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对大脑的影响
很多人声称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他们频繁地高调宣传，不遗余力地确保周围每个人都听到了此番宣言。显然，只有别人——那些他们口口声声表示不在乎的人——都清楚了他们的态度，所谓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才算真正作数。回避“社会规范”的人最终还是有了他们所属的特征性集体。从20世纪中叶的摩登派和光头党，到今天的哥特和情绪硬核①，不愿循规蹈矩的人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找另一个集体身份来代替，连机车党和黑帮也都总是穿成差不多的样子。他们或许不遵守法律，但却想得到同类的尊重。
既然连不遵循习俗、不遵守法律的人也难抵结党的渴望，说明它们一定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头脑之中。长期单独监禁被看作是对犯人精神虐待的一种，正说明与人接触与其说是一种欲求，不如说是一种必要。这或许听来奇怪，事实上，人脑有很大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和他人交流并为交流所塑造的，而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受他人影响程度之大简直惊人。
关于人的塑造有一个经典的先天或后天之争，或者说是基因还是环境的作用？其实是两者的结合。基因对于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人无疑举足轻重，但在成长过程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事情同样影响深远。对于发育中的大脑来说，他人就算不是最主要的也是重要的信息和经验来源之一。别人对我们所说的话、为人处事的方式、所做、所想，以及建议的、创造的、相信的东西，全都对一个还在成型期的大脑有直接影响。最关键的是，人的自我（包括自我价值、自尊、动机、志向等）大部分来自他人对我们的想法和做法。
考虑到他人对我们大脑发育施加的影响，以及反过来他人也受其大脑的操控，那么可能的结论只有一个：人类的脑在操控着它们自己的发育！很多讲述世界末日的科幻小说把计算机对大脑的控制作为基础设定，可假如掌握控制权的是大脑本身好像就没那么可怕了，因为我们已经一再看到，人的脑子可谓相当愚蠢。其结果便是，人也是那么的愚蠢。正因如此，我们的大脑有很大一部分致力于和他人接触。
接下来出现的很多例子说的都是如此安排会导致多少怪事。
全都写在脸上 （为什么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困难）
郁闷的表情总是不招人喜欢，哪怕你有正当的理由摆出一张臭脸，比如刚和伴侣大吵一架，或是发现自己踩到一坨狗屎。而不管究竟是什么原因，通常更可气的是不知打哪儿来的一陌生人对你说要微笑面对。
表情意味着他人可以从中看出你的想法和感受。这是一种读心术，只不过是通过读脸实现的。至于它会成为一种很有用的交流方式，倒也不令人意外，毕竟大脑专门用于和他人交流的方式多得惊人。
大家可能听说过这种说法：90%的交流不是通过语言。这里所说的百分比用在不同人身上有一定的出入，事实上也的确因人而异，毕竟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交流方式，比如在挤满了人的夜店里为了交流而采用的方法，必然不同于和一只睡着的老虎一起被关在笼子里时所采用的手段。总的来说，我们的人际交流大多或绝大部分是通过讲话以外的方式完成的。
人脑有若干区域专门用来处理语言和语音，所以言语沟通的重要性无须多言（还真讽刺）。很多年以来，人们只知道有两个脑区是负责语言的。其一是布罗卡区（Broca’s area），以皮埃尔·保尔·布罗卡②命名，位于额叶后部，被认为是语音形成所必需的脑区。组织想要说的话并以正确的语序说出相应的字词，这就是布罗卡区的工作。
另一个区域是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由卡尔·韦尼克③发现，位于颞叶。语言理解就是韦尼克区的功劳，识字、理解字词的意思与各种解释，也是韦尼克区的工作。这两个脑区就组成了一套简单直接的语言处理系统，虽然实际情况肯定要更复杂得多，但几十年来，言语加工都被归功于布罗卡区和韦尼克区的功劳。
要理解其缘由，必须考虑到这两个脑区是在19世纪发现的，得益于那些大脑不同部位遭受局部损伤的病人。当时没有扫描仪、计算机等现代技术，有志向的神经科学家只能研究头部正好有哪个地方不幸受伤的人。虽然不是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可起码他们没有强加外伤给病人（按目前所知）。
