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对走出“大萧条”有没有帮助？（第九章“‘大萧条’的幕后真凶”）.5
历史如同一艘大船，飘荡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之上。而推动它前行的动力，却隐藏在那蔚蓝大海深不可测的地方。
2020年10月29日星期四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寓所
大势已去的特朗普
经过长达5天的焦急等待，美国大选终于有了结果。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机构宣布拜登胜选，特朗普的白宫生活即将宣告结束。
这真是美国历史上最离奇的5天，不断创造着新的历史。
无论是胜选的拜登，还是败选的特朗普，他们得到的选票都在7100万张以上。这次大选投票总人数创历史新高，当选总统的得票数创历史新高，败选的总统候选人的得票数也创历史新高，甚至超出了2008年奥巴马总统的胜选票数。
这次总统选举，特朗普一开始是领先的。美国东部时间11月4日凌晨，特朗普甚至在白宫宣布自己将要获胜，并要求停止计票。曾在民主党内竞争总统候选人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Sanders）在大选之前就预言，11月3日晚上10点之前，特朗普总统的票数会领先，因为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基本上都是选举当天去现场投票的，他们不怕新型冠状病毒。但邮寄选票则多支持拜登，随着一批批邮寄选票到达开票地，许多摇摆州会由红翻蓝，从特朗普占优势转变为拜登占优势。桑德斯的预言一一证实，而且他还说，特朗普总统会拒绝承认这一切，并希望把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今天在各个媒体纷纷祝贺拜登当选之时，特朗普总统仍然表示不服，认为民主党人涉嫌选票造假，发誓要把官司打到底。那么，对总统大选投票结果有争议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有没有过类似的先例呢？这些争议又是如何解决的呢？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因总统大选结果而引发争议的情况出现了不止一次，一共有四次之多。
第一次出现对总统选举投票结果有争议的情况发生在1824年。当时，角逐美国总统宝座的有四位候选人，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赢得了最多选票以及选举人团票，却没有超过半数，根据宪法规定，这种情况要由众议院投票决定总统人选。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Henry Clay）放弃杰克逊而选择了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而亚当斯总统上台后，任命了这位克莱议长为国务卿。杰克逊对此深怀愤懑，痛斥选举过程是“黑幕操作”“腐败交易”。1828年，杰克逊再度参选，并取得了胜利。杰克逊总统是首位不靠政治精英，而靠民粹主义获得权力的总统，他也是特朗普最崇拜的前任之一。
第二次是1860年的总统大选，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分歧最严重、冲击最大的总统选举。当时，有关黑奴制到底是存是废的问题撕裂了美国南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这是共和党第一次上台执政，之后爆发了美国南北战争。
第三次是1876年的总统大选，此时美国内战已经结束，共和党掌控联邦政府。但由于共和党党内不断爆出腐败丑闻，同时又伴随着经济衰退，共和党民意支持率大跌。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塞缪尔·蒂尔顿（Samuel Tilden）赢得多数选票，在选举人团投票中也领先对手。但当时两党在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俄勒冈州都出现了争议。后来，美国国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确定胜者。最终，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以1票的微弱优势击败蒂尔顿，当选总统。这次大选结果在总统就职日前两天才算揭晓，而且为了谋求总统大位，共和党与民主党相互妥协，致使南北战争的胜利果实付诸东流，“南方重建”宣告结束。
第四次，也是最近的一次，是2000年小布什与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的总统对决。这场总统大选与2020年的这场大选有许多相似之处，颇富戏剧性。共和党和民主党围绕佛罗里达州的计票工作，经历了36天的“世纪司法大战”。这场大战打得天昏地暗，而最后决定总统宝座归属的，是非民选的联邦最高法院。
在美国，谁当选总统并不单纯取决于谁得到的选票多。200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多得了近53万张普选票，而赢得大选的却是后者。这就不得不说一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选举人团制度了。
准确来说，美国的政体是共和制，美国的总统不是由全民直选产生的。根据美国宪法，各州选民在总统大选中选出的只是选举人。大选后，各州的选举人会组成全国性的选举团，最后由选举团的投票来决定总统选举结果。按照传统的民主理论，只有实行最广泛的直接民主，按照多数人的意志来处理国家大事，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但美国的制宪先贤们对此深怀疑虑，他们认为，这种朴素的民主理论对人性的洞察可能不够。人们并不都是正直无私之辈，如果有人野心勃勃、拉帮结派、多数勾结起来欺压少数，就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
