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好了，我们目前对人类大脑已经有了哪些认识？它干扰我们的记忆，欣然接受不良影响，对无害的事物大惊小怪，故意在我们的饮食、睡眠和运动上做手脚，欺骗我们相信自己很聪明，我们感知到的信息有半数是它编造的内容，感性起来就让我们做不理性的事，使我们一下子就交上朋友并在瞬间点燃激情……
全是糟心事。更糟的是，以上种种还都是大脑在正常运作时干出来的呢！那要是它开始……怎么说呢，姑且就叫出错吧，又会发生什么呢？最终就会出现神经系统疾病或精神障碍（也叫心理障碍）。
神经系统疾病是中枢神经系统出现器质问题或遭到破坏而引起的，像是海马受损引起的遗忘症，或黑质退化导致的帕金森病等。这些情况很糟糕，不过通常能找到切实的生理原因（尽管我们对此也做不了太多）。它们主要表现为身体上的状况，像癫痫发作、运动障碍或疼痛（例如偏头疼）等。
精神障碍是不能够正常思考、行为或感觉，未必有明确的“生理”原因。引起精神障碍的病因虽然仍源于脑的各个组成部分，但脑的器质是正常的，只是在做着无益的事情。还是用电脑来打个不太准确的比方，如果说神经系统疾病是硬件出错的话，那么精神障碍就是软件故障。（不过实际上，两者有很多交叉，并没有可以明确一分为二的界线。）
我们如何给精神障碍下定义呢？人脑由数百万神经元组成，神经元之间形成数万亿连接点，从无数的遗传过程和习得的经验中产生了成千上万种功能。没有哪两个大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怎么确定谁的大脑运行正常，而谁的又“异常”呢？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习惯和怪癖，往往属于个人特点和性格的一部分。举例来说，“通感”不见得会给人带来什么功能上的问题，不少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哪里有什么不对，直到因为说“喜欢紫色的气味”之类的话而遭人白眼。
精神障碍一般被描述为会引起不适、痛苦的行为或思考模式，或是缺乏在“正常”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能力。尤其注意最后一点，那意味着要确定什么是精神障碍，就要将其与“正常”相比，而有些比较却是因时而异的。比如，一直到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才不再把同性恋划为精神障碍。
随着认识上的更新、新疗法的产生、主流学派的更替，甚至还包括制药公司施加的影响——他们总在盼着有新的疾病能够让他们卖药，精神卫生从业者一直在不断地重新评估精神障碍的类别。之所以会这样，主要在于时至今日，“精神障碍”和“心理健康”之间仍缺少清晰的界限，仔细审视的话甚至可谓非常含混，常常只是基于社会规范而做出了武断的划分。
再加上精神障碍相当普遍（有数据显示，几乎每4人中就有1人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精神障碍），于是不难理解精神卫生问题何以成为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即便把精神障碍看作真实存在（而不只是某种假定），那些不曾饱受其苦的幸运儿们也通常会忽视或否认精神障碍使人衰弱。另外，怎么归类精神障碍也充满争议。比如很多人会说“精神疾病”，但有些人就觉得这个说法有误导性，暗示它是像流感、水痘那样能被治好的。可精神障碍并非如此，其背后往往并不存在有待“修好”的身体问题，也就很难确定“治愈”。
有些人甚至强烈反对“精神障碍”的说法，认为“障碍”暗示了它们是坏的或是有损的，但实际上还可以视其为思考和行为方式的不同。有相当数量的临床心理学团体声称，谈及或思考精神问题时，把它们当成疾病或缺陷是种有害的做法，应当在讨论时使用更中性的、附加含义更少的术语。还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反对医药领域和医疗方法在精神卫生方面的主导地位。鉴于对“正常”的判定有一种随意性，他们的做法也无可厚非。
尽管存在上述争议，本章还是偏向采用医学和心理学的观点，一方面是我的背景使然，另一方面，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也是对该议题最熟悉的说明方式。下面是对较常见的一些精神卫生问题所做的简要概述，同时也稍加解释了大脑如何让我们感到低落，希望可以帮助到那些受心理问题困扰的读者，以及因为身边人的心理问题而想尽力去认识和理解个中原理的读者。
对付黑犬① （抑郁症以及对抑郁的误解）
抑郁作为一种临床症状，或许可以换一个名字，因为“抑郁”这个词现在既可以指低落忧伤的情绪，也可以指真正使人精神衰弱的情绪障碍。有些人因此不把抑郁当回事，总觉得谁都有过沮丧低落的时候，挺一挺也就挺过去了，不是吗？然而，我们往往只是基于自身经验做出评判，而且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们的大脑会自动放大或夸张自身的经验，或是忽略轻视他人不同于我们的那些经验。
