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同、分化与中等收入陷阱
189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接近美国的40%，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当时阿根廷的人均GDP约为巴西和哥伦比亚的3倍，与日本和加拿大接近，甚至略高于法国。阿根廷在这一相对水平上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更准确地说，统计学上的邹氏检验表明到1938年左右才出现分化（见图7.1）。此后，该国的人均GDP同美国的相对值持续走跌。[1]
这一下跌该如何解释？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进口外国机械，并引入外国资本来支持必要的基础设施。[2]但不幸的是，着眼于农业生产和出口的这一专业化分工让该国经济很容易受到农产品全球需求波动的影响。因此，阿根廷走向衰落的时候恰逢大萧条。为避免这一衰落，阿根廷本应该让本国生产走向多样化，在更大程度上推进工业化，并投资于创新。然而，该国选择了故步自封，采取进口替代策略，而非拓展出口、正面迎击国际竞争。概言之，它未能改变自身的制度，从以积累为基础的农业经济转向以创新为基础的工业经济。
图7.1 阿根廷的人均GDP同美国的相对水平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Repenser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Paris: Fayard, 2016），图5。
阿根廷并非陷在中游的唯一国家，其他许多国家也曾看到增长起飞，点燃向最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趋近的希望，结果止于中途。这些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未能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由此诞生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这个陷阱的存在说明：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经济体绝非一帆风顺。为避免此陷阱，各国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战略，并致力于有更高附加价值、以创新为基础的生产，这是阿根廷未能完成的一步。
中等收入陷阱的谜团也带来了其他疑问：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趋同或分化，取决于哪些基本因素？与积累型和模仿型增长相比，创新驱动型增长依靠哪些不同的杠杆？为什么有的国家未能改变自身制度，以逃离中等收入陷阱？本章将探讨上述问题，并在最后以韩国为例阐述我们的分析。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之前处于追赶阶段的韩国实施制度改革，使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了增长模式，成功脱离中等收入陷阱。
1.导致趋同或分化的因素
平均而言在趋同
各国的生活水平是否会趋同？图7.2和图7.3对此可以给出初步回答，这两幅图描述的是1961—2017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与初始发展水平（以1960年的人均GDP测算）之间的关系。图中的每个点对应一个国家，位居两幅图左侧位置的国家在1960年的初始人均GDP水平较低，位居右侧位置的国家的初始水平较高。为反映1960年初始人均GDP同1961—2017年平均增速的关系，我们画出了“最小二乘法趋势线”（各点到直线的距离的平方和最小的趋势线）。在这两幅图中，该趋势线均显著向下倾斜，也就是说，初始人均GDP较低的国家——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初始更发达的国家增长更快。因此平均而言，落后国家的生活水平在向更发达的国家趋近。不过，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经合组织国家内部时，该趋势线更为倾斜（图7.2）。这说明，趋同现象在彼此类似的国家中表现更为突出，我们称之为“俱乐部趋同”现象。相反在经合组织以外的各个国家，由于差异性较大，趋同就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一方面，绰号为“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和“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亚洲经济体快速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趋近；另一方面，最落后的非洲各国停滞不前或者增长势头疲弱。
图7.2 经合组织国家1961—2017年人均GDP增长率与1960年生活水平的关系
注：该图包含1960年后有数据可查的27个经合组织国家。
资料来源: Penn World Table 9.1版。
图7.3 非经合组织经济体1961—2017年人均GDP增长率与1960年生活水平的关系
注：该图包含1960年后有数据可查的84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为阅读方便，没有把所有经济体的名称标出。
资料来源: Penn World Table 9.1版。
