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对走出“大萧条”有没有帮助？（第九章“‘大萧条’的幕后真凶”）.7
到了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1801—1835年）在任期间，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力和声望得到大大提升。在马歇尔的领导下，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自身对国会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包括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为宪法的最终解释者的角色。 (88)
威廉·马伯里（William Marbury）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乔治城一位41岁的富商，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时任美国国务卿。这桩诉讼大案与当时美国政坛中的党派斗争有直接关系。联邦党人亚当斯总统在卸任的当天，连夜批准了42名由他提名的一水儿的联邦党人出任治安法官，这批法官被戏称为午夜法官。遗憾的是，由于马歇尔大法官当时忙着主持新总统就职等事宜，竟然有17份委任状忘记发出，马伯里正好在这17人之列。
对于联邦党人的突击提干，新上任的民主共和党（后来分裂为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杰斐逊深感不满，他命令麦迪逊国务卿扣押这批委任状，并像处理垃圾一样处理掉。马伯里虽然家财万贯，却是个官迷，为了讨个说法，他一纸诉状把麦迪逊告到联邦最高法院，要求联邦最高法院下达执行令。当马歇尔大法官以联邦最高法院的名义致函国务卿麦迪逊时，却遭到了麦迪逊的傲慢对待，他压根儿就不理会马歇尔，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当时实在是一个缺乏权威的司法机构。此时，马歇尔当然可以正式签发一项执行令，命令麦迪逊按照法律程序发出委任状，但麦迪逊仗着有总统撑腰，对此置若罔闻。马歇尔真是绝顶聪明，他琢磨了半个月之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绝妙判决结果。
1803年2月24日，联邦最高法院以5：0的票数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作出裁决。首先，马歇尔大法官认为，马伯里获得委任状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其次，既然马伯里有这样的法律权利，那么他就应该得到支持。最后，马歇尔大法官没有沿着这个逻辑走下去，对麦迪逊下达强制执行令，而是突然笔锋一转，在判决词中引证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说：“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以州为一方当事人的一切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具有原始管辖权。对除上述案件之外的所有其他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具有上诉管辖权。”用大白话说，马歇尔是在说马伯里告错了地方，不该把这个案子告到联邦最高法院。但马伯里这个大富商高薪聘请的律师并非不懂诉讼程序，他们之所以告到联邦最高法院，依据的是国会1789年9月通过的司法条例第十三条。
针对这个问题，马歇尔斩钉截铁地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法”“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断定什么是法律显然是司法部门的职权和责任”。如果法官不承担起维护宪法的责任，就违背了立法机构所规定的就职宣誓，“规定或从事这种宣誓也同样为犯罪”。据此，马歇尔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条例第十三条因违宪而被取消。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宣布联邦立法违宪。
马伯里看到若要得到这个治安法官的委任状，还要从基层法院一层一层地告起，不知道要等到何时，也就打消了继续打官司的念头。后来，马伯里当上了一家大银行的总裁，继续做他的大富翁去了。
从表面上看，马歇尔似乎输掉了这场官司，因为马伯里的法律权利没有得到捍卫，但其实马歇尔和联邦最高法院才是真正的大赢家。马歇尔等于是通过此案向立法机构宣布：宪法不仅高于一切法律，而且判断法律是否违宪这个至关重要的权力也与立法机构无关，联邦最高法院才是最后的仲裁者。同时，马歇尔也是在向行政机构宣布：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司法部门，因此司法部门有权判定行政当局的命令和行为是否违宪，有权对行政当局的违宪命令和行为予以制裁。这样，联邦最高法院不仅拥有了司法审查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最终立法权。
这样看来，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想尽力争夺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席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此次对巴雷特的大法官任命，民主党人反应如此强烈，其原因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就在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时，共和党以距离选举日期太近为由拒绝了奥巴马提名的加兰德法官，让斯卡利亚的席位空置了一年多。如今，仅仅过去4年多，斯卡利亚一生的论敌金斯伯格法官在距离大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去世，共和党却推翻了自己创建的先例。如此出尔反尔，如何不令民主党人感到愤慨。
