，将风景与自发的文化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说到文化守
护者这一角色，新发现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被当作盖尔语游吟诗人的同
类（史密斯1985）。汇集、阐释、发布或伪造游吟诗人传统，对威尔
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建构非常重要（皮格特1976；皮托克
1994；夏马1996；特林佩纳1997）。例如，詹姆斯·麦克弗森杜撰的原
住民文学对于凯尔特苏格兰的形成至关重要，据说那是弹奏竖琴的游吟
诗人莪相的作品。 [68] 然而，苏格兰身份，初始是一种西部高地身份，
其实是“对爱尔兰文化的背叛”，而非对英格兰的背叛，因为历史上正是
爱尔兰游吟诗人文化形塑并主宰了赫布里底群岛。至于爱尔兰，“甚至
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格兰的统治下，凯尔特爱尔兰仍然固守自身作为文
化意义上的一个历史性民族的意象”（特里弗—罗珀1983）。这一意象
部分是竖琴师和游吟诗积极参与的结果，从两方面意义来说，游吟诗都
承载了民族的“负担”（burden）。 [69]
如果游吟诗承载了“民族”，那么，“民族”又承载什么？根据标准词
典（《韦氏新学院词典》）：
NATION：中世纪英语为nacioun，源自中世纪法语nation→拉
丁语nation-natio，意指出生、种族、民族；源自naci的过去分词
natus，意指出生。
Native（本土）和nature（自然）词根来自拉丁语natusnasci，与nation意义相关：
NATIVE（本土的）：中世纪英语为natif，源自中世纪法语→
拉丁语nativus→natus，nasci的过去分词，意指出生。
NATURE（自然）：中世纪英语，源自中世纪法语→拉丁语
natura→nasci的过去分词natus，意指出生。
当风景与民族、本土、自然相联系，这个词也就具有了“隐喻的、
意识形态的效力”，这种效力是由于“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或性格与其栖
居地区的本质或性格之间，发展出了一种更恒久的维系”（奥维格
1993：310—312）。表达这种更永恒的维系的方式之一就是本土语言或
母语——这与natus-nasci的内涵呼应。涉及到18世纪凯尔特边界，这种
风景/语言的联系对于游吟诗民族主义至关重要。到了18世纪末期，风
景是“自然的书写，人置身其中最大程度地体验自己在此地此时，而且
成为……转向主观时间意识的一个关键概念”（索尔维森1965：14）。
风景与语言的联系通过地名的记忆和隔绝状态得以保持。在整个18
世纪，古老的语言，就英格兰而言是古老的方言，仍然在偏远的地区使
用着（罗宾斯1988）。风景和语言时而合并成为图像性的表达，例如，
1659年出版的詹姆斯·豪维尔词典的标题页中，威尔士语被描绘为“神圣
而野性的林间少女武士”（摩根1983：48）。但是，由于废弃、禁止使
用民族语（盖尔语、威尔士语），英语长驱直入，取得了压倒性的优
势。民族语终于衰落了。 [70]
对地名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致使记忆发生位移，这一情形就发生在
苏格兰高地。通过规范地图的命名就能掩埋过去，例如，1824—1836年
间英国地形测量局对爱尔兰进行地形测量时，就换掉了原有的盖尔语地
名。相反，地形测量局的勘测者为威尔士语地名的正确拼法而大费周章
（哈里和沃尔特斯1982；转引自罗宾斯1988）。当地的地名（包括那些
英格兰边缘地区的地名）经常受到忽略或混淆（威尔伯福斯1779）。
[71] 个别情形下，会发生相反的涂改，例如詹姆斯党人动乱期间深入苏
格兰高地的军用道路上的部分里程碑就被移走。军用道路上这种逆涂改
