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兹涅茨曲线：从长时段看不平等》讲到，尽管在20世纪中叶出现 了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缓和，但这是受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30年代大萧条对财富的破坏、“二战”之后各国节制资本的相关政策，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地丧失等重大事件的影响，这段时期的趋势不是历史的惯例，只是一种特例。
《1%和99%：你站在收入分配的哪一个台阶上》讲到，若以财富而 论，收入最低的人群是负财富，他们都没有见过财富。收入最高的10%可能认为自己已经是成功者了，但收入最高的1%又比他们高很多。真正的富人在收入分配的顶峰上，高处不胜寒。
《不平等的痛苦：收入不平等伤害了谁》讲到，收入不平等不仅对穷 人不利，而且对富人也不利。在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即使是富人，也会过得更加焦虑，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自由和民主：纠正收入不平等是不是就破坏了市场经济》讲到， 市场交易的自由和一人一票的民主是不协调的。如果坚决捍卫市场交易的自由，就得放弃民主，需要一个强权人物弹压反对者。如果想保护民主政治，就要适当地节制资本，这是一种更为稳妥的做法。
《穷人的美德：穷人该怎么办》讲到，当财富极端不均等的时候，贫 穷并不是穷人个人的问题。穷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穷人的下一代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变得越来越难。国家应该做得更多：提供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富而不骄：富人该怎么办》讲到，炫富已经成为越来越不合时宜的 行为，富人应该学会低调，学会感恩，更多地参与慈善和公益活动，有空多看看历史，体会一下当年贫富悬殊、社会震荡的社会群体心理。
《拉斯蒂涅的选择：拼搏还是拼爹，看你身处什么时代》讲到，收入 不平等会影响到年轻一代的士气。在经济髙速增长时期，年轻人更相信自我拼搏，拼爹是没有意义的。但是，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阶层的板结化，年轻人会变得更加迷茫：拼搏反而变得没有意义了，想要出人头地只能拼爹。这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
财富鸿沟：不平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公平与效率之争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 )跟我同年，他写了一本非 常畅销的书，叫《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经常出现在各种非小说类畅销书榜单上，也摆在书店里最醒目的位置上。据说，夹着这本书走在街上，有助于吸引进步女青年。这本书也非常富有争议。2014年年底，皮凯蒂到中国，他在北京的几场活动，都是由我来主持的。在一场中信出版社组织的活动中，轮到在场的观众提问时，坐在前排的一位中年男子异常激动地夺过话筒，大声地说：“你说的都是胡说八道，你这是要让中国退回到计划经济！”
收入不平等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激动起来的话题。有人抨击收入不平 等，有人支持收入不平等。这两派人马，几乎势不两立。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他们的分歧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
你去问问反对收入不平等的学者。你问他们，你们赞成所有的人都拿 同样多的工资、住同样的房子、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物、上同样的学校、看同样的电影吗？我想没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会赞成这种极端的收入平等。就算是中国的计划体制时代，也没有实现人人平等。有人用全国粮票，有人用地方粮票；有人戴军帽，有人穿草鞋。供给制下隐藏的不平等，比我们能够看到的多很多。
你去问问支持收入不平等的学者。你问他们，你们赞成世界上的最 后一分钱被一个超级富豪拿走，其他的人都必须饿死吗？你们赞成富人的孩子享受最好的教育，世袭最高贵的位置，而穷人家的孩子永世不得翻身吗？你们支持有钱的人同样可以更有权，可以法外开恩，可以控制媒体吗？你们支持当恐怖袭击爆发的时候，警察只保护亿万富翁，不需要管其他民众吗？我想没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会赞成这种极端的收入不平等。
那大家到底在争论什么呢？很多人说这是公平和效率之争。那么，是 不是要公平就不能要效率，要效率就不能要公平了呢？显然不是这样的。经济学里有个“效率工资理论”，大意是说，企业家要是想让员工更努力工作，最好是付给他们高出市场价格的工资，这样才能赢得员工们的忠诚。这其实是“公平工资”啊，如果大家觉得更加公平，就会更有归属感和安全感。我们常说兼顾效率与公平，听起来很平庸，但最优的组合应该就在更为中庸的区间内。
·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
什么叫效率，大家更容易产生共识。最小投入、最大产出，这就是效 率。那么，什么是公平呢？这就比较复杂了。当我们在谈论平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讲的是机会平等，有时候讲的是结果平等。支持不平等的人，并不是主张机会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反对的是过分强调结果不平等，他们认为，强调结果平等会造成机会的不平等，这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吧，如果是高考，那就要把规则定得明确：是不是按分数高低录取呢？.如果是按照分数高低录取，那么，大家就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公平竞争，智商高的人可以拼智商，智商低的人可以拼毅力，你认同这种游戏规则，那就愿赌服输。如果过分强调结果的平等，比如，大学必须招收同样比例的男生和女生，必须多招少数民族学生，必须照顾贫困家庭的孩子，甚至保证每个地区都有招生的比例，等等，就会弄得大家很郁闷。为什么亚裔的孩子比非裔的孩子考分高那么多，但上个大学那么难？什么叫贫困家庭？要是我们家比贫困线下的邻居家庭更努力，结果我家的收入比贫困线水平高一点，就无法享受优惠了，这公平吗？
