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绕开工业化？
过去两个世纪中，全球的经济、领土与社会版图经历了激烈变化。如本书第2章所述，经济增长的起飞伴随着英国、法国和美国相继从农业经济体向工业经济体成功转型。但更近期以来，制造业又被服务业取代。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有2 /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到2018年，则有超过2 /3的人在服务业工作。大产业层面发生的这一创造性破坏过程被称为结构变革。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71年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对此解释说：“经济结构转型的速率很快，结构变革的主要方面包括从农业向非农业活动转移，以及近期以来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1]
图8.1显示了美国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占比在1840—2000年的变化。我们看到，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在1840年后持续下降，制造业的份额在1950年之前上升，然后下跌，服务业的份额则持续提升，并且在1950年之后开始加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部门出现的这种结构性变革被称为“库兹涅茨事实”（Kuznets facts）。
图8.1 1840—2000年美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变化
资料来源: B. Herrendorf, R. Rogerson and A. Valentinyi,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 Aghion and S. Durlauf（Amsterdam:Elsevier, 2014）, vol. 2,855 -941。
有些矛盾的是，在这些相继发生的典型变化中，某些关键的经济变量却在长时期里保持了惊人的稳定。以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命名的“卡尔多事实”（Kaldor facts）即指出，劳动与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基本上没有变化，如图8.2所示的美国在1948—2012年的情形。
图8.2 劳动与资本在美国GDP中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14）。
我们该如何并行诠释库兹涅茨事实与卡尔多事实？大规模工业化是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要的中间步骤？这些将是本章探讨的主题。
1.库兹涅茨事实与卡尔多事实
结构变革：库兹涅茨事实
本书第2章提到，西蒙·库兹涅茨是国民账户核算的先驱研究者之一，他在增长、商业周期、经济发展及其他领域的成果也令人称道。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库兹涅茨根据对国民产出及其组成的传统测算的分析，总结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这六个经验规律后来被称作“库兹涅茨事实”。其中第三个事实与此处的讨论关系尤为密切，即发展过程总会伴随着结构变革：首先是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然后是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库兹涅茨的研究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启发是，无论我们采用历史分析法（考察一个国家的时间演变），还是比较分析法（对比考察各国的人均GDP水平），都会在发展过程中发现结构变革现象。
根据历史分析法，三次产业部门相继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图8.3再次确认了图8.1描述的结构变革，区别在于，图8.3显示的是三次产业在美国的总消费（而非就业）中所占份额的变化。[2]该图表明，结构变革与消费者的偏好及其时间变化有关。图8.4和图8.5则展示了三次产业在法国和英国GDP中的份额自1840年以来的变化，同样证实了库兹涅茨事实的存在。[3]
图8.6采取的则是比较分析法，显示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变化，及其与10个工业化国家（即比利时、西班牙、芬兰、法国、日本、韩国、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的生活水平的关系。生活水平用麦迪森数据库中的人均GDP衡量。对于所有这些国家，农业在就业中的份额占比均随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图8.6a），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则持续提高（图8.6b）。如果集中分析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则会看到倒U形曲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制造业的就业份额先提高，然后下跌（图8.6c）。因此，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有着较大规模的农业部门，而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很不发达。相反，在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大多数人将从事服务业工作，制造业的规模相对而言将重新缩小。
图8.3 美国消费支出的产业构成