极值处在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趋同现象只是在平均的意义上才成立。并非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都在向最发达国家趋同，特别是，作为最发达国家的美国的人均GDP同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之间的比率在持续扩大。如果说趋同确有发生，那其实是俱乐部趋同，某些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趋同，而另一些国家落到了后面。具体而言，受普利切特的研究启发（Pritchett, 1997），并利用麦迪森关于人均GDP变化的历史数据，我们可以得出表7.1，从中看到最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比率在1897—2016年间呈爆炸式扩大，从1870年的15.1倍激增至2016年的85.6倍。[3]
表7.1 人均GDP的分化
注：最贫困国家在所涉年份有数据可查的各国中选出。
资料来源: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2018）。
最贫困国家与最富裕国家的差距拉大不只源于它们之间的增长率差异。事实上某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在1961—2017年间甚至有所下滑，也就是人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图7.4）。
相反，某些国家经历了超过8%的高增长率。增长势头最强劲的国家是中国和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两国的GDP增长幅度大大超出西方七国（G7）的总GDP增长（图7.5）。
图7.4 1961—2017年增长率的分布
资料来源: Penn World Table 9.1版。
图7.5 西方七国的GDP与金砖国家的GDP比率
资料来源: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2018）,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全世界收入分配格局的走势如何？
平均水平的趋同与极端水平的分化对世界收入分配总格局的变化有何影响？萨拉-伊-马丁（2006）整理了138个国家在1970—2000年间的收入分配变化。[4]他利用世界银行的居民家庭调查来构建每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首先分析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然后比较1970年与2000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例如在中国和印度，收入分配差距在1970—2000年有所扩大，说明两国内部的不平等恶化。而在美国，高收入群体内部的分化也在1970—2000年扩大，符合我们在第5章介绍过的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增加现象。
接下来，萨拉-伊-马丁利用基尼系数分析各国贫困和不平等的变化。[5]为此采用的一种方法是比较各国的人均GDP变化，假设各国有相同权重，忽略其规模大小（例如表7.1）。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导致全球不平等程度亦随之上升。但这一方法的缺陷在于，如果收入极低的国家与收入极高的国家的规模都非常小，则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并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收入分配变化的全貌。
萨拉-伊-马丁于是选择了另一种方法分析全球范围的个人收入分配。他面临的问题是，居住在某个国家的个人的收入未必能与另一个国家的居民直接可比。为克服此困难，他利用购买力平价对个人收入加以调整。购买力平价是一种换算因子，对每个国家单独测算，以便用统一单位来反映不同货币的购买力，从而开展国际比较。用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对甲国的个人购买力同乙国的个人购买力做对比，由此构建全球收入分配状况，无论居住于何地，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权重（见图7.6）。
初步看，图7.6中的收入分配随时间向右侧移动，这表明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收入在增长，位于极端贫困线（垂直线）之下的人口的百分比持续下降。按世界银行的标准，若把贫困线定义为年收入495美元，则全球贫困率从1970年的15.4%下降至2000年的5.7%。如果用基尼系数测算全球不平等程度，则会发现该指标趋于下降。基尼系数下降显示，全球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在1979—2000年间减少了4个百分点（见图7.7）。这一全球不平等下降主要由中国推动。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则全球基尼系数在同期不降反升。所以总体而言，世界范围个人间不平等在1970—2000年间有所下降，但如果聚焦于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人均GDP之比，则会得出全球不平等在1970—2000年间恶化的结论。
