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保持行动能力。
——F. S.菲茨杰拉德(F. S. Fitzgerald)《崩溃》(The Crack-Up)
不断提高的精确度定义了我们周围的普通事物，这对当今科学真理的追求者来说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可是却引发了一连串的哲学问题。这种对完美的追求真的是现代人实现健康快乐的必要条件吗？它是我们存在的必要组成部分吗？它所带来的好处是否明显大于它近年来悄然进入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弊端？当我们拥有它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运用时，我们会变得更加快乐和更加满足吗？威尔金森、布拉马、莫兹利、肖克利等历史人物赋予我们要不断提高精确度的观念，我们是否应该为此而崇敬和感谢他们？
此外，是否会有这样一群人呢？比如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或某个国家，那里的人对精确的看法略有不同，质疑将不断提高精确度当作理想抱负这一观念；是否会有这样一个民族呢？他们对不精确的事物也表现出真正的喜爱。他们或许能同时珍视这两种想法，但还能在社会各个阶层都保持着敏锐的行动能力。
我认为，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古代，这个国家都以其对完美的追求而闻名。京都的古寺也许是最著名的完美建筑巨型宝库，每一根梁、每一个尖顶、每一扇木门都是由古人精心设计和雕刻而成的。对他们来说，完美主义是一种永恒的本质，其留下的建筑至今仍让那些有幸见证之人心生无言的敬畏。
古人如此，现代人也是如此。如今，大多数人认为日本在精确度极高的物品制造方面占据当今世界主导地位：镜头打磨和抛光完美无瑕；照相机的制造精确度是其他大多数制造商都无法企及的；发动机、测量设备、太空火箭和机械手表的质量为其他国家所艳羡（尤其是德国和瑞士），而且精确就是它们的代名词。在日本，所有事情都要做到精确，这可以说是一种民族信仰。尤其是日常的铁路服务，其准时程度堪称传奇。2017年末，日本铁路公司因一辆特快列车提前20秒发车而致歉。
正如京都所充分展示的那样，这种尊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武士刀与尼康、佳能、精工、三丰和京瓷等公司生产的更为现代的产品一样，也是一种工程学上的杰作。在日本，人们是否有可能对今天的精密加工机械和古代手工制作的工艺品都给予最高的尊崇呢？
因此，我去了东京，去研究这种可能性。一到东京，我就前往日本北部的两个城镇去探索这个难题。我在东京站附近的一家旅馆投宿，然后坐两趟火车到了本州的乡村，第一件事就是参观位于盛冈市的精工制表公司，因为我觉得在那里可能会找到某种答案。
精工制表公司的故事
盛冈市是日本北部的一个城市，有25万人口，坐落在一座名为岩手山(Mount Iwate)的典型火山的山坡下。盛冈火车站有礼品商店，在那里可以买到该地区最受推崇的产品，那是一种被称为铁瓶的黑色球形铸铁茶壶。几个世纪以来，当地的铁匠一直在铸造这种茶壶，提醒着人们，美体现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至少在日本是这样的。
今天的日本有很多地方都沉浸在高精确度的现代化技术奇迹中。闪闪发光的高速子弹头列车就是一个熟悉的例子，其制造完美、运行平稳、安静、可靠、安全、快速，准时准点。然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仍然以对手工艺品的崇敬而自豪，对那些具有古典之美的物品的制造者、销售者、购买者、收藏者或拥有者表示诚挚的钦佩，无论这些物品的外表多么普通，也无论它们多么不完美。盛冈市手工铁瓶的质量和设计在这片土地上广为人知。但凡看到你新买的铁瓶，他们都会发出赞许的声音，而且很清楚你去过什么地方。
然而，铁瓶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产品。到了近现代，盛冈市因另一种更为现代的产品而闻名，这种产品与手工打造的茶壶和精密锻造的火车一样，也反映了日本在推崇质量稀有的制造品方面所表现出的奇特的二元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盛冈市一直是精工制表公司的制造总部。在精工主厂房二楼一面没有装饰的墙壁的相邻两侧，可以清晰地看到该公司对其产品所倾注的努力和态度。
这家公司的创立故事十分引人入胜。其创始人服部金太郎于19世纪60年代出生在东京市中心。当时，日本正经历着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因此，他在成长过程中也受到两套截然不同的风俗习惯的影响。1860年，服部金太郎出生的时候，天皇睦仁还作为一个影子人物隐居在几十千米外的京都，幕府仍然在当时被称为江户的日本首都统治着日本。然而，当服部金太郎8岁的时候，整个日本都发生了变化，正跌跌撞撞地走向现代化：最后一位幕府将军退位了，当时的天皇已经搬到了现在的东京，也就是东部的京都；日本正在进行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在许多方面至少是暂时地西方化了。
