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政治方案，零售的时候能畅销，批发的时候却可能滞销。
链接阅读：克里斯·马修斯(Chris Matthews ),《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新华 岀版社。
政治观念：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相信什么样的政
治观念
·柏拉图、休谟和杰斐逊，我们听谁的？
理性和情感，到底谁听谁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当然应该奉 理性为统治者。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说，理性不过是激情的奴隶，理性的工作就是侍奉和服从激情。美国的国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出来劝架。他说，理性和情感是共同的统治者，就像有个东罗马皇帝，还有个西罗马皇帝。
三个哲人，三种不同的说法。到底谁说的才对呢？
不管是柏拉图、大卫·休谟还是托马斯·杰斐逊，都是在做自己的猜 想。他们并没有认真地对理性和情感做科学的研究。在西方思想的擂台赛中，柏拉图的粉丝最多。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慢慢地接受了一种理念，即人之所以高贵，乃是因为人有理性。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道德判断，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信仰。
不得不承认，人是最会自我欺骗的物种。我为大家揭开答案吧。其 实，说得最有道理的是大卫·休谟。
人会迅速地靠直觉做出道德判断，决定我们道德判断的是情感上的 反应，而非理性的推理。道德判断是快思考，理性推理是慢思考。道德推理的目的不过是事后找个理由，让人们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做出的判断是对的。
情感做决策。理性不过是情感的新闻发言人。不管情感做出多么糟糕 的决策，理性都要想办法去赞美和诠释。在传统的相声《扒马褂》里，有个信口开河的少爷，后面跟着一个挖空心思给少爷圆谎的帮闲。理性就是那个帮闲的角色。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那些没文化的人才干的事情，他们什么事情都不 过脑子，我跟他们不一样。不，你跟别人一样。我们很难真正地用理性去反反复复地拷问道德信念，我们只是把所有的聪明才智用来寻找支持自己的理由。智商的高低、教育水平的高低，和人们相信什么样的道德观念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
·象与骑象人
我跟大家推荐过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海特(Jonathen Haidt )的书： 《象与骑象人》。他用了一个比喻，将直觉比作大象，而意识是骑在大象背上的人。跟大象相比，骑象人的力量是弱小的。骑象人无法违抗大象的意愿，要是大象就是不听骑象人的话，骑象人一点儿招都没有。但骑象人比大象看得远，能够更好地引导大象。骑象人的作用就是为大象服务。
为什么不是大象为骑象人服务呢？因为把缰绳直接交给骑象人是很危 险的。从寒武纪大爆发算起，生物已经有了5亿年的历史。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自发过程一直操纵着生物的意识：有了食物就吃，遇到危险逃跑，碰到异性交配，生物并不需要什么道德观念和政治信仰。这就像一套经过无数次测试的软件，已经变得相当完善了。人类在近百万年的某一时间点上才进化出了语言和推理的能力。这是这套软件一个刚开发出来的补丁。这个补丁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原有的软件，而不是为了替代它。大脑凭什么要把驾驭自己的缰绳交给一个新的、毫无经验的骑手呢？
·政治信仰的基因
你也许会觉得，我们有时候确实会是激情的奴隶。比如在热恋的时 候，我们会被爱情冲昏头脑。但政治信仰是一件很冷静、很严肃的事情，怎么可能是由直觉随随便便地决定了呢？
传统的政治学认为，经济利益决定了人们的政治立场。这也是一种经 不起检验的假说。收入水平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非常混乱。实业工业家大多数是右派，科技出身的亿万富翁多是左派。农村低收入者偏向右派，城市贫民多为左派。支持特朗普的并非都是低收入阶层，中产阶级支持特朗普的大有人在。
当然了，你为什么会信仰某一种道德观念或政治信仰，影响因素很 多。比如你的家庭出身、周围的环境，你遇见了一位老师，甚至你读了一本书，都能对你产生影响。但还有一种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因素，就是人在基因上的差异。基因决定了我们的性格，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信仰。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信仰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研究者发现，支持左翼和支持右翼的人，在基因上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大多与神经递质功能有关，特别是与谷氨酸和血清素有关。这是两种涉及大脑对威胁与恐惧反应的物质。简单地讲，有的人更愿意体验新鲜事物，更喜欢差异性，而有的人则不喜欢变化、更愿意维持稳定，在面对危险信号的时候反应更为敏感和强烈。
·阿甘会投谁的票，珍妮会投谁的票？
