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的得失
竞争似乎有截然不同的两幅面孔。某些人认为竞争是模仿、复制的过程，或者是更广义的侵蚀创新租金、打击创新的力量。另一些人则把竞争看作永不停歇的驱动力，为保持领先而必须持续改进发明。从现实看，这两种相反的作用力何种占据主导？更一般地讲，对于竞争与创新、竞争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该如何反思？美国的竞争是否有所退化，是否导致了美国增长率下跌？竞争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关系该如何协调？这两类政策是彼此抵触，还是有互补的作用？我们能否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尤其是，能否设计出促进竞争、鼓励而非妨碍新企业进入的产业政策？
解答上述问题的前提是弄清楚如何测算竞争程度。
1.对竞争的测算
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首先要了解的一个知识是，如果某家企业是特定产品市场上的唯一供应方，它将居于垄断地位；如果有其他各家企业在市场上生产同类产品或很好的替代品，或有能力从事此类生产，则企业处于完全竞争状态。
不过在大多数时候，企业所处的环境介于垄断与完全竞争之间。为评估这种中间状态，实证研究者喜欢采用的竞争程度测算指标是勒纳指数（Lerner index）。在企业层面，勒纳指数的定义是：用1减去某企业的净利润与附加值之比。该指数越接近1，企业的垄断租金就越少，表明市场上有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一个产业的竞争程度则对应该产业所有企业的勒纳指数的加权和。若干开创性研究都是采用勒纳指数来衡量竞争水平（例如Blundell、Griffith、Nickell和Van Reenen等学者的成果）。[1]
竞争程度的第二种测算指标是新企业进入率或创造性破坏率，具体定义为企业或就业岗位的进入率和退出率的平均数。该指标便于我们用来检验熊彼特范式，它预测增长与创造性破坏率之间有正向关联。从本书第1章（图1.3）我们已经知道，在年度平均创造性破坏率较高的欧洲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也更高。
因此，当我们用创造性破坏率测算竞争程度时，对竞争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符合熊彼特理论。但下文会介绍，如果用租金和勒纳指数测算竞争程度，理论与实证分析似乎存在矛盾：理论预测竞争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关联，实证结果却相反。我们该如何解开这个谜题呢？
第三种测算产业竞争程度的指标是产业生产的集中度。集中度由产业中最大几家企业（以销售额或就业人数排序）在全部销售额或就业人数中所占份额代表，该份额提高时，集中度随之上升。当某家企业完全垄断所在产业的生产时，就实现了最大的集中度。图4.1显示了美国服务业在过去20年的集中度提高趋势。[2]图中的黑色圆圈组成的曲线表明，在1982—2012年，销售额前4位的企业在该产业全部销售额中所占份额快速攀升（灰色圆圈组成的曲线则代表销售额前20位的企业所占份额）。黑色三角形组成的曲线表明，就业人数前4位的企业同期在该产业全部就业人数中所占份额增加，灰色三角形组成的曲线说明就业人数前20位的企业所占份额同样如此。
图4.1 服务业的产业集中度
注：分别代表前4（20）位的企业在就业人数（销售额）中所占的比重。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utor, D. Dorn, L. F. Katz, C. Patterson and J. Van Reenen,“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no. 2（2020）:645 -709，图ⅣD。
利用集中度指标测算竞争程度需要谨慎，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造成误解。有些产业部门只有一家企业经营，但用勒纳指数测算仍极具竞争性。此类产业部门被称为“可竞争市场”，意指新企业可以自由进出，进入成本不高，因此在位企业的任何涨价行动都将很快引来生产相似产品的其他企业进入。可竞争市场的概念是由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提出的。[3]由此涉及第四种测算竞争程度的指标，即市场的“可竞争性”。可竞争性的计算方法是：当某个市场的在位企业把价格提高到“限定价格”之上时，引发新企业进入的概率。[4]
2.竞争与增长之间关系的谜题
我们知道，创造性破坏范式的三个核心理念之一是：创新来自企业家的投资，特别是研发投资，而这些投资的激励来自创新可能带来的垄断租金。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对创新租金的任何打击，尤其是产品市场的竞争加剧，都将削弱创新激励。于是，竞争的加剧就会制约创新乃至经济增长。最早期的熊彼特增长模型的确也预测，竞争对创新和增长会有负面影响。[5]
然而，布伦德尔等人（Blundell、Griffith and Van Reenen）与尼克尔（Nickell）在20世纪90年代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显示，以勒纳指数测算的产业竞争程度与该产业的生产率增速之间存在正向关联。[6]也就是说，竞争加剧似乎伴随着更频繁的创新和更高的生产率。
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一谜题，实现理论同实证分析的统一？我们是否应该完全抛弃熊彼特模型，从头开始，哪怕它的其他理论预测得到了实证研究的佐证？还是说，我们不用在意实证提出的挑战？
