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之谜
18世纪末兴起的持续且无间断的增长，毫无疑问是经济发展史上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在一个增长几近停滞的世界中，突然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累积式扩张过程，带来人均生活水平的指数式提高。人类在18世纪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住房、营养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在当前的发达国家，饥饿或寒冷导致的死亡已几乎绝迹，而19世纪末时仍极为普遍。在17世纪，25%~30%的新生儿会在1岁前夭折，50%活不到20岁。今天欧盟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则仅有4‰。
如何解释全球GDP与人口在1820年之前的停滞？为什么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就是许多重大发现的诞生之地，却直到1820年才启动持续的增长？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非其他地方，特别是曾发明轮子与算盘的中国？起飞的发动机是什么，技术进步还是制度进步？我们将尝试在本章解答上述问题，用历史事实和数据来印证不同的增长理论。
1.长期序列数据的启示：安格斯·麦迪森[1]
收入与人口的持续增长是近期才发生的现象
在公元1000—2000年间，全球GDP增长了300倍，人口增幅则为23倍，或者说这期间的人均收入提高至原来的13倍。作为鲜明对比，在之前的1 000年中，人口仅增长了1 /6，人均收入水平基本维持不变。增长史的真正突破发生在1820年前后，距今不过200年时光。所以，我们今天感觉自然而然的人均GDP增长，从人类历史的大尺度来看却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现象（图2.1）。在1000—1820年间，全球人均GDP的平均增速非常低，每年不到0.05%。而在1820—1870年，这个增速提升至0.5%，在1950—1973年更是达到3%~4%。
图2.1 1000—2008年全球人均GDP
资料来源: Maddison Historical Studies Project（2010）,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增长伴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在公元1000年时，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仅为24岁，其中1 /3会在1岁前夭折。转折点同样出现在1820年。这之前的预期寿命增长非常有限，全世界新生儿的平均预期寿命在1820年仅为26岁，但此后进入了指数式增长，1999年达到66岁。
人口状况呈现与GDP极为类似的变化轨迹。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虽然出生率很高，接近40‰，但死亡率也一直很高，接近38‰，因此人口增长缓慢。世界人口从公元元年到1000年仅增长了18%，而在1000—2000年却增长了23倍。作为首先经历起飞的地区，欧洲各国也最早出现人口的显著增长。事实上，法国的人口从1750年起便明显增加（图2.2）。除法国等少数国家外，生育率直至1880年才开始下降。法国、德国与荷兰等国几乎同时出现了婴儿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现象，而在瑞典、比利时与丹麦等国，婴儿死亡率下降明显早于生育率下降。经济起飞和与之相伴的人口爆发式增长令人好奇：这两个现象是各自维持的吗？还是说GDP增长导致了人口爆炸？点燃爆发式增长的火花是什么？
图2.2 主要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 Maddison Historical Studies Project（2010）,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除人口变化外，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在19—20世纪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19世纪初期开始，农村人口大量迁出。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大多数人口住在农村，城市化率很低，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是意大利北部与荷兰。当时荷兰的城市化率达到37%，为整个欧洲之最，紧随其后的英国和比利时约为20%。意大利、西班牙、丹麦与葡萄牙等另外几个欧洲国家，由于之前几个世纪的商业发展，城市化率也突破了15%。[2]不过直至19世纪初，农村人口占欧洲全部人口的比重依然接近90%（图2.3）。[3]该比率自1800年开始下降，到1975年降至36%。[4]在1800—1980年间，居民超过10万人的欧洲城市的数量增长了42倍。
图2.3 1000—1975年城市人口占整个欧洲人口的百分比变化
