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化
正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所言，国际贸易有利于更好的劳动分工，继而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世界范围的繁荣。那么，为什么贸易全球化近来在发达国家遭遇日趋激烈的反对？部分答案显然在于，全球化可能导致广泛的生产外包与去工业化。确实在过去50年里，美国铁锈地带、英格兰与威尔士北部、法国北部与比利时南部的矿区，以及法国东部与德国的钢铁生产区都出现了相当多工厂关门与大规模失业的现象。
先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是新冠疫情暴发，让有关全球化的经济影响的讨论重新点燃。特朗普于2016年11月当选时，承诺要对外国进口产品树立关税壁垒，以保护美国的工业与就业。2018年，美国对漫长清单上的外国产品实施加税与进口配额。例如在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提高了太阳能板与洗衣机的关税。3月，又对铝材、钢材、汽车及其配件加征关税，全都假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随后，又是针对各种类型中国产品的一系列大幅加征关税。此外，欧盟对美国出口的价值75亿美元的产品的关税率也从10%被抬高至25%，包括法国的葡萄酒、意大利的奶酪和苏格兰的威士忌等。这些措施加起来将严重拖累全球经济增长。[1]
全球增长还遭遇了更新的一轮灾难：新冠疫情。经济预测师们起初抱有较乐观的展望，估计疫情将在2020年第一季度在中国达到峰值，然后较为平缓地传播到其他国家。但事实上疫情蔓延迅猛，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当年全球经济将下滑3%，发达国家首当其冲，法国经济将比上年收缩7.2%，美国则为5.9%。[2]
特别是，新冠疫情凸显了“价值链”（也称为供应链）的重要性，即连接各国的跨境生产过程。链条上的每个国家都提供最终产品中包含的某些原材料、服务或者部件。经合组织认为，目前约70%的国际贸易涉及全球价值链。中国在越来越多的价值链中扮演着中间产品生产商的角色，包括信息技术、电子、制药和运输设备等产业。所以，中国经济的任何减速都将给全球总产出造成巨大影响。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中，由于发达国家广泛采用准时制（Just in time）生产方式，这一效应可能变得特别突出。
本章将聚焦于全球化与创新的关系，并涉及国际贸易和移民问题。具体而言，我们将分析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来自它的进口增加对美国和欧洲的就业与创新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否表明特朗普大规模提高关税的行动师出有名？可否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为什么出口市场扩张会刺激创新？移民迁入对创新有何作用？下文将展开有关的讨论。
1.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
中国产品在全球总进口中的份额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出现跃升，从1999年的3%到2012年的10%。图13.1显示中国在美国和欧洲进口市场中所占份额有惊人提升（1980—2007年），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份额则维持稳定。[3]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显然加速了这一进程。那我们应该担忧来自中国的竞争加剧吗？我们又该怎样应对？
图13.1 来自中国与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进口在欧洲和美国总进口中的占比
注：欧洲的数据包含如下12个国家：奥地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
资料来源：转引自Bloom, Draca and Van Reenen（2016）,“Trade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s on Innovation, IT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3, no. 1（2016）:87 -117，图1。
中国进口冲击的负面影响
对就业与工资的影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劳动力市场有何影响？从理论上并不容易推导出答案。我们设想美国有个特定地理区域（地区R），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会如何影响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对此，我们需要考虑两个相反的作用。首先，中国入世会加剧地区R出售的产品的市场竞争，对其就业与工资产生不利影响。例如中国生产汽车，地区R也专业从事汽车生产。因此，来自中国的汽车进口增加会使对R地区的产品的需求减少，继而给当地劳动力市场带来负面效应。但同时，中国入世也增加了中国自身对汽车的需求，这可能促进地区R的产出增加，从而给当地的就业和工资带来正面效应。
目前看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这意味着中国冲击的负面效应会超出其正面效应。[4]而事实上我们在下文会看到，美国的制造业部门面对中国进口冲击的表现尤其脆弱，这部分源于生产外包，部分源于美国本土企业的裁员，还有部分原因是工资下降。[5]