我们选择的道路是重新思考基本的熊彼特模型，找出导致竞争与增长的负向关系结果的限制性假设。[7]我们最终发现了问题的源头：初始的熊彼特模型假设，只有新进入的企业开展创新，而在位企业完全不创新。对开展创新的企业而言，会从创新前的零利润变成创新后的正利润。而竞争加剧将降低创新后的利润，所以会削弱创新激励。
可是在现实经济中有两种类型的企业，它们对竞争有不同的反应。一类是靠近所在产业技术前沿的企业，它们的生产率接近该产业的最高水平。[8]另一类是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它们的生产率远低于所在产业的最高水平。靠近前沿——理查德·纳尔逊与埃德蒙·菲尔普斯称之为“最佳实践”——的企业在创新前就充满活力，利润丰厚。[9]而远离前沿、活力不佳的企业利润较低，甚至为零，它们会通过创新追赶技术前沿。
为理解这两类企业为什么对竞争有不同反应，我们可以用一个班级的学生来做个比喻。某些学生在班里成绩很好（学生的成绩相当于企业的利润），其他学生成绩较差。假设有一天班里来了一位很出色的新同学，使学习竞争加剧了，学生们会有何种反应呢？新学生的出现会激励成绩原本很好的优秀学生，使他们为了留在前列而加倍努力。但成绩较差的学生可能受到打击，因为追赶的难度变得更大了。
惊人的是，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行为与学生们相似。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为了超越竞争而更多地创新，远离前沿的企业则会受到竞争的打击，后者与只有外来者开展创新的基本熊彼特模型的设想一致。第一项对此预测做检验的研究是依据英国的企业数据。[10]在该研究中，特定产业的竞争程度通过外国企业的进入率（外国企业在该产业的就业中所占比例）测算，创新水平则以企业层面的专利数量测算（图4.2）。图4.2中靠上的曲线代表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靠下的曲线代表远离前沿的企业。研究结果证实，随着竞争程度加剧，靠近前沿的企业创新增加，而远离前沿的企业创新减少。
图4.2 竞争程度与创新密度、离技术前沿远近的关系
注：靠上的曲线代表比中位数企业更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均值，靠下的曲线代表比中位数企业更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均值。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Repenser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Paris: Fayard, 2016），图3。
3.三个推测
允许在位企业开展创新，并区分前沿企业与非前沿企业，以此拓展熊彼特模型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竞争与增长之间的正向联系，还能产生新的推测结论，并同样可以用微观经济数据做实证检验。
与前沿的距离以及竞争对创新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第一个推测是竞争对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创新有正面影响，对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创新有负面影响。
这个结论的后果之一关系到国际贸易对创新和增长的影响。例如与远离技术前沿的法国企业相比，出口市场扩大对初期靠近技术前沿的法国企业的创新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11]背后的解释是，新市场的出现会鼓励其他国家的新企业也进入这些市场，使竞争加剧，从而刺激了最先进的法国企业的创新（尽管它们能通过扩张获得更大的市场规模）。类似的是，对进口开放国内市场会给远离技术前沿的法国企业的创新带来更大的负面冲击，而靠近技术前沿的法国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对这些内容，我们将在第13章再来讨论。
另一个后果涉及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与增长政策的设计有关。某个国家越靠近技术前沿，或者说整体生产率越接近全球最先进的国家（目前是美国），竞争对该国的创新和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事实上，一国越靠近世界技术前沿，该国内部靠近前沿的企业与远离前沿的企业之比例就越高。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所占的比例越高，在该国平均来说，“超越竞争”的创新效应就越能压倒打击创新的效应。
所以，一国越靠近技术前沿，竞争加剧对其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也可以认为，各国的发达程度越高，越应该采纳促进竞争的政策。但在实践中，情况并非如此。本书第7章将指出，某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缩小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大型在位企业的反竞争态度。在位企业不仅阻碍新竞争者的进入，还反对采纳意图强化竞争的公共政策。但随着一国在技术上更趋发达，恰恰更需要强化竞争的政策来促进创新和增长最大化。
竞争与增长之间的倒U形关系
