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与他一同获奖的还有第17章提到的弗雷德里克·桑格和保罗·伯格。.3
阿密特·埃特金是一名大胆且具创造性的医学和哲学双学位博士生，他和我一起，与哥大的脑成像专家乔伊·赫施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我们在研究中试图诱发对情绪性刺激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知觉。我们用于情绪范畴的研究方法与克里克和科赫用于认知范畴的方法相似。我们探索正常人对脸上有着明显中性或恐惧表情的人像如何做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反应。这些照片是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保罗·艾克曼③提供的。
艾克曼分类归档了超过10万张人类表情照片，和之前查尔斯·达尔文所做的一样，他的研究表明不论哪种性别或文化，7种面部表情—快乐、恐惧、厌恶、轻视、愤怒、惊讶和悲伤—的有意识知觉实际上对每一个人都具有相同的含义（图28-1）。由此我们认为，无论年轻健康的医学研究生志愿者们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知觉到带有恐惧表情的面孔，这些刺激都会诱发相似的反应。我们通过相对长时间地呈现恐惧表情以便志愿者有时间仔细打量来制造有意识知觉，而通过非常快地呈现相同的面孔，使得志愿者无法报告他们看到了什么表情来制造无意识知觉。他们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看到了一张面孔！
图28-1 艾克曼的7种普适性面部表情。（承蒙保罗·艾克曼惠允）
由于即使是正常人对于威胁的敏感性也存在差异，我们给所有志愿者一份问卷来测量他们的背景焦虑水平。与大多数人在一个新环境中感受到的短暂焦虑不同，背景焦虑反映的是一种持久的基线特质。
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向志愿者呈现带有恐惧表情的面孔照片时，我们发现位于大脑深处介导恐惧的杏仁核有显著激活。而令人惊讶的是，有意识和无意识刺激影响了杏仁核的不同区域，每个人受影响的程度因其基线焦虑水平而异。
对恐惧面孔的无意识知觉激活了基底外侧核。与小鼠一样，人类杏仁核的这一区域接收大部分输入的感觉信息，是杏仁核与皮层交流的主要渠道。恐惧面孔的无意识知觉对基底外侧核的激活程度与志愿者的背景焦虑水平成正比：测量到的背景焦虑水平越高，志愿者的反应越强。背景焦虑水平低的志愿者完全没有反应。相反，对恐惧面孔的有意识知觉，激活了杏仁核包括中央核在内的背侧区域，且激活程度与志愿者的背景焦虑水平无关。杏仁核的中央核发送信息到自主神经系统中参与警觉和防御反应的那部分脑区。总之，无意识知觉到的威胁不成比例地影响背景焦虑水平高的志愿者，而有意识知觉到的威胁则会激起所有志愿者的“战或逃”反应。
我们还发现恐惧面孔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知觉激活了杏仁核以外的不同神经网络。而且无意识知觉到的威胁仍然只激活焦虑型志愿者的相应网络。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是无意识知觉也需要大脑皮层区域的参与。
因此，观看令人恐惧的刺激激活了两个不同的脑系统，一个涉及有意识的、可能是自上而下的注意，另一个则涉及无意识的自下而上注意（即警觉），类似于海兔和小鼠的外显和内隐记忆中凸显性信号所起的作用。
这些结果很有意思。首先，它们显示了在情绪领域，和在知觉领域中一样，刺激既能够被无意识地知觉也能够被有意识地知觉。它们还支持了克里克和科赫的观点，即在知觉中，对刺激的有意识和无意识觉知对应不同脑区。其次，这些研究从生物学角度确证了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情绪观点的重要性。它们表明，当刺激留在想象中，而不是被有意识地知觉到时，焦虑在脑中产生的影响最为剧烈。一旦他们有意识地感知到一张恐惧面孔的照片，即便是焦虑型的人也能够准确地评估它是否真的是一个威胁。
心理病理学反应是由无意识水平上发生的冲突导致的，如果患者能够有意识地面对冲突来源，那么这些反应就可以得到调控。在弗洛伊德提出上述观点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的成像研究表明这些冲突过程可能受到脑中一些通路的介导。此外，志愿者的背景焦虑水平与他们无意识神经过程之间的相关，也从生物学角度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无意识心理过程是大脑信息加工系统的组成部分。虽然他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些观点，之前的脑成像研究却从未尝试过解释人类行为及其对世界的理解的差异是如何源自他们无意识地加工情绪的差异的。恐惧的无意识知觉对杏仁核基底外侧核的激活程度与人的基线焦虑水平成正比这一发现，提供了一个诊断焦虑状态和评估各种药物及心理治疗效力的生物标记。