在美国有两种主要的政治信仰。自由主义者更关心收入不平等、同情 同性恋、主张堕胎自由、支持枪支管制。他们热爱科学、艺术、诗歌和城市的自由生活。民主党里面的自由主义者要多一些。保守主义者更关心传统的家庭观念，更可能是虔诚的教徒。大部分保守主义者都反对大政府、厌恶同性恋和外国人，更尊崇传统、纪律、信仰和权威，更注重小团体内部的关爱。共和党里的保守主义者要多一些。
总之，自由主义者更喜欢创新、变革和新奇的体验，保守主义者则更 强调秩序和安全。阿甘肯定投特朗普的票，他的女朋友珍妮肯定投希拉里的票。
你可能要问了，为什么大学里面的师生更容易支持自由主义，乡下的 白人男性更容易支持保守主义呢？难道只要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家的性格就会变得一样吗？ 一个村子里的人，基因会更相似？
人是长腿的，他们会流动。向往更多体验的人会聚集在大城市，而不 喜欢冒险的人更愿意祥和的乡村生活。久而久之，人们会更多地和那些跟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特朗普当选那天，你在微信的朋友圈里一定很忙，倒不一定是忙着发帖子，可能是在忙着拉黑微信里的联系人。饶毅教授就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说谁挺特朗普他就拉黑谁。在一些别的敏感话题上，大家会突然发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个人怎么会这么讨厌啊。拉黑。拉黑。再拉黑。几回下来，六根清净，眼前全无碍眼之人，多好。
于是，我们就陷入了一个个的小圈子。大家都在讲美国政治变得极端 化，支持希拉里的和支持特朗普的人势不两立。其实，在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时代，政治极端化早已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容易。
链接阅读：乔纳森·海特，《象与骑象人：幸福的假设》，湛庐文化，浙江人民岀 版社。
道德的味道：拉黑，拉黑，直到周围一片漆黑
·政治自由主义的低潮
理解别人，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理解别人的政治信仰，是一件非常非 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谈论政治话题的时候，大家看起来都文质彬彬、和蔼可亲，可为什么一谈论政治话题，就可能会导致朋友反目、母子离心，甚至夫妻散伙呢？
政治信仰在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种标语口号。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彩色的问题黑白化。这些标语口号不能全当真，但也不能不当真。好的标语口号要直指人心。政治信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着我们对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观的取舍。
相信2016年H月9日这一天，是很多政治自由派人士极为郁闷的一 天。大部分政治自由派人士都更偏好希拉里，这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希拉里，而是因为他们厌恶特朗普。然而，特朗普居然战胜了希拉里，这真是世界上最黑暗的一天。
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向善的政治，他们相信宽容、慷慨和自由，关心 受到压迫的弱势群体。在他们看来，这是历史进步的方向、人类文明的升华。相比之下，保守主义贩卖的是低级、庸俗、下流和粗鄙的货色。为什么在政治市场上，保护主义卖得比自由主义还好呢？
问题就出在这里。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因为自由主义者的傲慢和偏 见，正是因为他们关上了自己的大门，忽视了外边的声音，看不见自己身边的陌生人，冷落了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才成就了一代狂人特朗普。
·道德的五种味道
这里给大家介绍著名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另一本书：《正义之 心》。和很多大学教授一样，海特也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但他却不得不承认，自由主义者对人性的洞察反而不如保守主义者细腻深刻。
人为什么有道德？按照海特教授的解释，这是我们在漫长的进化过程 中演化而来的。人要生存，生存就要面对种种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一层层沉淀下来，就成了我们在选择道德观念时候的依据。由于我们会遇到的挑战不止一种，因此，道德观念的维度也不止一个。
打个比方来说，道德犹如味觉。你对哪一种味道更敏感决定了你的政 治口味。海特教授讲到，如果仔细辨认，道德至少能够尝出来五种不同的“味道”。
第一种味道是关爱。这是因为人们要照顾脆弱的孩子，因此会对弱 势者产生怜悯之心。第二种味道是公平。这是因为人们在合作中会遇到欺骗，我们希望惩罚欺骗的行为，讨厌别人揩我们的油。第三种味道是忠诚。我们相信自己的小群体，无论这个小群体是部落也好，还是民族国家也好，我们痛恨那些跟我们作对的敌人，以及背叛群体的败类。第四种味道是权威。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所有的群居动物都天然存在等级秩序，当尊卑秩序确立之后，才能减少内部的摩擦，我们对等级和地位非常敏感。第五种味道是圣洁。这是因为人是杂食动物，吃错了东西容易生病，所以我们进化出来对不洁之物的厌恶，并反映到对某些“不洁”的社会行为的厌恶。
海特谈到，人们总想要符合自己道德的意识形态。如果把意识形态比 作一条狗，自由主义者想要一条温柔可人、聪明伶俐的狗，而保守主义者则想要一条忠心耿耿、驯I服听话的狗。
·只用盐做岀的菜