在这些改革中，少年服部金太郎发现有一个主题特别吸引人：时间的流逝。他对钟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钟表在当时的日本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日本的计时标准很独特。钟表匠从来访的耶稣会士那里学到了机械钟表的基本原理，而后者却对捉摸不定的当地计时标准感到困惑。旧日本的计时长短不一。按照西方的标准，时钟的报时异常杂乱无章：日落时响6声，午夜时9声，黎明前8声，然后是7声。此外，计时长度还会随季节的变化而改变，所以每个时钟至少需要两套平衡机构和若干钟面。当西方计时标准开始渗透到日本的旧系统中，改革派希望使用统一的计时标准，而老一辈则要求使用他们的计时标准，这就需要更多的钟面，多达6个。从1873年起，13岁的服部金太郎就在银座一位钟表匠的手下当学徒。因此，他被迫卷入了一场不同准确度和不同体系的混乱中，这对他以后的生活大有帮助，远远超乎他的想象。
到了1881年，服部金太郎利用自己的积蓄和家里给的一点钱作为押金租下了京桥区一家小钟表首饰店。1872年，日本有了铁路，英国人在日本建了一条从东京到横滨的铁路线，每天9趟火车，而服部金太郎租下的这家店离全新的东京站不远。当时，日本也开始采用西方计时标准。几乎从开店的那天起，服部金太郎就很乐意接受顾客送来维修的老式和时计，但他更乐意出售显示西方12小时和60分钟计时单位的时钟和怀表。幸运的是，后者突然变得风靡起来。那时，人们可能还没有多少钱，但东京的中产阶级通常都买得起怀表。大多数有头有脸的人都开始穿西服，满足于反抗幕府将军的旧习俗。他们喜欢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怀表，像西方人那样说出时间。
服部时计店(K. Hattori and Company)生意兴隆。还不到4年，服部金太郎就开始进口最精密的瑞士和德国生产的时钟与怀表。他创办了一家钟表制作公司，并将其命名为“精工舍”。凭借谨慎的投资、缓慢而稳定的扩张以及纵向一体化的经营理念，即企业拥有或控制大部分为其提供零件或原材料的公司，服部金太郎可以说是发达了。
服部金太郎的崛起故事简直令人目瞪口呆。他建立了一家美式工厂来大批量生产时钟，采用了两个世纪前在新英格兰诞生的可互换零件原理。到1909年，服部金太郎的纵向一体化理念得到了完善，每一块钟表的每一个部件都是由他所拥有的公司制造的，至今依然如此。到20世纪初，他的公司已成为日本最大的钟表批量生产商并开始出口，主要是向中国出口日本制造的挂钟。在时钟之后，精工舍又开始批量生产怀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10年生产的“帝国牌”怀表，现在有些人可能将这款怀表视为不祥之兆。然后，在1913年，精工舍推出了名字听起来比较单纯的“月桂树牌”手表。“月桂树牌”手表是该公司生产的第一款小巧而坚固的手表，可以戴在手腕上。
服部金太郎在东京商业区银座建起了大型总店展销厅，用于展示他的主要产品。其中还有钟楼，那可能是日本第一座钟楼。每当路人抬起头来查看时间的时候，都会看见上面的“服部时计店”字样。服部金太郎相信这样做会带来公关优势。
然而，就像东京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这座宏伟的建筑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以及随后的火灾中被彻底摧毁。根据今天的精工管理层的说法，服部金太郎决定不仅要重建大楼，还要将当时他的维修店里所有的1500块怀表全部更换掉。在东京东北部的精工制表公司博物馆中有一个陈列柜，里面放着一团凝固的金属，据说是当时正在进行维修的手表的熔化残骸。据说，这些手表全部是免费为客户更换的。重建后的精工总部至今仍矗立在银座最繁忙的街角之一。这座大楼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有着醒目的照明时钟。虽然早已卖给了一家百货商店，但是在签订的永久合同中规定，大楼上要展示“精工”(Seiko)字样（见图10-1）。“精工舍”这个名字只在上面出现了很短的时间，后来换成了“服部时计店”，最后换成了“精工”。从那时起，“精工”这两个字就足以代表该公司了。
图10-1 精工制表公司于20世纪早期建造的大楼
注：“精工”这个名字意思是“精湛的工艺”或“精确的工艺”。该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发明了石英手表。图中的大楼现在成了东京市中心银座的地标性建筑。上面的时钟据说与原子钟相连，为从它下面经过的数百万通勤者和购物者提供准确的时间。