而且，人民往往并不懂得政治，很容易被一小撮居心叵测的政治野心家误导。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历史证实了美国制宪先贤们的这种担心，任何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都可以以“人民民主”的高尚名义，行最彻底的专制和最残酷的暴政之实。
针对这样的难题，美国制宪先贤们想要的不是用民主对抗野心，而是用野心来对抗野心。所以，他们在美国宪法中精心设计的政治制度，不是民意至上的民主制，而是以分权制衡和多元利益为基石的代议制共和政体。这样，就形成了美国各州的选举人团制度。
美国选民在大选日投票，不仅要选出总统人选，还要选出代表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538名选举人，从而组成选举人团。绝大多数州和华盛顿特区均遵循“胜者全得”规则，也就是把本州或特区的选举人票全部给予在本州或特区获得相对多数选票的总统候选人，赢得270张及以上选举人票的总统候选人即获得选举胜利。
2000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获得267张选举人团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获得246张。最后，佛罗里达州的25张选举人团票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但由于计票中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导致了一些争议。当时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Jeb”Bush） (76) 担任佛罗里达州州长，州政府宣布小布什胜出。戈尔阵营自然不服，要求部分县重新计票，并上诉至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法院判决戈尔胜。接着小布什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比例，推翻了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判小布什胜出，并禁止戈尔上诉。戈尔最终也接受了这一判决结果。
2016年总统大选，特朗普总统也是赢得了选举人团票，但普选票少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
在这次总统大选中，我还注意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总统候选人在一个州是否胜选，并不是由正式的国家机构来宣布，而是由媒体来公布的。美国跟许多国家不一样，它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国家选举委员会来宣布大选结果，而是由媒体担起这个重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这几天里在不同的媒体上看到的拜登与特朗普的选举人团票比例会不一样了。
从1848年以来，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公布，一直是由美联社承担的。美联社有4000多名自由职业记者，他们从50个州的每一个县的选票统计机构获取数据。拿到数据后，这些记者会再打电话给美联社的投票输入中心，那里有800名工作人员负责统计测算选票。
每一个州都有一个选举结果发布人，他跟分析师一起核查统计结果，并与美联社在华盛顿特区的政治团队共同决定何时宣布胜者。然后，两名编辑签署同意意见后，发布选举结果。总统选举的结果，由美联社的华盛顿分社社长来签署发布。美联社的结果完全是由事实和数据决定的，不会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影响，发布结果的团队也不参与任何竞选团队的辩论。美联社不会预测、猜测、估计选举结果。如果发布人不能确定谁赢了，就不会发布消息。就像2000年，候选人双方打官司，美联社就没有宣布谁是大选的获胜者，一直等到联邦最高法院作出最后判决才予以宣布。
100多年来，美联社积累创建了选举方面的数据库，拥有成熟的员工和经验，这让它在选举结果统计和发布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其他媒体机构也多采用美联社的数据和结果。
11月7日，也就是我写下这篇文章的这一天，美联社宣布，拜登获得了超过270张选举人票，将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
特朗普总统随后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消息，仍然拒绝承认自己败选，表示这只是法律诉讼程序的开始。特朗普可以继续在Twitter上号召他的粉丝为他而战，继续顽固地坚称自己胜选，对手是采用了卑鄙的手段才获胜的。但民主就是民主，也许，特朗普只有大度地接受现实，并祝贺竞争对手胜选，才是最体面的结局。
2020年11月7日星期六
于哈佛广场坎布里奇市民祝贺拜登胜选游行前
特朗普与美国媒体恩怨情仇的背后
众所周知，特朗普与美国主流媒体的关系很僵，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在媒体确定拜登胜选之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主持人范·琼斯（Van Jones）甚至数度流下眼泪，他表示，这终于让身为爸爸的他能够轻松地告诉孩子“什么是正确的观念”。他哽咽着说道：“品行是很重要的，说真话是很重要的，做一个好人更加重要。”拜登将会成为美国的下一任总统，而特朗普不会。