200多年来，虽然美国宪法运行得一直还算有效，但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参议院的规则却一再受到破坏。2017年，民主党人为了报复共和党人对加兰德法官的抵制，他们开始抵制特朗普提名的戈萨奇法官。为了确保戈萨奇的提名能够通过，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宣布废除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时的冗长辩论制度，这样就不需要参议院100票中的60票而只需要51票就可以通过。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这种争斗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第十四任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1953—1969年在任）在位时的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偏向自由派的，期间大幅扩大了宪法中关于公民自由的权利范围。沃伦法官在1969年卸任，共和党总统尼克松连续任命了4位保守派法官，保守派势力卷土重来。后来的“伯格法院”（1969—1986年）、“伦奎斯特法院”（1986—2005年）、“罗伯茨法院”（2005年至今）都越来越倾向于保守派。如今党派斗争再次引发大法官之争，也让人不免想起杰斐逊总统当年的担忧。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裁决，让杰斐逊总统大为光火。在杰斐逊看来，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之间应当是三权分立、平起平坐的关系，凭什么司法部门可以高人一等？如此一来，如果联邦党人控制了联邦最高法院，一而再、再而三利用司法审查权推翻民主共和党国会制定的重要法律，那么，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就会因党派斗争陷入瘫痪。
如今，杰斐逊总统的担心部分地变成了现实。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争背后是党派斗争。司法政治化的趋势，使人不得不为美国民主宪政的健康运行捏一把汗。
2020年10月27日星期二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寓所
移民真的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吗
移民问题，尤其是非法移民问题，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困扰着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特朗普总统要在美墨边境修墙，就是要阻挡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
普通人担心移民问题，主要是担心移民来了会抢走自己的饭碗，或者会把自己的工资拉低。根据经济学中最简单的供求分析，如果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需求不变，劳动力供给增加，就会导致劳动力的价格下降。这个表述在这个经济学家普遍不受欢迎的时代如此深入人心，倒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它很符合一般人对商品市场的想象。我们拿西瓜市场来打个比方。
在我小时候，镇上的人每年都会种西瓜，成熟后就拿到镇子的集市上卖。但村庄里的人种的西瓜如果拉来卖，就会有收了钱的地痞来捣乱，把他们赶跑。所以，村子里倘若有种西瓜的，就在自家的村口卖，不敢到镇上去。这样一来，镇上的西瓜往往会卖得比较贵一些。假如来镇上买西瓜的人要买的总量不变，那么，多来了个卖西瓜的，自然会把价格压低，使家在镇上的卖瓜人受损失。
用这个比方比喻劳动力市场，看起来似乎一点都不违和，劳动力不也是商品吗？工资不就是价格吗？那么，情况果真如此吗？在这方面，利用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的经济学家给出了不一样的解答。
在特朗普上台前的2016年，在美国出生的外国人口达到了4370万。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告诉我们，自从1965年新的美国移民法取代了原来的国别配额系统之后，美国的移民数量翻了四番还要多。移民占到今天美国总人口的13.5%，是1970年（4.7%）的近3倍，但今天美国的移民人口占比依然比1890年的历史最高占比14.8%要低一些。这4000多万移民中，大约有1/4是非法移民。
这4370万移民中，差不多有一半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州。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最多，有1070万人，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州各有超过450万人。就城市而论，大部分移民居住在20座大型都市中，最大的聚居地是纽约、洛杉矶和迈阿密。而这20座城市居住的移民占全美移民总人口的65%，大部分非法移民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区域。