日本铁路公司不久前选定了精工怀表，作为日本庞大而令人羡慕的守时交通网络的官方计时工具。此外，银座及其他地区的所有手表至今依然按照由古驰和御木本珠宝店左右相夹的、优雅的和光百货大楼上方的时钟进行核对。因此，可以说现在整个日本都在按照精工时间运行。许多日本人都认为该公司的名字意为“精确的工艺”，这并非毫无道理，因为肯定没有比日本更精确的国家了。
然而，二元性仍然存在。一方面是现代社会对完美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对不完美的执着喜爱。这似乎是一种深埋在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未曾言说的冲突，以及对社会赋予每个方面多少权重的温和争论。有一个词便是用来形容对自然的、粗糙的和未加工的事物的喜爱：“禅寂”。在这种美感中，不对称、粗糙和无常被赋予与准确、完美和精确一样多的权重。而这正是我北上所要探索的问题：换一种视角来看，是否精确本身就是一种促进普遍获益的力量？第三种方式究竟是否存在？
尤其是在精工制表公司内部，通过该公司的一项伟大发明，也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这种温和的争论完全暴露了出来。1969年圣诞节，精工推出了一款名为“阿斯特朗”(Astron)的石英电子表，导致这种分歧彻底公开化。
石英是一种晶体，当置于包络电场中时会剧烈振荡，且其每秒钟的振荡次数是已知的，非常适用于高准确度计时。因此，自20世纪20年代末发现这一现象以来，石英便一直应用在计时器中。只是在最初的几年中，石英钟必须装在至少有电话亭那么大的箱子里。
然而，精工在20世纪50年代秘密进行了这项技术的微型化实验，代号为毫无创意的59A。1958年，精工成功为名古屋一家无线电台制作出了石英钟，而这台石英钟必须装在一个档案柜那么大的箱子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精工石英钟已经小到可以安装在第一代子弹头列车的驾驶室里。到1964年，精工赢得了当年奥运会的计时合同，人们越来越相信工程师迟早会制造出小到可以装在腕带上的机芯。结果，精工5年后就制造出来了。阿斯特朗手表有着好看的复古外观，其内部结构数字化，没有齿轮和发条，也几乎没有任何机轮，完全符合人们的期待。这款手表便宜、结实、抗震、耐热、防水，而且出奇地准确，一度成为有史以来最精确的计时器。
这款手表在机械意义上是抗震的，却给全球制表界带来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震动，问世后不超过5年就差点儿将瑞士手表工业拖垮。突然间，人们似乎都不愿意买又重又吵且每天都得上发条才能走得准的机械表了，因为用比机械表少很多的钱便可买到一款无须上发条的手表。这款手表的表盘上没有指针，而是一连串不断滚动的数字，可以将时间精确到几分之一秒，达到了此前只有在实验室里才能达到的精确度。1969年，钟表界发生了石英革命，也被称为石英冲击或石英危机。在此之前，有1600家瑞士钟表行，而到下一个10年结束时却只剩下了600家，从业人员的数量也减少到了原来的1/4。
然而，精工却没能为该发明申请专利。精工的科学家也乐于承认，这种石英计时机芯是许多人的智慧结晶。精工也很愿意让他国遭受冲击的制表业追赶上来，而后者也确实追赶上来了。1983年，斯沃琪(Swatch)手表的出现使瑞士手表工业重新焕发生机。但此时，精工已经站稳了脚跟，正以惊人的速度生产着石英表（见图10-2），同时赚取了可观的利润。
图10-2 石英表
注：在日本北部盛冈市的精工总厂，每天都有超过2.5万块石英表从机器人装配线上制造出来，这些手表因精确度和合理的价格而闻名。
精工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上市，新一代的服部家族仍然参与管理，但只是担任受人尊敬的监督角色。可以说，精工的迅速发展导致管理层遭遇了一场良心危机，而这场危机源于精工对制表工艺的尊崇。
这就是矛盾所在。这种矛盾不仅在精工这一家制表公司有着明确体现，同时也在日本各地有着更为广泛的反映和折射。此外，探索这种矛盾也有助于解决我在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到西雅图机场的漫长沙漠之旅中开始思考的那个更具哲学意义的问题。
在更广阔的世界里，人们是不是过于看重精确度了？如今一味追求机械精确度的行为是否会给人类生存状况中一个与众不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蒙上阴影，进而导致其逐渐消失？
沉默的制表工匠
初秋的一天，我去盛冈市参观了精工制表公司总厂。当时正下着雨，低低的云层遮住了平日相当壮观的岩手山景色。一位高管陪我从南部乘火车来到这里，为天气不好向我道歉。我告诉他，在东京就像蒸桑拿一样，这样的雨天我感觉挺好的。精工总厂位于城西不远处的一个竹园内，树木在凉爽的细雨中缓缓滴着水，小路蜿蜒，隐入薄雾中。
这座工厂现代、简朴而又宁静。接待楼层以及我被带去听取简报的各个房间都异常安静，简直就像工厂放假了，只是找了几个人来和我说话。
