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选择性激励”是负向的，也就是说，谁不参加集体行动就惩 罚谁。美国钢铁工会的前任主席戴维·麦克唐纳(David McDonald )就曾经讲过，工会早期实行过一种“形象教育”。啥是“形象教育” ？说白了就是让工人纠察队收费。一群已经缴纳了会费，而且身高马大的工会成员，手持铁锹或是棒球棍，站在工厂的门口，在工人上班的时候盘问他们是否缴纳了会费。
总结一下，如果你想达成集体行动，那就参加小的利益集团。小的是 有力量的。如果你想混日子，可以参加大的利益集团，大的是松散的。
链接阅读：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格致出版社。
既得利益：公牛闯进了瓷器店
·做蛋糕不如分蛋糕，分蛋糕不如抢蛋糕
“二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初，奥尔森在游历欧洲的过程中发现，作 为战败国的德国一片欣欣向荣，经济充满了活力，而战胜国英国的经济增长却陷入困境。不仅如此，同为战败国的日本也在50年代开始经济崛起，成为当时发达国家强有力的竞争者。
这是为什么呢？请容我先宕开一笔，讲讲做蛋糕和分蛋糕。经济学里 有个很流行的比喻：经济增长就是把蛋糕做大，而收入分配就是分蛋糕。你是关心把蛋糕做大呢，还是关心分蛋糕？经济学家的主流看法是，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再考虑分蛋糕。这就是所谓的效率和公平之争。经济学家担心，如果大家都关心分蛋糕，为谁分的多、谁分的少争吵不休，就没有工夫把蛋糕做大了。
谁关心分蛋糕？各个利益集团最关心分蛋糕。之所以会有很多利益集 团，是因为它们十有八九是为了团结起来，分更多的蛋糕。所以，利益集团太多了，就会阻碍经济增长。
奥尔森说，经济学家低估了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利益 集团哪里是文质彬彬的绅士，怎么会围着一块蛋糕开会讨论。事实上，他们是要抢夺这块蛋糕的，在抢的过程中，利益集团就像闯进了瓷器店的公牛，会把店里的瓷器撞个稀巴烂。在涉及国家政策的时候，“小而灵活”的特殊利益集团纷纷出动，它们行动力很强，可以通过游说等活动影响政策制定者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策，比如政府补贴、贸易保护、改变收入再分配的方案等。特殊利益集团为了一己私利，往往不顾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制度僵化症
奥尔森对国家兴衰的解释，主要是从利益集团这个角度观察的。他 讲到，如果一个社会承平日久，就容易滋生更多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的数量越多，就越是会降低社会效率，同时加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大家都忙着抢蛋糕，愿意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就少了。假如工会或行业协会的力量过于强大，那么，那些可能会导致企业、工人失去竞争力的革新就会遭到抵制，创新就很难实现。
发达国家的医生、律师收入都很高，为了维护这种高收入，最好的办 法就是限制新人进来，于是，律师和医生的团体就会游说政府，要求新进入者必须要考执照。看起来，考执照是为了保护病人或客户的利益，但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每隔几年，老医生、老律师也要参加考试，不然他们怎么赶上知识的更新呢？为什么这些资格考试都是仅仅针对新进入者呢？所以，这是一个既得利益自我保护的巧妙机制。如果单是挤进既得利益集团，就能得到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可想而知，这些集团很容易变得越来越封闭。为什么过去的王族和贵族都时兴互相通婚呢？就是不愿意把好处给了外人。
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来抢蛋糕，于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来 越深，管制变得越来越复杂，让市场参与者寸步难行。这时候，这个国家就得了制度僵化症。出现制度僵化症之后，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打碎既得利益集团，而打碎既得利益集团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出现革命或战争。回想奥尔森在欧洲所观察到的，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发展，他认为主要得益于战争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破坏。
·不破不立
先来看德国，希特勒上台的时候，把国内其他政党、社会组织全部 干掉，把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二战”之后，盟军通过1947年的《反卡特尔法》和反纳粹计划等措施，又把右翼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扫而清。再看日本，军国主义上台之后，消灭了原来的左翼组织，“二战”之后，盟军占领日本，在1947年实行了《反垄断法》，并以战争罪的名义清洗了原来的大财阀和高官。当既得利益集团都被清除之后，经济增长的道路也就畅通无阻了。相比之下，英美等战胜国的利益集团分利联盟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英国有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网，美国则有以利益集团游说参众两院为代表的各式各样的“院外活动”。奥尔森认为，正是分利集团的寻租活动导致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
