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看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的观察与思考（出版书）》
作者：李井奎
内容简介：
《在哈佛看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的观察与思考》是李井奎教授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撰写的观察笔记，结合2020年新冠疫情、中美贸易冲突和美国总统大选等重大事件，通过经济学视角剖析美国社会矛盾与治理困境。书中聚焦美国社会深层裂痕，涵盖毒品泛滥、种族歧视、医保困境、学区房压力等议题，并探讨了特朗普政府民粹主义政策对阶层分化和政治极化的影响。作者通过亲历观察，揭示了哈佛学术环境与街头抗议活动的张力，以及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割裂现状。
各方赞誉
推荐序一 精英意识与社会良序
推荐序二 在经济理论与学术的高地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前言 在哈佛看美国
I 哈佛学人与学术思想
哈佛校长的开学来信
迈克尔·桑德尔教授的公开课
傅高义：哈佛知识分子的缩影
阿尔钦的经济学
因果推断革命：寻找“另一个犯罪现场”
两代学人的哈佛之旅
Ⅱ 美国社会面面观
肆虐美国的“绝望病”
美国毒品泛滥与墨西哥禁毒之殇
那些吃低保的美国人，是被市场经济淘汰的吗
当美国梦遇到了学区房
美国总统选举背景下的华裔身影
在美国，为什么堕胎议题会撕裂社会
美国社会拉美裔化，正在毁掉美国的国民特性？
美国的丁真
美国的反智传统与美国的知识分子
把室友作为方法
Ⅲ 唐纳德·特朗普与美国总统大选
外卖骑手与特朗普修墙
不靠谱的民调
美国的税负都是谁在承担
混乱的首场美国总统竞选辩论
特朗普和共和党真的更善于管理经济吗
大势已去的特朗普
特朗普与美国媒体恩怨情仇的背后
疯狂特朗普的理性算盘
Ⅳ 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与种族歧视
要命的种族歧视
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的经济根源
美国警察执法到底有没有种族歧视
在美国，非裔美国人是不是更容易被判处死刑
Ⅴ 意识形态之争与美国的政治经济
改变美国命运的大法官之死
冤冤相报，共和党和民主党大法官之争的背后
移民真的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吗
被神化的杰斐逊总统
反垄断，下一个是谷歌！
经济创新与社会宽容
凯恩斯的智慧
Ⅵ 告别美国
阿尔比恩的种子：告别马萨诸塞
在纽约与美国说再见
结尾 写在归国隔离结束之日
后记
各方赞誉
2020年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黑天鹅，本书作者当时正好在哈佛大学访学，通过自身的观察把他对美国社会的感受表达了出来。无疑，独特的经历和经济学科的视野，让本书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解美国的视角。作者文笔极佳，叙事颇有代入感，使得本书不仅富有思想深度，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史晋川
经济学家，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大疫能帮助我们更透彻地看到一个社会的底色。作者在本书中十分冷静地重新审视了美国社会、美国历史和一代人心中的美国印象。这种着眼当下、超越现在的思考一定会裨益于未来。
——刘守英
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在疫情冲击与大选喧嚣之际，李井奎教授身居美国，以经济学的逻辑和对美国历史、文化与政治的深刻理解，向读者展示、剖析了当今美国的各种社会现象。作者对美国社会问题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思考，对于没有机会亲临美国、阅读美国的读者而言，既有光怪陆离之感，也有醍醐灌顶之震撼，更体现出一位年轻经济学家的智慧、责任与人文情怀。
——李 晓
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20年在哈佛大学访学一年，李井奎巧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上半年的传统课程中断，让他有充裕的时间与心情，逛遍大波士顿的景观，也浏览了哈佛大学惊人的图书馆与博物馆。疫情反而是难得的体验，让他独享宽敞的法学院图书馆。30年前，我也在哈佛大学待了一年，也完成一本书稿，对井奎的心境与雀跃感同身受。这一年是我们学术生涯的转折，只是差了一个世代。他的朝气让我感受到岁月的巨轮，他正在奋力奔进，而我已在“沉思往事立残阳，当时只道是寻常”。期盼井奎范例，能启发更多的学界生力军。
——赖建诚
经济思想史学者，中国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
非常之时，非常之地，一个中国经济学人的美国观察：独立、专业、理性，且不乏热情与关切。透过其笔端，读者不仅能领略作者分析问题的客观和冷静，也能感受到其悲天悯人的情怀。
——梁治平
法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在灾难当中，有时候最能看清楚一个国家的运行机制。作者在疫情这样的大环境下，虽然被“封锁”在美国，但也给他提供了冷眼看世界的机会。结合美国上下几百年的历史，作者以专业且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真实的画卷，值得一读。
——董保华
