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帮助穷人
你已经足够努力了，你值得拥有更多，你有权利要求得到更多。要是 想帮助穷人，一种办法是从富人那里征税，直接交给穷人，美国就是这种思路，但效果并不理想，而另一种思路则是国家对绝大部分人征税，然后为所有人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就是北欧国家采用的对策。
国家应该努力创造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平等地享受教育的权利。国家应 该对中小学、学龄前教育投入更多的资源，应该允许教育行业有更多的竞争。国家应该让更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得起大学、上得了大学。一个更合理的规则应该是：北京、上海这些教育资源最好的地方，高考的分数线比其他地方更高，而不是更低。
国家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穷人比富人更需要政府提 供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医保、养老金、失业救济。最好的投资，不是修铁路、公路和飞机场，而是为自己的人民投资。
国家需要做更多。传统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已经无法应对未来日 益复杂的挑战，必须通过更多的政策创新，减少不平等带来的痛苦。比如，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希勒认为，可以考虑推出与收入挂钩的贷款。米尔顿·弗里德曼很早就提出过这一想法。他说，可以给学生提供教育贷款，提前给他们钱，让他们接受教育和培训，然后从其日后的收入中逐渐扣除，直至还清贷款。希勒教授认为，随着相关数据越来越翔实，完全有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这种新型的贷款，灵活地根据借款人的新的经济地位不断地调整其债务。我们也可以设想出一个机制，即政府通过立法规定一个社会所能容忍的收入不平等的上限，一旦达到这一上限，就会启动一套相应的税收制度，税率会更灵活地调整，形成一种内在的自动矫正机制。
是的，这些事情做起来都很难。但如果想都不去想呢？
链接阅读：罗伯特·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中信出版社。
富而不骄：富人该怎么办
·不要谴责为富不仁
我的读者里最富有的是哪一位？有多富有？我非常好奇。亲爱的土豪 读者，现在这篇文章，是专门写给你的。
在读这些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文章时，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大自在，好像 上学的时候被老师不点名地批评了。请你不要有这种误会。谴责富人为富不仁是极其荒谬的。资本本身并无善恶。我们讲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古希腊语中的“利息”（tocos）同时也是孩子的意思，钱就是要生钱的。不管资本的来源是什么，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还是自己创业挣来的，是做出了重大的科技创新得到的回报，还是贩卖毒品赚来的暴利，都无所谓，到最终，百川到海，万物归宗，只要资本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会不断地自我繁殖。你只需要侧耳倾听，就能听到箱子里金币不停地掉落的声音。只要允许市场经济，就不能阻止资本获得回报。只要允许资本自由地得到回报，就不能避免收入不平等。
·但要提防为富不智
我来帮你出一些贴心的主意。在这个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年代，作为 一个富人，你该怎么办？
你或许感觉到了不安全感。普通民众会有“仇官” “仇富”的心态, 不问青红皂白，逮着当官的和有钱的就怒慰。那么，把资产转移出去，怎么样？我相信，很多比你有钱的人已经把资产转移出去了，但是，你真的决定洗手不干了吗？如果想干事业，几乎找不到比中国更好的地方了。这个地方有扩张速度最快的庞大的国内市场，能够实现“淘金梦”的最好的地方是在中国。
即使你想把资产转移出去，也要三思而后行：第一，对跨境资本流 动的监管随时有可能收紧，资本管制是中国保卫国内经济不受外部冲击的最后屏障，政府是不会轻言放弃的。人艮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可兑换相对容易，但让中国完全开放资本金融账户很难。第二，国际税收监管在不断加强合作，其中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打击避税天堂。很多跨国公司注册在百慕大、开曼群岛、巴哈马这些地方，为的是逃避本国税收。它们逃掉的税，本来应该是政府的收入，所以，各国政府早就看不惯避税天堂了。之所以过去对这些地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因为没有国家间的共识和协调行动，单个国家做不了什么。如今，反对避税天堂已经成为在20国峰会上各国热烈讨论的话题，以后，对避税天堂的打压会越来越严厉，而且，国家间的税务部门也会加强信息的分享，你的财富会变得更加透明、更容易追查。第三，如果你想到国外投资，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国外的运营环境和国内大不一样。我们很多企业习惯了搞定政府官员就万事大吉，但到了国外，你还得跟非政府组织、媒体、工会、部落首领、宗教领袖甚至是游击队将领打交道，风险会显著提高。即使你去了发达国家，他们的监管规则也极其复杂，想要治你，就马上能治你。
在可预见到的未来，中国也很可能会进一步推行累进的收入所得税， 也就是说，收入最高的人群要交的税更多。我知道，你的心情很不爽。但是，如果贫富越来越分化，政府又不征税，那么，另外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国有化、没收财产或采取保护主义。国有化对市场经济的伤害更大，保护主义会破坏经济全球化，更不用说没收财产了。相比之下，征税是一种相对温和的政策。
