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破坏、健康与幸福
自特朗普于2016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每个月都有关于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新书或文章发表。这些著述探究现象背后的实质，并提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这里不打算与之争锋，而是想在公式中加入一个变量：创造性破坏以及个人在其中的经历。以创新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增长经常遭到非议，指责它给人们带来了新型风险：同企业和生产活动的创造、毁灭相伴的风险。安妮·凯斯（Anne Case）与安格斯·迪顿指出：“所有创新都伴随着如下问题……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不只是创造，还有破坏。它消灭了过去存在的工作岗位，并受医疗保险费用的加速推动，把劳动者扔进越来越不利的、缺乏社会安全网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工作岗位支撑的生命与社区因此面临风险，甚至走向绝望和死亡。”[1]
人们可以把整个职业生涯献给一种职业或一家企业的有就业保障的时代已经终结。创造性破坏在创造新工作的同时消灭现有工作，迫使人们不断重新检讨自己，接受没有什么可以一劳永逸的现实，并反复矫正自己的职业道路。
创新在何种程度上加大了人们因为岗位丢失、工资停滞或学历过时而失去位置的风险？这一风险对健康与幸福有何影响？我们能做些什么，使创新给生产活动与劳动者带来的更大流动性不至于造成大多数人的不安和失业？什么样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最有助于实现创新引领型增长与个人幸福的协调？本章将试图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1.创造性破坏、失业与地位的丧失
我们首先分析创造性破坏在何种程度上增加了个人失去工作的概率，以及导致其原有的知识和学历变得过时。
创造性破坏与失业[2]
创新会通过创造性破坏，即用新的生产活动取代旧的活动，加大还是减少雇员失去工作的概率？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确定。[3]一方面，创新使某些业务活动变得过时，摧毁了部分岗位，把原先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们推回劳动力市场。由于劳动力市场有摩擦，找工作的人不会马上得到新的岗位，失业率因此会上升。但另一方面还存在相反的效应，创新制造了新的岗位，这有助于降低失业率。最后还有第三种所谓“资本化效应”，其含义是：更高的创新率带来更高的增长率。[4]创造新业务的任何投资都是以未来的利润作为回报，随着经济的整体成长，这些利润将增长得越来越快。换句话说，增长率越高，创造新业务就越有利可图，继而会产生新的工作岗位，以降低失业率。请注意这三种效应并非同步，工作摧毁效应在短期发生，工作创造与资本化效应则在更长期起作用。下文将指出，有关的舆论调查表明，人们经历的创造性破坏的负面感受确实多发生在短期。
下面我们转入对创造性破坏的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斯蒂芬·戴维斯（Steven Davis）与约翰·霍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研究了美国就业与企业的创造性破坏，受此启发，近期阿吉翁等人（Aghion、Akcigit、Deaton and Roulet）考察了美国各就业区内的创造性破坏与就业之间的关联。[5][6]该研究采用的地方就业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创造性破坏率的数据则来自商业动态统计（Business Dynamics Statistics），包含地方层面的工作创造与摧毁率以及企业的进入与退出数据。创造性破坏率的计算方法是，把相应就业区内的工作创造率与工作摧毁率相加。[7]这些比率的测算则利用美国普查局的长期商业数据库中包含的全体美国企业的信息。图11.1表明，在2005—2010年间，美国的工作创造与工作摧毁存在强烈的正向关联：工作摧毁率最高的地区也是工作创造率最高的地区。这恰恰符合创造性破坏的本意：工作的破坏与工作的创造之间具有密切联系。
图11.1 美国的工作创造率与工作摧毁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 P. Aghion, U. Akcigit, A. Deaton and A. Roulet,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12（2016）:3869 -3897。
图11.2则描述了创造性破坏率与失业率之间的联系。平均而言，在2005—2010年间有最高创造性破坏率的就业区也是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也就是说，身处创造性破坏率较高的就业区的人们在某些时点有更大的概率经历失业。然而，这一失业经历并不注定是终身性的，因为如图11.1所示，此类就业区中的工作创造数量也更为密集。当然，创造性破坏毕竟意味着在某些时点面临更高的失业概率。在本章的稍后部分，我们将讨论失业经历给人们的健康与福利造成的后果。