图13.2是来自戴维·奥托等人的一项开创性研究，显示了中国进口产品在美国的市场渗透率变化（图中实线），以及美国的工业就业人数在全体人口中的占比变化（图中虚线）。[6]该图表明，中国进口渗透率在整个时期中稳步提高，从1991年的0.6%增至2007年的4.6%，而且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加速。与此同时，美国工业就业人数的占比从1991年的12.6%降至2007年的8.4%，并且在21世纪头10年加速下跌。
图13.2 中国进口渗透率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utor, D. Dorn and G. H. Hanson,“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no. 6（2013）:2121 -2168，图1。
不过，美国的这一总体景象是否真实反映了各地方经济的实情？或者说，受中国进口冲击最严重的地区是否也是制造业就业下滑幅度最大的地区？对于这些问题，上述研究的作者们采用了名为“偏离份额分析”（shift-share instrument）的经济计量方法。其基础是构建一个反映中国进口对各地冲击程度的指标，包含地方经济的产业构成信息，以及全国层面的产业冲击程度的信息等。为了更形象地说明，我们假设美国汽车产业对来自中国的汽车进口增加尤其敏感，于是，本土汽车产业集中的地区将遭受强烈冲击。相反，很少人从事汽车制造的地区则几乎不受什么影响。该研究最终发现，某个地区的中国进口渗透率高会导致当地的工业就业岗位显著减少。在这些工作岗位损失中，25%源自失业增加，75%源自劳动力市场参与率降低。[7]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最容易受工业就业减少的打击。此外，工业就业岗位的流失并未得到非工业就业增加的补偿。工业就业减少更多是被服务业就业岗位替代。平均而言，在1990—2007年的美国制造业就业损失中，有21%是因为中国进口的竞争加剧，这相当于使150万劳动者失去了生计。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呼吁美国制造业返回国内，主要是为动员这批工人以及其他类似群体。
工作岗位损失并非中国进口冲击的唯一后果，工资也相应下跌。因此，中国进口冲击对地方经济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工资下跌导致对本地服务的需求减少，同时服务业就业岗位的劳动力供给却在增加。
对创新的影响。中国进口冲击对创新有何影响？对此的初步回答可以参考近期的一项研究，关于中国进口与创新（用专利测算）之间的关系。[8]图13.3描述了1975—2007年专利申请数量以及1990—2007年中国总进口的变化。在1991—2001年间，中国进口的增加伴随着专利申请数量提升。对此图的一个直观感受或许认为，中国进口促进了创新。不过更细致地看，中国进口自2001年加入世贸后出现加速，而美国的专利申请却在此时点后开始减少。
图13.3 美国专利申请数量与来自中国的进口的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utor, D. Dorn, G. H. Hanson, G. Pisano and P. Shu,“Foreign Competition and Domestic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US Pat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Insights 2, no. 3（2020）:357 -374，图1A。
但需要注意，我们这里谈的是美国经济的总体情况。那么，具体企业遇到的情况如何？上述研究的作者发现，当某个产业部门的中国进口渗透率上升时，美国该产业中的企业创新力下降。[9]
中国进口冲击对美国工业企业创新力的负面影响该如何解释？一个自然的说法是，中国的劳动力比美国便宜，来自中国的竞争加剧压缩了美国企业的利润水平，使它们的投资激励和投资能力下降，尤其是对创新的投资。上述研究则指出，某个产业的中国进口渗透率提高不仅会打击美国企业的总收益，还会削弱其研发投资。总之，该研究认为中国进口对美国企业的创新总体上具有负面效应。然而，这一效应是对所有企业都适用，还是根据企业的性质而有所区别？
中国进口冲击的不同效应
生产效率不同的企业。本书第4章提到，竞争加剧会使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加强创新，以超越竞争。相反，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则会受竞争加剧的打击。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中国进口冲击对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的负面效应可能更大，但对靠近前沿的企业有正面效应。我们再回想下那个优秀的新学生加入班级的比喻：其他好学生会受到竞争的刺激，为保持名列前茅而加倍努力，但成绩较差的学生会因为新同学加入而愈加灰心，从而拉大落后的距离。
这正是我们看到的法国在1995—2007年的情形。[10]平均而言，中国进口冲击对法国企业的总收益、就业人数与生存概率的影响是负面的，同之前有关美国的研究一致。但如果把靠近技术前沿与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分开，就会证明上述推测：中国进口冲击对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定义为生产率最低的10%）具有负面影响，对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定义为生产率最高的10%）却有正面影响。这一发现说明，应对中国进口冲击的正确方式不是抬高关税，以削弱来自中国的竞争，而是鼓励创新投资，同时把资源和就业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转移到较高的企业。