结果是我想多了。再往上一层便是制造手表的地方，有大量的人和机器，但是依然非常宁静。没有一个房间需要戴耳塞或口罩，到处都给人一种安静、清洁和高效的印象。因此，这里更像是一个学院而不是工业厂房，更像是制表宗教的教堂而不像是工厂这样的地方。
4名陪同人员首先把我带到工厂的电子区去看制作石英表的地方。长长的走廊上装有大型单片落地玻璃窗，参观者可以看到在齐腰高的长长的生产线上，机器人正在组装零件。这条线在仓库大小的房间内蜿蜒。整个房间分为不同的区域，用于制作不同型号的手表，但各种手表的制作过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零件由料斗送入轨道，然后就像火车车厢被插到了移动的铁轨上一样，在需要的时候进入经过的线路。一旦重量传感器在坯件上检测到零件的存在，生产线上相应的工具就开始执行微小的任务，将其精确地固定在手表的恰当位置。添加了第一个零件的坯件便移动到下一个工位去添加第二个零件，然后是第三个零件，以此类推。房间内尽可能保持一尘不染，由身穿白大褂的年轻人监控机械长蛇般的生产线。只见他们不是在这里调整一下，就是在那里加一滴润滑油，每隔一会儿就微微弯腰为永不停歇的生产线维护引擎。
这条生产线日夜不停地运行，每小时生产1000多块手表，以满足精工所建立的巨大出口市场的无穷无尽的需求，该公司现在最大的利润便来自这个市场。这些机器构成的生产线就像一个巨大的铁路布局模型，不停地进行切割、按压、加热、刻痕、钻孔、去除毛刺、拧紧螺丝、将表面固定到机件上、将玻璃插到表盘上、将表带插入托架、将完成的手表装进盒子里，“嗡嗡”“呼呼”“咔嚓”“嗖嗖”“吱吱”等声响不绝于耳，确实令人着迷，只是这一切似乎与真正的制表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陪同人员可能从我的脸上隐隐看出了厌倦之色。其中一人笑着说道：“那堵墙后面有您想看的东西。”
1960年，精工还只生产机械表，设计了一款名为“大精工”的顶级手表。那是一款按照严格的标准手工制作的老式手表，其复古设计显然并非刻意，而是因为其设计师也是守旧之人。这款手表卖得很好，曾获得一个眼光挑剔的瑞士评审机构的各种认证，但是从未投放到海外市场，导致日本境外几乎无人知晓。
后来，石英革命爆发了。1969年，精工发明了石英表，将阿斯特朗及其后续产品投入大规模生产。结果发现，石英表的迅速走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精工自食其果。大精工机械表很快便滞销了。价格是一个因素，准确度也是一个因素：石英表年计时误差仅为几秒，而机械表的机芯比石英表贵得多，日计时误差在5秒之内就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全日本和精工都迅速对这款手表失去了兴趣，导致其销量暴跌，产量削减，多年来手工制作这款手表的中老年人也被解雇了。最终，精工于1978年放弃了这条生产线。
只是，现在似乎到了决定性时刻，看看日本人是否能够重燃对手工艺的热爱。还不到10年，董事会就做出了重启生产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精工曾半心半意地进行过徒劳的尝试，试图制造一款大精工石英表，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于是，服部家族连调查和焦点小组讨论都未进行便意识到，日本人对手工机械表有着挥之不去的热爱，而且愿意花钱支持制造手工机械表所必需的手工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管理者留存了所有被解雇的制表工匠的姓名和地址，以防需要他们修理当时存在的大精工表。复工的消息传开后，他们很快就成群结队地回来工作了。那些年纪尚不大的工人尽可能地留在工厂，在再次手工组装手表的同时，还培训了一批年轻的新骨干。这些新骨干至今还留在工厂里，在二楼那堵墙后的车间里工作。
在那个车间里，看不到生产线，也看不到机器人。从走廊里落地窗前放置的一个大沙发上，可以看到24个封闭的工作间。每个用黑檀木围起来的小工作间里都有一个270度的工作台，配备了现代制表业所有可以想象到的必要工具：强光灯、放大镜、计算机屏幕、个人工具架、镊子、微型螺丝刀、针手钳、抛光器、灰尘刷、钳子、显微镜、超声波清洗机、小珠宝盒、主轴、齿轮、主发条、计时装置。这些工具全都被放得井井有条，便于制表工匠取用。制表工匠头戴棉布白帽，身穿棉布白大褂，坐在定制的椅子上用双手制作手表。椅子的高度恰到好处，他们可以将前臂搁在工作台上，尽可能保证双手舒适。
我走到落地窗前，只见每位制表工匠都在默默地通过面前的照明放大镜凝视着一块小得难以想象的手表零件。在这里，训练有素的制表工匠可以做到公差仅为0.01毫米，有些甚至更低。从摆轮到游丝，从轮系夹板到擒纵轮，从上链表冠到擒纵叉，所有零件都是在这栋大楼里的另一堵墙后面手工制作的。可以看到，每位工匠都在用小镊子将相应的零件放入这个极小的洞、那个微小的空间或极小的螺纹槽口。大多数人都弯着腰，全神贯注地做着手头的工作。偶尔有一位制表工匠可能会抬起头来，可能会瞥见路过的访客，他会露齿一笑，然后再次低头继续工作。