如果从经济数据上来看，这些移民聚居的地区也是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因为那里更容易找到工作，也有更多的赚钱机会。许多人据此认为，移民不仅不会导致本地就业机会减少，而且还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个星期五，我参加了我的合作导师弗里曼教授主持的一个讨论会，这次讨论会邀请了一位名叫丹尼尔·金（Daniel Kim）的学者来报告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叫作“美国的移民与企业家精神”。这篇文章首先肯定，移民的确带来了更大的劳动供给，给本地的工人造成了更大的竞争压力。但是，他们也指出，移民还可以创建更多的新企业，从而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他们的这篇文章有着广泛的数据来源，还研究了移民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他们发现，移民创造出的工作岗位数量要大于他们占据的工作岗位数量，而且非美国出生的企业创建者比例远远高于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
这篇文章的数据和模型逻辑都很扎实，结论基本可信。而且，从直觉上讲，愿意离开家乡到美国来追求美国梦的人，无论是非法移民，还是合法移民，本身都可能更加具有敢闯敢拼的精神，所以，我认为这个结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美国的500强公司中，有204家是由移民或移民子女创办的。亚马逊总裁贝佐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以及一大批美国著名企业家，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子女。
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劳动力市场与我家乡的西瓜市场是不一样的。原因并不是经济学的供求模型不对，而是没有考虑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首先，人们移民到美国之后，虽然客观上增加了劳动供给，但是也会产生许多对商品市场的需求，而这些需求会驱动当地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而提升对劳动力的第一部分需求。其次，也就是第二部分需求，是移民拥有的企业家精神所创造的那部分劳动力需求。这些人为了更好地生存下来，利用他们这个群体更具创新精神的优势，在创办企业上表现得尤为出色，这又会带来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两部分劳动力需求加在一起，很可能会超过移民本身的劳动力供给数量。
如果这些都还不足以让人感到信服，劳动经济学家还有一个更为有趣的研究，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研究外来移民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到底起着什么作用。这就是著名的对马列尔港偷渡事件的研究。
1959年古巴革命战争胜利后，美国一直封锁制裁古巴，试图推翻古巴政权，建立亲美政权。同时，美国不断诱使古巴人逃出古巴，为古巴持不同政见者提供政治庇护，这使得大量民众逃往毗邻古巴的美国佛罗里达州。1966年，美国政府出台《古巴情况法》，规定任何自1959年后到达美国且在美国居住满一年的古巴移民，均可获得永久居住权（即绿卡）。
1980年4月1日，有6名古巴人闯进秘鲁驻古巴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秘鲁大使馆拒绝将叛逃者交给古巴政府，古巴当时的领导人一怒之下宣布撤离保卫秘鲁大使馆安全的警卫，允许古巴百姓自由进入。此后，大批古巴人蜂拥而至，最后整个大使馆站满了人，连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在此情况下，秘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求援。美国、西班牙、比利时、哥斯达黎加等国先后发表声明，称愿意接收在秘鲁大使馆避难的难民。4月20日，古巴当时的领导人突然发表了一次讲话，宣布开放马列尔港，允许一切想要离开古巴的古巴人从这里离开，而且还把古巴监狱中的犯人以及精神病人和妓女赶出古巴。结果，从4月底开始到9月底，共有12.5万古巴人从马列尔港离开，涌入美国的迈阿密城区。这些人基本上没有接受或只接受过极少的教育，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永久居住在了迈阿密，这导致迈阿密的劳动力在短短几个月内增加了7%。
那么，迈阿密本地的劳动者工资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我们倘若只是单纯地比较这次事件前后迈阿密的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这是因为，也许这几个月还发生了其他导致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变化。如果我们观察到马列尔港偷渡事件发生后迈阿密的工资水平没有下降，你可能会说，这并不能说明这些非法移民没有导致本地居民的工资水平下降，而是其他因素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所致。