税收本身并无善恶。政府征税之后，大部分收入用于维护社会稳定、 保护财产权利、保卫国家安全，另一部分收入用于提供各种公共福利，而公共福利对所有的公民是一视同仁的，你也有份。只有失业救济、对贫困家庭的补助是从你的口袋中拿出钱，去帮助穷人，但这部分支出在整个政府预算中微不足道，所以征税并非是“劫富济贫”。
其实，征税反而可能是件好事。事实上，争取民主政治的最好办法 就是建设公共财政体制，以公开、透明的财政体制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规范和制约政府的行为，同时提供公众参与、影响决策的机会。当然，这条路走起来很漫长，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耐心。
如果你想走得更快，可以考虑参与慈善。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 所长的资中筠女士写过一本《散财之道》，专门介绍美国公益性基金会的运作机制。资中筠指出，美国在贫富如此悬殊、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得以平稳发展而没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得益于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规模巨大的社会公益事业。这些公益性基金会在敛财和散财之间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平衡。很多超级富豪在致富的过程中巧取豪夺，但在办公益的时候又慷慨大方，究其原因，一是出于减少交税的财务考虑，二是愿意亲力亲为的实干传统，三是受到清教传统的影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就是，20世纪初期社会矛盾激化，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大资本家们真切地感受到革命的挑战，因此，作为一种防守，才开始更为主动地出面缓解社会矛盾。
总之，我对你的忠告是：（1）低调，低调，再低调，炫富将成为越 来越不合时宜的行为;（2 ）专注于商业，远离政治；（3 ）准备应对税收的提高，提前做出筹划部署；（4）更多地参与慈善和公益活动；（5）有空多看看历史，体会一下当年贫富悬殊、社会震荡的社会群体心理。
链接阅读：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
拉斯蒂涅的选择：拼搏还是拼爹，看你身处什么时代
·衰退中的一代
这次“大衰退”和以往的经济衰退不一样，就业状况迟迟没有好转。 这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非美国一家如此。经济低迷，就业岗位自然会减少，更何况很多就业岗位受到经济结构转型、全球化的影响，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这先是发生在美国，比如其制造业的岗位已经大量流失到新兴市场。中国目前的就业状况总体上讲还好，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的苗头，但是随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我们的很多就业岗位也会陆续流到工资更低的国家。随着技术进步、机器替代人力，没有足够技能的年轻人能够得到的就业岗位会越来越少。
这对年轻人有什么影响呢？影响当然很大。如今，年轻人的失业率远 远高于成年人，因为年轻人经验不足，在职场上更容易受到歧视。一批批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就像诺曼底登陆时的士兵，还没有来得及爬到岸上，就已经被无情的子弹搏倒了。如果找不到工作，会严重地影响到年轻人的士气。命运对这一代年轻人是极其不公平的，他们是衰退中的一代。衰退时期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像赶上了一班慢车，繁荣时期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像坐上了一班快车。绝大部分坐慢车的乘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是落后，就越是悲观，越是悲观，就越发被动，最终的结果就是，越失业、越无能。金融危机对大学毕业生收入的冲击，大概要到十多年之后才能逐渐抹平，但人的一生中，实际收入的三分之二是在事业的头十年挣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挫折和磨难准备得最不足的一代人。
在过去二三十年，教育的理念越来越宽松自由。老师和家长推崇的是 快乐教育。这一代孩子，打小就在赞美和鼓励中长大。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烈。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生来就是要做人上人的。
根据2009年的一份调查，在美国，74%的孩子认为自己比别人漂亮， 79%的孩子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40%的孩子认为自己到30多岁的时候，能一年挣7.5万美元。事实上，那一年30岁的就业者能够拿到的中位数收入只有2.7万美元。靠着虚幻的赞美培养出来的自尊，鼓励的是懒惰，而非努力工作。很难想象，这些孩子未来要怎么面对日益黯淡的前途。
·拼搏还是拼爹，这是一个问题
