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阅读：阿维纳什·迪克西特，《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政策：凯恩斯的猫
·薛定谴的猫
在动物保护主义还没有成为一种时尚之前，天才物理学家薛定铐设想 了一个著名的思想试验：薛定帶的猫。
假设一只猫被关在盒子里。盒子里有一个毒气瓶。瓶子上有一个锤 子，锤子由一个电子开关控制，电子开关由放射性原子控制。如果原子核衰变，放出阿尔法粒子，就会触动电子开关，于是，锤子掉落，砸碎毒药瓶，猫被毒死。问题是，物理学家只知道原子核衰变的概率，无法确定在某一个时刻，原子核到底衰变了没有，因此，如果用薛定铐方程来描述这只猫的处境，我们只能说，它处于死亡和活着的“叠加状态”：既是死T,又是活着。只有当我们揭开盖子的那一瞬间，才能确定地知道猫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凯恩斯的猫
不太严格地借用薛定帶的思想，我们可以构想出另一种佯谬：凯恩 斯的猫。很多人都把凯恩斯视为主张政府干预的代表人物，其实凯恩斯只是主张在特定的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实施政府干预。不管了，让我们将错就错。假设凯恩斯提出，政府就像一只关在黑箱里的猫，在酝酿某一项政策。“凯恩斯的猫”可以这样表述：当我们没有揭开政策决策的黑箱之前，政府的政策究竟是好的政策，还是不好的政策，我们是不知道的，它既是好的，又是不好的。只有当我们揭开了这个黑箱，政策大白于天下，我们才能知道它是好的，或是坏的。我们把这种假说称为“弱凯恩斯的猫假说”。“强凯恩斯的猫假说”可以表述为：即使我们打开了黑箱，也仍然无法判断一项政策是好的，还是坏的。
何以如此呢？第一种解释是，政府在决策的时候往往面临多重目标。
政府要关心经济增长，只有经济增长了，才能得到足够的税收，并创造出 足够的就业。但是，如果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又会带来环境污染，比如出现严重的雾霾天气，老百姓就要抗议，给市长写信。如果政府把造成污染的工厂都关了，汽车限单双号，就算空气污染问题得到了缓解，但经济急剧滑坡了，老百姓还会抗议，还是要给市长写信。怎么办？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简· 丁伯根(Jan Tinbergen )就指出，如果你有n个政策目标，那至少要有n个政策工具。可惜，政府工具箱里的政策工具太少了。所以决策就是选择。就像台湾作家李敖说的，你不能选了红烧明虾，还选干烧明虾、吉列明虾——你没有那么大的胃口。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你认为红烧明虾最好。什么是意志？意志就是当你选了红烧明虾之后拒绝吉列明虾。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吃了红烧明虾泻肚子，坐在马桶上还能笑出来。
第二种解释是，政府在决策的时候总是要受制于信息不对称。如果 你是领导，你会知道真实的情况吗？这好像是不值得问的问题。如果你是领导，你每天都能收到几麻袋的报告，各个渠道都有反映上来的情况，你掌握的信息量是最多的，怎么可能不了解情况呢？可是，领导收到的几麻袋报告中，99%以上都是掺杂着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计生委肯定觉得生育率太高了，得狠狠地征社会抚养费。教育部肯定觉得教育投资太少了，得投更多的钱，而且得给我钱，让我来管。你敢完全相信他们的意见吗？剩下不到1%的报告是不掺杂私利的，比如，是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报告。但中国社科院的秀才们根本就不会写报告，洋洋洒洒、离题万里、引经据典、言不及义，看得你头都大了。信息多就一定能知道真相吗？恰恰相反。信息多，反而意味着噪音多，噪音会干扰决策。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并非没有得到有关的情报，但各种不同渠道、意见相反的渠道太多了，搞得美国政府无所适从，据量来掂量去，最后把信号当成了噪音，把噪音当成了信号。
·政府从来不关心长期问题
第三种解释是，政府总是短视的，或曰，政府的决策时域不够长。一 种流行的谬误是，政府一定要高瞻远瞩、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没有比这种幻觉更错误的了。一届政府，在任的时间也就那么几年，你不考虑自己在任期间的政绩，反而要去操心自己下台之后的事情？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先管好你自己那一摊事情吧。你在台上的时候，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你，期待着你有出色的表现。难道你告诉他们，我做的事情只有到了五十年之后才能看出效果？经济学家在考虑政策建议的时候，总是要计算哪种政策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在决策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哪种政策的成本最小。如果没有决策时域的约束，这两种思路在数学上是完全等价的，但在现实政治中却经常有着极其不同的结果。
政府决策在本质上讲都是短期决策。没有一个政府会忽发奇想，要 制定一套核发展计划。政府关心的问题是，怎么抢在敌人的前面制造出原子弹。没有一个政府会正儿八经地思考，几代人之后如何建成福利国家，政府关心的问题是，一堆失业者在政府办公大楼前面晃荡，马上就要出事T,怎么把这些人好好地打发走。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被后人称为“福利制度之父”，因为他在德国带头实施了强制性的健康保险、老年人保险和残疾人保险。俾斯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只是为了让工人不要造反。俾斯麦曾说：“任何一个有养老金的人，都会比那些没有这样的期望的人更容易感到满足，更容易管理。看看那些私人仆人和宫廷仆人的区别：后者能忍耐更多的东西，因为他可以期盼得到养老金。”在他的回忆录中，对社会福利只字未提。
