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的一跃：对外开放能带来经济增长吗
·惊险的一跃
对外开放能带来经济增长吗？
这个问题还需要问吗？中国不就是对外开放后才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 迹吗？再看看那些没有实现对外开放的国家，一个比一个落后，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大部分人都相信，对外开放一定能带来经济增长。据说，只要一个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了国际惯例，就能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
其实，这个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这里我们就来谈谈人们容易忽视的 对外开放的代价和风险。
从亚当·斯密那个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就已经指岀，自由贸易能够使 双方得利。在教科书里面，经济学家用更严密的模型证明了，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一般均衡至少不劣于自给自足状态下的一般均衡。即使你没有学过经济学课程，举目四望，看看“二战”之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吧。这些经济体的崛起让很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大家发现，这些经济体大多采取了对外开放、贸易立国的政策，逑不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吗？
遗憾的是，如果我们采用更为严格的研究方法，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各 个因素考虑进来，就会发现，对经济增长影响更大的是一个国家的投资率和宏观经济稳定程度。一个国家的投资率越高，增长率越高；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失衡程度越深，经济增长率越低。相比之下，对外开放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大，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国际贸易理论讲的 是，自由贸易能够改善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并没有直接证明，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资源配置是个静态的概念，而经济增长是个动态的概念。经济学家还是非常谨慎的，但政策决策者想要的太多了。从理论到现实，惊险的一跃，结果失足了。严格地讲，贸易不会自动地带来经济增长，除非贸易能够带来技术的溢出。也就是说，贸易只有使得本国的企业家接触到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才能刺激到技术进步和创新。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贸易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你有点被绕进去了。那么，我们把经济学放在一边，举个生活中的 例子。你可以这么想，锻炼身体会让肌肉更强健，会改善体质，但是，加强锻炼就能长个子吗？加强锻炼能够长寿吗？有可能，但不一定。其他因素，比如遗传，比锻炼或者不锻炼更重要。同理，自由贸易能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吗？能。自由贸易能够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吗？不一定。
·对外开放的收益和风险
我们不能只关注对外开放的收益，还要关注对外开放的风险。收益总 是和风险并存的，收益越大，风险越高。如果全世界的开瓶器都由一家企业来生产，这家企业当然会赚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只要有另一家企业在竞争中超过了它，这家企业就会在转瞬之间全盘皆输。如果这家企业所在的城市，全靠该企业提供就业和税收，那么，垮掉的不仅仅是这家企业，还有整个城市。
所以，要想把潜在的巨大收益变成现实，还需要一个国家能够具备应 有的能力。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讲到，在开放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会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1 ）外部冲击；（2 ）社会内部矛盾；（3）能够缓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遇到的外部冲击越大，其经济增长率受到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越大，当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就越容易受到负面影响，这就好比是堆放的易燃物质越多，发生火灾的时候损失就会越大；一个国家缓解社会矛盾的能力越大，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就越有办法减少潜在的损失。
举个例子来说明吧。我们可以对比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在东亚 金融危机之后的不同反应。泰国和韩国在危机之后均成立了新政府，泰国成立了川·立派（Chuan Leekphai ）为首的八党联盟。韩国则由有“民主斗士”之称的金大中执政。两个国家的新政府均迅速采取措施，清除官员腐败、官僚主义等民怨深重的问题，开放渠道听取民众意见。政府表现出色，民众也就买账。两国公众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新政府的支持令人印象深刻。泰国出现了 “泰国人帮助泰国人行动”，大家行动起来，一起帮助在危机中失业的泰国公民。很多人都还记得，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人纷纷贡献出家里的黄金首饰，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韩国工会本来计划举行大罢工，但大难当头，患难与共，于是，他们主动推迟了原定的大罢工。尽管泰国和韩国是东亚金融危机受到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但在危机之后，经济恢复较快，政治较为稳定。