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耳熟？毛主席说过，不破不立。据说，他曾经讲 过，“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回。这听起来有些令人恐惧，对吧，但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想一想：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很成功，而苏联的改革却非常失败呢？当然，我们能够想到的理由很多。比如，在对外开放的时候，中国在海外的大量华人，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些海外华人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起到了引路人的角色。还有一个原因似乎是不能忽视的：由于中国搞了 “文化大革命”，当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既得利益集团。除了极个别的思想僵化者之外，人人都想变革。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清除搞市场化改革的政治阻力，但粉碎既得利益集团无疑是它的一个副产品。
近年来，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今天中国的改革比起20世纪80年代 之所以更困难，是因为改革进入了 “深入区”，指的就是改革会触及广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我们要澄清一下，奥尔森可不是鼓吹革命的造反派，但他相信，经过“震荡”后的国家往往有比较快速的经济增长，如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二战”后的日本与德国，“文革”后的中国。不过，奥尔森可能也会承认，既得利益集团的崩溃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充分条件。
奥尔森在探讨国家兴衰的起源中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在他的理论 里面，战争、改革和革命都有了经济学意义。奥尔森关于国家兴衰的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增长理论，不再局限于从人口、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角度解释国与国之间或者国家内部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而是从利益集团的演变乃至制度的层面探究国家兴亡的深层次原因。
链接阅读：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上海人民出 版社。
流寇/坐寇定理：为什么人们要喊国王万岁
· “流寇”和"坐寇”
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家经常会陷入一个怪圈。首先，要想有经济增长，
必须要有好的制度。这一点所有人都承认。那么，要想有好的制度，就要 有一个政府来实施这一制度。这一点大部分经济学家也都承认。即使是反对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反对政府扩大公共支出的那些经济学家，也会认同政府的作用就是要保护产权。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政府是不是无私的？相信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承认，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教科书上能够代表所有人利益的社会福利函数，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么，最令经济学家头疼的问题来了：既然政府也追求自己的利益，为什么它要保护产权呢？如果统治者把民众的东西都抢走，不是能攫取到更多的利益吗？在人类历史上，国王抢夺民众的东西，并不是一件稀罕的事情。所以，经济学家得告诉我们，一个追求自利的政府，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为民众提供产权保护。
奥尔森也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有一天，他读到一本关于冯玉祥的 传记。20世纪20年代，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大大小小的军阀占山为王，到处强取豪夺。当时，有一支转战河南、安徽、陕西、甘肃的农民起义军，首领被称为“白狼”。“白狼”的军队先在豫西起义，然后东进，打到安徽。随后回师河南，再从武关入关中，西入甘肃，最后又杀回河南。冯玉祥当时奉命围剿“白狼”，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奥尔森读到这里，陷入了沉思。在他看来，“白狼”也好，冯玉祥也好，都是军阀，为什么一个军阀去打另一个军阀，能赢得百姓的民心呢？这两个军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奥尔森发现，“白狼”军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根据地，是一股“流 寇”，而冯玉祥则是驻扎在一个地方的“坐寇”。“流寇”和“坐寇”的行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表面上看，“流寇”抢完了就走，“坐寇”却会不断地要钱要粮，为什么百姓会反对只掠夺一次的“流寇”，更愿意生活在反复掠夺的“坐寇”的统治下呢？
