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对走出“大萧条”有没有帮助？（第九章“‘大萧条’的幕后真凶”）.4
所以，平台与其他平台竞争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算法不断改进。平台不会与骑手竞争，与骑手竞争的是其他骑手。把骑手困在系统里的，不是平台、不是算法，而是市场经济本身。但，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谋生方式，至少，这是我们所知的能使财富创造最大化的谋生方式。当看完这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之后，你点开美团或饿了么的App，准备点餐的时候，我相信，你还是会选用时更短的那个外卖骑手。人们可以表现得很有情怀，但他们的选择从来都是冷酷无情的。
这让我想起了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我认为，如果你理解外卖骑手的困境，理解在看这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时感到义愤和同情的人们，也就能理解美国中下层人民的感受，以及他们为什么会选出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来。
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企业面临着来自全球的竞争，它们必须更有效率地组织资源，尽可能地压低成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由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涌入全球经济体系中来，许多美国工厂不得不搬离美国，美国制造业开始空心化。同时，来自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也通过各种方式来到美国寻找工作，与美国工人展开竞争。
我刚到哈佛大学时，去国际处注册，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刚刚从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的工科博士，他来哈佛大学做博士后。我问他一年的薪酬，他说只有5万美元。5万美元看起来很多，其实扣掉保险、租房、吃饭的费用，基本上所剩无几。出于礼貌，我压抑着自己的惊讶，但还是被他看了出来，他苦笑着说：“这些年到美国做博后的人太多了，你不做，后面一堆印度人争着要做呢！”我的室友来自中国东北，在美国一家很大的制药公司工作有两年时间了。他那个部门的经理经常告诫他，让他下班不要工作，因为这样会影响全组同事的工作表现和生活质量，对其他同事不公平。
我们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工人，当越来越多外国的技术工人和低技能工人涌入自己的国家，而你不得不放弃原来相对安稳闲适的工作状态、假期和福利与他们进行竞争，否则就会失业时，你会作何感受？支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精神，说说可以，但真降临到自己头上，恐怕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接受它。处在同样处境的美国工人，就像美团和饿了么的外卖骑手，也被困在了系统里。不过，不同的是，这些美国人可以通过选举选出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来应对。因为特朗普告诉他们，他要修一面墙，把那些偷渡来美国的劳工挡在国门之外！他要收紧签证，把大量的工作机会留给美国人！
经济学家们一向以其意见难以统一而著称，10个经济学家甚至会给出11种意见。但是，对于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的好处，却几乎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持反对态度。而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在创造更多总体价值的同时，人们对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这个问题，与“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要回答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分别。
特朗普总统要修墙，宣称是为了挡住从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人物》的这篇文章，在我们这些善良的人的心里，也修了一面墙。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要挡住谁，才能把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解脱出来。
2020年9月11日星期五
于波士顿公园
不靠谱的民调
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距离11月3日结果揭晓，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下个星期二，也就是9月29日，总统候选人前三场公开辩论会的第一场，将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之间展开。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目前落后于拜登7个百分点。