与泰国和韩国的例子相反，印度尼西亚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日益走向 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印度尼西亚只是被东亚金融危机的“台风”顺带扫到的，但其受到的伤害反而比泰国和韩国更严重。金融危机之后，民众的生活水平降低，尤其是普通工人和穷人，受到的冲击最大，也最无辜。苏哈托（Haji-Mohammad Suharto ）总统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不愿意放弃极权统治。反苏哈托的力量迅速转为暴动。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不同族群和宗教之间本来就有矛盾，危机之后，社会冲突和种族仇视进一步恶化。华人成为暴乱分子掠夺、烧杀、强奸的受害者。为了转移对政府的不满和反对，印度尼西亚总统默许甚至怂恿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结果是事态不断恶化，苏哈托被迫下台，但这时已经太晚了，整个社会上空阴霾沉沉，笼罩在仇视和暴力的氛围中。
要想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缓解冲突的机制，首先，政府需要提高自 己的威望和信誉。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点滴积累起来的制度创新、持之以恒的反腐倡廉、大刀阔斧地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官僚主义，都能有效地提高政府的信誉。其次，政府还应该建立依靠制度化的渠道，使政府能够听到公众的声音，也使公众中的不同人群听到彼此的声音。人们之间如果能够相互理解，如果能有更多互相妥协与合作的机会，就能减少潜在的社会冲突与动荡。公众若能充分理解政府的处境，则对政府的拥护程度会上升，政府也能有更大的政策腾挪空间。因此，让社会各界人士，比如企业家、农民、工人都能参与决策讨论，是增加政府合法性支持的有效途径。最后，政府要加紧建立社会安全网和保障制度。有效的社会安全网能够缓解社会矛盾，保护那些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受害最深的公民，同时也能维护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合法性。否则，反对对外开放的声音会越来越洪亮，而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相互撕裂和对立也会越来越严重，最终，所有的怒气和怨气都会撒到政府的头上。
链接阅读：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资本管制：要不要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
·支持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理由
管不管资本账户？这是一个问题。国际经济学界为此争论了几十年，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一个能让多数人满意的结论。与资本账户管制对应的，自然就是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也就是某个国家不限制资本的流入流出。哪怕是外国资本刚进入本国就马上走，也要大开便利之门。
为什么会有学者支持资本账户自由化呢？有几个为人熟知的理由。
其一，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可以改善资源配置。缺乏资本的发展中国家 可以从资本富裕的发达国家获得资本，而发达国家则取得较高投资回报。
其二，允许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对一国政府是很强的约束。这就好比当 着亲戚朋友的面宣布自己要戒烟了，大家都会来帮助监督你。允许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国家实际向国际市场表明一种态度：我会执行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如若不然，国际资本可以随时离开，失职的政府也会受到惩罚。
其三，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让国内居民有更多的投资机会。鸡蛋不 能搁到一个篮子里。一个国家可能出现了经济衰退，但另一个国家却能逆风上扬。如果油价上涨，需要进口石油的国家得付出更多的代价，不过，卖石油的那些国家却能得到更多的收益。当年，日本的企业就是一边从澳大利亚购买铁矿石，一边购买澳大利亚钢铁公司的股票。这就是一种对冲。如果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涨价，日本进口商的成本会增加，但它们能够从投资澳大利亚股票中得到补偿。设想一下，如果你既能投资中国股市的A股，又能投资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东边不亮西边亮，在A股下跌的同时，纳斯达克市场可能在上涨，这样投资会更稳健。
其四，有一种流行的解释是：资本根本就管不住，所以还不如不管。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投资者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方法躲过管制。不光没用，实施资本管制的成本还很高。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将导致市场价格扭曲、宏观经济失衡和腐败。