对年轻人来说，更为沮丧的事情是财富的两极化和阶层的板结化。拼 搏还是拼爹，这是个问题。其实，原来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拼爹是没有用的，靠个人奋斗最靠谱。现在呢？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他的《21世纪资本论》里讲到，在19世纪末 和20世纪初，私人财富的总量中大约有80%—90%是来自继承的财富，只有10%—20%是通过个人的奋斗和努力挣来的财富。19世纪是个拼爹的时代。但到了20世纪中期，这一趋势开始逆转，到20世纪70年代，只有大约40%的私人财富来自继承，这是历史的最低水平。随后，这一比例开始回升，如今已经到了60%-70%之间。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70%,到2030年将超过80%。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如果你出生于1910-1920年间，那么，假如你靠拼爹继承了财富，跻身资本收入最高的1%,你的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5倍，假如你自强不息，靠个人奋斗跻身劳动收入最高的1%,你的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10—12倍。拼搏还是拼爹？当然是拼搏了。
如果你出生于1940—1950年，那么，假设你靠拼爹继承了财富，跻身 资本收入最高的1%,你的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6—7倍，假如你自强不息，靠个人奋斗跻身劳动收入最高的1%,你的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io—12倍。拼搏还是拼爹？当然还是拼搏了。
如果你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你该怎么选择？对于这一代人 来说，如果跻身资本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12—13倍，如果跻身劳动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10-11倍。拼搏还是拼爹？这个嘛，恐怕就要据量掳量了。按照皮凯蒂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法国人，收入中有四分之一来自财产继承，到21世纪，下一代人的收入中大约会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来自财产继承。衰退中的一代，该如何选择？
说到底，应该做出选择的不是年轻人，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历史上， 凡是有大量年轻人失业的时候，几乎都会出现社会动荡。据说马丁·路德发动新教运动的时候，最主要的支持力量就是失业的年轻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主角都是一批幼稚而充满激情的年轻人。1968年席卷全球的造反运动和社会动荡，就是骚动不安的年轻人的疯狂聚会。伦敦街头骚乱的主力，是年轻人；在巴黎市区烧、砸、抢商店的是年轻人；挪威枪杀案的冷血杀手是年轻人。当然，现在还看不出什么迫切的风险。衰退中的年轻人还在百无聊赖地打游戏、看直播，实在没有钱，就回家问爹妈要。他们只是变得越来越冷淡和沉默。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沉沦，就是在沉默中爆发。
链接阅读：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
第八辑
导读
·你在海平面看到的经济学
经济学家也承认人口的重要性，只不过他们往往假设人口的增长率为 给定的。微观经济学在研究家庭行为的时候试图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解释生育率的变化，大体发现养孩子已经越来越不划算了。所以人口生育率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放慢。但是，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关于人口变量的长期影响，往往谈得不多。
·你在高海拔看到的经济学
我们很可能会在21世纪经历人口峰值，也就是说，全球人口的绝对规 模会在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开始下降，而这是过去数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长期看人口变量会决定房地产价格、教育投资的收益、贫富差距，等等。人口的结构也非常重要，年轻人占比、男女性别比，以及各个国家、各个种族的生育率差异，都将影响到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
·本辑内容简介
《生育决策：你愿意生几个孩子》讲到，生一个孩子，既有成本，又 有收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养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初期，养孩子是划算的，是一种投资。现在养一个孩子的成本越来越贵，孩子不再是投资品，而是消费品，而且是奢侈品。一个有趣的推论是，如果父母更注重教育，那么，孩子的抚养成本就会更高，于是，人们会要更少的孩子。所以，在普遍注重教育的东亚社会，生育率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地区低。
《计划生育：假如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讲到，即使没有计划生 育政策，中国的人口生育率也会下降，但如果仍然限制生育，生育率会跌得更厉害，中国的人口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中国将会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是“未富先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担心一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增长就会失控，不过这是杞人忧天。