所以说，说起机会平等，大家都不会有太多争议。两派人马的分歧主 要集中在这一点：究竟需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关注结果平等？注意，我们讲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而不是完全追求结果平等。盲目追求结果平等，往往适得其反。但要是一点也不照顾结果平等，也有不公平之处。
如果你认为只要有机会平等就行，不需要关注结果平等，那么，你 的假设条件是一个人最终能够实现的成就，完全取决于其个人的努力。举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要比赛跑步。我们必须假设，如果大家同样从起跑线出发，那么，跑得快、耐力好的选手就能胜出，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因素的干扰，这样，我们才能相信，只要发令枪响起，我们就不必再操更多的心。就算是比赛这样的简单例子，其实也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如果一个实力很强的选手在比赛当天运气不好，突然拉肚子了呢？如果一个选手穿的是黑心商人卖的鞋子，一边跑，鞋子一边磨脚，因此影响了他的比赛结果呢？如果一个选手在比赛中途遇到一个小孩子掉进了河里，他去救孩子，结果耽误了时间呢？也就是说，即使事前的机会完全平等，在发令枪响了之后，也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如果在施粥的时候，要先对排队的穷人进行资格审查，看他们到底是环境不利，还是努力不足，这在道德上是很难令人接受的。作为一个社会，有必要向陷入困境的人提供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结果的平等也是需要关注的。
如果你热衷辩论，这种解释未必能够说服你。公平与效率之争也好， 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之争也好，都很像是大专辩论赛的题目。这种类型的题目从正方论证也有道理，从反方论证也有道理，但听完了辩论，很难让你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台湾作家李敖曾经说过，讨论是智慧的交流，辩论是无知的相加。
·打牌与“无知之幕”
如果你听大专辩论赛听得越来越糊涂，那不如离席去换换脑。我们一 起打牌好不好？打牌是不是最需要公平呢？如果规定每个选手手中的牌数目不一样、出牌的规则不一样，这样的游戏还有什么意思呢？那么，怎么才能保证打牌的时候大家都心甘情愿地遵守公平的规则？关键在于洗牌。洗牌之后，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下一轮能摸到什么牌，你可能摸到一把好牌，也可能摸到一把烂牌。如果摸到好牌和摸到烂牌的概率是一样的，那么，你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维护规则的公平。
按照同样的思路，你就能从最浅显的角度理解著名哲学家罗尔斯 (John Rawls )所说的“正义”。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没有对正义的坚持，社会就不成为社会了。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认同正义呢？罗尔斯说，可以设想有个“无知之幕”。你站在一个幕布的前面，准备投胎了，如果幕布打开，你就能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人。比如，幕布打开之后，你发现自己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是不是好棒啊！可是，幕布打开之后，你也可能会变成叙利亚难民，是不是很惨呢？这就像你摸牌一样，摸到一把好牌和一把烂牌的概率是一样的。罗尔斯说，如果有这样的“无知之幕”，就会迫使我们每个人去设想在最初始的状态，到底什么规则才是好的。
首先，我们能够想到的是，每个人都得有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这应 该没有争议吧。比如，我们得有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不会随便就被逮捕的权利，等等。其次，即使有了自由，我们也不能保障结果的平等，有人运气好，有人运气差，偶然性的因素是不能排除的，于是，就会有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要是有了不平等，我们该怎么办？
罗尔斯讲到两点：第一，要照顾到最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第二， 要保证把所有的职务和地位按照公平、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我们这里只谈第一点。第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照顾那些最弱势的人，否则，他们就会感到自己被剥夺了最起码的权利，就会感到自己被整个社会排挤在外，这种社会不会被人们尊重，只会被人们仇视。如果一个社会的共识没有了，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不会变得更好，只会变得更坏。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里引用约翰·多恩(John Donne )的诗：“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每一个人的不幸都是我的不幸，每一个人的哀伤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员。