上游冲击还是下游冲击？第二个可能性是，中国进口冲击其实是两个不同类型冲击的组合：一方面是对企业产品链的下游（即最终产品市场）的冲击，会直接加剧该市场的竞争；另一方面是对上游的冲击，影响企业用以制造产品的投入品的市场。以法国的汽车产业为例，在进口冲击影响到整车市场时，汽车企业的创新激励可能减弱，因为潜在的创新租金变小了，这是对下游的冲击。相反，如果进口冲击影响的是汽车配件市场，使该市场的竞争加剧，则汽车制造商的生产成本可能下降。于是创新租金可能增加，企业的创新激励会变强，这是对上游产业的冲击，其预期效应可能同下游冲击相反。从实证数据中我们发现，与美国市场相比，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更多发生在法国生产链的上游位置。[11]
我们可以把进口冲击分解为上游冲击与下游冲击，以分析其对创新的不同作用效果。[12]结果发现，上游冲击对于创新有轻微的正面效应（图13.4a），不过下游冲击对创新具有强烈的负面效应（图13.4b）。[13]
图13.4 下游冲击和上游冲击对创新的不同效应
注：纵轴对应1993—2000年与2000—2007年之间的平均专利申请数的变化。横轴对应这两个时期企业上游或下游市场来自中国的进口的变化。
资料来源: P. Aghion, A. Bergeaud, M. Lequien, M. Melitz and T. Zuber,“Imports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Level Dat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20。
这再度表明，无差异的保护政策并非对外国进口冲击的最佳反应策略，特别是因为此类政策可能引起出口国的报复，如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那样。当年3月8日，美国对来自中国的钢铁进口和铝制品进口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3月22日，美国又公布了要加税的更多中国产品清单，包括平板电视、卫星和医疗设备、汽车部件以及电池等。几天后，中国采取报复行动，对包括大豆、汽车和葡萄酒在内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而我们下面要指出，出口对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2.出口与创新
我们的增长理论认为，打开新的出口渠道能促进创新。原因何在？一是因为市场规模效应，如果企业能把产品出口到新的国家，其市场规模将扩大，创新租金也会提高，创新产品能卖到更广阔的地方，强化对创新的激励。第二个因素是，在更广阔市场上经营的企业将面临其他同行的更激烈竞争。如前文所述，竞争会促进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因此，打入新的出口市场可以促进创新，尤其是对靠近技术前沿的最具生产效率的企业。
数据能为此提供支持吗？1988年底，美国与加拿大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为分析新出口市场对国内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理想场景。[14]该协定大幅降低了美加两国之间的关税。对希望把理论付诸实践检验的计量经济学家来说，这是天赐良机，提供了观察企业如何对关税下调做出反应的自然实验。图13.5明确显示，该协定促进了加拿大的制造业厂商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这一研究还指出，贸易自由化不仅增加了加拿大的出口额，也对该国企业的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效应，意味着对创新有所推动。
图13.5 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对加拿大制造业向美国出口的作用
资料来源：转引自A. Lileeva and D. Trefler,“Improved Access to Foreign Markets Raises Plant-Level Productivity. .. for Some Pla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 no. 3（2010）:1051 -1099，图Ⅲ。
出口市场与创新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利用法国1994—2012年间的微观经济数据，阿吉翁等人的一项研究发现，出口对于法国企业获得的专利数量和质量都有影响。[15]图13.6表明，在出口最多的企业中，创新企业占据主导地位。
图13.6 创新企业在出口百分位组别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M. Lequien and M. J. Melitz,“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Market Size o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Level Exports”（NBER Working Paper No. 246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May 2018），图2。