自由主义者之所以没能更好地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乃是因为自20世 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来，他们提供的道德图景过于狭隘，过于关心帮助受害者和为受压迫者的权利抗争。他们关心黑人，同情印第安人，为非洲的饥民募捐，为同性恋者辩护，为其他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声援。他们很努力，但未免用力过猛，久而久之容易令人生厌。这好比一个厨师仅仅提供糖和盐，那怎么能烧出一道道好菜呢？特朗普的厨艺可能不好，但他的调味品多，酸甜苦辣都有，就算是地沟油烧出来的麻辣小龙虾，你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容易吸引食客。
时代变了，人们的口味也变了。当危机到来，人们预感社会基础会受 到动摇的时候，会本能地回归一个小集团，在同伴中寻求保护。为此，他们甘愿放弃自我，更多地选择服从和追随。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保守主义出现了抬头的趋势。这当中有其客观、合理的因素。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 )所说的："如果人们看不到自己从属于任何更高的东西，那他们就不能附着于更高的目标，不能服从某种规则。将自身从所有社会压力下解放出来，就是抛弃自我，并使之堕落。”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放任自由，人们就会去追求肤浅的、感官的和自私的快乐。而一个社会的凝聚，是需要社会成员有更多的自我控制、更多地承担责任、更忠诚于自己的小群体的。
讨厌特朗普的自由主义者需要反躬自省，从保守主义那里学习。自由 主义者过分地相信理性，过分重视自我。这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思想演变有关。康德、边沁这些哲学家推崇的都是基于个人主义、逻辑推理和普世主义的道德体系。人是有理性的、独立的个体，社会是以单个人为基本单位，而非以一个群体为基本单位的。这种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来看，放在世界其他各种文化中来看，却是非常怪异的。
狗摇尾巴是觉得高兴，但你没法强摇狗尾巴来让狗高兴。人是无法 被说服的，因为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你无法通过辩论，改变别人的道德价值观。如果你想改变人们的想法，就必须跟他们的“大象”交谈，做一个优秀的大象耳语者。如果真正想要影响更多的人，自由主义者就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为什么会有世界上最黑暗的一天呢，恰恰是因为自由主义者自己不断地拉黑，拉黑，拉黑，直到周围漆黑一片。
不过，世界并不会从此漆黑下去。自由主义者的“比较优势”是自 我反省的能力更强，更有自我批判的气魄。我们期待着，在特朗普现象之后，或许会有新的潮流以及真正的进步。
链接阅读：乔纳森·海特，《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湛庐文 化，浙江人民岀版社。
部落文化：所有的好人都在我们这里
·《蝇王》
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群孩子因为飞机失事，被困在了一个 孤岛上。
对，你已经猜出来了，我要讲的就是戈尔丁( William Golding )的 《蝇王》。一开始，这群孩子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并努力建立起来纪律和秩序。但是，很快，孩子们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孩子代表理性和文明，另外一派代表野性与原始。拉尔夫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成了理性派的代表。杰克是唱诗班的大孩子，代表着野兽本性。他把打猎时得到的野猪头插在尖木桩上，逼着其他孩子，像野蛮人一样把脸涂得花花绿绿，跳舞狂欢。在戈尔丁的小说里，野蛮派的孩子逐渐占了上风，两派孩子最终陷入了互相杀戮，整个小岛陷入了恐怖和火海。
戈尔丁因为这本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蝇王》其实写得非 常糟糕。作家本来应该善于观察生活，但戈尔丁在书中写到，上岛之后，大孩子们和大孩子们待在一起，小孩子和小孩子们待在一起。任何一个有孩子的人都会知道，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小孩子是不喜欢和更小的孩子玩的，即使大孩子会欺负他们，他们也要千方百计地和大孩子一起玩。
·"响尾蛇”和"飞鹰”
那让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件真事。
1954年，也就是《蝇王》发表的同一年，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几位社会 学家做过一个社会试验。他们精心挑选了22个孩子，这些孩子要尽可能地一样：他们都是H岁，都来自信仰新教的家庭，都是男孩，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是中等；没有戴眼镜的孩子，没有胖得引人注目的孩子，孩子们都没有不良嗜好；这些孩子来自不同的学校，之前互不熟悉。研究者将孩子分成两组，每组11个孩子。一个组叫响尾蛇(Rattlers ),另一组叫飞鹰(Eagles ) o