可是，不当回事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自己经历过低落情绪并走了出来就认为真正的抑郁症患者不值得被关注，就如同因为自己的手指被纸划破过就觉得那些不得不手臂截肢的人没什么可痛苦的一样。抑郁是一种真正的病症，确实会使人衰弱，而情绪“有点儿沮丧”却不是。程度严重时，抑郁发作的人最终会把结束生命视为唯一可以终结抑郁的选择。
人当然终究免不了一死。但知道是一回事，亲身体验是另一回事。我们“知道”被枪打中会疼，但并不等于我们明白被击中是什么感觉。类似地，我们知道身边的每一个人最终都会去世，但遇到有人离世时，我们在情感上仍然会遭受剧烈的打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人脑如何经过演化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形成牢固持久的关系。但不利的一面是，一旦关系终结，伤害也是巨大的。何况没有哪种“终结”能比死亡更加彻底。
若所爱之人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留下的悲痛就加倍浓重。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一个人为何，又是如何走到相信唯有自杀可选的地步，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会令余下的生者非常难过。这些人正是我们接下来要了解的。自杀身亡的人或许终于摆脱了他们承受的痛苦，却给更多人造成了痛苦，也就难怪常有人会对死者形成负面的看法。
正如我们在第7章讲到的，大脑为了避免替受害者感到难过，会狠狠地扭转思维。而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给那些终结生命的人贴上“自私”的标签。然而，有点讽刺也有点苦涩的是，抑郁症作为导致自杀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往往也被人们习惯性地打上“自私”“懒散”等带有贬损意味的印迹。这或许又是自我中心的大脑搞出来的一种自卫把戏，毕竟认同情绪障碍可以严重到把结束生命作为可行方案的话，那么严格说来，某种程度上岂不就是在承认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光是想想都太让人难受了。可是，如果自杀只因为那些人自我放纵或冷酷自私，那就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了，不会波及我——这么一想，自我感觉就好多了。
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是，有些人只是无知的蠢货。
把抑郁患者和/或自杀的人归结为自私，是一种令人心寒的普遍现象。如果此人恰好还有点儿名气，情况就更是如此。国际巨星罗宾·威廉姆斯，一位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和喜剧明星，他的不幸离世就是近年来最显著的一个例子。
在一片令人垂泪的悼念声中，媒体和网络上还是充斥着“这么做对家人太不负责任”或“拥有那么多还自杀真是太自私了”之类的评论。这种评论还不全是网络匿名的，有些甚至来自颇有名望的人，以及还真不是以同情见长的各家新闻媒体，比如福克斯新闻（Fox News）。
假如你也表达过同样的或类似的观点，那么我要说你错了。一方面可能归咎于大脑运作方式的怪癖，但我们也不应忽视人们对此存在的无知和以讹传讹。确实，我们的大脑不喜欢未知和痛苦，但绝大多数精神障碍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和不愉快。抑郁症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严肃问题，应当获得同情和尊重，而不是忽视和轻蔑。
抑郁症的表现多种多样。作为一种心境障碍，患者心境必然受到影响，而如何受影响则因人而异。有的人最终陷入无边的绝望；有的人体验到强烈的焦虑，感觉厄运随时降临，警报随时发作；有的人则不想说话，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很淡漠，失去了喜怒哀乐；有的人（大部分是男性）会变得满腔愤怒，坐立难安。
这也是为什么很难找出抑郁症根本病因的一个方面。单胺假说曾一度成为广为接受的一种病因理论。脑中的神经递质有不少属于单胺类，而抑郁患者的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表现出下降趋势。这会影响大脑的活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导致抑郁。最知名的抗抑郁药大部分都是靠提高脑中可利用的单胺类神经递质发挥功效的，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抗抑郁药是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药（SSRI）。5-羟色胺是一种单胺类神经递质，涉及焦虑、情绪、睡眠等功能的处理，也被认为有助于调节其他神经递质系统。因此，改变5-羟色胺的水平应该有“连环”效应。SSRI类药物可以在5-羟色胺被释放到突触间隙后阻止其被移除，以此提高总体水平。还有一些针对其他单胺类（比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的抗抑郁药也是类似的机理。