资料来源：转引自S. Alder, T. Boppart and A. Müller,“A Theory of Structural Change That Can Fit the Data,”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3469,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January 2019，图1d。
图8.4 法国GDP的产业构成
资料来源: B. Herrendorf, R. Rogerson and A. Valentinyi,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 Aghion and S. Durlauf（Amsterdam:Elsevier, 2014）, vol. 2,855 -941。
图8.5 英国GDP的产业构成
资料来源: B. Herrendorf, R. Rogerson and A. Valentinyi,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 Aghion and S. Durlauf（Amsterdam:Elsevier, 2014）, vol. 2,855 -941。
图8.6 各产业在就业中的份额与生活水平的关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B. Herrendorf, R. Rogerson and A. Valentinyi,“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 Aghion and S. Durlauf（Amsterdam:Elsevier, 2014）, vol. 2,855 -941，图6.1。
卡尔多事实
尼古拉斯·卡尔多在职业生涯早期追随新古典理论，后来则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带头人之一。作为剑桥大学教授与二战后英国工党政府的顾问，他为若干领域的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从不完全竞争到资本理论等，尤其以对增长、生产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而著称。1961年，卡尔多提出了六个典型事实，其中包括：从长期看，资本回报率、资本在GDP中的份额、资本与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均基本保持稳定。[4]他在1955年指出：“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生产技术、相对于劳动的资本积累数量及人均实际收入在过去100余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收入份额却维持了相对稳定，若不能对此成功给出解释，则关于收入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的任何学说恐怕都难以令人满意。”[5]图8.7和图8.8分别展示了英国在1770—2010年和法国在1820—2010年的资本回报率基本维持稳定的情形。[6]图8.9则显示，美国的资本收入占GDP的份额在1948—2012年也大致保持稳定。
最后我们看到在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的份额略有上升，资本收入的份额略有下降，这对1770—2012年的英国（图8.10a）和1820—2010年的法国（图8.10b）均成立，并且前文图8.2描述的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收入份额大致稳定的情形也有此趋势。[7]
图8.7 1770—2010年英国的资本回报率
资料来源: T.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图6.3。Copyright ?201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图8.8 1820—2010年法国的资本回报率
资料来源: T.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图6.4。Copyright ?201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图8.9 美国资本收入占GDP的份额
资料来源: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14）。
图8.10 劳动与资本在英国和法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 T.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图6.1和图6.2。Copyright ?201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2.对库兹涅茨事实的解释
本书第2章曾试图解释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我们特别提到乔尔·莫克尔及其对工业创新的作用过程的分析，工业创新来自三个因素的共同推动：启蒙运动与知识传播的进步，特别是源于邮政服务的效率提高、出版业的扩展，以及由狄德罗编纂百科全书促进的知识成果整理；产权保护的进步，特别是专利制度的兴起；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刺激了为超越邻国而创新，帮助在本国遭遇束缚的发明家迁移到邻国去发展。这一制度解释强调了市场的“供给侧”，也就是让创新变得更容易、成本更少的条件，但忽略了同样关键的第二个支柱，即需求和消费的作用。
需求侧与供给侧
如何解释使农业和工业产出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双双下降的服务业的兴起？答案在市场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个方面，这一课题的主要参考来自蒂莫·波帕特（Timo Boppart, 2014）的研究。[8]
波帕特分析了消费者购物组合随时间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居民家庭在农产品、制造品以及服务之间的选择。有两种力量促使消费者逐渐把更大比例的收入花费在服务消费上。从需求侧看，消费者享受到“收入效应”：随着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必需品尤其是食品的收入比重会下降。从供给侧看，则有“替代效应”的作用：农产品和制造品的生产成本比服务的生产成本下降更快。由于企业把成本节约反映到价格下调上，农产品和制造品的价格降幅就比服务更多，由此也导致居民把越来越多的支出放在服务上。