第四种解释是，政府很可能会受到利益集团的阻挠。著名经济学家乔 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 )曾经指出，很多情况下，政府管制都是被管制者主动要求的，管制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潜在的竞争者进入。谁说做学问非得有博士学位呢？那梁漱溟、陈寅恪、梁启超还能不能当教授T·进大学教书必须要有博士学位，这个规定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已经有了博士学位、但又缺乏自信心的所谓的学者的既得利益。最近的一则消息说，政府取消了很多资格证书，浏览一下，真是五花八门。都什么资格证书啊？除了一些看起来高大上的技术类别，还有割草操作工，还有不伦不类的中国职业经理人。真是亏他们想得出来。如果想象力更丰富一些，恐怕母乳抚育师的资格证书都能发明出来。
我丝毫也没有批评政府的意思，只是要提醒大家，不当家不知柴米 贵。清高而单纯的知识分子会故作高深地说，制度最重要。都是体制的错。把现在这套体制改了，一切就迎刃而解。我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在任何时期、任何一种体制下都是普遍存在的，和体制一点关系都没有。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制度不过是由一连串的政策形成的，而看似应急的政策之中，往往蕴含着未来的制度变迁的基因。凯恩斯的猫和薛定帶的猫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凯恩斯的猫会犯错、会学习，并会在犯错和学习的过程中成长。
链接阅读：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 ),《政策制定的艺术：一位经济学家的从 政感悟》，中信岀版社。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什么会撤掉梯子
·发达国家说的和做的为什么不一样？
自由贸易是好的，产权保护很重要，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促进经济增 长。这些理念已经变得几乎不容质疑。这还有什么好质疑的呢？如果你去看看发达工业经济体，哪个不是支持自由贸易？哪个不是全力保护私人产权？哪个不是实行了民主竞选？
但是，在发达国家还处在发展初期的时候，它们采取的政策并不是这 一套。德国曾是保护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说，如果让一个幼儿和一"重量级拳击手按照同一个规则同台竞技，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所以要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美国也曾长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林肯总统大幅度提高了美国的进口关税。美国在经济增长初期的时候，大量盗印英国的书籍，还派工业间谍到欧洲窃取技术秘诀。杰弗逊总统有一句名言，他说奴隶是可以私有化的，但知识怎么能私有化呢？知识本来就应该让大家一起分享。就连自由贸易的旗手英国，也曾经长期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后来才改弦更张。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没有一个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历史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时候实行过普选制度。
为什么发达国家自己做过的事情，如今却不让发展中国家做了呢？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批评英国的时候说，英国是上了楼之后就把梯子撤掉，不让德国上去。韩裔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写了一本书，就用李斯特的这句话做了题目，叫《撤掉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 )》(编者注：本书中文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07年出版，书名为《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张夏准讲到，发达国家不让发展中国家干的事情,当初自己却做得不亦乐乎。
以贸易政策而论，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当然能够促进国际分工，扩 大市场规模。但是，当今发达国家在处于赶超阶段的时候，无一不曾保护过幼稚产业，从竞争对手那里挖走技术工人，从更发达的国家走私机器，从事工业谍报活动，还故意侵犯专利及商标权。等它们的竞争力提高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它们才开始倡导自由贸易，大力保护专利和商标，偷猎者摇身一变，成了正气凛然的护林员。
再以产权保护而论，从理论上讲，保护私人产权能够提供有效的激励 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在历史上，却经常会出现以侵犯某种既有产权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案例。英国的圈地运动侵犯了共有财产，却方便了人们在侵占的土地上养羊，从而推动了毛织业的发展。“二战”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侵犯了地主的既有产权，却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随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奥地利、法国等国实行工业企业国有化，将某些工业产权从因循守旧、死气沉沉的工业资本家阶级转移到热衷现代技术、热心投资活动的公有经济职业经理人手中，大大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发展。
·没有一种政策能够适用于所有的时期和所有的国家