作为现任总统的特朗普，对这一次总统竞选也非常卖力。74岁的他马不停蹄地在各个摇摆州奔走，不顾可能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毅然与选民进行近距离接触。这说明，他自己对这场总统竞选的结果，或许不像他嘴巴上说的那样自信。同时，他还不断讥笑拜登，之前给拜登起了一个“瞌睡登”的外号，现在由于拜登很少出现在各州，下基层与选民进行近距离接触，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作“海灯”（Hiden），也就是“藏起来的拜登”的意思。特朗普仗着自己身体强壮，比拜登小4岁，还不断秀肌肉，今天说拜登的身体状况可能无法支撑他执掌美国，明天说拜登如果参加大选辩论，怕是撑不过一个半小时。
特朗普总统对民调结果的这种敏感，其实大可不必。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一直领先于特朗普，但最终还是功败垂成。民调这种事，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但中间其实藏着很多玄机。
首先，距离11月3日的总统大选结果公布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一个多月里，双方的竞选竞争会更加激烈，也更为紧张。因此，这一段时间内，可能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得选情更加扑朔迷离。当年希拉里一直到大选前5天，还保持着6个百分点的民调优势。但就在此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向国会报告称，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子邮箱和服务器，违背了相关法律，此举使得希拉里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优势大幅收窄。所以，世事难料！何况特朗普如今是在任总统，手上的牌要更多，在10月份说不定还会带来什么样的意外呢！
其次，民调的抽样也面临重重陷阱。第一个陷阱，就是随机抽样。随机抽样是统计学中的一个概念，民调机构当然希望知道每个公民对总统候选人的支持意愿，但他们没有能力或受到成本限制，无法调查每一个人，所以就不得不通过简单的随机抽样，从总体中随机抽取一定的人数，比如一万人，来作为整体的一个代表。不完全随机抽样会带来偏差，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193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在这次大选前夕，有民调显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弗雷德·兰登（Alfred Landen）将以57%的绝对优势击败现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43%）。民调提到的这次选举获胜方将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胜利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在谁将成为获胜者这一点上却错了，结果是罗斯福总统最终以59%的支持率获胜。
1936年的民调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大错呢？原因是样本选择出了问题，这次民调的对象都是从电话簿和汽车登记文档中选取的。但1936年时许多家庭还没有汽车或者电话，这些基本上都是富人才有的，而富人大多是共和党人。这次民调没有从总体中随机抽样，导致抽到的民主党人较少，这才犯下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错误。现在的民调虽然会汲取当年的教训，但是，民调调查到的那些人会不会是最终投票的那些人，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谜。比如，网络民调的结果常常不能反映那些不太上网，或者不在网上表达意见的选民的意见，而这些选民往往是会积极参与投票的那群人。
最后，虽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总体支持率比特朗普高，但在关键的几个摇摆州，情况却并不乐观，他的领先优势非常微弱。各州的网络民调显示，拜登和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支持率不相上下。拜登在亚利桑那州仅领先1个百分点，在宾夕法尼亚州领先3个百分点，在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领先5个百分点。而这些摇摆州人口规模比较庞大，随时可能会倒向另一个政党，因此，这6个摇摆州对于谁能赢得11月3日的大选至关重要。在这6个州，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都很接近或者说在民调的抽样误差之内，这意味着两位候选人其实都没有明显的优势。
9月22日，拜登竞选团队发布了一封来自13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的联名信，这些人几乎涵盖了2001—2018年的一半以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认为，拜登的经济议案会带来“更快、更强劲和更公平的经济增长”。他们还说：“虽然对各种经济政策的细节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认为拜登的总体经济议程将改善美国的健康、投资、可持续性、复原力、就业机会和公平性，并大大优于特朗普提出的适得其反的经济政策。”
看到这么多经济学家为拜登站台，我真不知道这对拜登来说是福还是祸。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许多经济政策，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经济学家的确多有微词。特朗普总统直接撇开精英阶层，与中下层人民对话，在政策上迎合这些选民的偏好与心理，当然也招来了同样自诩为精英阶层的经济学家的反感。虽然如此，撇开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之争，现代经济学在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对于诸如移民问题、税收问题、国际贸易问题，经济学家通过收集数据，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为困扰美国民众的那些争论指明了新的方向。