注：城市人口的定义是居住在超过5 000人规模以上城市的居民。
资料来源: J. V. Grauman（1976）,“Orders of Magnitude of the World's Urban Population in History,” Population Bulletin of the United Nations 8（1976）:16 -33。
多年来，对经济史的量化研究几乎都集中在起飞发生以及之后的时期，也就是19—20世纪。只有安格斯·麦迪森对起飞出现之前的长期增长做了量化分析。麦迪森是重建长期国民核算工作的先驱。他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对公元元年以来的收入水平和世界人口提供了极为详细的分析。追溯到那么久远的时代，由于数据零碎不全，当时也完全没有国民核算的概念，必须依靠各种线索和推测来计算（见专栏2.1）。
专栏2.1 国民账户的发明
国民账户的数据维护直至20世纪中期才出现，但人口普查作为统治者了解其治下人口和产品资源的一种工具由来已久。实际上，政治统治者总在设法测算其管辖疆域中的财富创造情况。在封建时代，国民经济基本上限于农业，农业也就成为税收测算的基础。在1690年的英格兰，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发明了政治算术的概念，这是国民账户的前身。增加税收的愿望促使配第与后来的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尝试测算国民总收入：要么是各种生产要素产生的收入之和，要么是各种支出之和。[5]在法国，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de Boisguillebert）与马雷查尔·沃邦（Marechal Vauban）也采用类似的方法测算国民收入。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弗朗索瓦·魁奈（Fran?ois Quesnay, 1694—1774）发明了第一个从宏观经济角度包含完整国民核算体系的动态理论模型，当然，这一重农学派模型描述的经济是完全以农业为基础的。[6]
直至古典经济学理论出现后，产出才成为核心概念，它是反映新创造价值的流量，而非累积财富的存量。另外，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在价值测算中除了产品还必须加入服务的观念。1929年的大萧条在确立国民核算的重要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的各国政府在制定应对危机的政策时只有很不完善的信息可供参考，如市场指数、运输货物的数量以及制造业生产的不完整指数等。
在美国，商务部要求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库兹涅茨（Kuznets）开发一套国民核算指标。为此，库兹涅茨发明了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在1934年提交给参议院的一份报告中对GDP做了估计。[7]二战推动了投入产出表的创建，基于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研究，投入产出表被并入了国民核算中。[8]同时受英国政府的委托，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与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在约翰·凯恩斯的鼓励和建议下，也准备了一套估测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办法。[9]
法国方面的先驱人物则是弗朗索瓦·佩鲁（Fran?ois Perroux），他于1955年在应用经济学研究院（Institut de Science economique appliquée）首先开展相关的量化分析。[10]但在二战后的30年里，关于法国经济增长真正有参考意义的研究是卡雷等人的成果（Jean-Jacques Carré, Paul Dubois and Edmond Malinvaud,1972）。[11]他们的目标是基于国民核算已经取得的进展，识别和评估GDP增长的决定因素。这项研究在几个国家并行开展，推动了战后的“国民账户核算体系”（systems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的创建。在联合国、经合组织、欧盟统计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跨国专家工作组的支持下，国民账户核算体系逐渐得到改进和完善。
麦迪森与历史数据重建
麦迪森收集了大部分国家自1950年以来的国民账户数据，但重建更早期的GDP和人口数据，则需要适用于各个时期的方法。
对1820—1950年，麦迪森采用的是登记机构和行政机构在历史上收集的收入与人口数据。他首先以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成果为基础，完成数据收集工作；然后以各国采用的技术水平的差异为函数，对估计数据进行适度修正，以实现跨国估计的一致性。例如对法国，麦迪森重点参考了杜丹的研究成果（Jean Claude Toutain, 1987）。[12]为测算GDP，他重点考察主要经济部门的产出。他根据法国的农产品（如谷物、葡萄酒、木材和肉类）与产品价格的档案，估算农业产出。针对制造业，则包含23个分支，共113个序列数据，覆盖1789—1938年的所有工业门类，例如开采加工、冶金、食品、纺织、化学和建筑业等。接下来，麦迪森把测算结果同其他人的估算（Lévy-Leboyer and Bourguignon, 1985）做交叉比对。[13]然后针对19世纪的国境范围做出调整，最终得出了法国自1820年以来的人均GDP数据变化（表2.1）。