竞争对创新和增长的总体影响表现为倒U形曲线（图4.3）。这一曲线是综合效应的结果，既包含竞争对靠近领先位置的“前沿”企业创新的正面效应，也包含对远离前沿的“落后”企业的负面效应。[12]在几乎所有能收集到竞争和创新数据的国家，倒U形关系都得到了证实。从直觉上看，该现象可以做如下理解。
图4.3 竞争对创新和增长的影响
资料来源: P. Aghion, N. Bloom, R. Blundell, R. Griffith and P. Howitt,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 no. 2（2005）:701 -728。
当初期竞争力度较弱时，我们位居图4.3中的左侧。在此情形下，位居前沿之下的企业有较强的动力追赶前沿，因为如果赶上，它们的利润将显著增加。于是，初期远离前沿的大多数企业将很快变成前沿企业。由此导致，当我们在某个时点观察整体经济的时候，会发现大多数企业属于前沿企业。但前文已提到，前沿企业的创新对竞争加剧有积极反应。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较低程度的竞争，那么随着竞争加剧，会给整个经济的创新带来正面促进，因为“超越竞争”效应平均来说将占据主导地位。
当初期竞争程度较强时，我们位居图4.3的右侧。高度的竞争将刺激前沿企业创新，以压倒竞争对手（超越竞争）。于是技术前沿将迅速推进，把大多数企业甩到前沿后面。因此当我们观察整体经济的时候，会发现大多数企业远远落后于前沿。但我们知道，远离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对竞争加剧有消极反应（打击效应）。所以当出发点的竞争较强时，加剧竞争会给整个经济的创新带来负面影响，原因是打击效应平均来说将占据主导地位。
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互补关系
某种流于表面却广为传播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政策与专利制度（或者说更广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之间存在冲突。
一方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坚定拥护者。这个派别认为，知识产权至关重要，因为它保护创新租金，使创新者免遭潜在对手的抄袭模仿。作为推论，他们呼吁限制竞争，以维护创新租金，鼓励企业创新。这种极端立场背后的世界观认为，只有新的市场进入者才开展创新，老企业永远不会。在那样的世界中，创新使企业的利润从零提升到某个正值，于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提升利润水平，而强化竞争则会降低利润水平。[13]
另一方则站着鼓励竞争、反专利制度的人士，尤其是米歇尔·博俊（Michele Boldrin）与大卫·莱文（David Levine）。[14]这些学者把竞争和新市场进入者视作创新驱动型增长的主要源泉。在他们的世界观中，限制竞争和市场进入的任何事物，特别是专利制度，都对创新驱动型增长有害。
除了赞成或反对专利制度的分歧，以上两个派别却都认同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彼此冲突的观点：如果其中之一能促进创新，另一个必然妨碍创新。
我们之前描述的更复杂的模型允许在位企业开展创新，并区分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与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这可以开辟一个全新的视角。该模型表明，竞争实际上可以与知识产权形成互补关系。设想有家前沿企业同其他前沿企业在“班级顶部”展开激烈竞争，并驾齐驱。此时，如果该企业不推进创新，则竞争加剧会蚕食其租金P0。如果该企业推进创新，则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会增加其租金P1。因此两种政策都会增加该企业创新的净收益，即P1-P0。这是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故事。保护知识产权让胡萝卜变大，加强竞争则让大棒变得更厉害。相应来说，同时采纳这两种政策非常重要：一方面保护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维持竞争态势。由此涉及本书的中心思想之一：资本主义必须有所规制。资本主义需要奖励创新，同时也必须加以规制，以防止创新租金窒息竞争、妨碍未来的创新。
竞争与专利之间的互补性得到了实践检验，鼓励竞争的欧洲单一市场的实施，在知识产权保护更得力的欧盟国家对创新发挥了更大的刺激作用。[15]
理论学者与实证学者之间富有成果的对话
总体而言，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对话有相互促进的效果。研究增长的理论学者认识到，为什么以及该如何修订模型。他们学会了考虑竞争对增长的两种（而非一种）基本效应，并能识别出在何种条件下，某种效应会占据主导，然后推论出倒U形曲线。实证学者同样发现，竞争与增长的关系比他们从之前研究中看到的结果更为复杂。
4.美国的竞争与增长
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在《大逆转：美国是如何放弃自由市场的》一书中指出，美国的竞争与反垄断政策遭到削弱，并认为这与21世纪初以来的生产率增速下滑有关。[16]
竞争的削弱？
多种指标显示，美国的反垄断政策在过去数十年来有所削弱。菲利蓬在书中展示了若干与之密切相关的案例研究。他从自身经历谈起，20世纪90年代后期首次来到美国时，他发现订购品质相同的互联网和电话服务乃至国内航班的费用均远远低于欧洲。但20年后，情况完全逆转。欧洲消费者在这些产品上获得的性价比高得多。菲利蓬把这一变化归因于美国与欧盟采纳的竞争政策存在差异。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他援引了几个案例研究。首先他提到金融部门，认为技术进步并未降低客户的成本。菲利蓬将其归咎于缺乏竞争：新的进入者太少，创造性破坏率非常低，主要原因是在位企业通过密集的游说活动限制了新牌照的发放。