布罗卡区和韦尼克区的发现是因为这两个区域受损造成了失语症（aphasias），病人的言语能力和理解能力分别出现严重损坏 。布罗卡失语症，也就是表达性失语症，指的是病人无法“生成”语言。他们的嘴和舌头都没问题，也听得懂别人说的话，但就是无法说出流利、连贯的话来。有时也能发出个把词句，但是复杂的长句就不行了。
值得注意的是，布罗卡失语症往往在说话或写字的时候表现明显——这一点很重要。语音是靠听的，通过说来传达；而写字是靠看的，用手和手指完成。两者都受损，说明有某个共同因素遭到了破坏，那么就只可能是由大脑负责处理的语言加工。
韦尼克失语症刚好相反，患者表现出无法理解语言的症状。他们听得出音调、抑扬顿挫、间隔等，但是不明白字词本身的意思。他们会用听起来复杂的长句做出和正常回答类似的回应，但说的不是“我今天去了商店，买了一些面包”，而是接近“我今天天天去了聚了商昂店卖买了棉面宝宝包”，里面夹杂着生造的字词和听不懂的语音。受损的大脑由于无法识别语言，自然也就无法生成语言。
韦尼克失语症同样表现在书写上，而且患者通常识别不出他们讲的话有什么问题，认为自己就是在正常说话，这无疑会带来严重的挫败感。
以两种失语症为基础而产生的理论强调了布罗卡区和韦尼克区的重要性。然而，脑部扫描技术带来了新的认识。布罗卡区作为额叶的一个区域，对于处理句法以及其他关键的结构细节仍然是重要的，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实时操控复杂的信息通常被描述成额叶的活动。不过，韦尼克区的重要性却大大降低，实验数据表明，语音处理实际上还涉及四周更大范围的颞叶区域。
比如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gyrus）、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颞中回（middle temporal gyrus），以及包括壳核（putamen）在内的大脑“深处”区域，都被认为与语音处理大有关系，它们负责处理句法、字词的语义、记忆中的相关术语等要素。这些脑区大多位于负责处理声音的听觉皮层附近，看上去很合理（实在难得）。韦尼克区和布罗卡区或许不像最初以为的那样就是语言处理的全部，但它们仍然与此有关。这两个区域受损还是会让语言处理区域之间的很多连接被破坏，进而产生失语症。只不过，所谓的语音加工中心实际上分布得更广，这也说明语言是大脑的一个基本功能，而不是我们从周围环境获得的。
有人主张语言对神经系统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假说认为，一个人使用的语言是其认知过程的基础，奠定了一个人感知世界的能力。比方说，假如从小使用的语言中没有关于“可靠”的词汇，那么这样的人就理解不了也表现不出“可靠”的品质，于是只能去找房产中介之类的工作。
上面显然举的是个极端的例子，而且想做相关的研究很困难，因为你得找到这样一种文化，他们使用的语言正好缺失了某些重要的概念。（在有些较为孤立的文化中，颜色词的范围相对较小，很多这方面的研究认为，这些文化中的人不太能感受某些常见的颜色，但研究结论尚有争议。）有关语言相对论的观点也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④。
还有人进一步指出，改变使用的语言就能改变人的思考方式。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神经语言程序学（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简称NLP）。这是一套把精神疗法、个人发展和其他行为疗法混在一起的大杂烩，其基本前提是语言、行为和神经过程相互交织。如果改变一个人对语言特有的用法和使用经验，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希望是往好的方面），就像编辑计算机代码来消除程序故障一样。
尽管神经语言程序学一度十分流行，其实际功效却并未得到证据支持，与伪科学和替代疗法被归为同类。本书中有许多例子表明，人脑在面对现代世界强加给它的一切时仍然是那么的自行其是，基本上是不会好好照着精挑细选后放到它面前的用语来行事的。
不过，神经语言程序学常提到交流中的非语言部分十分重要，这一点倒是真的。非言语沟通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奥利弗·萨克斯⑤在1985年出版的杰作《错把妻子当帽子》一书中，描述过一群听不懂人说话的失语症患者，他们在观看总统的演说时觉得十分滑稽——显然逗乐不是演说的本意。对此的解释是，失去了语言理解能力的失语症患者逐渐辨识出人们平常因为字面意思而忽视的非语言线索和迹象。在他们看来，总统的面部抽搐、肢体语言、说话节奏以及小动作等无一不在暴露他的不诚实，在失语症患者看来都是标志着撒谎的红灯。而当它们来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时，不是让人发笑就是引人落泪了。