但是，单胺假说面临的质疑越来越多。因为它并不能真正解释脑中发生了什么，就像修复一幅旧画时只说“需要更多的绿色”，或许的确如此，但指示不够确切，你还是不清楚究竟该怎么做。
另外，SSRI类药物可以立刻升高5-羟色胺的水平，可好处却要几周以后才使人感觉得到。具体原因目前还不确定（虽然也有一些相关理论，后面会说到），但这就像给空油箱加满油，汽车却要等一个月后才能发动起来。“没油”是一个问题，可显然不是唯一的问题。除此之外，缺乏证据表明哪种特定的单胺类系统在抑郁症中受损，且一些有效的抗抑郁药并不作用于单胺类。显然，抑郁症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化学失衡。
还有很多其他可能的病因。目前看来，睡眠也和抑郁症相关。5-羟色胺是调节昼夜节律的重要神经递质，而抑郁会扰乱睡眠模式。本书第1章就说过，睡眠障碍会引发各种问题，或许抑郁症也是睡眠障碍的后果之一？
前扣带皮层也被认为与抑郁症有关。这个脑区属于额叶的一部分，功能多种多样，包括监测心率、预期奖赏、制定决策、移情、控制冲动等，堪称大脑版的瑞士军刀。抑郁症患者的前扣带皮层表现得更为活跃。有一种解释认为前扣带皮层负责痛苦的认知体验。如果它负责对奖赏的预期，那么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它也参与对愉悦的感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引起愉悦感的完全缺乏。
另一个研究焦点是下丘脑轴，其功能是调节人体对压力的反应。不过一些理论认为，抑郁的机制涉及许多过程，并不局限于特定几个孤零零的脑区。神经元之间可以形成新的连接，这种被称为“神经可塑性”的能力是学习以及大部分脑功能的基础，而抑郁症患者的神经可塑性则相对较弱。或许可以认为这种减弱会阻止大脑适应或对厌恶的刺激和应激做出反应。当坏事发生时，弱化的神经可塑性意味着大脑更“固化”——就像一块在外面放久了的蛋糕，既不能前进，又无法屏蔽负面的思维方式。于是抑郁产生并持续下去。这一点或许也说明了为什么抑郁症会那么顽固和广泛，因为神经可塑性受损也阻碍了患者对此做出应对处理。那些提高神经递质水平的抗抑郁药往往也会增强神经可塑性，或许这才是起效的真正机理，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在神经递质水平上升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起效。不同于给汽车加油，这更像给植物施肥：机体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把有用的元素吸收进去。
上面提到的各种机制都可能造成抑郁，也可能都不是抑郁的原因而是其结果。研究还在继续，目前已经明确的是，抑郁是一种真实存在、往往令人极度衰弱的病症。除了严重的情绪问题，抑郁还会对认知能力造成损害。很多执业医师专门学过如何区分抑郁症和痴呆症，因为在认知测试中，很难单纯从结果来区分是严重的记忆问题还是无法积聚起足够的内在动力完成测试。虽然测试结果看起来极为相似，可两者的治疗方案大相径庭，所以很有必要把它们区分开。诊断为痴呆症的结果往往还会引发抑郁症，事情就更复杂了。
另一些测试显示，抑郁症患者会更关注负面刺激。同样是看一排字词，他们对那些表达不愉快意义的词（例如：谋杀）的注意要大大超过中性词（例如：草）。我们之前探讨过大脑的自我中心偏误——大脑让我们关注那些使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事物并把相反的忽视掉。抑郁症则倒过来：积极的事被忽视或看轻，消极的事则被全盘接受。结果就是，一旦出现抑郁，就很难从中摆脱。
有些人仿佛是“突如其来”地抑郁了，不过大部分抑郁是长期经受生活打击的结果。抑郁常与其他一些严重的病症相伴，包括癌症、痴呆症、瘫痪等。此处也存在著名的“螺旋式下降”（downward spiral），即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越积越多。失去工作令人沮丧，假如没过多久伴侣也离开了，接着又有亲人离世，而在葬礼结束后回家的路上还遭到了抢劫，一时间打击接踵而至，令人应接不暇。大脑为了让我们保持积极性而宽慰我们的那些偏误和假设（比如世界是公平的，坏事不会落到我们头上之类）被击得粉碎。面对越变越糟糕的情况，我们束手无策。然后，我们不再去见朋友，不再追求兴趣爱好，可能还转而向酒精和毒品寻求慰藉。而它们除了提供一时的轻松外，只会让大脑在日后付出更多代价。螺旋继续延伸。