孩子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试验的对象，他们以为要参加一个为期三周 的夏令营。响尾蛇队和飞鹰队分别坐着不同的公车来到一个国家公园的童子军宿营地。头一周，他们各自活动。到第二周，研究者才告诉他们，还有另一组男孩。这才是试验的真正目的。研究者们想看看，当两组男孩互相接触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果然不出所料，两队男孩看到对方，都本能地产生了敌意。两队男孩刚开始也一起打棒球、拔河、玩寻宝游戏，但很快就出现了冲突。当响尾蛇队看到飞鹰队踢球的时候，就想赶他们走。棒球比赛获胜之后，响尾蛇队把自己的旗帜插在球场上，愤怒的飞鹰队员把旗帜撕碎、烧掉。飞鹰队赢了拔河比赛，响尾蛇队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他们夜袭飞鹰队的营地，把床掀翻，撕碎蚊帐，抢了一条蓝色的牛仔裤来当他们的新旗帜。飞鹰队的报复是，第二天白天袭击响尾蛇队的营地。要不是研究者干预，局势就会失控，因为孩子们已经带着棍子和球棒倾巢出动To在研究者劝说之下，他们各自归队，但回去之后，两队都在自己的营地外边挖了壕沟。
怎么让孩子们和解？研究者告诉男孩，可能出现了新的敌人，因为 营地的水管被人破坏了。他们需要把供水系统修好，得齐心协力，把卡车推上山坡。让这群男孩彼此仇视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之外，出现
T “他们”。让这群男孩再度合作的原因，是因为出现了更厉害的“他 们”，所以，所有的男孩都成了 “我们”。
·所有的好人都在我们这里
著名作家吉卜林写道：
所有的好人都同意
所有的好人都这样说
所有的好人都在我们这里
剩下的他们，其心必异
“我们”和“他们”的界限是极其随意而模糊的，但我们根深蒂固地 要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你可以让一群人穿上蓝衣，另一群人穿上红衣，穿蓝衣的人就会自动地团结在一起。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或是来自一个家乡，都能形成自己的部落。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对待我们和对待他们，人们会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模式。如果是我们自己人，那一切好说，因为所有的好人都在我们这里。如果是他们，那肯定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所有的群居动物都有一个共性：在团体内部 会有很多利他主义行为，但在小团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甚至残酷的竞争。我们会为亲人牺牲自己，我们会热心帮助自己的朋友，我们会为保卫祖国献出生命。但是，要是遇到“非我族类”的“他们”，我们立刻会进入警戒状态。
还记得我们在介绍“小集团思维”那篇文章里说的吗？小团体内部的 人会对敌人形成刻板的印象。人总是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如果你上班迟到了半个小时，你会跟老板说，这是因为长安街上有交通管制，或是昨晚忘记设置闹钟了。总之，你会从具体的情境解释自己的行为。不是我这个人不好，而是有某些特殊的原因。要是你的下属迟到了半个小时，你肯定觉得这个人不靠谱、工作不负责、没有敬业精神。你是假设人性不变，从人性的角度评价别人的。同理，对待小团体内部的成员，我们会在具体的情境中解释他们的行为，不会轻易地评判这个人是好人或是坏人。但一旦要评价团体外部的成员，我们就容易按照某种刻板的印象，武断地下结论。
有人觉得，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最后会出现世界大同，大家用同一 种语言，都成为好朋友。这是不可能的。就算大家都学会了同一种语言，也一定会出现不同的方言。方言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刻意地和其他“部落”分开。这就是为什么沈阳人会觉得铁岭人讲话很搞笑，而苏州人会觉得杭州人说话真难听的原因。我们会高估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同时也会高估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群体内部的成员会互相模仿，但他们会刻意寻找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
找同伴是人类的本能，区分“我们”和“他们”本无可厚非。人们很 善于鼓励团队内部的合作。家风、公司文化、爱国主义，这都是很好的东西。但黑暗和光明总是共生的。从另一面来看，人类并非生而自私，但我们生来都是仇外的。为了保护自己，为了 “部落”内部的团结，我们会有意无意地寻找来自外边的假想敌。这是一种强大的黑暗力量。这种黑暗力量强大到了如果我们不了解、不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就会把我们自己吞噬掉的程度。
真正的世界团结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只有在外星人入侵的时候，地球 上的人们才能亲如一家。在外星侵略者到来之前，可悲的人类只能互相歧视和仇恨。
链接阅读：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民族主义：狂热民族主义为什么会抬头
·想象的共同体
这一篇我们讲一下另一件非常困扰大家的事情，为什么民族主义的势 力突然抬头了。