都说美国的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可如今这些无冕之王面对特朗普总统竟然委屈至斯。
看来，美国主流媒体苦特朗普久矣！
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1月21日上任的第一天，就对美国媒体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原因是双方当时对出席和观看就职典礼的人数预估出现了分歧。当时的白宫发言人在第一次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抨击媒体发布照片，对出席特朗普就职典礼的人数与当年出席奥巴马就职典礼的人数进行对比，声称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出席率更高。而这种说法与大多数主流媒体使用的照片所表明的情况正好相反。从此之后，特朗普总统和白宫与美国主流媒体，就开始了一段长达4年的恩怨之旅。
特朗普总统一再攻击这些主流媒体，称它们报道的全部都是“虚假新闻”，把它们批作“美国人民的公敌”，代表着“针对其统治的真正的反对党”。
在这次大选之前，特朗普在Twitter上声称，“尽管我们的国家取得了诸多成就，包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但是，虚假和不公正的媒体对我和我的总统任期的报道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恶化”。特朗普还曾在不同场合重复过同样的内容，多达数十次。
2020年大选投票结束后总统的首次电视露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多家电视台中断了特朗普的讲话画面。当时，特朗普总统正在指控总统大选中存在系统性的欺诈行为，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双方的对立态势，已然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失去美国主流媒体的支持，特朗普并不担心，因为他擅长利用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络平台。特朗普总统的粉丝多达8500万人，真正可以做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是，当特朗普发布质疑选举结果的消息时，Twitter官方却也对他提出了警告，并给这条推文添加了认为其缺乏准确性和公信力的标签。连一向挺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在确认拜登当选这件事上，表现也不比其他媒体落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敌视新闻媒体的美国总统并不只有特朗普，早年间杰斐逊和林肯都对媒体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奥巴马也曾经对媒体有诸多不满，但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美国历史上有哪一位总统像特朗普这样，与号称拥有第四权力的美国新闻媒体的关系闹得这么僵。
说实话，特朗普总统肯定有说不出的委屈，自己以政治素人之姿上台，只拿一美元工资，如此辛苦地践行自己的竞选承诺，何苦来哉？！为什么这些主流媒体就不能说几句好话？而且，凭什么这些新闻媒体可以揪住总统讲话中的漏洞大肆抨击，而自己却可以断章取义地报道，甚至报道得不尽不实呢？
在美国，新闻媒体被誉为除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第四权理论是由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于1974年11月2日在耶鲁大学的一场演讲中提出的。第四权理论作为新闻自由理论的一部分，强调了新闻媒体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乃是作为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组织，用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的。因此，第四权理论又被称为“监督功能理论”。
新闻媒体应该客观中立，报道事实真相，这也理当是新闻界的理想追求。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新闻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确。新闻报道一旦出现错误，媒体就要承担巨额罚款，甚至接到诽谤官司，那岂不是会大大削弱其监督功能？在这个问题上，1964年的萨利文诉《纽约时报》案，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为新闻媒体争取了更大的权力。 (77)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1960年，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等4名牧师联合64位知名民权人士，购买了《纽约时报》一整个版面进行政治宣传，为民权运动募集资金。这则广告很劲爆，不但猛烈抨击美国南方各级政府镇压民权运动的行径，而且特别谴责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方以镇压“恐怖浪潮”为由伤害非暴力示威群众的行为。可是人们后来发现，这个广告中有个别细节与事实不符。
