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尽管有75%的被试者附和了团队的错误回答，还是有25%并没有那么做。我们或许深受群体的影响，但一个人的自身背景和性格往往同样重要，再说群体由不同类型的人而不只是顺从的雄蜂组成。你肯定见过有的人就是爱说一些肯定会招来周围一片反对声的话，在达人选秀节目上这么做还能赚大钱呢。
规范性社会影响可以说本质上是对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就算持有异议，我们也表现得像是赞同群体的意见。周围人又不能规定我们到底怎么想，对不对？
一般来说确实如此。假如你所有的亲朋好友突然坚持2+2=7，或者重力把人往天上拉，你肯定不会附和。或许会担心是不是你在乎的人都丧失了理智，但你不会去赞同他们的说法，因为你的感觉和认识都表明他们说的不对。但这是在真假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当真假界限更暧昧时，他人的确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思维过程。
这就是信息性社会影响（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指大脑在解决不确定情况时把他人看作可靠的信息来源（哪怕是错误的）。为什么道听途说的东西会被人相信可能也有这方面原因。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寻找准确的信息是很费劲的，但假如是从“巷口那个小卖部”或“我朋友他妈妈有个知道这事的表哥”那儿听来的，那么通常就可以算作证据充分了。替代疗法和阴谋论靠这招长盛不衰。
说起来倒也并不令人意外。对于一个发育中的大脑来说，其主要的信息来源就是他人。模仿和效法是孩子学习时的必经之路。而至今为止的很多年来，神经科学家都对一类叫作“镜像神经元”的细胞很感兴趣，这类神经元在我们做某个动作和观察别人做同样动作时都会被激活，表明大脑在基础层面上识别并处理他人的行为。（镜像神经元及其特性在神经科学上属于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别视之为确凿结论。）
大脑在遇到不确定的情况时喜欢把他人当作可信赖的消息参考。人类大脑演化了数百万年，人类同伴存在的历史可比搜索引擎长多了。你听到巨大的异响，猜想也许来自一头被激怒的猛犸象，而这时部落里的其他人都在尖叫着逃跑，那么很有可能他们知道真的是一头愤怒的猛犸象，你的最佳选择就是赶紧跟着逃命。跟风的有用之处正在于此。但有时以他人为基础建立自己的行为和决定，也会产生糟糕可怕的结果。
1964年，居住在美国纽约的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家中惨遭杀害。除了惨剧本身，这起案件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据报道有38人目睹了袭击的发生，却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或施以援手。令人震惊的行为促使社会心理学家达利（Darley） 和拉塔奈（Latané）展开研究，并最终发现了他们称之为“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⑬的现象，即人们在周围有其他人时不太可能出手干预或提供帮助。倒不（总）是出于自私或懦弱，而是因为我们在不确定该怎么做时会参照其他人来决定自己如何采取行动。需要得到帮助的地方有足够多的人，可是在场的其他人让旁观者效应便构成了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
旁观者效应阻碍了我们的行动和决策，我们因为身处群体当中而袖手旁观。成为集体的一分子还会让我们去想和去做一些独自一人时从没有过的事。
身处群体中，难免会希望群体和睦。争论不休的群体没有好处，待着也不愉快，因此大家通常都会希望达到整体上的一致和谐。如果条件合适，对达成和谐的强烈渴望会让人最终考虑或认同一些平常认为不合理、不明智的东西。当群体的利益胜过合理的决策时，就产生了所谓的“群体思维”。
群体思维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遇到有争议的话题，比如大麻的合法化（刚好是写作本书时的一个同期热点话题），假如你在街上拦30个人（在征得允许的情况下）问他们对此怎么看，你可能会听到多种观点，从“大麻是邪恶的东西，就算闻一下也应该被关进监狱”到“大麻是个好东西，应该作为儿童餐的随餐赠品”，大部分则位于两个极端之间。