为了解决这个因果推断的难题，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戴维·卡德采用了一种叫作“双重差分”的计量方法，他把马列尔港偷渡事件前后迈阿密原有居民的工资和就业率的变化情况，与美国其他四个相仿的城市（亚特兰大、休斯敦、洛杉矶和坦帕）居民的对应变化轨迹进行了对比。 (89) 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古巴难民到达后不久，还是在几年以后，都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这些非法移民并没有影响到当地人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情况。
马列尔港偷渡事件，为我们研究移民对迁入地居民工资和就业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这项研究虽然一直充满着争议，但其结论基本经受住了学术界的检验。
当然，经济学对移民问题的研究，只是提供了一种视角，不过，这种视角还是为我们揭示了某些真相。至少，那些政客拿移民问题来做文章时，原来那套西瓜市场的简单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早已拆穿了他们的西洋景。
2020年11月14日星期六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寓所
被神化的杰斐逊总统
上周我到弗吉尼亚旅行，自然不能不去瞻仰美国国父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的故居——蒙蒂塞洛庄园。这座由庄园主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居所，是一栋特色鲜明的罗马新古典主义建筑。庄园位于一座山丘顶端，四周围树木环绕，前有一潭碧波。庄园的整个格局并没有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庄严，而是自内而外地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韵味，令人心醉神迷。我在初冬时节来到这里，远眺群山，山上的树叶红黄交替、错落有致，萧然之中隐约有一股苍莽之感。
托马斯·杰斐逊，1743年4月13日出生于弗吉尼亚，他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是美国开国元勋中最具影响力，也最令人感到复杂而难以完全理解的一位。他曾在1779—1781年任弗吉尼亚州的第二任州长，1790—1793年任美国第一任国务卿，1797—1801年任美国第二任副总统，并最终在1801—1809年担任美国第三任总统之职。托马斯·杰斐逊于1792年创建并领导民主共和党，该党统治美国的时间长达1/4个世纪，直到1824年分裂为民主党和共和党。
杰斐逊还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尤其钟情于建筑学，蒙蒂塞洛庄园就是他的建筑杰作。整个庄园掩映在树影和山峦之间，给人以浑然天成之感。庄园的主建筑采用的是多利安式的门廊、白色的圆顶以及四周以红砖为主体的搭配，充分展现了这位伟大人物充满诗意的想象力。
从蒙蒂塞洛庄园的一侧远眺，即可看到著名的弗吉尼亚大学。这是托马斯·杰斐逊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创立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这所大学迄今仍是美国名列前茅的著名公立大学，它不仅以首创建筑、天文和哲学等学术领域而著称，还是第一所独立于教会的美国高校。
弗吉尼亚大学与它坐落的这个小镇几乎没有什么界限，找停车位的时候，我们还偶然地发现了美国另外一位开国元勋詹姆斯·麦迪逊的纪念馆。过了一条街，迎面就看到了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内的托马斯·杰斐逊的全身雕像，他直视前方，激情满怀。斯人已去，气韵犹存。
我和朋友一起坐在校园里面的草坪上，感受着这所静谧的大学带给我的神秘，仿佛回到了200多年前，回到了杰斐逊的年代，教授和学生一起住在这里，延续着政治哲学的思辨和对宇宙真理的探讨。
美国的开国元勋中，后世声名最为隆盛的莫过于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了。在来蒙蒂塞洛庄园参观之前，我还曾怀着虔敬的心情参观了乔治·华盛顿的故居。那里背靠波托马克河，沿山坡而下，是他曾经耕作过的良田，曾经渔猎嬉戏的码头。那里埋葬着乔治·华盛顿的遗骨，流传着一个近乎完美之人的历史传奇。但是，与杰斐逊相比，华盛顿还是显得过于遥远了，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就像德尔菲神庙的神谕，惜字如金。站在华盛顿庄园的土地上，你感受到的是一个农民的生活，自由自在的同时，又远隔着两个世纪之久。华盛顿不像杰斐逊那样令人捉摸不透，即便是终身研究杰斐逊的美国历史学家，也常常感慨杰斐逊的多面性。
杰斐逊最为世人称道的成就，就是他作为主要起草人撰写了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5月中旬到7月初，在这短短的6个星期之内，杰斐逊写下了为他带来盛名的文字，让他的名字在之后的两个多世纪与美国梦的美好愿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独立宣言》的创作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件具有宗教意义的事情。在那6个星期里，孤独的杰斐逊捕捉到了在他眼前稍纵即逝的永恒真理，以如椽巨笔，把这些文字刻写在了美国人的灵魂之中。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而产生的。
这就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政治哲人杰斐逊关于美国信念的声明。尽管后来有不少人认为杰斐逊是在抄袭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主张，但是，不得不承认，即便是有所参考，杰斐逊也作了富有创造性的发挥。这些文字影响深远，是美国文化得以孕育的政治根基。