每隔1小时，整个工作室的人都会休息10分钟，他们站起来伸展四肢，准备继续手工制作那些有史以来最低调非凡的手表（见图10-3）。这些手表可能不如百达翡丽、劳力士或欧米茄那么有名，但它们不断赢得各种瑞士计时奖。对那些懂得它们的人来说，它们的质量无与伦比。
图10-3 精工手工制表团队在进行公司规定的运动休息
注：在由机器组装廉价手表的楼层上，有一小队熟练的工人手工组装大精工机械表。这个团队每天制作大约100块手表，使用的零件从指针到游丝都是由精工制造的。
其中一位制表工匠出来休息了，此人名叫伊藤勉，45岁，身材微胖，和蔼可亲，自称是游丝专家。他喜欢游丝被触碰时蜿蜒起伏的样子。当然，只有制作完美的游丝才会这样。他大半辈子都在精工工作，想着要做到自己的双手或眼睛再也承受不住这种压力为止。不过，他的眼睛和双手目前都没有任何问题。他被归类为大师，是工厂里仅有的两位大师之一。
起初，伊藤勉在电子表部门负责维护生产线，却始终立志要进入机械表工作室，因为这里的关键要素是人工的完善，而不是石英表生产线的机器人效率。现在，他一天只做2块表，有时做3块。到了晚上，他就去用假蝇钓鱼。是的，他自己设计制作假蝇，然后自己系到钓丝上。他还从世界各地收集精美的手表。他注意到了我的劳力士“探险家”(Explorer)，但不愿对它的质量进行评论。我问他喜不喜欢石英表，他说石英表比他制作的手表精确很多。我又问他是否会戴石英表，他摇了摇头，说想想就浑身发抖。然后他笑了，看了看自己的大精工潜水机械表，接着便站了起来，说他得回工作间了，有一条特别费劲的游丝需要调整，他想在下班之前完成，否则就得晚回家了。握手道别时，他看着我的劳力士手表，露出了我只能认为是略带嘲讽的笑容。
精工每天生产2.5万块石英表，每周7天不停地生产。运气好的时候，伊藤勉和他的20多名同事从周一到周五制作的手工机械表大约有120块。在接待区，一个小玻璃柜里陈列着最新款的手表。标牌上写着：只要向接待人员申请，就可以打开玻璃柜，可以使用Visa信用卡。我犹豫了一秒钟，也就是大精工机械表走了一下的时间，然后问可不可以用我的劳力士手表交换。结果，大厅里的陪同人员发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声。我认为那是不行的意思。我走到温暖的雨中，凝视着一条竹林小径，只见一种微妙美丽的景色渐渐隐没在凉爽的秋雾中。
不精确的完美
几天后，我再次从东京北上，前往沿海渔港南三陆町，出现在我面前的景色却完全称不上赏心悦目。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大地震和海啸摧毁了数座城镇，南三陆町便是其中之一。6年多后，这座城镇仍然没有完全恢复。
在那个寒冷的下午，海啸肆虐，而在此之前，南三陆町还是一个运行良好的繁荣渔港，但人口数量和重要性在缓慢下降。尽管此地位于一个不受风雨侵袭的大海湾的湾头，但几乎没有渔民愿意冒险进入太平洋，因为没有必要。就在海岬峭壁的那边，一冷一暖两股洋流交汇，形成了一种非常适合各种可捕捞的海洋生物生长的海洋环境。
当地渔民养殖牡蛎、扇贝、章鱼和三文鱼，还有一种特别丑陋的生物，名为海鞘，又叫海菠萝，在更具冒险精神的东京厨师中颇受追捧。渔民们会乘晚上的火车将捕获的大量海产运到仙台枢纽站，然后换乘南行快车前往320千米外的城市：筑地早市的竞购者会以高价买下这些海产。因此，南三陆人生活富裕、安居乐业，只是心里始终都知道峭壁那边的海洋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破坏。1960年的海啸便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这场海啸是由智利地震引起的，所以日本人也将复活节岛的摩埃石像选为了城镇吉祥物，使之与更受尊敬的章鱼形象一起护佑这座城镇。
2011年3月的那个周五，在不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南三陆町长久以来如此安定的一切却变成了碎裂的浮木、扭曲的铁以及破碎的溺水尸体。虽然从表面上看，东北沿海有许多地方都遭到了类似的暴力破坏，但南三陆町却遭遇了特有的辛酸：一场悲剧突显了该地的苦难，使之比其他许多地方的苦难更广为人知。一位名叫远藤未希的24岁女子受雇向南三陆人发出洪水警报。在3月那个寒冷的日子里，尽管冰冷的洪水在她周围不断上涨，但她仍然坚守在南三陆危机管理中心的岗位上。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音乐家一样，她继续工作着，不停地拉响警报器，播放警报音乐，通过市政扩音器广播来袭海浪的高度和位置，直到洪水导致电源短路、扩音器失灵。
电影片段显示，洪水在危机管理中心的三层楼里越涨越高，可以看到人们聚集在屋顶上，一些人爬到了无线电天线上，只有一两个人还在下面；可以看到男人们顽强地坚持了几个小时，直到水位开始下降。在一个镜头中，可以看到他们身后有巨大的灰色瀑布从镇医院楼上的窗户喷涌而出，简直就像世界末日一般。但是扩音器里安静了下来，没有任何声音，这宣告着远藤未希已经溺亡。她在倒下前一直不停地广播警报信息，至今还被视为当地的英雄。