能从非言语线索里提取到此类信息并不令人意外。就像前面说到的，人的面部是绝佳的交流设备。表情的重要性在于，它很容易传达愤怒、开心、害怕或是其他情绪，各种相应的表情在人际交流中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同样是说“你不要这样”时，伴随着开心、生气或是厌恶的不同表情，可以做不同的理解。
表情的通用性很强。有些研究中，研究人员向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者展示各种表情图片，其中不乏与西方文明相距甚远、几乎没有接触的文化。结果发现，尽管存在一些文化差异，但大体上无论从哪里来的人都能识别面部表情。这说明人的表情似乎不是后天学来，而是与生俱来的，属于人脑中的基本构件。亚马孙丛林深处与世隔绝的人感到惊奇时所显露出的表情，与一辈子生活在纽约的人无异。
人脑十分擅长识别面部、读解表情。第5章详细叙述过视觉皮层有专门处理面部的分区，使我们很容易到处看到脸的样子。大脑在这方面的高效率让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信息中读出表情，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如今使用基本标点符号来传达表情格外常见，比如开心:-) 悲伤:-( 生气>:-( 惊讶:-O 诸如此类。它们只是简简单单的点和线，甚至还转了90度，可我们仍旧能从中看出特定的表情。
表情作为交流方式看似有限，但特别高效。如果周围人都显露出害怕的表情，那么你的大脑立刻会得出结论：附近有什么大家都普遍认为是威胁的东西，赶紧做好战或逃的准备。如果我们非要听到别人说“不是我要吓你，但我们正前方好像来了一群疯狂的鬣狗”，那么很可能话还没说完，鬣狗就已经扑了过来。面部表情对人际交往也有帮助。比如正在干什么事时，如果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愉悦，那么我们就知道继续干下去可以获得称赞；假如盯着我们的人都露出震惊、愤怒、厌恶或是以上皆有的表情，那么最好立马停下来。来自他人表情的反馈帮助我们指导自己的行为。
研究显示，人在读取表情时，脑中的杏仁核十分活跃，掌管自身情绪加工的杏仁核似乎也是识别他人情绪不可缺少的部分。读取表情还与边缘系统深处负责处理特定情绪的其他脑区（例如处理厌恶的壳核）有关。
情绪与表情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两者的关系也并非牢不可破。有些人会通过克制或控制面部表情来掩饰情绪状态。典型的例子就是“扑克脸”。职业扑克牌手保持着一脸平静（或是装出来的表情），不让人看出自己的胜算在拿到牌后有什么变化。不过，一副牌52张，可能拿到什么牌的范围有限，牌手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哪怕出现最厉害的同花顺。对于可能的结果有所准备就可以更有意识地控制表情。但假如牌打到一半，一颗陨石砸穿屋顶掉到桌上，我可以保证，无论哪个扑克牌手都难以掩饰满脸的震惊。
这也揭示了脑的高级区域和初级区域间的又一个冲突。表情可以是随意的（也就是由大脑运动皮层控制），也可以是不由自主的（由边缘系统的深层区域控制）。我们可以随意做出面部表情，比如看着别人无聊的度假照片却一脸兴致勃勃。但不自主的表情却来自真实的情绪。高级的人类新皮层可以传达错误的信息（比如说谎），但更古老的边缘控制系统总是那么诚实，于是两者时常起冲突，因为社会规范常常要求我们不要表达真实的想法——如果别人的新发型让你觉得特恶心，实话实说是不礼貌的。
不幸的是，大脑对于读取面部太敏感了，因此我们常常能看出诚实与礼貌正在天人交战（咬紧牙关保持微笑）。好在社会也认为指出别人的心口不一是不礼貌的，于是我们得以维持一种有张力的平衡。
胡萝卜和大棒 （大脑是怎么让我们控制他人又反过来受控于他人的）
我最烦去买车了。在巨大的卖车场里走得累死累活，没完没了地查看各种细节，看到最后反而兴致全无，忍不住盘算自家院子里是不是放得下一匹马！为了假装自己懂车，还要踢踢轮胎什么的。干啥呀？莫非鞋尖还能分析硫化橡胶不成？
但个人觉得，最烦人的还要数汽车销售。真的太难应付了：大男子主义（我还没遇到过女销售员）、过度热情、“这个我得去问问经理”式的搪塞，以及老是在暗示他们因为我而亏大了等。种种套路搅得我昏头涨脑心烦意乱，整个过程都让我十分痛苦。
所以我总是带着我爸一起去，他特别热衷于这类事情。头一回他陪我一起去买车时，我满心以为会来一场潇洒的谈判，没想到他对着销售咒骂，管人家叫罪犯，直到他们答应降低价格。办法虽笨，但效果没得说。
话说回来，既然全世界的汽车销售都用那些现成的套路，可见确实管用。这蛮奇怪的。毕竟顾客什么样的都有，性格、偏好、注意力时长各不相同，用简单又常见的方法就能让一个人欣然交出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这种想法不是很可笑吗？不过，还真有一些特定的行为可以增强人的依从性（compliance），让顾客乖乖“服从于销售员的意志”。
