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对走出“大萧条”有没有帮助？（第九章“‘大萧条’的幕后真凶”）.8
当我们为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在创新方面的突出表现感到钦羡时，当我们对诸如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杰夫·贝佐斯等伟大的企业家所取得的成就发出由衷的感叹时，还需要知道，他们有一个对创新更为宽容的社会环境，而这个环境促成了他们伟大天赋的实现。
历史的进程不一定充满温情，事实上，历史在创新的驱动下前进时，会造成诸多的社会问题。创新以及效率，不一定是短期内的主要目标。对于它们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我们的社会也应该充分地予以考虑。毕竟，一个社会，那些在竞争中受到暂时损害的人，是为我们大多数的福利而独自承担了损失。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考虑并且照顾到的。
但是，从更为根本的群体竞争的角度看，哪个社会对创新者更加宽容，哪个社会就更容易胜出。哪个社会在处理发展与公平的问题上做得更好，哪个社会就更加平稳，即便速度稍微慢一点，只要方向是对的，他们就总能驶向正确的目的地。
2020年12月2日星期三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寓所
凯恩斯的智慧
2020年下半年，我在哈佛大学听了一门新课，课程叫“凯恩斯”，上课的教授是已经80多岁的史蒂文·马格林（Steven Marglin）老爷子。12月3日下午，老爷子给我们上了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我进入Zoom课堂比较早，只有他和我，于是就和他聊了起来。我特地问马格林教授怎么评价特朗普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马格林教授停顿了一下，说也许可以去读一读凯恩斯在1919年所写的那本《〈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本书。 (98) 我们聊天的时间很短，自然来不及展开，但这句话让我陷入了深思。
我之所以向教授提起这个问题，是因为自从2020年美国疫情严重起来之后，我很少看到特朗普政府为应对疫情做过什么特别的工作，他和他的同僚只为此找了一个“甩锅”的对象，那就是中国政府。
现在美国朝野上下似乎形成了对中国进行围堵的共识。向来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称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应该建立更好的对话机制，达成“不诉诸军事冲突”的共识，否则，两国之间的碰撞将导致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但作出和平呼吁的现年97岁高龄的基辛格老先生，却在11月25日被特朗普政府撤去了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之职。
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拒绝对话的姿态，令人不禁为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担忧。在这样的情况下，马格林教授让我去阅读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先生的传世名作《〈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自然是大有深意。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的引领下逐渐散去。除了德军撤出俄国领土，归还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给法国之外，“十四点和平原则”还提出了“无秘密外交”“消除国际贸易壁垒”“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民族自决”等原则，被奉为国际理想主义的典范。经历了1918年的春季进攻之后，德军伤亡惨重，双方均到了强弩之末难穿鲁缟的地步，再加上当时的“西班牙大流感”，伤亡数以千万计。当此之时，和平的到来几乎是各方都期盼的事情。
德国首先问询威尔逊总统，表示如果接受他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这是否就是停战的全部条件，威尔逊总统对此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就这样，在1918年1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方达成停战协定。1919年1月，威尔逊总统远涉重洋，来到法国凡尔赛宫，召开了著名的巴黎和会。巴黎和会是获胜的协约国集团为了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奠定战后的和平基础而召开的，但这个会议并没有邀请战败国和中立国。即便是战胜国，一些小国、弱国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巴黎和会完全是一个由大国操纵的会议，分别由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以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所主导。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也参加了和会，但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和诉求，强行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