表2.1 1820—1913年对法国人均GDP的估算结果（单位:千，1990年国际元）
资料来源: A.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Paris:OECD, 2001）。
对1500—1820年，麦迪森利用近似法测算GDP。他采用的是登记机构留下的人口数据，这在欧洲国家尤其具有可靠性。结合某些历史事件（如战争和疾病）的影响，他对数据做了修订。至于GDP的测算则包含三种可能的情景：某些国家有部门产出数据，特别是比利时；其他一些国家没有留下此类数据，但经济状况与邻国非常相似，于是麦迪森假设法国的人均GDP增长与比利时相同；对本国和邻国都缺乏数据的最后一种情景，麦迪森只能凭经验推测，例如假设俄罗斯的人均GDP以每年0.1%的速率增长。尽管这些推测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主观性，但工业革命之前的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都很低，各国之间可能的差异从很长时间跨度来看会被抚平。
在公元元年到1500年间，对人均收入变化的测算要粗糙得多，因为麦迪森唯一能参考的只有人口数据。他知道欧洲和亚洲在公元1000年的城市化率（居住在10万人以上规模城市的人口比率），继而假设，某个国家的城市化率提高意味着有过剩农业产出，经济中非农活动的比重因之上升。在公元元年到1000年间，欧洲的城市化率近乎为零，因此麦迪森推断，人均GDP接近生存水平，约为今天的每人每年400国际元。中国的城市化率略高，约为3%，麦迪森推测其人均GDP达到了450国际元。
麦迪森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让我们能够修订对西欧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他于2010年去世后，格罗宁根大学发起“麦迪森项目”（Maddison Project）以延续其研究，目标是继续收集关于GDP、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的历史数据。对1820年之后的时期，麦迪森的估计结果没有被大幅修正。对1300—1820年，麦迪森项目开展了重大的历史计量学研究。[14]但从长期看，与1820年之后的起飞相比，此前的增长依然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地球还在转
尽管历史长河中的增长远远比不上1820年后的起飞，但此前的经济并非处于没有任何增长的永恒停滞状态。[15]凯恩斯就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表述了某种微妙的看法。他认为尽管生活水平没有陡然变化，却有上下起伏，某些时候甚至可能在几十年里让人均财富翻番。[16]富凯（Roger Fouquet）与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更近期的研究则指出，若关注1300—1820年这个时间段，会看到人均GDP或上升或下降的显著运动（图2.4）。
图2.4 1300—1800年部分经济体的人均GDP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R. Fouquet and S. Broadberry,“Seven Centuries of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 no. 4（2015）:227 -244，图1。
有两个国家因持续的长期增长而显得出类拔萃。[17]在1350—1420年间，即文艺复兴初兴之际，意大利的人均GDP增长了40%，相当于70年间的年均增速为0.8%。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大瘟疫造成人口急剧下降，使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本增加，加上意大利各城市在海运贸易中的关键地位。
威尼斯共和国在欧洲内部（弗兰德斯、法国、德国与巴尔干地区）、西方国家与东地中海以及西方国家与远东的贸易发展中扮演了尤其关键的角色。威尼斯不只负责促进产品贸易的繁荣，如香料和丝绸等，也加强了来自亚洲、埃及和拜占庭的技术引进，如纺织品生产、玻璃吹制、水稻和甘蔗种植等。威尼斯还处于制度创新的最前沿，特别是引入了新的合同类型来组织12世纪的贸易与投资。具体而言，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贸易必须有不菲的投资并承担巨大风险，如遭遇海盗、海难或延误等，但可以用极低的概率获得极丰富的财务回报。为实现可接受的风险分摊，威尼斯人发明了一种名为“联合会”（colleganza）的合同，属于最早的股份公司之一。这种制度是投资人与商人双方达成的协定，投资人为商人提供商品，商人负责运输并出售，合同提前约定好潜在利润的分配办法。此类合同让很大一部分人口能够参与国际贸易，正是在这个时期，威尼斯达到了繁荣与权势的巅峰。