萨利文是蒙哥马利市的民选市政专员，负责当地的警察局，虽然这则政治广告没有一处提到他的尊名，他却自己找上门来，把《纽约时报》告上法庭，控告广告中的4名牧师以及《纽约时报》严重损害了他作为警方首脑的名誉，犯有诽谤罪，要求50万美元的赔偿金。在他的带领之下，其他一些被批评的官员纷纷效仿，控告北方自由派新闻媒体，赔偿金额不断攀升。其中，《纽约时报》总计被要求赔偿达500万美元之巨。
这场官司最终打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4年3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9：0的票选结果，一致否决了此前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要求《纽约时报》进行赔偿的裁决。该案的判决书由一向以倡导公众自由、保护个人权利而闻名的大法官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作出。可以说，这是一份名垂青史的判决书。
这份判决书指出，要让新闻媒体保证每一条新闻报道都真实无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美国上下普遍认同的一项原则是，对于公众事务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的，它可以是针对政府和公职官员的一些言辞激烈、语调尖刻，有时甚至令人极不愉快的尖锐抨击”。即便新闻报道在个别细节上面失实，有损当事官员的名誉，也不能成为压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理由，仍然应该得到以捍卫言论自由为宗旨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只有这样，“言论自由才有存在所需的呼吸空间”。
自此之后，美国政府官员要想控告报纸和电视台犯有诽谤罪，必须能够证明对方怀有“真正的恶意”，这就为诉讼成功设下了天大的障碍。
当然，美国新闻界作为有自身利益诉求的一个行业，也不一定有多高的道德追求，为了扩大报刊发行量和提升广播电视的收听率、收视率，自然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特朗普总统对他们咬牙切齿，动辄示以颜色，并不是全然没有原因的。美国新闻界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享有如此特权，作出一些诽谤和伤害之事，几乎无可避免。而且，为了不惹怒投资者，新闻媒体对于自己背后金主们的黑幕，常常也不会积极进行调查。在自我监督方面，美国新闻媒体的表现也从未让人感到满意过。但总体来说，严肃媒体还是比较自律的，毕竟这得来不易的信誉还是得爱惜。
而特朗普总统选择Twitter治国，撇开美国的主流媒体，直接与支持者对话，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我看这最大的代价，就是总统他老人家熬夜发推文，实在伤身。
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学者在《经济学通讯》（Economics Letters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为“由晚睡时间预测特朗普总统的工作表现”（Later bedtimes predict President Trump's performance）。 (78)
众所周知，睡眠不足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对现代人睡眠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这篇论文的作者以特朗普总统为例，把推文的发送时间作为判定个人睡眠时间的替代变量，研究睡眠时间的长短与工作表现的关系。
特朗普总统习惯每天早晨6点起床。自2017年担任总统以来，在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2点这个时间段，特朗普发送推文的频率明显增加。两位作者搜索了特朗普官方账号在2009年至2020年4月10日之间发出的36 148条推文数据，包括发送时间、内容，以及点赞、评论和转发的数量等信息。作者把夜间11点到次日凌晨2点发送的推文称为“熬夜推文”，因为按照科学标准，11点入睡是保障必要睡眠时间的基本时间点。此外，作者还获取了自2017年1月24日起特朗普总统的所有发言稿，通过文本分析，得到了特朗普在讲话稿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特征。
这篇文章发现，只要特朗普总统前一天晚睡，第二天发的推文获得的点赞、转发和回复数量就会明显减少。而且，熬夜后的第二天，特朗普在讲话中的高兴情绪占比明显下降，生气情绪占比明显上升。具体来说，在熬夜后的第二天，他会更加不开心，在讲话和采访中发脾气的次数增加到原来的三倍。
这项研究非常有趣，从一个侧面解释了特朗普总统为什么经常发脾气，而由于新闻媒体常常让总统不爽，正好成了总统先生的出气筒。这样想来，美国媒体这4年也挺冤的。
不管怎么样，在接下来特朗普总统卸任前的这两个月里，美国的新闻媒体还是祈祷特朗普先生每天都睡个好觉吧！他如果睡得好，大家也都能好过一点儿。
2020年11月17日星期二
于波士顿公园
疯狂特朗普的理性算盘
三天前，美国总务署署长埃米莉·墨菲（Emily Murphy）正式发布信函通知拜登团队，他们可以正式展开权力交接工作。这是美国大选过后，美国联邦政府部门首次承认特朗普落选。这个消息也意味着，未来两个月拜登团队将会得到联邦资金进行权力转移，而且，拜登与贺锦丽（Kamala Harris）也将会定期收到国安简报。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准备卸任的总统必须配合即将接任的总统，使美国平稳地进行权力交接。
特朗普总统为此发推文，强调自己是为了“国家的最大利益”，过渡工作是在自己的建议下开展的，但同时，他仍然声称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挑战选举结果。这其实相当于变相承认自己败选。在美国媒体宣布拜登胜选之后的这两周里，特朗普政府一直拒绝承认败选，这导致新旧政府的过渡程序迟迟无法展开，也引来了多方的猜测和不安。