这些支持资本自由流动的观点在20世纪末非常流行。当时，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到处游说发展中国家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把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但是，1997年和1998年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没有解救这些国家，反而火上浇油，这动摇了人们对资本账户自由化的信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学者们更是全面反思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利弊。
·反对全面开放资本账户的理由
反对全面开放资本账户的学者指岀：第一，指望资本自由流动改善资 本配置效率恐怕不现实。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资本不仅没有从富国源源不断地流向穷国，相反，更多资本从穷国流向了富国。
第二，资本自由流动还会加剧本国经济周期的波动。一般来说，资 本的跨境流动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多少人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是真心。”那些到其他国家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的资本，不是为了和东道国白头偕老，只是想一晌贪欢。国际资本都是“薄情郎”，本国经济好的时候，它们也想分一杯羹，大量流入的资本会加速经济过热；等到本国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国际资本比谁跑的都快，加剧本国经济萧条。
第三，刚刚说过，资本账户自由化之后，国内居民可以到国外购买 资产以分散风险，但这也会导致资本外流。对于发展中国家，资本是稀缺性资源。限制资本的跨境流动会使得国内居民不得不把相当多的资产留在国内。这有助于国内融资，避免因资本转移而导致的国家经济发展资金短缺。同时，资本管制也有助于一国对流入的资本类型进行选择，重点吸引符合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长期资本。
最后，虽然资本管制可能会造成腐败，但也有助于防止来路不明的资金 外逃、跨国洗钱以及非法转移资产。在当下，这恐怕是非常关键的理由。
·资本管制的作用
总之，是否要放弃资本管制在学界始终没有共识。但学界有没有共识 并不重要，只需要看一看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能大概知道资本管制究竟有多重要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泰国经济正经历高速增长，为了进一步吸引国际 资本参与到国内建设中，泰国政府放开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意味着失去了控制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屏障。此后，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泰国。这些资本开始是会流入实体经济，后来逐渐开始炒房炒股。等到泰国经济出现问题，各类资本突然快速流出泰国，对泰国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泰国政府试图用外汇储备来对冲资本流出，抵御投机者的冲击，但最终宣告失败，不得已允许泰铢大幅贬值。至此，东南亚金融危机拉开序幕。随后，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步了泰国的后尘，成为国际资本攻击的目标。反观当时的中国，由于实施了严格资本管制，短期资本不能自由出入，因此躲过了国际游资的攻击。
有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许多 国家纷纷实施了不同程度的资本管制。这些国家既包括发展中国家，如韩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俄罗斯、波兰等，也包括发达国家，如法国和德国。
资本项目开放的最大危险正是在于短期资本的长驱直入或突然流出 对一国金融体系的冲击。一旦出现危机，发展中国家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发展中国家可以选择提高国内利率来抑制资本外流，土耳其曾经这么做过。结果呢？高利率抑制了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国际市场对土耳其经济丧失信心，加剧资金外逃，经济更加一蹶不振。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动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乌克兰和印度尼西亚曾经这么做过。结果是外汇储备快速下降，引起了国际市场对该国政府维持汇率能力的怀疑，反而诱发资本流出，最后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当然，发展中国家还可以泰然处之，不采取任何政策措施。这种情况下，结局很可能就是汇率暴跌、货币贬值，国际市场对该国的信心丧失殆尽，最后还是经济崩溃。
别光顾着看别人家的笑话，中国也在这方面吃过亏。2009年，中国事 实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开放了资本项目下的子项目。这些子项目涉及资本市场证券、货币市场工具、商业信贷、金融信贷等，大多与短期资本跨境流动有关。大量的投资者凭借这些已经开放的项目把美元换成人民币，然后购买国内金融资产。在取得盈利之后，投资者再把人民币本金和利润兑换成美元，绕道香港逃出中国。
套利者的所得必是国家之所失。2014年第三季度之后，中国经历大规 模资本外流，汇率贬值压力很大。央行为了稳定汇率，动用了大量外汇储备来抵御冲击，外汇储备一度从最高的3.94万亿美元下降到3.1万亿美元，降幅达8000亿美元。到了2016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短期触底回升，同时政府加强资本管制，这才遏制住了资本外流的势头。
链接阅读：余永定，《最后的屏障：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之辩》，东方出 版社。