链接阅读：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库兹涅茨曲线：从长时段看不平等
·倒U型曲线
经济学里有个库兹涅茨曲线，这是一条倒u型的曲线，讲的是随着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会先上升，然后下降。或者说，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的带动其他人，大家就都变得更加富裕To之所以称之为库兹涅茨曲线，是因为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在1954年提出来的。他发现，从1913年到1948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下降。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45%—50%下降到了30%—35%O库兹涅茨就是根据这一观察，提出了他的假说。
我们看看中国在过去30多年发生的变化，大家会有什么感受？如果 直观地讲，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家都很穷，有些人确实有特权，但我们很难看得见。套用一句玩笑话，当时大家是平等地贫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大幅度提高了。中国经济奇迹最大的功绩就是让上十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降低了吗？没有。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高了。
这不仅是中国才有的现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全球现象。 不仅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俄罗斯，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日本，甚至出现在北欧国家。所以，库兹涅茨曲线是不存在的。
那么，是不是库兹涅茨在骗我们呢？不是的，如果你观察20世纪上半 叶收入分配的变化，不管是用库兹涅茨的方法，即统计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还是统计收入最高的1 %人口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或是用所谓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如果是零，就是完全平等，如果是1,就是绝对不平等，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各国几乎都出现了一个U型曲线：19世纪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20世纪上半叶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但到了20世纪后半叶，收入不平等程度又再度加剧。
·剧烈变革的20世纪
这是为什么呢？你先想想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什么。1914年爆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世界经济经历了短暂的复苏之后，到30年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到了30年代末期，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已经全面转恶，到了 1939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世界政治经济经历的最动荡的一段时间。
最直观地看，战争会带来财富的损失，革命会带来财富的损失，更不 用说规模如此巨大的战争与革命了，多少悲欢离合、生生死死，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金融危机也会带来巨大的财富损失，多少富人的投资，在股灾中灰飞烟灭。据说，大萧条期间，你要是在纽约的酒店订高层的房间，酒店经理就会问，请问你是想住宿呢，还是想跳楼。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结果殖民地国家一个一个都独立了，这让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又失去了大量的海外殖民资产。
当然，这些都是直观的感受。按照英国经济学家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 )的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最高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丧失殆尽。英国收入最高的0.1%人口的收入比重从1914年的10.7%下降到1918年的8.7%O但其他参战国，比如日本和美国，其最高收入比重没有岀现明显下降。法国和德国在战争中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因为它们是主要战场，但法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比重在1915年为18.3%,到了1920年则为17.9%。在丹麦和荷兰，最高收入的比重在战争之后反而上升了，难怪在战后有很多人大声疾呼要惩治那些发战争财的人。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二战”前 后大幅度下降。而且，出现下降的国家并不只是被占领国或战败国，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瑞士，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均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福利国家的出现