前面说到过对社会评判的恐惧会导致焦虑，挑衅会触发愤怒机制，而寻求认同可以作为强烈的动机。确实，有很多情绪可以说只在与他人产生关联的情况下存在：你可以对无生命的东西发火，但羞愧和骄傲需要看别人的评价，而爱存在于人和人之间（自恋完全是另一码事）。所以有的人能利用大脑的倾向让别人按他的意愿做事也不算夸张。任何一个靠说服别人掏钱来营生的人都有提高顾客依从性的惯用方法，这自然又要赖到大脑的运作方式头上。
倒也不是说有什么技术可以让你完全支配他人。无论把妹达人想给你灌输些什么，毕竟人是非常复杂的生物。但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些科学认可的方法有助于让别人如你所愿。
比如“一只脚踏进门里”的FITD法（foot-in-the-door），也叫得寸进尺法。朋友问你借钱坐公车，你答应了；接着，又问能不能再多借一点买个三明治，你也答应了；然后朋友说，不如一起去酒吧喝点东西？只有你付得出钱，他是一分也没有的，还记得吗？你想着，“没问题，就稍微喝几杯”。过了一会儿，突然朋友说要借点钱打车，因为已经赶不上末班车了。于是你叹了口气只好答应，毕竟前面你都点头了的。
假如这个所谓的朋友一开始就说“请我吃饭喝酒再帮我付钱让我轻松到家吧”，你肯定不答应，因为这明显是个无理的要求嘛。可你实际上就是做了他要求的所有事。这便是得寸进尺法：先答应一个小要求，那会让你更愿意答应大要求，提出要求的人从而得寸进尺。
万幸的是，得寸进尺法有不少限制。在第一个要求和第二个之间要有一些延迟。比如有人肯借给你5块钱，那么你不能10秒钟后就问他要50块钱。研究显示，得寸进尺法在最初的要求提出后数天到数周内都可能是有效的，但最终两次要求之间的联系会消失。
如果提出的要求属于“亲社会行为”，答应要求会被看作提供了帮助或做了好事，那么运用得寸进尺法的效果会更好。请人吃饭是提供帮助，借钱给人回家也是提供帮助，所以被答应的可能性就更高。如果有人说他要在前任的车上刷脏话请你帮他放哨，或是要你开车带他去前任的住处朝窗户扔砖头，鉴于这些都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他们的请求会遭到拒绝。人们在内心深处通常还是比较善良的啊！
得寸进尺法还需要前后一致。比方说，先借一点钱，再借更多钱。答应开车送人回家并不等于还愿意接下来一个月帮忙照顾他的爬宠大蟒蛇。这两件事之间有关系吗？大多数人不会把“搭我的车吧”和“在我家养条大蟒蛇吧”画上等号。
虽有限制，得寸进尺法总的来说还是很有效的。你大概遇到过这样的事吧：某个亲戚请你帮忙装一下电脑，结果你就变成了全天候的技术支持。此处用的就是得寸进尺法。
2002年，法国的尼古拉·盖冈⑥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得寸进尺法在网络上也奏效。收到电子邮件后愿意按其中的要求打开某个特定文件的学生也更有可能答应参与更麻烦的在线问卷调查。说服别人通常有赖于语气、仪态、肢体动作、目光接触等，盖冈的研究却说明，以上并非必需。大脑似乎急切盼望着答应别人的请求。
另一种能让他人顺从你意愿的方法反而是利用被拒绝的要求。比如有人问能不能把家当都存放在你那里，因为她得搬离现在住的地方。这也太不方便了，所以你拒绝了。之后她问，要么周末借一下你的车，好让她把那些东西搬到别的地方，怎么样？这就容易多了，于是你一口答应。但周末把车借给别人其实也不方便，只不过比一开始的要求稍微好点罢了。如此一来，你同意了让别人用你的车——一个你从不随便答应的请求。
这种“拒之门外”的DITF法（door-in-the-face），又名以退为进法。听上去好像是“砰”的一声把提要求者关在门外的人比较凶，但实际上他们才是被操纵的一方。将别人拒之门外（无论是字面意思还是引申意思）让你感觉不舒服，所以想要通过答应一些小要求来“补偿”对方。
使用以退为进法提出的要求可以比得寸进尺法更紧凑，因为对方既然从一开始就表示拒绝，那么在第一个要求提出后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答应。还有证据认为，以退为进法的效果更强。2011年，香港大学区洁芳等人开展了一项研究，分别用得寸进尺法和以退为进法劝服几组学生做算术试卷，得寸进尺法的成功率有60%，而以退为进法的成功率接近90%！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想要小学生做什么事，就用以退为进法吧——当然向公众宣布时用的可不是这种措辞。
以退为进法的效能和信度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金融交易中经常采用这种方法。科学家甚至直接评估过它的有效性：2008年奥地利的韦伯斯特（Ebster）和纽马尔（Neumayr）开展过一项研究，发现阿尔卑斯山的小卖部采用以退为进法向过路人兜售奶酪的效果非常好（拿到阿尔卑斯山小卖部去做的实验确实不多）。
此外，还有虚报低价的“低球法”（low-ball），与得寸进尺法类似，也是先让人答应一个要求，最后实现的却是其他的结果。