在寻找对刺激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知觉与神经环路活动的相关性时，我们开始描绘恐惧这种情绪的神经性相关物。这一描述将很可能最终使我们得以对有意识知觉到的恐惧做出科学解释。它会为我们提供大致说明，来解释神经事件如何引起了进入我们觉知的心理事件。于是，在我离开精神分析转向心智生物学半个世纪之后，新的心智生物学即将准备好去处理精神分析和意识的一些核心议题。
其中一个议题是自由意志的本质。既然弗洛伊德已经发现了心理决定论—我们的认知和情感生活有很多是无意识的这一事实—我们还能剩下多少个人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呢？
针对这一问题，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本杰明·利贝特在1983年做了一组关键性的实验。利贝特以德国神经科学家汉斯·科恩休伯的一个发现作为他的出发点。在科恩休伯的研究中，他要求志愿者运动他们的右手食指。他用应变仪测量了这一随意运动，同时通过头盖骨上的电极来记录脑电活动。在测试了数百次之后，科恩休伯发现，手指的每次运动之前总会出现来自大脑电信号记录的微弱光点，自由意志的火花！他把脑中的这种电位称作“准备电位”，它在随意运动之前一秒出现。
利贝特在科恩休伯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个实验，他要求志愿者在自己感觉到有抬起手指的冲动时就抬起手指。他在志愿者的头盖骨上放了一个电极，证实了大约在抬手指之前一秒存在一个准备电位。接着他比较了志愿者的运动意愿出现的时间和准备电位的时间。令人惊奇的是，利贝特发现准备电位的出现不是晚于而是早于志愿者感到想运动其手指之前200毫秒！于是，仅仅通过观察脑电活动，利贝特就能在一个人实际觉知到决定做某事之前预测到他将要做什么。
这一发现使得心灵哲学家发问：如果在我们决定行动之前，选择已经在脑中做出了，那么我们的自由意志何在？我们有意愿发起运动的感觉是否只是一种错觉，一种对已发生之事的合理化？或者选择是自由但非有意识地做出的？如果是这样，行动中的选择就像知觉中的选择一样，可能反映了无意识推断的重要性。利贝特提出，发起一个随意动作的过程发生于大脑的无意识区域，但是就在动作发出之前，意识参与进来批准或否决这一动作。在一根手指抬起之前200毫秒，意识决定其是否做出运动。
不论决定和觉知之间存在延迟的原因是什么，利贝特的发现还引出了一个道德问题：一个人如何能够对不是由有意识觉知做出的决定负责？心理学家理查德·格里高利和维拉亚努尔·拉马钱德兰对这一论争做出了严格的限定。他们指出：“我们的有意识心智也许没有自由意志，但它却具有自由抑制。④”认知神经科学的开创者之一、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成员迈克尔·格扎尼加补充道：“大脑是自发的，但人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只看到脑中的少量神经环路，就推断出神经活动的总和。
①维米尔是17世纪荷兰著名画家，他的画室面向北方，这是他的偏好，因为从北边窗户透进来的光线更冷，且在白天保持得更稳定。
②这里提到的是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的科学贡献，他因裂脑人研究与第22章提到的休伯尔和维泽尔分享了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③值得一提的是，艾克曼儿时受到母亲因患精神疾病而自杀的触动，立志从事心理治疗的研究及实践，进入大学学习精神分析。为了找到有效的非言语指标来检验精神分析的疗效，他转向行为主义，并最终专注于表情研究。这与同为犹太人的坎德尔的经历颇为相似。美剧《千谎百计》（Lie to Me）的主角莱特曼博士即以他为原型。
④由于“will”除了“意志”之义，还可作为表示意愿的情态动词，原文根据这一歧义玩文字游戏，对应free will提出了free won’t（指上文的意识可以否决动作），译文运用谐音来体现这种俏皮。
第六部
真正爱着维也纳的人是凭借虚构的记忆生活着。伴随着怀旧中苦乐参半的伤痛，他记起一些自己从不知道的事情。……只存在于想象中的那个维也纳，是一座最伟大的城市。
——奥逊·威尔斯，《维也纳》①（1968）
①这是威尔斯的一部未完成电影作品，目前存世的是经过修补的8分钟片段。
29 通过斯德哥尔摩重新发现维也纳
2000年10月9日，那一天是赎罪日，我在早上5点15分被电话铃声叫醒。电话放在丹尼丝那侧的床头，她接了电话，然后戳了戳我的肋骨。
“埃里克，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肯定是找你的，不会是找我的！”
电话那头是诺贝尔基金会的秘书长汉斯·乔恩维尔。我静静地听到他告诉我，我因神经系统信号转换方面的工作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并将与阿尔维德·卡尔森和我的老朋友保罗·格林加德分享。这段对话让我感到不真实。
斯德哥尔摩的评奖程序一定是世界上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的事情之一。实际上从未出现过泄密的情况。于是，每年到了10月，人们都几乎不可能知道谁会获奖。不过只有极少数获奖者会对获奖感到无比震惊。大多数有资格获奖的人能感觉到评委会正在考虑他们，因为他们的同事会讨论这种可能性。此外，卡罗林斯卡学院还定期举办研讨会，旨在把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学家请到斯德哥尔摩，而我在几个星期前刚刚参加过这样一场研讨会。但是我仍然未曾期待过这通电话。大家谈论过的许多具备资格、极其应该获奖的候选人却从未成为获奖者，于是我想自己不太可能获得这一荣誉。