进入17世纪，轮到英格兰经历快速增长，其人均GDP在这个世纪中实现了翻番。1642—1660年的内战是标志王室权力转型的关键一步，在短暂的共和国体制后，决定性地迈向了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并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得以明确。在君主立宪制下，议会居于国王之上，使知识产权能得到更好的保护。[18]这一前所未闻的政治形态给创新带来了有利的环境，进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1300—1800年这一时段也出现了下降期。例如，意大利的人均GDP增长有过三个下降期:1450—1600年、1650—1700年以及1750—1800年。这些下滑部分源于人口增长的反弹、若干敌对城邦（如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对市场的分割，以及欧洲人在15世纪末抵达美洲之后，贸易重心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
欧洲各经济体在1820年之前经历过一系列增长期和下滑期，远非停滞不变。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1820年之前的时期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起飞究竟有何区别？针对这个疑问，富凯与布劳德伯利（2015）的研究分析了每个国家出现较长持续增长期的概率，其定义是在至少连续4年里维持1.5%以上的增长率（表2.2）。他们的假设是，连续4年超过1.5%的增长率对应着起飞的到来。[19]在5个世纪（1300—1799年）中，该研究考察的6个国家（英格兰/大不列颠、意大利、荷兰、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现较长持续增长期的概率都非常低，仅1%~2%。在19世纪，此概率提高到5%，到20世纪则升至40%。于是，富凯与布劳德伯利证实了如下假说：持续经济增长是近期才发生的现象。
表2.2 1300—2000年6个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或下降时期（所占比例）
注：数据包含的国家为英格兰/大不列颠、意大利、荷兰、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
资料来源: R. Fouquet and S. Broadberry,“Seven Centuries of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 no. 4（2015）:227 -244。
2.对起飞的技术因素解释
为什么增长起飞直到19世纪初才发生？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前的发明创造，例如轮子、印刷术或指南针没有带来累积式增长？为什么这一切变化是从英国这个欧洲小国开始，而非中国那样的大国？
起飞之前：马尔萨斯陷阱
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对世界经济在1820年之前未能起飞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他的理论说明了两个现象的并存：在19世纪之前，人均GDP的停滞与人口数量的停滞。在《人口论》这部名著中，马尔萨斯阐述的前提是农业产出来自劳动与土地的结合。[20]由于土地是固定的生产要素，人口的任何增长都将自动导致人均GDP下降，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同样数量的土地上劳作。与此同时，人均GDP（即平均生活水平）的任何提升，例如由新发明或扩大贸易开放所致，都会带来人口的增加，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会鼓励家庭养育更多子女（比如《格林童话》里的汉塞尔与格莱特、大拇指汤姆的故事），或者会暂时降低死亡率。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则会造成我们所说的“马尔萨斯陷阱”：技术进步永远不能给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带来可持续增长，因为人均GDP的任何提升都会导致人口增加，然后把人均GDP拖回维持生存的水平。
在马尔萨斯的世界里，只有因为节欲或限制生育等导致的人口下降可以使人均GDP提高。生产率的任何提升都会导致人口增加，马尔萨斯的这一思想似乎给前工业化时代提供了可信解释。然而1820年之后同时出现的经济增长与大幅人口扩张，则暴露马尔萨斯学说的局限性。人类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最终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的？
技术因素解释