所以，除了战争、经济危机的因素，政策的转变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简单地说，这个重大的变化就是福利国家的岀现。
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简单指标就是看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 英国、法国、美国和瑞典这四个国家的数据来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政府的规模很小，基本上属于“守夜人”政府，到20世纪之后，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逐渐演变为“社会政府”，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府的规模大体处于稳定状态，未再出现大幅度的扩张。
1910年之前，英国、法国、美国和瑞典的政府规模大体相似，税收 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10%以下。这些税收收入主要用于一些基本的开支：警察、法庭、军队、外交和行政管理。换言之，除了维持社会秩序、保护财产权利和保持军队力量之外，政府基本上不剩什么钱，干不了太多其他的事情。当时，政府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的投入很少，大部分人只能接受最基础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如今，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都占到国民收入的10%—15%。当然，各国的具体政策有所不同，比如，美国的高等教育更市场化，大学学费较贵，基本上靠个人承担。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更多靠政府支持，学费较低，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较高。欧洲实行了较为普遍的公共卫生体系，而美国的公共医疗保险只覆盖老年人和低收入阶层。但是，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大部分是由政府支出的。政府支出占教育、医疗卫生经费的比例，在欧洲为四分之三，在美国为二分之一。
此外,政府规模扩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用于收入再分配的支岀增加 了。其中主要包括养老金、失业救济，以及对贫困或特殊家庭的救助。在这一部分支出中，占绝大部分的是养老金，约占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欧洲各国的养老金占国民收入的12%—13%,美国则占6%—7%0对于大部分退休的老年人（占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来说，公共养老金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老年贫困化的问题。和养老金相比，失业救济在政府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一般占国民收入的1%—2%o对贫困或特殊家庭的救助则更少，不到国民收入的1%。
福利国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收入分配。20世纪50—70年代 是福利国家发展最快的时候，对市场经济的管制程度也相对较高，但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而且，那是一段难得的几乎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年代。
20世纪8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逐渐盛行，收入不平等程度再度恶化。如 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又会进入一个像19世纪那样的贫富悬殊、人心思变、社会动荡的年代。
链接阅读：安东尼·阿特金森，《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中信出版社。
1%和99%:你站在收入分配的哪一个台阶上
·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测量收入不平等的时候，人们经常会用一个术语，叫基尼系数。如果 基尼系数为零，说明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为1,说明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基尼系数越高，一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但是，单用一个抽象的概念来描述收入不平等，很难让大家有切身的体会。
人们还经常喜欢用一些简单的标签概括贫富差距：比如，把一个社会 分为“上层”和“下层”，或是把一个社会分为“精英”和“大众”。这些标签尽管易于理解，但含义却非常模糊。
比较准确的方法,是把一个社会设想成一个一个台阶，每个人都站在 自己的台阶上。
我们可以把一个社会划分为1 o个台阶，即从收入水平最高的10%到收 入水平最低的10%o每一个台阶又可以再细分，比如收入最高的10%中，还可以区分出收入水平最高的1%和其他9%。只要设想一下自己是站在哪个台阶上，你就会对自己的收入状况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有更准确的理解。
当我们把自己的收入和别人的收入比较的时候，往往首先考虑的是 劳动收入的差异。我们想到的是自己工资条上的数字和别人工资条上的数字。