接电话时我处于一种怀疑的状态中，不知道除了表达感谢还能说些什么。乔恩维尔告诉我早上6点之前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因为媒体到那时才会得到消息。在那之后，他说，我想给谁打电话就可以给谁打。
丹尼丝开始担忧。我一直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电话还搁在耳边。她未曾见过我这般沉默，害怕电话里的消息已经压垮了我的情绪。当我挂上电话，告诉她我刚刚获悉的情况时，她倍感激动和高兴，不仅因为我获得了诺贝尔奖，还因为确定了我还好好地活着。接着她说道：“瞧，现在还早。要不你再睡会儿？”
“你在开玩笑吗？”我回道，“我怎么可能还睡得着？”
我耐心地等了半小时，然后开始给每个人打电话。我打给我的孩子保罗和米娜琪—住在西海岸的米娜琪是在半夜被我叫醒的。接着我打给保罗·格林加德，就我们共享的好运向他表示祝贺。我打给哥大的朋友们，不仅是分享这一消息，而且要让他们准备很可能在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我很清楚，即便这通电话是在一年中最肃穆的犹太节日赎罪日打来的，但新闻发布会还是要开①。
我第一拨电话还没打完，门铃就响了，让我感到惊讶又高兴的是，我们在里弗代尔的邻居，汤姆·杰塞尔和简·多德夫妇俩，还有他们的三个女儿出现在门口，手上还拿着一瓶酒。虽然现在启开瓶塞为时尚早，但我非常欢迎他们的到访，让我在诺贝尔奖令人目眩神迷的仙境中感受到些许真实。丹尼丝提议我们都坐下来吃早餐，我们照办了，只是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每个人都打来电话—电台、电视台、报社、我们的朋友。我发现来自维也纳的电话最为有趣，因为他们打电话告诉我奥地利是多么高兴，又有一位奥地利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不得不提醒他们，这位获奖者是个美国人。接着我接到来自哥大新闻办公室的电话，让我参加下午1点半在校友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在去新闻发布会的路上，我在我们的犹太会堂做了短暂停留—既是赎罪也是庆祝，接着我去了实验室，大家欢呼着迎接了我。我简直要被大家的热情淹没了！我告诉每个人我非常感激他们的工作，而且我觉得诺贝尔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颁给整个团队的奖项。
很多教职员工都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他们庄重地向我长时间起立鼓掌。一同出席的还有学校的学术领导。医学院代理院长戴维·赫什向新闻界简要介绍了我，我随即表达了对学校和家人的感激。接着我非常简要地解释了我的研究工作。接下来一些天里，成百上千的电子邮件、信件和电话如潮水般涌来。我收到了数十年未曾谋面者的消息，高中时约会过的女生们也突然对我重新产生了兴趣。在所有的喧嚣和热闹中，我早先应下的一项活动倒是成了个意外的幸运。几个月前我答应了10月17日在意大利做一场向帕多瓦大学受人尊敬的马西米利亚诺·阿洛伊希教授致敬的讲座。这对丹尼丝和我而言是一个摆脱喧嚣和热闹的绝好机会。帕多瓦之行令人愉快，期间我们拜访了斯克罗维尼礼拜堂，堂内有乔托宏伟的湿壁画②。我还顺路访问了都灵大学，在那里做了一个大会报告并接受了他们的荣誉学位。
在帕多瓦以及随后短暂访问的威尼斯，我们一直在寻觅丹尼丝打算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典礼上穿的礼服。最终我们在都灵淘到了宝，丹尼丝在这里遇到了女装裁缝阿德里安娜·帕斯特洛奈。丹尼丝喜欢她的设计并买了几套礼服。我对丹尼丝除了深深的爱意之外，还怀有无尽的感激，感激她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对我和我的工作的支持。她在哥大的流行病学研究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我心里清楚，她牺牲了部分的工作甚至闲暇时间来处理我由于沉迷科学而忽略了的大量事务。
11月29日，就在我们启程前往斯德哥尔摩之前，瑞典驻美国大使邀请7位美国诺贝尔奖得主来到华盛顿，让受奖者及他们的配偶互相认识。克林顿总统在总统办公室里为我们主持了一场招待会。他的领袖气场笼罩了整个房间，他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获奖者讨论相关问题，并在合影前亲切地分别为丹尼丝和我以及其他每个获奖者和他们的配偶摆好姿势。克林顿即将结束他的总统任期，他充满感情地谈到他的工作，强调他已经很擅长在接受媒体拍照时为别人摆好姿势，因此他卸任后可能和白宫摄影师合伙做生意。总统办公室的招待会之后是瑞典大使馆的晚宴，丹尼丝和我在那里与其他领域的获奖者聊天。