货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提高中国的国际地 位吗
·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
记得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课题组 做过一个测算：如果以美元国际化程度为100来衡量，欧元的国际化程度接近40,日元为28.2,人民币则只有2。此评分是否精准姑且不论，但其对现实的判断却是冷静客观的。
中国的GDP实力已经不亚于美国了，但在货币国际化这门课上，人民 币和美元、欧元并不在一个班级，它其实和巴西、印度、俄罗斯的货币在一起，比它高一级的同学是韩元、港币、新加坡元等。这种情况和中国的经济实力是极不相称的。难怪，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加快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有人说，人民币国际化，是为了有一天替代美元。呵呵。要是这样的 话，中国国家足球队拿到世界杯冠军也是指日可待的喽。人民币国际化突然开始提速，与其说是有称霸的野心，不如说是形势所迫。金融危机暴露出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无非是希望减少中国对美元的依赖，同时也是一次补课：同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相比，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实在是太落后了。
人民币国际化能带来什么好处呢？最直观地说，如果人民币被广泛用 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就能减少汇率波动对国内进出口商的冲击。2008年中国进出口外贸依存度已接近70%,但对外贸易中90%以上的交易是以美元结算的。很多出口企业的利润率本来就已经很薄，如果汇率稍微出现波动，就可能辛辛苦苦白干了。再来畅想一下，要是人民币真的能在国外花T,老百姓获益，进出口企业获益，金融机构也能获益。
于是，从2009年开始，在政府的鼓励下，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不断加 速。在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比例大幅度提高，海外的人民币存款（尤其是在香港）急剧增加，甚至有几家国外的中央银行表示，要在自己的外汇储备中纳入人民币币种。2017年6月，欧洲央行公告出售部分美元外汇，换成人民币储备，成为首家公开声明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世界主要央行，此举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跛足”的人民币国际化
但是，再仔细去看，我们会发现，在国际结算中，进口贸易更容易使 用人民币，出口贸易中人民币使用量远低于进口贸易。这被称为“跛足”的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必须记住，当时人民币还处在升值之中，那么，假如你是一个国 外的出口商，要卖东西给中国，你在中国的贸易伙伴问你，我付你人民币行不行，你会怎么考虑？如果给你人民币，人民币又在升值，那么，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国外的进口商，要从中国买东西。你在中国的贸易伙伴问你，我付你人民币行不行，你又会怎么考虑？首先，你手头上可能没有人民币，因为人民币还不是一种国际货币，不是人人手上都有的。其次，如果你去跟别人借人民币，别忘了人民币是在升值，这意味着等你还人民币的时候，你得花更多的美元去买人民币，多么麻烦，多不划算啊。
这种“跛足”的人民币国际化会带来什么影响？首先，我们不是担 心美元陷阱吗？我们不是不想收太多的美元了吗？可是，中国还是贸易顺差，我们出口的产品比进口的多，如今，在出口的时候还是用美元结算，拿回来的都是美元，进口的时候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于是花出去了一部分人民币，那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收进来的美元比原来更多了！美元陷阱不仅没有躲开，反而陷进去得更深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跛足”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与其说降低了中国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不如说降低了外国企业的汇率风险。这是因为，少数中国出口企业减少了人民币升值的汇率风险，而大多数中国进口企业却丧失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获利机会。
那些声称要持有部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外央行也不是傻子。 当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持有人民币当然是很划算的。到了人民币贬值的时候，你看他还是不是继续持有人民币？他很可能会把人民币卖掉。卖给谁呢？只能是卖给中国人民银行。于是，在人民币升值期间，升值的好处都被国外的央行拿走了，但有得必有失，吃亏的是我们自己。所以说，如果我们当初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对美元的依赖，那么，在最初的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我们反而积累了更多的美元资产，结果事与愿违、南辕北辙。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我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 时候，人民币正好处于升值，当一种货币不断升值的时候，自然有人愿意更多地持有，这跟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提高，一点关系都没有。假如印度卢比、越南盾、菲律宾比索，甚至尼日利亚奈拉，一直处于升值，国际市场上想要持有它们的人一样会多起来。
