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1和系统2之间没有一种厚此薄彼的关系，关键要看我们如何协调 这两个系统。所以我们要了解系统1,钻研系统2,可能还要开发系统3。系统3是一种统筹全局的哲学方法：它知道什么时候该相信系统1,什么时候该启动系统2。它不动手，不干预，只是坐在扶手椅中，咬着烟斗，笑眯眯地看，乐呵呵地听。
链接阅读：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中信出版社。
知足常乐：做个知足者，不要做最优化者
·无限选择的年代
在加州门罗公园的德尔格超市，大约有75种橄榄油和300多种果酱在 出售。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在超市里摆上一张展示桌，桌上有时放6种果酱，有时放24种果酱。那么在哪一种情况下，顾客更愿意过来看看？有60%的顾客会在放24种果酱时受到吸引，如果只放6种果酱，只有40%的顾客会驻足。但是，在什么情况下，顾客会真的购买这些果酱？如果摆的是24种果酱，只有3%的顾客看完之后会购买，但如果摆的是6种果酱，大约有30%的顾客会掏钱。商品种类琳琅满目，对顾客的吸引力更大，但选择太多了，又让他们不知所措，反而会减少消费。种类太多，对商家和消费者都不利。
我们突然进入了一个选择种类激增的年代。买一杯咖啡，服务生会问 你要什么咖啡，美式、意式浓缩(Espresso)、摩卡、拿铁还是卡布奇诺？如果你点意式浓缩，那你是普通的还是双份(double shots ) ·这还算简单的。如果你去买牛仔裤，那你是要买直筒的、瘦身的、宽松的、高腰的、中腰的、低腰的、阔腿、喇叭、还是街舞裤型？天啊，我只是要买一条能穿的普通的牛仔裤，但是，对不起，没有普通的牛仔裤这种款型。你去买基金，基金的种类五花八门。你上大学去选课，好的大学能开出的课程名称足有一厚本。这么多的选择，到底该怎么办呢？
·最优化者和满足者
你怎样选择，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有一种人是最优化者，他们很 像经济学家讲的理性人。最优化者的特点是总要确保自己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最佳选择。可是，怎样才能知道哪一个选择是最优的呢？你只能把所有的选项一一试完。选项越多，这样做的难度就越大。另一种人是满足者。满足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得到之后就立刻收手。满足者的行为模式更像赫伯特·西蒙所描述的。以找对象为例，有的人要把所有的候选人都挑一遍，生怕错过了最好的选择。有的人，比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妻子芭芭拉，16岁时遇到了老布什，两人一见钟情。多年后，芭芭拉告诉家人，自己嫁给了曾亲吻过的第一个男人。他们一起生活了70多年，伉俪情深，一起去看美式橄榄球赛，还被抓拍到深情接吻的镜头。
你觉得哪一种人活得更自由、幸福、快乐？
与满足者相比，最优化者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反复琢磨，举棋不定。 他们还喜欢把自己的选择跟别人的选择做对比。即使买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最优化者也更容易事后后悔，因为新的选项又会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总体来说，最优化者对结果总是不那么满意，他们对美好的事物缺乏敏锐的体验，对糟糕的情况也缺乏应对能力。在出现了糟糕的情况之后，最优化者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逐渐恢复。相比之下，最优化者的生活满意度更低、更不快乐、更不乐观、更容易有抑郁的倾向，总是会陷入无止境的焦虑、后悔和怀疑。
值得一提的是，跟最优化者很像的，还有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 和最优化者一样不容易满足，对事物的要求非常苛刻。完美主义者经常是艺术家，他们追求一种臻于至境的境界，为了磨炼自己的技艺孜孜以求。对自己已经完成的工作，总是觉得不满意，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完美主义者的生活受到这种无止境的追求的支撑，他们感到非常充实和满足。那么，完美主义者和最优化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完美主义者关心的是过程，他们对结果其实并不在意，最优化者关心的则是结果，他们对过程反而常常选择忽视。
·为什么追求最优化会让我们更不快乐？
为什么追求最优化，反而会让我们更加不快乐呢？我们能够感知到的 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环境的控制能力。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高尔基曾经说过，哪怕是对自己一点小小的克制，都会让人感到强而有力。我们看体育运动员，感到很美，这种美源于他们对自己的身体的自如把握；我们看一幅字，一幅画，感到很美，也是因为书法家和艺术家的技艺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的境界。
能否有自我控制能力，一是看我们有没有自律的能力，二是看我们所 要面对的环境是否太过复杂。现代人的困境在于，我们的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我们的自律性又太差。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带给我们的不是幸福，而是放纵；选择带给我们的不是更多的自主性，而是焦虑。以美国而论，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美国人的离婚率翻了一番，青少年自杀率是原来的三倍，暴力犯罪率上升到原来的四倍，囚犯人数是原来的五倍，未婚生育的子女是原来的六倍，婚前同居率是原来的七倍。自由并不自动地带来解放，而选择更多也不意味着我们会更加幸福。