但是，非常遗憾，很少有人愿意给予经济学家足够的信任，愿意倾听经济学家给出的忠告。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夫妇在其新作《好的经济学》 (68) 一书中，提到了2017年舆观调查网（YouGov）在英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该调查设置的问题如下：“当下列几种人就自己的专业领域发表言论时，你最相信哪种人的意见？”结果是，护士以84%的信任票排名第一，政客排最后，得票率为5%，经济学家的排名仅比政客高一名，得票率为25%。人们对天气预报员的信任度是经济学家的两倍。2018年，班纳吉和迪弗洛夫妇在美国也做了一项类似的调查，结果再次显示，只有25%的人相信经济学家在其专业领域内的见解，而政客的得票率则比英国更低。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么多经济学家支持拜登，很难说能够为他的总统竞选带来多少积极的影响。
在预测总统大选这件事上，经济学模型的表现看起来似乎并不出色，至少，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预测上，其表现就非常糟糕。
1957年，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出版了一本名为《民主的经济理论》 (69) 的著作，这是一部政治经济学名著。在这本书里，唐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中间投票人定理。这个定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家，要想获得多数人的选票，必须使自己的竞选方案与纲领符合中间投票人的意愿。也就是说，任何政党或政治家，如果要赢得选举的胜利，必须保持中间立场。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希拉里是恪守这一中间投票人定理的，而特朗普则选择了剑走偏锋，他提出的许多竞选主张与主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但是，最终胜选的却是不走寻常路的特朗普。
其实，唐斯提出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并没有错，只不过，这个理论有一系列前提假设，不满足这些假设，结论就无法成立。这些假设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对中产阶级的情况所做的设定。在唐斯看来，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中产阶级越多，那么整个社会就越不可能作出极端的选择，越不可能出现革命或者反革命。这样一来，政治就越稳定，社会经济生活就越可能走向理性，而不是走向极端。总之，中产阶级与社会的稳定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经济学家之所以不受西方社会民众的信任，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电视等媒体上自封的经济学家实在太多了，他们通常顶着某银行或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头衔，本质上却是其所在机构的利益代言人，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视而不见。严肃的学院派学者，却又往往不愿意发表意见和预测。而让民众严肃思考，总是不如迎合他们来得容易。
第二是刚才提到的经济理论往往有着许多假设条件，而现实情况很可能无法满足这些假设条件，致使许多经济模型的预测都落空了。经济学家在预测方面的糟糕“业绩”，也是他们不被信任的重要原因。
就比如唐斯的这个中间投票人定理。如果我们观察到美国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不得不承受沉重的税负，所得既不如上层富人多，又要承担下层人民的许多福利支出，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不会用错唐斯的这个模型了。
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寓所
美国的税负都是谁在承担
2020年9月27日这天对特朗普总统来说并不十分愉快。他原本是打算在这个愉快的周末打一场高尔夫球放松一下的，最终却没有如愿。直到次日凌晨，特朗普总统仍然未能入眠。这位“用Twitter治国”的总统，发了一条新的推文，只有两个单词——“fake news”（假新闻）。
美国人都知道，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假新闻是什么。就在9月27日，《纽约时报》援引长达20多年的纳税申报数据爆料称，特朗普在过去15年中，有10年压根儿没有缴纳过任何所得税。在2016年，也就是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之前那一年，他也仅仅缴纳了750美元的联邦所得税。这篇报道中还特别提到了特朗普的各种避税操作，比如，他通过连年报告巨额亏损来规避税收等。
这条消息一出，四座皆惊。特朗普总统的税务问题再次引发关注。
美国有一句流行的谚语：“世间只有两件事不可避免，死亡和纳税。”但现在特朗普总统的纳税记录告诉我们，或许世间只有死亡这一件事不可避免，另外一件事，是可以通过操作避免的。
虽然我到美国的时间不长，但对于缴税这件事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去购物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在商店标记的价格之上再加上税额。在哈佛大学，一个普通的博士研究生的年平均工资收入仅有1.6万～3万美元，每年应缴的联邦所得税为2000～4000美元。现在，根据英国广播公司9月27日的报道，在2018年的一份公开文件里，特朗普曾表示他获得了4.349亿美元的收入，但根据特朗普的纳税申报单的说法，特朗普当年亏损了4740万美元。