图7.6 世界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X. Sala-i-Martin,“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Falling Poverty and... Convergence, Perio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 no. 2（2006）:351 -397，图Ⅳ。
图7.7 世界收入不平等状况：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转引自X. Sala-i-Martin,“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Falling Poverty and... Convergence, Perio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 no. 2（2006）:351 -397，图Ⅷ。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平均意义上的趋同，以及所谓“俱乐部趋同”，即某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向更发达国家趋同，其他一些国家距离发达水平越来越远，甚至绝对生活水平也出现下降的现象？
两种可能的解释
增长经济学家对趋同现象提出了两种解释。
第一种以资本积累收益递减为中心。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来自索洛模型（1956）,[6]并由巴罗和萨拉-伊-马丁（1995）进一步发展，[7]他们认为消费品生产需要实物资本，但资本回报随着其数量积累而递减。也就是说，如果从没有装备（机器数量为零）起步，增加1台机器带来的产出增量将非常高；但如果从100台机器起步，增加1台机器带来的产出增长就很少。根据这一思路，有大量机器存量的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会低于实物资本存量较少的落后国家。
这种简单明了的解释固然具有吸引力，却经不起较为严格的实证检验。首先，如果初始资本很少的国家有非常高的资本回报率，这些国家的增长应该比富裕国家更快。然而，基于收益递减的这一逻辑无法解释为何最贫困国家的生活水平相对于最富裕国家持续恶化，也难以理解俱乐部趋同现象。这一点同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卢卡斯悖论”遥相呼应。在1990年的一篇论文中，罗伯特·卢卡斯指出，既然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更高，那我们理应看到资本从富裕国家流向贫困国家，可是事实恰恰相反。[8]
还有，基于资本收益递减的思路不能解释“阿根廷悖论”，即某些国家已进入强势增长期，本有望同最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接近，之后却遭遇反转。该思路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国家会被过去落后于自己的国家超越。例如，澳大利亚的人均GDP在20世纪初曾远远领先于加拿大，如今却明显落伍。
最后，严格地说，关于资本积累的索洛增长模型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走向发达，其增长率会越慢。然而当我们随机抽取连续20年的观察期时，会发现在1700—1978年间，人均GDP年增长率在后一个10年更快的概率在经合组织国家要比其他国家高出50%。[9]
这些观察启发我们探讨关于趋同的第二种解释思路，即技术追赶理论，它比收益递减理论更具有熊彼特主义的特征。按照这一范式，增长都来自创新，但具体而言，这里的创新是指落后国家的企业“模仿”或“采纳”先进国家发明的前沿技术。也可以说，趋同现象源于落后国家通过投资于技术模仿追赶更先进的国家。
若干学者曾强调知识跨国传播对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1971—1990年的国际数据尤其显示，一个国家的研发投资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10]更近的一项研究则利用专利数据证实了国家之间知识传播的重要意义（Aghion、Bergeaud、Gigout、Lequien and Melitz, 2019）。[11]图7.8描述的是：当一家法国企业开拓一个新的国家市场时，其专利被在当地经营的非法国企业引用的比率有何变化，日期t = 0代表法国企业进入新的外国市场的时候。该图表明，法国企业的专利被当地非法国企业引用的次数在t = 0之后开始增加。也就是说，在进入这个外国市场之后，该企业向当地的技术转移密度随之提高。
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一基于技术追赶的思路能否解释上述现实情况。首先，针对平均水平的趋同现象，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距离领先国家越远，其国内企业距离所在产业的技术前沿通常也越远。因此，这些企业在模仿或采纳前沿技术时取得的技术飞跃会越大，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后发优势”。中国的增长速度比法国更快，是因为中国企业在采纳前沿技术时实现的技术飞跃幅度大于法国企业在创新中取得的进步，或者说是因为中国企业的起点比法国企业更低。