我们应该学会做一个满足者，而非最优化者。最优化者非常在意机 会成本。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有得必有失，每一个选项的价值都不能独立于其他选项。你做出一项选择，就必须放弃其他选择，那就是你的机会成本。选择越多，机会成本就越大，因为不可能有一个选项在所有的方面都优于其他选项。你可以找一个长得帅的男朋友，但他可能更花心；你也可以找一个事业成功的男朋友，但他可能很忙；你或许会找一个特别顾家的男朋友，但他可能比较木讷无趣。于是，选择的机会越多，被选中的选项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感就越低。我们总是会想，山那边的草更绿。
满足者不同于最优化者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他们不去想那么多，不 要那么多的选项。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选项，简单地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会失望吗？会的。但你会后悔吗？不会的。所以，智者奉行的哲学是少即是多。你应该学会把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而减少为了琐事花费的选择时间。比如，你可以规定自己买衣服的时候最多只逛两家店，谈男朋友最多只谈五个。弱水三千，但取一瓢饮。那种期待着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唯一一个最爱自己的人的想法，都是言情小说看多了，看傻了。好的人生伴侣只需要一个好的毛坯就行，怎么把这个毛坯打磨成美玉，是需要在共同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塑造的。
不要把时间花在对过去的选择的追悔上。从长时段来看，那些都是不重 要的。无论你在买新车的时候多么激动，请你放心，两个月之后你肯定不会还那么有激情。平平淡淡才是真，自己好才是真好。你无须跟别人攀比，幸
福并不来自别人的赞赏和羡慕，而在于你内心的真实感受。每一个想过上真 正自由自在、特立独行生活的人，无一例外，内心里都有一个强大的自我。不要把自我限制视为一种束缚，恰恰相反，克制才能带来真正的解放。
链接阅读：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选择的悖论：用心理学解读人的经 济行为》，湛庐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助推：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
·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拒绝一切干预
为什么经济学家会如此热衷于理性人假设呢？ 一个原因是出于做研 究的考虑，如果选择了理性人假设，做模型会更顺手。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即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人们是理性的，那么他们的选择就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个人的选择是不会犯错误的，因此也就不需要政府出面校正。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写过一本书，叫《自由选择》。在他看来，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做出自由选择的权利，即使你觉得他们的选择是不对的，也不能横加干涉。
在一个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既然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自 然会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比如，如果开车的人不系安全带，骑摩托车的人不戴头盔，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政府非要规定大家系安全带或戴头盔，是不会有效果的，大家不会听政府的话。如果有人吸毒或是卖淫呢？在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也是你无法干涉的。反对吸毒或是卖淫，只会使吸毒或卖淫转入地下，反而更难控制，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吸毒或卖淫合法化。
我想，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反对政府的直接干预。政府来规定我的 孩子必须学什么知识，这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谬的。政府来规定我的饮食搭配，也是我不能接受的，即使政府说这样的饮食搭配是更健康、更合理的。但是，跟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不相信人们的理性选择都是合理的、对个人最为有利的。每个人都可能会犯错误，也很容易做出其实不利于自己的选择，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帮助个人避免做出错误的决策？
·行为经济学家主张给一点点"助推”
2008年，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 )合著了《助推》。这本书很快成了全球畅销书，也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书中提到，我们可以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方法”，改善人们的最终决策。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听起来是水火不容的，却能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自由主义是指我们要保留人们做出自主决策的权利。温和的专制主义是指，我们可以适当地影响人们做决策的过程，好让他们做出对自己更为有利的选择。