第二个案例是医疗体系。菲利蓬注意到，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自21世纪初以来持续提高后，在2014—2016年下降了，但美国家庭的医疗支出却居高不下。他的解释是，美国医疗产业的集中度自2000年以来提高，医院的市场支配力不断加强。例如，自2010年以来每年的医院合并超过70起。医院集中度提高与保险产业的集中度加强有关。面对已成为准垄断机构的保险商，为维持谈判能力，医院也不得不合并。
第三个案例是互联网巨头，如GAFAM（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和Microsoft），乃至更普遍的“超级明星”企业，但菲利蓬淡化了它们对美国增长率下降的影响。
除托马斯·菲利蓬的著作外，还有某些迹象表明美国的市场竞争状况在最近数十年止步不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邦巴迪尼（Matilde Bombardini）与特雷比（Francesco Trebbi）关于美国游说活动加剧的研究，我们将在第5章对此做深入介绍。[17]
其他指标同样显示，美国在过去20年的竞争出现衰退。尤其是，以最大企业在销售额或就业人数中占比测算的集中度在美国经济的所有部门均大幅提升。[18]例如在服务业（图4.1），零售贸易、金融服务、交通运输业均显示出类似情况，批发业和制造业也存在程度略轻的相似趋势。此外，图4.4表明，美国企业在过去20年的利润增加。图4.5则反映，同期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显著下滑。
图4.4 美国企业的利润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utor, D. Dorn, L. F. Katz, C. Patterson and J. Van Reenen,“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no. 2（2020）:645 -709，图ⅩB。
图4.5 劳动收入在制造业收入中的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utor, D. Dorn, L. F. Katz, C. Patterson and J. Van Reenen,“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no. 2（2020）:645 -709，图Ⅱ。
对此有两点提示。首先，集中度的提高并不必然代表竞争程度削弱。我们已经看到，某些表面上垄断的市场实际上属于可竞争市场，即新企业进入的威胁迫使在位企业维持低价销售。更重要的是，当企业通过创新获得更大市场份额时，集中度也会提升。这样的创新让企业能以比对手低廉的成本生产相同产品，或者生产质量更好的产品。
其次，与前一点直接相关，整体经济的平均利润增加可能代表企业的利润普遍增加，也可能代表某种综合效应。后者意味着，高利润企业逐渐在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总体来看，仅根据平均利润或集中度的增加，我们还不能确定美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竞争程度削弱。
美国增长率的下滑
虽然要明确美国的竞争在过去20年有所削弱比较困难，但其生产率增速自2005年以来下跌则毫无疑问。有三个实际情况提醒我们对此做深入考察。[19]首先，生产率增速从2005年起下跌之前有过10年特别高速的增长期（1996—2005年），年增速接近3%（图4.6）。其次，生产率增速从提升到下跌在生产或利用信息技术的部门表现得尤其突出。再次，高速增长期与产业集中度提升最快的时期（即1995—2000年）存在部分重合。换句话说，在这一时期，集中度的快速提高并未伴随着创新与增长的减速。
图4.6 1949—2018年美国的生产率增速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P. J. Klenow and H. Li, “A Theory of Falling Growth and Rising Rents”（NBER Working Paper No. 2644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November 2019），图1。
有理论认为，1990年之后竞争被削弱，这是自2005年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但上述三个现实情况对此提出了质疑。我们将在第5章再来讨论美国增速下滑的根源。
5.竞争与产业政策
在二战后的多年里，各国的产业冠军企业是许多发达国家产业政策的关注焦点。例如在法国，这种扶持冠军企业的政策成为经济重建与战后30年增长的支柱。在美国，类似政策在国防、航空和航天产业尤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以争取压倒苏联。与此同时，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指挥下的世界银行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政策，以扶持本国的幼稚产业。