具体说来，低球法先让你答应某个要求（比如付多少钱、花多少时间、写篇多少字的文章等），随后对方突然把先前的要求拔高。出乎意料的是，尽管恼怒不满，大多数人还是会答应升级的要求。真要计较起来，当然是有充分理由拒绝的，毕竟是对方为了个人利益破坏合约。可是人们一般都会顺从突然增加的要求，只要不是太过分——假如你同意付70块钱买台二手DVD播放机，对方的要价却突然变成你的毕生储蓄再加上第一个孩子，那你肯定不答应。
运用低球法有时可以让人为你义务劳动！某种程度上吧。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的伯格⑦和科尼利厄斯（Cornelius）在2003年开展的研究中要求被试者完成一份调查，回报是一杯免费咖啡。随后参与者被告知免费咖啡没有了。尽管没得到之前承诺的回报，大部分人还是做完了调查报告。西奥迪尼⑧与同事1978年在大学生中开展过的一项研究显示，相比直接被要求7点到的学生，之前答应了上午9点能到的学生更有可能在7点到场。显然，奖励或价码并非唯一的影响因素。有关低球法的很多研究都表明，自愿、主动地同意协议，对更改要求后还能遵守承诺而言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以上是几种较为常见的对他人施加影响使其依从的方法，还有很多其他方法也可以促成他人顺从自己的意愿（再比如“逆反心理”——绝对不许去查什么意思）。它们在演化上有什么意义吗？可以认为是“适者生存”，只是为什么易受影响会成为有用的优点呢？这个我们放到后面一节来讲，先说说怎么用大脑的倾向来解释上述几种依从技巧⑨。
依从主要与自我意象有关。第4章中写到过大脑具有自我分析和自我认识的能力（通过额叶）。所以，用这些信息为自己的失败做些“调整”也不算离谱。大家可能听说过“给嘴巴贴上封条”，可为什么有话要憋住？也许你觉得人家的小宝宝真的好丑，可是不能照实说，还得夸“哦，好可爱”，这样一来可以让别人对你有好感，实话实说就不会了。这就是所谓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指的是试图通过社交行为控制他人对我们形成的印象。我们在神经系统层面在意着他人的看法，并竭尽全力想要招人喜欢。
根据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汤姆·法罗（Tom Farrow）等人在2014年所做的一项研究，印象管理涉及前额叶内侧和左侧腹外侧的激活，以及中脑和小脑等其他脑区。不过，这些区域是在被试者故意做一些讨人厌的行为，企图给别人留下坏印象时才显著活跃的。当他们决定让自己招人喜欢时，以上区域就和正常活动时没有明显差别了。
此外，被试者在做出给人留下好印象的行为时往往更加不假思索，信息处理速度远胜过想要留下坏印象时的。结合这一事实，研究者认为，给别人留下好印象是大脑一直在做的事！因此，要想通过扫描找出负责它的脑区就好比在一片密林中寻找某一棵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树。不过这项研究的问题在于样本太小，只有20名被试者，或许以后还是能找到某些专门的处理过程。不管怎么说，颇为引人注目的事实就是，留下好印象和留下坏印象之间差别很大。
那么，这和操纵别人有什么关系呢？这么说吧，大脑似乎做好了取悦他人的准备。而所有的依从技巧可以说都是利用了人们想在他人面前显得积极正面的心理。这种需求根深蒂固，于是被人加以利用。
假如你同意了一个请求，那么拒绝另一个类似的请求就很可能让人失望，有损他人对你的印象，于是得寸进尺法奏效；假如你回绝了一个大要求，担心对方会因此不喜欢你，就准备答应一个小要求作为“弥补”，于是拒之门外法奏效；假如你已经答应做什么或付出什么，然后要求突然提高，收回承诺同样会让人失望，有损形象，于是低球法奏效。这还不都是因为想要别人对我们有个好印象，并且这种愿望无比强烈，逼得我们无法做出更好的或更理性的判断嘛。
实际情况当然更复杂。人的自我意象需要前后一致，因此一旦大脑做出某个决定，改变的难度有时大得超乎想象——尝试过向上了年纪的亲戚解释不是所有外地人都偷东西的人肯定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前面说过，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相矛盾时会出现“失调”，即想法和行为不匹配带来的痛苦。大脑对此的反应通常是改变想法来迎合做法，恢复和谐。
朋友问你要钱，你不想给，但你还是给了一笔数目没那么大的钱。假如你觉得这是不能接受的要求，那么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呢？你想要始终如一，想要被人喜欢，所以大脑决定你确实愿意给朋友更多钱，就有了得寸进尺。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运用低球法时给出一个主动的选择非常重要：因为大脑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为了前后一致就会坚持决定，哪怕最初支持该决定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你信守承诺，别人就都靠你了。
