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千方百计地让我们感到害怕
此时此刻，你在担心什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你担心吧？
距离孩子的生日聚会没几天了，东西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工作上的那个大项目进展得还顺利吧？又要给车加油了，油费还付得起吗？老妈上次打电话来是什么时候，她最近身体还好吧？髋关节那里一直隐隐作痛，不会真是关节炎吧？用剩的肉馅已经在冰箱里放了一个星期，万一谁吃了以后食物中毒怎么办？脚为什么老是觉得痒？想起九岁时在学校里裤子突然掉下来的事，别人不会还记得吧？车子是不是开得有点慢？那是什么响声？是不是有老鼠？不会有什么传染病吧？因此请病假的话，老板能相信吗？还有、还有、还有……
正如前一章说到战或逃反应时我们所了解到的，人脑会预设各种潜在的威胁。如果说人类精巧的智力有什么缺点的话，那么其中之一就是可以称之为“威胁”的东西随处可见。回望坎坷的人类演化之路，曾经的威胁是指实实在在危及生命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到处都有。然而，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世界早已改变，可我们的脑还没有与时俱进，它们几乎要为一切担忧。上面洋洋洒洒列出的那些只不过是大脑制造的巨型神经质冰山的一角。任何有可能产生负面结果的事，哪怕再微不足道，又或者只是主观臆测，也会被大脑贴上“值得担忧”的标签，有时候还是毫无必要的担心。你有没有曾经特意避免从梯子下方走过，或是往肩头撒把盐，再或者遇到正逢星期五的13号就不出门？①这些都属于迷信的信号——为毫无现实根据的情景而真切地担忧，最后为了让自己稍感安全而采取一些不可能有实际效果的行动。
同样地，我们会陷入阴谋论，为了一些理论上存在可能、实际上极罕见的事情而变得激动和偏执。有时候大脑还会产生恐惧症，使人对某些明知无害的东西感到强烈的恐惧。还有的时候大脑甚至连一个小小的理由也不编了，就是莫名地担惊受怕。我们听到过多少次有人说“太安静了”，或是平安无事一段时间后就觉得有什么坏事“应该”要发生了。类似的事有可能让人患上慢性焦虑障碍。大脑的忧虑倾向会对身体造成实质影响（高血压、紧张、颤抖、消瘦或发胖等）并干扰日常生活，而这还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为原本无害的事情忧虑，最终带来了真正的伤害。根据包括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ONS）在内的一些机构的调查结果，英国有十分之一的成人会在一生中患一种与焦虑相关的疾病；而英国精神健康基金会2009年发布的一份名为《直面恐惧》的报告显示，从1993年到2007年间患有焦虑相关疾病的人口比例据称提高了12.8%。也就是说，英国成年人中遭受焦虑问题困扰的人数差不多超过100万。
当膨大的头颅用持续的压力让我们低落时，谁还需要什么天敌啊？
四叶草和不明飞行物有什么相同之处？ （迷信、阴谋论和各种怪异信仰之间的关联）
让我告诉你几件有趣的小事：我参与了好几项秘密控制世界的神秘阴谋。我与一些“医药巨头”勾结，打压各种天然药方、替代疗法和癌症治疗方法，以谋求暴利（没有什么比潜在客户不断死去更能挣“大钱”了）。我还参与了一个项目，目的是保证公众永远发现不了登陆月球是个精巧的骗局；我白天从事精神卫生治疗和精神病学方面的工作，这其实是个大幌子，实际上是为了钳制自由思考的人，强制统一思想。另外，我还和全世界科学家联手策划了几项大阴谋，鼓动人们相信气候变化、生物演化、疫苗以及地球是圆的等鬼话。毕竟全世界没有谁比科学家更有财富、更有权力了，科学家们不可能任由大众发现世界运作的真正规律，否则他们就会失去现在的高贵地位。
得知我参与了这么多阴谋，你是不是很惊讶？其实我自己也相当震惊。这些都要感谢给我《卫报》上的专栏文章留言的读者们，我也是看了他们煞有介事的评论后才无意中了解到的。在那些认为我是所有时间、空间和人类中写得最差的，让我应该滚回去和我的妈妈、宠物或家具做些说不得的身体运动的建议当中，还能找到一些表明我参与了各种各样邪恶阴谋的“证据”。
显然，当我们要在一家主流媒体平台上发布一些内容时，各种评论都是可以预见的，不过我还是被惊到了。有些阴谋论甚至根本说不通，比如我写过一篇短文来反对某篇恶毒攻击变性者的文章（我得赶紧补充一句，恶毒攻击的文章不是我写的），结果既有人骂我参与了反对变性者的阴谋（因为我对变性者的辩护不够强悍），又有人骂我参与了支持变性者的诡计（因为我毕竟替变性者说话了）。总之，没想到我不但和各种阴谋论脱不开干系，还积极地给自己打脸。
有很多读者只要一看到文章批评了自己原有的观点或信仰，就立刻得出结论，认为背后一定存在什么不可告人的邪恶力量，根本想不到背后只是加的夫②一个坐在沙发里的、年纪轻轻就秃了头的家伙。
互联网的诞生和社会交互的增长大大滋养了阴谋论。相比从前，人们现在足不出户就能轻松发现各种“证据”来支持自己有关9·11事件的假说，或是找到相似观点的人群发表一番关于中情局或艾滋病的谬论。