特朗普将于9月29日与拜登进行第一轮总统大选公开辩论，《纽约时报》选择在这个时候爆料，用心不可谓不深。难怪特朗普总统在凌晨还难以入眠。
且让我们把时光拉回到4年前。
2016年9月26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进行了第一场总统大选公开辩论。希拉里，这位前第一夫人和前国务卿，显然是有备而来，在辩论的一开始占尽上风。而当时的特朗普显得紧张而具有攻击性，他不断打断对手，颇有些焦躁不安。直到他们之间的辩论转到税收问题上来。
特朗普打破了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形成的总统候选人公布其纳税记录的传统，以其他的理由拒绝公布其税收清单。希拉里咬住这位地产大亨这一点不放，诘问特朗普为什么在获得赌场牌照时没有支付过任何联邦所得税。特朗普当时自豪地承认：“那是我聪明。”就是这样一句话，竟然令希拉里无言以对，整场辩论情势急转直下。
从政治的角度看，“那是我聪明”这个回答非常精明。特朗普的回答，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把税法比喻成“每天的公然抢劫”，从基本精神上讲是一样的。不管是在特朗普还是里根的眼里，他们都认为对自利的无止歇的追求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基础。资本主义给人类的贪婪套上了轭具，不断地为我们生产出更多的商品来。而税收，则是这条康庄大道上的绊脚石。
但事实上，“那是我聪明”暴露出来的，是这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的悖谬所在。彻底的自利行为，将会破坏信任与合作的规范，而这些对于一个繁荣的社会来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基础设施投入，特朗普的摩天大楼如何迎接八方来客？如果没有教师教他的律师学会读写，他怎么可能指望律师帮他寻找税法中的疏漏？如果没有法律和法院系统的正常运行，谁来保护他的财产？而这一切，都需要税收来支撑。没有税收，就没有合作、没有繁荣，甚至这个国家连总统也不需要。
一个总统候选人，公然承认他没有纳税是因为他聪明，而他的竞选对手竟然还无言以对，这充分说明，这个国家的理念和税法一样出现了问题。
像特朗普总统这样的情况，在美国的富人中绝非罕见，特朗普只是站在了风口浪尖上而已。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富人的收入大涨，他们收割着源自全球化的收益，财富积累之巨前所未有。但就是这部分最富有的美国人，其所承担的税率反而是在不断下降的。与此同时，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工作条件不断恶化，债务高企，税负还提高了。1980年以来的美国税收系统，使得市场经济中的赢者愈富，输者愈贫。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的人们陷入了赤贫境地。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数据的对比。1970年，美国最富的那群人，所有税负都计算在内，他们的收入中超过50%是用来纳税的，这个税率是美国工薪阶层的两倍。2018年，在特朗普税改之后，过去100年中第一次出现了亿万富翁纳税比钢铁工人、学校教师以及退休人员还要少的情况。富人们所缴纳的税款降到了1910年的水平，而当时的政府规模只有现在的1/4。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到底是如何影响美国人的财富收入的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联合法国经济学教授、《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经过多年的研究，在2018年哈佛大学经济系出版的《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国民收入在过去100年间变化情况的文章 (70) ，其中特别提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自1980年以来，美国人均税前国民收入增长了60%，但是其中有50%的人口长期停滞在每年16 000美元及以下。中产阶级（收入分位数从中位数到90分位数，即从收入排在50%到排在90%的这一群人，百分位数越高表明收入越高）的税前收入增长了40%。而顶级富人的收入增长异常惊人：在1980年，最富的1%人群的收入是排在收入靠后的50%人群的27倍，到了2018年，相对应的数值是81倍。收入最高的人群，起先是因为劳动收入比较高，但自2000年以来，他们的财富增长越发成为一种资本增长现象。
其实，美国的这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对于全球化以及民主的未来都至关重要。税收不公平的现象，并不只是出现在美国，许多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公平问题。富人们不断开发各种避税手段，国际间的减轻税负以吸引投资的竞争使得他们有机可乘。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中产阶级由于没有富人们所有的避税手段，只能承担不断加重的税收负担。长此以往，中产阶级自然就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不满。