如果你是“流寇”，你肯定会把能够抢走的东西都抢走，你不抢， 别的“流寇”会过来抢，这就像在火车站和地铁口兜售假货的骗子一样，能骗一个就骗一个。但如果你是“坐寇”，你就不会杀光抢光，你要留下“会下金蛋的鹅”。既然这个鹅现在是你的，你就会“保护”当地的百姓，不受其他土匪的掠夺。当然，百姓还得给你上贡，把自己的收成中很大一部分交给你，但至少，老百姓对自己每年的损失会有稳定的预期，于是，就会有一些动力扩大生产。
· “看不见的左手”
于是，我们可以猜测到国家演进的秘密。一开始，国家就是黑社会， 黑社会就是国家，你很难将它们区分开。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垄断了暴力，只有他们有枪，谁不听话就打死谁。这群暴徒到处烧杀抢掠，看起来很爽，其实他们也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后来，他们发现，如果不到处流窜，而是待在一个地方，占地为王，向臣服自己的百姓征税，能得到的好处比到处抢劫更大，于是，“流寇”就变成了 “坐寇”。
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坐寇”会赶走其他的强盗、土匪和军阀， 而且会积极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在我的地盘上，谁也不能乱来。这样一来，“坐寇”就提供了基本的安全和产权保护。慢慢地，“坐寇”会发现：如果征税征得更少一些，臣民的积极性更高，自己反而能收上来更多的钱；如果提供一些水利工程、道路桥梁，产出也会更多。于是，“坐寇”就变成了政府！
奥尔森发现，欧洲的王朝基本都是“流寇定居”这一故事的不同版 本。奥尔森说：理性的、自利的“流寇”头子好像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变成坐寇，戴上皇冠，自封君主、国王、天子或者皇帝，以政府取代无政府状态。这只看不见的手被奥尔森称为“看不见的左手”，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 )的“看不见的右手”相对应。
这个故事还涵盖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共容利益。“坐寇”之所以不像
“流寇”那样强取豪夺，甚至还会保护当地居民的人身安全和产权，是因 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有共容利益。老百姓希望获得保护，过安稳日子，而“坐寇”的利益又依赖于老百姓在稳定的环境下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就是因为这种“共生关系”，统治者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结果却可能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有利，因为统治者并非一味地争取获得社会产出的更大份额，而是想方设法扩大社会总产出。
·为什么人们要喊“国王万岁” ？
如果一个统治者只能在台上待一两年，那么，人们会相信他有足够的 积极性提供产权保护吗？很可能不会。这个统治者一定是短视的、追求短期利益的，所以，他很可能不愿意提供产权保护，而是能捞多少捞多少。如果一个统治者能够在位50年呢？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统治者的眼光会更长远，更可能在私人产权和契约执行上提供更多保障。当人们高喊“国王万岁”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发自真心的：因为长寿的国王对老百姓更有利。
那么，—能在位50年的专制者，和一位只能在位5年的民主国家统 治者，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专制者身体健康，而且有雄才大略，他愿意提供的产权保护可能不亚于民主政治能够提供的产权保护。专制统治和民主统治最大的差异发生在要换届的时候。对于专制统治来说，国王的更换很可能会伴随着宫廷密谋、军事政变、甚至是内战。新的国王和老的国王或许性情完全不一样。换言之，专制统治下，不确定性太大。民主统治最大的好处是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民主统治不一定能够带来最伟大的统治者，但有助于避免最糟糕的统治者。在奥尔森看来，富裕的发达国家之所以都是民主国家，根本上是因为民主制度能够在长期内有效地提供共容利益，使得统治阶层的决策与社会长远发展的利益一致。
共容利益就像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流寇”向专制的统治者再 向良善的统治者过渡。奥尔森提醒我们，从专制跨越到民主，并不是推翻专制统治者的结果。别忘了之前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推翻专制政权这一集体行动往往难以达成。他认为，民主政体形成于许多小型独裁集团的领导人在势均力敌的对峙情形下做出的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分享权力。