这就把我们弄糊涂了。那么，是经济学讲的自由贸易理论、产权保护 理论不对吗？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理论和产权保护理论都没有错。自由贸易当然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产权保护也能够让投资者对未来更加放心。但是，每一种理论、每一种政策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时期和所有的国家。
在经济发展初期，一个国家刚刚打开国门，会遇到很多来自外部的 冲击。为了缓和外部冲击，更好地维护本国的社会稳定，国家应该提供更多的保护。最理想的保护是巩固本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尽可能地帮助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本国利益受损的那部分群体，尤其是工人阶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就发现，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其政府规模相对就越大，典型的例子就是北欧国家。北欧国家个个都是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但恰恰因为对外开放程度高，它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更加发达，是远近闻名的高福利国家。次优的选择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很笨拙、低效的保护政策，但总归聊胜于无。
在社会逐渐趋于板结化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 碍。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怎样才能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呢？最好的办法是引进新的竞争者，让新的竞争者去挑战既得利益集团，迫使既得利益集团也能振作起来，打起精神参加平等的竞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那么，次优的选择可能就是出现较大的社会变动，剥夺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粉碎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一过程不可能是非常温文尔雅的，一定会带着暴力甚至流血，但从长时期来看，是非功过，谁与评说？
·怎么才能让博尔特跑不过我？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是 不是就能自动地带来经济增长呢？如果我们破坏私人产权保护，是不是就能自动带来经济增长呢？如果我们反对民主制度，是不是就能给经济增长创造很好的条件呢？当然不是。如果A不一定导致B,那么非A是不是一定能导致B呢，也未必，导致B的可能是另外的因素，比如C。模仿西方不能保障发展中国家成功，反对西方也不一定能够保障发展中国家成功。经济增长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就像种子发芽，那是要在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出现的：土壤、水、阳光，缺一不可。
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有些西方观点未必是出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关心， 未必是单纯地好为人师，而是要用制度为藩篱，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手脚。规则是不是都是平等的？这很难说。如果跑步，我比不过“飞人”尤塞恩-博尔特，但如果允许我改一下规则，我就能跑赢他。比如，我可以规定，每跑100米，就必须默写一篇《古文观止》里的文章，考一道宏观经济学的题目，通过了才能跑下一个100米。在这种新的规则下，你觉得谁能跑第一呢？
在国际政治的格局之中，规则由强者写就。发达国家利用它们控制和 操纵世界经济的实力，在制定国际经济体系规则时很喜欢采用双重标准。比如，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严，这不一定是好事。打个比方，如果我在河上修了一座桥，向过往的车辆行人收过路费，大家应该觉得是公平的吧。那么，如果我规定，禁止任何人再修其他的桥，到河对面都要走我这座桥，是不是就很无理了？很多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是保护某种特定的生产工艺，而是保护最终产品，也就是说，哪怕你用其他的生产工艺，只要你生产的东西跟我的相似，那都是不可以的。
再比如，关于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发达国家也会更强调现有的排 放，忽视历史上的排放。如果按照现有的排放，发展中国家当然责任更大，但要是考虑历史上的排放，发达国家做得远远不够。这就好比一桌盛宴，发达国家已经吃撑了，但到了上甜点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才赶到，于是，发达国家说，甜点都归你了，那么，你把这一桌酒席的钱都付了吧。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公平吗？
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要轻易地感情用事，忙着去站队，多想想事物的 不同方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应该爬得更高一些，欢迎来到海拔3000米的地方，再看看下面的风景。
链接阅读：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赶超战略：计划经济在中国的起源