有待解释的三个经验事实
波帕特指出了三个重要的经验事实。[9]第一，农产品和制造品在居民支出中的占比以稳定的速率逐渐下降（图8.11a），而且在每个五分位收入群体内部，这个事实依然成立（图8.11b）。第二，产品价格与服务价格之比也以稳定的速率逐渐下降（图8.11c）。第三，在每个时点上，贫困居民用于购买产品的支出占比均高于富裕居民（图8.11b）。
图8.11 三个经验事实
资料来源：转引自T. Boppart,“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Kaldor Facts in a Growth Model with Relative Price Effects and Non-Gorman Preferences,” Econometrica 82, no. 6（2014）:2167 -2196，图1、图4和图2。
以上图示中介绍的经验事实来自美国，但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趋势。作为解释，波帕特提到了两种主要经济作用力：供给侧的鲍莫尔定律，以及需求侧的恩格尔定律。
供给侧与鲍莫尔定律
威廉·鲍莫尔（1922—2017）是新古典学派美国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有丰硕研究成果，包括企业家精神与竞争。他最有名的贡献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鲍莫尔定律（Baumol's law, 1965），或称鲍莫尔成本病（Baumol Cost Disease）。[10]为理解这一理论，我们设想有A、B两种产品，其供给随时间的增长速度并不相等，原因或许是A产品所在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快于B产品所在产业。由于稀缺效应，供给增长较慢的B产品的价格相对于供给增长较快的A产品而言必然会上涨。相应地，即使经济行为人（居民或企业）决定消费更多数量的A产品，他们的收入中用于B产品的份额却未必会下降，甚至可能提高，因为B产品的相对价格在上涨。换句话说，A产品的生产率增速更快可能导致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购买B产品。
接下来我们分析农业和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之间的关系。由于规模经济和自动化技术的作用，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取得了极大进步。相反，服务业的生产率没有实现同等改进，因为文化、休闲、房产中介、教育和育儿等服务活动不那么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并且劳动依然是这些活动中最主要的投入。为说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弱势增长，我们可以看看艺术领域的案例：演奏舒伯特乐曲的四重奏组合。为完成这部作品演奏所需的音乐家人数，从19世纪至今没有任何改变。此外，在演奏乐曲的小提琴家身上获得的“回报”无法提高。同样，剧院演出公司在编排莎士比亚戏剧时通过削减演员人数来提高生产率的能力也有限。因此，古典音乐和戏剧中的劳动生产率基本没有提高，因为其中的人力要素投入几乎是无法削减的。[11]与此同时，为继续吸引劳动力，服务业的雇主必须使工资与产品生产部门保持同步增长。工资上涨加上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服务业的生产成本相对于产品生产成本提高。由于生产成本会被传递到价格上，服务的价格相对于产品而言即上涨（图8.11c）。再回到舒伯特乐曲四重奏的例子上，音乐家的实际工资水平自19世纪以来大幅提高，其生产率却没有变化。由于劳动成本上涨没有被生产率提高抵消，人力要素投入又不可或缺，结果就使得演出票价持续上涨。艺术和文化产业于是染上了“鲍莫尔成本病”。
不过，基于供给侧和鲍莫尔定律的这一理论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居民支出中用于产品消费的份额逐渐减少（图8.11a），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任意时点上，富裕居民的支出中用于产品消费的份额低于贫困居民（图8.11b）。这里我们还得求助于需求侧和恩格尔定律。
需求侧与恩格尔定律
恩格尔定律是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1821—1896）于1857年从比利时居民家庭的行为中观察到的经验规律。[12]这一定律认为，居民家庭的收入越高，用于食品的支出比例越小。事实上，产品尤其农产品是人们生存的必需品，无论居民的支出规模大小，都必然包含在购物组合中。而服务的必需性质更弱，如果居民的支出未达到一定水平，就不会包含在购物组合中。因此，居民的富裕程度越高，其支出中用于必需品（如食品和服装）的比例就越小，而用于服务（如文化和旅游）的比例就越高。[13]与图8.11b类似，图8.12也描绘了居民收入中用于食品的份额随收入增长而下降，这些来自法国的调查数据再度证实了恩格尔定律。
破解库兹涅茨事实的谜团
为什么居民支出中用于消费类产品的份额会随时间下降？一方面，鲍莫尔定律表明产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会逐渐下跌，这应该鼓励人们购买更多产品；然而另一方面，服务价格的相对提高会自动提升居民支出中用于购买服务的份额。这两种效应中哪种占据主导？
把恩格尔定律与鲍莫尔定律结合起来，我们就能解开谜题。首先，鲍莫尔定律显示产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会逐渐下降，是因为产品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快于服务部门。若其他条件不变，产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下降会鼓励居民购买更多产品。但产品价格下降会提升居民的购买力，或者说让人们变得更加富裕，这会带来收入效应。富裕程度提高后，居民可以消费更多的产品与服务。此时恩格尔定律将发挥作用，使购买力提高带来的收入效应更多地促进服务的消费。因此，随着时间推移，用于服务的支出份额将提升。