2020年5月，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的法学教授劳伦斯·道格拉斯（Lawrence Douglas）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Will He Go？ （暂译“他会离开吗”） (79) ，担心美国会出现一场深刻的宪政危机。这里的这个“他”（he），指的当然是特朗普总统。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美国大选正在进行中，道格拉斯教授当然无从得知选举结果，但他预测了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特朗普总统很干脆地承认输掉大选，这样，他制造混乱的可能性就不会很大。
第二种，如果特朗普总统只是在几个关键的摇摆州落败，他会拒绝承认这次大选的结果，从而制造一场深刻的宪政危机，令美国的民主制度陷入危机。
很不幸，大选结果落入了第二种情况。一如道格拉斯教授预测的那样，在大选结果有了分晓的这两个多星期里，特朗普总统一直拒绝承认自己败选的事实，把连任失败归咎于民主党选票作假、投票机器有问题，以及外国势力干涉等原因。
此时，看看道格拉斯教授在这本书中的预言，我们才知道他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自执政以来，他总是会把选举的失败归咎于那些毫无根据的阴谋。自2016年共和党初选时就开始了，他当时在艾奥瓦州输给了特德·克鲁斯（Ted Cruise），马上指责后者‘偷走’了选举。虽然特朗普在当年11月的大选中获胜，他也从未接受自己在普选票数量上少于希拉里的事实，只是毫无根据地不断重申有三五百万人违法违规地投票给自己的竞争对手。在2018年中期选举时，他将一些共和党人的失败归咎于一些臆想中的选举操纵。”把道格拉斯教授的这些话与大选后特朗普总统的表现相互对照，简直看不出这本书出版于2020年大选之前的5月，还以为这是一篇这个月刚刚发表的访谈的内容。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道格拉斯教授对美国民主制度和宪政机制的运行的担心，还是落空了。虽然特朗普总统一开始并不接受选举结果，但形势比人强，在全美乃至全世界不断发出的指责声中，他还是低头了。
值得玩味的是，这两周多以来，对于总统的作为，共和党人几乎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自从5年前特朗普总统从他的特朗普大厦的镀金扶梯上走下来，正式走上美国政治舞台，他也开始了自己对已然屹立100多年的美国共和党的征服之旅。这个过程得以完成，其原因既包括特朗普总统的个人魅力，也包括美国政坛的大背景和右翼的政治生态。正是特朗普总统对忠诚和顺服的绝对需要，以及睚眦必报的复仇者姿态，造就了今天共和党以领袖政治为先、噤若寒蝉的党内生态。
但特朗普总统对这个“林肯的党”所做的改造，并非一帆风顺。
正如著名的旅美政治观察家王浩岚先生所言，特朗普是在2012年公开质疑奥巴马的美国身份，鼓吹奥巴马实际上出生在肯尼亚，而笼络第一波粉丝的。
2015年初夏，在共和党开始当年的初选时，党内四分五裂，竞选党内候选人的竟有17人之多。以政治素人之姿出现在党内初选舞台上时，特朗普并没有受到重视，他的对手大多以为，这位亿万富翁不过是来玩票的。
但是，特朗普以其“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简单清晰的政治纲领，以在美墨边境修墙这个独特而富有争议的政策主张，加上粗鄙而无视政治正确的语言风格，成功地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而特朗普的党内对手，相互厮杀得筋疲力尽，最后，攫取胜利果实的却是当初谁都没在意的特朗普。等他们回过神来，联合阻止特朗普上位为时已晚。
虽然特朗普登上了总统宝座，但他与共和党党内精英之间的矛盾一直很大。2020年总统大选中，一直是共和党铁盘的亚利桑那州之所以由红翻蓝（由支持共和党转而支持民主党），不得不说，和特朗普与2018年去世的该州资深参议员、2008年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恩怨有莫大的关联。
由于政见不合，麦凯恩是共和党内反特朗普阵营的核心人物。睚眦必报且口无遮拦的特朗普总统，在攻击这位在亚利桑那州担任35年参众议员的美国“战争英雄”时，称他是“好不容易从海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蠢货”，“因为被抓了所以不是战争英雄”。把麦凯恩曾经做过战俘这件事拿来说事，打人打脸、揭人揭短，特朗普如此作为，令麦凯恩及其家族成员极为气愤。在大选之前，约翰·麦凯恩的遗孀辛迪·麦凯恩（Cindy McCain）罕见地出现在民主党全党大会上，宣布支持拜登。而且，她还向《今日美国》（USA Today ）投了一篇题为“共和党党员投票给拜登的理由”的文章，这基本上逆转了亚利桑那州的选情。
但是，随着像麦凯恩这样的人物逐渐被总统边缘化，共和党内部不同的声音越来越难以发出。这个曾经的“林肯的党”，如今已经彻底被“特朗普化”。
许多人认为，特朗普总统在大选之后，对败选结果如此难以接受，是特朗普家族失败即出局的门风所使然。还有人认为，特朗普只是一贯不靠谱、一贯疯狂罢了。对于经济学出身的我来说，这些解释都不能令人信服。特朗普总统即使表现得如此疯癫，其背后也是理性的。
特朗普总统下台之后，很可能会受到各方的起诉，这一点已经有不少媒体帮忙梳理过了。即便这些诉讼并不能伤害到他分毫，作为一名商人，他也不会做折本的买卖。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被改造后的共和党将会成为他的重要政治资本。如果特朗普想在2024年卷土重来，或者至少是让自己这一派的力量重新掌握政权，共和党是他必须依靠的基础。