链接阅读：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间投票人：站在中间，左右逢源
在经济学的世界里，大部分情况下，金钱说了算。你开发了一个产 品，这个产品好不好呢？那要看消费者是不是愿意掏钱购买。你推出了一个创业项目，你的创新算不算成功呢？那要看你能不能为投资者带来利润。金钱说了算，这个规则真是简单粗暴，但也没有比它更公开、透明的规则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市场交易做决定，大家还是能心服口服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决定都是金钱说了算的。
假设有一个原始人的部落，原来住在一个平原上，后来天气干旱了， 平原上的食物来源少了，更令人头疼的是，北边还有另一个凶悍的部落，经常过来抢东西。怎么办？族长召集大家讨论。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出击，打到北方去，灭了敌人，北方有一片更浓密的森林，食物来源更多；但这一方案的代价是，既然打，就得有牺牲，而且可能打不赢。第二种方案是不动，继续留在原来的地盘，不去冒险，听天由命。第三种方案是撤退，撤到南方；南方更干旱，有一片荒漠，没有人烟，不会有敌人侵扰，但可能食物来源比现在更少。怎么办？要是大家都同意北上，或是都同意南下，或是都同意留在原地，事情就好办了。可是，人们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人愿意北上，有人愿意南下，有人愿意不动，这时候该怎么办？估计大部分读者马上想到的办法是举手投票。大家注意，要真是在原始社会，很可能不是这样决策的，比如，他们可能各自发言之后，由族长一个人拍板决定，也可能，他们会找个巫师，烧个乌龟壳，通过观察龟壳的裂纹，揣测上天的旨意。通过投票来实现集体决策，和“进步”观念、
“平等”观念一样，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这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出现的 新鲜事物。当时，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Tocqueville )就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变化。他讲到，法国大革命让法国社会“变平” 了。大革命“并非仅仅定义了法国公民的权利，而且也试图改变公民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影响其中的每个个体，以及公民作为政治群体成员的权利”。他指出：“法国大革命用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取代了原有的简单而统一的体制，这种新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所有的人一律平等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的。”
人人平等是不是一种社会进步？当然是了。不过，这会使得集体选择 变得更加复杂。集体选择理论有时候又被叫作公共选择理论。你也可以这么理解，这是用经济学的思路去解读政治。在政治学领域，这一学派被称为“政治分析”或“实证政治理论”。
什么叫用经济学的思路去解读政治？传统的政治学是要读经典，解读 先哲们的微言大义，然后再阐发自己的一点见解。经济学的思路不一样。经济学要求先下定义，然后再去分析。
所谓的定义，其实就是说要把你的前提假设说清楚，把你想要解释的 问题变得更加清晰，省得在概念的问题上大家争论不休。所谓的分析，就是分而析之，把一个大的问题，拆解成简单的问题，或是简单的部分，从易到难，从部分到整体。
这里我们就介绍一个最简单的集体选择理论：空间投票理论。我们先 举个例子。假设有一条街道，很长，很繁华，商家都想到这里开店。假设这是像篦街一样的小吃一条街，街上所有的店都卖麻辣小龙虾。商家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街道最左边的尽头开店，还是在右边最尽头开店，还是在街道居中的位置开店？
假设你在街道最左边的尽头开店。从左边来的顾客，有些一进这条 街，就会扑进第一家馆子，有些要再转转看，继续往前走走。他们可能走了不到一半，就在附近找个馆子，当然，如果他们对你这家店印象深刻，也可能会多走几步，转回来上你这家馆子。如果顾客都是这样，那么，从街道右边过来的那些顾客，没有一个会到你的店里来。同理，如果你把馆子开在街道的最右端，那么，从左边过来的顾客也不会到你这家店。如果你再往中间挪挪呢？那么，你可能既能吸引来自左边的顾客，又能吸引更多来自右边的顾客。最后，你会发现，最佳的位置是在这条街的中间。
假设要开店的不是麻辣小龙虾，而是政客。政治光谱犹如一条街道， 也可以分成左右。“左派” “右派”之分也来自法国大革命，当时持不同政治观点的议员聚在一起，坐在国民议会的不同位置，不跟别的派别混着坐。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要是争论概念，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简单地给左派和右派下个定义：左派是主张有更多的改变，极端的左派可能支持革命；右派则倾向于维持现状，极端的右派反对所有的改革。
政客关心的是如何吸引到更多的支持者，这跟卖麻辣小龙虾的想要拉 拢更多的顾客有相似之处。那么，你该如何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呢？假如你先选择极端左派，你会有不少拥楚。比你更激进的，也就是说，在你左边的，都支持你。在你右边的也有一些支持你。比你再右得厉害一些的人就开始不认同你了，最靠右的那些人看到你这张脸就烦，讨厌死你了。假如你先选择极端右派，处境也差不多。