举例来说，如果政府强制规定人们不能吃垃圾食品，只能吃健康食 品，这就是一种粗暴的干预。尽管政府的用心可能是好的，但结果一定很糟。这种粗暴的专制主义在现实中随处可见。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呢？比如，我们可以把新鲜的水果用更低廉的价格、更方便地提供给消费者，那么，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消费者主动地选择健康食品。这就是泰勒和桑斯坦所说的“助推”。
吃不吃健康食品，其实还是小事。像养老金计划，不仅对个人，而且 对整个社会，都是一件大事。美国的养老金保险制度非常复杂，员工需要在各种五花八门的方案中做出选择。正如我们说过的，选择的机会越多，人们越不愿意做出选择。于是，很多美国人就放弃了参加养老金保险计划。这一选择对自己不利：因为到了退休之后员工的收入水平会下降；对政府也不利：因为到最后还是得由政府埋单。有一些美国公司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以前的方案是你要主动选择，才能加入养老金计划，如今的方案是如果你不反对，就默认你同意参加养老保险计划。
泰勒和桑斯坦提出了 “为明天储蓄更多”方案，并得到美国国会中 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联合支持，这在美国政治中也算是一个奇迹。
“为明天储蓄更多”是公司为其员工提供的养老金计划。签了这份合约的 员工在加薪时，会自动地增加在养老金账户中的储蓄；于是，储蓄率随工资的上涨而上升。如果员工觉得存得太多，他们也有选择退出该计划的自由。这一方案没有强迫任何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欺诈和隐瞒，只是巧妙地把人们的懒惰天性和他们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让人们自己做出更有利的选择。
·寻找一种中庸之道
在泰勒和桑斯坦看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要做出小小的调整， 就能极大地改变决策的结果。比如，总是会有人把尿尿到公共厕所的小便池外边。但是，如果在小便池里刻上一只苍蝇，男士们就会自动地瞄准那只苍蝇尿尿，于是，尿到小便池外边的现象减少了80%。如果你想让人们节约能源，仅仅在墙上张贴一些“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标语是没有用的。如果让每个家庭在收到账单的时候，都能够从账单上看到自己的用电量和邻居的用电量的对比，那么，出于“同伴压力”，很多人就有更多的自觉性去注意节约资源。这说明，帮助人们改进其行为的最好方法是提供反馈。
对于是否在政策设计中采用“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方法，我持 谨慎的保留态度，因为我们必须先相信政府是无私而善良的，才能相信它们会为了我们的利益，帮助我们改善决策。但是，这一方法也在日常生活中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家长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也是发自内心的，为了让孩子和学生做出更好的选择，我们是该奉行毫不干预的自由主义原则、粗暴独裁的专制主义原则，还是找到一种中庸的“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呢？
链接阅读：理查德-泰勒、卡斯-桑斯坦，《助推》，中信出版社。
人非圣贤：不要轻易考验人性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我们习惯于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好人干好事，坏人干坏事。如果有 人的表现不好，那一定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缺乏道德感，而如果一个人是正人君子，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在所有的场合都会言行一致。我们假设人性是不变的，人的行为只能受到其本人的理性选择和道德判断的影响。
事实上，人类的道德行为是十分易变的。无论我们讨论的是遵守信 诺、慷慨助人、公平正义，还是嫉妒、猜忌，每个人道德行为的变化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人们的道德行为，易于受到情景的影响。如果外部环境变化不大，某种行为给我们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容易预测，那么，我们道德行为的一致性就会更明显。但是，如果外部环境出现了改变，人们的行为就会随之改变。道德不是完全由人品决定的，还受到瞬息万变的环境影响；信任不是完全由理智决定的，还受到我们无从知晓，也不能完全避免的潜意识影响。
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小实验，让一群学生从一个教学楼到另一个教 学楼送信，途中他们会遇到一个乞丐，向他们求助。同样背景的学生，一个实验组的送信任务没有时间限制，他们就会更多地停下脚步，而另一实验组的送信任务时间要求更为迫切，这些学生就会匆匆忙忙，根本不去过问乞丐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是否值得自己花点工夫去帮助。心理学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观察：当人们单独遇到坏人坏事的时候，正义感相对会更强，但围观的人们越多，人们反而越不愿意挺身而出。
·服从到底
还有一个更为令人不安的心理学试验。著名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 (Stanley Milgram )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初做过一系列试验。他找来很多应试者，让他们扮演“教师”，测试隔壁房间的“学生”。如果“学生”答错了题，就要按下开关电击“学生”，先从15伏电压开始，然后到45伏、75伏,逐级升码，直到可能致命的450伏。
在做这个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问过40多位精神科医生，让他们猜测 有多少人会把电压一直增加到450伏，直到把实验做完。精神科医生们说：