纯技术的观点能解释逃离马尔萨斯陷阱吗？一种经常被引用的说法是，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使人类可以摆脱土地这一固定生产要素，用资本予以替代。与土地不同，资本随时间而增加。所以用资本替代土地，就能消除马尔萨斯理论范式中人口增长对人均GDP的负面影响。但假设事实如此，那为什么人类会长期从事农业生产，而没有很快用资本替代土地呢？这里我们再次用纯技术观点来解释，它认为制造技术的引入需要付出较高成本，在人口充分增长、人均农业产出被充分压低之前，做这样的投资并不合算。对于从农业生产转向制造业的一种类似解释是，当人口达到某个关键临界点时，就会出现农村人口大批脱离，把劳动力解放到制造业里去。还有学者强调需求效应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当需求超越某个关键的临界点后，各种产业同时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才有利可图。[21]总之，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依赖于一种临界点效应：人口临界点、需求临界点、投资临界点。可是为什么起飞会在1820年发生，又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那样兼具创新力和稠密人口的国家？
规模效应与人口转型
第二种解释则基于两种效应的结合：人口对创新的规模效应，以及人口转型效应。该理论模型由克雷默提出（Kremer, 1993），后来被盖勒与韦尔发展完善（Galor and Weil, 2020）。[22]
我们可以把规模效应概括如下，人口密度或数量增加会使所有新产品的市场规模扩大，从而提升创新租金，所以人口对创新和增长具有正面效应。[23]此外，人口密度增加会促进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从而加快创新生产乃至增长。[24]那么由规模效应带来的技术进步加速是否足以让一个经济体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答案是否定的：在马尔萨斯设想的世界中，技术进步的任何加速都会带来人口增长加速，也就是会导致人口爆炸，最终妨碍人均GDP的起飞。
因此，为逃离马尔萨斯陷阱，我们还必须有一个杠杆，即人口转型的杠杆。简单地说，随着技术进步加速，人们必须通过更多的学习来掌握最新的技术。所以一个国家的技术越是先进，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就必须越多，以便让他们适应新的技术。[25]接下来，教育投资的必要性将影响父母在子女数量和子女教育水平之间的选择，促使他们倾向于养育数量更少、教育程度更高的后代。[26]
这样的人口转型杠杆将缓和人均GDP增长对人口的马尔萨斯效应，从而防止人口规模效应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自动导致人口加速增长。相反，在人均GDP超出一定水平后，父母会选择更小的家庭规模，以便对子女教育做更多投资，并更多享受技术进步的收益。[27]因此，人口转型与规模效应的结合可以使一个经济体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乍看之下，历史数据似乎符合基于人口转型的这一观点：直至1870年，人均GDP的加速增长依然伴随着人口增长的加速；然而到1870年之后，人均GDP的增长却与人口增长率下降同步发生。事实上，最发达的国家恰恰成了人口增长率最低的国家。
转向制度因素解释
起飞来自规模效应与人口转型相结合的观点遇到了经济史学家提出的若干实证挑战（Mokyr and Voth, 2010）。[28]首先，这批学者指出，英格兰的人口在工业革命前的1700—1750年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并不存在能够带来规模效应的人口爆炸。另外，中国的人口数量在1650—1750年间增长了3.2倍，创新水平也不亚于欧洲，却没有出现增长起飞。最后，规模最大的国家并没有出现比其他国家更强劲的增长。这些思考促使我们为起飞寻找纯技术之外的解释，即把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结合起来的解释。
3.技术与制度的结合：乔尔·莫克尔[29]
本节探讨的制度研究方法经常会提及本书第1章介绍的创造性破坏范式。它的三个基本理念是:（1）增长来自知识的逐渐累积，每个创新都要利用之前创新包含的知识，每个创新者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2）创新需要友好的制度环境，首先是对财产权利的有力保护；（3）创新将摧毁现有租金，因此需要保证新的创新企业能持续进入的竞争性环境。
科学与技术的共同演化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历史不时出现技术创新。但与工业时代不同，这些创新是孤立、异质性的，没有带来持久的创新与增长时期。在《雅典娜的礼物》（2002）一书中，莫克尔通过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合的方式来解释起飞现象。他首先命名并区分了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理论知识）与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实践知识）。命题性知识意指科学知识，目的是理解自然现象。规范性知识意指技术知识，目的是促进生产。命题性知识的进步是发现，规范性知识的进步则是创新。前工业化时代的增长是基于规范性知识的进步，此时的实用技术积累并不需要使用者弄清楚背后的科学原理。然而从19世纪开始，工业社会开始努力理解使技术变得更有效的基本原理，也就是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人们从关心“这如何起作用”转向“这为什么起作用”。科学思考的出现带来了认知突破，为命题性知识的总结及应用于新的领域铺好了道路。