《性别比：男女比例失调有多严重》讲到，在正常情况下，同一段时 间内每出生100个女婴，大概会有105个男婴出生，也就是说，性别比大致会稳定在105 : 100左右。2014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5.88 : 100,远远高于正常值。这意味着到了 2020年，22—34岁男性人口将比其婚配的女性人口多2600万。2600万找不到老婆的“光棍”，一定会在方方面面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丈母娘房价假说：性别比与高房价》讲到，中国独特的性别比还会 对储蓄率和房价带来影响。由于男女比例失调，婚姻市场上男性的竞争压力加大。所有家里有男孩的家庭就得攒钱，以便给儿子买更大、更好的房子，提高儿子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于是，这就会导致房价上升，房价上升之后，家里有女儿的家庭为了买房也不得不增加储蓄，于是，导致全社会的储蓄率提高。在申国，性别比更高的地区不仅房价更高，而且房子的平均面积更大。
《房价的长周期：等我们老了该把房子卖给谁》讲到，家庭消费有 生命周期，买房也有生命周期。年轻人先租房，或买小户型，有了孩子就要换更大的房子。孩子离开家庭之后，父母会考虑购买度假房产。再老一些，老人会搬回离城市近的小房子。最后的归宿是养老院。当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时候，对住房的需求非常旺盛，房价会上升，但是，当一个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大家都想把房子卖掉，换来的钱养老。当所有人都想卖房子的时候，房价自然不会上涨，只会下跌。
《教育投资：读大学值不值》讲到，上大学确实比不上大学能挣更多 的钱，但读大学的“溢价”在不断下降。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也开始放慢，突然之间出现了民工荒。于是，农民工的工资开始快速增长，大学生的工资反而停滞不涨。
《自主学习：打开大学生活的正确方式》讲到，不能相信乔布斯这样 的“退学神话”，该上大学还是要上的，尽管在大学里其实学不到太多有用的东西。我的建议是，进了大学，先给自己列一个任务清单，学会自主学习，全面锻炼自己的能力，丰富人生经验。这比拿个好成绩更重要，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也更有用。
《老龄化：老龄化与经济增长》讲到，当一个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之 后，劳动力供给会减少，经济增长会放慢。政府支出可能更偏向老年人，比如更多地用于医疗护理，但对年轻人的支出，比如教育经费可能会减少。在年轻人多的社会里更容易形成改革的共识，一旦进入老龄化社会就失去了改革的动力。老龄化还会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
《人口格局：未来的全球人口》讲到，不同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差异很 大，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人口出生率也有差异，这会对各国的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美欧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增长都在下降，未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是南亚、非洲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
生育决策：你愿意生几个孩子
·过去，孩子是投资品
从2016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过去30年，中国一直实 行的是“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这一政策终于出现了松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饭桌上的话题一定会有二胎。对于“70后” “80后”来说，与亲朋好友聚会时，被问到“你会生二胎吗？ ”大概就像“今天你吃了吗？ ” 一样平常。要不要生二胎呢？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但经济学能帮你理清思路。经济学是干什么的？经济学就是成本-收益分析。生一个孩子，既有成本，又有收益，我们这里就来帮你算算这笔账。
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有哪些呢？ 一是抚养成本，这是我们看得见、数 得清的。比如，孩子一生下来就得买奶粉和尿布，上了学得交学费、送他（她）上补习班，一直到他（她）考上了大学，还得给他（她）交大学学费。另一块是机会成本，也就是父母在养育孩子上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的价值。现在孩子上学，家长得作陪，家里几乎得有一个人全职带孩子。如果妈妈为了照顾孩子，放弃了在事业上打拼，这个贡献，孩子是要领情的：妈妈
付出的是机会成本。
养育一个孩子的收益有哪些呢？ 一是现金收益，这个很简单，是孩子 长大后挣了钱，给父母的赡养费。另一部分是非现金收益，比如孩子看望父母，到父母年老了之后照顾父母，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这是孩子为父母提供的各种服务的价值。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养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同 的。在农业社会，养孩子是划算的。我们来算算这笔账。在农业社会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相对较低，能把孩子养大就可以了。农村里的孩子到四五岁，就能帮父母干点农活了。打猪草、放牛、捡牛粪，这都是孩子们干的活儿。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在美国“西进运动”时期，大家都到西部拓荒，急需劳动力，当时，带着孩子的寡妇是最抢手的。为什么？买一送一啊，多个孩子就多了个劳动力！