当然，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出口与创新存在同步，并不等于说其中之一是另一个的原因。相关性或许是源于同时对二者有影响的第三个因素。于是，我们分析了企业的出口市场扩张，即出口冲击对企业若干特征（包括销售额、雇员人数、以专利数量和质量反映的创新力等）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出口冲击对企业的销售额和雇员人数有即期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出口冲击产生了短期的市场规模效应。其次，出口冲击对创新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包括开创性专利（在先专利）的数量，以及企业专利在获得授权后的五年内被引用的次数。相比营业额或雇佣等方面的决策，创新是个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见效的过程，因此我们很自然会看到需求冲击同创新作用之间存在某些时滞。再次，该研究还发现与前一节的推测相符，出口冲击对专利数量和引用次数的积极效应在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对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则相反。
总之，扩大出口市场显然激发了创新。试图用笼统而不加区别的保护主义政策缓解竞争冲击，似乎并不是最佳应对策略。
3.应对贸易冲击
有两种方式应对外国竞争：一种是提高进口税率（关税），另一种是鼓励本国企业创新，特别是为研发投资提供补贴。
提高进口关税可能有危险性，出于如下三个原因。第一，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可能需要上游的中间产品。[16]统一提高进口关税会不加区别地影响到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可能大幅提高投入品价格与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为维持利润，企业必须提高产品售价，这会造成国内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并压缩企业的市场规模。例如，有家美国汽车制造商从中国供应商手中购买后视镜，如果美国提高全部中国进口产品的进口税，则中国生产的汽车与后视镜的价格都将受到影响。虽然对中国汽车的关税提高或许对美国汽车制造商的销售有正面效应，但加征后视镜的关税却会增加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生产成本。
第二，跨国企业可以轻松化解对某些国家征收的关税，把生产转移到不受关税政策影响的其他国家。例如有家美国鞋类制造商，其大部分生产已外包给中国。如果美国对中国生产的鞋类加征关税，以惩罚此类外包，该公司完全可以把生产转移到尚未受该政策影响的越南。于是，关税提高政策无助于把鞋类的制造带回美国本土。
第三，前文已经讨论过关税或许对创新有负面影响。一方面有市场规模效应，针对特定国家的惩罚性关税可能引发报复，这些报复措施将缩小本国企业的出口市场，从而打击创新。另一方面还有竞争效应，树立关税壁垒会削弱进口市场和出口市场的竞争力度，使本国企业丧失创新激励，无论它们是在本国同进口产品开展竞争，还是在出口市场同外国企业竞争。
对此，图13.7可以提供启示——该图来自阿克西吉特等人的研究（Akcigit、Ates and Impullitti, 2018）,[17]并基于梅里兹（Marc J.Melitz, 2003）的开创性论文，梅里兹提出，只有超出某个生产率门槛的企业才具有出口能力。[18]其基本思想是，出口需要一定的固定成本，只有生产率足够高的企业，通常是最大的企业，才有投入的实力。
图13.7 进口能力和出口能力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设想有家企业生产中间产品，然后将其卖给生产最终产品的其他企业。采购方企业可能和生产方企业同处一个国家，也可能分属不同国家。另外，生产方企业与外国企业存在竞争。例如，有家生产汽车发动机的法国企业M，希望把产品卖给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整车制造商。 M与外国的发动机生产商存在竞争，如果它的生产率不够高（处于图13.7中I点的左侧），性价比较低，则作为其潜在客户的各国整车制造商（包括法国厂商在内）都会选择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发动机。所以I点被称为“进口门槛值”。如果M的生产率超出了这个水平，则法国的整车制造商愿意从它手里采购，而不再选择其外国竞争对手。
从图中的生产率横轴再向右侧移动，我们将来到E点。此时，企业M的生产率提高到可以出口产品的水平，也就是说，该企业不仅能把发动机卖给法国整车制造商（已位于I点右侧），还能开拓外国客户，市场规模自然随之扩大。 E点由此名为“出口门槛值”：超出这个生产率水平后，该中间产品生产商（法国的发动机公司）就能进入外国市场。
下面来看看国内企业的创新。为改进质量，提高性价比， M必须通过创新提高产品质量，或者降低生产成本（以便压低发动机价格）。当这家中间产品生产商的生产率在图13.7中从左向右移动时，其创新密度会如何变化？答案可见于图13.8。从最左侧开始，随着该企业更加靠近进口门槛值I，创新密度逐渐提高。因为越靠近进口门槛值，该企业在本国中间产品市场上面临的外国企业竞争就越激烈，创新动力也会越强。学者们将其称为“防御性创新”，意思是旨在守住本国市场的创新。
而一旦该企业跨过进口门槛值I，其创新密度会下降，因为企业在本国市场上已经没有外国企业的挑战，通过创新来超越竞争的动力随之消失。然而当该企业更靠近出口门槛值E的时候，它同外国企业争夺外国市场的竞争将日趋激烈。于是我们重新看到该企业的创新密度提高。学者们称其为“扩张性创新”，意为旨在夺取新的外国市场的创新。