假如你把这些人拉到一起，让他们集体得出一个有关大麻合法化的共识来，那么你自然猜想他们会“综合”各人意见，得出一个诸如“大麻不应该合法化，但拥有大麻只能算轻罪”的结论。但是，同以往一样，逻辑和大脑并不一致。群体采纳的结论往往会比成员个体原本的结论更加极端。
群体思维是一方面，但我们还想要在群体中受到喜爱，获得较高的地位。于是群体思维产生了一个共识结论，而成员们为了在群体中留下印象还要更为夸张地表示认同。紧接着其他人如法炮制，结果一个比一个夸张。
“那么我们都同意大麻不应该合法化。拥有大麻，不管多少，都得拘留。”
“拘留？不，应该判刑，十年！”
“十年怎么够？要我说该判终身监禁！”
“终生？你个嬉皮士！最起码死刑。”
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极化”，即人们在群体中表达的观点最终比其个人观点更加极端⑭⑮。群体极化现象非常普遍，并且在无数场合扭曲了群体的决策制定。如果允许批评或外部意见，那么可以限制和/或避免过于极端的群体决策，但人们太渴望、太看重集体的和谐了，常会排除异见、屏蔽理性分析。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有无数人命关天的决策是由内部想法接近而又不听取外部意见的群体所制定的。政府、军队、公司董事会，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们对群体极化免疫，从而避免产生荒唐的结论呢？
没有，完全没有。之所以政府会实施那么多令人费解或是让人忧心的政策，或许可以用群体极化来解释。
强权推行的坏决策往往带来愤怒的暴民，这又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群体效应影响大脑”的例子。人们非常擅长觉察他人的情绪状态，比如走进一个房间，里面的两人刚刚吵完一架，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气氛紧张”，尽管谁也没说什么。这不是什么读心术或科幻小说的设定，只不过是人脑惯于借助各种线索来读取情绪信息。而如果周围的人都有同样强烈的情绪时，我们自己也会极受感染，所以身处观众席中更容易哈哈大笑。一如既往，情况可以变得极端。
某些情况下，周围人高涨的情绪或亢奋的状态确实会压制住我们的个体性。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让我们得以匿名，陷入高潮（体验强烈的情绪，不是……那种污的意思），把焦点对准外部事件，从而避免去思考集体本身的行动是否合理。愤怒的乌合之众最适合创造此类环境气氛，而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所经历的过程叫作“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也就是“暴徒心态”的科学名称。
去个体化让人失去克制冲动和进行理性思考的正常能力，变得善于捕捉周围人的情绪状态并一触即发，而对一贯在意的他人评价却开始满不在乎起来。一旦它们结合起来，乌合之众就会做出极具破坏性的行为。很难说人究竟为什么以及怎么会这样，要用科学实验研究个中过程非常困难。你基本上没法在实验室里搞出一群愤怒的暴徒，除非听说你要去挖他们的祖坟，才会冲进实验室阻止你想让死人复活的荒唐念头。
我不刻薄，但我的脑子刻薄 （神经的特性让我们恶劣地对待他人）
至此，人类的大脑似乎已经做好了建立人际关系与沟通交流的准备。倘若真这么简单，那么世界上应当只有手拉着手歌唱彩虹和甜筒的人们了。然而事实上，人类经常恶意相向。暴力、偷窃、剥削、性侵、囚禁、虐待、谋杀——种种恶行司空见惯，典型的政治家更是精通此道。彻底清除一个族群或一个民族的暴行甚至也屡见不鲜，以至于诞生了“种族灭绝”这样的专有名词。
埃德蒙·伯克⑯有一句名言：恶人得胜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观。不过，假如好人愿意热情参与、提供帮助，恶人大概只会更容易成功。