在工业社会初期，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仍然较低。把孩子养到十几 岁，就可以去工厂里干活了，或是给作坊的师傅当学徒。很多时候，孩子成年之前，当学徒赚的钱（如果有钱可赚的话），是要给父母的。所以，养孩子仍然是笔很划算的买卖。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初期，孩子是投资品，也就是说，养孩子的收益大于成本。
·现在，孩子是奢侈品
俱往矣。如果我们现在再来算笔账，养孩子肯定是不划算的。养孩子 的成本越来越高。你能让孩子读完小学，或是读完中学就去上班？那你算什么父母，大家都要说你。怎么着也得把孩子送到大学吧。要是他想出国读书，你还得勒紧裤腰带把他送出国。大学毕业了，他的工资买不起房，你帮忙不帮忙？你要是不帮他，他连老婆都娶不了，你怎么抱孙子啊。
所以说，中国的高房价都是给计划生育委员会害的。计生委的朋友肯 定很委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想想，中国的年轻人买房，都不是一个人在买房，而是年轻的小夫妻，以及小夫妻各自的父母，一起来买一套房。六个有收入能力的人买一套房，中国的房价不涨才怪。为什么只有在中国，父母要帮孩子买房呢？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啊。就这一个宝贝疙瘩，到了人生最重要的时候，要买房要结婚，你都不帮忙，你算什么亲爹亲娘啊。可是你想，要是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呢？要是每个中国家庭想生几个就能生几个呢？要是跟过去那样，一个家庭有七/＜个孩子，每个孩子结婚，父母都能送一套房？送你一个iPad就不错了，那中国的房价怎么可能会涨呢。
按照成本-收益分析，现在养育一个孩子不是为了投资。谁生个孩子 是想在未来获得投资收益，找个角落先去哭一会儿吧，你会赔得很惨的。那我们生孩子是为了干啥？现在的孩子是消费品，不是投资品。我们生孩子不是为了获得回报，而是为了图个乐一一以苦为乐。
现在的孩子不仅是消费品，而且是奢侈品。中国的奢侈品既不是路易 威登皮包，也不是法拉利跑车，而是我们每个家庭里的孩子。美联储前任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曾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他有个金融家朋友，也是普林斯顿校友，家里几个孩子，都上了普林斯顿大学。伯南克跟他道喜。他的朋友说，这有什么值得祝贺的？我相当于每年把几辆凯迪拉克轿车推下了悬崖。普林斯顿大学学费不菲，连金融家都摇头兴叹。如果孩子是奢侈品，那你还敢要很多孩子吗？
·越重视教育的社会，生育率越低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了一个关于 养育孩子的数量-质量替代假说。加里·贝克尔认为，孩子具有耐用消费品的性质，它的数量收入弹性比质量收入弹性小。这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你的收入提高了，你是想多买几辆五菱宏光，还是想入手一辆宾利？如果你更偏好质量，很可能会考虑买一辆更好的车，而不是更多的廉价车。同样，随着收入的提高，我们更希望提高孩子的质量，即增加对孩子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投入，而非增加孩子的数量。我们想要一个能去读哈佛的好孩子，而不是一堆不争气的熊孩子。当然，如果家庭的收入增幅较高，就能既提高质量又增加数量。贝克尔的假说可以同时解释两种现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倾向于养育更少的孩子，但是在发达国家，富人的子女数多于穷人。按照同样的分析思路，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如果父母更注重教育，那么，孩子的抚养成本就会更高，于是，人们会要更少的孩子。所以，在普遍注重教育的东亚社会，生育率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地区低。
如果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能够从事更高收入的工作，那么，母亲 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就会提高。如果养育孩子的决策更多地是由女性来决定的，那么，家庭想要抚养的孩子会更少。用经济学的话语来说，这使得孩子的“相对价格”提高了，从而降低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制度，人们只能“养儿防老”，这会导致家庭普遍想要更多的孩子。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孩子赡养父母的压力，于是，家庭想要的孩子数量也会减少。
我们以前讲过，个体理性不会自动地导致集体理性。对于单个家庭 来讲，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减少养育孩子的数量，是理性的选择，但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这样去做，整个社会的人口就会出现负增长，老龄化负担会更重，各种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有些学者呼吁，中国应该鼓励生育，而不只是允许生二胎。但集体记忆对决策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仍然坚信：中国人太多了。还有人担心，一旦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就会拼命地生，人口压力会很大。真的会是这样吗？
链接阅读：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商务印书馆。
计划生育：假如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总和生育率和更替率