1826年杰斐逊去世之后，对他的评价和精神遗产的继承就成了判别各种政治派别的标准。无论是南方分裂主义者，还是北方废奴主义者，都可以从杰斐逊的文字中找到对自身政治理念的支持；无论是镀金时代的“强盗贵族”，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自由派改革者，甚至激进的民粹主义分子，都能从他的施政主张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倾向。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杰斐逊研究专家、弗吉尼亚大学杰斐逊研究教授梅里尔·彼得森（Merrill Peterson）送给岁月变迁中的杰斐逊的形象这样一个称呼——“多变之人”，也是美国的一个“伟大的凡人”。 (90) 彼得森的话也正说明，美国人民在不同的时代，在按照不同的面向诠释着这个伟大的建国者。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度象征着正确方向的杰斐逊，开始成为许多错误的代名词。美国白人讲述伟大美国精神的这套杰斐逊故事，开始有了相反的声音。
这其中最大的丑闻，莫过于对杰斐逊与奴隶萨莉·海明斯（Sally Hemings）之间的不正当关系的质疑。
萨莉·海明斯是托马斯·杰斐逊的一名奴隶。萨莉的母亲是“黑人”奴隶女人与白人船长的女儿，萨莉与杰斐逊的夫人玛莎是同父异母的姐妹，随着玛莎一起来到了杰斐逊庄园。1782年，杰斐逊的妻子玛莎第七次生育，生下了他们最小的女儿露西。产后不久，玛莎就得了重病，于当年9月不幸去世。对此，杰斐逊异常痛苦，他答应爱人不再娶妻。而从1784年起，11岁的萨莉成了杰斐逊女儿玛利亚的女仆，并随着杰斐逊一起到了巴黎。也就是在巴黎期间，萨莉成为杰斐逊的情人（萨莉当时约为14～16岁），并在杰斐逊剩下的时间里与他维持着这种地下关系。据传，萨莉一生为杰斐逊生育了6个孩子。
蒙蒂塞洛庄园一侧墙上的橱窗里详细介绍了萨莉·海明斯的全部生活经历。就在距离庄园主建筑不远的一处独立的木屋里，萨莉·海明斯度过了她的一生。而拥有一处独立的木屋居住，本身就说明了萨莉不是一位普通的奴隶。
萨莉·海明斯与杰斐逊的这段关系，由于涉及国父的私生活，同时也涉及杰斐逊对待奴隶制以及非裔美国人的态度，长期以来被美国人所忌讳。直到20世纪，历史学家才逐渐给出了一些旁证，不再否认这件事的存在。而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不断进步，历史学家通过寻找杰斐逊的白人后裔，与若干声称是萨莉·海明斯后裔的人的DNA进行比对，确定了杰斐逊与海明斯的后人确实存在着关联。
1993年，弗吉尼亚大学举办了一场纪念杰斐逊250周年诞辰的纪念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芬克曼（Paul Finkelman）据此指控杰斐逊虚伪，认为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种族主义者。在杰斐逊的眼里，黑人根本不可能与白人平等地一起生活，并且在废除奴隶交易或者限制奴隶制在美国南部以外地区蔓延的问题上，杰斐逊也没有表现出多么真诚的态度，他对于如何逐步实现解放奴隶的思考也是如此。芬克曼甚至认为，给杰斐逊冠以自由之父的盛名，乃是一种误导。 (91) 当然，芬克曼的批评并不能完全概括这场对杰斐逊的纪念会议，迄今也只有一小部分历史学家认同芬克曼的观点。学者们尽可以对杰斐逊作出这样或那样不近情理的批评，但在主流文化中，人们对神一般的杰斐逊依然充满着近乎盲目的热爱。
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精神的形成，靠的往往是近乎神话的那些人物和流传下来的那些半真半假的故事，讲故事本就是智人的天性。
在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之后 (92) ，虽然达尔文本人从未将他的适应性和自然选择理论应用到诸如种族和语言文化这些模糊的对象上，但还是有不少人利用它发展出了各种新意识形态。他们把语言、文化和达尔文主义对种族的解释捆绑在一起，用来解释自己的族群在生物、精神以及语言学上的优越性。当海德格尔主张德语和希腊语是盛载优等思想的独特容器时，他不会想到，后来的语言学家研究发现，海德格尔所认为的这些优等的语言与那些劣等的语言，竟然源自相同的语系，这些语言是借助车轮和马散布到多个大陆上去的。欧洲诸国的语言，本是同源而生。 (93)
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这是一套语言文化内在强化的结果，它本身就构成了一套意识形态，笼罩着这个由华盛顿、杰斐逊等人开创的国度。
一个人，一旦变成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真相对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就不再重要了。就像《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的斯芬克斯》一书的作者在弗吉尼亚首府里士满介绍自己对杰斐逊的真实描述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听众厉声叱责他对杰斐逊不敬：“老弟，你也就是一只在伟大的托马斯·杰斐逊的雕像上咕咕叫的鸽子。” (94)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它让人们相信，但只是让人们相信。相信本身，就是力量的来源。
2020年12月20日星期日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寓所
反垄断，下一个是谷歌！