上述都属于风险因素，会提高抑郁发作的可能性。相比于生活在犯罪率高的贫困地区，仅能满足温饱，没有家庭温暖的生活方式，钱不是问题，且为人所簇拥的成功人士抑郁的风险较低。如果把抑郁症比作闪电，那么有些人相当于待在室内，有些人则是站在室外的大树或旗杆底下，后者被劈中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但成功人士的生活方式并不提供免疫力。当看到有些富有的名人承认自己也受抑郁症的折磨时，一些人会说“他们怎么可能抑郁？他们什么都有啊”！这种话实在不讲理。吸烟，意味着罹患肺癌的可能性更大，但并不意味着仅仅影响吸烟的人。正因为大脑很复杂，抑郁症的风险因素中有很多与人的境况无关，因为个人性格（比如经常容易自责）甚至基因（目前已知抑郁有遗传成分）而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也很大。
如果说与抑郁的不断抗争可以激励一个人取得成功呢？抵御和/或战胜抑郁往往需要相当强的意志力和巨大的努力，而这些付出很有可能带人通往其他意想不到的方向。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叫《小丑的眼泪》，讲述成功的喜剧作品来源于内心的痛苦挣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也承受着同样的痛苦（比如梵高）。成功与其说是预防抑郁，倒不如说来源于抑郁。
此外，除非含着金钥匙出生，要获得财富与声名总是十分艰难的。谁也不知道一个人为了获取成功要牺牲什么。如果他们最终发现并不值得为此牺牲，那会怎样？数年的坚持终于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有时会让人失去生活的动力，偏离方向，随波逐流。或者在一心攀登事业高峰时失去了珍视的人，到头来觉得代价未免太高。过上他人眼中的成功生活并不足以提供保障，良好的收支平衡也不能逆转抑郁的产生过程。而且就算能，盈亏平衡点在哪里？谁会“无比成功”到不得病的程度？假如比别人过得优渥就不会抑郁，那么按这个推理，岂不是世界上只有最贫困的人才会抑郁？
我并不是说很多富有的成功人士就不快乐，而是说富有和成功并不能防止抑郁发生。大脑的运转方式并不会因为你是电影演员就发生戏剧化的改变。
抑郁不能用常理来推断。把自杀和抑郁说成自私的人很显然搞不清楚状况，好像抑郁患者会列出一张表来分析自杀的利弊，发现尽管坏处更多，但还是自私地做出这个选择似的。
非常荒谬。抑郁症的一大问题，或许是唯一的问题，是它阻碍人“正常地”开展行为和思考。抑郁症患者想问题的方式与不抑郁的人是不一样的，就像溺水的人无法以和陆地上的人相同的方式“呼吸新鲜空气”。我们感知和体验到的一切都会在脑中加工和过滤，如果大脑认定一切极其可怕，那么我们的整个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在抑郁症患者看来，他们的自我价值可能很低，前景黯淡，以至于发自内心地相信如果他们不在世上了，家人、朋友或粉丝会过得更好，自杀实际上是种慷慨之举。这是多么令人伤感的结论啊，然而“理性”思考的人理解不了。
谴责抑郁自杀的人自私，通常还暗含了影射抑郁患者自作自受的意思：本来可以开开心心地享受生活，而你们却偏唱反调。很难说清楚抑郁患者究竟怎么想，以及为什么会那么想。就拿自杀来说，我们也许听到过“这下解脱了”的说法。然而痛苦到足以否决数百万年生存本能，这绝不是用“轻松解脱”就可以描述的。或许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想法完全没有意义，但要求饱受精神疾病之苦的人理性思考，无异于非要摔断了腿的人正常走路。
抑郁症不像一些典型疾病那样看得见或会传染，所以比起承认难以预料的残酷现实，否认它是一种疾病要更简单。拒绝承认“抑郁是病”，让旁观者有“这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安慰，然而，抑郁症毕竟还是影响了数百万人。纯粹为了自我感觉更好而去谴责患者自私或懒散，非但没有意义，而且说话的人反倒活生生地诠释了什么是自私。
可悲的是，对于如此强大、时常会从根本上使人极度衰弱的一种心境障碍，很多人仍然固执地认为要避开或克服它是很容易的——真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大脑有多看重一致性，一旦得出某个观点，就很难改变。人们要求患者换个方式想问题，自己却在证据面前拒绝做出改变，可见改变想法有多么困难。让那些正承受着极大痛苦的人因此感觉更加糟糕，实在令人遗憾！
你和大脑合谋施展诡计来欺骗自己就已经够糟糕的了，还要把他人一起拉下水，那就太不要脸了。
紧急关停 （精神崩溃是怎么回事）
大冷天不穿外套跑出去会感冒；垃圾食品会造成心血管问题；吸烟有害肺部健康；计算机工作站组建不合理会引起颈肩腕综合征，导致腰酸背痛；起身时要膝盖发力；不要把手指关节拗得咔咔作响，否则将来会得关节炎；诸如此类。
很可能你听到过这些话，以及无数类似的养生之道。无论准确与否，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健康。人体固然神奇，但也有物理学和生物学上的极限，挑战极限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吃了什么，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如果说我们的行为可能给身体造成不良影响，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复杂精巧的大脑免遭于难呢？答案当然是，没办法。