阴谋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是否它代表了大脑的一种癖好，意味着人们就是能够并乐于接受那些偏执的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不过，回到标题所说的，这和迷信有什么关系？宣称不明飞行物真实存在并嚷嚷着要闯入51区③与相信四叶草能带来幸运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说来讽刺，把阴谋论和迷信联系起来的正是两者都有在（通常并无关联的）事物间看到关联的倾向。事实上，像这种在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关系的事物间发现关联的体验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数据真理妄想（apophenia）。打个比方，某天你无意中把内裤外穿了，晚些时候买刮刮卡时又中了个小奖，从此以后，你总是会特地外穿内裤去买刮刮卡。这就是数据真理妄想，因为你如何穿内裤不可能影响到刮刮卡的价值，可你却相信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规律，并选择去迎合这种规律。类似地，假如同一个月内有两位不相干的知名大人物或正常或意外地去世，那只是悲剧性的巧合；可假如有人查看二者的经历，发现他们都批评过某个政体或政府，然后得出两人其实遭到了暗杀的结论，就属于数据真理妄想。究其本质，任何阴谋论或迷信，归根结底都是在无关的事件间建立起富含意义的关联。
并不是只有极端偏执或十分迷信的人容易这么做，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这种体验。要理解人们为何如此并不难。
我们的脑源源不断地接收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并做出解读，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就是大脑加工解读信息的最终结果。从视网膜到视皮层再到海马体和前额叶，大脑有赖于多个区域协同执行各种功能。（新闻常常在报道一些神经科学“发现”时暗示大脑的某项特定功能由特定的脑区来专门负责、独立承担，这是有误导性的，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的解释。）
尽管很多脑区参与了感觉和感知周围环境的工作，脑对世界的认识依然存在很大的局限。并不是大脑能力不及的缘故，而只是因为我们随时随地受到密集的信息轰炸，其中仅一部分与我们有切身关系，而大脑只有几分之一秒的时间来处理信息供我们使用。正因如此，大脑有许许多多快捷方式来（尽量）保持消息灵通。
大脑把重要信息从次要信息中挑选出来的一大办法是识别和关注特定的规律或模式。直接的例子我们可以在视觉系统中看到（详见第5章），这里只消说一点，那就是大脑不停地在我们观察到的事物间寻找联系。这无疑是一种生存战略，发源于人类随时面临危险的时代——还记得战或逃吗？这种生存战略毫无疑问会制造一些虚假警报。可如果能够保命，一些误报又有什么关系呢？
然而，正是这些虚假警报带来了问题，让我们产生了数据真理妄想。不仅如此，还有大脑的战或逃反应，以及我们总是倾向于设想最坏的情况，并由此一下子就变得忧心忡忡的习惯。我们看到了世上并不存在的规律，并且不敢掉以轻心，时刻提防着可能对我们造成的不利影响。想想看，多少迷信是为了避免霉运或不幸。从来没听说过哪种阴谋论是旨在助人为乐的吧？神秘的精英并不会组织烤饼义卖的慈善活动。
大脑还会根据记忆中储存的信息来识别模式和倾向。过去的经历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这是很自然的。然而，我们的很多初体验发生在童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日后的生活。你第一次试着教父母玩一个电子游戏的体验，通常足以消除他们曾经在你童年心目中留下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印象。成长过程中，我们周围环境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受控的，所知道的一切几乎都由认识和信任的成年人告知，所发生的一切也都在他们的监督之下。在人生最关键的塑造期，这些成年人是我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因此，家长如果迷信，他们的迷信就有很大可能被孩子习得，甚至不需要有任何支持此类迷信的证据。
最关键的是，这意味着我们最初的记忆形成于一个似乎受到有权有势、难以理解的人物所组织和控制的世界（而非一个随机、混沌的世界）。那些观念根深蒂固，并且作为一套信仰体系随我们进入成年。有些成年人乐于相信这个世界是根据某些权威人物的意愿建造的，不管所谓的权威人物是有钱的权贵、嗜好人肉的外星蜥蜴，还是科学家。
前面一段或许让人觉得相信阴谋论的人不自信、不成熟、潜意识里渴求着成长过程中从未得到过的来自父母的赞许。有些确实如此，可是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并不相信阴谋论。我并不打算花几段的篇幅来讨论在两件不相干的事情上强行扯出关联有什么危害，那样的话我自己也成了这样的人。我刚说的只是指出了脑的发育可能会使阴谋论越发地“看似有理”。