图8.12 法国不同收入分位群组中居民收入用于食品的份额
资料来源: Insee survey Budget de famille, 2010 -2011。
3.结构变革与卡尔多事实的统一
我们该如何对库兹涅茨事实（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比服务业更显著，使消费更多向服务倾斜）与卡尔多事实（资本与劳动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保持稳定）做出统一解释？这个问题还关系到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的影响：尽管有技术革命，资本与劳动的收入份额仍保持稳定，该如何解释？
实际上在上述两种情形里（第一种情形是指农产品和制造品的生产，第二种情形是指现有工作任务的自动化），结构变革都导致在现有生产中用资本替代劳动，并引入更多劳动力密集型的新生产活动：第一种情形是指新的服务的生产，第二种情形是指潜在的新工作任务。
我们将讨论对这一谜题的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以市场规模和定向技术革新作为基础，第二种解释再次用到了鲍莫尔定律。我们首先介绍面向技能劳动力的技术革新理念，然后尝试用此理念调和结构变革与卡尔多事实。
市场规模与定向技术革新
这一核心理念可概括如下：当某个市场的规模扩张时，企业发现为响应需求的增加，把创新方向转向这一市场将有利可图。[14]有若干例子可说明这种情形。
第一个例子是婴儿潮与工资不平等现象。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婴儿潮世代开始加入劳动力市场。这个世代的受教育程度比之前群体更高，很大程度上得感谢林登·约翰逊总统推行的《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通过各类计划提供了大量联邦补贴，帮助所有收入水平的美国人获得大学学位。由此，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在1970年以后快速增加。短期看，技能劳动力过度丰沛导致了技能溢价，即有大学学历的人同仅有高中学历的人的工资比率降低。[15]也就是说，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在1970年开始缩小，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图8.13）。然而技能溢价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又急速扩大，这是为什么？
阿西莫格鲁提出了如下解答：技能劳动力供给在1970年突然增加使这个群体使用的机器的市场规模扩大，继而提高了此类机器的创新租金，由此使创新更多转向改善技能劳动力使用的机器的品质，然后提高了技能劳动力相对于非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这样就可以解释美国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不平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重新扩大的现象。[16]
图8.13 技能劳动力供给与技能溢价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utor,“Skills,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Earnings Inequality among the ‘Other 99 Percent’,” Science 344, no. 6186（2014）:843 -851，图3。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碳税和绿色创新。后面的第9章将详细阐述，企业不会自发转向绿色技术创新，如电动汽车生产等。企业过去针对污染类活动的创新越多，如今就越愿意在相同领域继续开展创新，这一现象被称为路径依赖。不过有多项研究表明，碳价的提高，例如通过加征碳税，可以把创新方向引到绿色技术领域。[17]理由很简单，碳价提高会增加消费者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需求，从而扩大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然后提升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创新租金，从而诱使企业更多开展这方面的创新。
定向创新与卡尔多事实[18]
我们如何利用定向创新的理念，对关于结构变革的库兹涅茨事实与卡尔多事实做出统一解释？
我们已经看到，与服务业相比，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更高，因为产品生产的自动化程度高于服务生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解放了劳动力，同时推动工资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意味着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减少，因为劳动成为生产中不那么必需的投入要素。
然而，上述效应被定向创新效应抵消了，后者可以做如下解释。由于产品部门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力成本降低，这导致面向新服务的创新的租金提高：此类服务的生产更多依赖劳动，所以工资降低使新服务活动的利润增加，结果催生了更多面向新服务的创新。这些创新本身有两种影响，第一种影响是促进服务业增长，这是对库兹涅茨事实的另一个（或者说补充性）解释，并不依赖恩格尔定律。第二种影响是服务业扩张将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继而推高工资，从而恢复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
基于鲍莫尔定律的解释