劳动法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因女儿在美国留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所以我这几年常去美国。时间短则数周，长则数月，自己觉得对美国应当是比较熟悉了。但如果有人要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描述一下美国，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特色，我还真感到非常困难。在读了李井奎教授的大作《在哈佛看美国》后，我发现我这个问题被解决了。李教授以亲身经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美国的社会特色进行了客观描述，读完这本大作，基本上就可以了解当代美国社会的主要轮廓了。
2020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里，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世界，美国更是被其折腾得苦不堪言。再加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在全美引发的“黑命贵”运动，特朗普与拜登的总统选举大战，美国各种典型的社会问题在这个多事之秋几乎是全部显现了出来。李教授的这本大作，对这一年暴露的美国社会的典型问题作了非常精彩的介绍。在写作技巧上，既有宏观场面的描述，也有典型案例的介绍；既有理论层面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也有具体事件的生动描述、详细介绍。读后如同亲临其境，感悟颇深。建议有兴趣了解美国社会特色的读者都能认真读一遍这本大作，尤其是对第一次去美国，或准备去美国学习、生活的人。认真读一遍这本著作，将对你更好地了解美国，适应在美国的生活提供意想不到的帮助。
——曹立人
浙江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读过许烺光先生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也读过费孝通先生的《美国人的性格》，前者是人类学家，后者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都是在中国历经战乱和坎坷之后看美国。井奎教授新作《在哈佛看美国》，是经济学家看美国，是新时代、新视角下的美国，将带给我们新的思考。
——曹正汉
社会学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经济学人的眼光不总是聚焦于投入和产出的利益计算，而是清明的理性。经济理性也不只是单向度地发现“看不见的手”所具有的自发调节功能，因为“看不见的手”有时是市场，有时是更隐蔽的精神。精神可以在人的灵魂深处撑开一片明亮的天空，引领我们在迷茫、混沌、恐惧甚至绝望的时刻，具有某种理性反省的能力，接纳他人批评的气度，展开有意义的对话，从而与自身和解、与世界和解。
我特别羡慕作者在疫情大暴发时，在各种乱象丛生时，能够聆听美国伦理学家是如何讲病毒大流行背景下的伦理学的，这种伦理学不是发布道德命令，不是言不由衷地鼓动别人，而是在各种主观立场之间展开对话讨论，看究竟哪一种行为方式具有更为正当的理由。这才是激发理性的力量，是帮助我们走出撕裂与恐惧的力量，是促进社会凝聚的力量。该书的可贵之处就是以亲临现场的第一视角，观察到了在这个急剧变革且充满不确定的时刻美国的社会万象，作出了理性的分析和独到的判断，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在其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病了并不可怕，只要不拒绝医治，还有生的希望。
——邓安庆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诗经·小雅·鹤鸣》
推荐序一
精英意识与社会良序
汪丁丁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开篇不易，因为释题很难。井奎这本书，是他在哈佛校园访学一年的新鲜观察与切身感受。我读他写的文稿，最常想到的是普遍见于人类社会的“精英失灵”现象。事实上，井奎记述的美国社会状况，必须置于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社会过程”学说的视角下才可能获得对于“社会良序”的深层理解。
2004年，我第一次解释“精英意识”为何与“精英”有本质差异，似乎并不顺利。于是，2007年，我在《IT经理世界》专栏里撰文“什么是精英意识”，给出了更完整的解释。2014年，我与周濂在他主持的《东方早报》“思想评论”（周刊）栏目有过一次冗长的对话，分三篇刊发。其中第三篇，财新网2014年8月14日转发时所拟的标题是“涌现秩序和社会公正——与周濂对话（三）”，以最长的篇幅，将“精英意识”与“精英”的区分嵌入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详见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旨在引出任何社会都必须持续求解的“精英失灵”问题。那篇长文，我现抄录一段对诸友理解我这篇序言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文字：