但是，寻找规律的倾向有一个显著后果（也或许是原因），就是大脑确实不善于处理随机性。大脑似乎难以理解有些事情会无缘无故地随机发生。这或许也是人脑到处寻找危险而产生的另一个后果，因为假如一件事没有实实在在的起因，那么当危险最终出现，我们就无法对此做出预防，而这多么令人难以容忍。也有可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也许大脑对任何随机事件的反对都只是由于某种事后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随机突变。那样的话，只能说相当讽刺了。
不管是何原因，对随机的排斥引发了众多连锁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习惯性地假设一切事出有因，而这个原因常常被称为“命运”。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恰好遇到不幸，可大脑并不接受这种解释，非得找出一个牵强附会的理由。祸不单行吗？肯定是因为你打碎的那面镜子，里面寄存着你的魂灵，现在魂灵被打破了。要不就是你被爱捣蛋的小妖精们缠上了，不过它们怕铁制品，只要在身边备一块马蹄铁就能把它们驱走。
有人会辩称，阴谋论者之所以深信世界正受各种邪恶组织的掌控，是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解释。相信人类社会中一团糟的种种都是由于偶发事件和巧合而起，在很大程度上要比相信有一个暗黑精英为了一己私利在背后操纵更加令人痛苦。操纵台前有一个醉酒的飞行员也好过压根儿没人。
在人格研究中，这种观念被称为“明确表达的控制点”，指个体认为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影响自身生活的事件。一个人的控制点越大，就越相信自己可以“掌控”（与实际对事物的控制程度无关）。究竟为什么有的人会比其他人有更强的掌控感还有待研究。不过，有一些研究认为，大脑海马体越大，相应的控制点就越大。应激激素皮质醇能使海马体显著萎缩，而觉得自己掌控程度较低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压力，因此，海马大小又或许是控制点的结果而非原因。脑还真是从来都不让我们省心。
无论如何，控制点大意味着个体感觉自己更能对事件起因产生影响（是否真正存在一个起因并不重要）。当这种控制体现为迷信时，把盐扔过肩头、摸摸木头或是避开梯子下方、避开黑猫等，都会令人安心地相信自己已经通过无法合理解释的方式阻挡了灾祸。
控制点更大的人还会企图挫败被他们发现的“阴谋”，比如到处宣传发觉了阴谋、“深入”挖掘其中的细节（对来源的可靠性则几乎毫不关心），找一切机会向可能听信他们的人指出阴谋的存在，并宣称拒绝听信的人都是“无知的羔羊”或其他类似的话。迷信往往比较消极被动，迷信的人可能只是固守着迷信并照常过日子。阴谋论者投入的精力则往往要大得多。还记得上一次有人试图让你相信幸运兔脚④背后隐藏的真相是什么时候吗？
总的说来，似乎是大脑对规律的热爱和对随机的憎恶致使很多人得出了一些颇为极端的结论。这原本不是什么大问题，可大脑还让说服一个人承认深深植根于自己内心的观念和结论是错误的变得格外困难——无论摆出多少证据。就算把理性得出的证据全部丢到迷信者和阴谋论者面前，他们照样固守着自己的荒谬信仰。而这都怪我们的大脑太白痴。
或许还有其他解释？我这里所说的全都基于目前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提供的认识，只不过还都相当有限。光是详细阐明我们所指的对象就非常困难。迷信的心理学含义是什么？以大脑活动的水平来看，迷信什么样？它算一种信仰吗？还是一种观念？或许科技已经进步到可以扫描活动中的脑部来对其进行观察，可就算我们能看到脑的活动，也不意味着就能理解其真正含义，就好比我们能够看到钢琴的琴键，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会演奏莫扎特。
科学家也不是没试过。例如玛丽亚娜·林德曼（Marjaana Lindeman）与她的同事曾对12名自称是超自然信仰者和11名怀疑论者做了核磁共振扫描。研究人员首先要求这些被试者想象一种不幸的生活境遇（比方说快要失业了，或是关系破裂），接着向他们展示了一些“饱含情绪的图片，内容为无生命的物体（例如挨在一起的两颗红樱桃）或风景”——就是那类我们常在热血海报上看到的图片，像壮观山巅之类的。相信超自然的人报告称从图片中看到了个人问题会得到解决的征兆，比如之前设想的是关系破裂，那么他们预感两人将会和好，因为挨在一起的两颗樱桃意味着紧密相连和承诺。而怀疑论者，如你所想，并不这么认为。
研究的有趣之处在于，观看图片时，所有被试者的左侧颞下回都会被激活，这是一个与图像处理有关的脑区。而相比怀疑论者，超自然信仰者的右侧颞下回脑活动似乎要少得多，而这个脑区与认知抑制有关，也就是负责调节与减少其他认知处理。在这个例子中，其抑制作用可能针对的是形成不合逻辑的规律和关联的脑活动。由此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常轻信不合理、不可能的事情，而有些人一定要得到严格证明后才会相信。假如右侧颞下回的活动比较薄弱，脑中那些非理性的过程就会施加更大的影响。
当然，仅凭上述实验还远远不能下定论。理由有很多，比如该实验的被试人数太少。而更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来测量或评定一个人“倾向超自然”的程度呢？对此并没有计量系统可以使用。有些人相信自己百分百理性，而这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讽刺的自我欺骗。