另外涉及的互惠原则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现象（就目前所知），别人对我们好，我们也对别人好，并且不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假如拒绝了别人的要求，而对方又提出一个小要求，我们就会感到对方做了对我们表达善意的事，因而愿意不成比例地施以回报。这种倾向被认为是拒之门外法奏效的原理：大脑把“提出一个比之前小的要求”看作是对方帮了自己一个忙——大脑果然是个傻瓜。
除此之外，还有社会支配和社会控制方面的理由。有些人（或许是大多数人？）——至少在西方社会中——想被看作是有控制权和/或自控力的人，大脑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全、有利。但支配和控制经常以可疑的方式表现出来。当有人向你提出请求时，他们表现得恭恭敬敬，而你通过提供帮助占据上风（并被人喜爱）。得寸进尺法在此相当适用。
如果拒绝请求，那么你在行使支配权；如果对方提出小一点的要求，继续把自己摆在受支配的位置，答应请求意味着你仍旧占据上风，继续被喜爱。横竖都让自己感觉良好。此处就凸显出以退为进法的奇效。而如果你决定好了要做什么，这时别人改变了条件，你若反悔就说明对方控制了你。去它的！不管了，就是要坚持当初的决定，因为你是个好人呀，真是的。瞧，这就是低球法。
总而言之，大脑让我们想要惹人喜爱、高人一等、前后一致。结果呢，反而害我们被那些看中我们的钱，又有讨价还价基本意识的人不择手段地利用了。这等蠢事也只有如此复杂的器官做得出来吧！
伤痛破碎的脑⑩ （为什么分手让人崩溃）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一连数天蜷缩在沙发上，窗帘紧闭，电话不接，除了抹眼泪擦鼻涕外一动也不动，满脑子想的只有为什么，为什么老天要这么残酷地折磨我？让人心力交瘁的失恋是一个现代人有可能经历的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它催生了多少伟大的艺术作品和令人费解的诗篇。严格说来，你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伤害，没有破碎，没有感染恶性病毒。一切只不过是你不得不接受自己再也见不到某个曾经密切交往之人的现实。仅此而已。可那为什么还会让人接连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黯然神伤，严重的甚至就此一蹶不振呢？
原因在于他人对我们大脑的健康（因而也就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影响至深，而在这一点上很少有比恋爱关系体现得更为明显的了。
大部分人类文化似乎都致力于最终建立起长期关系或以此为荣，比如情人节、婚礼、爱情喜剧、情歌、珠宝业、相当比例的诗歌、乡村音乐、周年贺卡、各种情侣游戏等，不胜枚举。一夫一妻制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并不多见，再考虑到人类比普通的猿类活得更久、有更多机会在一生中结交更多伴侣，一夫一妻制就显得尤其奇怪了。若是只讲求“适者生存”，确保自己的基因比别人播撒得更广，那显然伴侣多多益善，要比一辈子守住一个更有道理。然而人类却倾向于后者。
有数不清的理论，从生物学、文化、环境、演化等各种角度，试图解释为什么人类似乎只能形成一夫一妻的关系。有的主张认为，一夫一妻制让夫妻两人共同照顾后代，后代的存活概率比单亲更高。也有人说主要出于文化影响，比如宗教和等级制度希望把财富和权力留给同样小范围的自家人（假如搞不清家里人有多少，就不能确保后代还能继承自己的优势）。还有一种有趣的新理论把这归结于（外）祖母承担了照顾小孩的工作，助推了长期配偶的存在［因为即便是最宠孩子的（外）祖母，大概也不愿意替子女的前任照顾不熟悉的后代。］
不管最初是因为什么，总之人类似乎准备好了寻求并建立一对一的浪漫关系，而我们最终爱上某个人后，大脑做出的种种怪事也正印证了这一点。
人和人的吸引取决于诸多因素。很多物种会发育出第二性征，即随着性成熟而出现的，但与繁殖并无直接关系的特征，例如驼鹿的角、孔雀的尾羽等。这些第二性征非常醒目，展示出拥有该特征的生物个体是多么健康、强壮，但除此以外并没有多大用处。人类也一样，成年人有很多身体特征明显以吸引他人为主：比如男性深沉的嗓音、宽大的体格、面部的毛发，或是女性耸起的胸部和玲珑的曲线。种种特征并非“必不可少”，但在遥远的过去，某些人类祖先确定这些是他们希望在伴侣身上看到的，进而演化就将此偏好承袭下来。可是对大脑而言，这就产生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人类大脑生来就觉得某些特征富有吸引力是演化的结果，那么到底是谁先出现的呢？是富有吸引力的特征，还是原始大脑对吸引力的鉴别能力？真的很难说。