诺贝尔奖的存在要归功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远见卓识。他1833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9岁时离开瑞典，之后每次回国都只做短暂停留。他能讲流利的瑞典语、德语、英语、法语、俄语和意大利语，却没有真正的故乡。诺贝尔是一位杰出的发明家，获得了三百多项专利并毕生保持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给他带来财富的发明是炸药。1866年，他发现液体硝化甘油被硅藻土吸收后会变得稳定。它能够以这种形式做成管状并安全地使用，因为现在它需要导火索来引爆。雷管为采矿业和19世纪空前激增的市政工程铺平了道路。很大程度上由于炸药能够移除大量的土地，铁道线、运河（包括苏伊士运河）、海港、公路和桥梁的建造变得相对轻松了。
诺贝尔终身未婚，当他于1896年12月10日去世时，留下一份3100万瑞典克朗的财产，那时相当于900万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巨资。他的遗嘱声明：“我所留下的全部可变换为现金的财产将……成立一个基金，它的利息每年会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上一年度中曾为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诺贝尔接着列出了这些奖金将会授予的5个领域：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以及颁发给“曾为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做出过最多或最好工作的人”的诺贝尔和平奖。
尽管它表述极为清晰且富有远见，但这份遗嘱带来的问题花了几年时间才得到解决。起初，几股势力都有意获得这笔遗产：诺贝尔的亲戚、一些瑞典学术机构、瑞典政府以及最为重要的法国政府。法国人声称法国是诺贝尔在法律上的居住地。他在9岁之后便甚少访问他的出生地瑞典，他也从未在那里缴过税（在一个国家缴税通常被当作公民身份的证明），而他在法国生活了差不多30年。不过，诺贝尔从未申请过法国公民身份。
作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诺贝尔的行政助理和遗嘱执行人朗纳·索尔曼（他后来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率和远见的诺贝尔基金会执行理事）与瑞典政府合力证明了诺贝尔是瑞典人。他们辩称，由于诺贝尔是用瑞典语写下的遗嘱，委派了一个瑞典人作为执行人并指定多个瑞典学术机构来实施它的条款，那么他在法律上就应当被视为瑞典人。1897年，瑞典政府正式指定本国司法部长将诺贝尔遗嘱的执行纳入瑞典的司法权管辖范围。
这仅解决了部分问题：瑞典的学术机构仍然怀有疑虑。它们警告道，要想颁发奖金，它们必须聘用知识渊博的提名人、翻译家、顾问和评估人，然而诺贝尔的遗嘱没有提供这部分开支。最后，索尔曼推动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给予每个委员会一部分奖金金额作为其成员和顾问的酬金及开支。每位成员的报酬大约是一位教授年薪的三分之一。
第一届诺贝尔奖在诺贝尔逝世5周年当天，1901年12月10日颁发。索尔曼明智地对诺贝尔持有的财产进行了投资，这笔财富已经增加到了39亿瑞典克朗，或略多于10亿美元。每个奖项的奖金是900万瑞典克朗。科学和文学奖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典礼上颁发③，从此该仪式每年都在这一天举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外。
当丹尼丝和我于12月2日到达北欧航空公司的登机手续办理处时，我们受到了隆重接待。抵达斯德哥尔摩后也是如此。我们见到了乔恩维尔教授，他指派了一位司机和一辆豪华轿车供我们在逗留期间使用。瑞典外交部的值勤官员艾琳·卡茨曼作为行政协调员为我们提供服务。在全市最好的斯德哥尔摩大酒店，我们住进了一间漂亮的套房，可以俯瞰海港。第一天我们与艾琳、她的丈夫及孩子共进晚餐。第二天，应我们的要求，艾琳安排了一次到犹太博物馆的私人行程，这家博物馆讲述了瑞典的犹太社群在希特勒占领丹麦期间如何帮助大量丹麦犹太人生存下来的历史。
接下来有一系列活动，每一个都办得有声有色。12月7日，阿尔维德·卡尔森、保罗·格林加德和我做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当晚，我们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委员会的成员共进晚餐—我们的奖项是由他们评选的。委员会成员告诉我们，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可能和我们的配偶不相上下，因为他们已经仔细研究过我们十多年。
我们的孩子和孙辈也来到斯德哥尔摩与我们相聚：米娜琪和她的丈夫瑞克·谢恩菲尔德以及保罗和他的妻子埃米莉；我们的两个孙女、保罗和埃米莉的女儿，时年8岁的艾莉森和5岁的莉比。（米娜琪当时正怀着玛雅；她的儿子、两岁的伊兹与瑞克的父母待在一起。）
丹尼丝和我还邀请了我们在哥大的资深同事：吉米和凯西·施瓦茨、史蒂夫·西格尔鲍姆和艾米·比蒂克、理查德·阿克塞尔、汤姆·杰塞尔和简·多德，以及约翰·凯斯特和凯西·希尔滕④。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我得益于他们之处颇多。将以上两个群体联系起来的是露丝和杰瑞·费施巴赫夫妇。露丝是丹尼丝的二表妹、哥大生物伦理学中心的主任，杰瑞是一位杰出的神经科学家、美国科学界的领袖。在我们前往斯德哥尔摩之前不久，他受邀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院长和分管健康科学学部的副校长。当他到达这里时，他已经接受了上述职位，成了我的新老板。