研究阴谋论就更麻烦了。一方面有上述同样的原因，另一方面要找到有意愿的被试难上加难。阴谋论者往往都是神秘的，并且偏执多疑，不信任公认的权威，所以假如有科学家去问一个阴谋论者：“是否愿意让我们用可靠的设备在您身上做实验？可能需要您躺进金属舱让我们扫描您的大脑。”得到的回答恐怕不太会是肯定的。因此，这部分讲到的全部内容都是基于现有数据而做出的一套合理推断和假说。
不过话说回来，我当然会那么讲，对不对？整个这一章或许都属于某种阴谋，是我存心要把人蒙在鼓里呢……
宁跟壮汉打架，也不上台唱K （恐惧症、社交焦虑，及其众多表现形式）
卡拉OK是全世界流行的消遣。有的人喜欢站到一群陌生人（通常是有些醉意的陌生人）面前高歌一曲，往往唱的是只有点儿会又不是很会的歌，也不管唱歌水平如何。要我说，他们的唱歌热情与唱歌水平通常呈负相关，虽然我没有做实验验证过。另外，这种倾向怕是也少不了酒精的推波助澜。而在电视才艺秀风靡的今天，他们不仅能站到一小群醉醺醺的人面前，更能在成千上万的陌生人面前唱歌。
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这种情景就太可怕了，绝对会让他们做噩梦。若是被问及是否愿意起身在众人面前唱歌，他们的反应就像被要求在所有前任面前裸体徒手接住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他们会脸色突变、神情紧张、呼吸急促，并表现出各种经典的战或逃反应的迹象。若在唱歌与参战之间选择，他们一定更乐意战斗至死（除非战场上也有观众）。
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管你对卡拉OK持什么态度，毕竟这是一种零风险的活动，只要围观者不是类固醇滥用的音乐狂热分子。当然，有时也会发生糟糕的情况，比如你有可能唱得实在跑调得厉害，让听众恨不得死了算了。可是那又怎样？只不过是几个以后再也见不着的人认为你的唱歌水平在及格线以下，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只要我们的大脑对此在意，那就是有害的。羞耻，尴尬，公开出丑……除了最富有献身精神的非正常人，没有人会去主动追求这些强烈的负面感受。出现这类后果的可能性哪怕只有一丁点，也足以让人避之不及。
还有很多让人惧怕的事情比唱K更普通：打电话（我自己就尽量能免就免）、付钱时身后有人排队、敬酒、上台做报告以及去理发等——无数人日常能顺利完成的事，却让另一部分人充满畏惧和惊恐。
这些都属于社交焦虑。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社交焦虑，但如果严重到了干扰正常生活、使人变得衰弱的程度，那就属于社交恐惧症了。社交恐惧症属于最常见的几种恐惧症表现形式之一，所以，为了理解其背后的神经科学原理，现在我们不妨后退一步，先来看看普遍意义上的恐惧症。
恐惧症指的是莫名害怕某种东西。假如一只蜘蛛突然掉在你手上，你尖叫着拍打一通，人们对此都会很理解。因为毛骨悚然的虫子吓到了你，而人们往往都不喜欢触碰虫子，所以你的反应是合理的。可是，假如一只蜘蛛落到你手上，你不仅失控地大喊大叫，还掀翻了桌子，并用漂白剂洗手、烧光衣服、长达一个月拒绝出门，或许就可以算得上“莫名”了。毕竟，不过是一只蜘蛛罢了。
关于恐惧症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患有恐惧症的人通常很清楚自己的害怕是完全没道理的。一个有节肢动物恐惧症的人在意识层面知道不及一枚硬币大的蜘蛛对自己构不成危险，可还是控制不住过度的恐惧反应。这也是为什么对恐惧症的反应说些片汤话（比如“它不会伤害到你的”）尽管是出于好意，却丝毫不起作用。知道触发恐惧的东西没什么危险无济于事，恐惧无疑超越了意识层面，而这才是恐惧症那么棘手和顽固的原因。
恐惧症可以按照害怕的对象划分成特殊（单一）和复杂两种类型。单一恐惧症指的是对某个特定物品（例如小刀）、动物（例如蜘蛛、老鼠）、情景（例如待在电梯间）或状况（例如流血、呕吐）产生恐惧感。只要避开相应的触发物，个人生活一般不受影响。有时候虽然无法完全避开，但它们大多只是暂时存在，比如有的人惧怕乘电梯，但坐电梯一般也就几秒钟，除非你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里的威利·旺卡⑤。
至于究竟为什么会得恐惧症，原因多种多样。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会联想学习，把特定的反应（例如恐惧反应）与特定的刺激（例如蜘蛛）联系起来。即便是神经结构最简单的生物似乎都具备这种联系能力，比如说加州海兔，一种非常简单的水生腹足类动物，个体近一米长，就曾在20世纪70年代被用于研究学习过程中神经变化的早期实验。以人类的标准来看，加州海兔很低等，只有原始的神经系统，可它们已经表现出联想学习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神经元十分粗大，足以让研究人员把电极插进去记录电活动的变化。加州海兔的神经元轴突（神经元的长“主干”部分）直径可达1毫米。这个数值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那要看和什么比。假如把人类的神经元轴突比作饮料吸管，那么加州海兔的轴突尺寸可算得上是英吉利海峡隧道了⑥。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这种生物表现不出联想学习的能力，粗大的神经元就没有什么用处。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一点，在第1章关于饮食与食欲的部分，我们讲到过脑是怎么把蛋糕和生病联系起来，让人一想到蛋糕就恶心。同样的机制也能应用于恐惧症和害怕。