“1%。”只有恶魔才会如此冷血。但是，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有大约 三分之二的被试者按下了450伏电压的开关。很多被试者在实验过程中感到极其不舒服，紧张得瑟瑟发抖、大汗淋漓，声音变得结结巴巴，甚至发岀神经质的笑。但是，他们还是会服从到底，把实验做完。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发现，男女性别比例对实验结果没有影响，种族的不同对实验结果没有影响。40多年以来，很多学者重复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40多年的社会进步会让人们有更多的警醒吗？没有。实验的结果几乎一模一样。换言之，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撒旦。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是一位冷血的纳粹军官，也是在犹 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流亡到了阿根廷。1960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逮捕。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并于1962年6月1日被处以绞刑。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她观察到的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彬彬有礼，并用康德的学说为自己辩护，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奉公的官员和服从命令的军人而已。艾希曼为自己的辩护，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熟悉？再举一个例子。纽约前州长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 )在作为地区检察官的时候曾经因打击卖淫活动而出名，可是，当他掌权之后，却成了皇家俱乐部三陪服务的常客。哪一个他更真实？
·没有万能公式
在判断他人行为的时候，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就连判断自己行为的时 候，我们也不能过于自信。你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了解自己。你又制定了减肥计划，恭喜了。但能不能坚持下来，你有十足的把握吗？今天的你能够信任一个月之后的你吗？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分成两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一 群正在减肥的人和一群不想减肥的人在同一个房间里，桌子上摆了各种各样的零食。一般而言，正在减肥的人表现出了较强的自制力，不去动桌子上的零食。接下来是第二个部分。实验者告诉这些受验者，他们要帮助一家冰激凌公司判断三种新口味的受欢迎程度，有三筒冰激凌，请品尝之后告诉实验者，哪一种是你最喜欢的。你没有必要把冰激凌都吃掉才能判断出来自己更喜欢哪一种口味，抿一小口足矣。结果呢？在第一个部分表现出更强自制力的人，在第二个部分吃掉的冰激凌更多！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这有什么启示？
第一，对待别人要宽容。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随便考验人性，因 为人性这个东西，真的是经不起考验的。不要轻易地去评判别人的道德水平，而是要学会体察人性中的幽明互现之处。“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这在现在仍然适用。
第二，不要对自己过于自信。别人会不守信，你也一样。别人会偷 懒，你也一样。别人有时候会情绪失控，你也一样。我们的人性中有追求个人私利和即时满足的欲望，对此不必感到羞愧，但我们需要学会增强自己的克制力。意志是需要付出努力才能获得的，我们必须坚持不懈。一个人如果考虑的长远利益更多，他会更有自制力，更容易坚持道德准则，相反，如果总是想着投机取巧，就会朝三暮四，与节操成为陌路。
第三，没有一条万能公式帮助我们识别别人是否值得信任。与所有 的人在任何时候都选择合作，并不是最好的策略：你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不要轻易地用人品去判断别人是否值得合作，也不能完全依赖别人的信誉。所谓的信誉，也只是他过去的行为的历史记录。但是，过去的历史不代表着他未来能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你要问的问题不是“他值得信任吗”，而是“在特定情况下，他有可能会选择合作吗”。
链接阅读：大卫·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信任的假象：隐藏在人性中的背叛 真相》，机械工业岀版社。
随波逐流：坦然地面对狡猾的情感
·为什么急中能生智？
你亲眼所见，也未必为实，我们的回忆中难免有自我编造的成分。
你我皆凡人，对自己的道德评价不要过高，也不要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指责 别人。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因为我们的感知和认知系统是有缺陷的，所以会乱入一些后期的加工。我们在内省的时候总会想方设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因为不是每个人在所有的时候都能做到足够的克制。一言以蔽之，我们的本能和直觉是有缺陷的。
但是，这种本能和直觉是在至少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这 套系统看似简陋，经常出错，有时候会死机，但已经经历了漫长进化过程的考验。因此，当理性和直觉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先相信直觉，随后，我们要让理性去做纪检书记，而非辩护律师，仔细地核实直觉可能与现实不符的地方。即使理性完成了自己的审计工作，回过头来，还是要听听直觉的意见，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错亦是对：直觉在用一种很执拗的办法保护着我们。