·朝鲜战争与赶超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国的时候，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 是“新民主主义”，所谓的“新民主主义”，不妨认为在经济上要更多地依靠市场经济和私人部门。这是一种暂时的缓冲，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从建国初期的历史文献来看，共产党确实打算在较长时间内实行“新民主主义”。对中国经济“一穷二白”的底子，共产党比别人更为了解。
那么，为什么后来又急转而左，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呢？这里面的 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就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改变了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格局。在“二战”时期，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不错，美国固然和国民党政权联系更多，但对共产党也颇有好感，尤其是后来对国民党倍感失望，一度还想拉拢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成立，美国国内一直在辩论：是支持还是打压呢？但朝鲜战争导致中国和美国正式交恶，中国这才注意到，在自己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条“岛链”，从韩国、日本到中国的台湾岛，直到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全部是反华的前哨。
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就必须发展国防，而重化工业又是国防的基 础。中国过去不是没有工业，但有的大多是轻工业。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江南的纺织业相当发达，但一旦打起仗来，日本的飞机一下就把厂子炸没To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决定实施“赶超战略”，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英超美”，借鉴苏联的经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
轻工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但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新中国成立 之初，百废待兴，哪里有那么多的资本。重工业有三个基本特征：建设周期长，大部分机器设备需要进口，初始投资规模巨大。建国初期的中国经济也有三个特点。一是资金短缺，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靠市场自发力量无法在短期内积累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巨大资金；二是当时中国可以出口的产品很少，外汇短缺，无法满足进口国外机器设备的需求；三是生产分散，动员资金非常困难。在这种国情下，要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集中有限的资源，通过计划和配给的方式优先分配给重工业部门，国家必须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军工企业迁到偏远的内地，国家也必须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上海的工程师、东北的老工人，送到各地的“三线工厂”。
为了降低重工业的生产成本，需要人为压低重工业原料价格和工人工 资，同时人为扭曲汇率以低价进口机器设备。要想控制价格，前提是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全面垄断和控制，因此在1953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将私人资本全部国有化。即使在计划体制时期，经济学的规律也是存在的，价格压低的结果是生产短缺，生产要素的供应远远低于需求。因此国家需要对经济中各行各业的发展进行计划，并且用行政手段对原材料和资金进行分配，以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也渗透到微观层面，公司管理层没有经营自主 权，要绝对服从国家经济计划部门的指令。于是，计划体制的形成，是一环扣一环的。首先，价格不能由市场定，只能由国家定；其次，资源配置不能由市场价格指挥，只能有国家调配；再次，生产不能由厂长、经理自主决定，一切都要听国家的。这就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经济制度：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
不仅是工业，连农业也被纳入了 “赶超战略”的全盘计划。在低工资 和低物价的情况下，为了让农村持续给城市工人和工业提供廉价的原料，国家先是在农村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以维持人为扭曲的低价，发展到最后成了所有农产品都统购统销。1953年开始农村合作化进程，从合作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合作化程度越来越高。当时有一种考虑就是，当重工业发展之后，农业也要实现高度的合作化，集体农庄才能用上重化工业部门生产的拖拉机、收割机等。到最后，人口的自由流动也被严密地管制起来，这就出现了户籍制度、各省的粮食自给等。
·为什么会有上山下乡？
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是要烧钱的，它们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 位。农村的年轻人可以都去种地，自己养活自己，城里的年轻人怎么办？当时实行过“顶替”制度，如果父母早早退休，家里的孩子可以顶替父母的工作岗位。但是，当时家里的孩子往往不止一个，老大顶替了爸爸的工作，进厂里上班了，老二、老三该怎么办？伟大领袖毛主席大手一挥：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