如果有人警告你当心某些东西（比如陌生人、电线、老鼠、病菌等），你的大脑就会推断遇到它们的话会发生的各种糟糕事情。随后，当你真的遇到时，脑中那些“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被激活了，战或逃反应也同时被触发，负责编码记忆中恐惧组分的杏仁核给这段记忆贴上“危险”的标签。于是，下一次再遇到时，你会记起“危险”，并出现与上次同样的反应。当我们试图去提防某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对其产生畏惧。在有些人身上，这种反应最终发展成了恐惧症。
此过程也说明，理论上来讲任何事物都能成为恐惧症的焦点。若把已知的恐惧症全都列出来，恐怕也确实如此。其中有些格外引人注目，包括奶酪恐惧症、黄颜色恐惧症（显然和奶酪恐惧症有重合之处）、长单词恐惧症（该词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长单词：hippopotomonstrosesquipedaliophobia），以及恐惧恐惧症（即害怕患上恐惧症，因为大脑经常冲着逻辑概念说：“闭嘴，你不是我爸爸！”）。不过，有一些恐惧症相对来说比较常见，说明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在同时起作用。
我们是在演化过程中变得害怕某些东西的。有一项行为学实验教会了黑猩猩害怕蛇。这个任务不算难，通常先给黑猩猩看一条蛇，紧接着给它们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比如一记轻微的电刺激或一些难吃的食物等，总之是让它们想要尽可能避免的东西。有意思的部分在于，当其他黑猩猩看到这些同伴对蛇表现得十分害怕后，尽管没有受过相关训练，却也很快学会了害怕蛇。这种过程通常被称为“社会学习”⑦。
社会学习与触发线索的效果惊人地强大，再加上大脑在遭遇危险时“安全总好过遗憾，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处理方式，都意味着我们看到别人害怕什么东西时很可能自己以后也会对此有所警惕。在童年时期，也就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主要来自在我们看来比自己懂得多的人时，尤其如此。所以，假如家长有某种强烈的恐惧症，就很有可能像一件特别令人不安的传家之物似的传给我们。可以这么说：假如一个孩子目睹父母或是保育员、老师、偶像之类的人见到老鼠后拼命喊打，那么这段生动而不安的经历就会在其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脑的恐惧反应决定了恐惧症很难摆脱。习得的联想大部分可以借助巴甫洛夫那个著名实验建立的方法实现最终移除：铃声与食物建立联系，铃声一响便促发一种习得的反应（分泌唾液），可如果接下来铃声继续响，食物却总是不出现，两者的联系渐渐地就减弱、解除了。同样的步骤也适用于很多场景，这叫作“消退”（与恐龙灭绝的“灭绝”是同一个词：extinction，请勿混淆）。大脑学习到，铃声之类的刺激不再与其他条件有任何联系，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做出特殊的反应。
有人或许以为类似的方式正适用于解决恐惧症，毕竟每次意外遭遇引起恐惧的东西几乎都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可是，棘手之处在于：恐惧症触发的恐惧反应总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就是循环论证的杰作：大脑确信某样东西有危险，于是在遭遇时激发战或逃反应；随之身体出现通常会有的一系列反应，包括肾上腺素水平升高，感到紧张、惊慌等。战或逃反应对生物体消耗大，还往往引起不愉快的体验，大脑因此就记住了“遇到它让身体变得一团糟，所以这东西真危险”！如此一来，恐惧症非但没缓解，反而增强了，虽说个体并未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了解恐惧症的具体性质同样很重要。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单一恐惧症，即由特定物体或对象所引发，且引发恐惧的原因比较容易确定和避免。但是，还有一类复杂恐惧症，是由更复杂的事情（比如周围环境或处境）触发的。广场恐惧症就是其中的一种，常被误解为害怕公共空间。更准确地说，广场恐惧症是害怕身处难以逃离或找不到帮助的场所。严格说来，除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能触发恐惧，因此严重的广场恐惧症会使人根本无法出门，并造成“害怕公共空间”的误解。