跨国企业可以确保自身不会因为跨国操作而被多次征税，但没有政策可以保证它们不逃税。全球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与政府博弈的机会，它们可以与政府谈判，威胁政府提供更低的税率，否则就迁往境外。2017年，共和党把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砍到了21%，目的也是希望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来提升国际竞争力。但是，从长远来看，真正能够吸引到企业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和完备的基础设施，但这些都需要源于政府税收收入的投资。
就像当年希拉里面对特朗普的回答无言以对一样，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他们似乎都认为，对跨国企业征税几乎是不可能的。你今天对它们征税，明天它们就会把公司总部搬到爱尔兰、新加坡等地去。其他国家税率低，美国政府的税率必须比它们更低，这样才能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这也是特朗普总统的逻辑。于是，所有国家都在对跨国公司征税上陷入了所谓的“囚徒困境”。要想各国联合起来抵制这种困境，博弈论的逻辑告诉我们，这是做不到的。
但真的没有其他的出路可言吗？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不公不义的胜利》的著作。 (71) 在这本书里，他们提出了其他一些可能的机会。他们认为，上述对跨国公司征税困境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美国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协调政策，采取其他一些可能的形式，避免落入这种困境。毕竟，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才是一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最重要的因素。
对待那些顶级富豪们，到底是应该像1970年那样，将税率定在50%，还是应该像现在这样，将税率定在23%？对公司利润征税的税率到底是应该定在1960年的52%，还是应该定在2018年税改之后的21%？这些问题既非经济学家所能回答，也不是数据分析所能回答的。
最终的答案，还是要由美国人手中的选票来给出。
2020年9月28日星期一
于哈佛园
混乱的首场美国总统竞选辩论
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9月29日晚9时，全美有70%的人都期待观看的特朗普与拜登的首场总统竞选公开辩论，终于拉开帷幕。
这可真是一场混乱至极的电视辩论！
在整场辩论的98分钟内，现任总统特朗普总共打断对手拜登73次，与当年和希拉里辩论时相比高出一倍多。而拜登不断以“骗子”“小丑”来称呼他的对手，对于对方的驳斥，多以讪笑和嘲讽回应。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Chris Wallace）不得不经常高声提醒，要求双方冷静发言。在整场辩论中，大多数时候是三个人的声音同时发生，吵作一团，吵得人直想把电视关掉，场面混乱到了极点！我上次遇到这样的场面还是在我女儿幼儿园小班，我去给他们讲故事时。难怪美国的网友调侃：“首场总统竞选公开辩论告诉我们，如果拖欠了幼儿园老师的工资，会是多么可怕的结果！”
首场公开辩论一共讨论了6个大选议题：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美国经济、城市中的种族和暴力、气候变化、选举公正性。虽然辩论规则要求双方按顺序回答主持人的提问，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打断对方发言，但由于特朗普总统完全不遵守规则，导致双方几乎没有在任何一个问题上进行深入的辩论。
这就是我人生中看到的第一场西方国家最高级别的竞选辩论！从一开始，它给我的感觉就是颠覆性的，整个场面的混乱程度，数次给我惊掉下巴之感。这与我从书上读到的美国总统竞选公开辩论场景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美国总统竞选辩论最早出现于1858年，那一年，亚伯拉罕·林肯与参议员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an Douglas）在美国参议院进行了7次面对面的辩论。当时，辩论会没有主持人，双方轮流以一个小时的发言开始辩论，然后另一个候选人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进行反驳，最后，第一个发言的候选人以半小时的答复结束辩论。双方在时间分配上是公平的，既然没有激烈的辩论，也就谈不上打断了。坐在听众席的是当时的一些政客和记者。辩论结束之后，记者根据速记的内容回去发稿，报纸再刊登林肯和道格拉斯各自的观点。由于当时没有实时的媒体传播，所以这种辩论的意义并不大，因此，之后多年都没有举行候选人辩论。
到了1960年，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当时，时任副总统尼克松和年轻的参议员肯尼迪，展开了第一次总统竞选电视辩论。当时的约翰·肯尼迪非常年轻，选民对他了解不多。肯尼迪信奉天主教，这在一个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不是什么优势。另外，肯尼迪是富家子弟，那个时代的人对于富家子弟也不怎么待见。所以，在辩论开始之前，尼克松信心满满、志在必得。但是，电视这种媒体让人们将他们的关注点放在了候选人的形象上，而不是他们的政策主张。尼克松在辩论前生了一场病，辩论期间脸色苍白，汗如雨下，西装又恰好与辩论会场背景撞色，显得身材矮小。虽然收听广播的选民认为第一场辩论尼克松丝毫不落下风，但这次电视辩论的观众多达1.79亿。一场辩论下来，直接为风度翩翩的肯尼迪入主白宫打下了基础。
到了今天，总统竞选公开辩论更像是一场“秀”，辩论双方都要表现得很强硬，猛烈攻击对手，同时又要注意防守，不能犯下任何政治性错误。在这样的辩论场上胜出的选手，到了国际上进行谈判想必也会是一流好手。不过，察之以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这场辩论，特朗普虽然咄咄逼人，但除了对自己的成就自吹自擂之外，就是不断破坏辩论规则打断对方。辩论原本是候选人表达自身观点最好的方式，也是选民了解他们的最佳渠道，但像昨天这样的辩论，真不知道坐在电视机前的选民该何去何从。