请注意，当企业跨过进口门槛值或出口门槛值以后，创新密度并未立刻下跌。事实上，如果企业在跨过任何门槛值后就马上停止创新，则很可能失去刚刚获得的市场，换言之，竞争对手的性价比稍有提高就会让战局反转。总体上，本国中间产品生产商的创新密度曲线类似于一条有两个峰值的山形，如图13.8所示。
图13.8 创新密度与生产率水平的关系
注：横轴反映生产率与0水平的偏离度。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T. Ates and G. Impullitti,“Innovation and Trade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NBER Working Paper No. 2454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Cambridge, MA, April 2018），图9A。
在了解这一普遍模式后，我们再来探讨进口关税提高会如何影响该曲线。从理论上讲，关税提高会使进口门槛值向左移动（见图13.9），曲线则会从原先的实线变成虚线。外国生产的中间产品被加征关税，增加了其生产成本，使外国企业更难在本国市场上竞争。于是，国内企业赢得市场所需的生产率门槛将下降。进口关税带来削弱竞争的效果，从而减弱了防御性创新（确保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占据主导的创新）。但与此同时，扩张性创新的需求将维持不变。所以总体看，保护主义关税的长期影响将是削弱本国中间产品制造商的创新与生产率提高。
图13.9 实施保护主义关税造成的曲线变化
注：横轴反映生产率与0水平的偏离度。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T. Ates and G. Impullitti,“Innovation and Trade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NBER Working Paper No. 2454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Cambridge, MA, April 2018），图13B。
相反，为生产中间产品的国内企业提供研发补贴会有不同的效果。如图13.10所示，此类补贴会使曲线向上移动（从原先的实线到虚线），因为它给所有企业都带来了创新激励。研发补贴会给防御性创新和扩张性创新都带来促进作用。相关的研究还发现，由此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与居民消费增长基本上可以抵消补贴所需的成本。
图13.10 研发补贴造成的曲线变化
注：横轴反映生产率与0水平的偏离度。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T. Ates and G. Impullitti,“Innovation and Trade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NBER Working Paper No. 2454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pril 2018），图16A。
以上讨论并不意味着，永远都无须考虑保护主义政策。在处理有社会倾销或环境倾销行为的外国企业时，或许有必要动用此类政策。[19]我们这里的分析是说，仅就应对外国企业并无不公平的竞争而言，相比大幅提高进口关税，采用对知识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以及产业政策等工具，更能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长期繁荣。
作为例证，我们可以比较法国与德国对抗击新冠的产品和设备的政策。我们发现，德国对抗击新冠产品所需的生产价值链保持了较强的控制，包括药物（试剂、药品和活性成分等）、医疗设备（特别是呼吸机）与防护设备（手套、口罩等）。[20]实现控制的手段主要是投资和创新，而非保护主义措施。图13.11显示了法国（灰色曲线）与德国（黑色曲线）自2000年来上述产品的进口和出口的变化。德国的出口在2002年与法国处于类似水平，此后快速提高，远远超过法国。这并非由于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德国进口的抗击新冠类产品同样在增长。德国人取得这样的结果是靠维持高水平的竞争力（即高性价比），源于对质量改进创新的大规模投资和培育社会对话机制。其成就毋庸置疑：如今的德国在呼吸机和检测上都拥有更好的物质装备，能比法国更好地应对疫情。
图13.11 抗击新冠所需产品的进口和出口的变化
资料来源: Aghion P. , Bellora C. , Cohen E. , Gigout-Magiorani T. , Jean S. ,“Masques, respirateurs, tests ... Pourquoi la France doit repenser sa politique industrielle après la crise du coronavirus”, Challenges, 8 April, 2020。
4.移民与创新引领型增长
除产品外，全球化还促进了人员的流动，特别是在技术领先的国家之间。本节我们将探讨对高技能人员的移民限制如何影响创新。[21]
历史上欧洲人对美国的移民尤其具有启发性。阿克拉基斯等人（Arkolakis、Lee and Paters）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指出，1890—1920年的两个并行进程值得关注。[22]第一个进程是，美国追上英国和法国，成为全球技术最发达与从人均GDP来看最富裕的国家。第二个进程是，美国迎来了大量移民，主要来自欧洲。该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证明这两个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也就是说，证明欧洲移民推动了美国取得技术领先地位。