于是，就有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要让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从表面上看是一场政治运动，为了让知识青年向贫下中农学习，实际上是经济问题，因为城里没有工作岗位了。
最早，政府曾经考虑过仿照建设兵团的方式，整建制地把知识青年送 到农村，后来一算账，发现这太贵了：你总得给下乡的青年盖宿舍吧，还得给他们拉电线，通自来水，花钱太多了。那怎么办？插队呗。插队能省下不少钱。要是把知青派到云南去插队，冬天的衣服不用给他们买，更省钱。为什么有大批上海知青到了云南呢？跟我们当时算过账是有关系的。
·能造岀原子弹，但生产不了的确良裤子
实事求是地说，用计划体制发展重化工业，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一 定的成绩。新中国几乎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建立了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国民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中国爆炸了自己研发的原子弹。时过境迁，我们很难理解当时中国人的心情。我们来听听国民党元老白崇禧将军的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怎么说。他讲道：“我记得中共在1964年试验原子弹的消息公布之后，我跟其他很多人一样，很'中国’起来，忘了政治，忘了共产党什么的，只知道中国人也有原子弹了，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他和别人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眼泪干了，才想起来这是共产党的原子弹。
但是，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的经济能够实现现代化吗？ 1971年毛主 席到南方视察，走到长沙的时候，毛主席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一位身边的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毛主席问她怎么回事。小姑娘说，今天很幸运，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后来，毛主席很感慨，他跟周恩来总理说，建国这么多年了，老百姓还买不到“的确良”裤子，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些？（注：原文是“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不要让老百姓穿衣这么千辛万苦”。）这个真的没有。生产“的确良”裤子，需要用到化纤原中国没有这个技术。我们能够生产出来原子弹，却生产不出来“的确良”裤子。计划体制时期的工业化，充其量只能说成功了一半。
链接阅读：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格致出 版社。
M型经济：为什么中国的计划经济和苏联的计划经济 不一样
·U型组织和M型组织
上一篇提到，中国仿照苏联的经验，制定了 “赶超战略”，并走上 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整个经济体系最后都变成了计划经济。虽然苏联和中国高度指令化的计划体制有很多相似性，都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源优先分配给重工业部门，但改革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不同于苏联的计划体制，这也导致二者后来在改革路径和转型结果上的差异。
著名经济历史学家钱德勒对比了美国汽车公司的两种组织结构。一种 是以福特公司为代表的U型结构，在一个大公司下面有销售部、市场部、制造部等专业化部门，这些部门由一个中央集权的执行机构集中监管；另一种是通用汽车的M型结构，通用旗下的子品牌分别成立一个部门，例如雪佛兰部门、庞蒂克部门和奥兹莫比尔部门，每个部门拥有各自的销售部、市场部和制造部，相当于在一个大公司内部有好几个小公司。
钱颖一、许成钢等经济学家受到钱德勒的启发，将中国计划体制下的 科层制经济组织称为“M型经济”，而苏联更接近于“U型经济”。换言之，中国经济是根据地域原则运用多层次、多地区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也是分散的，地方政府的力量很大，从来没有出现过苏联那种严密的垂直计划体制。
中国的M型经济有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根据地的经 济和军事组织形式。建国初期中国也曾经学过苏联的U型模式，但后来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两次行政性分权的高潮，由此中国经济的组织形式朝着M型发展。
·中国的计划体制是M型，苏联是U型
这两种组织形式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和苏联在经济结构上的 区别。苏联在中央层面成立了一百多个部委，分管不同的产业，然后由中央计划部门来协调各产业间活动的联系，这就像福特公司的U型结构。中国经济则是按照地域原则组织起来，中央将经济和行政权力下放到省级政府，每个省相当于一个小经济体，如同通用汽车下属的分公司一样，能够独立自主地管理辖区内的经济活动，这就是“M型经济”。
中国和苏联后来在经济改革战略和路径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就是源 于这种组织形式上的差异。具体来说，M型经济比U型经济更有利于进行市场化改革。