图11.2 创造性破坏与失业的关系
资料来源: P. Aghion, U. Akcigit, A. Deaton and A. Roulet,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12（2016）:3869 -3897。
创新与学历过时
创新对原有学历与技能会有怎样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几位学者汇总了芬兰在1988—2012年间关于个人收入、企业层面的核算和专利的若干数据库（Aghion、Akcigit、Hyytinen and Toivanen）。[8]我们从之前关于发明家的创新租金在企业内部如何分配的研究入手（见本身第10章），发现创新租金在企业内部的分配存在不均等的现象。事实上在创新出现之前的5年中，蓝领员工的工资平均会损失1%，在创新后则会增加2.3%。而白领员工的工资在创新前没有损失，在创新后会增加2%。所以，创新给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带来了不确定性，特别是对最缺乏技能的员工，他们的平均收入在创新成果出现前的数年有所下跌。
我们还分析了差异的另一种来源，即个人的年龄以及距离其获得最后一个学位的时间。初步看，年龄似乎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只有较年轻的员工能从创新中获得好处。此外，平均而言创新与员工丢掉工作的概率呈正相关。这符合我们以往的发现：创造性破坏与失业在美国的总量数据上有正相关关系。创新与失业概率的关联似乎在较为年长的员工中更为突出。当然，如果另外引入一个因素，即距离员工获得最终学位的时间，它反映了人们“同知识前沿的距离”，结论会大为不同。距离最终学位的时间越长，个人的创新收益越低，这一时间每增加1年，创新收益将缩水5个百分点，失业概率增加0.4~0.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创新使学历较为老旧的人失去了地位。
总体上，创新造成了工作与地位的丧失。稍后，在探讨创造性破坏与幸福感的关系之前，我们先看看创造性破坏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
2.创造性破坏与健康
健康与创新：光明的一面
在本书第2章，我们考察了创新对解释全球层面的人均GDP起飞的核心作用，并观察到经济起飞同预期寿命起飞的同步性。这一重合意味着两个起飞有共同的起源。从表11.1中明显可见，创新对预期寿命提高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人均GDP的促进作用。[9]该表包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人均GDP和预期寿命的变化情况。在1961—2017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与预期寿命总体上都向发达国家趋同。不过，预期寿命的趋同要突出得多：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的增幅是发达国家的2倍，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幅（377%）仅略高于发达国家（324%）。
表11.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和预期寿命的变化
注：发达国家的样本包含27个经合组织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包含自1960年以来有数据可查的84个非经合组织国家。
资料来源: Robert C. Feenstra, Robert Inklaar and Marcel P. Timmer,“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no. 10（2015）:3150 -3182（可在以下网址下载: www. ggdc. net/ pwt）; World Bank。
在1961—2017年间，预期寿命的趋同比人均收入更显著，这一事实与创新直接相关，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发现的青霉素和抗生素，以及这些发现带来的医疗进步传播到欠发达国家。安格斯·迪顿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历史发现：在1900年之前，由于婴儿死亡率较高，人们在15岁时的预期寿命高于其出生时的预期寿命。[10]不过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新疫苗的引进和其他技术进步，这一现象被逆转。与之类似，在1950年之前，预期寿命提高主要发生在儿童身上，而在此之后，50岁以上的人的预期寿命则大幅提高。虽然该进步有部分是源于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吸烟的减少，但创新依然功不可没。例如，治疗高血压的利尿剂的发明，使美国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死亡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减少，随后推广到其他发达国家。