如我们的同行大卫·恩考瓦（David Encaoua）在2011年所述，“这个时代搭建了从技艺（technique）主导的知识王国向应用技术（technology）主导的知识王国的通道，也就是说，走向了科学与技术的结合”。[30]例如在化学领域，人们了解各种化合物的配方已有数百年之久，但只有当我们把化学合成的理论提炼总结出来后，才能制造出新的化合物。与之类似，显微镜的发明则给微生物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数学在科学与技术的这场对话中扮演了特殊角色。例如，数学为牛顿力学定律的概括提供了工具，后者又用来解释抛物运动，促进了弹道学的发展与新的科学发现。科学与技术的共同演化是工业革命的决定性特征。但这一共同演化因何实现？莫克尔提到了三个要素，同创造性破坏范式的三条原则恰好匹配：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让累积式创新成为可能；国家之间的竞争让创造性破坏成为可能；保护创新者的财产权利的制度得以出现。
知识和信息的传播
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在18世纪发挥了关键作用，这要感谢平价邮政服务的兴起和印刷成本的下降。当时报纸的印数激增（表2.3），并出现了多种百科全书。[31]例如，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于1704年在伦敦出版了《技术词典》（Lexicon Technicum），被视为首部现代英语百科全书，并为伊弗雷姆·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于1728年出版的《百科全书或艺术与科学通用词典》（Cyclopaedia or 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打下基础。实际上，狄德罗（Diderot）与阿兰贝特（Alambert）最初的计划正是把这部全书翻译为法文，但后来转向了更志向远大的项目。他们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与手工艺大词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简称《百科全书》）希望把当时所知的全部知识与技巧都编纂进来，邀请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撰稿，首卷于1751年出版。[32]这些著作的传播让技术和科学知识广为人知，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积累过程。
表2.3 1790—1840年美国邮政局递送的信件与报纸数量
资料来源: R. R. John, Spreading the News: The American Postal System from Franklin to Mor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接下来，鼓励知识分享和增进的社团与俱乐部开始兴起，这推动了思想的交流。当时的情形与15世纪有了很大不同。在过去，知识被行会与同业公会等严密控制。而到了18—19世纪，真正的信息分享文化开始兴起。结果使发明家不再需要每项发明都从头起步，他们得以继承过去一切发明包含的知识财富，真正站到“巨人的肩膀”之上。
开放性，即发明家之间与各国之间的自由思想交流，对累积创新过程及后来的起飞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莫克尔坚持认为，跨越国境的“文学界”（Republic of Letters）社群以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言，在联合全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学者和文人方面产生了卓越影响。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这一文学界社群把创新者推上全欧洲的跨国舞台，给他们提供了比本国同胞更大的受众群体。在本书第10章，我们还将探讨开放性对创新过程尤其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
竞争的重要性
起飞出现在欧洲的第二个制度动力是各国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得即便有各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或反对，创新与创造性破坏仍可以发生。在政治上碎片化的欧洲，各国需要争夺最聪明的大脑。因此，尽管每个国家都有抵制创新的势力，被其他国家支配的恐惧却会帮助打消其他一切顾虑。