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在我们逗留斯德哥尔摩期间的一个自由活动之夜，丹尼丝和我为所有我们请来斯德哥尔摩的亲戚朋友在大酒店的一个漂亮包间里举行了一次晚宴。我们想感谢每一个来到这里与我们共庆这一盛事的人。除此之外，我们还想庆祝杰瑞成为哥大的院长和副校长。那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夜晚（图29-1）。
图29-1 我的家人在斯德哥尔摩。站者左起：亚历克斯和安妮·贝斯特林（我的内侄和内侄女），让–克劳德·贝斯特林（他们的父亲、丹尼丝的弟弟），露丝和杰瑞·费施巴赫（露丝是丹尼丝的表妹），玛西亚·贝斯特林（让–克劳德的妻子）。坐者左起：莉比，埃米莉和保罗·坎德尔，丹尼丝，我，米娜琪和她的丈夫瑞克，艾莉森。（来自埃里克·坎德尔的个人收藏）
12月8日下午，阿尔维德、保罗和我在卡罗林斯卡学院，面对学院全体师生及我们的客人和朋友，进行了诺贝尔讲座。我谈到了我的研究工作，在介绍海兔时，我情不自禁地评价它不仅是一种非常美丽的动物，而且还成就非凡。然后我在屏幕上打出一幅精彩的图像，一只脖子上挂着诺贝尔奖章的自豪海兔，这是我的第一批研究生中的杰克·伯恩发给我的（图29-2）。观众席中爆发出了笑声。
图29-2 挂着诺贝尔奖章的海兔。（承蒙杰克·伯恩惠允）
每年颁奖晚宴之前的那个星期六，斯德哥尔摩约七千人的犹太社群会邀请犹太裔诺贝尔奖得主到斯德哥尔摩的犹太大会堂以个人名义接受拉比的祝福和一份象征性的礼物。12月9日，我带着众多家人和同事一行人来到会堂。在仪式中我受邀做了一个简要的发言并收下了一座精美的会堂玻璃模型；集会中的一位女士—她在战争期间也躲藏在法国—还送了丹尼丝一支红玫瑰。
第二天，12月10日，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向我们颁发了诺贝尔奖。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典礼是所有活动中最隆重且令人难忘的。有了一个世纪来积累的经验，此次典礼的每个细节都堪称完美。为了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音乐厅用意大利圣雷莫空运来的鲜花布置，诺贝尔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每个人都穿着正装，男士着白色领结的燕尾服，空气中弥漫着美妙绝伦的节日气氛。斯德哥尔摩交响乐团位于舞台后方的包厢，在典礼期间多次进行了演奏。
典礼于下午4点开始。诺奖得主和诺贝尔大会⑤代表在台上甫一坐定，国王便出现了，一同出现的还有王后西尔维亚、他们的三个孩子，以及国王的婶婶莉莲王妃。王室成员就位后，观众席的两千位各界名流起立合唱王室颂歌。见证这一切的是一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巨幅肖像。⑥
授奖仪式以诺贝尔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本特·萨穆埃尔松的瑞典语致辞开始。接下来是5个授奖委员会的代表发言，分别描述获奖者被表彰的发现和成就。我们的生理学或医学奖由资深神经生理学家乌尔班·安格斯达特介绍，他是卡罗林斯卡学院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在用瑞典语概括了我们的代表性贡献之后，他转而对我们讲起了英语：
尊敬的阿尔维德·卡尔森、保罗·格林加德和埃里克·坎德尔，你们在“神经系统中的信号转换”方面的发现真正改变了我们对脑功能的认识。
阿尔维德·卡尔森的研究让我们知道了帕金森氏病是由于突触无法释放多巴胺造成的。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用一种简单分子左旋多巴来取代这一丧失的功能，它可以补充耗尽的多巴胺存储，通过这种方式，数以百万计的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我们从保罗·格林加德的工作中知道了上述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第二信使如何激活蛋白激酶，进而引起细胞反应的变化。我们开始看到磷酸化在协调不同递质进入神经细胞的过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
最后，埃里克·坎德尔的工作向我们展示了这些递质如何通过第二递质和蛋白磷酸化，创造出短时和长时记忆，形成我们存在并与这个世界进行有意义互动的根基。
我谨代表卡罗林斯卡学院的诺贝尔大会送上我们最热烈的祝贺，我请求你们走上前来，从国王陛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
图29-3 诺贝尔奖典礼结束后，我的孙女莉比和艾莉森与我站在台上。我们拿着诺贝尔奖章。（来自埃里克·坎德尔的个人收藏）