总而言之，创新在20世纪让全球的人类预期寿命得以显著提高，并使富国与穷国之间乃至发达国家内部的预期寿命趋同。不过，创新的光明面因为黑暗面的存在而部分失色，这是下文的主题。
创新与健康：黑暗的一面
在《21世纪的死亡率与发病率》一文中，安格斯·迪顿与安妮·凯斯精确描述了近期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美国中年（50~54岁）非西班牙裔白人群体的死亡率在经过长时间下降后，从21世纪初期开始回升，而且自2011—2012年来明显加速（如图11.3所示）。[11]
图11.3 美国不同种族和民族50~54岁人口的死亡率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A. Case and A. Deaton,“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2017）:397 -476，图1。
凯斯与迪顿强调的另一个惊人事实是所谓“绝望而死”现象的增加，意指由于自杀或物质滥用而死。图11.4显示了50~54岁的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由于绝望而死的比率的变化，以及同其他发达国家相同年龄段的平均死亡率的对比。在美国，该群体因绝望而死的比例快速攀升，而在其他发达国家没有出现对等情形。凯斯与迪顿指出，此类死亡的快速增加主要发生在低技能群体中。而前文已提到，这部分人群的工作与收入受创新的冲击最严重。
图11.4 各国50~54岁人群的绝望而死现象
资料来源：转引自A. Case and A. Deaton,“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2017）:397 -476，图5。
对于非西班牙裔白人死亡率的逆转趋势，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工作保障被削弱，并带来家庭不稳定加剧等后果。我们已告别了过去的世界——人们可以预期把整个职业生涯放在一家公司，从事一种工作，有确切的向上发展轨迹——走向一个创造性破坏成为惯例的新世界。创造性破坏尤其威胁到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贵族”群体，他们的工作、地位和收入丧失的风险加剧。这种风险感受导致的焦虑造成抗焦虑药品、阿片类药品与酒精的消费增加，继而使药品滥用、酒精中毒、肝病与自杀的风险提高，这些都引发死亡率的上升。
丹尼尔·苏利文（Daniel Sullivan）与蒂尔·瓦赫特（Till Von Wachter）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裁员对美国的死亡率有显著影响。[12]该研究利用20世纪70—8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居民就业与收入的行政数据，并与1980—2006年的死亡率匹配，主要分析在失业前为同一家雇主至少连续工作3年的员工。发现这些员工的死亡率在失业后的1年上升了75%以上，并长期稳定在比未失业情形高出10%~15%的水平。该研究随后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潜在因素。从短期看，死亡率上升主要来自解雇导致的平均收入降低（50%~70%），以及收入不稳定性增加（20%）。从长期看，收入降低依然是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其后果是个人对健康的投资减少和慢性压力增大。
丹麦奇迹
有没有可能打破失业与健康风险之间的这种恶性循环，让人们更平静地度过失业期？亚历桑德拉·罗莱特（Alexandra Roulet）于2017年关于丹麦裁员对健康影响的有趣研究为此带来了某些希望。[13]她指出，当国家采用较完善的安全网保护遭遇失业的群体时，裁员对健康没有负面影响。
丹麦与美国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1993年，丹麦在劳动力市场的监管中引入了名为“弹性保障”的新体系，它包含两个支柱。首先，企业的解雇程序被简化，例如给离职金设限额，很少发生诉讼，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灵活。[14]其次，作为提高灵活性的补偿，有两种类型的保障：相当于工资90%的失业金（但金额有封顶），最长领取时间达三年；加上政府对职业培训的大力投资，让劳动者尽快掌握返回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技能。