美国总统制是美国开国先贤们的一个伟大创造。它根据1787年通过的美国宪法设立，行使宪法赋予的行政权。开国之初应由谁来执掌国家大权？如何遴选掌权者？如何组建政府？政府如何持续发挥作用？这些问题摆在美国开国元勋，如詹姆斯·麦迪逊、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乔治·华盛顿等人面前。他们不希望重复同时代的其他人所犯下的种种治理过失，而是想要探索新的答案。这其中，最具实验性的创造就包括总统制。
国家需要一种更加有效的领导机制，这种看法业已深入人心。防止专制必须进行权力制衡，但美国的开国元勋也达成了一项共识：要想使治理更加有效，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最终，他们放弃了许多人提议的“governor”（总督）这个头衔，而采用了“president”（总统）这个叫法。“总统”这个头衔比较中性，源于拉丁语“praesidere”（主持），实际上是“to preside”（主持、负责或统辖）的意思。开国元勋们创造的是一个比美国当时的任何行政机构都强大得多的行政机构，但是其力量和效力只能基于与其他分支的协调实现。因此，总统就是通过充分考虑其他权力分支扮演的合法角色来领导的政府。
美国总统的权力如此之大，还要归功于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乔治·华盛顿是美国总统的典范，这位“不情不愿的乔治”（George the Reluctant）多次表示，他更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弗农山庄，而不愿意担任一国的最高领导人。在熙熙攘攘追逐权力的人群当中，华盛顿从未恋栈。正是他的不情不愿，赢得了世人的爱戴，所以，人们愿意赋予华盛顿总统更多的权力。他在担任两届总统之职后，坚辞第三个任期，为后世美国总统两届任期的惯例树立了标杆，这一先例在1951年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最终确定了下来。笨嘴拙舌的华盛顿在今天这样的总统辩论会上一定会败下阵来。真不知道这是乔治·华盛顿总统的大幸，还是我们的大不幸。
在昨天的这场辩论中，主持人华莱士第一回合的问题是关于最近的美国大法官提名的。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金斯伯格大法官下葬的次日，特朗普总统就提名巴雷特为金斯伯格的继任者。巴雷特一向以极端保守著称，是2016年去世的极端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的追随者。她的反堕胎、反同性恋以及反奥巴马医保的主张，使得这次对她的提名充满争议。
当拜登在辩论中指责特朗普于大选前一个多月提名大法官时，特朗普总统强硬地回击道：“我的总统任期是四年制，不是三年，这是我的权力。”特朗普总统这话说得固然没错，拜登也无法反驳，但是，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2016年民主党人奥巴马总统提名大法官，却被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投票否决的事情。160多年前，同为共和党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在大选前24天也获得了一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但是，这位受后世敬仰、生前却被认为非常失败的总统认为，这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应该留给新的总统。这是多么宽阔的胸襟！可以说，林肯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最近翻译完成了一部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著的《传记文集》 (72)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描写了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政治人物。其中，他对1923年卸任首相后不久辞世的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博纳尔·罗（Boerner Luo）先生的缅怀，最是令人动容。在凯恩斯看来，博纳尔·罗先生的下台不但是他的支持者们的不幸，更是他的政治对手的不幸。因为，“我们很难再找到另外一位像他这样毫无偏私的保守党领袖了”。同时，“博纳尔·罗先生首先是一名忠心耿耿的保守党党员，他志虑忠纯，为党的事业殚精竭虑。每次危机之时，他都挺身而出，挽大厦于将倾”。
在这篇传记的最后一段，我深切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有多么伟大，而英美历史上原本是有一个极为伟大的政治家群体的。我在翻译这段话的时候极为动情，请允许我把这一段全文抄录如下。
谦逊、温和而又无私的态度，为他赢得了所有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的爱戴。但是，公众的感受可能取决于他们对更为重大、更为罕见的事情之直觉上的理解，而不取决于这些简单的品质。他们会觉得，博纳尔·罗先生曾是一位伟大的公仆，他生活简朴、尽职尽责，非为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公众。许多政治家对于斗争的惊天动地和波诡云谲过于沉迷，他们的内心显然被权力所带来的虚骄与浮华所充斥，贪恋权位、迷恋荣华、一生蝇营，唯求自娱而已。对于这些人，怨谤、轻蔑加诸其身乃是平常之事。他们已经拿到了人世的奖赉，人们无须再对他们表示感激。但公众是乐于看到这样一位不沉溺于其应得的那份荣华的首相的。一个人，虽然贵为首相，却不觊觎什么伟大之物，不仅退位时不贪恋荣华，在位时也一样克己奉公，对于这样的人在接受这个国家最显赫职位时的淡然一笑，我们是最容易被它深深打动的了。