“烈火见真金”，考验人民币国际化是否成功的标志是，当人民币贬 值之后，大家还是不是会持有。如今，人民币确实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结果呢？海外人民币存款大幅度下降，说要持有人民币的国外央行也“王顾左右而言他” 了，人民币倒是还想往外跑，但央行已经开始收紧资本管制，想到国外也不给机会了。
·金融开放的次序
我们希望人民币能够变成一种国际货币，这是一种很好的想法，但 不可操之过急。从根本上说，决定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变成国际货币，要看其国内的金融市场是否强大。原因很简单，不管是通过什么渠道出去的人民币，都不会只压在床铺下面，持有人民币的境外投资人希望拿人民币去买用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尤其是债券。从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来看，高度发达的本国国债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当本国国债发行实现市场化之后，才能确定无风险的国债收益率，其他债券发行人才能据此定价。接下来，如果本国国债市场实现了市场化、汇率逐渐走向浮动、资本管制有序放开，才能出现有深度和广度的外汇交易市场。有了这样一个外汇交易市场，投资者才能互相匹配其不同的信用风险、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这才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合理顺序：先发展国内的金融市场，再逐步使得本国货币的汇率更加灵活，然后才能有序地开放资本市场，最后，水到渠成，人民币才会变成国际货币。
但我们所能看到的却是，中国似乎没有遵循这一次序。2003年以来我 们一直议论的是人民币汇率改革，2009年之后却改为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于对岀口下滑的担忧，人民币升值的步伐逐渐放缓，人民币回归到了事实上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那么，我们就遇到一种尴尬的局面：中国一方面担心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可能会导致外汇储备价值缩水，希望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和其他改革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又紧紧盯住美元，这两种选择是自相矛盾的。盯住美元的结果就是和美元一起贬值，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却要求人民币升值。这种分裂表明，最艰难的政策取舍尚未做出。
话又说回来，即使人民币成了国际货币，故事也没有结束，因为潜 在的风险会随之而来。一旦放松资本管制，允许外国投资者更自由地购买本国证券，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岀现大涨大落的波动。你的经济形势好，所有人都想来投资，于是，可能催生出资产价格泡沫；相反，你的经济形势不好了，所有的人都想跑掉，于是，可能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触发金融危机。
人民币国际化听起来很令人振奋，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 从根本上讲，不是人民币实现了国际化，中国的国际地位就能提高，相反，是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起来才更顺利。这里的因果关系不能搞颠倒了。
链接阅读：余永定，《最后的屏障：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之辩》，东方出 版社。
三难选择：经济全球化的政治三难选择
·三难选择
这一篇我们介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的“全球化的三难 选择”。罗德里克很早就讲到经济全球化可能会遇到阻力，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原来他说的是对的。
还记得我们说过的吗？决策就是选择。决策者要权衡各种不同方案的 利弊得失。之前我们介绍过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三难选择。之所以存在三难选择，无法三者兼顾，只能三选二，是因为政策目标太多，政策工具太少，不得不有所取舍。三难选择是一种很好的思维工具，我们可以用这种思维框架分析很多问题。怎么才能一方面呵护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回应大众的呼声，提高政府的民众支持度？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提出了 “全球化的政治三难选 择”，给我们思考对策提供了一种参考思路。依然是三个值得追求的美好目标。罗德里克说，决策者可以选择世界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和大众政治这三个目标。他这么说听起来比较拗口，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三个目标其实就是，“要不要对外开放带来的好处”，“要不要由本国政府拥有所有的经济主权”，“要不要什么事情都听大众的”。
如果决策者选择世界经济一体化，那就像我们当年敞开怀抱对外开放 一样，想要的是加入国际市场，尽情地享受商品和资本跨越国界、自由流动带来的好处。
如果决策者选择民族国家，那意味着一国政府自己说了算，能够独立 自主地制定和贯彻法律和政策。
如果决策者选择大众政治，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民主。罗德里克这里讲 的民主，不一定是非要采用直接选举、多党竞争等西方的政治模式，而是说，在民主政治下，公民有什么呼声，政府就要有所回应。穿上“金色紧身衣”就要有所回应。
接下来就是痛苦的选择。