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致在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左右，那剩 下的是什么？那是来自资本的收入。我们先来看劳动收入。各国的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差较大。在发达国家中，较为平等的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瑞典、挪威、芬兰），较不平等的是欧洲西部和中部的国家，如法国和德国，最不平等的国家当属美国。假设平均工资为每月2000欧元（约合1.5万元人民币）。在北欧国家，收入最高的10%工资为4000欧元，收入最高的1 %工资为10000欧元，收入处于中间的40%水平的人们工资为每月2250欧元，收入最低的50%工资为1400欧元。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0%工资为7000欧元，收入最高的1%工资为24000欧元，收入处于中间的40%水平的人们工资为每月2000欧元，收入最低的50%工资为1000欧元。
·钱赚钱容易，人赚钱很难
你已经感觉到贫富之间的差距了吧。且慢，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跟 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在资本收入相对平等的国家，比如20世纪70—80年代的北欧国家，收入最高的10%就能拥有全社会财富的50%o如今，在大部分欧洲国家，收入最高的10%拥有全社会财富的6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资本收入最低的50%几乎没有任何财富。在绝大部分国家，资本收入最低的50%人口拥有的财富还不到全社会财富总量的10%,而且经常会低于5%。2010—2011年，美国资本收入最高的10%拥有全社会财富的72%,收入最低的50%只拥有2%。
理解这一点很简单。劳动收入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我们大部分人都 是靠工资生活，不管你是送外卖，还是搞直播，不管你是当保姆，还是当教授，我们挣的都是劳动收入。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比如影视巨星、体育明星，以及个别明星级的经理人，大部分人的劳动收入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人挣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资本要想获得回报就不同了。人挣钱很难，钱挣钱很容易。不管你勤奋不勤奋、聪明不聪明、创新不创新，如果你的资本到了一定的规模，它就会不分昼夜、不断地为你增值。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很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大家拿的工资都比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还快，这事就不对头了。但资本没有这个限制，资本可以尽情地增长，把靠劳动获得收入的人甩在后面，绝尘而去。
·财富分配的台阶
让我们沿着社会阶层的台阶，一步步往上走，看看不同阶层人们的财 富状况。
在社会的最底层，是一群净财富为负的穷人，他们的收入还不够支 出，工资单上的钱不够花到月底，银行账户里不过有万把来块钱存款。再往上走，是大多数工薪阶层，严格地讲，他们也没有财富。按照国民收入核算，你购买的家电、家具、汽车都不算财富（它们算消费），但这些其实是大部分工薪阶层仅有的“财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讲道：“财富是如此集中，以至于社会中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见识过财富。”
再往上走，到收入最高的10%,他们拥有全社会财富的60%。他们拥 有的财富是整个社会平均水平的6倍。在发达国家，大致来说，这意味着每一个收入最高10%的社会成员拥有120万欧元的财富。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房产，而且也开始注意投资股票、债券，说不定还会有几件珍爱的收藏品。
但在这10%中，收入最高的1%占有全社会财富的35%,其余9%占有全 社会财富的25%O每一个收入最高1%的社会成员拥有的财富是整个社会平均水平的25倍,大约每人拥有500万欧元的财富。收入水平越高，房产在个人财富中所占的比例就越低。在收入最高的10%人口中，处于"底层”的9%,也就是人均拥有100万欧元的这个群体，大约有一半的财富是房产。人均拥有200—500万欧元的群体，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财富是房产。人均财富超过500万欧元的群体，只有不到20%的财富是房产。人均财富超过1000万欧元的群体，只有不到10%的财富是房产，他们的财富主要是股票和股权。他们才是最富有的阶层，站在咼咼的玄端，冷冷地注视着地上忙忙碌碌讨生活的芸芸众生。
把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加起来就是总收入。很自然，总收入的不平 等状况比财富的不平等要好，比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要差。大致来说，在北欧国家，收入最高的10%得到了总收入的25%,在居中的欧洲国家，收入最高的10%得到了总收入的30%—35%,而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0%得到了总收入的50%。相对来说，总收入的不平等状况更接近于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这也是易于理解的，毕竟，在每年的国民收入中，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收入是劳动收入。但是，资本收入具有自我积累的性质，一年年下来，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会日益加剧。
一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到什么程度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呢？当一个社会 收入最高的10%拿走了一半以上的总收入时，警钟就已经敲响了。法国大革命前夕，收入最高的10%得到的收入大约占总收入的50%,甚至60%以上。设想一个社会收入最高的10%把全社会收入的90%都尽收囊中，这个社会一定要通过高压政策，才可能压制人们的不满和反抗，但革命终归是会爆发的。