不论如何，一个社会的精英不失灵，需要同时满足三项条件：其一是保持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其二是有能力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不必达成全体一致的同意，此处共识的程度旨在动员足够的政治资源以求解达成共识的基本问题；其三是求解基本问题确实缓解或改善了社会状况而不致发生社会革命。反之，若上述三项条件的任何一项不能保持，就是精英失灵了。可见精英不失灵是很难的，于是要有足够高的纵向流动性。测度一个社会的纵向流动性，我们主要考察它的下层成员向上层流动的速度和规模。40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出版过一本关于组织及其限度的文集，他在书中提出了一项原理或任何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我大致概括阿罗提出的这一原理，可列出三项命题：其一，任何组织必有科层结构；其二，科层结构较低层次的成员拥有较丰富的信息，而较高层次的成员拥有较大的决策权；其三，存在最佳的科层结构使得信息因自下而上流动而失真导致的成本，与决策因自上而下传递而导致的执行成本，两者在边际上相等。我常说，阿罗的贡献绝非若干次诺贝尔奖可以覆盖的。刚才介绍的这一原理，值得单独颁发诺贝尔奖，姑且称之为组织学基本定理。在转型期社会，精英很容易失灵。根据阿罗组织学基本定理，我们若希望中国转型期和平稳定地推进，也就是希望通过持续的改良而过渡到一个更好的稳态社会，我们就应改善社会的纵向流动性。许多处在较低层级的社会成员，因为有更丰富的信息并且对重要问题有敏感性，于是能够提出重要的问题。关键是他们的声音被遮蔽了，因为他们不是精英。这些人，我称为具有精英意识的社会成员。精英意识与话语权相匹配的人，才是精英。这是中国转型期社会最不同于西方稳态社会的，我称之为“转型期社会首要特征”的转型期性质。
在西方，英文中的“elite”（精英）是法文，源自拉丁文“eligere”（被选中的）。根据大英百科2016年11月30日发布的“elites”词条，精英可分为两类——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维基百科“elite”词条的篇幅远长于大英百科，主要基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发表于1956年的名作《权力精英》。与米尔斯对资本主义权力精英的这一批判强烈互补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发表于1976年的名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两位社会学家揭示的，正是被我称为社会演化基本困境的“精英失灵”现象。既然是基本困境，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演化必难回避。在中国传统里，与“精英意识”对应的是“忧患意识”。孔子《周易·系辞下》有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良序（well order），因为要与数学的定义相区分，故我在标题里写为“社会良序”。在英语中则不必如此，例如，戴维·米勒（David Miller）《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牛津通识读本）开篇区分“good governance”（善治）与“bad governance”（恶治）。善治，就是社会治理的良序。中国传统有“善政”之说，孔安国《尚书·大禹谟》有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俞可平2014年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论证：“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指出：“所谓‘善政体制’趋向‘善治’，指的是要朝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和廉洁政府等五个方向努力。”中山大学何艳玲教授对俞可平教授的专访，以“中国治理之谜”为题刊于《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年第1期，财新网2021年1月19日节选转载，标题是“探寻中国治理之谜”。其中有这样一段：“我反复研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发现并概括出了‘亚里士多德之问’：为什么同一批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有时这么贫穷、有时这么富裕，有时这么野蛮、有时这么文明，有时这么专制、有时这么民主，有时这么保守、有时这么开放？亚里士多德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产生和规范权力的政治制度。为了寻找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亚里士多德晚年带领1 000多名学生考察了158个古希腊城邦，并撰写了政体考察报告，很可惜因为时代久远只留下了《雅典政制》这本残破不全的著作。他追求的是人类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我认为，这个谜底我揭开了。在2020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上，我发表了关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治不是君主制或贵族制，而是民主共和制。”
制度与人的行为模式，两者必须匹配。这是一项基本原理，是我几十年制度研究的心得。它在我35年前的一篇工作文稿里的最初表述是：“特定的文化土壤养育了人及制度。”2020年7月4日我的财新博客文章对它的最新表述是“制度是群体的信念表达”。令人满意的制度，核心是人而不是制度。好的制度，应维系于人的忧患意识。
有据可考，3000年世界经济史。在历史的“局外人”视角下，基于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样本，似乎有500年兴衰的周期律。人烟稀少的区域，其兴也勃焉，车水马龙，繁盛荣达；人口稠密的区域，其亡也忽焉，人去楼空，断垣残壁。阿西莫格鲁2003年撰文列出了“财富源泉得以涌流”的三项条件：其一是产权保护足够普遍；其二是精英群体足够自律；其三是纵向流动性足够高。