比如说生气。加州大学塔芭芭拉分校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适度生气 的情况下，我们的分析能力和辨别能力会更敏锐。常言道，急中生智。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比平日更聪明、反应更迅速？我们的情感和理智经常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生气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处，我们就会更容易生气。观察一下在游乐园里玩的孩子，你就会发现，如果孩子摔了一跤，他会先看看妈妈在不在身边，要是妈妈在身边，那就放声大哭，要是妈妈不在场，他多半会自己拍拍屁股站起来，接着玩，等到妈妈回来了再哭不迟。在商业谈判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方表现出受到侮辱的愤怒，以此激发自己阵营的情绪，并向对方施加压力，效果往往不错。
·情不自禁地跟着大家唱纳粹国歌
再说拖延。我们之所以会拖延，跟家庭和性格有关，但也跟大脑内部 的保护机制有关。人们对恐惧和焦虑的反应极其强烈，这是在长期进化中为了生存下来所必需的。如果你碰一下自己的手臂，大脑大约需要400—500毫秒能够感知到这种触摸，但如果你感到恐惧，大脑只要14毫秒就能接到信号。从感受到恐惧的脑扁桃体，到位于大脑皮层的思维中心，信号要强于从思维中心传到恐惧中心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感知恐惧更容易，但克制恐惧情绪更难。为了避免感到恐惧和焦虑，我们会有选择地忘记不愉快的事情，也会采取逃避的办法，眼不见为静。我们越是害怕失败，自尊心越低、注意力越分散，越是讨厌被别人委派任务，就越容易拖延。
最后再谈谈从众心理。著名的博弈论专家埃亚尔·温特(Eyal Winter )讲过一个故事。1933年夏天，希特勒刚刚上台，在德国东部的柯尼斯堡的市中心举行了一场大型的纳粹集会。温特教授的舅爷是个犹太人，但长得很像雅利安人，从外表看，没有人能发现他的犹太身份。温特教授的舅爷岀于好奇，混入了集会的队伍。集会的高潮是希特勒本人上台。他狂热地挥舞手臂，发动煽动性的演讲，台下群众如醉如痴，高呼“胜利”。温特教授的舅爷先是感到吃惊，然后感到不安，最后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跟着周围的人一起哼起了纳粹国歌，还跟大家一起为希特勒的演讲鼓掌，一起高喊“胜利”。回到家后，他对着家人痛哭流涕，羞愧难当，因为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会跟着大家一起唱纳粹国歌呢？
我们之前讲过，人是一种群居动物，为了增加生存的概率，必须要强 化集体的认同感。因此并不奇怪，为什么温特教授的舅爷会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为纳粹欢呼。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你冒犯一个群体的时候，比冒犯一个个体，更容易招致强烈的敌意。
人会愤怒，会拖延，会有集体情感，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产生这些情 感的初衷是为了给我们带来进化的优势。当然，这些情感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利，可能会反过来伤害我们自己。
先说一个比较小的例子，即人为什么会脸红。按道理来说，当我们感 到羞，愧或窘迫的时候，最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但我们却偏偏会在这个该死的时候控制不住地脸红。达尔文觉得这一现象很有趣，他在《人类与动物的表情》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脸红的现象。他发现，这是人类独有的特征之一。对脸红的进化论解释是，由于脸红是不由自主的，当一个人脸红之后，就表明他已经承认自己的行为是不当的，别人就更容易原谅他。
·爱的荷尔蒙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体内会分泌不同的荷尔蒙。一种荷尔蒙是催产 素，母亲在哺乳期会分泌更多的催产素，催产素有助于建立更亲密的母子联系。两性在达到性高潮的时候也会分泌这种荷尔蒙，因此催产素又被称为“爱的荷尔蒙”。但是，催产素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当催产素分泌过多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识别他人意图的能力，我们会变得更加轻信，更容易上当。
我们体内分泌的另一种荷尔蒙是多巴胺。多巴胺与我们从成功中获 得的满足感有关，也激励我们更积极地去面对挑战，但如果多巴胺分泌过多，会导致我们过度冒险。比如，在参加拍卖的过程中，每一次当我们没有赢得拍卖的时候，大脑中的纹状体区域就会更加活跃，而该区域是大脑边缘系统的一部分，是人体分泌多巴胺的部位。激烈的竞拍导致我们的多巴胺分泌更多，于是，在下一轮竞拍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冲动、报价更高，这才有了所谓的“赢家的诅咒” O
因此，我们的情感可以控制，却无法根除。我有一次看《荒野求生》 节目，英国冒险家贝尔·格里尔斯(Bear Grylls )要从直升机上跳到海里，游到一个荒岛上。贝尔告诉我们，最好的路径不是直接朝着陆地游过去，因为那样的话，一波一波的海浪会把你冲得更远。最好的办法是随波逐流，顺着波浪的方向游，这样才能迂回地到达海岛。我们对待非理性情感的态度也应该如此。我们应该更坦然地面对各种狡猾的情感，了解它们出现的原因，了解它们在进化中的功能，了解它们与我们的理性系统互相影响的机制。如果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情感世界，我们就能更好地减少其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链接阅读：列纳德·蒙洛迪诺(Leonard Mlodinow),《潜意识：控制你行为的秘 密》，中国青年出版社。