假设一个国家选择了参与经济全球化，那么，要么放弃大众政治， 要么放弃民族国家。如果要的是民族国家，那么，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压力下，一个国家并没有太大的政策选择空间。
《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理德曼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好 像穿上了疯人院里的紧身衣，只不过在经济全球化的光芒下，这身紧身衣发出美丽的光彩，是一件“金色紧身衣”。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当你的国家穿上了金色紧身衣，它的政策选择范围就缩小到：要么可口可乐，要么百事可乐。”穿上“金色紧身衣”的国家，其实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跟国际惯例接轨”。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推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其实都是非常强势的威权政府，比如新加坡的李光耀政府、韩国的朴正熙政府，以及秘鲁的藤森政府。转入防守状态，只有威权政府才能镇得住场子、压得住子民、推得动开放。
但随着对外开放，各国的政策会越来越趋同，比如都会力争实行小政 府、低税率、放松市场管制、私有化、降低关税、资本项目自由化、更灵活的劳工福利条例，等等，国家成了全球市场上的竞争者。
·布雷顿森林妥协
那我们能不能暂时或部分地放弃经济全球化呢？
其实是完全可以的。我们并不是说，一下子完全退回闭关自守的状 态，而是想告诉大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政策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应该考虑要不要调整一下对外开放的步伐，转入防守状态，让对外开放服从于国内政策。这种模式曾经运行得很好。罗德里克谈到，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国际经济制度基本上就是这种模式。他称之为“布雷顿森林妥协”。“二战”之后，在美国的带领下，各国政府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制度。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来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负责给国际贸易定规矩，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管的是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
这套体系强调的是促进国际贸易，各国承诺降低关税壁垒和不互相实 行贸易歧视。与此同时，各国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经济政策。比如说，各国可以对资本流动进行限制。即使是在贸易领域，尽管通过历次关税谈判，世界关税水平有了显著的下降，但仍然允许存在例外，比如农业、纺织品等一直没有纳入谈判日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允许各国通过反倾销政策等手段，在面临严峻的进口竞争时对国内产业加以保护。在这种相对宽松的国际经济制度下，各国选择了很不一样的发展战略。
欧洲国家一方面积极实行欧洲的联合，同时维持着比较高的社会福利 水平；日本的资本主义在公司治理结构、银行和企业关系、产业政策等方面都和欧美资本主义大相径庭，它的出口极具竞争力，但服务业和农业却相对缺乏效率；当年亚洲四小龙走的是“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而拉美国家、中东实行“进口替代”，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也实现了经济起飞。
要是我们既要经济全球化，又想要大众政治呢？那就得推动全球经济 治理，而且要准备好让渡民族国家的一部分经济主权。极端地讲，国家之间解决不了的问题，放在一个国家内部，很可能就迎刃而解。
美国的工人抱怨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那为什么东北的工人没 有抱怨在广东打工的四川民工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呢？他们可能也抱怨过，但肯定不会觉得那么理直气壮。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是因为希腊债务太多，还不起钱了。多大一点事啊。要是德国帮它把钱还了，不就没有这么多的麻烦了吗？但默克尔敢跟德国人说，我们要省吃俭用帮助希腊人还钱吗？如果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呢？假设贵州省借的钱太多，还不上了，中央政府可以帮它还，中央政府的钱从哪里来的？是从其他地方，比如上海或者浙江收上来的钱。所以，理论上的最优解是建立全球联盟，大家都统一到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全球治理。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专门提供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产品，而各国政府，都变成了地方政府，提供本地人的公共产品。在一个国家内部，中央政府负责军队、外交、治安和法律，地方政府负责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再低一级的基层政府负责倒垃圾，各级政府按照他们的管辖权，分别提供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
谈谈我自己的学习心得。穿上“金色紧身衣”是过去的选择。进入防 守状态应该是我们今天的选择。通过全球治理合作走向世界政府，或许是未来我们努力的方向。随着全球化退潮，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一味地强调对外开放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矛盾。越是在经济低迷时期，各国间的政策协调就越是困难，能守住底线不出事就已经够好了。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全球化也需要一段时间“休养生息”。