良治社会激活企业家潜能，这是经济发展的通例。首先是“斯密-杨格”定律，由下列环节构成良性循环：（1）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千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称为“国民财富的源泉”；（2）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度，受制于市场的广度；（3）市场的广度依赖于货币收入购买力的增长，货币购买力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其次是“奈特-诺斯”命题：“政治的和经济的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社会演化的核心驱动力。”这里，企业家精神表现为三大特征——敬业、合作、创新。
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市场广度的拓展，依赖于社会成员身上蕴含着的企业家精神在多大程度上被激活。良治，能够充分激活社会成员身上蕴涵的企业家精神。阿西莫格鲁列出的三项特征可详述为：（1）足够广泛的产权保护。在这里，受到保护的不仅限于君主和贵族的产权，还扩展至平民百姓的产权。商鞅变法，取信于民而后效。保护产权是承诺，是社会契约，非有足够广泛的信任感而不能生效。足够广泛的社会信任，固非一日之功，却可毁于一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是复杂社会的通例。（2）充分自律的精英群体——“充分自律”可定义为使足够广泛的社会成员有尚且满意的发展机会。这里，精英可定义为“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并且被社会认为是重要的故而拥有社会权力的社会成员”（详见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精英可能丧失对于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的敏感性却依旧拥有社会权力，同时，未获得社会权力的社会成员可能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保持敏感性。这样的错位，又称为“精英错位”，常见于转型期社会，也常成为社会瓦解的主因。（3）足够高的社会纵向流动性。这里，“足够高”的含义是：首先，精英群体能够吐故纳新，从而长期保持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的敏感性；其次，社会各群体不致固化为“阶级”，从而不致形成摧毁社会根基的“阶级斗争”。
哈佛大学明星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于2020年出版的新书The Tyranny of Merit ，中译书名“精英的傲慢”，也可译为“贤能的暴政”或“精英的暴政”。桑德尔指出，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这种鸿沟，部分是由不平等造成的，部分与人们对于成败的态度有关。那些在社会顶层的人认为自身的成功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那些失败者不应归咎于任何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这样的态度源自一种看似吸引人的原则——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么成功者就应该获得奖赏，这是“优绩主义”的核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晚年多次讨论（我收集了三篇不同的文稿）决定个人财富的四项因素，依重要性排序分别为：（1）随机冲击，即偶然因素的影响。我在北京大学与学生们讨论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学生们认为，越是自由市场经济，这一因素就越重要。而在中国社会，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也许应该排在第四位。（2）可继承的社会关系，学生们认为这一因素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最重要，应排在第一位。（3）个人禀赋，即通常所谓“聪明才智”。在美国这样的社会，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排在第三位。我的学生们认为，这一因素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大致也排在第三位。（4）可利用的资本，包括教育和资金等。我的学生们认为，这一因素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应排在第二位。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3年以专著《21世纪资本论》闻名于世，次年访问北京，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谈及如何解决当代普遍的“贫富两极化”难题，他认为累进所得税似乎是唯一的方法，同时他也指出，能够有效“均贫富”的累进税率应至少达到65%，但缺乏现实可行性。
我受《经济学消息报》主编高小勇委托，于1998年与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做访谈。其中，与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谈话最精彩，2020年12月6日我在财新博客重发了访谈文稿，开篇为精选内容，以下是第一段。
萨缪尔森：这是市场经济的实质：一些人努力工作，一些人走运，而另一些人则不那么走运，还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受到更高等的教育，等等。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曾经总结过，当经济发展的时候，收入不平等程度（例如以洛仑兹曲线或基尼系数描述的）会加剧，然后，当经济发达以后，不平等程度开始降低。但是，大多数不平等程度降低的情况是与“福利国家”联系起来的，而现在西方正在转向自私自利的社会……