主导巴黎和会的这三位巨头，各自的性格、背景和理想有着显著的差异。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对他们三个人有着生动的描述。威尔逊总统是大学教授出身，对于外交事务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并不是手腕高明、反应迅速的外交家。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则闯荡政坛多年，是处理国际问题的行家里手，是欧洲旧传统下的现实主义者。三个人之间的冲突，代表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般心理状态。人们一方面渴望世界永远和平，另一方面又深陷于国内的党派斗争和国际的恩怨情仇，有着很强的复仇心理。
由于多年前在德国崛起的战争中落败，法国不得不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自然心怀怨恨。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在和会上主张严惩德国，经常与威尔逊总统爆发激烈的争论，而劳合·乔治则常常周旋于两者之间，又对法国多有偏袒。
有关这一段，凯恩斯在他描写当时的劳合·乔治首相的文章“劳合·乔治：一个片段” (99) 中有精彩的描述：
我们拿凡俗的标准去套首相并不相宜。对于我们时代的这位非凡之人，这个妖姬，这个双腿颀长的行吟诗人，这位从凯尔特那古意盎然、散发着女巫魔力、令人心驰神往的森林来拜访我们这个时代的半人半神的人物，我又该怎样向不了解他的读者传达我对他公正无偏的印象呢？随侍首相左右，我们可以感受到首相对于最终目标的茫然无措，内心深处的不负责任，以及一种外在或远离撒克逊的善恶观的生存方式，同时又杂之以狡黠、毫无同情之念和对权力的热衷。所有这些赋予了这位北欧民间传说中貌似公平的魔术师以魔幻、迷醉和恐怖的气息。威尔逊“王子”远涉重洋，从西方驾着三桅帆船“乔治·华盛顿号”迤逦而来，驶入了巴黎这座魔力四射的城堡，要把拥有永恒青春与美貌的少女欧罗巴——兼具这位“王子”的母亲与新娘的双重角色，从束缚和压迫以及一个古老的诅咒中解放出来。城堡里住着一位百万岁高龄、面如羊皮纸般的老国王，陪伴在他身旁的是一位弹着竖琴的销魂女郎。她轻启朱唇，唱的正是王子所写的歌词，她歌声婉妙、妩媚动人。只要这位王子能够摆脱在他身上潜滋暗长的麻痹症，在胸前画着十字向上帝祷告，伴随着万钧雷霆和玉石崩裂之声，这座城堡将逐渐隐去，魔术师消失无踪，欧罗巴会投入他的怀抱。但在这个童话故事里，那半个世界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人之魂臣服于地之精。
这篇文章本来收入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但在凯恩斯母亲的建议下在出版时删除了，直到10多年后才重新收录于《传记文集》中出版。
最终，在1919年6月28日，经过长达7个月的谈判，各方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和约，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这一和约迫使德国承认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与会各方不但限制了德国的军事能力，使其割让领土，还迫使他们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战争赔款数额之高，德国经济根本无力负担。梅纳德·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谈判代表参与了巴黎和会，但他对于《凡尔赛和约》极为不满。他反对严惩德国，认为欧洲的经济是一体的，德国衰败，法国和英国的经济断难一枝独秀。同时，他还希望美国能够取消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借款，挽救欧洲文明。在《凡尔赛和约》即将达成之际，凯恩斯看到自己的建议被全然无视，愤而辞职。在回到家乡之后，他奋笔疾书，仅用3个月就写出了这本迄今仍在被不断提及的名篇——《〈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
凯恩斯的这些事后被证明极为有利的应急之法，在当时却被批评为对敌人滥施同情之心，而事实上，凯恩斯真正着眼的乃是整个欧洲的复兴与健康发展。
凯恩斯这样批评法国：“然而，法国的根本利益全被那群围绕在克里孟梭先生周围的人给背弃了。他们厚颜无耻地夸大那些已成瓦砾的地区之重要性，使得法国对这些地区在道德上的权利大受贬抑。他们钟情于这样一种协议，它可以使德国人所应支付的账单在总额上大大地膨胀起来，以至于到了德国人民压根儿付不起的地步。”“由于那一派愚蠢的贪婪之相，法国又失掉了外界对它的同情之念，这些人既未能以法国的那些赔款要求作为担保而获得一笔贷款，也未能解决协约国内部的债务。法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这些代表们，牺牲了自己国家的一切切实的利益，为的只是换取一些虚无的承诺，正可谓‘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智者不为也，而这些承诺，若非发生什么难以预测的意外之事，是压根儿不可能实现的。此等情况，协议双方都是知晓的，这些承诺根本不值得写入和约的文件之中。”