情况在爱尔兰也很普遍，不过通常地图的社会行为和权力更持久（哈里
1992；皮克尔斯1992）。
风景中表示时间流逝的元素对如画风景非常重要。废墟和青苔或者
常春藤覆盖的建筑是令人忧郁的光阴似箭的提示。山区讲述了一个（新
近发现的）久远的地质年表，对比之下，人类的生命周期就显得微不足
道。黎明和日落（即使透过一片玻璃看过去，它们也显得如此绚丽）包
含了个人能够测量得出来的时间流逝，而任何一处废墟、任何一座爬满
青苔的桥梁、任何一个风烛残年的人、任何一条山脉都会激发人们的想
象和感受。往日浮现，追忆过去，这就需要特定的、高度本地化的废
墟、桥梁、人物和山脉。注意力转向仔细观察风景（默多克1986），视
觉艺术里的这一转向与描写特定地方的诗歌同步发生。这类诗歌是个人
的地名记忆，是对个人内心疏离或异化的认知，诗人试图通过确定自己
在风景中的位置寻求庇护。定位的特性使人对暂时性的感受更加痛切，
而这种定位记忆的痛切感说明记忆战胜了时间。
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和湖畔诗人
英国浪漫主义运动这个词语在19世纪中期用来回指18世纪末期到19
世纪初期的英国诗人。一个经典而一致的英国浪漫主义的形成是20世纪
40年代的产物。不同时期的浪漫主义推出了各自界定的湖畔诗人：华兹
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还有布莱克、拜伦、济慈和雪莱。他们都是英
国民族主义美学的倡导者，该美学由早期的诗人发展而来，如汤姆逊、
申斯通和考珀。在20世纪最后的一二十年，人们对英国浪漫主义，尤其
是其代表人物华兹华斯，进行了批判性的再审视（艾厄斯等1981；巴特
勒1982，1988；路易1989；麦克甘1983），揭示出把素材与社会和经济
背景割裂开来的诗学位移（poetic displacement）和理想化的意识形态。
英国浪漫主义这一术语也用来指涉更宽泛的作品，涵盖了18世纪40
年代到90年代的诗歌，其时地方主义备受推崇；18世纪90年代到1815
年，地方风景依旧引领风骚，但是后革命的宗教正统已然侵入；1815年
到1825年，当时的主调是削弱地方主义和民主主义。在这个更宽泛的时
间范围，英国浪漫主义“倾向于反对不列颠中央国家及其体制”，关
注“阶级、社会变化、自然宗教、地区和民族的骄傲以及世界革命”（巴
特勒1988：37—41）。浪漫主义不是“一场单纯的知识运动，而是对各
种社会压力……的综合回应”（巴特勒1982：184），发轫于工业革命的
早期阶段（艾厄斯等1981），其结果是
一种浪漫的情感结构得以产生：提倡自然、反对工业，提倡诗
歌、反对贸易；人类与共同体隔绝进入文化理念之中，反对时代现
实的社会压力。我们可以确切地从布莱克、华兹华斯及雪莱的诗歌
中听见其反响。
（威廉斯1973：79）
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出版业规模的扩大以及随着收费公路发展而改
善的印刷品流通，这一切为地方上的中产阶层以及乡村绅士接触到英国
浪漫主义诗学和政治提供了保证。到18世纪末期，由于前半个世纪的本
土乡村或田园诗歌的影响，有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公众对自然的欣赏发生
了巨大变化，因此湖区作为稳定性的一种有力的文化象征更容易被人们
接受。
诗歌，特别是游吟诗的反对声音所显示出来的重要性表达了一种深
化中的意识，即诗人应该对其共同体并为其共同体说话。然而，基于伦
敦的文化叙事在各个地方被模仿，本土/民族/自然
（native/nation/nature）的共同体在圈地运动与城市化的双重影响下已经
分崩离析。到18世纪中期，英国诗人和作家正在经历他们所描写的文化
的深刻危机。沮丧、疯癫和自杀成为艺术—知识分子团体的标志（巴特
勒1988；卢卡斯1990；纽曼1987），而在该世纪的后期诗歌继续演绎着
英国风景的赋值和仇外的双重主题。
面对人与地方的分离，风景回应了对可以感受到的连续性的需求。