现代社会中，大脑安康的最大威胁就是压力，古已有之的压力。
压力是每个人都时常感受到的，可压力如果太大或太频繁，人就会有麻烦。第1章解释了应激如何对健康产生真实可感的影响： 压力激活脑中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从而启动“战或逃”反应，释放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压力从多方面影响人脑和身体，所以持续不断的压力造成的影响十分显著，使人紧张、易怒、思路混乱、身体疲惫无力等。我们常常把这种情况描述为“神经快要崩断了”。
“神经崩断”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医学或心理学术语。实际上也不会发生字面意义上的神经断裂。有些人用“精神崩溃”的说法，这相对更准确些，但也属于口语范畴。反正大部分人都可以理解是什么意思啦！精神崩溃是指人在已经无法应对强大压力时出现的状况，就“啪”地一下，“垮掉”“萎靡”“涣散”“什么也不能做”了。它意味着一个人在精神上难以继续正常运作。
精神崩溃的体验因人而异。有些人感到绝望和抑郁，有些人严重焦虑和惊恐发作，有些人甚至会出现幻觉和精神病。所以，说来或许会让人惊讶：精神崩溃实际上被看作大脑的防御机制。虽然过程令人痛苦，但也许可以提供帮助。就像会让人疲惫、吃力、不舒服的理疗，无论如何，做都比不做好太多。精神崩溃或许同样如此。特别是考虑到它总是由压力或应激导致时，我们就更有理由将其视为一种防御。
我们已经知道了大脑在压力或应激时的表现，但应激一开始是怎么产生的呢？心理学上，人们把引起应激的东西称作应激源（stressor），会弱化个人的控制力。大多数人在感觉一切尽在掌握时会产生安全感，并且与我们实际有多少控制力无关。严格意义上讲，人类不过是毫无意义的一堆碳，被吸附在一大块岩石上，在了无生机的虚空中绕着数万亿吨的核反应堆飞驰。只不过这场景太宏大，大得让个人无法意识到。而当我们要求在拿铁里加豆奶并得到满足时，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控制感。
应激源减少行动选项。当你对某件事束手无策时，那它就充满了压力。遇到下雨，假如你有伞，只是觉得挺烦；假如没带伞还被反锁在屋外淋雨呢？那就压力很大了。如果是头疼感冒，服药可以尽量减轻症状；而慢性病带来的则是巨大压力，因为通常无计可施。它们不断产生使人无法回避的痛苦，造成充满压力的处境。
应激源还会造成疲劳。无论是因为睡过头而发足狂奔赶火车，还是忙于一项快要截止的重大任务，处理一个应激源（及其实际后果）都需要我们付出能量和精力，消耗人的储备，造成更大的压力。
不可预测性也会带来很大压力。举例来说，癫痫可能在任意时刻发作，因此人们无法有效地采取预防措施，就很有压力。压力也不一定都和疾病有关。与一个情绪容易大起大落或是行为容易失去理智的人共同生活，意味着你不小心把咖啡粉罐子放错橱柜就可能和你爱的人引爆一场争吵。类似这种情况就带有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让人随时处于紧张状态，时刻准备最坏的情况。结果就是感到压力。
并不是所有压力或应激都让人衰弱。大部分压力是可以得到处理的，因为人体有补偿机制来平衡应激反应。皮质醇停止释放，副交感神经系统活跃起来让我们恢复平静；能量储备得到补充；然后，生活继续。然而，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有很多途径会让压力迅速增大到不可收拾。
1967年，汤姆斯·霍尔姆斯（Thomas Holmes）和理查德·拉厄（Richard Rahe）试图建立压力与疾病的关联模型，他们评估了数千名临床患者，并询问其生活经历。他们成功了，用取得的数据建立了“霍尔姆斯-拉厄应激量表”，其中特定事件被赋予特定的“生活变化单位（LCU）”值。生活变化单位值越高，该事件的压力就越大。一个人此前一年经历了多少量表上列出的事件，可以得出一个总值。总值越高，因压力而得病的可能性就越大。列表中，生活变化单位分数最高的事件是“配偶死亡”，分值为100；身体受伤，分值53；被解雇，47；陷入法律纠纷，29；诸如此类。令人惊讶的是，离婚的分值为73，而入狱的分值为63。还真是不可思议的浪漫呐！
没有列入量表的事件可能更糟。像车祸、卷入重大犯罪案件、经历巨大灾难等，都会引起“急性”应激，即仅凭单一事件就使应激水平上升到令人无法承受的程度。由于事件发生得太突然，造成的创伤太大，通常的应激反应用摇滚乐团Spinal Tap的台词来说就是一下子“音量调到11”，②身体的战或逃反应达到最大化（常看到有的人在遭遇严重创伤后会不受控制地颤抖）。而如此极端的应激之所以难以消除，主要在于大脑所受的影响。脑中汹涌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使记忆系统短时间内增强，产生“闪光灯”式的记忆。这实际上是一种很有用的演化机制，因为发生了某些会强烈引发应激的事件后，我们显然不希望噩梦重演，所以高度应激的大脑就尽可能详细生动地编码相关记忆，让我们铭记于心，以免重蹈覆辙。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对于极度强烈的经历来说，该机制的效果适得其反。由于记忆太生动，回忆太鲜明，人就会反复体验它，仿佛同样的事件在一次次重演。