在这一研究中，罗莱特主要依据丹麦在1996—2013年的若干行政数据库，包括个人纳税记录、与员工信息匹配的企业层面信息、失业保险机构的数据以及死亡记录等。为测算失业对个人健康或药物上瘾的负面影响，她利用了抗抑郁药物或止痛药物的购买记录以及酒类消费作为指标。反映健康恶化的其他指标包括住院记录和医生的疾病诊断记录等。罗莱特对比了在2001—2006年间关闭的就业机构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与就业机构未受影响但在其他方面（如年龄、工作履历和技能等）类似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结果表明，企业关闭似乎对各种健康指标没有显著影响，包括抗抑郁药物或止痛药物的消费以及找全科医生咨询的次数等。此外，该研究还发现，企业关门对其员工的死亡率也没有显著影响。
丹麦与美国的对比意味着，制度，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安全网存在与否，对创造性破坏如何影响健康和预期寿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下面我们将考察创造性破坏与幸福感的关系是否也存在这一现象。
3.创造性破坏与幸福感
人均GDP是一个有用的指标，为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发展程度提供了具体而客观的测量。不过，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人均GDP，为什么把人均GDP增长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清晰。国际比较确实表明，一个国家的幸福感随人均收入提高而上升。[15]不过，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指出，相对于全体人口的比例而言，1970年感觉“非常幸福”的美国人并不比1942年更多。[16]身处一个极端的人们认为，我们必须追求人均GDP的客观增长，因为这是一切繁荣和就业的源泉。另一个极端则是反增长派，他们认为人均GDP增长及支持此类增长的政策是不幸福的根源：导致环境退化、不平等恶化，并给大多数国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压力和不安。
我们的几位经济学研究同行，如让-保罗·费杜斯、阿马蒂亚·森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他们认为除了人均GDP，我们还应该把其他发展指标纳入考虑，特别是反映环境、教育和健康的质量，以及控制失业和不平等的内容。[17]
从之前各章到本章，我们讨论过创新与创造性破坏如何促进人均GDP增长同其他发展目标的协调。这里还能更进一步：来自民意调查的新数据让我们能够直接分析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增长同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指数有何联系。不过与之前一样，在深入解析数据之前，我们最好还是从理论视角讲起。
理论上做何预测？
创造性破坏的第一个效应是消灭工作岗位，从而提高了劳动者失业的概率。这至少会在短期破坏幸福感，尤其是当失业导致短期收入立即而显著下跌，并增加了更长期收入的不确定性时。反映这一短期满意度打击的最佳民意调查办法是询问人们感受到的压力水平。
创造性破坏的第二个效应是创造新的岗位，从而提高未来找到新工作的概率。除此之外，创造性破坏还会推出新的业务、新的产品和生产工艺，使消费者的货币变得更有价值。创造性破坏的“创造”一面大多在长期发挥作用，通常可以提升生活满意度。
最后是第三个效应，创造性破坏的创新会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未来的收入前景变得更光明。
以上理论推导能够得出至少四个可以开展实证检验的预测：一方面，创造性破坏会增加压力或焦虑，主要源于它提高了人们遭遇失业的概率；另一方面，创造性破坏会促进增长、创造就业，这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作用；在短期内消极影响占据主导，积极效应在更长期里较为突出；最后，当失业保障较为充分时，创造性破坏对生活满意度的总体效应也更为正面。
对理论的检测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工作替换率（新工作对旧工作的替代）或机构替换率（新机构对老机构的替代）来客观衡量创造性破坏的力度。而对生活满意度的衡量，我们主要依靠的是盖洛普的健康之路项目（Heathways）在2008—2011年开展的民意调查。盖洛普公司通过对近1 000名随机抽取的美国人的电话访谈，收集了超过35万个对其问卷的回答，据此测算出生活满意度指标。
第一个指标与生活满意度相反，是记录受访者报告的焦虑程度。它来自对如下问题的二选一回答：你是否在昨天的很多时候感到担忧？第二个指标基于坎特里尔阶梯表（Cantril ladder），该表源自以民意调查研究而闻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坎特里尔。[18]坎特里尔阶梯表是基于如下问题：设想有个自下而上从0到10排列的阶梯，顶端代表你可能拥有的最好生活，底端代表你可能拥有的最差生活，你感觉自己此时正站在哪级阶梯上？你预计自己在五年后会站在哪级阶梯上？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构成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的基础，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构成未来坎特里尔阶梯表的基础。