2020年10月20日，美国司法部对谷歌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这家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公司利用其市场垄断地位非法打压竞争对手。这是继1998年对微软发起反垄断诉讼后，美国司法部首次采取行动打击一家科技巨头的垄断行为。与当年的微软一样，司法部的诉讼将使这家互联网时代的标志性公司面临被分拆的可能。
虽然在对微软发起的反垄断诉讼案中，微软公司最终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得以保全，未被分拆，但当年美国政府针对洛克菲勒石油公司以及针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反垄断诉讼都取得了成功，迫使这些公司分拆成了一系列子公司。
美国的反垄断立法始于19世纪的最后20年，这些法律法规被称作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egislation）。托拉斯即信托（trust），它是这样一种安排，即委托人将资产控制权授予受托人，受托人将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目的直接管理和处分资产。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石油、钢铁、铁路、糖和棉花等企业的股东将他们的股票交给了信托企业，并从信托企业管理的企业的利润中获利。这些信托企业从事的就是后来被称为垄断（monopolization）的业务。约翰·D.洛克菲勒创立的美孚石油公司就是一个例子。作为对托拉斯策略的回应，美国国会针对州际商业中的行销和组织行动，于1890颁布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是最早的反托拉斯法案。从那时起，有关企业间竞争和行销的立法和行动，就被称为反托拉斯法。这不是反对信托，而是反对任何被认为是不好的，非良性的市场效应的协议。之后的反垄断行动和政策，大多是基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及支撑法律而作出的。
这次美国司法部发起的诉讼，指控的是谷歌通过非法行动维持其在互联网搜索和搜索广告领域的垄断地位。起诉书说：“如果法院不作出裁决，谷歌将继续执行其反竞争战略，削弱竞争过程，减少消费者的选择，并扼杀创新。”根据美国政府提供的数据，美国近90%的通用搜索引擎查询均是使用谷歌完成的，在移动设备上，这个比例更是高达近95%。美国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声称，调查人员发现，谷歌并不是在搜索结果的质量上展开竞争，而是通过向手机制造商和其他公司付费来获得成功，“最终的结果是，没有谁能挑战谷歌在互联网搜索和搜索广告领域的主导地位”。
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一条规定：“任何限制州际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的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联合或共谋，都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将构成重罪。”违反者面临的惩罚将是重罚和监禁。第二条规定：“任何人垄断或企图垄断，或与他人联合、共谋垄断州际或与外国间的商业和贸易，将构成重罪。”
第一条认为，限制贸易构成犯罪。第二条规定，垄断州际贸易构成犯罪。但是，非常不幸，这部法案并没有定义何为限制贸易、何为垄断，直到现在，也仍然没有定义。
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颁布24年后，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项《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这部法案明确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确定了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意义下绝对违法的行为。随后的修正案禁止价格歧视、排他性交易合同和搭售安排、某些类型的合并和企业董事相互关联。 (95)
按照这个法案，美国司法部对谷歌的诉讼指向的就是其中的第二条，即谷歌达成了排他性的交易合同以及作出了搭售安排。但是，该法案也规定，这些行动只有在实质性地减少竞争或助长垄断的情况下才应被禁止。那么，何谓实质性地减少竞争？何谓助长垄断？这部法案仍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这就再度为辩论和解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美国司法部在对谷歌的起诉书中称，谷歌的行为伤害了美国民众，司法部正在寻求“缓解任何反竞争伤害所需的结构性救济”。一般而言，反垄断案中的“结构性救济”是指出售资产。起诉书表示，“最终，受到选择更少、创新更少、广告价格不具有竞争力影响的是消费者和广告商”，因此，司法部“要求法院打破谷歌对搜索分配的控制，以促进竞争和创新”。
不得不说，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使用了一种适应争议与情感诉求，并且十分混乱的语言，而没有提供可以证实指责的确切证据。从科学上讲，语言的目的是客观地解释和检验证据，而不应该涉及具有某种倾向性的目的、结果或受益人。
如果美国司法部认定谷歌是垄断企业，那么，他们到底意欲何为？联邦法律只说垄断和试图垄断违法，却没有说明垄断到底是什么意思，而至于导致消费者选择更少，阻碍了创新等指控，分明又没有提供坚实的证据。