我们对着某个非常明亮的东西看时，由于光亮太强烈，这个东西会“烙”在视网膜上，也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视觉中。有过这样的体验吧？记忆也一样。并且，记忆不会淡去，只会持续下去，因为它是记忆。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并且其痛苦程度不亚于当初事件发生之时的感受。大脑为阻止创伤再度发生的机制恰恰造成了二次创伤。
生动的闪回造成的连续压力往往使人麻木，或是与他人、与情感体验，甚至与现实生活脱离。这也被看作一种大脑防御机制。生活压力太大了？行，屏蔽它，进入“待机”状态。短期虽然有效，可长远来说不是好办法，它会多方面损害认知和行为机能。这种情况最为人熟知的一种后果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谢天谢地，大部分人不会经历如此重大的创伤。结果，压力只会以更隐蔽的方式瓦解人的能力。那就是慢性应激，也就是一个或多个比急性创伤更持久的应激源，会长时间对人施加影响。家中有病患需要照顾，公司里有专制残暴的顶头上司，没完没了的截稿日期，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和永远还不清的债务等，都属于慢性应激源③。
慢性应激很糟糕，因为长期压力过大时，人的代偿能力会受到巨大挑战。战或逃机制也会出现问题。发生应激事件后，通常需要20～60分钟人体才能回到正常状态，因此压力其实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不再需要战或逃反应后，起缓和作用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还必须费一番力气才能消除应激的影响。当慢性应激源持续不断地把应激激素泵入我们体内，为了让压力在身体和精神上造成的后果都趋于“正常”，副交感神经系统不得不疲于奔命。应激激素不再等有需要时才受到调节并发挥作用，而是持续地存在，结果使人长时间敏感、焦躁、紧张和不安。
正因为无法从机体内部消解压力，我们只能从外部寻求化解的方法。然而可悲却也可想而知的是，这样做通常只会雪上加霜。试图缓解压力，结果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和更严重的后果，于是更努力地想要减轻压力，继而引发更严重的问题……循环往复，就形成了所谓的“压力循环”。
比方说，新来的老板给你安排的工作量大得不合理。于是，你的压力骤增。可老板还听不进意见，不接受你的辩解，这下你不得不拉长工作时限，花更多时间顶着压力工作——此时你就身处慢性应激。为了给自己放松一下，你开始吃更多的垃圾食品、喝更多的酒。于是，你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下滑了（垃圾食品会让你发胖，酒精则让人沮丧），压力却变得更大，也更容易被后续的应激源击垮。如此这般，你承受的压力就更多，进入了压力循环。
要终止压力的持续增长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调整工作负荷、改善生活习惯、接受辅助治疗等），但多数情况下就是办不到。当方方面面的因素累积起来，最终超过一定阈值时，大脑就会缴械投降。这很像断路器在大电流引起系统超载之前先切断电路，在持续增加的压力（伴随着相应的健康问题）即将严重损害大脑和机体之前，大脑设置了一个几乎把一切叫停的开关。不少人主张，正是大脑为了阻止压力继续升级、避免进一步发生损伤而引发了精神崩溃。
至于“有压力”和“压力太大”之间的界线，就很难确定了。有一种模型叫“素质-应激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其中“素质”指的是易感性，一个对压力比较敏感的人在较小的压力下就会濒临崩溃边缘，发展为精神障碍或某种程度的“发作”。有些人比一般人更敏感，比如境况或生活比较艰难的人，已经有偏执或焦虑倾向的人，甚至极度自信的人也可能一下子变得低落（非常自信的人在因为压力而失去掌控感时，整个自我意识会受到打压，进而感受到巨大压力）。
精神崩溃的具体结果也因人而异。有些人本来就有抑郁或焦虑倾向（或是有易感体质），而压力过度的事件可以将其触发。厚厚的教科书砸在脚趾上会让你觉得有点痛，而砸在已经骨折的脚趾上简直痛不欲生。对于有些人来说，压力让他们的情绪一落千丈，失去生活能力，于是抑郁症出现了。还有些人则因为长时间忧虑和应激事件持续存在而出现严重的焦虑或惊恐发作。应激释放的皮质醇也会作用于大脑的多巴胺系统，令其更活跃、更敏感。多巴胺系统的异常活动很可能是导致精神病和幻觉的根本原因，而精神崩溃有时的确会引起精神病发作。
好在精神崩溃一般来说都是暂时性的。药物或干预治疗通常可以让人恢复正常，强制脱离应激环境进行休息也有助于恢复。的确，并不是谁都会把精神崩溃视为有益的事，也不是谁都能克服过来，那些对压力和困境保持敏感的人可能更容易再度经历精神崩溃。但他们至少可以恢复正常生活，或大致正常的生活。因此，精神崩溃有助于人们躲避世间源源不断的压力所带来的持续伤害。