这些满意度指标对创造性破坏有何反应？[19]图11.5表明：创造性破坏增加了焦虑，但在控制了创造性破坏对失业的影响后，程度将减轻（虚线）。或者说，失业是创造性破坏加剧焦虑的作用渠道之一，但并非唯一渠道。从之前的讨论中我们或许能看出，学历过时以及更普遍的失去企业中的位置也会造成影响。
图11.5 创造性破坏与焦虑程度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图11.6a则显示，即使考虑到对失业的影响（实线），创造性破坏对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的总体效应仍接近于零。这意味着工作破坏的负面效应被工作创造和增长的正面效应抵消了。而当我们忽略对失业的负面影响时，创造性破坏对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具有积极效应（虚线）。这些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第一个预测。
图11.6b是类似的情形，但利用未来坎特里尔阶梯表作为满意度指标。从中可以发现，较高的创造性破坏率对未来坎特里尔阶梯表的提升甚至超出当前情形，两条曲线都比图11.6a中的对应曲线更为陡峭。事实上，即使我们考虑创造性破坏对失业造成的影响（实线），其整体效应仍然为正面。也可以说，当人们展望五年后的情形时，他们通常会淡化创造性破坏的负面效应（即失业），而强调其正面效应（即工作创造和经济增长）。
最后，图11.7比较了美国失业保障较为慷慨的各州（图11.7a）与失业保障较差的各州（图11.7b）。这些图表明，创造性破坏对生活满意度的积极效应（用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测算）在失业保障较好的地区更为显著。由此证实了类似丹麦模式的失业保障或弹性保障制度的优越性。
图11.6 创造性破坏与焦虑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图11.7 创造性破坏与生活满意度：失业保障较好与较差地区的对比
资料来源: P. Aghion, U. Akcigit, A. Deaton and A. Roulet,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12（2016）:3869 -3897。
让弹性保障发挥作用
丹麦的弹性保障模式具有双重优势，既减少了可能制约创造性破坏进程的劳动力市场的僵化，[20]又给人们的职业道路提供某些保障，使他们能更为平缓地度过失业期，减少收入损失，并有望快速回到就业状态。对劳动者而言，弹性保障意味着从“岗位保障”转向“就业保障”或者说“就业能力保障”（employability），便于适应创新带来的更频繁的职业转换。欧盟理事会认为，弹性保障“需要灵活可靠的合同安排……全面的终身学习策略，有效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现代社会保障体系”。[21]
正如该机构所述，职业培训与技能培训是成功的职业转换的关键因素。为强调这点，两位丹麦学者奥维·彼得森（Ove Kaj Pedersen）与索伦·安德森（S?ren Kaj Andersen）发明了“流动性教育”（mobication）的概念，把流动性（mobility）与教育（education）结合起来。[22]此概念背后的思想是，技能发展不仅能促进劳动力市场内部的流动性，还可以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例如我们在第3章讨论的人工智能革命等新挑战。
4.结论
创造性破坏会如何影响人们的真实生活经历？在本章中，我们指出创造性破坏将提高失业乃至更普遍的失去地位的概率。此外，它对美国人的健康造成了消极影响，但在丹麦并非如此。最后，创造性破坏对个人生活满意度有双向作用：一方面增加焦虑感，另一方面提升对未来就业和增长的期望。总体而言，创造性破坏未必会导致健康恶化、幸福感下降，一切还取决于制度环境。为争取支持并避免滑向民粹主义，必须有社会安全网来辅助创造性破坏过程。如近期的新冠疫情所示，第一个安全网是全民普及的高质量医疗服务。第二个安全网是最低收入体系，以消除贫困陷阱。第三个安全网则是弹性保障体系，给予创新企业招募和解聘员工所需的灵活性，同时给人们的职业发展提供保障。这样的保障以充分的失业保险和有效的终身培训相结合为基础，让人们能更容易找到新的工作。这里也是政府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作为保险人应对创造性破坏和失业带来的风险，以及作为投资人促进教育和创新。我们将在第14章以及全书结语部分更详细地探讨最后一点，并总结资本主义的未来。
[1] 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2] 本节和第3节介绍的实证结来自: 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Angus Deaton, and Alexandra Roulet,“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12（2016）:3869 -3897.