1992年，中国经济还未完全苏醒。直至2000年，中国经济仍处在和平崛起的初期阶段。故而，今天重温萨缪尔森的预言与皮凯蒂对财新记者强调的观点——《21世纪资本论》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响应，自有一番新意。
瑞·达利欧（Ray Dalio）2021年的新书《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以长期历史视角，考察13个帝国的兴衰周期（见图0-1），凸显了达利欧的“中美冲突无法避免”之预言。
图0-1 公元600年至公元2020年主要国家的实力曲线
图片来源：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我注意到达利欧绘制的中国实力曲线，有三个顶峰。第一个是唐代，第二个是宋代。学界关于这两次实力顶峰，争议不大。第三个顶峰，达利欧绘制的图示表明，似乎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峰值，其一在明代后期，其二在清代中期，并且在1950年跌到谷底。这样的判断，显然会引起很大争议。而学界关于美国实力衰退的讨论，虽未定论，也大多认可衰退之判断。
在另一幅插图里，达利欧特意用圆圈标明了中国实力曲线与美国实力曲线在2020年的上下交汇。为强化这一预言，他在另一篇推文里提供了2021年新书中的另一张图片（见图0-2），该图以八项指标体现了1800年至1980年中国实力的变化情况。
图0-2 1800年至1980年的“中国崛起”曲线
从图0-2所示的终点继续前行，经过40年的努力，2020年中国社会有了数以百计的亿万富豪和数以万计的千万富豪，还有数千万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家庭。尤其是城市地区的老住户，变卖一套房产即可获得数百万元可支配收入。在中国人口各年龄群组当中，显然，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群，因缘际会，在最好的年龄收获了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最丰硕的果实。我在北京大学讲授EMBA课程，学生大多来自这一代群。
顺便提及，我的研究表明，根据中国人口代群的早年经历与心理结构，其实不能以诸如“80后”和“90后”这样简单的代群来划分，而应当以诸如“75后”“85后”“95后”这样的代群来划分。井奎属于我的学生当中最优秀的那一群，他1978年出生，是“75后”。与我在北京大学共同创建“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丁利，属于“65后”，北大毕业即加盟中山大学法学院，10多年来，准备以副教授终老，2020年晋升为教授，令我喜出望外。井奎著述勤奋，若干年前晋升为浙江财经大学教授，2020年在哈佛访学，见闻颇丰。他的这本文集，是初到美国所感最可表达的印象，而将来必有更深层的感受在适当时机涌现于他的思想世界。
我出生于1953年，似乎介于“45后”代群与“55后”代群之间，是“红色中国”的同时代人。对我少年时期影响最大的，是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共产党人。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理和思想，很大程度上必须继承20世纪“百年革命”的遗产。
回顾20世纪的“百年革命”，从晚清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到延安的共产党人，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不论有怎样千差万别的表达，能够在数百年之后凸显于历史长河的，恕我冒昧预言，仍是“争取平等”。这样的努力不仅普遍见于人类社会，而且普遍见于动物的等级社会（例如已有一亿年以上历史的龙虾社会）。虽然，人类争取平等的过程显得格外惨烈。只要存在“等级”，就有争取平等的斗争。我甚至可以说，物竞天择在种群内部的表现形式，主要就是争取平等的斗争。
维基百科中的“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词条，最新编辑于2021年4月12日，与我印象中的起源有差异。据我年轻时的印象，这一名词伴随着1825年12月14日旨在推翻沙皇统治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并随这些被列宁称为“贵族革命家”的流亡而汇入巴黎时尚。据维基百科，最早使用这一名词的是波兰知识分子、反抗沙俄统治的领袖人物布劳尼斯拉夫·特伦托夫斯基（Bronis?aw Trentowski）。继而，波兰文的单词“intelligentcja”汇入俄文，再汇入法文和英文，至今带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尾缀“-sia”。不论“知识分子”这一词语起源于波兰还是俄国，它最初的含义都是“接受优良教育的人为弱势群体的平等权益而斗争”。
今天的政治哲学家更喜欢讨论“正义”，因为“平等”显得偏激，虽然平等诉求是动物的深层心理活动。据我观察，最接近社会现实的正义原则，常识性的表达是“基本的平等与可容忍的不平等”。罗尔斯正义原则，是这一常识性表述的一个版本。正义诉求的最初表达源自拉丁文的英译：to each his due（直译：给每一个人他应得的）。“his due”，意为“他应得的奖或惩”。古代社会讲奖惩天定，但人内心还有标准。天人不一，人可有正义诉求。
特定社会为满足社会成员平等诉求可能付出的代价，随核心价值观念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斯坦福大学古代史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2015年出版了他的“文明三部曲”之三：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How Human Values Evolve （暂译“狩猎采集者、农夫、化石燃料——人类价值如何演化”）。他关于三大社会类型核心价值的研究表明：（1）农耕社会可容忍的不平等程度远高于工业社会；（2）狩猎采集社会可容忍的不平等程度，是三类社会当中最低的。