很多已经被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其实历史起源并不久远。主权 国家一律平等的理念源自近代的西方世界。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道德观念也源自近代世界。今天要讲的民族主义也是一样。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欧一直陷于小国林立、长年征战的局面。战争 的结果是催生了国家。为了打赢战争，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提高效率、挖掘潜力、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所谓的民族国家，不是先有民族，再有国家，而恰恰相反，是先有国家，再有民族。民族主义是国家之间为了加强对本国居民的控制有意强化出来的意识形态。著名的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讲过，民族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在《文明的冲突》中也说过："除非我们憎恶非我族类，便不可能爱我族类。”
不幸的是，西方逐渐征服了世界，也就将民族主义的毒芽播种到各个 地方。巴尔干号称是“欧洲的火药桶”，这里有异常复杂的民族和宗教。但是，当西方没有到这里之前，当地的民族认同相当淡漠，大家都能相安无事。当民族主义被传播到这个地区之后，战火才开始绵延不断。
·怎么区分“胡图族”和"图西族” ？
非洲的卢旺达，原本生活着许多不同的部落。到20世纪30年代，当 时的比利时统治者非要把卢旺达人分成两个民族，一个叫“胡图族”，一个叫“图西族”。1994年，在卢旺达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胡图族对图西族赶尽杀绝，杀死了将近100万人。在被屠杀的人中，有很多是胡图族，因为很难分辨出谁是胡图族，谁是图西族。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卢旺达饭店》。在这部电影里，一群惊恐的图西族闯进当地的酒店避难。一个西方记者问当地人，这两个民族究竟有什么不同。据电影里说，区分的标准是鼻子的高度不同、走路的优雅程度不同！
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民族的概念。中华是个文明的概念，不是个民 族的概念。中国古代的世界秩序是按照文明的程度、亲疏的程度，由内而外，一层层推广；《史记·夏本纪》就讲到“五服”，根据距离天子之国的远近，先是甸服，甸服外面是侯服，侯服外面是绥服，绥服外面是要服，要服外面是荒服。这是中国古代理想中的天下。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他预言，基督教文明和 伊斯兰教文明会出现尖锐的对立。其实，绝大部分冲突并非出现在文明之间，而是在文明内部。在长期进化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很少能见到其他种族的人，他们见的最多的是来自山那边的、和他们长得差不多的人。人们最大的敌人，很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即从同一个大的团体里面分裂出来的另一个小团体。什叶派最大的敌人是逊尼派。红卫兵最大的敌人是另—支红卫兵O
美国的创始人早已经提醒要“合众为一”。美国一直号称自己是“大 熔炉”，结果呢？这个大熔炉变成了分离器。据说，在特朗普当选的次日，很多在美国的穆斯林女孩已经不敢戴面纱去学校了。臭名昭著的3K党专门开派对庆祝特朗普上台。
欧洲的情况比美国更差。欧洲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远比美国严重，最近 又遭遇一波一波的难民潮。如何处理不断萎缩的白人人口和潮水般涌来的非洲、中东、中亚人口之间的矛盾？
·民族主义是一个恶魔
民族主义是西方人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后放出来的第一个恶魔，到现在 西方也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西方世界经历过极其残暴的种族歧视，现在的西方人非常在意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但这也许是矫枉过正。这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在文化上是多元主义，遗憾的是，这样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
这种政策尽管不像过去的民族主义那样咄咄逼人，但其历史基因和过 去的民族主义是一样的。说是要区别对待少数民族，给他们更多的补偿、给他们更多的自由，但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在不断强化族裔之间的差异。美国社会中的“黑白界限”依然分明，黑人不仅没有感到满意，反而变得越来越愤怒。如今，白人也变得愤怒了。美国社会的伤口已经被撕裂，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疼痛。
或许，有一个古老的国度能够为西方世界提供智慧。中国自古以来就 没有民族的概念，汉族人口中包含了人类学意义上完全不同的人种，包含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包含了异彩纷呈的语言、习俗和文化。有种说法讲，北方人是蒙古人种，南方人是马来人种，当然，这一说法仍然存在很多争议。中国各地的方言差异极大，但统一的文字使得人们能够互相交流。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残暴的时候，北方的游牧民族经常骚扰中原农业地区，“五胡乱华”的时候，北方汉人几乎惨遭灭族，蒙古人铁蹄南下，汉人也被大肆屠杀。但和西方世界相比，中华文明才是真正的“大熔炉”。
我曾经读过一本《犹太史》。书中说到，犹太人漂流到世界各地， 都遭到当地人的白眼，因此他们在异乡仍然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习俗和传统。唯独有一支犹太人，到了中国的河南，被当地善良而懒散的农民同化了。
链接阅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三辑
导读
·你在海平面看到的经济学