同时，对于共和党来说，特朗普已经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资产”（或“负资产”）。
在这次大选中，投给拜登的8000万张选票，有些是投给民主党的，有些是投给反特朗普的，如果没有拜登，换成别人，这次民主党估计也能获胜。但投给特朗普的这7300多万张选票，很可能许多是投给特朗普这个人，而不是投给共和党的。即便“特朗普铁粉”只占一两成，对于如今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在选举时只有毫厘之差的政治现实来说，特朗普也足以威胁到整个共和党的政治生存。
这让我想起了19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1912年的总统大选，参与角逐的分别是新泽西州州长、民主党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时任总统、共和党候选人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以及前总统、代表进步党参与竞选的西奥多·罗斯福（即老罗斯福）。最后的结果是威尔逊胜出，共和党失去了自1861年林肯总统上台以来的执政地位。而这位老罗斯福，也曾是共和党人，代表共和党出任过美国总统。他曾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个性独特、锐意改革，是美国进步时代的领导者之一。也正是由于他个人的这种政治影响力，当他与共和党出现意见分歧，不同意共和党内定塔夫脱作为总统候选人时，他选择脱党，新组建进步党竞选总统。正是由于这种共和党的分裂，才使得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最终胜出。
倘若特朗普打算走老罗斯福的旧路，共和党一旦出现类似的分裂，其政治前景就非常令人担忧了。明乎此，共和党人如今面对特朗普总统集体失声，只有早已是闲云野鹤的前总统候选人威拉德·罗姆尼（Willard Romney）这类人批评特朗普，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了这样一层认识之后，我们再去看特朗普总统的行为，尤其是他在十多天之前参加华盛顿的“挺特朗普大游行”（据说有数十万人），以及发表各种不承认败选的言论，就可以理解了。无论是这种大游行，还是在Twitter上让人们看到自己对粉丝的巨大影响力，特朗普都是在完成一种理性的仪式。
2003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教授、博弈论专家崔时英（Chwe, Suk-Young），写了一本短小精悍的专著《理性的仪式》（Rational Ritual ）。 (80) 这本书曾得到许多名人的推荐，篇幅虽小，却意蕴宏大、洞见卓越，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
无论是政治权威的维系，还是社会网络的连接，在崔时英看来，都涉及所谓的协调问题，就是说，每个人都只在其他人也参与其中的时候，才愿意参与某项活动。比如，也许单个的共和党人并不知道其他共和党人会不会认识到特朗普的真实影响力，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来反对他，只有其他人也反对特朗普时，他才愿意站出来表达反对。
遗憾的是，协调是否成功，却取决于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共同认知（common knowledge）或共同知识。所谓共同认知，就是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知道，而且知道他人也知道他人知道，以及知道他人也知道他人知道他人也知道……以此类推，无穷无尽。
这样说有些抽象，我拿开会举个例子。开会时，领导在台上讲话，你可能在台下开小差，你和领导之间就会出现共同认知问题。领导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于是，他发了个消息问你是否知道，但他不知道你是否收到，所以你回复了他，但你不确定他会不会收到你的回复……如此循环往复，你们之间的沟通将永远不会结束。如果领导是在多人之间群发短信，问题就更麻烦了，比如要确认他人是否知道你知道领导知道你知道……
从这个意义上看，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挺自己的游行中露面，以及在Twitter上发起号召，就像一个理性的仪式。他是在向所有他想要告知的人表明，自己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而其他人也准确地知道了这一点，不但如此，他们还知道其他人也知道他们知道……
就这样，特朗普总统通过这种理性的仪式，解决了他与那些共和党人之间的协调问题。此时，特朗普知道共和党人知道他很重要，共和党人知道总统知道他们知道……以此类推，无穷无尽。
如此再来想想共和党人在这几周面对特朗普总统时的缄默态度，也就丝毫不感到奇怪了。
2020年11月26日星期四（感恩节）
于哈佛燕京学社
Ⅳ 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与种族歧视
要命的种族歧视
2020年10月8日，美国联邦司法部正式起诉耶鲁大学。起诉书指出，耶鲁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对亚裔和白人存在种族歧视行为。这条新闻或许会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种族歧视不一直是非裔、亚裔等少数族裔才会遇到的吗？怎么今天白人也会受到种族歧视？