阿尔维德、保罗和我依次起身上前领奖。我们分别与国王握手并接过一本精心封装的证书和一个包含金质奖章的皮制小盒。这枚奖章的一面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头像（图29-3），另一面是两个女性，分别代表医学天才和病弱女孩。医学天才的膝盖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她正在收集从一块岩石中倾泻出的水来给生病的女孩解渴。在响亮的小号声中，我按照规定鞠躬三次：先是向国王，再是向诺贝尔大会，最后是向丹尼丝、保罗、埃米莉、米娜琪、瑞克以及其他显赫的观众们。当我坐下时，斯德哥尔摩交响乐团演奏了莫扎特无与伦比的《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第三乐章。在这样的场合，这些旋律优美、为气质与我相仿的一位维也纳人写成的独奏片段⑦，比平常听来愈发可爱。
我们在授奖仪式结束后直接来到市政厅参加盛宴。这座宏伟的建筑完工于1923年，由伟大的瑞典建筑师朗纳·奥斯特伯格设计，其布局模仿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广场。大厅中央为80人所设的长桌能容纳所有获奖者、王室成员、首相以及其他权贵。周围的26张桌子上坐着获奖者的宾客、颁奖机构的成员、主要大学的代表以及政府和产业界的高级代表。来自每所瑞典大学以及部分学院的少量学生坐在靠墙的位置。
晚餐后，每一位获奖者或者每一组获奖者的代表走到前台发表简短讲话。我代表我们组说道：
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入口处刻着一句格言：认识你自己。自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首次思考人类心智的本质以来，各个时代的严肃思想家—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从埃斯库罗斯到斯特林堡和英格玛·伯格曼—都认为理解自身及其行为是明智之举。……
今晚接受你们所给予荣耀的阿尔维德·卡尔森、保罗·格林加德和我，以及我们这一代科学家，已经尝试着将抽象的关于心智的哲学问题翻译成生物学的经验性语言。指导我们工作的核心原理是，心智是大脑实施的一组操作，大脑这一无比复杂的计算装置构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觉，集中我们的注意，并控制我们的行动。
我们三位通过确定神经细胞内和细胞间的信号传导的生物化学与心理过程及心理障碍的关系，已经迈出了连接心智与分子的最初几步。我们发现大脑的神经网络不是固定的，神经细胞之间的交流能够受到神经递质分子调控，这一发现正是在瑞典这片土地上，由你们伟大的分子药理学学派做出的。
展望未来，我们这一代科学家开始相信，心智的生物学对于本世纪的科学意义，就如基因的生物学对于20世纪一样重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心智的生物学研究不只是一个前程远大的科学探索，它还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人文努力。心智生物学在关注自然世界的科学与关注人类经历之意义的人文学之间架起了桥梁。这一新的综合带来的洞见，将不仅推进我们对神经和精神疾病的认识，而且会让我们加深对自身的认识。
实际上，甚至我们这一代就已经在通往深入认识自身的道路上获得了初步生物学洞见。我们知道，尽管那句格言已经不再刻在德尔斐的石柱上，但是它刻在了我们的脑海里。多少个世纪以来，这句格言已经借助大脑中的分子过程保存在了人类的记忆中。这些分子过程的发现，今天得到了你们的慷慨认可，而我们对它们的了解才刚刚起步。
晚宴过后是舞会环节。丹尼丝和我之前专门上过课来提高我们有限且极少得到实践的华尔兹舞技，但令人难过的是，我们并没有太多机会跳舞，这让丹尼丝感到非常失望。晚餐一结束，我们就被我们的朋友包围了，我太享受和他们的聊天以至于发现自己很难脱身。
12月11日，国王和王后邀请我们到皇宫共进晚餐。12月13日是圣露西亚节和瑞典长达一个月的圣诞庆典的第一天，早上保罗、阿尔维德和我被一群年轻的大学生叫醒，他们多数是女生，拿着蜡烛唱着颂歌向我们致敬。然后我们离开首都去乌普萨拉大学做了一系列讲座。我们返回时参加了斯德哥尔摩的医学生们组织的一场粗放且娱乐性十足的圣露西亚晚餐。第二天，我们离开瑞典返回纽约。
4年后的2004年10月4日，丹尼丝和我正在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趟从维也纳到纽约的航班上，这时空姐给我一条消息，说我的同事兼朋友理查德·阿克塞尔和他以前的博士后学生琳达·巴克因他们在哥大开展的嗅觉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04年12月，我们都回到斯德哥尔摩来祝贺理查德和琳达。人生的确是一个圆圈！
在我第一次从斯德哥尔摩获悉我得了诺贝尔奖的几个星期之后，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写信向我表示祝贺。他表达了将我作为一个生于维也纳的诺奖得主而引以为荣的意愿。我抓住机会建议组织一场名为“奥地利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应：对科学和人文学术的启示”的研讨会。我的目的是比较奥地利和德国对希特勒时代的反应，前者否认自己有任何过错，后者则试着诚实地对待过去。