链接阅读：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
不平等的痛苦：收入不平等伤害了谁
·金钱买不到幸福
一个人生活得幸福不幸福，是不是取决于他有多少权力？不是的。权 力能够讨好你的野心，但无法带给你快乐和充实。亚当·斯密曾经讲过，一个在路边晒太阳的乞丐，拥有帝王奋斗终生都难以获得的安逸。一个人生活得幸福不幸福，是不是取决于他有多少钱？不是的。钱能够买来各种方便，也能满足你的虚荣心，但钱无法带给你内心的平静。财富可能是值得喜欢的，但不值得狂热地追求。
一个人能否感到更多的幸福，跟财富的绝对大小是没有关系的，但 却和财富的相对水平很有关系。英国两位流行病学专家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 )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在2009年出版了《不平等的痛苦》(The Spirit Level: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Better)-书，他们用大量的数据显示，在一个收入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会活得更为快乐、健康。
·越不平等，越不健康
他们发现，如果综合考虑人均寿命、识字率、婴儿死亡率、杀人犯 罪率、进监狱人口比例、青少年怀孕率、过度肥胖率、精神疾病、信任程度、吸毒和嗜酒率、社会流动性等多方面的指标，构造出一个统一的社会健康指数，则社会健康指数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和人均收入水平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在一个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社会里，人们的预期寿命会更高。比如， 人均寿命最高的国家是日本，一个以收入分配平均著称的国家。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其贫富不均程度太大，美国的人均寿命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就连希腊的人均寿命都比美国高。
在一个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社会里，孩子们会生活得更快乐、健康， 人们彼此之间会更加信任。在美国各个州里，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州，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最低，比如在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纽约州，而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各州，人们更加友好、亲密，比如新罕布什尔、犹他、北达科他、明尼苏达、蒙大拿等。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各州，学生的退学率也较高。
威尔金森和皮克特还发现，收入不平等对富人也不利。就拿婴儿死亡 率来做比较，瑞典的收入分配更为平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收入分配更不平均，无论是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还是高收入阶层，拿瑞典的数据和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数据比，瑞典每一收入阶层家庭的婴儿死亡率都显著低于英格兰与威尔士同一收入阶层的家庭。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人类说到底是一种群居动物。我们不仅和过去的 自己比，更多地会和现在的别人比。在一个收入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成功者会更傲慢无礼，而失败者会更无地自容。收入不平等带来了更多的压力，也带来了更多的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富人为了炫耀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买买买，穷人则因为羡慕富人而跟着买买买。落在后面的人固然很有压力，看起来成功的人其实也很担心其社会地位，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
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压力激素。这是一种叫作皮质 醇的荷尔蒙。肾上腺负责分泌皮质醇。皮质醇能够帮助我们减少炎症、提高短期的记忆力、帮助肝脏清除毒素，但过多的皮质醇也能带来很多副作用，其中最大的坏处是导致血压升高、降低骨密度、减少免疫反应和对葡萄糖血清水平的潜在影响。皮质醇增多症会让我们体重迅速增加、多汗、易于受伤、形成心理障碍等。皮质醇过高，也会减少给我们带来平静和快乐感觉的血清素的数量。这就是收入不平等程度过高，会让我们感到更多的焦虑、恐惧和忧虑的原因。
如果是温和的收入不平等，那是一种很和谐的感觉。你开一辆奥迪， 邻居家的青年开一辆奥拓。开奥拓的人看到开奥迪的人，会感到羡慕，多少有点嫉妒，但没有恨。他会在自己的车杠上贴上：“今天我是奥拓，明天我就变成奥迪。”能不能变成，真不好说，但至少他会很积极、乐观。你住别墅，你的邻居住板楼。住板楼的人看到住别墅的人，会感到羡慕，多少有点嫉妒，但没有恨。你有的大部分东西他都有，他们家只是不像你们家，还有个花园，能挖个泳池而已。他可能还会说，住那么大的房子，收拾起来真不方便，我才不愿意住大房子呢。多么美好的其乐融融的画面啊。
但如果是极端的收入不平等呢？你住在宫殿一般的豪宅里，但邻居都 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乞丐。你宾利、法拉利轮换着开，别人只能骑自行车。你可能觉得自己很牛，但是，斯密讲到，“大多数成员贫穷悲惨的社会不是一个快乐幸福的社会”，别人那么穷，而你那么富有，你不感到惭愧吗？假如你开着车出去兜风，一时贪欢，到了日暮时分，不小心迷路了，开进了一条颠簸的乡间小路，周围是一群面有菜色、扛着锄头的农民。你不感到害怕吗？