无论是乔治·华盛顿，还是亚伯拉罕·林肯，抑或是博纳尔·罗，他们在世时没有觊觎什么“伟大之物”，退位时也不贪恋荣华，这样的人在接受这个世间最显赫的职位时的淡然一笑，想必可以让我们忘却昨天这场辩论带来的所有不快吧！
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
于哈佛大学温德纳图书馆外
特朗普和共和党真的更善于管理经济吗
今天是10月29日，距离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只有不到6天的时间了。
最近这些天，经历了特朗普夫妇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拜登父子深陷邮件门丑闻之后，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开始走高。现在，特朗普每天奔走于各个摇摆州，大型竞选聚会不断，甚至他一天要奔赴四个会场做演讲。对于一个74岁的老人来说，这的确是很不一般的工作强度。看来，特朗普为了这次大选真的是拼尽全力了。
在特朗普的竞选演讲中，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口号之外，就是他对自己过去3年多的执政成绩的各种吹嘘。虽然他自己的企业在过去15年严重亏损，个人所得税甚至一度低至750美元，比许多外国留学生都低。但这一切都不妨碍这位共和党领袖，对自己在领导美国经济方面的表现大夸特夸。
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看起来，在特朗普上任的3年中，美国的实际GDP平均增长率为2.58%，好于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的2.19%，但如果算上2020年预期为负的经济增长率，特朗普4年任期的GDP平均增长率仍然不如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
特朗普把责任推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实。但由于特朗普政府防疫不力，恐怕2020年美国的经济表现将会逊色于防疫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经济体，更不会有中国那样的成绩。
其实，即便没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在许多经济指标上的表现，也不如奥巴马总统在任的8年。这一点，美国新闻媒体已经进行了反复的事实验证，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自我吹嘘大都不符合事实。特朗普在看到这样的报道后，并没有探讨数据和事实的正确与否，反而指责对方居心叵测，打压总统。如此逻辑，与泼妇骂街又有何异？几场特朗普的拉票演讲看下来，听到他的那么多不合逻辑的言辞，看着台下山呼海啸的美国民众，我突然心生恐惧，感到荒谬绝伦。
哈佛大学毕业的知名宏观经济学家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因准确预测到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而一夜成名。在2020年9月，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作“为什么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拜登要比特朗普更好” (73) ，还被拜登的竞选团队引用来作为宣传。
鲁比尼说，长期以来，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认识，那就是共和党人更善于经济管理，但这只是一个长期流传的说法罢了。作为经济波动的政治周期说的提出者，他认为，与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相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经济政策能帮美国达成较快的增长、更低的失业率和更强大的股市。
的确，美国的经济衰退几乎都发生在共和党执政时期。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时期，1980—1982年与通胀做斗争导致的衰退期，1990年海湾战争时的衰退期，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衰退期，2007—2008年的金融大海啸所导致的衰退期，一桩桩、一件件，都发生在共和党的领导和监管之下。
在鲁比尼看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内在机制的外在表现。共和党人奉行宽松的监管政策，这样的政策会造成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共和党人在财政政策方面的鲁莽表现，使他们实际的财政支出与民主党人一样多，而且前者还拒绝通过加税弥补预算缺口。
由于小布什总统管理不善，在奥巴马总统上任的2009年初，美国失业率超过10%，经济自由落体，预算赤字高达1.2万亿美元，股市下跌近60%。但在2017年初，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结束时，所有这些指标都得到了大幅改善。
鲁比尼甚至认为，特朗普从其父亲那里继承了数百万美元，但都浪费在了他那不成功的商业帝国上，而他也从前任奥巴马总统那里继承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只用了一个任期就把它破坏无遗。
鲁比尼之所以认为拜登当总统会比特朗普要好，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拜登政府不太可能奉行激进的经济政策。拜登政府可能会提高公司和家庭收入最高的1%家庭的边际税率，而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虽然削减了边际税率，却向富有的捐助者和公司提供了高达1.5万亿美元的援助。更高的税率会对公司利润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但通过堵住避税行为上的漏洞，再加上拜登提出的美国制造政策，可以把更多工作岗位、利润和产业带回美国，这些收益将能抵消其政策对经济造成的任何损失。