克莱斯蒂尔总统热情地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发给我一些他就今日维也纳犹太人的尴尬状况这一议题做过的演讲的文字稿。他让我联系教育部长伊丽莎白·盖勒来协助我组织这场研讨会。我告诉她我希望研讨会具备三个功能：第一，有助于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在纳粹消灭犹太人的恶行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二，尝试处理奥地利对它在纳粹统治期间所扮演的角色的含蓄否认；第三，评估维也纳犹太社群的消失对学术的影响。
奥地利在前两个议题上的记录非常清晰。在奥地利并入德国之前的10年内，大量的奥地利人加入了纳粹党。在被吞并之后，奥地利人占大德意志帝国人口的约8%，但他们在参与消灭犹太人的军官中所占的比例却超过30%。奥地利的纳粹党控制着4个波兰死亡集中营并占据着帝国的其他领导岗位：除了希特勒，盖世太保的头子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和灭绝计划的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⑧也是奥地利人。据估计，大屠杀期间死去的600万犹太人中，大约一半是被以艾希曼为首的奥地利公职人员杀死的。
然而，尽管他们积极参与了大屠杀，奥地利人却声称自己是希特勒侵略的受害者—奥地利王位的觊觎者奥托·冯·哈布斯堡设法使同盟国相信奥地利是希特勒战争中第一个沦为受害者的自由国家。在战争结束前的1943年，美国和苏联都愿意接受这一论断，因为此时战争正陷入僵局，而冯·哈布斯堡认为这样能够激励奥地利的公众抵抗纳粹。在后来的年月里，这两个国家仍然坚持这一迷思，以确保奥地利在冷战中继续保持中立。由于不需要对其在1938年到1945年之间的行为负责，奥地利从未开展过像德国在战后所做的那些深刻的反思和清算。
奥地利轻易就接受了无辜受害这块遮羞布，这一态度塑造了奥地利在战后的许多行为，包括它对犹太人经济索赔的处理。这个国家一开始对赔偿犹太人做出的不让步立场正是基于奥地利本身是遭到侵略的受害者这一前提。这样一来，作为欧洲历史上最悠久、最大且最优秀的犹太社群之一，其幸存者实质上在战后再次被剥夺了经济上和道义上的公民权。
同盟国一开始通过免除奥地利支付赔偿确认了这一所谓的无辜。盟军占领部队向奥地利国会施加压力，使其在1945年颁布一项战犯法，但直到1963年，检察机构才被建立，这些措施才得以生效。最后，只有极少数人得到审判，而且其中大多数都被无罪释放。
奥地利学术方面的损失同样清晰且具有戏剧性。希特勒到来后没过几天，维也纳的学术界就已经摇摇欲坠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所拥有的师资本来属于欧洲最庞大和最出色的之列，但其中有大约50%的教师因其犹太人身份遭到解雇。维也纳医学界再也没能从这次“清洗”中恢复过来。尤其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在第三帝国覆灭后，政府在纠正犹太学者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以及重建其学术师资方面做得太少。很少有犹太学者受邀回到维也纳，损失的财产或收入得到赔偿的犹太学者就更少了。在回来的那些人当中，有一些没能恢复他们的大学教职，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很难收回他们的房子，甚至难以重获他们曾被剥夺的公民权。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战争期间留在维也纳的许多医学院非犹太教师是纳粹党徒，然而后来他们还保持了自己的学术职务。此外，有些因为犯下反人类罪而被迫离开教师队伍的人后来也恢复了教职。
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爱德华·帕恩卡夫，1938年到1943年任维也纳大学医学院院长，1943年到1945年任维也纳大学校长，他甚至在希特勒进入奥地利之前就已经是一名纳粹党徒。帕恩卡夫从1932年起就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支持性”成员并从1933年起成为官方成员。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后三个星期，他被任命为院长。他穿着纳粹制服出现在医学院全体教师面前，开除了所有犹太裔医生，并且还行“希特勒万岁”的举手礼（图29-4）。战后，帕恩卡夫被盟军投进萨尔茨堡的监狱，但几年之后就获释了，身份从战犯变成了更次要的一个类别。或许最令人震惊的是，他获准完成《解剖学图谱》一书—这本书被认为是基于奥地利集中营被害者的尸体解剖绘制的。
图29-4 1938年4月，希特勒进入维也纳之后几个星期，维也纳大学医学院院长爱德华·帕恩卡夫与全体教师会面。这位院长和有组织的全体教师以“希特勒万岁！”互致问候。（承蒙奥地利当代史学会惠允）
帕恩卡夫只是许多在战后被“恢复名誉”的奥地利人中的一员。他们名誉的恢复加强了奥地利遗忘、压制并否认纳粹时期所发生事情的倾向。奥地利的历史书籍掩饰这个国家卷入的反人类罪，而嚣张的纳粹党徒在战后继续教育着新一代奥地利人。奥地利的主要政治史学家安东·佩林卡把这一现象称作“奥地利的大禁忌”。正是由于这一道德真空，使得西蒙·维森塔尔在奥地利而非德国建立了纳粹战争罪行史料中心。
某种程度上，包括我在内的奥地利犹太人的胆怯助长了这一禁忌。1960年我第一次回到维也纳，当有人走上前来认出我是赫尔曼·坎德尔的儿子时，我们均没有提及中间那些年。20年后，斯蒂芬·库夫勒和我被接纳为奥地利生理学会的荣誉会员，那位学术显贵介绍我们时却对我们逃离维也纳的经历避而不谈，仿佛它未曾发生过，我们也都没有提出抗议。