· 一则八卦
正文到此为止，接下来八卦一下。
丹尼·罗德里克的太太叫皮纳尔·多安(Pinar Dogan ),他们 夫妇两个都是土耳其人。皮纳尔·多安的父亲是切廷·多安(CetinDogan) , 土耳其的一位退役将军。2010年，罗德里克夫妇卷入了一场千里之外的政治风波。土耳其的一家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办的报纸声称，切廷·多安涉嫌策划军事政变，企图推翻新当选的土耳其政府。据报道，这个军事秘密行动的代号是“大锤”，多安将军计划炸毁清真寺、击落民航飞机、逮捕记者。数百名军官被起诉。罗德里克陷入了两难困境：他相信自己的岳父是无辜的，这个所谓的“大锤”计划漏洞百出，纯属捏造，但土耳其知识分子群起而攻之，说罗德里克支持军国主义，为了救自己的岳父说谎。罗德里克发现了非常确凿的证据，比如，所谓的政变文件是用Word2007写成的，但这个版本的Word在指控多安将军谋划政变的时候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想知道这对哈佛大学夫妇为亲人维权的结果吗？ 2012年，土耳其 法院宣判300多名被告密谋推翻政府。多安将军被判20年徒刑。一年以后，土耳其政局究变，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 )总统反攻倒算，清除了政治异己，为“大锤案”平反昭雪。
对这段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5 年10月30日的封面文章：《一位土耳其将军，两位哈佛经济学家，一场神秘的政变》。
链接阅读：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门户政策：墙与门
·全球化的剧情梗概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全球化是一件很晚近的事情。先是邓小平南行， 然后是中国加入WT0,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之后，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这不仅带来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而且也对全球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只看到了聚光灯下的中国，没有看到舞台上的其他演员和背景。我们是在戏快结束的时候才进场的，没有看到之前的剧情。
如果我们坐在观众席里，看全球化这场戏，故事梗概大致是这样的：
在19世纪，全球化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当时，人们普遍非常 乐观，认为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文明盛开，这就是以后人类的发展路径To不成想到了 19世纪后期就出现了矛盾，各国开始提高关税水平、限制移民，而且开始扩军备战。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仍然没有觉得真的会爆发战争。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之后，人们仍然觉得，这不过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四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政府均进入了懵圈模式，昏招迭出，语无 伦次。在短暂的战后复苏之后，爆发了 1929年股灾，以及随后旷日持久的大萧条。伴随着大萧条的是各国之间的贸易战、货币战，最后矛盾日益尖锐，在不到30年的时间之后，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彻底把西方世界震惊了。再 加上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实施如日中天，经济增长速度比西方国家还快，到处都是红色的海洋，为了拯救资本主义，西方国家不得不改造资本主义。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都有严格的管制。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各国经济政策在左翼政党执政时期表现出国家大幅干预特点，如重要工业和交通部门企业的国有化、实施价格管制、推广福利政策、限制贫富分化、重新分配土地、加强计划管理等。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经济增长快速，民生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的冲击，引发了发达国家的经济 “滞胀”：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但失业率却降不下去。经济增长失去了动力。这里面可能有城市化和工业化都已经大体完成、新增长动能缺乏的深层次原因。于是，新一代的政策出现了。里根革命和撒切尔主义强调实行全方位的经济自由主义，减少政府干预。与此同时，计划体制国家内在的低效率也表现得日益突出。此外，新的技术进步出现了，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很快蓬勃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苏联在其看起来仍然强大无比的时候，几乎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成为全球舞台上新出场的耀眼明星。
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化峰回路转。即使是在危机爆 发之后，很多人仍然觉得这场危机很快就会过去，我们还会回到原来的美好年代。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将近十年了，我们看到的只有更多的失望和焦虑，没有看到什么令人信服的希望。
·历史的转折点
我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