之所以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根本原因还是司法部不认可企业之间对生产和分销的依赖性。大多数反垄断的法律法规似乎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建立的，即只有技术独立的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因此，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企业之间签订的任何合同或协议都会受到极大的质疑，似乎企业都是在试图通过限制性协议来控制竞争和价格，没有例外。但这种不完整的理解忽略了技术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确保技术上相互依赖的企业和团队成员在其生产活动中的可靠性问题。
判定协议的某些影响到底有益还是有害，是否违法，其标准是什么？反托拉斯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当有些行销策略影响贸易总收益的分享时，这是好是坏？如果一家企业降低了自己的产出率，提高了价格，然后发现自己获得了更大的利润，那么在哪种意义上，这会被视为不好的现象呢？
如果两家企业自愿达成了联合减少产出以提高共同利润的协议，为什么这会被认为是不良之举？如果两个年轻的律师合作成立一间律师事务所，与各自单独工作相比，他们都能挣更多的钱，得到更高的律师费，那么这种联合不好吗？显然不是，因为事实上大多数律师都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所以这是合法的。然而，如果两家大律师事务所合并，就可能会被视为过于集中，因此是不好的和非法的。为什么？根本的问题在于，就所允许或禁止的行动而言，法律的基本标准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
在过去通过法律和法院诉讼解决竞争与集中问题的一个多世纪里，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标准。经济学家的标准是，国民总产出的个人总估值。也就是说，消费者获得了最大的满意度，生产者获得了最大的利润。
然而，美国还是有些国会议员或州司法检察官主张要实现其他目标。他们希望通过限制那些对顾客颇富吸引力，价格和成本都更低，同时规模也更大的商店的增长，来保护像“夫妻店”这样的家庭企业。尽管成本更高，对其他公众来说消费者估值下降，但他们仍提倡对小企业提供这样的保护。
是追求消费者的总福利，还是让“夫妻店”得以存活，哪一个才是更好的目标？这取决于你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这不是一个经济标准。实际情况是，大型连锁店体系的总体效益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些规模较小、独立经营的零售商往往会失去公众的关注。
几乎每一次技术或生产方面的社会改良，都会伤害某些人。电力的发展伤害了捕鲸业，后者曾负责产出大量灯油。电报冲击了邮驿业的负责人和邮递员，但对公众利益的估值远远超过了这些成本。超级市场迫使大多数零售商转行到大卖场当经理或店员，而公众则从更低的价格和更便利的服务中得到了实惠。电冰箱伤害了送冰工。拉链伤害了纽扣生产商。汽车、收音机、电视和计算机也都伤害了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提供商，但公众普遍从中受益。如果两个或多个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之间的协议能够为公众带来便利，那么它应当被我们视为联盟，而不是反竞争的勾结或阴谋。
当然，任何人——政治家、企业家或学术界人士都可以断言，除了消费者估值之外，其他目标也应该受到重视，比如保护小企业或家庭农场，让其他不够好的搜索引擎公司也活下去。但是，这些目标似乎不该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尽管这样的目标在通过特殊利益立法中的政治竞争部分地予以实现。
在美国的反垄断诉讼中，司法部的诉讼书所运用的语言并非科学的语言，对于何为垄断，也没有清晰一致的界定。其所凝结的，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倾向，甚至是一种党派的意见。
这次美国司法部对谷歌的诉讼，其所提交的时机恰逢美国大选前夕，某种程度上，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姿态，因为此举表明，特朗普总统在兑现之前向其支持者作出的承诺，那就是追究某些公司涉嫌压制保守派声音的责任。
美国政治上的争斗蔓延到了经济领域，谷歌等公司成为替罪羔羊，这对于一个标榜自由竞争的经济体而言，无法不令人感到担忧。
2020年10月21日星期三
于查尔斯河畔
经济创新与社会宽容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创造财富的市场经济制度与我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近，一篇名为“‘不讲武德’的互联网巨头正在用资本夺走无数卖菜小商贩的生计，这是不道德的，必须反垄断”的网文开始在朋友圈里热传。这篇文章从目前越来越火的“社区团购”这一商业模式说起，谴责互联网巨头进入卖菜这个“低端行业”（作者原文），使得无数可怜的卖菜小商贩失去了生计。然后，作者这样慨叹：“互联网巨头入局哪个行业，哪个行业必然血雨腥风，最近这段时间竞争最残酷的，恐怕就是卖菜行业了。”
接下来，作者开始了他对大资本、大企业的批判。“一个社会，大资本、大企业应该干什么？难道是要倾尽它们的力量与小民争利吗？”“大企业用他们无可匹敌的狼性和富可敌国的资本把升斗小民赖以为生的小生意都抢走，就叫发展吗？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难道就是钱都被大资本赚走，让无助的个体深陷失业和穷困的泥沼而找不到希望吗？”
作者这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批判，这充满着温情和关怀的语言，赢来了一片叫好声。甚至我的一些经济学家朋友，也陆续站出来为这篇文字点赞。