可为什么人要作恶呢？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文化、环境、政治、历史等各方面因素，人脑的运作特点也是其中之一。纽伦堡审判中，那些该为纳粹大屠杀负责的人被问罪时，他们给出的最常见辩解是“只是在服从命令”。站不住脚的借口，对不对？无论谁的命令，肯定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做出如此恐怖的暴行，不是吗？然而令人忧虑的是，人确实有可能做出此类服从行为。
美国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用一项著名的实验对“只是在服从命令”的说法展开了研究。每次实验时，两名被试者被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其中一人需要回答另一人提出的问题。假如回答错误，提问者必须对回答者施加一次电击。随着回答错误次数的增加，电击的电压也逐渐增高。他们在这里搞了个名堂：实际上并无电击。回答问题的被试者其实是实验者安排的演员，故意答错问题，并在被“电击”后假装发出越来越痛苦的嚎叫声。
提问者才是实验真正的观察对象，实验场景的设置让他们以为自己正在实施虐待。所有被试者无一例外地对此感到难受和担忧，并表示反对或是要求中止。对此，实验者则反复强调该实验十分重要，请务必继续进行。结果令人难过，仅仅为了响应实验者的要求，就有65%的人选择了继续向他人强加痛苦。
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并不是研究人员从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里挑选出来的，每一个都只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却出人意料地愿意去折磨他人。他们本可以反对，却还是服从了，而对于接受方来说这才是更关键的地方。
这项研究还有许多后续实验，提供了更详细的信息⑰。比起在电话中交流，当实验者在场时，人们会更顺从指令。当被试者看到其他“被试者”拒绝服从时，他们违抗指令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大，说明人们有逆反的意愿，只是不想当第一个逆反的人。如果实验者穿着实验服，在看起来很专业的办公室里进行实验，这也会增强被试者的服从性。
由此得出的共识是，人们愿意服从合法的权威人士，也就是那些看起来在提出要求之后能对后果负责的人。不受服从的无关人士显然很难被看作有权威。米尔格拉姆提出，在社会环境中，人的大脑会在两种状态中被调用，一种是自主状态（autonomous state），即自己做出决定，另一种是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即由他人来支配我们的行动。不过他的说法目前还没有得到任何脑成像研究结果的可靠支持。
有种观点认为，从演化角度来讲，倾向于不假思索地服从是效率较高的行为。如果每次需要做决定时都要先停下来就谁为结果负责争个明白的话就太不现实了，所以尽管心里有所保留，我们最终还是倾向于服从权威。不难想象，人的服从倾向会被虚伪腐败却富有感召力的领导人所利用。
然而，就算没有残暴的权威发号施令，人们还是时常恶意地对待他人。常见的情况是，出于各种原因，一群人令另一群人的人生陷入痛苦。在此处的语境里，“群”是重要因素。大脑迫使我们集群，并攻击那些威胁到群体的人。
大脑怎么会让我们对胆敢破坏集体的人如此充满敌意呢？科学家对此展开了研究。由莫里森（Morrison）、戴西迪（Decety）和莫伦伯格斯（Molenberghs）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当被试者设想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时，大脑皮质的中线结构（cortical midline structures）、颞顶交接处（tempo-parietal junctions）、颞叶回前端（anterior temporal gyrus）组成的神经网络会表现出活性增强。这些区域在涉及人际互动、考虑他人的情景中一再表现出高度活跃，于是便有人把这组神经网络称为“社会脑”⑱。
还有一项发现也很有意思：当被试者必须处理的刺激涉及自己的群体身份时，可以观察到包括前额叶腹内侧、前扣带回和背扣带皮层在内的神经网络比较活跃。另一些研究则把以上区域和“自我”概念的处理关联了起来，提示在自我认知和集体成员身份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合。也就是说，人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来自所属的群体。