首先是M型组织下可以进行改革的试验，如果不奏效，也不会令整个 经济体受到严重损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很多改革都是先在一些地区进行局部试点，成功之后再在全国范围推广。但对于苏联这样的U型结构来说，各个部门是高度专业化协作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必须经过全盘设计，整体推进。
其次是M型经济能够在相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形成竞争，调动经济 体的积极性。M型结构比U型易于进行经济绩效的评估。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以比较不同省份的诸如GDP等经济产出指标，但苏联却无法进行这样的比较，因为煤炭部与钢铁部的经济活动是不可比的。有了经济指标的衡量，就可以在地方政府层面形成有效的竞争关系。只要确立了绩效评价体系，激励机制就会起作用，地方政府会有动力推行能够增加绩效的经济政策。这种地方政府的潜在竞争关系还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加速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成长。
研究计划经济转轨的人通常会赞扬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批评1989年以 后大部分东欧国家和苏联采取的大规模私有化和“休克疗法”。但大部分人都忽略了一点，东欧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进行激进式改革，而是在尝试了渐进式改革、最终却毫无成效的背景下，转而尝试激进式改革的。东欧和苏联的U型结构决定了局部或渐进的改革难以成功，反而会引发经济整体的困难。中国沿用东欧早期渐进式改革的许多方法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中国经济的M型结构。
当然，M型经济也会带来很多潜在的问题，比如，行政性分权给中国 经济带来的市场分割导致的规模经济损失、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权和集权的周期一直存在。
链接阅读：钱颖一、许成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一M型的层级制和非 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勺期，第29—40页。
温州的故事：南下干部与游击队干部
·为什么温州的民营经济最发达？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壮大是中国经济最亮眼的成绩之一，其中 又以浙江的民营经济最为发达。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浙江有134家民营企业上榜，连续18年蝉联全国第一。为什么浙江的民营经济最发达？
一个常见的解释是江浙一带有经商传统，当地的习俗和文化有利于民 营经济的发展。但这个回答忽略了浙江省内巨大的地区差异。浙南和浙东地区，例如温州和宁波的民营经济，在改革初期就突飞猛进，这些年来的表现一直十分出色。浙北和浙西南的部分地区，如衢州和嘉兴，则缓慢得多。还有，浙江温州和福建宁德两地相邻，历史上国有资本在两地都没有什么势力，但为何改革开放后温州的民营企业家名满天下，宁德却远为落后？
很多人会认为，民营经济壮大是政府无为放任的结果，所以越是民营 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就越不重要。但真正的答案往往藏在被我们忽视的地方。在接下来要讲的温州故事里，你会看到，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行为与民营经济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早在改革开放以前，温州的民间地下经济就一直存在并且十分活跃， 这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在“走资派”要被杀头的年代，民间经济能够偷偷存活，离不开地方干部的保护。但为什么在全国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温州的地方干部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资本主义的幼苗？而且最令人费解的是，在极“左”的“文革”时期，温州竟然来了一次“资本主义复辟”，一些县的民营经济甚至超过了国有部门。
·南下干部派与游击队干部派
这个故事要追溯到浙江省的革命史。1949年以后浙江省的地方干部 可以分为两派，一部分是解放战争期间随野战军南下的干部（简称“南下干部”），另一部分则是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并坚持在浙江打游击的地方游击队干部。1949年以前，在浙南一代活跃的武装游击队在当地有着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基层政权中影响力很大。在长江以北，几乎没有游击队解放当地城市的案例，但当共产党的军队打到长江，国民党已经溃不成军，于是，在长江以南，比如温州，就出现了游击队解放当地城市的“英雄事迹”。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的大部分地方政权都被南下干部控制了，他们从土地改革运动中提拔年轻干部以取代本地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只有在游击队力量较强的浙南地区，如温州乐清，宁波慈溪、金华等县，基层干部队伍还是以地方游击队干部为主。
建国初期，浙江省的高层领导绝大部分都出自南下干部队伍，地方 游击队干部在政治权力网络中被边缘化了。这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反而是一件好事。对于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而言，与上级关系的疏远和当时巨大的政治压力给了他们从基层寻求“政治保护”的动力，因此在本地推行保护群众利益的经济政策，以维持自身的政治生存。与之相比，地方政权中的另一派别——南下干部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南下干部的权力来自上级，他们的政治生涯取决于上层领导的提拔，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执行上级的命令，而不是保障群众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南下干部更可能表现出“左倾”倾向的原因。