你在海平面会碰到两派经济学家捉对厮杀。一派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 济是万能的，通过市场的自发交易，经济能够自动地达到均衡；政府干预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另一派经济学家则认为，市场并非万能的，政府可以帮助市场；政府比市场更有远见、更看大局、更有能力聚集资源。
·你在高海拔看到的经济学
政府不是全知，不是全能，也不是仁慈的，同样，市场也不是全知， 不是全能，不是仁慈的。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从一开始，市场和政府就处于一种“共同演进”的关系，市场秩序的扩张离不开对政府的依赖，政府的力量壮大也需要借助市场的支持。在这种演进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更为精彩的故事，比如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如何起源、如何演进，最终又是如何消失的。
·本辑导读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家的手》讲到，经济学家关于政府与市场之 间的关系，杜撰出了各种各样的手。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企业管理是看得见的手。能够帮助市场的政府行为被赞扬为支援的手，干扰市场的政府行为被斥为掠夺的手。公允地讲，政府和市场都不是全知、全能和仁慈的。
《经济政策：凯恩斯的猫》讲到，仿照“薛定诺的猫”，我们可以再 提一个“凯恩斯的猫”。所谓“凯恩斯的猫”是说，在我们没有揭开政策决策的黑箱之前，政府的政策究竟是好的政策，还是不好的政策，我们是不知道的。公众会对政府的政策做出反应，政府可能会遇到信息不对称，利益集团会影响政府的行为，而政府决策从本质上来讲是应急式的。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什么会撤掉梯子》讲到，当今的发达国家处 于赶超阶段的时候，无不曾保护过幼稚产业，使用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不怎么注重保护知识产权。但它们却跟发展中国家讲，只有自由贸易、充分竞争和保护产权，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通道。我们要警惕，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是发达国家试图让规则对自己更加有利的私心：当他们上了楼之后，却把梯子撤掉，不想让别人再上来了。
《赶超战略：计划经济在中国的起源》讲到，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实行 的是新民主主义，并没有急着要实行社会主义，但是，外部环境的改变使得当时的领导人认识到，必须首先发展重化工业，以巩固国防力量。在一个资本稀缺的穷国，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只能放弃市场经济，改为命令与服从式的计划体制。
《M型经济：为什么中国的计划经济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不一样》讲 到，即使都是计划经济，中国和苏联也不一样。中国的工业化基础较差，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地方差异性很大，所以从来也没有建成像苏联那样分工明确、自上而下的垂直型计划体制。到了改革的时候，中国的这种“M型经济”的特征帮了大忙，因为可以各自为战、互相竞争，创新的机会、容错的空间更大。
《温州的故事：南下干部与游击队干部》讲到，温州的民营经济非常 发达，很多人以为这是政府无为而治的结果。其实，我们还能看到背后的政治博弈。南下干部跟中央政府的联系更加紧密，而游击队干部则是土生土长的。游击队干部有更大的激励保护本地经济，而在关键时刻，游击队干部保护了温州民营经济的生存，促进了其发展。
《制度变迁：农民与国家的博弈》讲到，为什么在农业集体化的时候 农民处于弱势的谈判地位，是由于土地的产权原本不属于农民自己。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了大饥荒之后，政府做出了若干政策上的让步，这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埋下了伏笔。在70年代、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时，不同地区的政治态度是不一样的，这是由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所决定的。
《故事思维：影响经济信心的秘密》讲到，好的故事胜过一千个道 理。凯恩斯讲，投资是受到“动物精神”影响的。只有讲一个好的故事，才能给市场带来信心。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讲的故事是改革，在90年代之后讲的故事是开放，现在需要再讲一个宏大的故事，重新提振市场信心。在我看来，最好的故事题材应该是讲民生。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家的手
·有没有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有一次跟手下说：“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一只手的经 济学家？”手下迷惑不解。杜鲁门抱怨：“我的所有经济顾问都爱说’一方面(on the one hand ),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 )，,他们就不能明确地给我一个答案？ ”想要明确的答案？那是真的没有。经济学家不仅有两只手，而且他们还发明了很多只手。