把库兹涅茨事实与卡尔多事实统一起来的另一种方法是从如下理念入手：劳动是产品和服务生产中不可或缺的投入。[19]假设消费品生产需要多种不可或缺的投入品，每种投入品或者由劳动生产（相关生产活动没有实现自动化），或者由资本生产（相关生产活动实现了自动化）。再假设由于数字技术革命，自动化会逐渐扩大到越来越多的投入品。更确切地说，设想在每个时刻都有固定比率的之前由劳动生产的投入品，由于自动化进步而变成由资本生产。
在这一类型的经济中，有两种相反的效应在发挥作用。一方面，随着自动化的扩展，资本在生产投入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这导致资本的收入份额持续扩大，属于数量效应。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增加了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而劳动力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总是有一部分投入品的生产需要劳动，并且所有投入品对消费品生产来说都不可或缺。因此，劳动的价格相对资本的价格总是在持续上升。这是鲍莫尔成本病效应，属于价格效应。在上述两种相反效应的作用下，尽管自动化带来了经济结构变革，资本与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依旧可以维持稳定。
4.工业化是不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从农业经济到制造业经济，再从制造业经济到服务业经济，这一两步走的结构变革是不是所有发展过程的原型？还是说，有可能跨过工业化阶段？对目前依然处于农业经济主导阶段的国家而言，这个问题尤其关键，它们或许能够跨过工业化阶段，开辟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加纳与韩国
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里，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借助加纳与韩国的比较展示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支柱的优点。[20]1960年，这两个国家都以农业经济为主，人均GDP水平非常接近：韩国为944美元，加纳为1 056美元（以2010年美元计）。然而到2010年，韩国的人均GDP增长了大约23倍，达到22 087美元，而加纳不过1 298美元，这该如何解释？[21]
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韩国专注于其比较优势（即稻米生产），很可能会走上与加纳相同的道路。或者说，如果没有历届政府在60年里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的积极政策，韩国或许能成为全球最高效的稻米生产国，但人均GDP不会起飞，不可能成为电子和半导体领域的世界领先国家。不过我们下文还要讲加纳，它从2010年之后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发展。
为什么工业化有利于经济发展？
无论如何，加纳与韩国的对比是否足以证明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阶段？韩国的成功故事还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释，尤其是建立了促进技术追赶型增长的包容性制度。[22]因此，产权保护、大规模教育投资，以及利用优惠贷款、政府采购合同和出口补贴等手段扶持大型领军企业发展，或许都为韩国经济的起飞发挥了关键的助力。
为什么一个国家为加速经济增长，更快向西方国家生活水平趋近，需要更关注制造业而非农业或服务业呢？有如下几个理由支持工业化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步骤这一观点。
理由之一是，与其他产业不同，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核心。具体而言，某个产业的工业化会促进上游和下游相关产业的增长。DVD生产商就是与上游产业发生关联的案例，它会推动光驱乃至更广泛的多媒体产业的发展。牛奶加工厂则是与下游产业发生关联的案例，它可以带动冰激凌工厂的发展。
理由之二是，工业化能通过边干边学的过程促进知识生产，这些知识又能传播到其他产业部门，包括农业和服务业等，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工业进步会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而农业进步则对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影响甚微。
工业与国民经济中其他部门之间存在技术外部性，这让斯蒂格利茨及其他部分经济学家重新想到了弗雷德里希·李斯特的“教育型保护主义”（educational protectionism）观点。[23]李斯特在19世纪主张利用暂时性的保护主义政策抵御外国竞争，帮助本国的幼稚产业发展。在初期阶段保护国内工业，可以使它们在规模经济或生产率上追赶世界前沿水平。通过这种方法，工业企业能够积累利润资金，并增加知识和国内人才储备，然后外溢到国内的非工业部门。[24]该逻辑的隐含假设是其他产业部门，即农业和服务业部门，没有同样的积累知识和人才的能力，或者说，它们产生的知识没有能力充分扩展到经济中的其他部门。
理由之三是，出口是强有力的增长杠杆，因为外国需求会促进本国企业成长，这些还将在第13章详细讨论。而对韩国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等国家而言，外国需求主要是对工业产品的需求。
理由之四是，工业化能促进制度的改善。例如，韩国财阀的发展推动了信贷体系进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采购政策和出口促进政策的设立。这些制度和政策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韩国经济起飞与技术追赶，虽然如第7章所言，它们在后来变成了增长的障碍。
最后，工业化支持者认为工业能促进城市化，而城市化能带来更快的追赶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增长。尤其是，城市化使得在创建新基础设施和新制度时不仅可以利用规模经济效应，还能帮助经济行为人更密切地相互交往，从而促进思想交流与新理念的产生。