[3] 对此问题的不同分析视角，可参阅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Growth and Unemploy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1, no. 3（1994）:477 -494; Dale T. Mortensen and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 in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1,no. 3（1994）:397 -415; Andreas Hornstein, Per Krusell, and Giovanni L. Violante,“The Replacement Problem in Frictional Economies: A Near Equivalence Result,”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3, no. 5（2005）:1007 -1057.
[4] Aghion and Howitt,“Growth and Unemployment. ”
[5] 参见本书第1章有关参考文献，比如Steven Davis and John Haltiwanger,“Labor Market Fluid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47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December 2014）.
[6] Aghion, Akcigit, Deaton, and Roulet,“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7] 日期t -1到日期t的工作创造率是指现有机构扩张或新机构创立带来的全部新工作的总数，除以该就业区在日期t -1到日期t的工作岗位平均数。与之类似，工作摧毁率指机构收缩或关闭导致的工作损失的总数，除以该就业区在该时段的工作岗位平均数。
[8] 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Ari Hyytinen, and Otto Toivanen,“On the Returns to Invention within Firms: Evidence from Finland,”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8（2018）:208 -212.
[9] 表11.1来自如下研究的启发: Philippe Aghion, Peter Howitt, and Fabrice Murti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and Growth: When Lucas Meets Nelson-Phelps”（NBER Working Paper No. 1581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March 2010），并更新了1961—2017年的数据。
[10] A. Deaton, The Great Escape :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11] 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2017）:397 -476.
[12] Daniel Sullivan and Till von Wachter,“Job Displacement and Mortality: An Analysis Using Administrative Dat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no. 3（2009）:1265 -1306.
[13] Alexandra Roulet,“The Causal Effect of Job Loss on Health: The Danish Miracle,” in “Essays in Labor Economics” （Ph. D. diss. , Harvard University,2017）.
[14] 对任职时间不足12年的管理层员工，不存在离职金。对任职时间为12~17年的，离职金等于1个月的工资。对任职时间超出17年的员工，离职金最多为3个月的工资。
[15] Andrew E. Clark and Claudia Senik-Leygonie, eds. , Happi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 Lesson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See also Cecile Daumas,“La croissance harmonise le bonheur de tous,”interview with Claudia Senik, Libération, October 24,2014.
[16] See Richard A. Easterlin,“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in Economic Growth, ed. Paul David and Melvin Reder, 89 -125（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Claudia Senik对这一悖论的解释是，繁荣与标准化的幸福度指数其实密切相关:福利国家的发展让有形公共品（教育和医疗）与无形公共品（公民权利、政治多元化）变得更为广泛可及。
[17] See Joseph Stiglitz, Amartya Sen, and Jean Fitoussi,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CMEPSP, Paris, 2009.
[18] Hadley Cantril, Pattern of Human Concern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5）.
[19] Aghion, Akcigit, Deaton, and Roulet,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20] 关于法国的弹性保障，参见Olivier Blanchard and Jean Tirole, Protection de l'emploi et procédures de licenciement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aise, 2003）.
[21] See“Towards Common Principles of Flexicurity: More and Better Jobs through Flexibility and Security,”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COM（2007）359, Brussels, June 27,2007, https: // eur-lex.europa. eu / legal-content/ EN/ TXT/ ? uri = celex%3A52007DC0359.
[22] See, for example, Ove K. Pedersen,“Flexicurity, mobication og europ?isk besk?ftigelsespolitik,” in Dansk flexicurity : Fleksibilitet og sikkerhed p? arbejdsmarkedet, ed. Thomas Bredgaard and P. Kongsh?j Madsen, 265 -287（Copenhagen: Hans Reitzels Forlag,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