无独有偶，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疫情以来，人们对亚马逊的网购模式也纷纷提出了批评，对于互联网大企业以及其背后的大资本，也同样提出了质疑。
说实话，这位作者到底是偏爱“社区团购”这样的互联网买菜模式，还是偏爱去他们家旁边的闾巷买他眼中从事“低端行业”的卖菜小贩的菜，并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到底是个人内心的情感所致，还是道德感所致，都无关紧要。
资本也好，企业也罢，他们的目的都是获得更多的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使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变得更高。在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的市场主体必然不断摸索最好的生存策略和最佳的竞争手段，这往往会破坏或降低一些现有工作岗位的价值。在“社区团购”购物模式的背后，又有多少互联网工作人员、外卖人员、管理协调人员参与其中，难道这些人就不该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吗？难道这些人的工作就比那些卖菜小摊贩的工作更罪恶吗？
美国历史上曾经有数万人负责在隆冬季节从北方湖泊切割、储存和运输冰块，如果从这位作者的角度来看这些运冰工人，他们也从事低端行业，也同样非常可怜。又有谁愿意在那么寒冷的季节里，冒着风霜雪雨，在严寒的工作环境里做这样艰苦的工作呢？制冷技术的发明摧毁了这些工作岗位。但在制造、安装和修理冰箱方面，制冷技术的发明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还有后来在空调方面创造的更高价值的就业机会，这些技术进步创造了更有利于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钢铁的发明摧毁了石雕匠和泥瓦匠的工作岗位；汽车的发明摧毁了马夫和马车制造商的工作岗位；拉链和尼龙搭扣的发明摧毁了一部分纽扣制造商的工作岗位；电影和电视的发明摧毁了许多巡回演员的工作岗位；合成纤维的发明减少了剪羊毛的人的工作岗位。当飞机超越铁路帮助乘客出行时，铁路部门的部分工作岗位被更有价值的飞行员和飞机维修工程师的工作岗位所取代。
我们不能一边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一边轻易地抛洒廉价的同情，收割一批又一批善良的人们所给予的关注和打赏吧？！
提高生产率是人皆向往的事情。汽车的生产效率比马车高，制造汽车的工作比制造轻便马车的工作更有价值。对工作岗位的破坏程度越高的行业，创造更有价值的工作的比例也越高。事实上，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就业机会，也就意味着对其他就业岗位的破坏（价值降低）。
那篇文章的作者还说：“按理说，互联网巨头拥有那么先进的技术，那么大的财力，他们应该干一些与科技的未来、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事才对啊，他们为什么净往这些低端行业冲，难道他们除了赚钱，就没有更大的理想了吗？”
“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做大事”，这些字眼多么吸引人们的眼球啊，读起来就觉得荡气回肠。可是谁能告诉我们“与科技的未来、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事”到底是什么？“按理说”的这个“理”，到底是哪家的“理”？
作为一篇网文，作者这样的文笔以及这样的“逻辑”，是颇为成功的。他不仅抓住了人们对于强者的忌恨心理，也直白地显露出了自己的“仇富”心态。
作者说：“这些年，眼见着一个个巨头造就了无数亿万富翁，眼见着富豪排行榜上每一个富豪的身价年年攀升，眼见着富可敌国的富翁带领着他的巨头企业把触角伸向社会的角角落落。”
任何一个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找到问题的根源，寻找可能的解决途径，才是正确的前进方式。如果只是引起群体之间的猜忌，引发彼此之间的怨恨，那么，除了最终所有人都倒退回贫穷的状态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可能性。
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企业家阶层也受到了同样的批判。凯恩斯曾经这样写道：“身为企业家，他本是国之栋梁、社会的中流砥柱，未来发展的建设者，不久之前，他的积极活动和所获取的报偿，还得到了宗教上的认可，在所有人和所有阶层当中，他是最受人崇敬和赞许的，被认为是社会不可或缺之人，若对他的行动进行阻挠，必被认定为不但会造成不幸的后果，而且还是一种不敬之举。但是，现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对于他，人人侧目，他自己也感到被人嫉妒、受人攻击，是不公不法的律例之下的受害者，觉得自己也不免有罪，变成了一个投机的奸商。” (96)
但最终，人们在发泄怨恨之后，又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凯恩斯继续写道：“繁荣之后是萧条。此时，价格低徊，对那些拥有存货的人来说，所产生的作用与价格上涨时恰恰相反。超过预期之外的损失取代了意外之利得，而这种情况与企业效率毫无关系。当此之时，人人所欲的无不是尽可能地减少存货，这就使整个工业陷入困顿。在这一点上，与过去尽可能地囤积存货的兴奋之状，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失业取代了对暴利的猎夺，成为当下的一个严重问题。” (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