埋葬她的那栋楼的锈红色铁架仍然矗立在那里。关于是否应该将其像广岛原爆圆顶一样留作纪念，目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许多当地人希望将其拆除，镇政府还没有做出决定。
当时，南三陆町共有1.7万人口，其中1200人死亡，远藤未希只是其中之一。渔港周围陡峭的山丘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庇护所。他们有的生活在松树和雪松之间，大多生活在竹林中；有的在冰天雪地里疯狂地开车上路，而这通常需要使用轮胎防滑链。那天下午确实下了雪，万幸的是下得不大。人们在高处无助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七波大海浪淹没，进而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洪水退后，人们从山上下来。据说，他们都耐心而毫无怨言地收拾了残局，重新开始工作。
有人可能会问，他们从山上下来后需要做什么？海浪静止后，还有什么是屹立不倒的？毫无疑问，精密制造的东西所剩无几。
在南三陆町，用钛、钢或玻璃制成的东西所剩无几。在洪水中，拥有超精密引擎的船只已被摧毁；装载有精密仪器的汽车如谷壳般被抛来抛去；那些以微处理器为核心装有数百万个微型晶体管的电子设备都失灵了；远藤未希所在的大楼及其他建筑被冲毁、扭曲变形，进而开始生锈。精确无常的证据随处可见。雪松和松树等比较完美的树木也在洪水的摧残中变得破碎不堪。许多人被坠落的树干压死，或者随一堆破败的浮木被退去的洪水冲入海中，再也没有回来。
然而，不精确的东西仍然存在。在城镇周围的森林里，仍然有大量成片的竹林。雪松都已破碎不堪，松树也已被摧毁，而竹子还在那里。虽然不精确，也不完美，但幸存了下来。
竹子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使用，如篮子、衣服、工具、扇子、房屋、箭、帽子、盔甲、建筑材料等。尽管它看起来是一种强壮且生长迅速的树，但其实是草本植物。竹子以其韧性和弹性而闻名，无论再遭受多少次海啸，肯定都会重新茁壮成长，然后为人类所用。它会弯曲、回弹，会重新长出。在南三陆町，有的竹子还在那里，弯弯曲曲，血迹斑斑，但没有屈服；有的则迅速从种子中重新长出，一旦太阳升起，春回大地，它就会以每天长高约0.9米的速度变得实用起来。竹子是一种在数学上并不完美却非常有用的植物。
2017年秋天，当我离开纽约前往日本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一场以竹艺术为主题的展览。这场展览面向成千上万的人，经过精心策划，非常受欢迎。大多数展品都是装饰品，如花篮、茶具、礼品盒与小饰品，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用品。但展览也让参观者想起了所谓“人间国宝”的存在，那是日本对社会上那些最优秀的手工艺创造者的非常独特的奖励和表彰方式。
这些获得官方荣誉的艺术家的存在本身就提醒着我们，日本在这方面确实与众不同。在这里，这种独特的品质标志着人们对尺寸完整性的普遍态度。虽然日本对精确度有着全国性的推崇，但他们也正式承认手工艺对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承认手工制作和精确度不高的真正价值（见图10-4）。
图10-4 错综复杂的竹制手工艺品
注：这是2017年在纽约市举行的一场展览上展出的一件现代日本装饰品，表明尽管日本以高精确度制造而闻名，但还是为手工制作和精确度不高感到自豪。
“人间国宝”代表了一群杰出人物。他们通常年龄很大，毕生在漆器、陶瓷、木器和金属制品等不精确的艺术领域培养和磨炼技能，在社会上获得了正式的荣誉地位。他们具有的每一项技能的核心美德都是耐心，而这既包括学习工艺所需的耐心，也包括制作艺术品所需的耐心。
例如，古老的漆器工艺“大漆”就完美地诠释了不完美的创造，这种技艺在日本历史上已经过7000多年的磨砺。漆器艺术的核心天然材料是高大的落叶乔木漆树的剧毒汁液，这种树主要产于中国和印度，但几个世纪以来，日本和韩国一直在受到严格保护的森林中进行培育。树液采集者拿着小刀片和小桶，非常小心地在每棵树上切出细小的羽毛状凹槽，在切口愈合前收集滴落的树液，然后在接下来整季，都不再在这棵树上切割采集。一般来说，每棵树上可采集半杯树液，而每个容器里的黏湿树液都要用颜料调出不同的色调，从深红色到深黄色，再到烟草棕色，然后密封起来，直到大漆艺术家开始用它来进行抛光和装饰。
手工漆器（见图10-5）一般以木材为基料，通常是樟木和柏木，风干长达7年之久，以确保没有翘曲或开裂，然后切割成型，刨削至薄到几乎透明，即便不能透过它看清当天《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上的小字，也可以看出明暗或辨别出艺术家的五根手指。
图10-5 手工漆器