从总体上看，中等发达以上国家的经验证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一个社会的生育率会逐渐下降。欧洲国家的生育率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就已经陷入了低水平陷阱。亚洲国家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之后，生育率的下降更加迅猛。日本和韩国都属于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中国也不例外。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也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概在2.2和2.8之间，也就是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2到2.8个孩子。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到了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o其中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只有0.7,即每对夫妇只生0.7个小孩，为全球最低水平。到了2015年，根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
我们还得介绍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更替率。更替率是指一对夫妇平 均要生多少孩子，才能保证子女一代的人口数量和父母一代的人口数量持平。最简单地讲，一对夫妇是两个人，要生两个孩子，才能保证人口总数不会下降。如果更准确一些，那么中国生育率的更替水平大概是2.2,即每对夫妇平均要生2.2个孩子。无论如何，如果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那么，中国的人口数量一定会出现断崖式的下滑。很多人批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家庭生育率的下降。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有的经济学家做过估算，即使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会降到1.5左右。
·假如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如果我们现在的政策更大胆一些，从全面二胎到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所 有中国家庭，想生几个孩子就能生几个孩子，那么，结果会有多大不同？
这其实是很容易估算出来的。人口学家会对中国家庭进行生育意愿的 调查，根据这些调查的结果，我们大致能判断出未来的人口变化趋势。根据这些生育调查的结果，我们能够看到，从1980年以来，中国夫妻的理想子女数呈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平均理想子女数基本稳定在1.6—1.8之间。2013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城乡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1.93,基本印证了中国人“儿女双全”的生育理想。要注意的是，想生不代表着能生，实际上的生育率会比意愿生育子女数更低。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有力论据，证明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不会导致生育率大幅上升。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全面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但有四个试点地区除外。这四个试点地区分别是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这四个地区成了中国一胎化政策“实验”的“对照组”。这些没有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地区，生育率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也在下降。如今，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在1.8左右。如果1.8就是中国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之后的生育率，那么完全不必担心从全面二胎到全面放开会出现出生人口太多了的情况。更何况，这四个试点地区都是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如果计算全国范围内的数字，只会比1.8更低，不会比1.8更高。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即使解除对三胎、四胎的限制，中国 的低生育率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中国的人口规模会在21世纪的某个时点达到峰值，然后就会下降。既然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也改变不了生育率的下降，那么，为什么我们还呼吁尽快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呢？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会有多么黯淡。总和生育率的细微差异，也会在未来带来巨大的不同。如果总和生育率是1.8,意味着下代人会比前一代减少14%；如果总和生育率是1.4,意味着下代人会比前一代减少33%O在几代人之后，两者就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比起1.8, 1.4的生育率会使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倍。