在极端情况下，这可能表现为一批据说是中世纪的诗歌和散文，颂扬了
英国地方特色。但总的来说，诗人
从詹姆斯·汤姆逊（1700—1748），到托马斯·格雷（1716—
1771），再到威廉·布莱克（1752—1827）和威廉·华兹华斯
（1775—1850），他们用弘扬地方主义的象征语言取代了“宫
廷”或“伦敦”或德莱顿、蒲伯、斯威夫特和盖伊的贵族话语……
他们表达并进一步确立了足能代表一些绅士以及许多“中等类
别”，特别是18世纪伦敦及各地的工商业界人士的态度。
（巴特勒1988：41）
汤姆逊的乡村诗歌堪称上述更宽泛时间范围内的英国浪漫主义第一
阶段的生动范例。他的诗歌描写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乡村生活，有感于天
下皆同的季节而发，表达了人皆有之的情绪。早期的湖区旅游者借用古
典作家来提升他们所看到的景色。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由于汤姆逊的
《四季》广为传播，本土文学在提供情感联想方面变得日益重要。
与游吟诗不同的是，这类田园诗所描写的乡村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其
实是伪造出来的。基于同样的原因，诗中城市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同样
与事实不符（卢卡斯1990；塞尔斯1983；威廉斯1973）。到18世纪末
期，如画风景美学推动了寻找如下地区的风景：
（在这些地区）尚无当代工业化、圈地运动和地产开发的痕
迹，而且各种形式的田园牧歌情调都未被注意到，海峡对岸令人恐
惧的“平均主义”影响无法波及……如画风景旅游者愿意千里跋涉
寻找一个“劳烦之中被人遗忘的世界”。
（安德鲁斯1989：66）
乡村或田园诗歌和雕版风景画确认了如画风景美学，而如画风景又
影响了湖畔诗人的早期作品。在被称为“国内人类学”（贝维尔1989）的
诗歌中，华兹华斯使我们看见湖区到处都是边缘化的人们：瘸腿的士
兵、瞎眼的乞丐、隐居者、疯癫的妇女、吉普赛人、流浪汉，换言之，
到处都是被早期农业和工业革命抛弃的流离失所的苦命人。 [72] 也许毫
不奇怪的是，这些边缘人构成特定种类人群的一部分，他们正在被中央
政府规划为后来颁布的《济贫法》的基础。华兹华斯
开始为那些声音遭到拒听的人奋笔疾呼。这类人不再被当作
（通常从远处）观望沉思的对象——汤姆逊的抽象沉思就采取了这
种拉开距离的技巧。他们变为主体：在说话，在体验。不过后来，
华兹华斯开始隐退，从他的诗歌语言和实际行为都可看出这一点。
（卢卡斯1990：6）
说到隐退，就来到了华兹华斯特指的隐退之地，他满怀深情屡屡重
返的“有限的处所”，诗人在那里探求对地方和安身之处的深度熟悉（克
罗伯1975）。这就是为什么
布莱克的英格兰图景是解放的，具有悲剧性的真实，[而]华兹
华斯的则越来越虚假。从位于湖区远离城市的“自在”之地，
或“栖居地”，他摆出为人类说话的姿态，特别是为英国人和英格
兰说话的姿态。这是田园诗终极的、极端保守的野心。
（卢卡斯1990：117）
正如前一章所讲，比湖畔诗人大肆赞美湖区要早近半个世纪之前，
湖区价值已被抬升。不过，始于如画风景的美学有待于湖畔诗人赋予更
多的民族情感。风景区居民是对其他人而言已逝的英格兰美德的活榜
样：朴素、克制、节俭而独立（埃弗雷特1994）。诗人笔下居住在一个
山区共和国的政治家—农民及其家庭尤其如此（华兹华斯1835）。
对那个“山区共和国”中农业劳工的状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却是另
一种故事（皇家委员会1834）。山中风景区独立世外，成为道德和政治
避难之地，这并非一种新观点。18世纪的作家也是复兴了一种早期的自
我赋值的文学，如阿尔卑斯山民曾被描写成具有“简朴的健壮和自然的
美德”的人物，并进一步被塑造成“大自然的原始民主主义者”（夏马