顺便列出莫里斯“文明三部曲”的前两部：（1）《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2）《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我必须立即补充列出斯坦福大学另一位古代史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于2017年出版的著作，关于平等的长期研究结论：《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
从图0-3中可以看出，自公元前7000年到21世纪，西方社会的“不平等曲线”经历了三次激烈平等时期：（1）罗马帝国衰落以及大规模瘟疫；（2）“黑死病”泛滥；（3）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图0-3 欧洲的长期不平等趋势
图片来源：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历史经验从西方推广至世界，沙伊德尔列出了激烈平等的四大机制：（1）大规模瘟疫；（2）全面战争；（3）社会革命；（4）国家解体。
在沙伊德尔长期史视角下的这条不平等曲线，第一次激烈平等发端于罗马帝国解体，以及史称“查士丁尼瘟疫”的第一次大规模瘟疫；第二次激烈平等的直接原因，是肆虐欧洲200年的“黑死病”；第三次激烈平等的直接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人们通常认为由此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借用莫里斯的分析框架，农业社会的财富形态是土地。“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减少1/3～2/3，土地荒芜，财富随之迅速消失。据钱穆考证，魏晋南北朝长达400年的混乱局面，同样导致土地荒芜，财富消失殆尽，堪称中国的“黑暗时代”。第三次激烈平等发生在工业社会里，财富的主要形态是金融。故而，第三次激烈平等，不仅彻底而且迅速。
纵观沙伊德尔这张图，最左端的时间是距今约9000年前，恰逢农业社会发端。有据可考的三次激烈平等，时间特征是上升缓慢而下降迅速。这个特征很符合常识：积聚财富所需的时间远长于摧毁财富所需的时间。每一次激烈平等化的时期之后，都会有一段漫长的社会经济复苏时期。也因“平等”所需的时间太短，我才用了“激烈”这一修饰语。华尔街的常识是，漫长攀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贬值至33%的水平所需时间的10倍。灾后社会财富的重新积累，大致是在类似的基础上达成的：信任，必须重建普遍的信任关系。
制度与行为，两者相辅相成、共生演化。广义而言，制度是群体行为之规约。有“天下大同”的群体行为，有“退而求小康”的群体行为，未见有悖于群体行为而能运行之制度。故而，在人类演化的目前阶段，“六亿神州尽舜尧”固不可求，遂常见与小康群体行为匹配的社会制度。在小康社会里的精英群体，最难保持的就是精英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西南联大的精神，于民族危难之中最易激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70多年的和平时期，所谓“好时代”（good time），养育了几乎三代“软弱的人”（weak men）。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 (1) 常说的“人与势循环”，有丰富的制度寓意：好时代养育软弱的人，软弱的人造就坏时代，坏时代养育坚强的人，坚强的人造就好时代。
美国的衰落，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软弱的人）成为社会中坚（20世纪60年代）之时，克林顿是“软弱的人”的总统，彻底摧毁了白宫200年来深得信任的宪法形象。有鉴于此，特朗普专权，不再令人惊讶。当然，他的行为已构成对美国宪政的严重挑战。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早已意识到美国宪政的社会共识正在瓦解，故而，他在1998年对我说，他晚年最希望促成的是50州州长会议，重新缔结美国宪法。这一行动，布坎南称为“宪法革命”，不是温和的修宪，也不是激烈平等的社会革命，而是在宪法框架内重新缔结宪法。可惜，他设想的第二次大陆会议至今无法实现。究其理由，当然是“精英失灵”，请诸友回到开篇重温我列出的精英失灵的三项“充分条件”，即其中任何一项条件都足以导致精英失灵。
我用两天时间写完了这篇冗长的序言，颇有借题发挥之嫌，但确实有“点睛之笔”的初衷。井奎文集的记述，在长期史视角下，是他在特定时空采集的样本，非置于长期史视角下而不能感受其深层的问题意识。
2021年4月18日
于夏威夷帕克兰寓所
推荐序二
在经济理论与学术的高地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韦森