凯恩斯对法国政府苦口婆心的劝谏，都被当成了耳旁风，凯恩斯这样写道：“我所主张的政策，对于法国实际上的物质利益之争取，要远胜于《凡尔赛和约》中空无一物的虚幻之念。而且我寻求各国人士的认同，根本上出于整个欧洲的休戚与共，是为了所有人的真正安全来加以考虑的。如果法国自己的财政已然处在崩溃的边缘，如果它自甘在精神上与其友邻相孤立，如果流血冲突、悲惨境遇和偏执狂热遍布莱茵河以东的两片大陆，就凭法国在莱茵河岸边的几个守卫岗哨，就真的可以安享太平吗？”
至于《凡尔赛和约》带来的所谓20年和平，则正如法国陆军元帅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的名言：“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20年后，欧洲重燃战火，全世界被拖入了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法国，在希特勒的铁蹄下，亡国之速史所罕见。
国与国之间拒绝沟通，带给这个世界的永远是战争和杀戮。
或许，这就是马格林教授让我重温凯恩斯这部经典之作的深意吧。
2020年12月11日星期五
于华盛顿特区
Ⅵ 告别美国
阿尔比恩的种子：告别马萨诸塞
1629年6月，正当英格兰鲜花盛开之际，一艘名叫“塔尔博特和幼狮号”（Talbot and Lion's Whelp）的大船向新大陆迤逦而来。在呼啸的寒风中，来自英国的疲乏的旅行者靠近了纽芬兰口岸。在冰冷的海水中，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一座巨大的冰山，紧接着发现蓝色的大西洋洋流咆哮而至。
那洋流看起来像冰雕的山峦，闪耀着雪一样洁白的光芒，它高悬在大船的上空，把大船映照得如此渺小。船上的人们满怀恐惧，在雾夜中穿行，流冰不停刮擦着脆弱的船体，使得船上的鼓声显得越发哀伤。
几天之后，天气转暖，人们重新打起精神。大船绕过安角进入马萨诸塞湾后，他们突然看见岸上植被繁茂、树木参天。于是，这群旅行者决定在这里建立他们的新家：“繁茂的绿树覆盖了大地，黄色的鲜花涂抹了海洋，我们迫切地想要见到新英格兰的新天堂，繁荣的未来正向我们敞开怀抱。” (100)
虽然1620年“五月花号”就已经在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登陆，但英国人真正大举移民马萨诸塞州所在的新英格兰地区，却是在1629年到1640年这11年间。在这11年里，大约有8万名英国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大迁徙的人们并不是受到了新大陆的吸引，而是因为自己的祖国——英国——的局势让人难以忍受。从1629年到1640年，正是历史学家所谓的“十一年暴政”时期。在这一时期，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绕开议会进行统治，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英国圣公会大肆清洗清教徒，同时，这11年又恰逢经济萧条，传染病到处流行，所有这一切迫使部分英国人离开自己的祖国，迁徙到其他地方去。
这8万英国人中，有大约2万人移民到了爱尔兰，2万人去了荷兰和德国的莱茵兰（今德国莱茵河中游地区），2万人去了西印度群岛。最后2万人选择了到马萨诸塞州定居，正是他们种下了北美文明的种子。1640年之后，新英格兰地区的大移民潮戛然而止，甚至还有回流，因为不少马萨诸塞州的新教徒返回英国参加内战。这2万迁徙到马萨诸塞州的移民成为美国洋基人（美国东北人的别称）开枝散叶的根基。1700年，他们的总人数达到了10万，1800年超过了100万，1900年达到了600万，如今已经超过2000万。所有这些人口，都是在1629—1640年来到马萨诸塞州的2万多英国人的后代。
阿尔比恩（Albion）是最早有记录的不列颠的名字。在公元6世纪，不列颠在希腊被称为“阿尔比恩岛”，这一叫法延续了1000多年。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用阿尔比恩作为英格兰的华丽代称，而忽略了不列颠，而其实，后者才是这个词的原始含义。
马萨诸塞州是阿尔比恩的第一块美洲播种地。马萨诸塞这个地名来自早期英国殖民地时代的一个位于此地的印第安部落的名字，原本的意思是“一片很大的山坡地”。虽然现今美国人口中只有不到20%的人的祖先是英国人，但从文化意义上说，大多数美国人都是阿尔比恩人的后代。在1629年到1775年这近一个半世纪的漫长时期内，先后有四波讲英文的移民迁徙到现今的美国领土上居住。第一波就是上述在1629年到1640年从英格兰东部逃到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第二波是在1642年到1675年从英格兰南部移民到弗吉尼亚州的一小群忠诚于王室的精英分子和他们的契约仆役。第三波是在1675年到1725年从英格兰中北部和威尔士迁徙到特拉华山谷的移民。第四波是在1718年到1775年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北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的边境迁徙到阿巴拉契亚山脉周边的移民。这些移民基本上都是英国新教徒，大多数遵循英国法律，崇尚英国式的自由观念。他们奠定了美国这个新世界的不同地域文化的基础。
第一波移民者的子孙很快从马萨诸塞州向外扩展，他们占据了新英格兰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新泽西州东部和纽约州北部等地区。19世纪，他们的子孙向东迁徙到缅因州，向北来到了加拿大，向西直达太平洋。一路上，他们奠定了许多城市的根基，包括布法罗、克利夫兰、芝加哥、圣保罗、丹佛、西雅图、旧金山和盐湖城。