1996：479—480）。与连贯的过去这一意象相冲突的是毁灭的机制：农
业、商业和工业领域的巨大变化急剧地改变了人与地方（波拉尼
1944）。
借由绘画、诗歌和小说艺术形式，英国浪漫主义者完成了对苏格
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凯尔特边区的凝视与整合。这种凝视在更接近家
园的地方发挥作用，在湖区铭刻下英格兰的一个特定图景，使之成为一
个想象性或不那么想象性的过去的存储之地。这个过去保留着伦敦贸
易/金融中心已经愉快地在中部地区出卖掉的核心价值。湖区被塑造成
一个图标、一扇窗户，人们借此可以感知到一个更大的现实或真理，不
管是上帝的还是英格兰的——不过两者并无必要彼此相异。这种上帝、
英格兰和湖区的混合也许在安·麦克贝思（1875—1948）的两幅巨大的
刺绣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她当时居住在湖区中部山地高处的佩特
山谷。麦克贝思以当地人为模特，将哈索普山谷当作基督降生布道的场
地。绣在好牧人基督肖像下面的是布莱克《耶路撒冷》一诗的乐谱，所
配的诗句为：“在古代是否那些脚步/踏上英格兰山区茵茵绿草？”
经由湖畔诗人及其圈内人的诗歌，特别是华兹华斯的《湖区指
南》，湖区风景为更多的读者所知。 [73] 湖区风景也在赏画者中广为流
传，在19世纪头二十年内，职业水彩画家开始对湖区趋之若鹜，他们的
作品大量进入市场（比尔德1980；比克奈尔1987；比克奈尔和沃夫
1982、1983；赖恩1986；塔特·加勒里1996）。英国民族身份的一个版
本受到支持，它依据（真实或神话般的）过去，而抵制人们眼中共同体
毁灭的现状。湖区是可资联想的风景，不是借用过来的和理想化的、意
大利式南方大别墅的古典风景，也不是像丘园（Kew）、查尔斯·汉密
尔顿位于萨里郡科巴姆的佩因斯希尔庄园（Painshill）那样点缀着中国
宝塔、桥梁或土耳其帐篷的“东方式”奇异风景。 [74] 毫无疑问，湖区与
中部地区制造业中心已被毁损的风景形成最鲜明的对照。
19世纪初期，湖区人气的增长以及相对临近中部制造业中心的地理
位置，把新的富人带到湖区，不只是游客，还有全年或夏季的住客。气
派的别墅在中心地带和偏僻的地方竖起，在这两种地方可以尽览湖光山
色。 [75] 在《湖区指南》中，华兹华斯抱怨工业家粗制滥造的豪宅，颜
色俗气、位置扎眼，只是为了抢占风景，不像当地的古旧民居那样隐入
风景，不露痕迹。他还反对将铁路修到湖区的提议，因为铁路会招来大
量一日游的旅客和工人阶级。
民族风景与精英判断珠联璧合……华兹华斯这个看法令人难以
忘怀。他将湖区称为“一种国家财产，在这里每个具有感受眼光的
人都有权利和兴趣”，但是这种眼光只能逐渐形成，在趣味得以培
养的环境之中形成。早先华兹华斯寻求为游客（当时也就是几个绅
士）保护湖区，现在却要保护它们免受游客的入侵（他把游客到处
乱窜的行为比作“孩子割开他的小鼓以了解声音从何而来”）。
（罗温萨1991：219）
在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英格兰空间重构的影响下，湖区一直
是没有得到利用的空间或作用消极的空间，在下面的章节中被当作是未
曾得到考证的资本主义动态的表现。一种新型的、史无前例的价值观汇
聚到这一空间，其价值由于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的阐发而不断升值，就
因为它不同于资本的新集中（在城市）。尽管一种趋同的英国民族身份
说法围绕湖区展开，将其作为“一种国家财产”，但吊诡的是，竞争随介
入风景而起，引起了阶级的文化分化。
结语
本章开篇引诗——布莱克和华兹华斯各自的伦敦之诗表达了这一时
期以城市为中心的紧张和焦虑，与英国山区，特别是湖区的赋值形成绝
对反差。华兹华斯站在一个低矮但还是拉开距离的“主持台”上，审视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