与之相比，在缺乏竞争压力的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老旧势力掌握着控制权。因此在1661年，康熙皇帝命令东南沿海的所有居民向内陆迁移30公里。在1663年之前，整个沿海都禁止通航。该禁令到18世纪还被时常恢复，拖延了海外贸易的兴起。中国统治者的行动是出于对创造性破坏的担忧，他们认为这会威胁政治稳定。只有被皇帝首肯的创新才允许在中国出现。与欧洲不同，发明未被选中的中国创新者没有什么机会迁居他国。这种绝对控制的后果是，当其他国家在推进工业化时，中国经济却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陷入停滞。
竞争的缺乏还导致了威尼斯的没落。[33]1297年，由于担心地位受到冲击，威尼斯最富裕和最有权势的几个家族通过了一系列名为“封闭”（Serrata）的法律，使加入市政理事会（Maggior Consiglio）成为少数贵族家庭成员的世袭权利。自此以后，政治权力的通路受到限制，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家族手里，威尼斯城邦开始丧失海洋与经济强者的地位。本书第15章还会详细讨论威尼斯的案例。
财产权利
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是实现增长起飞的一个关键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起飞首先发生在英格兰，之后才扩展至法国。技术因素对此无法提供全部解释，因为在18世纪末，英法两国达到的科学与技术水平大体相当。要知道，法国正是狄德罗用《百科全书》开创性地编纂知识体系的地方。然而，英格兰在保护财产权利方面远远领先于法国。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中取得了超越国王的地位，首次确保了财产权利不受政治干预，从而为创新注入了激励。[34]光荣革命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一个世纪之前，后者只是为建立对创业和创新更友好的制度创造了初始条件，真正的起步是《拿破仑法典》，直到朱尔·费里（Jules Ferry）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深刻教育改革。
因此，英格兰在保障发明家的产权方面走到了前面，并启发欧洲其他国家朝这一方向跟进。早在1624年，英格兰《垄断法案》（Statute of Monopolies）就禁止君主在商业事务中授予排他性特权。除非是“真正的首创发明人”，才可以获得为期14年的垄断发明使用权。这个措施标志着专利特许体系的制度化，后来启发了美国的创建者与法国的革命家们：美国于1790年颁布了涉及专利事务的第一部法律，法国则是在1791年。
在此之前，各行业都由行会保护，它们对自己的累积技术知识严格保密。这些行会极力在相应的城市建立垄断，把附近城市排斥出自己的市场，例如布鲁日与根特或者热那亚与威尼斯之间就有此类激烈角逐。只有值得信任的学徒才能获得机会，完全掌握所在行业采用的技术。而任何泄露行会秘密的人则会遭到厄运！乔治·雷纳德（Georges Renard）这样介绍1454年的威尼斯法律：“如果一名工人把技术或工艺带到其他国家，给共和国造成危害，他将被勒令返回；若不从命，他的近亲将被监禁，以利用家庭亲情劝告他返回；如果坚持不从命，则会采取秘密措施取其性命，无论他身处何地”。[35]哈尔·范里安（2004）称15世纪的威尼斯在两个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水晶玻璃与造船。水晶玻璃（又称穆拉诺玻璃）的制造工艺受到严格控制，要求生于穆拉诺岛（Murano）的任何人都永远不得离开，以防止泄密风险。类似地，也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观察威尼斯军械厂的船只建造过程。[36]
专利制度的出现对创新和技术进步有两方面的效应。首先，专利让发明家至少暂时获得了发明应用的垄断权，保护了创新租金，提供了创新动力。其次，专利又迫使发明家分享其发明所依赖的知识，让其他人能利用专利中包含的知识，开展后续创新。[37]
金融的发展
金融的发展，如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创建，股权融资和股票交易所的兴起，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等，对推动欧洲19世纪的创新和工业起飞也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金融创新激活了实体创新和风险承担，使1820年之前人类从未见过的持续稳健增长变为可能。拉詹与津加莱斯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的引言中对此有过精彩诠释：金融市场让人们可以动员资源和资本去尝试大胆的创新理念，以此持续支撑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并带来经济繁荣。[38]具体而言，他们展示了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如何伴随着若干金融发展指标的提升，如银行存款与GDP的比率、股票总市值与GDP的比率，以及股权融资与固定资本投资的比率等。当然，拉詹与津加莱斯并未忽略金融的黑暗面，即无监管的金融活动的过度膨胀和危险。在他们的专著中，一个焦点议题就是，如何识别这些危险以及如何采取防止或者至少是约束它们的手段。在本书第12章，我们还将就创新融资的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大卫·赛夏与发明家的苦难