如何解释俱乐部趋同现象呢？无论模仿创新还是前沿创新，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活动，特别是在更难以找到研究人员和技能工人、更难以给研发投入找到融资的不发达国家。所以，除非创新租金足以补偿这些更加高昂的成本，否则创新不会发生。在缺乏充分产权保护的国家，预期的创新租金过低，不足以刺激创新。被排挤出俱乐部趋同行列的国家，往往也是那些最贫困的国家。因此，虽然这些落后国家在各项创新中有更大的潜在技术进步空间，它们的真实增长率却可能低于发达国家。产权保护不力的穷国最终陷入停滞状态，不能向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趋同。
图7.8 开辟新出口市场的法国企业的专利被当地经营的非法国企业引用的比率
资料来源: P. Aghion, A. Bergeaud, T. Gigout, M. Lequien and M. Melitz,“Spreading Knowledge across the World: Innovation Spillover through Trade Expans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rch 2019。
2.技术追赶与中等收入陷阱
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
为什么某些新兴国家一开始向富裕国家趋同的速度较快，但在某个时点后脱离轨道，甚至变得更加远离技术前沿？我们将利用之前介绍过的技术追赶模型的一个变形来解释。在这一修订模型中，所有国家的企业都能够在技术追赶与前沿创新（自身的革新）之间做选择。在落后国家，大多数企业远离技术前沿，追赶是增长的主要源泉，因为当它们采用追赶策略时，有巨大的技术进步空间。与之相反，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企业起初比较靠近产业前沿，此时前沿创新成为增长的主要源泉，因为这些企业的技术追赶空间很小。[12]
我们把这一观点展示在图7.9中。“追赶策略”由图中标记为“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曲线表示，支持前沿创新的策略则由标记为“创新驱动型增长”的曲线表示。图7.9揭示了何种策略能带来最高的增长率，帮助某个国家向技术前沿最快地收敛。一个国家越靠近该图的右侧，距离如今的技术前沿越近；一个国家越靠近该图的上部，距离未来的技术前沿越近。“投资驱动型增长”曲线显示：如果这个国家采用技术追赶策略，它与技术前沿的距离能在如今和未来之间缩短多少。“创新驱动型增长”曲线则显示，如果这个国家采用前沿创新策略，它与技术前沿的距离能在如今和未来之间缩短多少。只要一个国家距离如今的技术前沿足够远（位于标记为?的临界值之下），最大化增长策略就是追赶策略；而如果一个国家足够靠近如今的技术前沿（位于标记为?的临界值之上），最大化增长策略就是创新策略。总体来说，最大化增长策略由图7.9a中的粗线条代表，在?点处发生弯折。不幸的是，许多新兴国家最开始确实是通过技术引进实现追赶，但当需要改变轨道，采纳有利于前沿创新的策略，也即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曲线跨越到创新驱动型增长曲线时，它们依然沿用了支持追赶的策略，继续停留在原来的投资驱动型曲线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结果？我们的解释是前沿创新政策不利于在位企业。这里的关键之一是竞争政策，本书的第4章已做过阐述。通常而言，在追赶阶段充分获利的企业希望保住自己的租金，不愿面对加剧的竞争。相应地，它们会利用一部分积累的财富给政客和法官们施加压力，以阻止引入和实施支持竞争的新规则。日本就是个绝好的例子，其竞争一直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束:1949年建立的强势的通商产业省（经济产业省的前身）限制进口许可证的数量，政府还给大型产业金融联合集团（经连会）的投资提供补贴。鉴于政治权力、行政机关以及金融界和产业界的紧密相互渗透，日本的经济增长从1945—1985年令其他发达国家羡慕的势头强劲，急剧转向1995年后的孱弱无力，或许并不令人惊讶。
图7.9 与前沿的距离和增长策略选择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cemoglu, P. Aghion and F. Zilibotti,“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4, no. 1（2006）:37 -74，图2和图3。
另一个鲜明案例是韩国，其政府蓄意扶持大型企业集团（财阀）的成长，以促进出口。但1998年金融危机造成了财阀的衰落，刺激新的创新企业进入，同时开辟了结构改革的通道，这使韩国在短暂下滑后重回快速增长，并且至少维持到2003年。
前沿创新政策与追赶政策
支持追赶与支持前沿创新的政策分别有哪些？
我们首先来看促进前沿创新的措施。前沿创新主要来自知识经济，尤其是基础研究与研究生教育，所谓无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的确有证据表明，一个国家越是靠近技术前沿，生活水平越高，研究生教育投资对该国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就越大。[13]相反，落后国家应该优先投资于中小学教育。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同国家，也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图7.10显示，在更靠近技术前沿的美国各州（如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等），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投资对生产率增速有强烈促进作用。而在相对落后的各州（如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本科教育投资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一个州越是靠近技术前沿，研究生教育投资对当地创新的促进效果（以该州产生的专利数量测算）越突出。[14]