而且，拜登还提出了一套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如果民主党人同时控制了国会和白宫，拜登政府将能针对家庭、工人和小型企业的需要而实施财政刺激方案，并增加创造就业机会的基础设施支出和对绿色经济的投资。他们不会为亿万富翁减税，而是会在教育和工人再培训方面投资，实施积极的工业和创新政策，从而提升美国未来的竞争力。
最重要的是，拜登不会在Twitter上发脾气，来吓唬那些私人企业。
鲁比尼认为，虽然特朗普是以民粹主义者的身份参加竞选的，但他的经济政策对工人和美国长期的经济竞争力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绝望病”在特朗普的治下势头未减。2019年，全美有超过7万人因滥用药物而死。如果美国想要为未来的高价值工作培养合格的员工，它就必须培养自己的劳动力，而不是接受自我毁灭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仇外心理。
2016年，美国顶级的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刊发了一篇由知名经济学家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与马克·沃森（Mark Waston）合写的论文，题目叫“总统与美国经济：一个计量经济学的探讨”。 (74) 这篇论文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民主党总统当政时，要比共和党总统在任时表现更好，而且无论以哪一种经济绩效指标来衡量，这一结论都不会发生变化。
美国的季度经济数据记录始于1947年，布林德和沃森的文章考察了从杜鲁门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到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结束这个时间区间。在这一时期内，美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3.33%。民主党总统共有7位，其在位时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4.33%；共和党总统共有9位，其在位时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2.54%。从这个数据来看，民主党总统主政时期的经济表现明显好于共和党总统主政时期。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一旦总统宝座出现政党轮替，只要共和党总统上任，经济就会变差，而只要民主党总统上台，经济就会转好。这一规律，从杜鲁门总统到奥巴马总统，无一例外。
再来看经济衰退的情况。布林德和沃森所统计的时间区间，一共包括256个季度，其中有49个季度出现了经济衰退。其中，民主党总统占8个季度，共和党总统则高达41个季度。如此悬殊的比例，很难用共和党运气不佳来解释。
即便把这个比较扩展到1947年之前，1875—1947年的72年中，民主党总统执政时期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5.15%，而共和党总统执政时期这一指标仅为3.91%。衰退季度共计133个，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分别占了39个和94个，差别仍然非常明显。
当然，这些数据比较尚且不能证明，党派主政的差异就是经济绩效表现差异的原因，这中间也许还有其他被遗漏的重要机制，而且这一机制神奇地与政党轮替踏在同样的节奏上。但即便如此，布林德和沃森的论证结果也足以打破共和党人善于管理经济的神话了。
上个周末，我参加了一场由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著名的华裔教授黄亚生先生主讲的讲座，感触颇多。黄先生是一位严谨而且学术成就很高的学者，他对共和党，尤其是对特朗普本人，充满了失望之情。在他看来，一个不重科学、毫无逻辑的人能够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近三四十年政治生态恶化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我访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是美国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地方，基本上少有特朗普的支持者。我在这里见到的绝大部分学者，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为特朗普说话的。按照他们所有的理论和学说，这样的人根本不应该成为美国总统。
想一想人类近代的历史吧，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等。正如知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所说：“我发现，对于人类事务中愚蠢之举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是很难做到视而不见的。17世纪瑞典的一位财政大臣艾克赛尔·奥克森蒂耶纳（Axel Oxentiernd）在给自己儿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孩子，你不知道，统治世界所使用到的智慧简直少得可怜。”揆诸今日，亦未尝稍改。正如弗兰克·奈特曾告诉我们的那样：“人们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我经常疑惑，为什么经济学家会那么容易就接受‘人是按照理性来行动的’这样的观点，对于人类来说，荒唐事真是比比皆是。”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