由此可以推出，任何对我们群体的威胁就是对“我们自身”的威胁。对群体处事方式构成威胁的东西之所以会遭遇强烈的敌对，原因就在于此。而大多数群体遇到的主要危险就是……其他群体。
宿敌球队的球迷之间经常发生的暴力冲突几乎成为球赛的附加赛；帮派之间的火拼是犯罪剧的必备桥段；现代政治竞选无不迅速演变为派系间的争斗，比起说明为什么要投票给我方，攻击对方显然更加重要。互联网则让事情愈发糟糕：对任何一件可能有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发表一点点批评或有争议的观点（比如《星球大战》前传其实也没那么差），还没等你把水壶放到炉子上，收件箱里就已经塞满了恐吓信。相信我，因为我是一家国际媒体平台上的博主。
有人认为，是长期浸淫于塑造偏见的态度才导致了偏见的产生。我们并不是生来就不喜欢某类人，而是经年累月的歪风邪气扭曲了一个人的原则，使其无缘无故地憎恨他人。的确有很多情况是这样，但有时偏见也会十分迅速地形成。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领导的研究小组曾在斯坦福大学开展过一项很有争议的实验，研究囚禁环境对看守和囚犯心理有何影响。他们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监狱，被试者则被指派分别扮演看守或是囚犯。
随着实验的进行，看守们对待囚犯的态度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粗暴、恶毒、暴躁并充满仇恨。囚犯们最后（相当合理地）认为看守是一群精神失常的施虐狂，于是组织了一场反叛，试图在牢房里躲避看守，被此举激怒的看守则闯进牢房一通打砸。囚犯们很快变得抑郁、抽噎痉挛，甚至由于压力过大出现皮疹。
实验持续了多久呢？六天。原计划为期两周的实验，由于事态发展超出预期，不得不提前终止。有必要强调的是，参与实验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犯人或看守！他们都是来自名校的大学生。可是，当他们被置于有明显划分的不同群体，并且与对立群体共处时，群体心态立刻占了上风。大脑非常迅速地认同了群体，并且在特定的情景中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行为。
大脑让我们对那些“威胁”自己群体的人抱有敌意，哪怕所谓的威胁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对此，大多数人从学童时期就有所体会。有些倒霉孩子无意间做了什么有违集体准则的出格行为（比如剪了个少见的发型），破坏了集体的团结一致，因此受到惩罚（比如无休无止的嘲弄）。
人们不光想要成为群体中的一员，还想要在群体中居于高位。社会地位和等级在自然界普遍存在，连鸡群中都有等级划分——因此有“啄序”这个词，而人类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渴望不亚于最骄傲的鸡——“钻营功名的人”更是努力地你追我赶，让自己看起来好上加好，成为所在行业中相对最好的那个。大脑有几个脑区是促进此类行为的，包括顶叶底部、前额叶背外侧和腹内侧、梭状回和舌回。这些区域通力合作，为我们提供对社会地位的认知，于是我们不仅意识到自己的集体身份，还知道自己在集体中所处的位置。
这样一来，如果有谁做出集体不予认可的行为，那么既是对集体“完整性”的威胁，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其他成员可以踩着不称职者的肩提升自己的地位。于是，谩骂和嘲弄就来了。
然而，人脑十分精明，让我们所属的“群体”成为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挥着国旗示威游行时，群体可以指整个国家。人们还会觉得自己是某个种族的“成员”，由于种族的划分是基于特定的身体特征，这种归类似乎更容易，不同种族之间也很容易辨认，有些除了身体特征外就没有其他值得自豪之处的人（在这种优越感的获得上，他们没有发挥任何主观作用）尤其喜欢攻击其他种族的人。
免责声明：我不是种族主义分子。
但是，有时候一些人确实会以令人触目惊心的方式残忍对待无辜者。穷人和无家可归者，人身侵犯的受害者，老弱病残，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非但没有获得多少帮助，还遭到了境况优越者的凌辱。这种完全违背了人类尊严和基本道德的情况，为什么会普遍发生？