最有名的莫过于“看不见的手”。按照亚当·斯密的学说，在某些情 况下，追求自利的人们会形成互利的社会秩序。注意，这里说的只是在某些情况下，饶是如此，这仍然能算是我见过的最乐观的社会理论了。“看不见的手”就像重力一样，它无处不在，但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它。你为什么不担心明天早上起床之后，卖早点的不再为你提供早点了，做清洁的不再打扫卫生了，办报纸的突然摇挑子不干了？ “看不见的手”帮你把这一切打点得井然有序。
离开了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的合作，我们几乎寸步难行。就拿生产 铅笔这样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来说吧。你能自己生产出一支铅笔来吗？你得先砍树，但没有铁匠，谁给你提供斧头呢？你还得开采石墨，把石墨做成笔芯，把木头削成笔杆，还得找胶水黏合，你一个人做得了这么多的事情吗？
·看得见的手
有“看不见的手”，就会有人出来较真，说有“看得见的手”。哈佛 大学商学院教授小艾尔弗雷德· D.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的一本书就叫《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钱德勒教授出身豪门，他母亲那一边的祖上是标准普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1940年，钱德勒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他一身戎装上战场，打完仗之后又回到哈佛读博士。博士论文该写啥好呢？他灵机一动，跑到家里，找到老祖宗关于铁路行业的资料，攒了一篇出色的博士论文。1977年，他出版了经典著作《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啥是“看得见的手”呢？按照钱德勒的说法，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市 场经济不再是零星散乱的小企业，而是出现了一批大企业。当企业规模变大之后，就需要一批职业经理人采取专业化的管理方法，他们就是“看得见的手”。钱德勒用了大量的资料描述大企业和职业经理人的崛起，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企业史著作。但是，职业经理人就是“看得见的手”吗？如果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藏得很深，让我们找都找不到，那么，职业经理人的一言一行我们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吗？柳传志也好，马云也好，会让我们知道他们天天都在干啥吗？
·支援的手
有的经济学家把政府的作用称为“支援的手”，即政府会对市场经济 起到促进的作用。公允地讲，市场经济的运转需要良好的规则，而政府有义务维护竞争规则。比如，政府需要保护产权、裁决交易中的纠纷、防止欺行霸市，等等。
但有的经济学家更为积极乐观，他们认为，政府可以加速市场经济 的发育。比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储蓄率太低，导致投资率也太低。没有投资，哪儿来的经济增长啊。所以，政府可以有意地提高投资率（或者说，政府可以有意地强制大家储蓄），实现经济赶超。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政府可以找到一些关键的产业，大力扶植，帮助企业扩展市场（比如政府先下订单，或是用高关税阻止国外竞争对手进场）、增加研发（比如政府出钱帮助研发），后来居上。这些关键的行业发展起来之后，又会带动更多的相关行业发展。
听起来很好，但实践中却经常不如人意。不可否认，苏联实行计划 体制的时候，经济增长一度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当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之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什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理由是计划体制不可能带来科技进步。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感到自己正处于劣势，紧张得不得了。遗憾的是，到了计划体制晚期，弊端就逐渐暴露，效率越来越低，人心越来越冷。
据说，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是日本和韩国，但到底产业政策在日本和 韩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起到了多大作用，谁也说不清楚。能够比较有把握的倒是，即使产业政策曾经成功了一次两次，但不可能次次都成功。越是到了技术前沿，技术演进的分岔就越多。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派出很多支小分队各自探路，而不是让政府指挥着大部队，盲人骑瞎马一样地朝前冲。
·掠夺之手
政府还可能会做得更糟糕。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烈·施莱弗 (Andrei Shleifer )和罗伯特·维什尼(Robert Vishny )在《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中讲到，政府经常会阻碍经济增长。政府的干预会引起涟漪效应，一波一波地破坏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转。
首先，政府干预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企业家不是把心思花在研究新 产品、开拓新市场上，而是要千方百计地和政府官员勾结。其次，当这种“寻租活动”蔚然成风，一个社会中最有才华的年轻人就会想，与其做企业、搞科研，还不如去当贪官呢。