特别要强调的是，地方游击队干部当时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可能遭 到整体性的打压，而不是其中某个干部的政治生存面临威胁。他们也许聪明地意识到了，他们的政治“竞争者”很难在地方政权中进行大清洗，除非是通过政治运动发动群众揭发和批斗才能做到。因此，为了保证自身的政治生存，地方干部只有从基层中获得广泛政治支持才能消解这一潜在危险。所以，地方游击队干部在当地默许和包庇地下经济活动，其实是在以保护群众的经济利益来交换不被群众运动清洗的政治保障。
·激励相容理论
如果你还记得激励相容理论，那么你会想到，这一理论应用到这里再 合适不过了。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之所以在最敏感的时期都小心翼翼地维护民众“赚钱”的自由和保护私人产权，并不是因为他们大发慈悲，而是因为这符合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1949年以后，浙江省地方政权上的权力分化，带来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激励机制，使得地方游击队干部更倾向于维护本地利益，而非执行上级的“左倾”经济政策。
“文革”爆发之前，南下干部在地方政权中处于强势地位，游击队 岀身的本地干部只能在执行政策的时候“阳奉阴违”，以减缓政治运动对当地民间经济的破坏。“文革”期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削弱了南下干部的政治影响力，游击队干部由于其对基层利益的保护受到的冲击较小。20世纪70年代，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发展社队企业，地方干部有了更大的空间推行有利于保护民间地下经济的政策，因而出现了一个民营经济发展的小高潮。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游击队干部掌权的地区由于有民营经济的延续性，产权保护等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较好，在民营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增长上很快脱颖而出。
总结一下，由于南下干部和游击队干部在地方政权的权力分配中所处 的地位不同，在政治激励和行为上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温州的游击队干部为了保障自身的政治生存，必须依靠保护群众利益的经济策略，默许包庇本地民众从事地下生产和交易，也因此保存了民营经济的火种，这才有了今天发达的民营经济。
链接阅读：章奇、刘明兴，《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 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格致出版社。
制度变迁：农民与国家的博弈
·改革不会出现在最困难的时候
在讲中国的经济体制演变之前，我先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即托克维尔 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们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读到的很多精辟观点，在观察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时，同样能够找到共鸣。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到，真正发生变革的时候，不是经济最困难 的时候，反而是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托克维尔讲到，如果一个奴隶的手脚都戴着镣铐，他可能不会有反抗的勇气，但如果把他的脚镣去掉，剩下的手铐就会变得格外令人难以忍受。
回顾中国的经济体制演变，我们能够看到，改革并没有发生在经济最 困难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形势相对较好的时候。在计划体制时期，中国经济经历的最困难的时候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大饥荒期间，有很多人死亡。虽说是天灾，其实是有人祸的原因。
建国初期，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驱使下，国家的行政权力深入到 乡村社会。为了保证粮食和农产品的供应，国家一开始规定了农村的生产指标，并且限制农民自由买卖自己生产的产品。随后，伴随着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大范围推行公有化的人民公社，进一步消灭了农民的私有权。
在和国家的博弈之中，农民处于劣势。为什么农民的私有产权可以 很轻易地被国家收走？这就要回到农民过去是如何在土地改革中获得私有权的。简单来说，建国最初，农民获得土地不是靠自己买来的，是国家通过土改分给农民的，既然是国家给你的地，国家说要收回，你又有什么话说？
这段时期，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影响。在集体化农业生产中，干好干 坏一个样，农民无法从中得到好处，当然不会有积极性，就连监管农民生产的基层干部都没有积极性。集体化生产长期低效的后果到1959年开始显现，随后是三年歉收，导致了大饥荒的悲剧。