促进前沿增长的第二种措施是产品与服务市场的竞争，背后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竞争加剧会促使前沿企业开展创新，以超越竞争（见第4章）。[15]一个国家越富裕，前沿企业就越多，因此竞争在发达国家对增长的促进更有力。其二，前沿创新伴随着比模仿借鉴更多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新观念的探索带有风险，而且需要让未获成功者加快退出，以便给潜在创新者打通道路。与图7.2相似，图7.11展示了平均水平的趋同现象，但把各国做了区分。一部分国家的产业进入壁垒高于平均水平，竞争程度较弱；另一部分国家的产业进入壁垒低于平均水平，竞争程度较强。[16]对于各个国家的产业进入壁垒，用在该国注册新企业所需的天数来测算。图7.11a是进入壁垒较高的国家，图7.11b是进入壁垒较低的国家。在每个图中，较落后的国家偏向左侧，较发达的国家偏向右侧。从两幅图的对比能看到，在最发达的国家中，进入壁垒较高的国家（图7.11a）的增长率明显低于进入壁垒较低的国家（图7.11b）。然而这对最落后的国家并不成立，进入壁垒较高的落后国家的增长率没有明显低于进入壁垒较低的落后国家。
图7.10 增长与教育投资的关系
注：人均1 000美元教育投资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
资料来源: P. Aghion, L. Boustan, C. Hoxby and J. Vandenbussche,“The Causal Impact of Educ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U. S. ,”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9。
图7.11 劳均GDP、GDP增长率同竞争程度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 F. Zilibotti,“Growing and Slowing Down Like China,”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5, no. 5（2017）:943 -988，图5a和图5b。
发展水平与竞争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一个国家增长的影响，同腐败现象有着重要联系。腐败越严重，在位企业越有办法操纵政客，以削弱竞争、阻止新企业的进入。因此，我们会看到腐败对发达国家增长的束缚更为严重。如图7.12所示，事实的确如此。[17]
图7.12 劳均GDP、GPD增长率同腐败程度的关系
资料来源: F. Zilibotti,“Growing and Slowing Down Like China,”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5, no. 5（2017）:943 -988，图6a和图6b。
创新驱动型增长的第三种促进措施与金融体系的组织有关。一个国家越发达，其增长越依赖于前沿创新，此时股票市场、私募股权与风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突出。相反在重点关注模仿的落后国家，增长更依赖于银行融资。[18]
下面我们来看模仿驱动型增长的促进措施。第一种措施是鼓励来自先进国家的技术转移。例如，中国的平均教育水平远高于巴西和印度等同类型国家。联合国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5岁以上人口中有78.6%完成了中等教育，巴西和印度分别为59.5%和51.6%。为实现这一教育成就，中国对中小学教育进行了长时期的大规模投资，之后又大力投资于大学本科教育。此外，中国政府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并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确保本国能获得这些投资中包含的技术知识。中国由此逐渐掌握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导致本国的专利质量有大幅改进，近期在基因测序方面的进展就是明证。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心态似乎仍停留在模仿阶段，还需要努力跨越通向前沿创新的临界点（见专栏7.1）。
专栏7.1 基因测序：技术的国际传播
有学者利用近期以来机器学习领域的进展（Verluise and Bergeaud, 2019），尤其是“自动化专利图景”方法，详细考察了基因测序技术。[19]他们的方法是，把相关技术涉及的少数核心专利定义为专利“种子”，接下来借助自动化语言处理手段来“学习”这些专利种子的特定语义学特征，最后对全球专利库进行自动挖掘，以找出与专利种子有类似任务描述的发明。通过该方法，他们得以追踪某种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变化。具体来说，他们详细追踪了基因测序技术的演变。利用300项专利组成的种子，他们找到了G7国家与许多新兴国家的专利管理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9年发布的近16 000项专利。虽然要推导出国际技术传播的典型模式还为时尚早，但这一方法依然揭示了基因测序技术的若干关键事实。