乐观的偏见：最高的境界是自我欺骗
·回想一下你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如果让你闭上眼睛，去想象一下5年之后、10年之后，你会过上什么 样的生活，你会想到什么？大部分人都会想到幸福和愉快的事情，没有结婚的会想到自己的婚礼，没有孩子的会想到自己有了可爱的小宝宝，我们会想到自己更有钱，社会地位更高，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周游世界，享受生活。很少人会想象那些不好的事情：失业、破产、亲人去世、离婚、生病。
如果让你闭上眼睛，回想一下自己以往的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刻，你会 想到什么？你可能会想到和恋人或家人在一起的时刻，想到站在领奖台上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的场景，或是赚到了第一桶金的时候。
当你畅想未来和回想过去的时候，你的大脑活动是一样的。两个剧本 都是一个剧作家写的。大部分人在回想自己生活中最幸福时刻的时候，头脑里浮现出来的画面里都有一个自己。你有没有发现不对头的地方？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自己看见自己。这说明，我们的记忆并非像摄像机一样，只是忠实地记录过去。记忆最重要的功能是编故事。人是需要故事的，尤其是乐观的故事，这些故事并不真实，但离开了这些编造出来的故事，人生将黯淡无光。
如果没有乐观的偏见，我们每个人都会是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清 醒过来吧，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多么风光，终有一天要死亡，化为乌有。极端地讲，对死亡的认识有可能导致进化的终结。如果我们意识到人生是如此虚幻和无聊，又怎么可能每天打起精神，高高兴兴地生活和工作呢·
· “皮格马利翁效应”
乐观的偏见可能带来“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术语是社会科学家罗 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 )在1948年首次提岀的。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指一开始对形势有错误的判断，但当我们根据这些判断激发出新的行为之后，神奇的事情出现了，原本错误的判断变成了真实的结果。我们预言中国的房价是不会跌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但如果大家都相信这一预言，就会纷纷拿出储蓄去买房，于是，中国的房价就真的越来越高。
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和旧金山一所小学的校长勒诺·雅各布森(Lenore Jacobson )合作，做了一个试验。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各自随机地挑选了一些学生，然后，他们告诉老师，这些学生的智力非常出众。其实，这不过是他们编造出来的。到了年底，预言真的自我实现了：那些被随机挑选出来的学生，在年末测试中的成绩比其他学生高很多，而在年初测试的时候，他们的成绩和其他孩子的成绩原本相差无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师们相信了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的话，他们对这些“智力出众”的学生另眼相看，花在这些学生身上的时间更多，鼓励他们在课堂上发言，更耐心地辅导他们。学生们也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信心大增，学起来分外带劲。
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把他们的发现称为“皮格马利翁效应”。这个 典故出自萧伯纳写的一个剧本。这个剧本的情节是，一个教授把工人阶级的女孩改造成了上流社会的贵妇。你是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难怪法国思想家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 )曾经说过，要是想要成功，就要先做出已经成功的样子。人们通常的观念，比如男生学理科比女生更强，亚裔学生的数学比美国学生更好，黑人的学习成绩更差，其实并没有坚实的科学证据，但一旦被贴上标签，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标签”的影响。
·人需要有欺骗自我的勇气
人的一生，怎么会没有挫折？随身带上乐观的偏见，有助于在遇到 挫折的时候更快地走出低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些悲观的人对这个世界的判断和认识可能更符合现实，这被有的心理学家称为“抑郁现实主义”，但是，如果想要过得更好，人需要有欺骗自己的勇气。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有两家工厂面临倒闭的风险。一家工厂位 于市中心，另外一家工厂位于偏僻的郊区。一家工厂人多，另一家工厂人少。第一家工厂是油漆厂，另一家工厂则生产货柜等设备。两家工厂尽管差异很大，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要倒闭了。这两家工厂的员工，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了20多年，可惜再过几个月，都要被迫下岗了。每个人都很焦虑和沮丧。心理学家一直跟踪研究这些工人在失业之前和失业之后的状况。他们很吃惊地发现，这些工人在失业之前更容易患病，因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导致工人始终处于焦虑之中，而这影响了工人的健康。失业之后，不确定性消失了，工人反而不再担心了，他们转而关心该到哪里去找工作。当紧张和焦虑的情绪消失之后，工人患病的概率下降T,失业之后的工人比失业之前的工人更健康!