注：手工漆器是日本一种古老而受人尊敬的工艺的产物，是用受到严格保护的漆树的树脂制作而成，耗时数月。日本非常希望这些手工艺得到传承，因此授予这些精美物品最受尊敬的制造者“人间国宝”的称号。
然后将漆涂在这脆弱的木质基板上。用动物毛刷和细长平整的抹刀进行涂抹，涂得尽可能薄。每一层都在温暖潮湿的空气中风干，这样既能促进氧化，又能刺激各种酶的释放，有助于一层一层地硬化并使其永久化。可能要涂上20层，一层接一层，每次都要打磨光滑，所以每一层都涂在一个平整的表面上，这一层的平滑度会反映到下一层的平滑度上，直到奶油般柔滑的坚硬质地和表面掩盖了下面的木质结构，同时也增强了这个几乎看不见的结构。
接下来，风干、熟化，用木炭、皂石、麂皮和浸透黏土的丝绸碎片打磨漆器，使其表面微微泛光，这让它虽然没有任何光彩夺目或华美的装饰，却反射出一种近乎鲜活的柔和质感，只待涂上最好的油漆、金粉或银线便可完成。不言而喻，这最后的装饰过程可能需要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大漆艺术家要将墨水瓶、便当盒、水壶、茶碗打造成一件件经久流传的优雅之物，尤其是茶碗，可以在未来几个世纪代表日本的艺术传统。
现在，艺术家隐入幕后，有意将自己的艺术推到台前。耐心、精致的材料，再加上艺术家的远见卓识，这些都是构成最优秀的日本手工艺的基本要素。对于大多数有教养的日本人来说，无论艺术是通过漆器还是通过瓷器来表现，是通过复杂的金属加工还是通过木材的精雕细琢、连接与抛光来表现，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艺术是通过耐心、细心和温柔来表现的，而艺术家满怀崇敬与热爱之情。关键是人的参与。而人的参与绝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参与，因为在日本，艺术家只寻求与材料合作，而且是在时间的累积中做到这一点。他们不使用任何机器，而是使用经过几代人维护和完善的陈旧的手工工具。其成果可以定义一个国家和民族：看到漆茶碗，就看到了日本几百年来对其手工艺的热爱。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工艺都是对无常的赞颂。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如此充分正式地表明，必须同等重视、尊重和赞赏精确与不精确、机器与手工艺。在尊重钛的同时，当然也要尊重人类智慧和手工艺的产物，尊重竹子。现在，南三陆町正逐渐恢复往日生机，其山坡上便生长着竹子这种最典型的日本植物。
如前所述，在本书撰写时，竹制品正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
如今，人类迷恋于精密加工和完美球面轴承的价值，叹服于只有工程师才能做到的平整度，或许也应该更为普遍地学会接受自然秩序的同等重要性。否则，大自然迟早会覆盖一切。无论我们的发明是精确到了英国一先令硬币的厚度还是精确到了质子直径的几分之一，最终都将被一片片绿色的丛林包围，被一丛丛绿色的幼竹包围。
在不精确的自然界面前，一切都会衰落，无论多么精确都无法幸免。
后记 称量万物，时间才是终极依据
完美从时间中诞生。
——约瑟夫·霍尔主教(Bishop Joseph Hall)，《作品集》(Works)
人类在其文明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尝试测量万物。从这条河到那座山有多远？这个人、那棵树分别是多高？我应该买多少牛奶？那头牛有多重？我需要多长的布料？天已经亮多久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呢？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取决于测量，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社会进步的明确证据，就是度量系统的建立和体系化，这也包含了度量系统的接纳程度和普及程度。
度量单位的出现，自然是人类文明早期商业活动的产物之一。巴比伦人的腕尺可能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一批长度单位，后来罗马人发明了罗马尺，其他世界各地的人又发明了格令、克拉、突阿斯、市斤、码、半码等。在英国历史的早期，人们甚至用手掌、手指和手指甲作为度量单位。
然而，后来随着精确度的发展，人们需要的并不是一系列名称各异的度量单位，而是一个可靠的度量标准。这些标准描述了长度、重量、体积、时间和速度，无论这些度量单位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产生的，它们都可以被稳定测量出来。
标准度量单位的发展必然比度量单位的出现要晚得多。多年来，有关度量标准的制定依据一直在稳步发展，度量标准的来源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源于人类身体结构的一部分，由这部分的尺寸形成度量单位，比如英寸就来源于拇指或指关节的长度；第二种是源于某种人造的物体，比如一根标准的黄铜柱体或一个标准的铂块，如千克的标准原器；第三种利用了自然界中的一些永恒不变的参数，通过科学的测量和观测制定出一系列标准的度量单位。