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各国人民齐心协力 在全球经济化的浪潮里专心致志赚钱的和谐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想要在很快的时间内从无到有，从0到1个亿，已经越来越难了。社会阶层的板结化越来越严重，仅仅靠努力，已经改变不了命运，家庭门第才是决定命运的最主要因素。
站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你会有不舒适的感觉。我们不歌颂新经济， 也不畅谈财富自由，我们讲得多是风险、危机、政治对经济的扰动、人类命运的渺小。这是一种“忧郁的现实主义”，你要想更为客观，就要先变得更加悲观，把最糟糕的情况先考虑好。
欢迎来到全球比烂的时代。
我们的悲观，是为了更加清醒。我们清醒，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 如果你没有看清趋势，在前一分钟，你还在岸边兴高采烈地看着潮水到来，到下一分钟，你可能就已经被卷进了浪里。
为了更好地生存，我们只能寻找一种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应该更少人 走，更多荆棘。这条道路其实就是中庸之道。在混乱中寻找确定，在矛盾中寻找平衡。
·门户政策
假如我们终于明白了，全球化其实是有风险、有成本的，那么，我们 又该如何应对呢？
一种本能的反应是，那就修一堵墙吧。特朗普就是这么想的。在这一 点上，我对他倒是比较同情。当然，修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把自己和外部的世界隔离，最终只会让你自己受到更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轻率地把所有的障碍物都清除掉，没有任何防护，你永远不知道在边界的另一边会出现什么：蛮族？难民？侵略者大军？
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庸之道，应该是修一堵墙，但开一扇门。这个门 应该天天都开着，人们可以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最好刷一下证件就能过去，不需要烦琐、无聊、无效的安全检查。这个门应该开得足够大，不行就多开几个门。不能让所有的人在门口排一长队。这个门装有摄像头，也有卫兵把守，但在正常情况下，你看不到卫兵，也没有路障——你应该几乎感觉不到门给你带来的不便。
但是，如果你想越过边界，只能从门这里过。你不能爬墙，也不能跳 窗户。谁从这扇门进来了，应该是有监控的。如果一切正常，那就没有问题。但假如出现了异常，监测系统应该能够迅速地感知，并做出分析和预判。比如，进来的人突然比正常情况下少了，出去的人突然比正常情况下多了，那背后是什么原因，就应该有所调查。
在极端的情况下，门是能够被关上的。当门被关上之后，应该能够有 锁和门闩，保证外边的入侵无法进入墙的这一边。如果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关门，应该告诉大家，这只是暂时的，到了警报解除之后，门还会打开。
为什么要有门？因为我们必须保持对外开放，要有人的流动、商品的 流动、思想的流动，这个世界才会有生机和活力。为什么要有墙，因为墙给我们带来了安全感。正是因为有了墙，我们才能更放心地把门打开，否则，我们会一直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你可以设想，墙越是结实、高大，我们也就会越放心。
在墙的里面，应该是充分开放的。如果在墙的里面还有墙，一层一层 全是墙和障碍物，那么，墙的里面也会变得更加不安。墙总是要把人分开的，如果我们把人群分得越细，各个阶层之间就会变得更加固化，群体之间的矛盾会更加激化。墙使得我们可以集中力量搞好内部的团结，听取大家的意见，营造一个更为和谐的共同体，大家有共同的信念，能够互相协商，彼此愿意做出妥协，能够有对话的机制、交流的机制、制衡的机制。规则应该变得更加明晰，这样人们才能对未来做出长期的规划，才能鼓励长期投资。没有长期预期，就没有长期投资。没有长期投资，就没有长期的经济增长。
链接阅读：乔舒亚·库珀·雷默，《第七感：权力、财富与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中 信出版社。
第七辑
导读
·你在海平面看到的经济学
虽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出现收入不平等，但随着经济继续发展， 贫富差距就会逐渐缩小。大河涨水，小河也满。如果从刺激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收入不平等是一件好事，有能力的人、勤劳的人才能赚更多的钱，这就鼓励人们个个努力工作。如果让政府去帮助那些穷人，势必会带来更多的懒汉。不管政府如何去做，收入不平等都是不可能被消灭的。
·你在高海拔看到的经济学
19世纪是个贫富悬殊的时代。进入20世纪之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有所缓和，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贫富差距再度扩大。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21世纪将会出现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不仅对穷人不利，也对富人不利。适度的收入不平等有助于激励人们更努力地工作，但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会让人们感到焦虑、愤懑，甚至绝望。单靠市场经济，无法自发地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在自由和民主之间，如果要选择民主，就只能节制资本。
·本辑导读
《财富鸿沟：不平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讲到，经济学有“公平” 和“效率”之争，但这样的争论也辩不出对错。什么才是公正的规则？著名哲学家提出了 “无知之幕”，只有当我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运气如何、是富是贫的时候，才能找到共识。每个人都要有基本的自由权利，但同时，我们还要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