有大量经验证据支持工业化对增长和发展的促进作用。除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工业化阶段的历史之外，我们还能找到亚洲四小龙以及更近期的亚洲小虎案例。中国也是一个典型: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起飞与工业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工业化对经济发展真的不可或缺吗？
服务引领的增长：印度的独特案例
从若干方面看，印度与中国这两个重量级选手的对比颇有意义。它们有着相当的体量，都经历了强劲增长，当然中国的增长率几乎达到印度的两倍：在1990—2018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速达到8.8%，印度则为4.7%（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不过，两国之间也有显著的区别，同样参照世界银行的说法，制造业在2018年的中国GDP中占41%的份额，而印度仅为27%。
印度的工业化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这是不是它增长更慢的原因？有许多指标显示，印度的命运远远说不上败局已定。[25]
首先，印度的人均GDP增长伴随着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停滞不前，以及服务业的份额明显提高。这些经验发现符合如下观点，即印度目前的发展更多依赖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下面两个图示能为此提供佐证。图8.14让我们能看到分地区的发展情况，印度各地区被根据人均GDP水平划分为四类，第一个四分位组对应人均GDP最低的地区（Q1）……第四个四分位组对应人均GDP最高的地区（Q4）。该图显示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部门就业在总就业中所占的份额从1987年（图8.14a）到2011年（图8.14b）的变化。在这两个时期中，最富裕地区与最贫困地区之间的大部分差异都源自服务业。另外，1987年与2011年之间的对比表明，服务业在后期已成为最富裕地区的主导产业，而它们在1987年时还是农业占主导。
最后，该研究显示人均GDP增长率与服务业占GDP份额的增长率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这应该如何解释？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恩格尔定律加上创新因素。生活水平随发展进程提高，这会带来对服务的需求增加，从而引起服务业扩张。服务市场的规模扩张则会提高服务业创新的潜在租金。因此，服务业的创新会加速，进而刺激该地区的人均GDP继续提高。
总之，尽管我们依然要肯定工业化的优点，但不应该忽视服务业同样能够成为增长的潜在杠杆。如果有更多实证研究证明这个结论，则对于许多依然由农业主导但希望不必经历密集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将看到另一条出路。从环境保护的立场看，这个结果也更加有利，因为工业化的推进会给全球气候变暖带来影响：事实上目前的测算显示，如果把交通运输排除在外，则全球范围内服务业产生的二氧化碳仅为制造业的1 /4。
图8.14 印度不同产业部门在就业中的份额与收入的关系
资料来源: T. Fan, M. Peters and F. Zilibotti, “Service-Led or Service-Biased Growth?Equilibrium Development Accounting across Indian Distric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August 2020。
我们在本节开头对韩国与加纳做了历史比较，表明韩国占据优势。但从2010年以来，加纳的GDP年增长率已大幅提高，2011年达到11%。从21世纪头10年后期到10年代早期，加纳的大部分经济发展来自服务业。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似乎能成功实施服务引领型发展策略的例子，不必经历大规模工业化阶段。那么，为什么加纳能在21世纪头10年后期比20世纪60年代做得更好？这两个时期的一个重大差异与20世纪80年代后加速的全球化有关。如今，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劳动分工让致力于服务生产的国家可以进口更多制造品，而出口服务或与产品捆绑的服务。这给服务产业的创新带来了更强的激励。
5.结论
库兹涅茨把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变革过程描述为两个有顺序的步骤，第一步是农业发展让位于工业发展，第二步是工业由服务业取代。我们看到，为理解这个进程，既要考虑供给侧的因素（即产品与服务的相对价格变化），也要考虑需求侧的因素（由收入水平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导致）。
工业化阶段是否不可避免？一方面，丹尼·罗德里克等经济学家强调制造业对促进制度发展、城市化和整个经济的技术知识传播的关键作用。[26]另一方面，印度提供了以服务业为发展基础的有趣反例，说明或许有另外的发展模式，让目前依然以农业为主导的某些国家能够避免大规模工业化阶段。未来将告诉我们，在贸易全球化、数字技术革命和服务业创新的帮助下，这种新的模式是否真正可行。直接向服务引领型经济转型的这种模式的另一个优点是环境保护效应。如前文所述，如果把交通运输业排除在外，则全球服务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仅为制造业的1 /4。因此，让某些国家甚至大洲跳过大规模工业化阶段，对于在全球层面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来说，无疑有重要意义。环境与绿色创新正好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1] Simon Kuznets,“Modern Economic Growth: Findings and Reflections” （Nobel Lecture, December 11,197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no. 3（1973）:247 -258.