更加科学的度量系统
1582年，伽利略朝着制定更加科学的度量单位迈出了第一步，他偶然间注意到了一件看似相当平凡的事情。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可能是传说，也可能不是：当时，伽利略正坐在比萨大教堂的长凳上，看着吊灯在教堂正厅上方来回摆动，而且摆动的频率是有规律的。后来伽利略用钟摆做了一个实验，他发现钟摆摆动的速度并不取决于摆锤的重量，而是取决于钟摆本身的长度。摆臂越长，钟摆往复的间隔就越长，摆动就越慢，而一个钟摆的摆臂越短，则摆动周期越短，摆动就越频繁。伽利略通过简单的观察，发现钟摆的长度和钟摆摆动周期的长短是相关的，并使长度单位不再是简单地从四肢、指关节和步长的长短中诞生，而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长度与时间联系了起来，使得可回溯的单位系统有了最初的一点进步。
一个世纪后，一位名叫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的英国神父提出了一个想法，即利用伽利略的发现来创造一个与当时英国传统的度量单位无关的全新的长度单位。当时，传统的度量单位是一根或多或少由官方背书的杆子，这个杆子的长短就是一码的标准。而威尔金斯在166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方案，制造一个单次摆动长度为一秒钟的钟摆，然后，无论这个钟摆的摆臂长度是多少，这个摆臂的长度就是新的长度单位。他又进一步提出了类似的度量单位的概念：有了这个长度，就可以依据这个长度创造出一个新的面积单位，进而创造出一个体积单位，而通过用蒸馏水填充这个新的体积单位，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质量单位。而上述提议的长度、体积和质量单位，都可以配合该单位的10倍大小的衍生单位，或1/10大小的衍生单位一起使用。这一提议使威尔金斯神父至少在名义上成为后来度量系统的概念发明者。但遗憾的是，国际计量委员会开始调查这个了不起的人物的时候，从未报道过他的那些提议，而他的提议也就逐渐被人们遗忘了。
但是，威尔金斯的提议并没有付诸东流，他的理念还是得到了支持，尽管是在一个世纪后，才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巴黎得到了官方首肯。这个方案得到了当时的政治红人、牧师兼外交官塔列朗(Talleyrand)的鼎力支持。在1791年法国大革命两年后，塔列朗向国民议会提出了正式的提议，该提议与威尔金斯的想法别无二致，只是在细节上进行了改进：米的定义为一秒钟摆一次的钟摆的摆臂长度，但是，这个钟摆必须悬挂在北纬45°。由于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引力场差异会导致垂摆的表现有些微差别，因此在下定义时控制纬度，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但塔列朗的提议并不能呼应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诞生的狂热情绪。法兰西共和历是由当时一些狂热的革命党人发明的，因此有一段时间，法国采用了新命名的月份，其中包含果月、雨月和获月，以20日为一旬，从首日开始，到第十日结束，替代原有的周，而且1天为10个小时，每小时100分钟，每分钟100秒。由于塔列朗提出的“秒”与革命党人提出的“秒”不统一，后者比旧历定义的秒短13.6%，因而，大多数国民议会议员为了坚决维护新立法的正统性，否决了这个提案。
可惜还得再过200年，科学界才充分意识到“秒”这个概念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但在这个故事所描述的背景下，在18世纪的法国议员的心目中，长度这个概念的地位可比时间要高得多。
法国的议员们抛弃了塔列朗的方案，转向了另一个设计度量单位的全新思路，因为这个设计思路与地球的天然属性更加相关，所以在议员们看来，更具有革命性。这个设计思路是测量地球的经线或赤道的长度，并把这个长度分成4000万个相等的部分，这样一来，每个部分的长度就是新的单位长度，这个单位就是新的基本测量单位。经过一系列激烈的辩论，议员们最终决定把经线当成参照物，一部分原因是经线穿过法国首都巴黎。然后，议员们还规定，为了使项目易于操作，在计算单位长度时，无须考虑环绕地球一周的整根经线，而是只考虑从北极到赤道的那1/4。因此只需把这1/4分成1000万份就可以了，每一部分的长度便命名为“米”。该词来自希腊语名词μετρον，也是一种长度单位，与英语中“米”一词的发音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