我们都知道人的偏好各异，但还是有些一般规律。人类觉得有吸引力的特征中，有些不难猜到，比如上述提及的身体特征。也有些人被更偏向脑力的特质吸引，认为才智或性格才是一个人最性感的地方。吸引力的标准在不同文化中差异很大，什么样算有吸引力？这深受文化的影响，比如媒体或是代表“与众不同”的东西。与许多西方文化中流行的美黑相反，美白乳液在不少亚洲国家有着巨大市场。还有一些比较古怪的规律，比如有研究表明，人们更容易被与自己相像的人吸引，这不免让我们回想起大脑有自我中心的偏误。
不过，很有必要对性欲（肉欲）和比性欲更深刻、更个体的浪漫吸引及亲密关系进行区分，后者关系到的浪漫爱情往往要在长期关系中寻求和发现。人们可以（也时常会）与他人发生纯粹身体上的性关系，除了欣赏对方的外形以外（甚至外形的吸引也不是必须），并不真正地“喜爱”对方。性是很难用脑子来约束的麻烦事，它是我们成年人思维和行动的重要基础。不过这一节并不是关于性欲的，我们主要谈的是爱情，一种对某个特定对象产生的浪漫感觉。
有大量证据表明，大脑对肉欲和爱情的处理确实不同。英国神经生物学家萨米尔·泽基（Semir Zeki）与安德利亚斯·巴特尔斯（Andreas Bartels）开展的一组研究显示，坠入爱河的被试者看到恋人的图像时，包括脑岛内侧、前扣带皮层、尾状核和壳核在内的多个脑区组成的神经网络活性增强（而在肉体关系或偏向柏拉图式的关系中则没有观察到相应的现象）。另外，在后扣带回和杏仁核，神经活动变弱了。后扣带回通常与痛苦的情感有关，爱人的存在会让痛苦降低一些，这听起来颇有道理；杏仁核处理情绪和记忆，但通常是恐惧、愤怒等负面的东西，所以负面情绪在爱情中变得没那么活跃也说得通。有稳定伴侣的人一般看起来更放松，比较不在意日常的小麻烦，时常在旁人看来“喜滋滋”的。热恋人士活性降低的脑区还包括前额叶，就是负责推理和合理制定决策的地方。
爱情还涉及某些化合物与神经递质⑪。坠入情网似乎会提高奖赏通路中的多巴胺活性，说明伴侣的存在让我们体验到愉悦，就像毒品一样（详见第8章）。催产素常被叫作“爱情荷尔蒙”或类似的名称，虽然对于一种复杂的物质来说这是种荒唐的过度简化，不过确立了恋爱关系的人确实出现了催产素水平升高的现象。另外，它还和信任感、人际关系有关。
这些只不过是我们坠入情网时发生在脑中的原始生物学过程。此外还要考虑许多方面，比如自我的膨胀感啦，确立了关系而产生的成就感啦。有一个人对你评价那么高，不管什么情况都想陪伴在你身边，由此带给你巨大的满足和成就。鉴于大多数文化都把“脱单”作为普遍的目标或成就（那些快乐的单身汉通常会咬牙切齿地告诉你这一点），有伴侣还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地位。
既然恋爱可以带来大量深刻而强烈的东西，大脑的灵活性便意味着它会变得对此充满期待。于是，伴侣成了我们长期计划、目标和抱负的一部分，被纳入我们对预期生活的构想，并改变着我们对于世界的一般看法。从各种意义上讲，伴侣都是人生的重要部分。
然后，这段关系结束了。或许伴侣并不忠诚，或许相处并不和睦，或许一方的行为迫使另一方离开。（研究显示，焦虑倾向较严重的人更容易在恋爱中把冲突激化和扩大到有可能分手的地步。）
想一想大脑为维持一段关系而投入的一切吧，它经受的变化，它为其赋予的价值，它做出的各种长期计划，它逐渐适应的新习惯。当你一下子把所有的一切一笔勾销，大脑自然会受到严重的消极影响。
大脑渐渐习以为常的积极感受突然间全部消失，对未来的计划和对世界的期待突然间统统过期。对于一个我们已经反复证实无法应对不确定性的器官来说，这真是让它痛苦万分。（第8章对此还有更深入的探讨。）而涉及长期关系时，还有大量更现实的不确定性需要应对：接下来住哪儿啊？分手会失去一批朋友吗？会不会有经济上的困难？
考虑到我们对社会接纳程度和社会地位的重视，分手还会使社交方面蒙受相当大的损失。光是不得不跟所有亲朋好友解释恋爱“失败”就够糟糕的了，更别说分手本身还意味着某个在最私密的层面上对你最了解的人宣告再也无法接纳你。这对于一个人的社会认同是真正的打击，使人感到痛苦也正源于此。
对了，上文所述的“痛”其实就是字面意思。研究显示，关系破裂会激活脑中对身体疼痛做出反应的相同区域。本书有许多例子都讲到大脑在处理社交问题和处理实实在在的身体问题时用到的是相同的方法（比如社交恐惧就和实体的危险一样令人紧张不安），而在分手的痛苦上同样如此。人们常说“爱太伤人”，所言甚是，爱真的会带来伤痛。扑热息痛甚至有时在对付“心痛”上还蛮有效的。
再者，关于那个人你还有数不清的回忆，它们曾经是那么幸福快乐，现在却给人带来消沉痛苦，大大破坏了人的自我感觉。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过去相爱时的情景仿佛纠缠不放的毒品：你习惯了体验某种持续的奖赏，然后突然间全都被夺走了。第8章中我们将看到成瘾和戒断会对大脑造成多大的破坏和损伤，而当我们失恋分手、突然失去长期关系的伴侣时，大脑所经历的过程与之相比不可谓不相似。