移民潮的起因首先是英国基督徒的宗教运动，他们力图在美国建立一个新世界。来到马萨诸塞湾区的定居点，这些基督徒表达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宗教观念，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圣经共和国”，要成为全人类的典范。正如后世的新英格兰学生被要求背诵的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的那篇著名演说所述：“我们将成为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目光都将注视我们……全世界都将传扬我们的故事和格言。” (101) 当年，温斯罗普购买了英国新成立的马萨诸塞公司的股票，举家搬到马萨诸塞州，他本人也被选为这块殖民地的总督。
新英格兰地区最显著的环境特征就是冷，两三百年前，马萨诸塞地区比现在还要冷得多，清教徒到来的时候，正是气候学家所说的“小冰期”。但是，过了几年人们才发现，这种寒冷的气候其实是一种优势。对于从北欧过来的定居者来说，这种气候创造了一种有利于保持健康的环境。南方的定居点容易出现的那些由虫子传播的疾病，如疟疾、黄热病等，在这里要少得多。像伤寒、痢疾等经由水源传播的传染病，也因为马萨诸塞湾区的严寒而大大减少。总体而言，马萨诸塞地区的死亡率要比西方大多数地方低得多，更是远远低于其他的一些殖民地。
也许，这种严寒所创造的适宜殖民者生存的环境，对于从制度层面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大有利条件。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与他的合作者在顶级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项经验研究”的文章。 (102) 文章从欧洲殖民国家的制度差异入手，巧妙地引入殖民者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分析估算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影响。
他们的理论有三个基本前提：第一，不同类型的殖民政策会创设不同的制度体系。一个极端情况是，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是一套榨取型经济制度，目的只为尽可能地榨取殖民地国家的各种资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比利时对非洲刚果王国所施行的殖民统治政策。这些制度既不会对该地区的私有财产提供多少保护，也不对政府的剥削行为进行政策上的平衡和校正。榨取型的殖民策略，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把殖民地的资源转移到母国。但这只是一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欧洲国家则是选择向殖民地移民，并在当地定居，在殖民地复制母国的经济制度，创造出一个翻版的“新欧洲”来，这是一种移植型的殖民策略。这些定居到殖民地的殖民者对私有产权的保护非常在意，大多会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等。
第二，一个地区是否适合欧洲殖民者生活，会极大地影响殖民者是对该地区采取榨取型的殖民策略，还是移植型的殖民策略。如果殖民地非常不适于殖民者生存，比如疾疫横行，或者是当地土著反抗激烈，极端仇视殖民者，都可能导致欧洲殖民者在这些地区生存艰难，死亡率大大提高。而越不适宜生存的地区，欧洲殖民者定居下来的愿望越低，移植本国制度的积极性也就越低，因此他们就更有可能建立榨取型的经济制度。
第三，殖民地的经济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在独立之后仍然得到了延续。
从历史资料上看，这三个前提都站得住脚。有了这三个前提，阿西莫格鲁等人把第一代殖民者在殖民时期的死亡率作为这些国家当前制度的工具变量，估计出了像来自阿尔比恩的移民一样带来的制度移植和扩展，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
现在，我们来捋一捋阿西莫格鲁的研究的逻辑线：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会影响他们是否选择在当地定居下来的意愿。而定居与否，会影响殖民者在殖民地建立榨取型经济制度还是移植对本地经济发展更有利的母国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的选择又会影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延续。最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会影响它们的经济表现。
这样的解释总是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这些殖民者代表着文明的方向，是他们推动了北美的经济发展和文明开化。这又让我想起马萨诸塞这个印第安部落的名字。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在马萨诸塞已经找寻不到这个印第安部落了，而美洲曾经的主人——印第安人，在阿尔比恩的移民不断扩散的过程中，也变得越发衰微。
第一批抵达马萨诸塞定居点的殖民者，因为受到了印第安部落的热情帮助而度过了迁徙后的第一个寒冬，还特意创造了一个节日——感恩节。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谈起这段往事，却激愤地写道：“感恩节，说穿了，是一个忘恩的节日。”
离开住了一年的波士顿，离开由第一波英国移民中的牧师约翰·哈佛创建的哈佛大学，再回首去看这片土地，在发思古之幽情的同时，我也不禁感叹历史的无常。
2021年1月5日星期二