不过也有人说，精神崩溃挡住的问题大多不是因为疲于奔命的现代生活而产生的，而是由大脑自己处理应激的方式所引起的。感激大脑以精神崩溃的方式让压力引起的损伤没有进一步扩大，就相当于感谢放火烧了你的房子又来帮忙灭火的人。
难以摆脱的沉重负担 （为什么毒品会让大脑成瘾）
美国在1987年播过一则宣传毒品危害的电视公益广告，令人耳目一新地用了鸡蛋来做说明。广告中先是出现了一个鸡蛋，并告诉观众：“这是你的大脑。”接着出现的是一只平底锅和一句话：“这是毒品。”然后，鸡蛋在平底锅里变成了煎蛋，随之出现一句话：“这是你吸了毒的大脑。”从公众角度来说，这则广告大获成功。它赢得了不少奖项，而且时至今日还在流行文化中被引用（不可否认，也被恶搞）。但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却是一项糟糕的宣传。
毒品并不会灼烧大脑，不会使组成大脑的重要蛋白质因此分解。此外，也很少有毒品会像平底锅煎鸡蛋那样同时影响到大脑的各个部分。最后一点，大脑要受到毒品的影响并不需要去壳——也就是颅骨。真需要去壳的话，毒品显然就不会那么流行了。
我并不是要说毒品对大脑有什么好处，只是想说真实的情况要远远比用鸡蛋打比方所展示的复杂。
全球非法毒品年交易量据估计近5,000亿美元，多国政府在揭发、捣毁、遏制非法毒品交易上耗资巨大。毒品的危害十分广泛，它们使吸毒者意志消沉，损害身体健康，甚至夺走人的生命。但种种后果正说明它们有效，非常有效。毒品通过改变并/或操控人脑的基本功能来起效，引起成瘾、依赖、行为改变等诸多问题，而根源都在于我们的大脑对毒品的应对方式。
第3章提到的中脑多巴胺通路常被称作“奖赏通路”或其他类似的说法，因为它的功能鲜有地明确：在感知到积极行为时引发愉悦感，以此奖赏我们。假如我们曾有过什么乐在其中的体验，无论是来自一颗甜美的蜜柑还是一次床上运动的高潮，奖赏通路提供的感觉都会让我们不由感叹：“哦，多么美妙啊！”
奖赏通路可以被饮食激活。食物提供了营养、水分、食欲的满足和能量的供给，它们带来的好处触发奖赏通路，因而被认为是令人愉悦的东西。举例来说，糖给身体提供了方便利用的能量，因此甜味的东西常让人感觉愉悦。这与个体的即时状态也很有关系：一杯水加几片面包通常只能算是最乏味的一餐，可是对于一个刚刚结束数月海上漂流的人而言，这无异于琼浆仙肴。
食物之类激活奖赏通路的事物大多“间接”发挥作用，它们在体内引起的某些反应使大脑将其识别为一种好东西，继而批准奖赏感觉。而毒品的优势，也是其危险之处正在于，它可以“直接”激活奖赏通路。就像一个银行职员不需要提供账号、身份证号等烦琐的手续就可以过手几袋现金，毒品略去了“给身体一些积极效果以便大脑识别”的冗长门槛。怎么会这样呢？
第2章我们讲过神经元之间如何通过一些专门的神经递质相互交流。这些神经递质包括去甲肾上腺素、乙酰胆碱、多巴胺、5-羟色胺等，负责在同一个网络或环路中的神经元之间传递信号。神经元把神经递质注入突触（神经元之间精巧的“缝隙”，是交流发生的场所）。在那里，神经递质与其受体就像特定钥匙配特定锁似的相互结合。受体的特性和类型决定了其后产生的活动：可能是一个兴奋性神经元，像啪嗒一声打开电灯开关似的激活脑部其他区域；也可能是一个抑制性神经元，减弱或关闭相应区域的活动。
再来假设那些受体并没有如希望中那样“忠诚于”特定的神经递质。要是其他化学物质可以在没有神经递质的情况下模拟它们激活特定受体，那会发生什么呢？假如有可能这样做，我们就能用这些化学物质来人为操控脑的活动了。事实上，的确有可能，我们还常常这么做。
无数药物就是与特定细胞受体相结合的化学物质。其中，受体激动剂会激活受体并引起活动。例如针对心率过慢或心律不齐的药物，大多包含模拟肾上腺素的物质，调节心搏。而受体拮抗剂则会占据受体位置却不激发任何活动。它们像塞在电梯门口的箱子那样“阻断”受体，让真正的神经递质无法发挥作用。抗精神病药物的典型起效机制就是阻断特定的多巴胺受体，因为精神病症状常与多巴胺活动异常有关。
假如我们什么也不用做，奖赏通路就可以“人为地”被化学物质激活，那会发生什么状况？那些化学物质很有可能极受欢迎——甚至会受欢迎得让人们愿意不顾一切地去得到它。而这就是大部分滥用毒品的故事。
鉴于我们能做各种各样有好处的事情，奖赏通路的神经连接和受体有着令人惊叹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可以影响奖赏通路的物质也有几乎同样丰富的多样性。可卡因、海洛因、尼古丁、安非他命，甚至酒精，都会提高奖赏通路的活性，引起没有正当理由却又难以抗拒的愉悦。奖赏通路本身就使用多巴胺行使和开展其所有功能和过程。结果，数量众多的研究指出，滥用的毒品无一例外地会促进奖赏通路中的多巴胺传递。这就是毒品，尤其是模拟多巴胺的毒品（例如可卡因）“令人愉悦”的根本原因。