他们得出的第一个发现是，与基因测序有关的专利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和行为人手中。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这项技术近70%的专利是由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第二名是中国（11%），但与美国相去甚远，随后是日本（8%）与加拿大（6%）。此外，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专利数量从21世纪初就已起飞，直至21世纪10年代该技术才扩展至中国。但自那以后，中国奋力追赶。2018年，中国在该领域的专利授予中占据了近20%的份额（图7A）。而当我们分析发明人与专利代理人的来源时，图景又有很大不同。虽然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专利管理机构在整个考察期授予的专利份额合计不到3%，但这三国的国民在每年的全球专利登记中却各自占据2%~3%的份额。因此，从来源国的角度看，它们在专利登记中的表现更为突出。与之相反，中国的国民从专利起源的角度看所占的比例更低。这一对比说明，专利技术国际传播背后的运行机制或许并不完全反映本国国民掌握某种技术并拓展其前沿的能力。
图7A 基因测序有关专利的申请人的主要来源国
资料来源: C. Verluise and A. Bergeaud,“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Technology:A New Approach and Some Fac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9。
促进落后国家增长的第二种措施是改善资源配置。在中国大陆，投资研发的企业和不投资研发的企业有类似的增长率，而不论其初始的生产率水平如何。可是在台湾地区，投资研发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有更强劲的增长，特别是初始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对比说明，中国大陆的研发投资配置现状在某些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率。
促进模仿驱动型增长的第三种措施是提高管理技能。最优秀的经理人往往能够发现新业务和新技术，将它们引进并适应本地需求，从而领导企业成长。世界管理调查从全球大量企业样本中收集管理实践信息，显示管理实践排名最高的国家是美国，日本、德国和瑞典紧随其后（图7.13），排名垫底的则是坦桑尼亚、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该图表明，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也是管理实践最糟糕的国家。这一相关性意味着，对改善管理实践进行投资或许能促进增长。
图7.13 增长与管理实践的关系
资料来源: World Management Survey（April 2013 version）。
我们的经济学家同行谢长泰与克雷诺制作了图7.14，该图描述了印度企业和美国企业的生产率分布状况（Hsieh and Klenow, 2009）。可以看到，相比美国，印度在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分布似乎更发散，低生产率企业所占的比例也高得多。[20]图7.15（即本书第1章中的图1.5）则显示了若干国家的企业平均规模与企业年限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美国企业持续成长的时间比印度企业更为长久。[21]
图7.14 印度企业（1994年）和美国企业（1997年）的生产率分布
资料来源: C. T. Hsieh and P. J. Klenow,“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no. 4（2009）:1403 -1448。
图7.15 企业员工人数与企业年限的关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C. T. Hsieh and P. J. Klenow,“The Life Cycle of Plants in India and Mexico,”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no. 3（2014）:1035 -1084，图Ⅳ。
这两幅图描述的情况对印度经济整体而言有重大启示。它们表明，印度企业（包括最具生产性和创新力的企业）的成长无法超过某个规模，这导致低生产率的企业得以存续。最终结果导致总体上更缺乏创新，印度经济的整体生产率增速被拖累。那么是哪些因素在制约印度企业的成长？原因之一或许是，在大多数印度企业，由于难以找到可靠的管理者，高管职位依然由家族内部人士担任。于是当创始人家族找不到更多有能力经营新机构的成员时，企业就会停止增长。进一步说，印度经理人市场的薄弱或许源于该国的平均教育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健全及信贷市场不完善。[22]
3.韩国遭遇1998年危机：焉知非福？
韩国是个至少暂时来看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例子。[23]有些不可思议的是，正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挥了全面的自然实验的作用，促使韩国开始改变其增长模式。1998年危机之前的韩国增长模式是以技术模仿为基础的，下文做简介。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极低人均GDP水平起步，开启了不同寻常的增长，1960—1997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7%。