广场恐惧症与惊恐障碍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惊恐发作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出现——我们会因为恐惧而手足无措，感到痛苦、惊恐、呼吸困难、恶心、头痛欲裂、受困等。惊恐发作的具体表现因人而异，比如2014年《赫芬顿邮报》上有一篇琳赛·霍姆（Lindsey Homes）和舍勒（Alissa Scheller）撰写的有趣文章，题为《惊恐发作是种什么体验》，里面收集了一些患者亲身经历惊恐发作的描述，其中有一人说道：“我在惊恐发作时站不起身、说不了话。我只感到全身剧烈疼痛，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把我往一个小球里塞。最严重时我都喘不上气，所以我开始深呼吸，后来我吐了。”
还有很多人的体验与此不尽相同，但同样糟糕。归结起来，都是因为大脑有时略过中介，毫无缘由地发动恐惧反应。正因为没有显而易见的原因，也就采取不了什么对应措施，于是恐惧反应很快变得“难以抑制”，产生惊恐障碍。惊恐障碍使人身处无害的场景却感到惊慌害怕，然后与恐惧、惊恐联系起来，最终就可能发展为恐惧症。
惊恐障碍最开始是怎么出现的，具体还不清楚，但有一些令人信服的假说。可能是个人曾经遭遇过创伤，由于大脑迟迟未能有效处理创伤带来的问题，最终导致了惊恐障碍。也有可能与某种神经递质过量或缺乏有关。遗传可能也有关系，因为经历过惊恐发作的人，其直接亲属出现过同样问题的可能性也较大。甚至还有理论认为，患者通常倾向于灾变论的思维方式，身体一旦遇到什么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或小毛病，就不着边际地担心起来。也可能上述理论加起来才是真正的原因，或者还有其他尚未发现的机制。在制造不合理恐惧反应时，人脑从不缺少办法。
最后，我们终于要谈到社交焦虑了。当这种焦虑严重到使人精神衰弱的地步，那就是社交恐惧症。社交恐惧症的根源在于害怕来自他人的负面反应——比方说不敢去想别人听了你唱卡拉OK会有什么反应。仅仅是敌意或侵犯并不会让我们害怕，单纯的否定却足以让我们畏而止步。大脑用他人来校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自己在世界所处的位置，而他人之所以能成为恐惧症的恐惧来源，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于是乎，他人的赞许显得事关重大，并且 “他人”通常可以指任何人。无数人追求声名，而声名不就是陌生人的盛赞吗？我们之前已经了解到大脑是多么的自我中心，所以说大概所有名人只不过都大抵如此？那可真有点儿悲哀（赞扬本书的名人除外）。
一方面大脑有预测和担忧负面影响的倾向，另一方面大脑又对社会认可和赞许有强烈需求，两者结合起来便产生了社交焦虑。打电话意味着要在看不到表情等常见线索的情况下与人互动，因此有些人（比如说我）就会觉得特别难办，怕自己激怒或是惹烦了对方。付账时身后排了长队之所以让你神经紧绷，是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你耽误了很多人的时间，而他们在你满头大汗计算该付多少钱时正瞪着你呢。无数类似的情形让大脑设想出种种引得他人不快或恼火、会收到负面评价、引起尴尬的可能性。归结起来就表现为焦虑——担心在众人面前出错。
有些人没有这类担心，有些人则完全相反。对为何差异会如此之大的解释有很多，利布（Roselind Lieb）的一项研究则发现，发展为焦虑障碍的可能性与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关。其中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父母批评过度，会让孩子总怕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惹恼尊敬的权威，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举动；而若家长保护过度，则会让孩子一丁点儿负面反馈也接触不到，因此长大离开父母的庇佑后，自己做的事一旦引起了负面的结果，就容易因为不适应而反应过度，比如难以应对后果，并且极有可能害怕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甚至小时候被反复灌输陌生人有危险的观点，都或许会令人长大后对陌生人过分紧张。
体验过恐惧症的人常表现出逃避行为，即主动回避可能触发恐惧反应的场景。这种做法有利于维持内心平静，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则无益于消除恐惧症。越是逃避，恐惧症越会长久地在脑中保持鲜活并产生巨大影响。这就有点儿像拿纸糊住墙脚的耗子洞，虽然表面看来没问题了，但实际上鼠患并没有解决。
现有证据表明，社交焦虑和社交恐惧症是最常见的恐惧症。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多疑的大脑常让我们害怕一些并无危险性的东西，而我们又需要他人的肯定，两者碰到一起，结果就使我们过度恐惧因自身能力欠缺而招致他人的负面反馈。有个例子正可以为此作证：我为了这个结论已经打了九遍、十遍、十一遍、十二遍、二十八遍草稿。没错，但我敢肯定，还是有一大堆人不喜欢我写的东西。