大多数人都是乐天派，我们会有偏见地选择更为美好的幻想，回避 消极悲观的现实。这是一种错觉。如同人脑的其他错觉一样，我们仅靠反省无法轻易发现自己的乐观偏见。大脑的确歪曲了事实，欺骗了我们，不过，大脑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虽然盲目乐观会导致我们犯错，甚至犯下致命的错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乐观的偏见能够激发出我们的潜能。
在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年轻人不妨尝试做“白日梦”，幻 想每一种职业的最美妙的地方，以便测试自己更喜欢哪一种职业。每一种职业都有风光的地方，也有无聊和辛苦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看到生活和职业中更为积极的一面，就能干得更加起劲，最终做得更好。乐观者会更健康、更快乐、更长寿。人的一生，就是靠自我欺骗，幸福地度过的。在欺骗和自我欺骗的指引下，人类社会实现了不断进步。
链接阅读：塔利·沙罗特(Tali Sharot),《乐观的偏见：激发理性乐观的潜在力 量》，中信出版社。
赢家的诅咒：娶走校花的兄弟，你过得还好吗
·为什么标王总是报价太高？
20世纪70年代，研究油田拍卖的几位工程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假设有个油田的开采权要拍卖，有很多家石油公司来竞拍。谁也不 知道这个油田在地下的储量到底有多少，只能靠自己猜。每个公司都会给这个油田一个估值。每个公司都按照自己对这个油田的估值报价。一般来说，公司会按照比自己的估值低一些的价格报价，而报价最高的公司获得油田的开采权。但在现实的拍卖中结果如何呢？这三位工程师发现，一般来说，竞拍中的赢家往往会变成输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糟糕的情况是，油田的价值没有竞拍成功的公司的报价高，这家公司花的钱越多，亏得也就越多。稍微好一点的情况是，这个油田的价值比公司的报价高，但没有公司当初的估值高，所以公司也会觉得吃亏了。这就叫“赢家的诅咒”。
真的有“赢家的诅咒”吗？还是说这只是一种极为反常的现象呢？ 1983年，两位经济学家马克斯·巴泽尔曼(Max Bazerman )和威廉姆·萨缪尔森(William Samuelson )做了个实验。他们在课堂上拍卖一个存钱罐子，罐子里装满了硬币。学生们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每个学生都来猜，到底里面有多少钱。猜完了就竞价，出价最高的学生获得这个罐子和里面的硬币。罐子里实际上有8美元的硬币。他们做了很多次实验。学生们的猜测各不相同，平均估值是5.13美元。也就是说，大部分学生对罐子的估值都远低于真实价值。赢家的出价平均是10.01美元，这意味着，平均每个赢家要亏损2.01美元。要是经济学家每堂课都做一回这个实验，他们还能赚一笔小小的外快呢。
·赢家的苦恼
课堂实验或许无法代表真实世界。但在现实生活中，“赢家的诅咒” 比比皆是。比如，在1969年阿拉斯加北湾油田的拍卖中，赢家的出价是9亿美元，而次高的标价是3.7亿美元。这是不符合理性假设的。如果按照理性假设，赢家的报价和次高的报价应该相差不多才对。这只是一个特例吗？不是。研究者观察了很多油田竞拍，发现在26%的案例中，中标价是次高价的4倍甚至更高，在77%的案例中，中标价至少是次高价的2倍以上。
从1954年到1969年，墨西哥海湾地区拍卖出了 1000多份租约，其中有 62%的租约是赔钱的，另有16%的租约勉强持平，只有22%的租约最后虽然赚了钱，但收益率并不高。我们再来看看身边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央视广告“标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各家企业争相在央视砸下重金，抢夺“标王”的桂冠。1995年孔府宴酒的中标金额是0.31亿元，2015年翼龙贷花了3.6951亿元，才拿下“标王”称号。翼龙贷是一家P2P企业，董事长是王思聪。荣登“标王”宝座的企业当然有好企业，比如茅台，但大部分“标王”很快就变成了 “倒王”。听我给你报报它们的名字：孔府宴酒、秦池酒、爱多VCD、步步高和熊猫手机。你要是知道这些名字，只能暴露自己的年龄了。
“赢家的诅咒”纠缠着这些曾经风光一时的企业：2002年，孔府宴酒 宣告破产；秦池酒已经无人知晓；2004年爱多VCD的掌门人胡志标被判有期徒刑8年；2005年熊猫手机的前掌门人马志平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被批捕。即使是那些没有沦为破产的“标王”企业，在成为“标王”之后就真的平步青云了吗？恐怕这里面的苦闷，只有它们自己知道。