链接阅读：理查德·威尔金森、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新华出版社。
自由与民主：纠正收入不平等是不是就破坏了市场 经济
·收入不平等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
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更加不平等，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会更快呢， 还是会更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学者安德鲁·伯格(Andrew Berg)和乔纳森·奥斯特里(Jonathan Ostry )在201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认为，保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要比实现短期的快速增长更难，而收入不平等程度加深，会缩短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时间。收入较为平等的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赛跑中能坚持跑完马拉松，而收入不平等严重的国家却没有足够的耐力。平均而言，拉丁美洲国家的收入差距大于东亚国家。两位学者认为，如果把拉丁美洲与亚洲之间的不平等差距缩小一半，那么，拉丁美洲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可以延长一倍。
还有些学者强调，收入不平等程度太严重，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印度央行行长的拉詹(Raghuram Rajan )写过一本书《断层线》。在这本书里，拉詹说，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开始逐渐拉大。那么，为什么金融危机要到30多年之后才爆发了呢？
当底层工人的收入减少之后,政府并不是想办法帮他们找到更好的工 作，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通过放宽贷款条件，让这些低收入者继续通过借贷，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这是一种慢性毒药。英国《金融时报》上有一篇评论文章讲到，债务才是资本主义的肮脏的秘密。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债务的积累，推迟了危机的爆发。
·市场经济无法自动纠正贫富分化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涓滴效应”，也就是说，富人的钱会慢慢地 转移到穷人那里。富人花天酒地地消费，其实给穷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穷人的收入就会逐渐提高。这是经济学家有意或是无心地编造出来的谎言。真实的情况是，富人相对穷人而言，在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更小，他们把更多的钱都用于投资了。但是，富人的消费会拉动穷人的消费，这主要是因为“攀比效应”：富人喜欢打高尔夫球，穷人就也跟着打；富人要去海边度假，穷人也跟着去。结果，普通家庭花费了更多的钱，去购买本来是提供给其富有邻居的奢侈品。在美国最富裕的几个州里，普通家庭更有可能出现债务危机，这就是跟风跟出来的问题。为什么中关村的码农对穿衣服更不讲究？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见到富人的机会不多。而金融街的金融小民工们天天见到超级富豪，一天到晩深受刺激，就把这个世界看成了名利场。
市场经济无法自发地解决收入不平等，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日益加 深，会伤害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不过，有一小部分人听不得别人说要纠正收入不平等，在他们看来，要是纠正收入不平等，就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原则，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原则，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
我猜他们之所以这样想，是觉得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觉 得：我从市场上挣来的每一分钱，政府都不要想拿走。如果政府要征我的税，就是侵犯了私人所有权。所有权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了，但是，在现实中，所有权是非常脆弱的。想让所有权很清晰，不是一件难事，但保护所有权却很难。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写到，阿Q去偷尼姑庵里的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老尼姑说，你怎么来偷我们的萝卜？阿Q说，这是你的？你能叫得它答应你吗？
所以，所有权无法保护我们，相反，所有权要靠我们小心地去呵护 它。如果不愿意放弃哪怕一点点所有权，最后的结果会葬送市场经济。我们不妨这样来想：如果遇到了强盗，你是想交出自己的钱包呢，还是丢掉自己的性命？如果掉进了河里，你是会抱着金条，一起沉入水底呢，还是会把金条扔掉，自己赶紧游上岸？
如果我们去看那些市场经济运转得更为平稳的国家，比如丹麦、德 国、瑞典，它们都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初次收入分配进行了调整，通过征累进的所得税、征房地产税、企业国有化等手段，让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如果不考虑政府的二次分配，德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其实比英国更高，但调整之后，德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就显著低于英国。就算是美国，其实也对初次收入分配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而那些几乎没有做调整的国家，大多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委内瑞拉等相对落后的国家。发达国家都比较在意通过征税的方式调整市场经济带来的初次分配，反倒是那些不发达国家不在意，或是没有办法通过征税减少收入不平等。那么，哪一组国家算是对所有权保护得更好呢？