别做噩梦……除非你就好这口 （人为什么喜欢吓唬自己）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为了寻求一时刺激而欣然“跳入”自身难保的险境？比如那些定点跳伞、蹦极跳、高空跳伞的人。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一切都表明，大脑会积极地自我保护甚至由此带来了紧张不安、逃避行为等。然而，像斯蒂芬·金和迪恩·孔茨等作家写的小说里尽是些恐怖的超自然事件，角色更是死得惨烈骇人，可他们却赚得盆满钵满，这两人的书总共卖出将近1万亿本。电影《电锯惊魂》系列展示了各式各样诡异而血腥的死法，里面的人物因为各种匪夷所思的理由被杀，但该系列目前已经出了七部，每一部都在世界各地的电影院上映，拷贝并没有被封进铅制容器再送到太阳熔毁。人们去露营时围着篝火轮流讲鬼故事、在游乐场坐撞鬼小火车⑧、闯鬼屋，还在万圣节扮成丧尸向邻居讨糖果。种种以吓人为乐的娱乐活动（有些还是专为孩子设计的）让我们如此热衷，又该如何解释？
无巧不成书，恐惧时的紧张激动和糖果带来的满足感很可能依赖的是相同的脑区，即中脑-边缘通路。这条通路用多巴胺神经元实现大脑对奖赏的感知，因此也常被称为“中脑-边缘奖赏通路”或“中脑-边缘多巴胺通路”。神经系统有若干条调控奖赏感知的环路和通路，而中脑-边缘通路被认为是最核心、最主要的。“以怕为乐”现象的关键也在于此。
中脑-边缘奖赏通路由腹侧被盖区（VTA）和伏隔核（NAC）组成。它们位于大脑深处，是十分致密的神经元环路和神经中继点，与海马、前额叶等较复杂的脑区，以及脑干等较原始的脑区均有数量众多的神经连接，因此该通路在脑中颇具影响。
腹侧被盖区负责检测刺激信号并确定该刺激是正面还是负面，是该欢迎还是该避免，随后把结果发给伏隔核，由伏隔核对此做出合适的反应。比方说，当你吃到美味零食时，腹侧被盖区把零食登记为好东西并告诉伏隔核，伏隔核则让你体验到愉悦快乐；而当你不小心喝到变质牛奶，腹侧被盖区就把它登记为坏东西并告诉伏隔核，伏隔核让你产生恶心、反胃、想吐等各种难受的感觉，总之，大脑想尽办法确保你记住“下不为例”！这套系统就是中脑-边缘奖赏通路。
这里所说的“奖赏”，专指我们做了一些大脑认可的事情而体验到积极正面、令人愉悦的感受。一般而言，带来奖赏的是一些生物学功能，像是饥饿时吃东西或是吃了富含营养和能量的食物（碳水化合物对大脑来说是珍贵的能量来源，所以节食的人想要抵挡其诱惑很困难）。还有一些东西能够更强烈地激活奖赏系统，比如性，所以人们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然说少了它其实我们也活得下去——是的，我们活得下去。
带来奖赏的并不一定是生存必需或刺激强烈的事。身上有个地方老是感觉痒痒的，挠一挠也会让人感觉满足快乐，这同样由奖赏系统介导，是大脑在告诉你“做得好，继续”。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奖赏指的是对事物（主观的）积极的反应，并且这种反应很有可能导致行为发生改变，因此构成奖赏的事物千差万别。假如一只老鼠按压杠杆可以得到一小口水果，于是它继续按压杠杆，此时水果就是有效的奖赏。而假如用最新的电子游戏来替代水果，老鼠就不可能增加按压杠杆的频率。十来岁的青少年恐怕要提出异议，可对于老鼠来说，毫无用处或不值得动心的电子游戏就不能算是奖赏。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的人（或不同的生物）把不同的事物看作奖赏，有的人喜欢受到惊吓，而有的人既不喜欢，也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
有一些方法能让恐惧和危险变得“让人喜爱”。首先，我们有着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就连老鼠之类的动物也会在有机会时趋向于好奇地探索新鲜事物，人类就更不必说了。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经常出于“就想看看会发生什么”而去做一些事？有孩子的人想必都很熟悉这种常常带来破坏的天性。新奇感吸引着我们。可是，当许许多多不同的新鲜感觉和体验摆在我们面前时，为什么要去选择那些包含恐惧和危险这两件坏东西的，而非虽然也不熟悉但更温和安全的事呢？
中脑-边缘奖赏通路会在我们干一些能带来好处的事时提供愉悦感。但所谓“好处”的可能性范围就大得很了，其中也包括“坏事不再继续”。由于肾上腺素的作用和战或逃反应，惊恐害怕总是格外强烈，此时人的感觉和机能处于警觉状态，准备应对危险。但引发危险或恐惧的信号通常会解除（尤其是考虑到大脑过于多疑），于是大脑认为：曾经有一个威胁，它现在消失了。
先前你身处鬼屋，而现在走了出来；先前你在空中极速下降，似乎必死无疑，而现在正安然无恙地站在地面；先前你听着一个吓人的故事，而现在故事结束，嗜血的凶手再也不会出来。种种情景中，奖赏系统认识到危险突然消失，因此无论你做了什么去终止危险，至关重要的都是你下次一定要这么做。就这样，强烈的奖赏反应被触发。大多数情况下，像进食和性交都只是在短期内提高生存质量的事，可现在，你避免了死亡！意义非同小可！战或逃反应激发的肾上腺素充斥全身，让人感觉一切都增强和提升了。惊惧之后的快感和轻松成为一种强烈的刺激，远比其他大多数事情更强烈。
中脑-边缘通路与海马、杏仁核有重要的神经连接和实质接触，因而对于产生强烈情绪共鸣的重要事件，相关记忆会得以增强。除了在事件发生时对行为发出奖赏或劝阻，还能确保相应的记忆格外深刻。