于纽约假日连锁酒店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店
在纽约与美国说再见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半，我正坐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的大厅里等待值机。大厅里空空荡荡，零星有几位旅客，随处可见纽约这个大都市的国际化特征。即便是这样，整个机场的中国元素也仍然非常显眼，一抬头，就看见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巨幅广告赫然悬挂在眼前。
就在前天，也就是2021年1月4日，住在波士顿的司机师傅凌晨4点多出发，接上我和另外两位在马萨诸塞总医院和波士顿儿童医院访学的同胞，开上了前往纽约的高速公路。司机师傅姓伊，4年前从福建来到波士顿，如今已经在波士顿中国人聚居的昆西地区买了房子，他虽然才30出头，却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一路上，我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他在美国的生活，他说：“咱们中国人在美国生活，就是两个字，无聊！每天一到晚上五六点，天一黑，大家就各回各家，准备上床睡觉了，哪里像中国，可以出门逛商场、吃夜宵。在美国，除了挣钱多一点，生活真是无聊极了。”
虽然伊先生对美国的生活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但他仍然很享受。他说：“在美国，你只要踏实肯干，肯定是饿不着的，还能生活得不错，但要是想发什么横财，突然暴富，那机会也不多。美国做事有法律，人与人之间比较单纯，适合像我这样的人。”
“谁不希望人与人之间单纯一点呢！”我心里嘀咕着，昏睡了过去。
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伊先生用手一指说：“喏，这就是纽约。”
我急切地向外张望。我读过许多中国人所写的关于纽约的书，一时间，那种诗化的浪漫，那种历史的雄浑，还有自由女神像散发出来的无穷魅力，都涌入了脑海。
然而，我对自己看到的一切感到失望。在驶向纽约曼哈顿法拉盛地区做核酸和IGM检测的诊所的路上，我看见到处是乱扔的垃圾，道路不甚平坦，房屋也不整齐。一进入法拉盛地区，我感到就像突然来到了中国二三线城市的郊区，或者一个偏远的小县城。
伊先生说：“纽约曼哈顿有几个街区是被华人‘占据’的，还有几个是墨西哥人以及非裔美国人的，要去白人聚居的地方，得再过几个街区。”
这就是我看到的纽约的第一眼。可惜，由于处在疫情期间，不能到处走动，这也就意味着，这将是我看到的纽约的全部了。
在我的阅读体验中，纽约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寓居纽约十余年的画家陈丹青先生当年写《纽约琐记》 (103) ，在序言中提道：“从国外回转来的各种‘讯息’有时也真像玩笑。譬如说吧，我要是在自由女神像跟前留个影，再真实不过了。寄给亲友去，亲友压在玻璃板下面，从此每一看到，只见到美国的那个我一年四季不分昼夜站在女神裙下开口笑。不是吗？抵赖不了的。可我回国偶或瞧见这类相片，就觉得那是另一个人，同我并不相干，那只是镜头快门将我与雕像悄然扣留的一瞬：1/125秒。”我那时候读了这段，并没有多少感觉，只觉得陈先生这本书，是关于艺术和生活的琐忆的，与纽约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若拿掉“纽约”两个字，改为“艺术生活琐记”，我估计大多数人就失去了阅读的兴趣。至少，我就是这样。“纽约琐记”，多么迷人。
我来美国之前，读过不少林达夫妇写的美国观察系列作品 (104) ，还有刘瑜女士写的美国生活记录。 (105) 这些前辈都是文字方面的高手，遣词造句，烘云托月，生生为我们造出了一个美国印象。
再看看木心先生笔下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雕像的座子下刚开过音乐会，椅子、几件不怕曝晒的乐器，歪斜着（晚上还有一场），纸片、食品袋、饮料的空罐，疏落有致地散在层层石级上，风能吹得动的，便飘起、滚转，停一停，又飘、又滚……哥伦比亚大学似乎很疲倦，这是不足为凭的戋戋表象，它的内核总还在兴奋滕旋，一幢幢大楼都是精神的蜂房，地下还有好几层建筑，四通而八达，如此则上上下下，分析、计算、推测、想象，不舍昼夜，精神的蜂房、思维的磨坊、理论和实验的巫厨。” (106) 你看看，写得多美，连垃圾飞扬也写得那么富有诗意，这便是文人眼中的纽约了。
但这不是伊先生眼中的纽约，不是因为疫情羁縻他乡的归国游子眼中的纽约，也不是往返于中美之间的生意人眼中的纽约。
纽约的传奇历史，是从1626年荷兰人以相当于24美元的代价，从印第安人手里买下曼哈顿开始的。
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亨利·哈德逊（Henry Hudson）1609年首次抵达曼哈顿到今天已有412年。1626年，“阿姆斯特丹徽章号”（Arms of Amsterdan）抵达了曼哈顿，他们从印第安人那里以60荷兰盾的代价购买了“曼哈特岛”（Manhattes）。所谓的60荷兰盾，相当于当时的24美元，而所谓的购买所有权，其实是很值得争论的，争论的焦点在于荷兰人和印第安人对土地所有权的观念有着重大的差异。无论荷兰人认为这笔交易多么公平合理，在印第安人看来，土地是公有的，谁都可以使用。印第安人很可能不是得到了金钱，而是得到了相当于60荷兰盾的锄头、布匹之类的物品。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品就是白人在这里逗留的善意表示，他们根本没想到，从此曼哈顿再也没有了他们的份儿。早在1625年，荷兰人就开始在曼哈顿岛上兴建阿姆斯特丹堡，后来，这里被称作“新阿姆斯特丹”。 (107)