·要经济自由，还是要政治民主？
当然，那些坚决反对纠正收入不平等的人说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内在 的矛盾：你是要经济自由呢，还是要政治民主？大家要注意，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不是一回事，也并不总是互相促进的。如果你想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那么，收入不平等就是不得不接受的代价，而收入不平等很可能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如果你想要民主，就必须让民主学会控制资本主义。
必须声明的是，不是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会引起社会冲突。如果你 生活在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比如种姓制度，比如奴隶制度，人分三六九等，贱民自出生之时，就永无出人头地之日，那么，人们很可能会听天由命，接受贵贱之间判若云泥的现实。如果你相信安·兰德（AynRand）的哲学，相信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给自己赚钱，自私是一种美德，贫穷是自己作孽，那么，即使没有暴君镇压，你照样会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生活得怡然自得。因此，想要社会稳定，又不肯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就只能要么靠压制，要么靠欺骗，很可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链接阅读：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中信出版社。
穷人的美德：穷人该怎么办
·穷人家的孩子怎样逆袭？
有一位青年读者兴冲冲地给我留言：老师，我年收入40万元，算成功
人士了吧。我一盆冷水兜头泼过去：你算刚刚脱贫。我要请这位读者原谅 我的无理。一个年轻人能够年收入达到40万元，确实不容易，但是，朋友，我说的也没有错，你和我一样，在那些超级富豪的眼里，只能算是穷人。
像我这样生于70年代的人，不能抱怨太多。我们没有经历过上山下 乡，一路顺顺利利地读书读到博士。我们用过粮票，但没有体会过那种天天饿肚子的感受。我们要上学，父母根本不需要去托人找关系。我们要找工作，好像也没有遇到太多的竞争压力。只要你勤奋、努力，就能沿着事业的台阶一级级上升。拼爹？听都没有听说过，想都没有想过。我父母是医生和教师，他们一分一毛攒下来的钱，在经历了多年通货膨胀的洗礼之后，已经剩不下多少购买力了。我们真的是靠自我拼搏的一代。
但现在和以后的年轻人该怎么办呢？社会阶层变得日益板结，底层无 数有理想、有才华的年轻人，该怎样逆风而行、拾级而上？
过去，通过社会阶梯向上爬的最佳渠道是靠学习。学习这件事情， 靠天分，但更靠毅力和刻苦。我小学四年级之前，是在一个县城的小学上学，教室的窗户玻璃破了，就用硬纸板订上。五年级，我转学到了省城，而且进了省城里最好的小学。你猜怎么着？我在省城的小学的成绩排名，比在县城小学更靠前！
你觉得这样的事情到现在还能发生吗？第一，你怎么从县城转学到一 线、二线城市呢？第二，就算你转到了大城市，你怎样才能考入当地最好的小学呢？第三，就算让你上学，你还能考得过大城市里的孩子们吗？教育能改善社会流动性吗？过去能，现在恐怕不行了。这么多年了，教育体制没有太大的起色，我以前很生气，现在看开了，懒得生气了，实在看不过去，就自己教孩子呗。当然，教育部门一天到晚改革，忙得也是不亦乐乎。搞个素质教育吧，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吧——这都是在瞎折腾。教育不仅不能提高社会流动性，反而成了固化社会阶层的强大力量。加试英语口语，好不好？当然好，但你要是在北京、上海，很容易就能给孩子找到外教，这不是欺负农村的孩子吗？我要是一个山沟里的孩子，哪里见过什么外教——我只听过鸟叫。让孩子们做个PPT上台去讲吧。说得轻巧，如果我是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买不起电脑，怎么做PPT·
那么，通过通婚，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如何？这听起来有些势利眼， 但在过去，跨社会阶层的婚姻是比较常见的。不得不承认，这种“混杂”有助于淡化阶层间的边界。但是，如今的婚姻变得越来越讲究门当户对。配偶间收入水平的相关系数越来越大：有钱人找有钱人，穷人找穷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原因可能很多。女性的经济地位相对独 立，有钱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不再需要通过嫁人获得经济保障。人们对社会阶层的区分更为敏感，更介意与比自己家庭背景差的人谈恋爱。不要说谈婚论嫁，我有一次在小区里听到一个小女孩说：“我爸爸告诉我，不要跟其他门洞的小孩子玩，因为我们门洞的房子都是大户型，他们的都是小户型。”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全球同此炎凉。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 高，社会上升的通道会逐渐关闭。当这些通道关闭之后，穷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会变得越来越难，比骆驼过针眼还难。所以，你当然要自己努力。努力上学，努力工作，努力读书，终身学习，不断寻找机会，但是，所有这些仍然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