这些学者收集了包含移民来源国与抵达美国日期的移民记录，并与1880—1920年的专利记录匹配，得以评估欧洲移民对美国创新与增长的影响。图13.12显示的是，如果美国没有对欧洲移民开放，其人均GDP会遭受的损失。在该图背后的增长模型里，创新根据专利和移民数据测算。更具体地说，若美国在1880年对全体外国移民关闭边境，它在1920年的人均GDP将比历史上的实际水平低30%（圆点标志线）。该图还显示，如果美国对来自德国和英国的移民封闭（三角形标志线），以及对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封闭（方形标志线），其收入水平可能遭受的损失。
图13.12 封闭边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资料来源: C. Arkolakis, S. Y. Lee and M. Peters,“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United States' Rise to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June 2020。
为什么移民促进了150年前的创新与增长？原来，从欧洲迁往美国的移民会成为多产的创新者，但必须在他们抵达美国几年之后。图13.13根据1880—1920年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居住满10年及以上的欧洲移民产生的创新，要多于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以及更近期抵达的欧洲移民。上述学者提出的一个自然解释是，这些移民在美国永久扎根下来以后，能够把他们在母国形成的创意付诸实践，推出创新成果。
图13.13 不同群体获得专利的概率
资料来源: C. Arkolakis, S. Y Lee and M. Peters,“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United States' Rise to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June 2020。
如今的移民与创新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近期由伯恩斯坦等人开展的一项研究利用1976—2012年的数据发现，出生于其他国家、在20岁后才来到美国的人群贡献了23%的总产出（图13.14），这超出他们在美国的创新者中的人数占比（16%），更高于他们在美国总人口中的占比（10%）。[23]因此，从近期和较为久远的过去看，生于外国的移民对美国的创新显然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图13.14 移民在不同组别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转引自S. Bernstein, R. Diamond, T. McQuade and B. Pousada,“The Contribution of High-Skilled Immigrants to Inno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Paper no. 3748,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November 6,2018，图1。
还有，该研究表明创新者的意外或过早死亡会影响其合作者群体的生产率，测算指标是这些合作者申请的专利数量。创新者的意外死亡可以理解为对合作者群体的突发性负面冲击。[24]与本国出生的人相比，当创新者是出生于外国时，其意外离世对生产率造成的打击更为严重。
睿智的移民带着自己在母国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而来，在某些领域，他们可能在迁入国居于先进位置。我们以迁往其他国家的以色列创新者为例，由于以色列在水生产技术上领先于全世界，接收大量以色列创新者的国家将更有希望在水生产领域取得突破。[25]更一般地说，我们可以证明，拥有某些专长的外国创新者迁入与迁入国在这些领域的未来创新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专业从事某种技术的外国创新者的人数如果增加1倍，移民接收国未来10年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的概率将提高25%~60%。[26]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启发是，由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高素质个人组成的人群的多样性也能促进创新。来自不同背景的创新者可以把互补性的文化、技能和知识融合起来，从而深化思想认识。事实表明，多样化的高技能移民对迁入国的生产率增长确实有积极影响，表明移民的多样性促进了创新。[27]
那么，高技能移民的加入为何能促进迁入国的创新？原因之一与教育有关，例如威廉·科尔（William Kerr）发现，1995—2008年迁入的移民占美国有大学学历的劳动人口增量的29%。[28]移民尤其集中在理工科专业领域（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即所谓的STEM）。在理工科领域被引用最多的250名学者以及诺贝尔奖得主中，出生在外国但定居在美国的人远远超出其人口所占的比例。[29]原因之二与内在动力（intrinsic motivation）的概念有关，科尔也对此做了相关研究。此概念基于两个统计现象，一是与本土出生的人相比，移民及其子女严格来说并未在理工科领域表现更好，但他们选择这些专业的人数更多，因此也有更多人脱颖而出。二是在相同的教育水平上，移民的创造力似乎更强。这两个现象合起来表明，移民比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更有进取心、更意志坚定，也更愿意承担风险。这一内在动力源自哪里？有两个源头，首先是个挑选过程，只有最具进取心和动力的人才有足够的意愿成为移民，肯接受迁移的风险。其次，移民过程本身能帮助培养争取成功的信念。