但是到了1989年，我的沉默达到了极限。那年春天，卓越的瑞士分子生物学家马克斯·伯恩斯蒂尔邀请我到维也纳参加分子病理学研究所的开幕研讨会。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斯想要振兴维也纳的科学界。研讨会在4月举行，差不多是在我离开之后整整50年，我对这一特别的时刻感到兴奋。
我在讲座一开始，就提及了我为什么离开维也纳以及我回来时对这座城市怀有的矛盾心情。我描述了我对维也纳的喜爱之情，在这里我第一次接受了我喜欢的音乐和艺术的熏陶，还有我在这里蒙受的羞辱所带来的巨大愤怒、失望和伤痛。我还补充道，我感到自己能够去美国是件无比幸运的事情。
我说完这些之后，现场没有掌声也没有认同。所有人都保持着沉默。后来，一个娇小的老妇人走到我面前，用典型的维也纳人的方式说道：“你知道，不是所有维也纳人都是坏人！”
我向克莱斯蒂尔总统提议开展的研讨会于2003年6月举行。我在哥大的同事兼好友弗里茨·斯特恩协助我进行组织，他和许多其他精通这场研讨会所涉及领域的杰出历史学家都参加了。这些报告描述了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在对待它们过去方面的差异以及失去大量学者给维也纳学术界造成的毁灭性后果，这些优秀学者包括波普尔、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主要哲学家，世界精神分析运动的领袖弗洛伊德，以及维也纳医学界和数学界的领袖。最后一天，三位维也纳流亡者讲述了美国学术生涯的解放性影响，来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同样是维也纳流亡者的沃尔特·科恩和我谈了我们在维也纳的经历。
这场研讨会也让我获得了与维也纳的犹太社群建立联系的机会，并借此思索为什么这里的犹太人会有如此独特的遭遇。我在犹太博物馆做了一个讲座并邀请一些听众在附近的餐馆共进晚餐，席间我们谈论了过去和将来。
与我共进晚餐的维也纳犹太社群的成员让我想起了那些已经失落的东西。现代的奥地利文化和学术史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奥地利犹太人的历史。与哈布斯堡晚期（1860年到1916年）及此后10年的维也纳犹太社群相比，只有15世纪西班牙的欧洲犹太社群达到过一个更具创造性的高度。汉斯·蒂策曾在1937年指出：“没有犹太人，维也纳不会是今天的维也纳，而没有维也纳，犹太人也会失去他们最近几个世纪以来最光明的时代。”
在讲到犹太人对维也纳文化的重要性时，罗伯特·威斯特里奇写道：
有人能想象20世纪文化没有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马勒、勋伯格、卡尔·克劳斯、西奥多·赫茨尔所做的贡献吗？……这一世俗化的犹太知识阶层改变了维也纳的面貌，现代世界也随之改变。他们帮助一个除了音乐，其他领域并不处于欧洲知识或艺术创造力前哨的城市转变成为一个现代世界的创造性成就与创伤的实验场。
研讨会之后，我再次和之前与我共进晚餐的一些维也纳犹太人会面，与他们讨论他们认为这场研讨会取得了什么成果。他们同意研讨会有助于让维也纳年轻学者认识到，奥地利曾在大屠杀中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它还通过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让公众注意到国际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关注奥地利在希特勒时期所扮演的角色。这让我感到了希望，改变可能还是会逐步发生的。
但一个事件反映出奥地利在处理其对犹太社群的沉重债务和责任方面仍然存在困难。2003年6月，我们在维也纳时，沃尔特·科恩和我获悉，负责维护维也纳的犹太会堂、犹太学校和医院，以及犹太墓地的服务机构—维也纳犹太社群协会，因尝试保护这些实体免遭持续的肆意破坏而面临破产。欧洲各国政府通常会给犹太机构补贴这部分开支，但奥地利政府的补贴并不充足。这样一来，犹太协会就不得不花光自己所有的资产和捐赠。政府拒绝了机构主席阿里埃勒·缪兹肯特关于提高补贴的请求。
回到美国后，沃尔特·科恩和我一同想办法改善这种状况。沃尔特认识奥地利驻洛杉矶总领事彼得·朗斯基–蒂芬索，朗斯基–蒂芬索安排了一次电话会议，出席者包括他本人、缪兹肯特、沃尔夫冈·许塞尔（奥地利总理）、沃尔特和我。
我们以为电话会议已经安排好了，但在最后一刻被许塞尔取消了。他这么做有两个理由。第一，他担心他的出席会被视作奥地利政府对犹太社群做得不够的象征，而他是否认这一看法的。第二，他只愿意同沃尔特·科恩而不愿与我对话，因为我之前批评过奥地利。
幸运的是，当沃尔特和我在维也纳参加研讨会时，我们还遇到了维也纳市长兼维也纳州州长⑨迈克尔·哈尔普。这位前生物学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和他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傍晚。他承认犹太机构得到的补贴不足。在许塞尔拒绝与我们谈话之后，沃尔特写信给哈尔普，他立刻在联邦之下的层面上展开了行动。让沃尔特和我高兴的是，哈尔普成功说服了奥地利各州州长提供经济帮助。2004年6月，各州的支援使得犹太协会免于破产，至少暂时摆脱了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