[2] Simon Alder, Timo Boppart, and Andreas Müller,“A Theory of Structural Change That Can Fit the Data,”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3469,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January 2019.
[3] Berthold Herrendorf, Richard Rogerson, and Akos Valentinyi,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vol. 2,855 -941（Amsterdam: Elsevier, 2014）.
[4] Nicholas Kaldor,“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ed. F. A. Lutz and D. C. Hague（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1）.
[5] Nicholas Kaldor,“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3, no. 2（1955）:83 -100.
[6]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 不过在第6章中，我们曾指出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自21世纪初以后下降，表明卡尔多事实在过去20年的美国不那么严格成立。
[8] Timo Boppart,“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Kaldor Facts in a Growth Model with Relative Price Effects and Non-Gorman Preferences,” Econometrica 82, no. 6（2014）:2167 -2196.
[9] 波帕特采用了美国的两个数据来源: th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the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10] 这一定律最早由述William J. Baumol and William G. Bowen提出规范描述，参见William J. Baumol and William G. Bowen,“On the Performing Arts: The Anatomy of Their Economic Probl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5, no. 1 /2（1965）:495 -502.也可参见William J. Baumol,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the Urban Crisis,” America Economic Review 57, no. 3（1967）:419 -420.
[11] Baumol and Bowen,“On the Performing Arts.”
[12] Ernst Engel,“Die Productions und Consumtionsverh?ltnisse des K?nigreichs Sachsen,”Zeitschrift des Statistischen Büreaus des K?niglich-S?chsischen Ministeriums des Innern 8（1857）:1 -54.
[13] 需求侧在分析结构变革中的重要性，参见Diego A. Comin, Danial Lashkari,and Martí Mestieri,“Structural Change with Long-Run Income and Price Effects”（NBER Working Paper No. 2159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Cambridge, MA, September 2015, rev. April 2020）.
[14] 关于市场规模对创新的影响，参见Daron Acemoglu and Joshua Linn,“Market Size in Innov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 no. 3（2004）:1049 -1090; and Philippe Aghion, Antonin Bergeaud, Matthieu Lequien, and Marc J. Melitz,“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Market Size o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Level Expor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6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MA, May 2018, rev. October 2019）.创新和技术革新可以定向的概念最早参见如下研究: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Growth Proces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 no. 1（1996）:49 -93.之后又得到若干发展: Daron Acemoglu及其合作者，尤其是Daron Acemoglu,“Why Do New Technologies Complement Skills?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and Wage Inequ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 no. 4（1998）:1055 -1089; Daron Acemoglu,“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9, no. 4（2002）:781 -809; Daron Acemoglu,“Equilibrium Bias of Technology,” Econometrica 75, no. 5（2007）:1371 -1409.还可参见Daron Acemoglu and Pascual Restrepo,“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 no. 6（2018）:1488 -15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