本领高强的大脑让我们有足够的智力快速明白是什么引起了愉悦，快速决定我们还想得到更多，并快速想出获取的方法。幸好我们还准备好了高级的脑区可以缓和或否决“有东西让我感觉不错，必须再多搞点”的基本冲动。目前对控制冲动的中枢还没有了解得很清楚，但极有可能与其他复杂的认知功能一样，位于前额叶皮层。不管怎样，控制冲动让我们能够限制自己不要越界，认识到堕入纯粹的享乐并不是什么好事。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要考虑，就是大脑的可塑性和适应性。毒品造成受体超额活动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大脑采取的对策包括抑制被受体激活的那些细胞、关闭受体，让触发同样反应所需的受体量翻倍，或是其他可以恢复“正常”活动量的方法。所有过程都是自主进行的，并不区分激活受体的是毒品还是神经递质。
不妨设想有一个城市要举办一场大型音乐会，城里各处的设施都是对应日常活动而建的。突然间，成千上万激动的观众涌了进来，顿时引起了混乱。政府为此增大了警力，提高了安保数量，道路限流，增开公交，酒吧提前开门、推迟打烊等。激动的音乐会观众就是毒品，而城市则是大脑；活动过量，防御加强，就是“耐受”。大脑适应毒品之后，毒品的效力就不如从前了。
那么问题来了，毒品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增加（奖赏通路的）活性，可如果大脑适应之后对此做出了抵挡，剩下的解决办法就只能是——更多毒品。要加大剂量才能提供和先前一样的愉悦感？是的，吸毒的人正是这么做的。此后，大脑再次适应，剂量还得继续加大。很快，大脑和身体对毒品的耐受性都到了一定程度，最终摄取的毒品剂量将超出理论上从未吸毒者的致死量，而提供的快感却仅仅和最初引诱人上钩时的相当。
硬性停止吸毒的干戒法（即自然戒断法，也被称为“冷火鸡法”④）之所以那么困难，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对于一个长期吸毒的人来说，戒毒已不是简简单单的意志力或自律问题，而是身体和大脑都已经太适应毒品，以至于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因此，一下子停用毒品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海洛因等阿片类毒品就是典型的例子。
阿片制剂是有效的镇痛药，通过激发大脑内啡肽（天然止痛剂，引起愉悦的神经递质）和痛觉管理系统来抑制正常程度的疼痛，提供强烈的欣快感。可是，痛有痛的道理（可以让我们知道身体受了伤），所以大脑为了保持痛觉会提高痛觉检测系统的效力，削弱阿片制剂引起的飘飘欲仙般的愉悦感。为了再度关闭痛觉，吸毒者只好提高剂量；然后大脑再度增强效力，角力不断升级。
此时如果突然撤药，没有什么可以使成瘾者保持镇静和放松状态，留给他们的只有极度敏锐的痛觉检测系统！为了消除阿片类引起的亢奋，痛觉系统的活性已经变得极强，这对正常的大脑来说会非常痛苦，对正在戒毒的人来说同样如此。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受毒品影响的其他系统上，从而解释了为什么干戒那么困难并且确实有危险。
单就引起的各种生理变化而言，毒品就已经够糟糕的了，然而雪上加霜的是，脑中产生的变化还会改变人的行为。有人说，滥用毒品有那么多不良后果，对毒品的需求量又会不断提升，按道理这足以构成让人远离毒品的理由。可是，“道理”正是毒品滥用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大脑中或许有些部分负责形成耐受性，维持正常脑功能，可大脑太多元化了，与此同时，另一些区域正努力让人继续摄取毒品。比如，毒品抑制了人的适应系统，吸毒者会变得对药效更敏感，这与耐受性刚好相反。结果，毒品的效果变得更强，迫使人寻求更多。这也是导致成瘾的一大因素⑤。
不仅如此，奖赏系统和杏仁核之间的联系还会让大脑对与毒品有关的东西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专用的导管、注射器、打火机以及特殊的气味等“相关线索”都会引起情绪高涨，使成瘾者兴奋。也就是说，吸毒者可以从与毒品有关联的东西上直接体验到与毒品相同的效果。
来看看关于海洛因成瘾的不幸故事。治疗海洛因成瘾的常用药物之一美沙酮（methadone）是另一种阿片类制剂，可以产生与海洛因类似（但弱化）的效果，理论上可用来替代海洛因，帮助吸毒者逐渐脱毒。美沙酮的服药方式是直接饮用（看起来像绿色的咳嗽糖浆），不像海洛因通常经注射进入人体。但是，由于大脑把注射与海洛因的效果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仅仅是注射的动作就能引起兴奋。有的成瘾者会假装已经把美沙酮咽了下去，随后吐到注射器中给自己注射。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哪怕只是从卫生角度来论），可是已被毒品扭曲的大脑却认为服药方式的重要性不亚于药品本身。
毒品对奖赏系统的不断刺激还会让人失去理性思考和开展合理行为的能力。奖赏通路与额叶皮层（做出重要理智决策的区域）之间的交互受到调整，因此获取毒品的各种行为变得优先于其他正常情况下更重要的事情（比如保住工作、遵守法律、洗澡等）。相反，对令人烦心的负面结果的担忧（比如被捕、共用针头导致恶疾、与家人朋友疏远等）却被有效抑制。因此，瘾君子面对倾家荡产能满不在乎地耸耸肩，却会为了再来一针而不断以身试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