那么，如果你把观点稍微温和一下，也就是说，你把你的政治立场稍 微往右边挪一下呢？那么，比你左的人还会支持你，但在你右边的人会有更多支持你的。再往右挪一点呢？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最后，你会发现，可能最佳的位置是在中间。按照这一理论，所有的政治党派到最后都会选择更为中庸的立场，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同样，按照这一理论，处于中间的投票人总是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因为左边的党和右边的党都要拉拢你。站在中间，左右逢源。
在正常情况下，空间投票理论的结论是对的。你有没有发现，西方 国家在竞选的时候，候选人好像吵翻了天，但仔细一看，其实他们的政治主张都差不多？在很多情况下，空间投票理论也能解释其他一些有趣的现象。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小国很狡猾，在北京和台北之间耍滑头，等着两边都给大笔的银子？你有没有发现刚出道的学者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成名之后，会变得格外慎重，说话总是面面俱到、四平八稳？
再举个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有个日本影星在中国很火，他叫高仓 健。高仓健的风格是啥？他是个硬汉，不苟言笑。当时，这种风格真的迷倒一片。现在很难再找到像高仓健这样极端风格的明星了，越来越多的明星走的是中间路线。你说李宇春更像女孩还是男孩？鹿盼更像男孩还是女孩？为什么明星都越来越中性化了呢？这很可能和演艺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都要往中间挪有关。
回到那个原始人部落的案例。假如这个原始人部落选择投票，哪一 派的票数多，哪一派赢。你猜哪一派会赢？假设北上派首选北上，次选不变，最讨厌畏缩不前的南下投降派，南下派首选南下，次选不变，最讨厌咋咋呼呼的冒进派，最后，很可能是中间派获胜。
再假设，这个部落有100人，主张北上的有33人，主张不变的有33人， 主张南下的有33人。只有一个人还没有拿定主意，这个人就成了最受欢迎的宝贝了。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关键投票》(又名《关键一票》)，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住在新墨西哥州一个偏僻小镇的蓝领工人巴德，突然成了全世界关注的人物，因为他手里的这张选票，能够决定谁当上总统！
链接阅读：丹尼斯·缪勒(Dennis Mueller),《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没有说过自己是最完美的
·在什么情况下中间派会胜出？
我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一种最简单的集体选择理论，即空间投票理论。
按照空间投票理论，结局很简单，谁站在中间，谁就占尽上风。照这样 看，坚持信仰的人不如随风偃仰的人过得自在，但通过投票，总是能够做出集体决策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不一定的。在有些情况下，投票是无法达成集体选择的，推而广之，民主制度有可能会失效。我们不讲人性阴暗、政治权谋。我们假设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堂堂正正去投票，即使如此，投票制度也有可能陷入悖论。
还是用前面讲的原始部落案例来分析。为什么前面我们讲，投票能投 出结果，中间派能最终胜岀呢·
我们其实是这样推理的。假设这个部落分成了三派：北上派、恋家派 和南下派。我们假设有三种选择：北上、不动和南下。对于北上派来说，最优的选择是北上，其次是不动，最差是南下。对于南下派来说，最优的选择是南下，其次的选择是不动，最差的选择是北上。对于恋家派来说，最优的选择是不动，北上和南下都是次优的选择。如果要在北上和不动两种选择之间选择，北上派选择北上，但不动派和南下派都会选择不动，因为在南下派看来，不动也比北上要好，支持不动的选票和支持北上的选票是2 : 1,不动的方案胜出。同理，如果要在南下和不动两种方案之间选择，不动的方案也会胜出。如果在北上和南下之间选择，北上和南下都无法胜出，投票作废。
·"单峰偏好”和“双峰偏好”
在这个推理里，大家可能没有察觉的是，我们假设北上派、恋家派 和南下派的偏好都是“单峰的”。什么意思？请拿出一张纸、一支笔，画一画。画一个坐标系。横轴从左到右，是各种选择方案：北上、不动和南下。纵轴表示每个投票者的偏好程度，比如对于北上派来说，他们给北上这个选项打3分，强烈支持，给不动这个选项打2分，勉强同意，给南下这个选项打1分，甚至给零分、负分。那么，北上派和南下派的偏好连起来都是一条直线，恋家派呢？他们给不动的方案打3分，给其他两个方案都打1分，他们的偏好连起来，是一个中间高、两边低的“山峰”。
那好了，现在，我们假设在北上派和南下派之外，第三派是离家派。 这一派对原来的家乡极其厌恶，对于他们来说，北上或南下都行，只要不留在原来的地方就好。他们给不动的方案打0分，给北上和南下的方案都打3分。如果你把他们的偏好连起来，是个中间低、两边高的“山谷”。公共选择理论把他们的偏好称为“双峰”。
要是有一派的偏好是“双峰”，麻烦就大了。回到原始人部落搬家的 案例。如果先在北上和不动两个方案之间选择，北上派和离家派都选择北上。如果在南下和不动两个方案之间选择，南下派和离家派都选择南下。但这两个结果是互相矛盾的啊？这下子，投票制度陷入了一个怪圈。
·孔多塞悖论