在39年后的1664年，新尼德兰总督向英国人投降，把新阿姆斯特丹拱手让出，英国人随即将此地更名为“New York”（新约克），这就是纽约这座城市的名称来源。
纽约一直是各方移民到达美国的第一站，尤其是曼哈顿地区，历来就是一个移民聚集区。但是，这里也在一代又一代地变换着主人。荷兰人、英国人、犹太人、爱尔兰人，他们纷至沓来，一批批坐船来到这里打拼生活。在逐步站稳脚跟、生活富裕之后，他们又开始向西迁徙，把这个拥挤而又肮脏的地方让给新移民。如今，这里轮到华裔、墨西哥裔、印度裔以及非裔美国人了。
纽约是一本大书，当然，美国更是。一代一代的人，无论是英国人、荷兰人，还是今天的华人、墨西哥人、印度人，他们来过，奋斗过，然后缓慢地汇入一条生命的洪流中去。
今天是我在美国的最后一天。站在纽约回头去看这个国家，我感受到的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神奇。
在约7万年前，智人最后一次从非洲走出来，他们打败了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等其他人属物种，统治了这个世界，成为霸主。智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差异极小的不同群体，最终形成了今天差异巨大的分属不同文化和国家的庞大群体。
对于人类的命运，以及各个文化族裔的明天，或许造物主并未设定终极的演化方向。虽然每种文化都号称自己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但这个世界从来都是浑浊地轰隆向前的，所有先知的预言最后都落了空。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看到的纽约和美国，未必是不真实的。就像木心先生和林达夫妇眼中的美国，也未必是不真实的。
它们都是真实的，这才是这个世界有趣的地方。
再见，纽约！再见，美国！
2021年1月6日星期三
于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候机大厅
结尾
写在归国隔离结束之日
现在是北京时间1月21日早上8点，美国东部时间1月20日晚上7点。今天是我归国后的第14天，也是我即将解除隔离的日子。再过3个小时，我太太就会驱车赶到我所在的浙江海宁的隔离酒店接我回家。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刚刚在7个小时前完成了总统交接仪式。当然，卸任总统特朗普没有参加新总统拜登的就职仪式，一大早，他就乘坐“空军1号”飞回了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家。
1月6日中午，我刚刚登上回国的飞机，在美国的好几位朋友就发来了消息，问我可看到新闻，还没等我去查询当日的最新信息，飞机就已经准备起飞，我不得不先关了机。在经历一天的飞行之后，飞机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时间是北京时间的1月7日傍晚。在等待核酸检测的这段时间，我才看到，原来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前一天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骚乱。
大选之后，特朗普始终不肯接受败选的结果，一直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推翻大选结果。1月6日，美国国会即将确认大选结果，正式宣布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人选。在如此关头，疯狂的特朗普决定最后一搏。
1月6日这一天，数千名特朗普的支持者从各州涌向首都华盛顿，车队绵延数十公里。在美国国会启动确认程序之后，特朗普的支持者开始围攻国会大厦。有的支持者徒手翻过国会围墙，有的朝警察喷射化学刺激物，最后双方发生了武装对峙。整个骚乱过程中有6人死于非命，后来还有一名在这场骚乱中遭到抗议者攻击而受重伤的国会警察不治身亡。这场冲击美国国会大厦的事件，最终被定性为暴乱。这也是自1814年英国人在“1812美英战争” (108) 期间纵火焚烧华盛顿以来，美国国会大厦首次遭到冲击。
更令人惊诧的是，就在特朗普的支持者大闹国会的时候，特朗普为了鼓动粉丝闹事，竟然还发表了一个小时的演讲，为这次暴乱推波助澜。而当这次事件被定性为暴乱之后，这位一向看起来很不靠谱的总统还是屈服了，他因为害怕被安上叛国的罪名而选择了退缩。到了1月7日，特朗普开始怒斥前一天还被他称为“爱国者”的人，同时表示支持新政府接任。1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煽动叛乱”。不管这场弹劾能否成功，特朗普都将成为在任内两次遭到弹劾的美国总统。 (109)
特朗普总统不断刷新着美国民主制的下限，不断地作出各种让人惊掉下巴之举，这也让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1992年，曾经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当时还寂寂无闻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写了一本名噪一时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110) ，从此名扬天下。当是时也，“冷战”已经结束，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狂乱的20世纪正在趔趔趄趄地走向终点。福山在这本书里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体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历史终结了。他认为，科学求真逻辑和寻求平等认同这两大历史力量，推动各族人民在不同社会建立起奉行开放市场的自由民主政体，天下已经太平，我们只需要思考如何让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个人得到完全的满足就可以了。