美国司法部对耶鲁大学招生问题的调查，早在两年前就立案了。通过调查，司法部发现，亚裔学生和白人学生与同等条件的非裔申请者相比，被录取的可能性只有10%～25%。司法部认为，耶鲁大学的招生工作中存在种族歧视现象，违反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司法部助理部长埃里克·德雷班德（Eric Dreiband）在一份声明中说：“所有大学和学院申请人的预期都是，评判他们的标准是他们的品格、才能和成就，而不是他们的肤色。否则，我们的学府就是在助长成见、仇恨和分裂。”
除了耶鲁大学之外，面临种族歧视诉讼的还包括哈佛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和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等。当然，与哈佛大学校方一样，耶鲁大学也一样没有理会司法部的指控。耶鲁大学校长彼得·萨洛维（Peter Salovey）表示，耶鲁大学不会因诉讼而改变其招生方式。
吊诡的是，1964年的《民权法案》是马丁·路德·金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中争取到的成果，没想到，今天的美国联邦司法部竟然要用这部法案来为白人争取不被歧视的权利。
1955年12月5日，美国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位名叫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的非裔美国妇女在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因而被蒙哥马利市的警员以违反公交种族隔离条例为由逮捕。当时年轻的马丁·路德·金立即组织了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号召全市近5万名非裔美国人对这部条例进行抵制。巴士抵制运动持续了整整一年，1956年12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亚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律违反宪法，蒙哥马利市的种族隔离条例也被废除。马丁·路德·金因其领导地位而名声大噪，成为民权运动领袖。直到今天，我们的耳边仍然时常会回响起他那篇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其中那句“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以他们的肤色，而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最是让人动容。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通过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这是美国在民权和劳动法上的标志性立法进程，它宣布了因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来源国而采取的歧视性行为为非法。但这项法案真正的推动者，其实是肯尼迪总统。1963年春，美国国内各种族之间的紧张气氛升温，非裔美国人的暴动越来越多，南方州的示威和游行活动数量也开始上升。
1963年6月11日，肯尼迪总统发表了一次讲话，首次谈及1964年《民权法案》的提案问题。同年6月，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gre Wallace）拒绝两名非裔美国人学生进入亚拉巴马州立大学就读，在对联邦国民卫队实施联邦控制的情况下，非裔美国人学生才得以平安地入校就读。肯尼迪总统抓住机会，及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在这次演讲中说：“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我们面临着道德的危机。我们不能用压制性的警察行为加以解决；我们不能把它遗留下来，导致大街上的示威游行不断增多；这些纷争仅用象征性的行动和讲话是无法平息的。现在是在国会、在你的州和地方立法机构里，更重要的，是在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在发表这次演讲之前，民主党的肯尼迪总统与共和党的几位领袖就这项提案进行商议，并很快向国会提交了这项提案。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此组织了多次听证会，并增加了相关条款，授予司法部部长为保护被剥夺由美国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的个体而提起诉讼的权力。民权运动组织积极推动了这些条款的落实，但该项提案在参议院还是受到了阻挠，难以通过。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这导致局势发生了改变。新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en Johnson）利用他在司法政治中的经验对肯尼迪的议案表示支持。在11月27日举行的国会联席会议中，约翰逊提出，没有任何悼词可以比通过肯尼迪的议案更能表示对他的敬意。经过约翰逊总统艰苦卓绝的努力，《民权法案》最终在国会以参议院73：27、众议院289：126的票数之比通过。1964年7月2日，约翰逊总统在白宫签字，这项法案正式生效。
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把这次民权运动称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1955年开始于蒙哥马利的运动最终改善了美国成千上万个社区内的种族关系。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一运动居然把民权问题置于美国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它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利用联邦宪法驳倒了原来“合法”的种族隔离政策，并为非裔美国人争得了个人自由。1964年的《民权法案》和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应当说是美国内战以来黑人民权运动历史上最具意义的两大法案。