一个民主制度，不能因为某一派人的政治偏好不是“单峰”，就让人 家闭嘴吧。但是假如偏好不是“单峰”，就无法找到一个均衡点。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在公共选择理论里，有很多这样的悖论。200多年前，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有个叫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 )的法国思想家提出了 “孔多塞悖论”。
孔多塞悖论是这样讲的：假设有一个人，要面对A、B、C三种选择方 案。假设他认为A比B要好，而B比C要好。即使我们没有直接问他更喜欢A还是C,但是，显而易见，他更喜欢A。这叫偏好的传递性(transitivity )。我们再假设不是一个人了，现在有三个人，甲、乙、丙，同样还是A、B、C三种选择方案。假设三人的偏好顺序如下：甲的偏好顺序是A>B>C,乙的偏好顺序是B>C>A,丙的偏好顺序是C>A>BO
好，现在开始投票。如果在A和B之间投票，甲和丙都投A。按照少 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甲乙丙三个人组成的这个“社会”应该认为A优于Bo如果在B和C之间投票，甲和乙都投B,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社会”应该认为B优于C。既然A优于B, B优于C,那么在A和C之间就不用选T,肯定是A优于C,不是吗？不是的。在A和C两者之间选择的时候，乙和丙都选C,也就是说，“社会”认为C优于A。
问题出在哪里？其实还是因为偏好的“单峰性”。甲乙的偏好都符合 “单峰性”，但丙的偏好并非如此。所以，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个体理性无法推导出集体理性，即使每个个体的偏好都是“可传递的”，社会的偏好却不是“可传递的”，也就是说，社会的偏好是不符合逻辑的。
肯定会有人讲，你看看，我早就说过了吧，哪里有什么民主制度，民 主制度都是有缺陷的，是虚假的，是骗人的。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民主制度确实是有缺陷的，但民主制度什么时候声称过自己是一种完美的制度？丘吉尔说过，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它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有些支持民主制度的人会把它神圣化，他们认为，只要是投票投出来的结果，就肯定代表了民意，而民意是不可能错的。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哪里有这么容易的事情。投票无非就是投票而已。民主作为一种信念，是不能轻易动摇的，但作为一种制度，是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的。
链接阅读：戈登·塔洛克(Gordot Tullock),《公共选择——戈登·塔洛克论文 集》，商务印书馆。
阿罗不可能定理：烧脑的阿罗不可能定理
·不世出的天才
这一篇我们介绍阿罗不可能定理。阿罗于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 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水平并非整齐划一，用统计学的术语讲，方差是很大的，有的很牛，有的很水。这就好比班上得了 100分的孩子，其实水平不是一样的。有的孩子是拼命读书，而且运气好才考了 100分，有的孩子是智力超常，学校教的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这个100分根本测试不出他的真实水平，但没有比100分更高的分数了。阿罗就好比后一种学生。他是大师中的大师，不世出的天才。
阿罗不可能定理的高明在于，他用严格的数学推导论证了一个石破天 惊的观点。这里我试着不用数学，只用通俗的逻辑，介绍一下什么是阿罗不可能定理。研究集体选择的学者很可能会觉得这是于丹讲孔子，既不入门径，又暴殄天物。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只要能激发大家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兴趣就行了。高深的学问，大家继续自己修行。
·从个人理性能否加总岀集体理性？
我们说民主制度好，是因为每个人都能理性地做出判断，而且规则是 公正透明的。既然每个人都理性，那么每个人的意见加总起来，不也应该是理性的吗？
让我们再讲得清楚一些。什么叫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你的观点要前后 一致，不能不符合逻辑吧。在数学上，如果A>B, B>C,那么A>C,这没错吧？不辣、微辣、变态辣，放在一起，由你来选，如果你认为不辣比微辣好，微辣比变态辣好，那么你一定会认为不辣比变态辣好，这叫可传递性。
什么是所谓的集体选择规则？首先，如果大家来投票，按照事先规 定好的规则，大家认为A比B好，那么，就要选A而不是B。这在经济学术语上叫“帕累托法则”，这是由意大利学者帕累托最早严格定义的。其次，你不能限制某些观点和偏好，比如，你不能规定所有的人都要喜欢清淡的口味，有人就是口味重，最喜欢变态辣，不行吗？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无限制定义域"(unrestricted domain ),也就是说不许对公民的偏好进行人为限制。再次，当你在对两个选项做出选择的时候，你要就事论事，就这两个选项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能因为其他选项的存在就干扰了自己的意见。这叫"无关备选项的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alternatives)。最后，我们要有个限制条件，即不能有独裁者。这是说，所有集体选择的结果应该是由每个人自己投票投出来的，不能有人跟大家不—样，搞特殊，能帮别人做决定。