很少有小说家像巴尔扎克在《幻灭》中那样，讲述19世纪的发明家在面临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缺乏融资机会时遭遇的磨难。该书的第三部名为《发明家的苦难》，描述了大卫·赛夏遭遇的痛苦。
赛夏是一位印刷商的儿子，发明了利用植物纤维造纸的工艺。这套工艺使他的生产成本低于竞争对手。然而，他最直接的竞争者库安泰兄弟通过不道德却并不违法的手段获得了这套工艺的所有权，他们通过伪造签名，要求赛夏偿还其朋友吕西安（即该书的主人翁）欠下的债务，从而迫使赛夏及其印刷厂破产。库安泰兄弟掌控了局面，着手向赛夏施压，以免除债务为条件，要求把他的发明无偿且永久授予他们。虽然发明带来的收入贴现值远远超过债务额，赛夏却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不得不接受了极端不利的协定。
与赛夏所在的19世纪上半叶相比，这种不幸在今天的法国更不容易发生，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与专利申请的成本有关，如今这一费用约为600欧元，而在巴尔扎克写小说时，相当于赛夏的印刷厂市值的10%。其二是，赛夏这样的发明家在今天找融资（如通过银行、风险资本家、机构投资者等）要容易得多，因为有形的知识产权市场已经相当发达，可以对专利做价值评估，以之作为筹资或借款的抵押品。
如果大卫·赛夏穿越到今天，他就能给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然后从银行或风险资本家那里获得融资，以实现技术应用。银行或风险资本家将代他偿还对库安泰兄弟的欠款。或者赛夏可以选择出售自己的专利，利用这一收入来还债，同时仍能够保留富余的款项。
所以，巴尔扎克的小说揭示了更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好处，与19世纪的情形相比，发明的知识产权更容易获得专利制度的保护。还有，更发达的金融体系能保护发明家免受某些债权人的挟持（特别是同时作为竞争对手的债权人）。
伊莱·惠特尼与他的轧棉机
1793年，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一种把棉籽同棉花分离的机器。该发明于1794年3月获得了专利。然而在当时的制度下，专利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真正得到有效执行。惠特尼为保护其发明免遭仿冒，耗尽了自己从发明中获得的全部利润，最终让他的企业在1797年破产。这位发明家决定再也不申请专利，并留下了如下名言：“一项发明可以如此值钱，以至于让发明人一无所获。”如今，伊莱·惠特尼毫无疑问能成功保护他的发明，并获得让公司继续运转的融资。[39]
4.结论
起飞的奇迹与多种因素有关，它们的结合造就了自19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财富积累。不过，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的桥接能够最好地解释：为什么起飞发生在19世纪初，而非更早时期；为什么发生在欧洲——从英格兰起步，再到法国——而非世界的其他地方。印刷与邮政服务等技术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同时新兴制度给创新者带来了保障，鼓励了对创新的投资。
总之，工业革命可以作为创造性破坏范式的三个基本原则的绝好展示：累积式创新成为增长的驱动力；制度的关键作用，尤其是保护创新租金乃至普遍促进创新的财产权利；必须存在竞争，以克服在位企业和政府为防止新进入者挑战自己的租金或权力而设置壁垒阻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这一范式将贯穿全书，指引后续分析，但同时我们也将在之后的章节里不断用实证数据对其反复检验。
[1] 以下分析以安格斯·麦迪森的两项主要研究成果为基础: A.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Paris:OECD, 2001）; and A.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 Historical Statistics,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Paris: OECD, 2003）。2010年，格罗宁根大学的增长与发展研究中心发起“麦迪森历史统计项目”（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Project），以延续麦迪森的研究，并继续对不同地区和时期的经济发展指标做严格测算。
[2] Paul Bairoch and Gary Goertz,“Factors of Urbanis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eveloped Countries,” Urban Studies 23, no. 4（1986）:285 -305.
[3] 这些数字根据不同来源略有出入。Bairoch和Goertz（1986）的估计是，1800年的工业化率为10.9%，联合国的估计则为7.6%。另外，由于三十年战争的影响，城市化率在17世纪略有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