幼稚产业学说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首创，后来为弗雷德里希·李斯特所发展，其大意可归纳如下。[20]设想某个发展中国家有两个经济部门，一个较大的农业部门，一个新生的制造业部门。该国希望发展制造业，因为这能给整个经济带来积极的技术外部效应。然而，制造业需要很高的初始固定成本，这种成本随着经验积累、边干边学的过程会逐渐下降。如果立刻全面开放国际贸易，则该国会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制造品，因为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更低。由此将导致本地的制造业活动衰退，边干边学的机会减少，技术进步和国内增长都将随之放缓。为避免此恶果，幼稚产业学说的拥趸建议采取临时性的保护主义政策，例如暂时性关税壁垒，以便让本国的幼稚产业得到成长，并追赶技术前沿。
随着时间流逝，产业政策不再受到青睐。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产业政策在现实中造成的若干问题。第一，产业政策有利于现有国内大企业或国家冠军企业，因而会限制或扭曲竞争。但我们需要产品市场的竞争来推动企业为超越对手而寻求突破，以促进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第二，各国政府并不擅长挑选赢家，也就是说，不擅长选择最适合用补贴或关税来支持的企业，因为政府并不掌握所有的相关信息。还有，政府容易受到在位大企业的游说活动的影响。这些企业掌控的资源越多，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就越强。安妮·克鲁格就是对产业政策有效性发起挑战的经济学家之一。[21]
这一挑战促成了采用现在所说的用“横向”政策刺激创新和增长的倾向，所谓横向政策意指对经济中所有部门普遍适用的政策。[22]主要的横向政策包括:（1）投资知识经济，尤其是高等教育和研究；（2）通过恰当的竞争政策、失业保险和职业培训等，改革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使它们更具活力；（3）发展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投资，为创新提供融资。
这些横向政策足以达成目标吗？政府是否仍需要在产业发展中扮演角色，如果需要，是什么样的角色？对于20世纪50—80年代的产业政策的异议很难反驳，特别是后来的研究成果，例如拉丰与梯若尔发现了政府干预缺乏效果的几个原因，包括信息不对称、某些私人行动者与政府之间形成串谋的可能性等。[23]不过，仅此尚不足以否定政府干预，因为也有几方面的支持理由。首先是存在正向的知识外部性（如专利）。个人决策不会考虑这个因素，个人在决定是否投资教育或研发时，并不关心其行为对合作者乃至整个经济的正外部性。因此，个人对教育和研发往往会投资不足。另外，信贷约束会加剧这一倾向。当然，这些理由并不支持非横向性质的政府干预。
支持非横向产业政策的第一个理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现象。本书第3章通过传统键盘的例子介绍过路径依赖的概念，它显示习惯的力量与变革的高成本如何妨碍了新技术的采用，哪怕新技术的效率更高。绿色创新也是一个典型案例。近期有项研究指出，在过去获得过内燃机技术创新成果的汽车制造商，未来会因为路径依赖而倾向于继续推进内燃机创新。[24]此时，征收碳税或者为绿色创新提供补贴可以降低采纳新技术的成本，把汽车制造商的创新方向转向电力发动机。这个例子表明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不仅是普遍地促进创新，而且可以通过精准干预引导创新走向。我们将在第9章继续这一讨论。
另一个支持理由与协同问题有关。博尔顿与法雷尔以及罗伯的研究都指出，政府行动可以帮助解决协同问题，从而使初始固定进入成本极高的战略产业可以有新企业进入，或者加速其进入。[25]设想有一个新的潜在市场，进入成本颇高，未来的利润回报不确定，且取决于市场活跃之前不可能知道的某些信息（如消费者的需求水平）。此时，没有哪家企业愿意第一个付出固定进入成本。每家企业都希望其他企业首先承担固定成本，让自己了解相关信息，而无须承担获取信息的风险与成本。或者说，缺乏政府干预会导致“搭便车”现象，造成市场的创建被拖延甚至陷于僵局。为解决此类问题，政府可以给第一家进入的企业提供补贴，鼓励其他企业效仿。
这个理由可以解释政府干预在航空产业（波音、空中客车公司等）取得的成功，其固定成本极高，需求不确定。还可以解释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DARPA）的案例，该机构于1958年设立，目的是促进突破性创新（所谓的硬技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与推广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需要巨大的固定成本以及各类经济行为人的协同努力。[26]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帮助美国把人类送到了太空和月球，并最终催生了互联网和GPS（全球定位系统）等重大创新。
在认识到产业政策可以带来帮助后，我们该如何判断哪些产业部门需要政府干预？政策制定者应该首先考虑经济和社会优先议题，如防止气候变化、开发可再生能源、医疗与国防等。在这些之后，他们应关注利用高技能劳动力或存在高度竞争的产业部门。有研究通过对国际微观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面向技能密集型产业的公共投资在促进生产率增长方面更为高效。[27]类似的是，基于中国数据的一项研究发现，面向竞争程度更高的产业的公共投资更有助于生产率增长。[28]