什么是阿罗不可能定理？阿罗证明了，当一个社会中的个体数目确 定，面临的是不少于三种方案的选择时，不可能同时满足帕累托法则、无限制定义域和无关备选项的独立性以及非独裁这四个条件。
等一等，阿罗到底是怎么证明的？接下来我简要介绍一下推导思路。
推导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关键在于，把社会个体的集合设为G,要证明G 具有“可决定性”(decisiveness)且不违反上述四个条件，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个体的集合说了算。这个G从理论上讲是可以只有一个人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只有一个人组成的具有“可决定性”的G,就违反了非独裁者条件。
假定有特定一组备选组{x,y},也就是说，要从x和y中间做出选择。如 果集合G中的所有个人都偏好x胜于y,则x较y—定是社会最优的。如果对任意备选组都局部成立，则这个社会个体的集合G具有全局“可决定性”。这是比较容易证明的，但这只是第一步。
证明的第二步是：如果社会个体的集合G具有可决定性(且其中个人 数目大于1),则G的某些部分(“真子集”)也具有可决定性。这一步的证明是把G分拆为两个子集G1和G2,并证明G1和G2二者其一必具有“全局”可决定性。要是你能够证明了这一步，那么好了，你可以继续拆分下去，直到G的某个子集中只包含一个个体，于是，G的这个子集同样具有“全局”可决定性，而这和非独裁者条件是违背的。
这样研究民主制度有什么意义呢？在阿罗出现之前，讨论民主的学 者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而在阿罗出现之后，一切都要重估，研究民主问题进入了 “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阿罗把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可以用数理逻辑一环扣一环分析的问题。其实，阿罗最初的数学证明也有错误，后来才有更年轻的学者指出来，但他提出的这个分析框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股东也要投票
其实，阿罗最初感兴趣的不是民主投票制度。他之所以关注投票问 题，是研究厂商理论的副产品。厂商理论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面必教的。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厂商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那么多老师教厂商理论,那么多学生学厂商理论，对此都深信不疑。只有阿罗考虑到，厂商并不是一个人啊，股东可能有好几个啊。即使每位股东都想让利润最大化，但不同的股东对选择何种生产计划，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会主张扩大产量、有的会主张压缩成本、有的会要求增加研发投入，怎么办？厂商在生产决策的时候也会用到投票，但怎么投票呢？阿罗一头钻进去，越想越觉得有意思，最后就捣鼓出来了这个不可能定理。
阿罗数学功底深厚，但读书不多。他发表了不可能定理之后，才有 读者告诉他，很多年之前，法国思想家孔多塞就研究过类似的问题。有些人不理解阿罗不可能定理，就想当然地说，阿罗证明了民主制度是不可行的。说这种话，不是智商低就是别有用心。听完我的介绍，你们会明白，所谓的不可能定理，是说在满足严格的一系列前提下，不可能通过集体投票推导出理性的决策。他说的独裁者，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独裁者。
阿罗不可能定理给我们插了一个路标：此路不通。如果此路不通， 是不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当然不是，我们可以绕着走。如果把阿罗所提的那些苛刻的前提条件放松，就不会出现不可能的结局。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森(Amartya Sen,印度裔经济学家)和马斯金(EricMaskin),都是沿着这个思路，要么放松阿罗的前提条件，要么限制一些比较冷僻的排序，最后避免了不可能的结局。
链接阅读：埃里克·马斯金、阿马蒂亚·森等，《选择的悖论：阿罗不可能定理与社会 选择真相》，中信出版社。
零售政治：一次只接待一位顾客
·"批发政治”和“零售政治”
1963年11月22H,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闹市遭枪击身亡。时任副总统 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随即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很多人觉得，约翰逊不过是一个撞了大运的小人物。约翰逊出生于得克萨斯，他个子魁梧、嗓门大、举止粗鲁。他曾当着众人的面撩开衣服，给大家看身上阑尾手术留下的伤疤，还会坐在厕所马桶上办公。在电视上，约翰逊的公众形象是可笑的。他戴着一副滑稽的老花镜，不断地斜着眼睛看讲稿提示器，紧张得大汗淋漓。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胜任美国总统呢？他最多干完一年，就得下台。