福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当然很深刻，但近30年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在这个通信技术和社交媒体获得大发展的时代，福山的预言显然没有实现。反观2020年的西方世界，尤其是叠加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总统大选的美国社会，让我们不得不对福山当年的断言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面对这样的结果，福山近日在接受《观点报》采访时不得不重新对自己的理论做一番修正。他坦率地承认，中国在这次疫情的处理上表现非常出色，但他把这次疫情中各国的表现归因为国家能力的强弱，而非制度上的优劣。所谓国家能力，乃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行政管理能力，这就使他的谈话避开了制度因素的比较。福山巧妙地躲开了可能面临的尴尬境地，但这显然不能解答当前存在的问题。
福山在他的著作中，总结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的经验，但这50年的经验，尚不足以推及之后的全部人类时空。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社会，都会面临它那个时代的问题，绕不开它那个时空阶段的限制条件，所以，组织社会的制度与方法也就需要因时、因地制宜。自从约7万年前，智人最后一次走出非洲到今天，我们的祖先一直在摸索最佳的生存方式。智人超越了先前的基因演化，进入了文化演化阶段。也就是说，在智人遍及全世界之后，各个不同的地区和历史阶段，开始发展出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就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方式，它们在历史的时空中不断生长、不断适应，也不断消亡、不断重生。
数千年以来，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文明兴也勃焉，亡也忽焉。自近代以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苏联人、美国人、日本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的天空几经转换。如今，轮到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登上这个历史的大舞台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想象，他们的到来是在丰富着智人的实践，而不是在摧毁什么珍贵的传统呢？
从这个角度再回过头来看美国，我们就会觉得，美国这200多年的历史，就像是人类制度与人性的一个大试验场。我们不必去美化什么，更没有必要去神化什么。我们应该静静地观察，大度地吸纳，以“包举宇内，并吞八荒”的气魄，以“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雄心，从历史的杳渺，看向未来的幽深。一旦有了这样的气魄，这样的雄心，我们就超越了凡俗之见，超越了左右之争，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历史。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也在不断创造着历史。知识分子喜欢向后看，我却希望大家都能向前看。不要排斥新的事物，要相信人心中那些看似微弱的光，它们终将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111) 人们在看待历史、看待社会、看待中美两国时，都往往怀有某种感情。但其实，冷静的老子早就告诉我们，天地变化之道从来没有感情，就像达尔文在《物种起源》 (112) 中告诉我们的道理：演化，没有方向！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庸人自扰，放缓脚步，耽误手中的事务呢？
就在我如此这般浮想联翩之际，检疫人员来敲门了，我要做回家前的最后一次核酸检测了。一想到我太太马上就要来到，我很快就要见到阔别一年多的亲人，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热。好了，就这样吧！
再见，我的朋友！我们疫情之后再见！
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
于浙江嘉兴海宁隔离酒店
后记
2020年暑期，正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之际，当腾讯新闻的编辑老友得知我正在哈佛大学访问，便邀请我写一个美国观察专栏时，说实话，连我自己都觉得不靠谱。
我读过不少关于美国社会与政治观察的书，其中最著名的当然要属林达、刘瑜等几位老师的著作，与这些曾旅居美国多年的前辈相比，我来美国的时间实在不值一提。除此之外，长期生活在中国内地，我对美国的许多认识也都停留在纸面上和想象中。即便来到美国之后，在疫情暴发之前，我也不是非常关心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的。这种不关心不是因为我没有兴趣，而是我自认为已经对它非常了解了。然而，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中美冲突、美国大选等事件的发展，我开始对我原来的美国印象产生怀疑，感觉美国对于我而言越发陌生了。