然后我们会遇到政府产业扶持的治理问题。产业扶持如果不是集中在一家企业或少数几家企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果会更好。也就是说，扶持措施应维持或强化该产业的竞争。此外，政府的产业扶持应该做定期评估，以避免没有成果的项目持续下去。政府与私人投资者提供联合融资（如通过各家开发银行），能帮助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最后一点是，给在位企业提供补贴可能妨碍更有创新力的新企业进入，形成再配置效应：补贴会让在位企业拉高技能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这点将在下文详细阐述）。所以，政府实施的产业扶持不能妨碍潜在的新进入企业，并应该尽量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简而言之，产业政策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而在于我们需要重新设计产业政策的治理体系，使之与竞争以及更普遍的创新引领式增长更加兼容。
6.企业活力与补贴在位企业的成本
企业从市场进入到成长、再到退出市场的生命周期与增长过程有何相互作用？对在位企业的补贴会如何影响创新型新企业的进入与成长？新冠疫情危机已证明这类问题有多么重要：一方面，各国政府必须帮助现有企业，尽量减少破产，维持就业水平和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政府不能妨碍潜在的新企业进入市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既为现有企业提供必要的政府支持，又不阻挠创造性破坏过程，不影响新的创新活动的进入与成长。
本书第1章介绍过，熊彼特模型推测创造性破坏与生产率增长之间有正向联系。至于企业活力与增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做些补充。[29]通过比较美国与法国的就业岗位在不同年限企业间的分布，我们发现，从最老的那部分企业（成立时间超过26年）在就业中的占比看，美国明显高于法国（图4.7）。这表明与法国企业相比，美国企业在市场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更强。此外，创造性破坏现象在法国比在美国更剧烈。图4.8比较了法国与美国的企业退出率。无论哪个年限的企业，法国的退出率均更高，尤其是比较年轻的企业。
图4.7和图4.8描绘了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在法国，即使最具生产性和创新性的企业的成长也难以超越某个规模，这让效率较低的企业依然占据市场份额，得以生存下去。从长期看，这影响了法国经济的整体增长率。
哪些因素在妨碍法国企业的成长？其中之一是创新企业缺乏融资渠道。[30]风险资本、私募股权和机构投资者都在创新融资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在法国的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美国。我们将在第12章回来讨论这一点。第二个因素是规制的影响，尤其是劳动领域的规制，当企业雇员人数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就会适用。这些规制会打击靠近临界点的企业的创新。[31]那么，政府是否应该通过补贴在位企业的研发来缓解此类束缚的影响？
图4.7 不同年限企业在就业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and S. Bunel,“Firm Dynamics and Growth Measurement in Fra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6, no. 4（2018）:933 -956，图6。
图4.8 不同年限企业的退出率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and S. Bunel,“Firm Dynamics and Growth Measurement in Fra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6, no. 4（2018）:933 -956，图8。
近期有项研究告诫我们，此类补贴有负面效应，可能挫伤效率较高的新企业的进入。[32]对现有企业提供补贴会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其成本，而成本攀升会削弱潜在进入者的预期利润，打击它们进入市场的决心。
这一再配置效应得到了更近期一项研究的印证，该研究分析了欧洲中央银行于2012年2月实施的欧元体系附加信贷申请计划（Eurosystem's Additional Credit Claims, ACC）如何影响法国企业的活力。[33]时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创立该计划的目的是防止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欧元区衰退，其基本设想如下：在欧元区，各银行可以用高质量的企业贷款作为抵押，从欧洲央行获得再融资；这些贷款将使银行获得更多的流动性；偿还贷款可能性最大的企业获得的评级为1，之后随着偿还贷款概率逐渐降低，评级依次降为2~5，接近破产的企业则评级为P;在2012年2月前，各商业银行只能以评级为4以上的企业贷款作为向欧洲央行再融资的抵押品；后来，该计划又把范围延伸到了评级为4的企业。
上述计划实施后的情形如何？第一个后果是，评级为4的企业获得的贷款，相对于评级更差的企业（特别是评级在5以下的企业）有所增加。第二个后果是，评级为4的企业的生产率增速提升，或者说，放松这些企业的贷款约束让它们得以扩大投资，特别是用于创新的投资。然而这一正面效应被再配置效应抵消了：附加信贷申请计划的实施导致评级为4的企业退出市场的比例减少，而且受影响最显著的是之前生产率最低的企业。或者说，该计划妨碍了评级为4的企业中经营最差的企业被更高效率的新企业替代。