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报告，若保持生育水平不足1.5的情况，100年后中 国的人口将降至5亿人，15岁以下人口比例将不足10%, 65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40%o还有更为悲观的预测。携程创始人梁建章与学者李建新、黄文政在他们合著的《中国人可以多生》里认为，到2030年，中国的生育率会降到1.2左右，与日本和韩国同等发展程度时的生育水平相当。而他们最悲观的预测是，按照70%的城市化率和0.7的城市家庭生育率（假设上海是其他城市的未来水平）以及1.8的农村家庭生育率（假设四个试点地区是农村地区的未来水平）来估算，中国未来的生育率最坏可能只有1.03。这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链接阅读：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中国人可以多生》，社科文献岀版社。
性别比：男女比例失调有多严重
·男婴要比女婴多一些
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了诸多问题。上一篇我们讲了低生育率问题。随着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个社会的生育率会逐渐下降。计划生育政策会加剧生育率的下降。除了低生育率，独生子女政策还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即男女性别比例失调。我们首先介绍一个基本概念，即人口出生性别比。人口出生性别比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出生的婴儿中，男婴与女婴的比例。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出生性别比大致会稳定在105 : 100左右。换言之，一般来说，同一段时间内每出生100个女婴，大概会有105个男婴出生。为什么男婴比女婴多一些呢？
按照《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一篇论文的报告，受孕的时候，男 婴和女婴的比例还是比较一致的。在怀孕第一周，男婴胚胎死亡数量更多，这可能是严重的染色体畸变所致。之后，女婴胎儿的死亡率高于男婴胎儿。到了妊娠后期，男婴胎儿的死亡率再次提高。综合起来，在怀孕期间，女婴胎儿的死亡率超过了男婴胎儿，结果，男婴数量会超过女婴。
· 2600万找不到老婆的“光棍”
中国的现实情况如何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出生人口 性别比大致在103 : 100到107 : 100之间，这基本上处于正常范围。80年代中后期，性别比开始持续偏离正常值，90年代以后，男婴和女婴比例一直超过110 : 100,甚至有好几年超过了120 : 100o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5.88 : 100,这跟正常值105 : 100的差别有多大呢？
为方便计算起见，我们假设全社会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三 分之一，不考虑其他因素，平均来说3对夫妻生6个孩子，出生率为2。但下一代的这6个孩子可以组成多少对夫妻呢？如果男女比例恰好是100 : 100,那么这6个孩子恰好能组成三对夫妻。如果男女比例是200 ： 100,也就是说，有4个男孩，2个女孩，那么只能组成两对夫妻。依此推算，如果男女比例是105 : 100,可以组成大约2.93对夫妻[计算公式是6/ ( 1.05+1.00),即600/( 105+100)],比上代减少了2.3%；而如果男女比例是116 : 100,只能组成2.78对夫妻，比上一代减少了7.3%。中国人口基数这么大，这5%的差距意味着将有数千万男性无法找到匹配的女性。按照学者李建新推算，到2020年，22—34岁男性人口将比适合其婚配的女性人口多2600万。
2600万找不到老婆的光棍。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数字做何感想。婚姻 是个匹配市场，也就是说，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一般情况下，上流阶层的男子去找上流阶层的女子，中产阶级的男子去找中产阶级的女子，社会底层的男子去找社会底层的女子。如果男女比例失调，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上流阶层的男子会“屈尊”，去找中产阶级的女子，中产阶级的男子会找社会底层的女子，匹配到最后的结果，剩下来的是谁？
剩下来的是2600万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没有老婆的绝望的单身汉。
你不害怕？
·韩起祥的酸段子
男女比例失调会给婚姻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可能引发道德危机，威 胁传统家庭稳定。而这2600万绝望的单身汉，可能是引爆中国社会危机的一颗定时炸弹，会带来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
我讲个韩起祥的故事。韩起祥是个民间盲艺人，攻打榆林的时候，韩 起祥也跟着部队去了。战士们缠着他让他讲个酸段子。韩起祥拗不过战士们，拿起三弦，随口编了一段：
麦叶子黄来竹叶子青
八路军要打榆林城
长枪短枪马拐子枪
胸前还挂个望远镜
一举打下榆林城
一人领一个女学生
结果，师政委骑马路过，听到了这一段，大怒，把韩起祥给赶走了。
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中去听韩起祥，他想说的是，当存在着大批绝望 的单身汉的时候，可能蕴含着巨大的革命的动能。
要是中国真的有2600万单身汉，我们该怎么消化这批人？打仗？跟谁 打？少林寺上市？那得建多少分院，才能容纳这么多光棍！当然，这么讲有些危言耸听。问题或许没有这么严重，因为我们还有时间做岀调整。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要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而且要深刻反思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什么。