虽然移民对创新有积极作用，但对输出国而言却有人才外流的忧虑。从贫困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不应该使输出国丧失发展本国经济所需的人才。在理想情况下，应该让高技能人才能够返回母国，同时又不至于切断同接收国的联系。如果在母国的发展不够顺利，应该允许他们再回到移民接收国。构筑这样的安全网，而非永久性地关闭国门，才是鼓励高技能人才返回自己出生国的最佳策略。[30]
5.结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之后的进口冲击给美国的就业和工资总体上带来了负面影响。如果没有美中贸易额在1990—2007年的增长，2007年的美国制造业会多出150万个工作岗位。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个错误，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对自己有利呢？答案是否定的，基于至少三个原因。首先，如本书第11章论证的那样，失业风险可以用建立社会安全网等方式来更好地应对。其次，贸易的发展降低了商品价格，使美国居民家庭的年均购买力增加了大约1 171美元。[31]再次，发动贸易战有招致对方报复的风险，反过来压缩本国企业的出口市场，对促进创新不利。
相反，给本国企业提供研发补贴有更好的效果，既能推动创新，又有利于增强对价值链的控制。事实上，赢得竞争力角逐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投资和真正的供给侧政策。德国的案例可以为此作证。21世纪初，德国和法国在抗击新冠类产品（如口罩、呼吸机和试剂等）上几乎并驾齐驱。但在随后数年，德国成为这些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并维持了对战略性医疗产业价值链的控制。德国的成绩并非依靠保护主义，而是源自创新、产业政策和社会对话机制，综合起来提升了德国生产商的竞争力。
最后，虽然保护主义和贸易战应该尽可能避免，但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用关税工具。对于制止社会倾销或环境倾销，关税可能是必需手段。我们在第9章指出，碳关税可以成为在国际上打击“污染天堂”的武器。当然这类关税的设计与实施必须有跨国框架（如世界贸易组织或欧盟等）作为支持，而不能由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行动。
最后，近期研究还表明，移民对迁入国的创新有积极促进作用，特别是高技能或充分融合的移民群体。
[1] 关于美国贸易战对价格和福利的影响的出色综述，可参见M. Amiti, S. J.Redding, and D. Weinstein,“The Impact of the 2018 Trade War on U. S. Prices and Welfa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 no. 4（2019）:187 -210.
[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 The Great Lockdown,April 2020.
[3] N. Bloom, M. Draca, and J. Van Reenen,“Trade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s on Innovation, IT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3, no. 1（2016）:87 -117.
[4] 例如2018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约为美国向中国的出口额的3倍。
[5] See A. B. Bernard, J. B. Jensen, and P. K. Schott, “Survival of the Best Fit:Exposureto Low-Wage Countries and the（Uneven）Growth of US Manufacturing Pla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8, no. 1（2006）:219 -237;J. R. Pierce and P. K. Schott,“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7（2016）:1632 -1662;D. Acemoglu, D. Autor, D. Dorn, G. H. Hanson, and B. Price,“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4,no. S1（2016）:141 -198; D. H. Autor, D. Dorn, G. H. Hanson and J. Song,“Trade Adjustment: Worker-Level Evid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no. 4（2014）:1799 -1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