民权运动虽然在其高潮阶段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美国社会最根本的深层结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民权运动的发展，最终要求把宪法赋予的平等权利赋予全体美国人。这就要求民权运动在更深层面挑战广泛贫困和制度化种族主义（institutional racism），最终改造美国的社会结构。1967年，马丁·路德·金清楚地表达了他视野更为宽广和态度更为激进的观点，即把反对种族不公正的斗争与反对美国社会其他弊病的斗争结合起来。他指出：“黑色革命将把深深植根于美国社会整体结构中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虽然马丁·路德·金于1968年遭到暗杀，但民权运动仍然取得了很大进步。
不过，现在也有不少人认为，目前反对种族歧视的氛围似乎有点过头了，比如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录取名单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非裔美国人，在美国中产阶级趋之若鹜的医学院申请中，这种种族比例的限制更是令不少人认为非裔美国人受到了过分保护，反种族歧视似乎走过了头。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美国联邦司法部起诉耶鲁大学这样的事件。
种族歧视问题并没有因为民权运动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至今，它仍然是横亘在美国心头的一根刺。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德里克·肖万逮捕，肖万单膝跪压弗洛伊德脖颈部超过8分钟，最终导致弗洛伊德死亡。一名旁观者用手机录下了视频，并上传到社交媒体Facebook上，随后迅速传播开来。事件爆发后，全美30多个州举行了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当时，我访学所在的波士顿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示威活动。街道上到处可见抗议的示威者，空中警察的直升机一直在盘旋，这场冲突为本来就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而备受打击的美国社会投下了更为浓重的阴影。
在美国，与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类似的悲剧，早已是屡见不鲜。就在6年前的2014年8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弗格森地区，18岁的非裔美国人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未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到28岁的白人警员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射杀。布朗并未携带武器，而且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在被射杀前他仅与警员接触不到3分钟。当地警方认为布朗涉及一起抢劫案，但与弗洛伊德被怀疑使用假钞一样，警方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迈克尔·布朗命案发生之后，同样引发了连续多日的抗议活动，也一样出现了暴乱，最后警方派出大量警员、装甲车，并使用了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试图平息骚乱。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两起命案以及之后引起的社会抗议与部分地区的骚乱，乃至警方的反应，都如出一辙。可以说，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的痼疾。
在谴责这些惨案中美国警方的恶劣行径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非裔美国人的犯罪率普遍高于其他族裔，而且其经济表现也最糟糕。我在美国与人谈及非裔美国人的处境时，大多数人都会摇头叹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非裔美国人历史上的悲惨遭遇、糟糕的教育状况，以及经济表现上的普遍不如人意，令人在对这个族裔产生同情的同时，也唯恐避之不及。虽然美国政府在保护非裔美国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但效果一直不佳。人们认为，美国警察的行为是种族歧视的体现。而非裔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又多以暴动的形式来反抗，就像这次的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骚乱一样。这样一来，就连没有种族偏见的警察们也不得不对他们严格执法，这又推高了非裔美国人的犯罪率，把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推向一个死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