2007年，中投还没有正式成立，就匆忙宣布投资30亿美元购买美国 黑石集团的股权。我在当时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反对这笔交易。结果如何呢？这成了中投第一笔赔钱的买卖。2016年，中国足协以年薪1.47亿元的天价聘请意大利教练里皮为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我仍然反对这笔交易。我当然希望里皮能够创造奇迹，不过，奇迹会不会发生，我们还是等等再看吧。
·该不该追求校花？
为什么总是会有“赢家的诅咒”呢？有两个原因。首先，最根本的 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因为竞拍者不知道标的物的真正价值，所以只能靠主观猜测，这就会带来判断失误。其次，最直接的原因是傲慢。赢家过于自负，总认为自己比市场上其他参与者的判断更为准确，而且求胜心切，志在必得。抱着这样的心态，不犯错误那才叫反常。
在学校的时候，校花是我们暗恋的对象。校花的周围有很多追求者， 他们都要对校花的真实价值做出评估，然后报价，报价最高者胜出。那个把校花娶走的哥们，一定是付出的代价最高的。许多年过去了，娶走校花的兄弟，你过得还好吗？内心的苍凉和失落，要不要找个人诉说？
存在“赢家的诅咒”，对赢家也好，对其他竞拍者也好，都不是一件 好事。如果我们不想当受到诅咒的赢家，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非常世故，你应该选择不参与竞拍。我反对收购黑石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黑石是干什么的？黑石是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它最擅长的就是把不值钱的企业包装好了卖个高价。现在它要卖自己，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它想干什么吗？但是，总是退出竞拍也不是万全之策。排名第一的校花被娶走了，大家又会竞拍排名第二的校花，如果你总是不出手，最后只能落得一个孤家寡人。
如果你非常狡猾，你可以让赢家先买走，然后做空赢家。你可以先让 那个哥们把校花娶走，然后等他们过不下去了，再乘虚而入。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策略。我们强烈谴责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最好的办法是把我这篇文章和你的哥们一起分 享，让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越是竞争者人多，越要谨慎求实，大家平心静气地谈谈，校花到底值不值得花那么高的代价去追。或许，大家就会改变当初的冲动想法，不去追校花了，然后，你就可以去追她了。
链接阅读：理查德·泰勒，《赢者的诅咒：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随机性：如何在考试中蒙对答案
·编假话比讲实话更费劲
请你做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写出一组长长的随机数字序列。比如，你 可以每次从0—9这10个数字中任意选一个数。所谓的随机，就是指每个数字出现的概率应该都相等，而且不能有任何规律。随机数字应该是完全散乱的。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但是，数学家发现，写出一 串很长的随机数字是超出人类的能力范围的。如果你让人们从0—9中每次选择一个数，他们选0的次数会比选其他数字少，而且很多人会表现岀对某个数字的偏好，比如7或8,然后这个数字出现的频率会高于其他数字。
有个数学家多年来喜欢在课堂上做一个实验。他要求学生连续抛硬 币，要抛200次，然后把结果记录下来。有的学生会老老实实地抛200次硬币，有些学生则自作聪明，随意编造数字。每一次，老师都会一下子找到那些编造出数字的学生。
窍门在哪里呢？如果抛200次硬币，在真正的随机数据中，几乎肯定 会出现6次连续的正面或反面，但是，几乎没有人在编造随机数据的时候这样做。你越是努力地想编造出随机数据，越是不像随机数据。这就像侦探小说的鼻祖、美国小说家爱伦·坡(Allan Poe )说的：“当人们越是努力不想被猜中的时候，越是容易被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