韩国的模仿驱动型增长以创建大型工业和金融集团（财阀）为核心。政府通过若干手段给财阀提供支持：优惠和补贴贷款、利用货币贬值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出口补贴、公开和隐性的救助担保等。尤其是，韩国政府限制其他企业利用金融市场，抬高创立新企业的成本，限制新的外国投资人进入（规定外国投资人持有韩国企业的股份不能超过26%），并非常消极地执行反垄断法规，以极力压制竞争，阻碍新企业的进入。
20世纪90年代初期，财阀势力发展到顶点，销售额最大的30家财阀集团的产值占韩国GDP的16%，其中最大的5家——现代、三星、LG、大宇和SK——占韩国GDP的10%。这些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集团是韩国经济在1960—1995年快速腾飞的载体。如果不是有意识地给财阀提供金融支持、商业和货币保护，以创建民族工业，韩国可能依然是个农业经济体。而在短短30年的发展之后，韩国已成为电子与电信产业领域的世界领先者。
接下来爆发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导致大宇等财阀破产，其他一些也遭受重创。打击来自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信贷收缩，以及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对韩援助的条件所要求实施的政策。特别是，IMF要求韩国开放对外国直接投资，于是外国人在韩国企业中的最高持股比例限制于1997年提高至50%,1998年提高至55%。IMF还坚持大幅强化反垄断法规及其实际执行效果:1998—2000年，反垄断修正指令的发布次数增加到危机前的3倍，对反竞争行为的财务惩罚额度提高至原来的25倍，这些使韩国经济重新对国内和国际竞争开放。
1997—1998年金融危机对韩国的生产率增速、创新与企业活力有何影响？在创新方面，我们注意到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仅为德国的1 /8，但在2012年，其申请数量已比德国多出30%，尽管人口仅为德国的一半。此外，在危机之前，韩国的财阀企业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的增长速度略快于其他企业，危机后则出现反转，财阀企业的专利申请停止增长，其他企业的申请则加速。
在生产率方面，生产率在危机爆发前已出现停滞甚至下跌，但在1997—1998年后重新出现快速增长，无论财阀企业还是其他企业均如此。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这一反弹在之前由财阀控制的产业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产业受危机与后续改革的影响最深刻。还有，危机显著促进了非财阀企业在所有产业部门的进入。
总之，1997—1998年金融危机使财阀企业的影响力受到约束，并重新开放竞争，鼓励之前一直受政府与财阀串谋束缚的其他企业开展创新，从而刺激了韩国的生产率增长。因此，危机带来了生产率增长加速，主要源泉则是非财阀企业的产业进入与创新行动。[24]
4.结论
本章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得以向先进国家趋近，其他一些则停滞不前。我们揭示了俱乐部趋同现象：某些国家（新兴经济体）采纳的政策和制度有利于技术追赶和模仿，其他一些国家则未能实现起飞。但在启动趋同进程的国家里，某些于中途停步不前，尤其是那些制度调整太慢或完全失败的国家，未能从追赶型经济变身为前沿创新型经济。这背后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在位企业不仅阻碍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还反对促进竞争乃至帮助国家从模仿驱动型增长转向前沿创新型增长的任何改革。危机爆发以及国际经济竞争有助于迫使各国政府采取适宜的结构改革措施，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例如，1997—1998年金融危机削弱了老牌企业，让韩国企业重新迎来开放竞争格局，帮助该国加入了创新国家的俱乐部。
[1] Philippe Aghion, Repenser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Paris: Fayard, 2016）.
[2] Antonin Bergeaud, Gilbert Cette, and Remy Lecat, Le Bel Avenir de la croissance Le?ons du XXème siècle pour le futur （Paris: Editions Odile Jacob, 2018）.
[3] Lant Pritchett,“Divergence, Big Tim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no. 3（1997）:3 -17.
[4] Xavier Sala-i-Martin,“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Falling Poverty and. .. Convergence, Perio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 no. 2（2006）:351 -3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