高度的警觉、强烈的快感和鲜明的记忆组合在一起，意味着遭遇某些恐怖经历会让人前所未有地体验到“活着”的感觉。当其他经历相比之下都显得单调乏味时，寻求类似的“高潮”自然就构成了强烈的动机。就好像对于一个喝惯了双份意式浓缩咖啡的人而言，多加奶的拿铁根本无法满足他。
此外，这种刺激还往往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合成的。我们脑中负责思考的部分，也就是意识，或许在很多情况下都容易被愚弄（本书中就讲到了其中不少例子），可又没有那么容易轻信。比方说，玩一款极速飞车的电子游戏时，无论视觉效果做得多么逼真，都无法提供与真正飙车时相同的刺激和感受。打僵尸或开飞船的游戏也是如此。人脑分得清什么是真的而什么不是，能够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尽管有一种过时的说法认为“电子游戏会引发暴力”。
可是，假如模拟现实的电子游戏都不吓人的话，那完全抽象的东西，比如书中的故事，又怎么会那么恐怖呢？这可能与掌控感有关。玩电子游戏时，你完全掌控整个环境，你可以暂停游戏，你在游戏中做出的动作会得到相应的反应，诸如此类。而恐怖小说或电影就不一样了，你是被动的旁观者，被情节牢牢抓住的同时对故事的进展毫无影响。（当然你可以把书合上，可并不会改变故事的结局。）有时，电影或小说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和体验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让我们久久不能平静，原因就在于生动的记忆被不断重播、反复激活。一言以蔽之，大脑对事物拥有的控制感越强，就越不容易被吓到。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事“留有想象空间”反而比最血腥的特效更加骇人。
20世纪70年代被业内评论人士评为恐怖电影的黄金年代。那时候，计算机合成图像（CGI）和高级特效技术尚未出现，令人恐怖的观感全靠心理暗示、时机、气氛和各种巧妙的把戏来营造。于是，大脑探测威胁、预测危险的倾向发挥了巨大作用，实现了真正的“草木皆兵”。后来，好莱坞巨头制作公司采用了先进的特效，以成桶的血浆和计算机合成图像代替了心理悬疑，把恐怖场面变得带有炫耀意味且极其直白。不同的方法在制作恐怖电影时各有发挥的空间，只是当恐怖被如此直接地呈现出来时，人脑就没有那么投入了。尚有思考和分析余地的大脑清楚地意识到画面都是虚构的，可以随时从中脱身，如此一来，惊吓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电子游戏的制造商吸取经验，令恐怖生存类游戏中的角色需要在紧张不安、难以预料的环境中躲避难以抗拒的危险，而不只是用一门超大激光炮把危险轰炸成无数颤动的碎片。
我们可以认为，极限运动和其他寻求刺激的活动之所以吸引人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人脑可以准确区分真实的和人造的危险，并且一般来说，不愉快的后果要伴随非常现实的可能性才会让大脑体验到实实在在的兴奋。用屏幕、保护带和巨大的风扇做一套复杂的装置或许可以还原蹦极的感受，但难以真切到使大脑相信身体正在从高空坠落。因此，当摔落到地面的危险被排除之后，体验就不尽相同。没有真正在空中极速上下就很难完全复制那种情况下的感觉。于是，我们有了过山车。
人对惊恐感越是缺乏掌控，事情就越是令人惊惧。不过，这里存在一条分界线，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因素来界定事情是惊险好玩而不纯粹是可怕。背着降落伞跳出飞机被认为是刺激好玩的；跳出飞机却没有降落伞可就不好玩了。对于大脑来说，要享受刺激，似乎既要有一些真实的风险，还要有控制其后果从而避免险情的能力。从车祸中死里逃生的人大多会大松一口气，但几乎不会有人想再经历一遍。
同样，之前我们提到过，大脑有种怪癖叫反事实思维，即倾向于仔细思考可能发生但实际上从没发生过的负面结果。而如果事件本身就很可怕，让大脑感觉到危险真实存在，这种倾向就更明显了。假如你过马路时差一点被车撞到，那么也许会在接下来的好几天内反复想到并心有余悸。实际上你并没被车撞到，没受到任何实质上的伤害，只不过大脑就爱关注潜在的威胁，无论是发生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喜欢这类刺激的人常被贴上“肾上腺素成瘾”的标签。“寻求刺激（sensation seeking）”被看作一种人格特质，指的是个体不断寻求新鲜的、变化的、复杂的以及强烈的体验，总在身体、经济或法律上冒险（赔钱和被捕也是很多人强烈希望避开的危险）。前面几段主张，对事件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是享受刺激所必需的，然而寻求刺激的倾向有可能让人难以正确评估或识别风险，从而无从加以控制。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项以滑雪者为考察对象的心理研究，比较了受伤的滑雪者和未受伤的滑雪者。研究发现，受伤者是寻求刺激型的可能性要远高于未受伤的滑雪者。也就是说，滑雪受伤者对刺激感的追求让他们做出了逾越自己能力控制范围的决定或动作，最终造成了伤害。寻求风险的欲望或许反而会让人认不清风险，真是残酷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