大饥荒是对国家合法性的极大挑战，国家随后不得不对农村的经济政 策进行短期的调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调整不是真正的改革，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到1964年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以后，很多政策改革就被摒弃To这一次的短期调整并没有打破人民公社的制度框架，但却保留了两个农村产权改革的萌芽。一是恢复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所有制，不再激进地建更大规模的人民公社了。二是承认家庭副业的合法性，允许农民在房前屋后种点儿菜，以免再次出现饥荒时期饿死人的悲剧。
·小小的让步，为后来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这两个政策上的妥协为日后的农村改革埋下了伏笔。首先，生产队的 所有权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了保护，这在全面公有化的农村经济中开了一道口子。其次，允许农民家庭的自留经济之后，农民不仅不再完全依赖集体生产，还可以通过部分退出集体劳动转投家庭副业的方式来表达对集体农业制度的不满。不管你到哪里，都能发现，自留地种得很好，集体的地常常种不好，这就是激励机制导致的。在这一时期，农民保留了局部的退岀权。在与国家的博弈中，虽然农民不能不服从国家的指令，但已经可以采取消极劳动的策略来要求国家做出一些让步。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实是不错的。“文化大革命” 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短暂的冲击，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大家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逐渐退去，生产秩序逐步得到恢复。许多政治人物被当作“当权派”被打倒，但相对而言，中层和基层负责经济管理的业务干部陆续被再次启用。尤其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人们已经对政治斗争失去了兴趣，人心求稳。70年代末，中国的粮食生产在局部地区出现了困难，这引起高层的关注，担心会再度出现大规模饥荒。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冒天下之大不題”偷偷搞起“包产到户”的壮举已经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但“包产到户”并不是小岗村的制度创新。早在1960年大饥荒后国家开始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就曾经短暂地允许农村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这也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一个有名的观点：大革命时代的很多制度，其实在旧制度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农村改革几乎就是60年代政策调整期的大规 模重演，但这一次国家的上层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农民在和国家的博弈中，能够通过分步沟通、讨价还价与国家达成互惠互利的交易，形成一个有利于调动生产积极性和经济增长的产权制度安排。在这种新的制度安排下，农民通过“包产到户”的形式，以保证对国家的粮食上缴和承担经营责任，换得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大家注意，“包产到户”不是土地私有化，它只承认农民可以获得土地的承包权，并保护农民可以支配上缴国家之后的农业产出。但在当时来说这对农民是更为重要的，而国家也看到了这种产权形式能够带来更高的收益——不仅有稳定的税收，还有对农村经济低成本的控制系统和农民的政治支持。由此，新的均衡产生了，农村的产权秩序得以在农民和国家的交易中重建。
·阳关道与独木桥
我们还得讲讲地方政府在这一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是不是所有的地 方政府都支持包产到户呢？并非如此。万里同志还在安徽的时候，北京有个长期从事农业工作的老同志过去调研，说包产到户可不能搞，那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万里则说，包产到户是群众要求的，他反问那位老同志，你是要群众，还是要社会主义？那位老同志毫不犹豫地说：我要社会主义。1980年，中央召集各个省市的领导开会讨论农村改革，黑龙江省省委书记杨易辰反对包产到户，贵州省省委书记池必卿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黑龙江省地广人稀，自然不愁粮食生产，但安徽、四川和贵州这样的地区，再不改革，真有可能再次出现饿死人的事件，所以当地的官员对农村改革的积极性更高。
所以，中国经济的M型结构对农村改革的推进也有帮助。各地可以根 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局部的试验和创新。当改革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绩效的改善，便可能会引起中央决策的注意，由中央与多方协调在全国推行，完成全局改革。
中国的经验表明，有效的产权制度可以以渐进的方式，通过社会和国 家的博弈，在不断的摸索和调整过程中形成。当然，国家是否允许群众的自发创新、是否真正贯彻群众路线，是改革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体制的优劣，不取决于在一时一地是否效率更高，而取决于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自我调整的能力。失去了这种能力，社会就失去了活力，体制就失去
了抗击风险的能力。
链接阅读：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故事思维：影响经济信心的秘密
·真理姑娘进村记
真理是一个面若桃花、冷似冰霜的姑娘。她心地善良，但讲话毫不给 人留情面。她来到村子里，每到一户人家，都会惹得那一家人不愉快，最后，整个村子的人都不喜欢她，大家把她赶出了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