施莱弗对政府的抨击不可谓不义正词严。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苏联解体之后，施莱弗被俄罗斯政府聘为顾问，设计私有化计划，他居然自己搞了个公司，在俄罗斯大捞一把。这一丑闻被曝光之后，美国联邦法院裁定施莱弗违反了《反欺诈法案》，连累哈佛大学也被迫赔偿2650万美元。原来经济学家一不小心，也会露出“掠夺之手” 0
·政府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
比较客观中立的立场是著名经济学家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一书中所说的，传统教科书上的政府，是全知、全能、仁慈的政府，但政府其实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
全知，是指政府知道一切经济主体的所有信息。但事实并非如此，这 不仅仅是因为统计数据不准确、统计方法不先进，也是因为很多信息是在特定的情景下产生的，这些信息难以觉察，且又瞬息即变。这就是哈耶克强烈反对计划体制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全能，是指政府可以如其所愿地实现政策目标。但政府想干的事情 很多，能够调动的资源却总是有限的。有些事情看似很好，但预算从哪里岀？谁来具体操办？巧妇尚且难为无米之炊。此外，政府追求的政策并不是单一的。想要GDP增长率，就可能会破坏青山绿水；想要减少收入不平等，就有可能会影响经济效率。政府不得不在多个互相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难免会顾此失彼、捉襟见肘。
仁慈，是指政府没有私心，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施 莱弗认为，官员都有私利，会腐败变质。我们姑且不像他这样愤世嫉俗，就算我们假设官员们个个廉洁守法，他们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偏差。部门有部门的利益：铁道部会觉得修高铁比什么都重要，教育部肯定觉得教育是百年大计，国家体委会觉得奥运会拿金牌、为国争光最重要，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会觉得，要是纵容大家用GDP、VCD、Wi-Fi这些外来语，简直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亵渎。腐败的危害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但官僚主义、本位主义这些毛病，大家可能最后都见怪不怪了。
·市场同样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
不过，话又说回来，市场同样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信 息不对称告诉我们，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每一个消费者都会知道，买家没有卖家精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无处不在。所谓“逆向选择”,是次货会冒充正品。如果一个二手车商人向你热心地推销一辆汽车，你该不该相信他呢？如果你是二手车商人，你会不会想方设法把问题最多、最不好脱手的车子先推销出去呢？所谓“道德风险”，是指事先的承诺到了事后不再兑现。上这个当的人太多了。怎么结婚之后和结婚之前，人就变了个样呢？正式上班之后的表现和实习阶段的表现，怎么会相差这么大呢？
市场也不是全能的。有很多市场是空缺的。比如，一个人在读大学阶 段，并没有收入，但却需要交学费。按说，大学生可以在这个时候贷款，毕业之后拿自己的收入偿还，但大学生哪里有什么抵押和担保，他们如何才能贷到款？小企业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全球气候异常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我们这一代人总得对子孙后代有个交代吧。但哪里有一个市场机制，可以让我们的后代和我们这一代进行交易？企业污染环境，带来的负的外部性，也是一个经济学里“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
市场更不是仁慈的。市场不负责温情和关怀，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一 颗仁爱的心灵。哪怕一人独占全球的财富，其他人都无立锥之地，也不是市场经济操心的事情。市场经济既不善良，也不邪恶，它只是冷冰冰地计算，它只知道追求效率，甚至不会考虑到，这种短视而极端的行为是否会葬送它自己。
离开了政府，市场经济的扩展会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有了政府，政府 就会闲不住，总想干预市场经济。有时候，这种干预会有效；有时候，这种干预没有效果，但也不会带来致命的副作用；极端情况下，政府的蛮干可能会让市场经济一蹶不振。政府和市场经济是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彼此相生相克，谁也离不开谁。但总有些学者，一定要辩出个孰是孰非。
著名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 )说，如果你看到有两批 人马，围绕着一个问题长期争执不下，争得脸红脖子粗，但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十有八九，他们争论的是个伪命题，或是他们只见树木，未见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