1964年，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开始了。约翰逊被提名为民主党候选 人，他的竞争对手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保守派参议员戈德华特(BarryGoldwater) 0出人意料的是，约翰逊大获全胜，他在国民普选中获得的支持率高达61.1%,是1820年以来美国总统候选人获得的最高支持率。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向美国人描述了 “伟大社会”的蓝图。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总统之一。
为什么在风度翩翩、年轻英俊的肯尼迪总统之后，美国人民还能接 受粗鄙无礼、毫无个人魅力可言的约翰逊呢？有一些政治家擅长“批发政治”，他们能够施展个人魅力，直接跟民众对话，直接赢得大众的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当他在广播里发表“炉边谈话”的时候，大街小巷几乎空无一人，大家都聚集在收音机旁边。约翰·肯尼迪也是这样的人物，他在波士顿竞选众议员的时候，很多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的女孩子都来做志愿者，她们因为能够帮肯尼迪写传单而激动不已。
约翰逊的风格不是这样的。他擅长的是“零售政治”，一次只招待一 名顾客。约翰逊的祖父和父亲曾多年担任得克萨斯州议员，约翰逊从小耳濡目染，很早就深谙官场上的处事待人、见风使舵。22岁的时候，约翰逊开始给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Richard Kleberg )做秘书，到了首都华盛顿。刚到华盛顿的时候，他住在宾馆里，还有很多政界人士也都住在同一间宾馆。那天晚上，他一共洗了四次澡，四次披着浴巾，沿着大厅走到公用浴室，四次打开水龙头，打好肥皂。第二天早上，他又早早起床，跑去刷了五次牙。为什么约翰逊这么爱清洁呢？不，他不是有洁癖，而是要借去浴室的机会认识有用的人。他用这样的方式结识了75位议员的秘书。当时，国会议员的秘书们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俗称“小国会”，约翰逊由于表现出众，人缘又好，短短一年之后就被推选为“小国会”的“议长”。
有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曾经回忆自己和约翰逊的交往。那时，约翰 逊还是副总统。记者受报社的指派，报道参议院活动。在国会大厅里，他还在四处张望，忽然，约翰逊一把拉住他，非常亲热地说：“快，快跟我到办公室来，我一直在找你。你是唯一了解这里情况的记者，我得跟你透露些情况。”然后，约翰逊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他一边讲，一边在纸上随手写东西，并把秘书叫来，把纸条递给他。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又把纸条递给约翰逊。约翰逊瞄了一眼，把纸条塞进口袋，继续亲热地跟记者拉家常，说到他的工作、过去做过的报道，对他的才华大加赞赏。记者不禁目瞪口呆、受宠若惊。后来，这位记者辗转问到了约翰逊的秘书，纸条上到底写的啥。秘书告诉他，约翰逊写的是：“我是在跟谁说话？”
懂得这套把戏的政治家很多。里根总统竞选的时候，高举“反华盛 顿”的标语，他的名言是：“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一到华盛顿，就参加首都各界人士的聚会，招待华盛顿政界的各方人士，甚至包括他的对手民主党阵营的人。他跟大家说：“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也是这里的居民，大家都是邻居了。”
·好使的零售政治
零售政治为什么好使？第一，关系网是最重要的。你不知道自己认识 的人在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1981年，白宫新闻秘书急急忙忙地要找乔治·布什副总统。有人告诉他，布什正在和埃及副总统一起喝咖啡。什么埃及副总统啊？不过是华盛顿无人关注的小人物。就在那一年秋天，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继任的穆巴拉克总统，就是和布什喝咖啡的那位。他成了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第二，所有的政治都是本地的。杜鲁门总统有句名言：“邻居丢了工作的时候是经济不景气，我们自己丢了工作的时候就是大萧条了。”人们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知识分子喜欢去研究公共生活的远大图景，普通人对此并不买账。
1991年，宾夕法尼亚州有一次特别选举。该州参议员海因茨(Henry John Heinz)在一次空难中丧生，需要补选一位参议员。所有人都认为前任州长索恩伯勒(Dick Thornburgh )是最佳人选，最后他却败给了一位退伍军人沃福德(Harris Wofford ) 0沃福德何德何能？很简单，他在电视里跟大家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每个美国犯罪分子都有获得律师的权利，那我觉得工人家庭生病时当然也应该有获得医生的权利。”这句话深深打动了那些人到中年、担心丢掉工作的丈夫和害怕全家会失去医疗保险的妻子。
三年之后，希拉里·克林顿作为第一夫人，想要推行医疗保健改革。 她从沃福德的意外胜利中得到一个启发：也许，普通民众最想要的就是“包括所有人在内”的医疗保险体系。不幸的是，她的这一方案遭到了普遍的抵制。人们不觉得“包括所有人在内”说的是他们自己，他们觉得，这个医疗保险改革是为了让那些享受福利救济的不工作的人得到医疗保险，而让辛勤工作的人为此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