强烈的自我中心偏误让我们和我们的大脑不失时机地感觉良好。这或许意味着我们很难做到设身处地——毕竟他人不是我们，而大脑做决定主要靠的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不过，研究人员发现大脑中有一部分，主要是右脑缘上回（supramarginal gyrus），可以识别并“校正”自我中心偏误，让我们得以适当移情。
还有证据表明，该脑区受损之后，移情变得困难得多，或者说让人压根儿就想不到他人。德国马普学会的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领导的研究小组做过一项有意思的实验，让被试者搭配成对，分别触摸不同的表面（有的摸着舒服，有的不舒服），结果发现，大脑的补偿机制还有一些其他的限制条件。
他们看到，两个都体验到不舒服的人可以很好地相互移情，正确识别出对方情绪和感受的强烈程度；但是，若一方感受到愉悦而另一方忍受着痛苦，感受愉悦的人就会严重低估对方的痛苦。所以，生活越是安逸富足的人，越难理解境况不佳者的需求和困境。但是，只要我们不去做蠢事，诸如让最骄纵的人去治理国家，应该就是安全的。
除了前面说到的自我中心偏误，大脑还有一种（相关的）认知偏误，叫作“公正世界假说（‘just world’ hypothesis）”，说的是大脑有一种内在假定，认为世界是公平公正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偏误有助于人们发挥社群作用，因为它有震慑和阻止恶行发生的意义，还让人愿意行善（并不是说没有公正世界假说就不行善了，只是说有它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它还赋予了我们人生动力，毕竟如果认为世界是随机的，所做的一切到头来都没有意义，那实在无助于每天早上按时起床。
可惜，这种假定并不真实。恶行不一定受到惩罚，好人也常常遇到坏事。然而偏见扎根于大脑深处，让我们深信不疑。于是，当我们看到某个无辜的人遭遇可怕的不幸时，脑中就会出现不和谐音：世界是公平的，但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情却不是。大脑可不喜欢不和谐，于是产生了两个选项：可以认为世界终究还是无情和随机的，也可以认定受害者肯定是做了什么坏事才罪有应得。后者虽然更无情，却让我们继续对世界抱有岁月静好的（错误）假定，因此我们会指责遭遇不幸的受害者。
有无数研究证实了公正世界假说的存在及其多种表现形式。举例来说，当人们能够做些什么减轻受害者的痛苦，或是了解到受害者其后会获得赔偿时，对受害者的批评就比较少。而如果人们毫无办法帮助受害者，那么就会对其发起更严重的抨击。尽管看起来特别残酷，但与上述假说一脉相承的是，受害者如果没有光明的结局，那么他们必然罪有应得，难道不是吗？
人们还更倾向于指责那些让自己产生强烈认同感的受害者。看见倒下的树砸中的是一个与自己年龄、种族、性别不同的人时，产生同情相对容易得多；而如果看到一个和自己年纪、身高体型、性别均相同的人，开着同样的车子撞上一栋和自家同样的房子时，指责对方愚蠢无能的可能性则大大提高，尽管毫无证据支持自己的这种反应。
在前一个例子中，没有哪一点可以套用到我们自己头上，那就不妨怪罪事情的发生源自随机的巧合，毕竟影响不到我们。后一个例子却很容易联想到自己，所以大脑想要合理地将其解释为受害者的个人失误。必然是那个人自己的错，否则随机巧合不就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了吗？单是想到这点就难受。
可见，尽管我们的大脑有群居、友好的意愿，但它太在乎维护认同感和保持内心的平静了，若有什么人或事对此造成威胁，它宁愿让我们做出不公正的对待。真讨厌啊！
①都是英国流行的亚文化种类。——译者注
②皮埃尔·保尔·布罗卡（Pierre Paul Broca，1824——1880），法国外科医生、神经科学家、生理学家。——译者注
③卡尔·韦尼克（Carl Wernicke，1848——1905），德国医生、解剖学家。——译者注
④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对语言学来说是个麻烦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会让人产生误解的标签。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被认为是该假说的开创者，实际上两人从未合著过，也没有提出过专门的假说。事实上，是先有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术语后，才出现了具体的假说，这倒也是说明假说本身的一个绝佳例子。没有谁说语言学是简单的。——作者注