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20年，注定要载入不断向前延伸着的当代世界历史。这一年，有两大事件相继发生并在继续向前动态发展。第一，自2008年起，当今世界的两个经济大国——美国与中国（两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40%）在贸易、外交、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继续交恶（但中美两国在2018年互相大幅度加征了贸易关税后两国贸易实际上仍在增长），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新的冷战格局。第二，新型冠状病毒从2020年初出现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对世界各国经济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有超过两亿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由此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36万。更为要命的是，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还在世界各地不断传播和变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至于世界各国能否在未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还是人类将与之永远共存，在目前看来还是个未知数。实际上，2020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的大流行，已经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手段及形式，并对各国的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除了世界范围内的这两大事件外，2020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靠Twitter治国的共和党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决年迈的民主党人约瑟夫·拜登的波谲云诡的总统大选，不仅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动荡，实际上也对中国社会乃至全球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和冲击。
就在中美贸易冲突、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和肆虐，以及美国大选这三件影响当今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叠加在一起的2020年，一位现在浙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中国青年经济学人李井奎教授，却有幸进入哈佛大学访学一年，在波士顿这个神圣的学术殿堂和理论思考的高地上，静静地观察和思考这三大动态事件的演变和发展，写出了两本经济学观察和随笔集：一本是不久前已经出版的《大侦探经济学》，一本则是目前这本《在哈佛看美国》。
我和井奎教授相识、相知已经十几年了。记得我们最早在杭州见面时，井奎还在浙江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近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看到他毕业执教后在经济学研究和写作方面突飞猛进、硕果累累，我由衷地替他感到高兴，乃至为之赞叹。尤其是最近几年，井奎教授矢志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集》（共11卷）的翻译巨事，其学术愿力和理论贡献，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老兵，我个人更喜见并热切地期盼着包括李井奎教授在内的中国新一代经济学人的成长和崛起，并期望他们能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乃至经济学的理论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故他这本《在哈佛看美国》即将出版，盛情邀请我写序，自感是十分当为和荣幸之事。但是唯一感到抱歉的是，由于近年来穷忙不已，文债堆积如山，答应为井奎教授的这本新书写此短序，竟然蹉跎了数月之久，一拖再拖，直到近日，才能交付。
回到井奎教授的这本经济学随笔集上来，我觉得应该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三件巨事交缠在一起且互相影响的2020年，身在波士顿的井奎教授并没有对中美贸易战以及双方意识形态的冲突给予较多的关注，而是根据自己的亲历和细心观察，论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美国的冲击及其后造成的社会危机，还有美国大选风云以及美国内部的种种社会问题。本书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国病了。她变得敏感、多疑、偏狭”。这已为这本书点题了。
当今美国社会，无论从美国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还是在即时历史节点上而观，确实有病，且病得不轻。美国之病，既不是指自2020年第一季度起新型冠状病毒已感染了超过3700万的美国人口，且已有超过63万的美国人死于病毒感染，随之美国经济也遭受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最严重的增速下行；也不是指自2017年起，唐纳德·特朗普开始的“Twitter治国”，平均每天发十几条推文，扰得美国举国上下不得安宁——特朗普相信他在美国乃至世界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且毫不掩饰地宣扬他的美国优先政策。美国之病，也主要不是内部的种族歧视，枪击案不时发生，毒品泛滥且屡禁不止，乃至堕胎案撕裂美国社会……美国之病，甚至主要并不在于美国2018—2019年金融风暴后经济的缓慢恢复性增长，而主要在于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普及导致的货币数字化，美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上的差距继续拉大。这自然导致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实际上也构成了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不同经济政策的基础。当今美国社会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拉大，美国社会价值观和政府经济政策上的撕裂，也在美国两党的治国之策上反映出来。是对富人征税来弥补政府财政亏空，还是对公司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对美国社会当下问题的应对之策。