官方的主流观点是说，这是因为中国有“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养儿防老”的经济考虑。这一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毕竟，文化和传统观念的因素一直以来就存在，为什么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性别比上升？真正的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从80年代之后开始收紧，而80年代中后期B超性别鉴定技术被广泛应用。由于一胎化的生育政策使得人们无法通过多生来满足生育男孩的愿望，所以出现了大规模运用B超技术和堕胎手术人为选择性别的行为，从而导致了性别比升高。学界的研究还给出两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一是在采取“一孩半”政策（第一胎是女儿即可在间隔几年后生第二胎）的广大农村地区，数据显示第二、第三胎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男婴与女婴比例高达150： 100,甚至达到180 : 100o二是1997年广东农村地区的生育政策由“两孩”收缩到“一孩半”，短短几年，出生性别比急剧攀升。
从2010年开始，直到2030年之后，中国很可能会经历男女比例失调的 洪峰。这将带来中国经济、社会的一系列变化，我们可曾做好了准备？
链接阅读：梁建章' 李建新、黄文政，‘《中国人可以多生》，社科文献出版社。
丈母娘房价假说：性别比与高房价
·决定房价的长期因素
近年来，房价一直是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神经的话题。所有的人都觉得 房价高得不像话，所有的人都相信房价还会继续涨。为什么房价会如此疯狂呢？这背后的原因，有人说是土地供应，有人说是流动性过剩。其实，从长期来看，人口才是决定房价的主要因素。当中国进入老龄化时代之后，房子就会变得不值钱了。
这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讲讲人口因素对房价的影响，即人口出生性 别比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房价。
我们要介绍的是华人经济学家魏尚进和张晓波的研究成果。魏尚进是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曾经担任过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是国际影响力最大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他们的论文发表在顶级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上。
故事要先从储蓄率讲起。中国的家庭储蓄率非常高。1990年，中国家 庭的储蓄率大约为16%,也就是说，在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中，有16%都存起来了，不舍得花。到了2007年，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上升到30%。储蓄率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在这段时间内上升的幅度如此之快？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国人过惯了穷日子，舍不得花钱。但你 看看中国的消费者，他们买起来可一点不像会省钱的样子。你也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发达，人们预期未来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不得不存更多的钱。这些因素或许都有贡献，但魏尚进和张晓波的研究表明，这些因素无法完全解释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
按照他们的解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出生的性别比。由 于男女比例失调，婚姻市场上男性的竞争压力加大。所有家里有男孩的家庭都坐不住了。在中国，结婚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而是你们全家的事。为了给儿子增加竞争力，所有家里有男孩的家庭就得攒钱，以便给儿子买更大、更好的房子。
于是，这些家庭的储蓄率就会提高，而房价也会被推高。所谓生个男 孩是“建设银行”,生个女孩是“招商银行”，调侃的就是这个事情。
你可能恍然大悟了：哦，这说的不就是“丈母娘推高房价”论吗？在 婚姻市场上，女方家长要求男方有住房，没房就别想娶走自己的女儿，于是，买房成了结婚的前提条件，房价怎么可能不涨呢·
·性别比导致全社会的储蓄率提高
先别着急。经济学家喜欢用一般均衡的思路，也就是说，经济学家 喜欢观察一个变化引起的另一个变化，最后看到对全局的影响。处于储蓄竞争中的家庭为了谋求儿子在婚姻市场上更有利的地位，争相购买更大面积、价格更高的房子，由此推高了当地的房价。但是，那些只有女儿的家庭也有买房的需求，不是所有的女方家庭都有势利眼的丈母娘，为了女儿的幸福，这些家里有女孩的家庭只好也增加储蓄，以便赶得上飞涨的房价，最终导致了全社会的高储蓄率。这讲起来也是一种“囚徒困境”：大家一起推高了房价，但娶不上媳妇的男人还是娶不上媳妇。
魏尚进和张晓波的计算表明，中国家庭储蓄率在1990年至2007年间 的上升，有一半能被失衡的性别比所解释。他们还用2000年的城乡数据检验男女比例与房价的关系，发现性别比更高的地区不仅房价更高，而且房子的平均面积更大。这一作用在城市地区更为明显，当地的性别比每升高0.1%,房子的单位价格就会增加3.7%,面积增大3.7%,从而使房子总价上升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