上述研究证实的再配置效应表明，任何补贴企业的公共政策都不能只考虑对现有企业的影响，还要顾及目标产业的潜在进入者。
7.结论
本章考察了竞争与创新的关系。我们看到，总体而言，竞争会促进创新与增长，竞争对接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与增长有正面作用，对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则有负面作用。我们分析了美国的竞争程度削弱与增长率下降之间的联系，然后指出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具有互补性，并捍卫了竞争与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可以兼容的观点。[34]在后续章节，我们还将回到其中某些议题，在第6章探讨美国增长率下降现象，第7章分析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第13章讨论全球化。
[1] See, for example, Richard Blundell, Rachel Griffith, and John Van Reenen,“Dynamic Count Data Model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conomic Journal 105,no. 429（1995）:333 -344; Richard Blundell, Rachel Griffith, and John Van Reenen,“Market Share, Market Value and Innovation in a Panel of British Manufacturing Firm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6, no. 3（1999）:529 -554;Steve Nickell,“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4, no. 4（1996）:724 -746.
[2] David Autor, David Dorn, Lawrence F. Katz, Christina Patterson, John Van Reenen,“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no. 2（2020）:645 -709.
[3] See William J. Baumol, Microtheory : Applications and Origins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86）, ch. 3,“Contestable Markets: An Uprising in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40 -54.
[4] 关于“可竞争市场”的概念，参见William J. Baumol, John C. Panzar, and Robert D. Willig,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5]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60, no. 2（1992）:323 -351.
[6] Blundell, Griffith, and Van Reenen,“Market Share, Market Value and Innovation”; Stephen Nickell and John Van Reenen,“The United Kingdom,”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d. Benn Steil, David G. Victor, and Richard R. Nels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7] See Philippe Aghion, Nick Bloom, Richard Blundell, Rachel Griffith, and Peter Howitt,“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 no. 2（2005）:701 -728; Philippe Aghion, Rachel Griffith, and Peter Howitt,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 no. 2（2006）:97 -102; Philippe Aghion, Richard Blundell,Rachel Griffith, Peter Howitt, and Susanne Prantl, “The Effects of Entry on Incumbent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 no. 1（2009）:20 -32. See also Xavier Vives,“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 Pressur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56, no. 3（2008）:419 -4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