并不是说大脑没有能力处理分手。最终它会一切恢复如常，只是过程缓慢。有些实验显示，专注于分手带来的好处可以让失恋的人更快恢复并前进，正如先前我们在有关大脑偏误的内容中提到的，大脑喜欢记住“好事”。而且，有时俗话也符合科学道理，时间确实是最好的解药。
不过总的来说，大脑对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付出了太多，一旦关系轰然断裂，大脑势必承受巨大的痛苦。“分手是一件很难的事”⑫还说轻了呢！
人多力量大 （大脑对成为集体的一分子有何反应）
到底什么是“朋友”？这还真是个一旦大声问出来就会让你显得很悲哀的问题呢。朋友就是和你产生了个人纽带的人（不是家人也不是恋人的关系）。不过实际情况更复杂一些，因为人们一般有好几类不同的朋友：工作上的、学校里的、老朋友、熟人，以及其实并不喜欢但认识多年所以甩脱不了的朋友等。现在互联网还让我们有了网友，于是可以和全世界志趣相投的陌生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
真幸运我们拥有强大的脑子，足以应付一切人际关系。事实上，这可不是巧合。根据某些科学家的说法，我们或许正是因为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才有了强大的脑。
根据“社会脑假说”的主张，复杂的人脑是人类结交朋友的结果。很多物种会聚集成大型群体，但这并不等同于个体智力。羊聚成羊群，可羊群似乎主要是为了一起吃草和逃命，做到这点并不需要智慧。
集体狩猎涉及合作行为，需要更高的智力。所以，像狼那样的集群捕猎者往往比温顺而数量众多的猎物更加聪明。早期的人类社群还要复杂得多。一些人打猎，另一些人在家照看老弱病残、保护家园、寻觅食物、制作工具等。合作和分工提供了更安全的环境，人类得以存活下来并繁荣壮大。
上述安排需要人类去关注那些与自己没有生物学关系的人，超出了“保护自己的基因”之类的简单本能。因此，建立友谊意味着我们关心他人的健康幸福，尽管彼此之间的生物学关系仅限于属于同一物种（而“人类最好的朋友”说明，就连物种都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条件）。
协调社群生活所依赖的各种人际关系需要处理大量的信息。假如集群捕猎者玩的是连三子棋，那么人类社群就是在参加不间断的国际象棋锦标赛。可见，强大的脑力必不可少。
我们很难直接研究人类的演化，除非你有好几十万年的空余时间以及充足的耐心。因此，要验证社会脑假说的准确性非常困难。2013年，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号称用复杂的计算机模型证实了这一假说，显示人际关系确实需要更多的处理能力（因而需要更多的脑力）。这很有意思，但还不能就此下定论，毕竟要怎么在计算机上模拟友情呢？人类有聚群和形成人际关系的强烈倾向，愿意关心他人，甚至完全缺乏对他人的关心或同情现在会被视为异常（心理病态）。
内心想要从属于某个集体的倾向有助于人的生存，但也会产生一些荒诞怪异的结果。举例来说，所在集体会左右我们的判断，甚至我们的感觉。
大家对同侪压力都不陌生，它让你出于所属群体的意愿去做或说自己并不认同的事。比如，“酷”孩子都喜欢某支你讨厌的乐队，所以你也声称喜欢他们；或是花好几个小时探讨朋友们喜欢的一部电影有多好，但其实你觉得它乏味透顶。这种现象有个科学名称，叫作“规范性社会影响（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指的是仅仅因为你从属的群体不赞同，你的大脑就放弃了它试图形成的结论或意见。而令人揪心的是，我们的大脑实在是经常把“被喜欢”看得比“正确”更重要。
这一点在科学实验的设定场景中也得到了验证。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在1951年开展了一项研究，把被试者分成几个小组，然后向他们提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例如展示三根长度不同的线段并提问“哪一根最长”。结果可能会令你大吃一惊，大部分参与者给出了完全错误的答案。然而研究者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每组其实只有一个人是“真的”被试，其他人都是事先被要求给出错误回答的托儿。真正的被试者每次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其他人都已经大声说出答案后再作答。于是，75%的情况下，他们也给出了错误的回答。
被问及为什么要给出明显错误的答案时，大多数人说他们不想“添乱”或出于类似的想法。实验以外，他们并不“认识”同组的其他人，却还是想要得到新同伴的认同，并且愿望强烈到足以否定自己的感觉。成为群体中的一分子看来是大脑优先考虑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