编辑老友似乎早知道我会有这样的反应，她继续说：“我们这边写专栏的，有不少是移居美国多年的，也有不少是在内地这边隔岸观察的，但就是少了你这样一位，常年居住在中国内地，刚刚到美国，同时又幸运或不幸地遭遇了2020年这么多事儿的人。我觉得你来写最合适不过了。”
坦率地说，老友的这番话是说动了我的。
美国是一头大象，我们每个人都在试图从自己的视角去理解它。在理解它的过程中，个人的知识存量、人生体验、利益立场，都会影响到我们对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的认知。我也不例外。为什么我不能把我的一些困惑和认知展现出来，供大家一起来思考和批评呢？
于是，在哈佛大学访学之余，我开启了自己的美国观察之旅。每周两篇，把自己认识到的美国社会，以及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一一呈现出来，一直写到隔离结束回到家里。我很感谢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因为写作的过程的确让我对美国的认知加深了许多。
这些专栏文章在腾讯新闻和财新网专栏上推出后，我都会转发到我的朋友圈里。朋友圈有不少在美国留学的朋友，纷纷发消息告诉我，读了我的文章很有启发，也多有来与我共同讨论的。此外，也有一些寓居美国多年的朋友，对有些文章提出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我从来都不回避，也都一一晒在朋友圈里，帮助大家认识我提出的问题以及我所提供的思考角度。正是这样开放的态度，既让我收获了友谊，也让我学会了从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场以及不同的人生体验的视角去理解美国社会。
真正认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都常常难倒我们，更何况是偌大一个美国。美国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对它的所有想象，所以，我在整个专栏写作过程中，时刻在提醒自己冷静观察，认真思考，多方学习，在落笔时也常常告诫自己：“你或许做不到上帝视角下一览无遗的描述，但一定要对自己真诚，确保每一个字都是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于是，就有了这本历时近5个月写出的《在哈佛看美国》。正如我在9月初正式落笔时写的那句话：“它不一定是完美的，但一定是真诚的。”
谨以此书献给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朋友！希望这些思考能够为你认识美国提供一些新的角度，以及一些新的认知。
2021年3月31日星期三
于浙江大学之江校区人文高等研究院2号别墅
(1) 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临床心理学家。他的全球现象级畅销书《人生十二法则》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编者注
(2) 许倬云．许倬云说美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
(3) “Black Lives Matter”是一项起源于非裔美国人社群的运动及其政治口号。该运动兴起于2013年，因射杀非裔青年的警察乔治· 泽摩尔曼（George Zimmerman）被宣判无罪，引发了非裔美国人与左派白人的大规模抗议与骚乱。乔治· 弗洛伊德是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人，生前是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家小酒馆的保安。2020年5月25日，他遭遇以德里克· 肖万为首的四名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不幸去世，终年46岁。乔治·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全美大骚乱。2021年3月13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一致投票通过，批准向乔治· 弗洛伊德家人提供2700万美元（约合1.75亿人民币）的不正当死亡赔偿，这标志着持续近一年的抗议运动宣告结束。
(4) [美]迈克尔· 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M]．朱慧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5)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6)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身。
(7) [美]傅高义．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M]．谷英，张柯，丹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8) [美]傅高义．亚洲四小龙腾飞之谜[M]．陈振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9)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冯克利，译．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