⑤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1933——2015），杰出的神经病学专家、闻名全球的畅销书作家，被誉为“医学桂冠诗人”，写过许多关于大脑疾病和深受疾病影响的病人的书。——译者注
⑥尼古拉·盖冈（Nicolas Guéguen），任职于法国南布列塔尼大学瓦纳校区，认知心理学博士、软件工程师，著有《100个心理学小实验》等多本科普书。——译者注
⑦杰瑞·伯格（Jerry Burger），心理学教授，著有《人格心理学》。——译者注
⑧罗伯特·B·西奥迪尼（Robert B. Cialdini），目前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著有《影响力》一书。——译者注
⑨关于这类社交相关倾向涉及哪些大脑处理过程、由哪些脑区负责，有不少理论构想和推断，但目前还很难下定论。因为像核磁共振、脑电图等比较深入地扫描脑部的技术手段都至少需要把被试者束缚在实验室的大型设备上，受环境限制而很难开展现实的社交活动。假如你被塞进核磁共振扫描仪，却有个认识的人溜达进来开口请你帮忙，恐怕你的大脑只会一团迷茫。——作者注
⑩此处借用的是一首1990年代非常红的美国乡村歌曲《伤痛破碎的心》（Achy Breaky Heart，也译为《痛彻心扉》），是比利·雷·塞勒斯的代表作，表现失恋后的伤心。——译者注
⑪有一类化合物经常被认为与“吸引”有关，那就是外激素（pheromone，又称信息素）。这类物质从汗液中散发，当其他个体闻到外激素后，行为会发生变化，往往对散发者更有兴趣、更受其吸引。尽管常被人提到（比如你要是想增加自己的性吸引力，据说可以买到掺有外激素的喷剂），但是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人类有专门影响吸引力和兴奋性的外激素。大脑虽然经常是个傻瓜，但要操纵它还没那么容易。——作者注
⑫原文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也引用自一首流行老歌，60年代由美国流行歌手尼尔·塞达卡（Neil Sedaka）唱红，此后不断有翻唱版本。上文提到的“爱太伤人（Love hurts）”也引用自流行歌曲。——译者注
⑬从回顾调查来看，当初对案件的报道并不准确，为了报纸销量而编造的都市传说成分多于真实报道内容。尽管如此，旁观者效应依然是真实的现象。杀害凯蒂·吉诺维斯的凶手和被认为袖手旁观的目击证人还有其他超现实结局：英国漫画家艾伦·摩尔（Alan Moore）在其开创性的漫画《守望者》（Watchmen）中提及此案，让书中的角色罗夏（Rorschach）承担起了维持正义的责任。很多人都说如果超级英雄漫画是真的就好了——愿望可不要乱许啊。——作者注
⑭巨蟒剧团（Monty Python）的粉丝应该都很熟悉《四个约克郡人》这段小品，以正常标准来看，这个颇为荒诞的故事正是群体极化的绝佳例子（尽管可能是无意的）。——作者注
⑮巨蟒剧团，流行于20世纪60——80年代的英国六人喜剧团体，也译为“蒙提·派森”。《四个约克郡人》讲的是4个人聚在一起聊童年的悲惨往事，一个比一个说得夸张，从淡淡的哀愁升级为荒诞的悲惨。——译者注
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爱尔兰政治理论家，著有《与美国和解》《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等作品。——译者注
⑰这些实验也遭到了很多批评。有些针对实验方法和对结果的解读，有些则是伦理方面的。科学家有什么权力让不明就里的人以为自己在折磨他人？施暴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感受。科学家素来被贴上冷血淡漠的标签，有时候也不难看出原因。——作者注
⑱请勿与前文提过的“社会脑假说”混淆，谁叫科学家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让人混淆的机会呢。——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