美国社会的撕裂，集中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反映出来。特朗普总统在败选月余后仍不肯认输，最后在2021年1月6日竟然发生了大批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冲击美国国会事件。这一事件导致5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致后来200多人遭到起诉。大批追随特朗普的极端主义者暴力冲击美国国会的事件，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也说明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和美国社会病的加深。还有一点可能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美国之病，还在于美国整个社会在最近几年似乎患上了多疑症。当下，美国和西方的自由世界好像突然感到了20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来自地球另一端的挑战，以致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乃至文化上，全面围堵和制裁中国，变成了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以及美国大多数主流社会人群的共识（这一点，井奎教授的这本书中所谈及的并不多）。
美国是病了，且在目前看来仍然病得不轻。这些病症，被身在哈佛大学访学一年的李井奎教授亲眼见证，用他优美的经济学写作的文笔捕捉和记录了下来，并用他缜密的理论思维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这使得这本《在哈佛看美国》，既有生动真实的现实描述，也有历史回顾和理论分析。
我这里要指出的是，如果在长时段的世界历史中反思美国社会的问题，也许我们就会发现，从1776年建国以来，美国似乎都在病中。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无线电广播、电视、计算机和移动通信网络的迅猛发展，打开美国这个“自由社会”的任何电视、广播、报纸、新闻杂志乃至Facebook和Twitter，几乎都是播报发生在美国各地的游行、暴乱、暴力、凶杀、自杀、校园枪击、吸毒、偷渡、政府官员行政舞弊、政党和政客相互攻讦，乃至同一政党内部的勾结、分裂、谩骂之类的新闻。但是，建国200多年来，美国社会和美国经济就是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病症中不断成长的。尽管美国经历了1873—1896年的超长经济危机，1929—1933年的大萧条、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经济滞胀，乃至2008年的金融风暴，但美国经济总是能够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并不断成长。即使在2020年，美国有超过3000万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数十万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美国经济在2020年第二季度也曾下降30%多，但一旦病毒传播稍微得到控制，美国经济就能迅速恢复，以至于在目前疫情尚未远去的情况下，预期美国经济在2021年会有超过6%的恢复性增长，失业率也已经迅速降到6%以下。在一个人均GDP超过6.5万美元的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仍能达到6%以上，且多年年平均GDP增速能在3%上下，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制度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美国在基础科学研究、应用技术创新和金融体系运作等多方面，仍然引领全球，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超越。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下，美国经济虽然出现了下行，但美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居民储蓄和消费不降反增（这当然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美联储大规模地印钞和美国财政部在救济美国家庭方面拼命发钱）；美国的证券市场在疫情开始时稍有下滑，但随后高歌猛进、一路上扬；美国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房价猛涨，这又导致美国家庭的财富持续增加。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其制度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才是经济学家们所应思考和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