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200多年来，美国社会几乎无时不在各种病中，这是事实，也毋庸置疑。但是今天看来，各种各样的美国病，并不是不治之症，许多病症也似乎并不比2020年突然暴发和流行起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更难应付。美国之病有治，这还要归功于美国开国元勋和立国先贤们在美国建国之初就设计好了一个能应付各种社会病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如果你读过美国政治理论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的《美国制度的根基》（The Root of American Order ，通行的中译名为《美国秩序的根基》，这本书的中译书名可能存在歧义，因为译者可能没有意识到“order”在英文原文中有“制度”的意思），你就会了解美国建国时期的制度设计的核心，首先就是任何人都不在法律之外和宪法之上，任何人的权力都不是至高无上的和无可制约的。这种立国制度的优点，实际上包含着种种社会问题的制度纠错机制。反映在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尽管第45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执拗、倔强、好强、任性、行事乖张、独断专行，且从不服输，以至于大选后月余都不肯承认败选，但到最后，在美国立国先贤们所设计并沿用200多年的选举制度面前，他还是不得不把总统位置移交给了约瑟夫·拜登。美国200多年的建国历史，以及美国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清楚地告诉世人一个浅显的道理：像美国这样一个现代大国，如果没有制度根基层面的权力和公共决策的纠错和制衡机制，那是行不通的。
当下，美国社会仍有多种病症。这不仅仅是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在蔓延，每天的确诊人数超过10万，美国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在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冲击而疲于应对，而且美国社会也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之病。实际上，病态的美国社会悄然发生着制度改变。但是，当今美国经济仍然在种种社会问题中成长，且在许多方面领先并引领世界的发展趋势。因此，在世界经济和历史的大变局中，认真反思当下美国社会的问题，从而认清能真正促使人类社会经济增长和增进人类福祉的制度到底是怎样的，这才是经济学家乃至全社会所应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是为序。
2021年8月18日
于复旦大学
前言
在哈佛看美国
美国病了。她变得敏感、多疑、偏狭。
可能是我身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缘故，2020年8月底，我的微信密集性地收到了许多国内朋友和亲人的问候，因为他们听说美国北得克萨斯州大学对中国接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的访问学者以及学生（也就是所谓的“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参与者）下达了一份逐客令。这是由该校教务与学术事务副校长办公室在2020年8月26日发出的邮件所透露的消息。北得克萨斯州大学通知和我一样持有J-1签证的来美国参加“交流访问者计划”的中国学者，校方将终止与中方的合作关系。这就意味着，那里的许多像我一样的访问学者必须在一个月内离开美国。
现在正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期，回国的机票一票难求，价格高达四五万元人民币之巨，大约是平常的5～8倍。即便是这样的高价机票，也不见得能买到。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位同事在半个月前回国，之前刷票刷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最后竟然峰回路转，幸运地买到了她所在城市的包机机票，才算是安然渡过这道难关。由此可以想见，北得克萨斯州大学那些与我一样的学者和学生接下来这一个月该多么狼狈！
回想起两年前，也就是2018年的这个时候，我把我的一份研究计划寄给了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知名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在等待了半个月之后，我收到了弗里曼教授热情洋溢的回信。他一方面肯定了我的研究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指出可能的问题所在。收到回信后，我仔细品读教授的细致评论，真心钦佩弗里曼教授的学术造诣，他对文献的熟悉程度以及在理论方面的深厚修养使他很快就抓住了我研究的核心问题，并指出了数据上存在的不足。在信的最后，弗里曼教授表示他愿意邀请我来哈佛大学法学院他负责的一个劳动法律研究中心访问一年，以期在这个问题上有更进一步的研究与合作。
直到现在，我都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奋之情！能到哈佛大学这样的国际学术重镇去访学，这可能是每一个学人都梦寐以求的机会。而且，我之前虽然也到过新加坡等地访学，可那还是没有真正接触西方文化。能够到美国去，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于是，我接下来积极准备英语考试，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出国访问学者项目，办理护照，准备出国相关事宜。虽然程序非常烦琐，但最后，我终于在2019年10月成功办理赴美签证。那一天，我在微信上发了一条朋友圈：“哈佛，我来了！美国，我来了！”
1957年秋，知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从基隆港出发，跨过太平洋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他搭乘一艘货轮，在海上颠簸57天，先到菲律宾装载货物，再到夏威夷檀香山（火奴鲁鲁旧称）补给淡水，然后借道巴拿马运河，从切萨皮克湾的巴尔的摩登陆美国。 (2) 先生慨叹，美国物阜民丰，自然条件无可比拟。而我到美国搭乘的是海航从北京直飞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的波音747客机，仅13个小时就顺利抵达。在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我除了与旧友相见，就是在新同事的带领下游览波士顿风光。虽然波士顿与中国的大都市大不一样，这里没有多少高楼，人口也不甚稠密，但对于我这样刚刚踏入异域，一直从历史书中认识波士顿这个地名的中国人来说，还是足够新奇的。我在那段时间听了一些音乐，后来每次再听，都会唤起一种异样的异域神秘感。
到了2020年1月底，哈佛大学终于开学。我与教授见了面，初步报告了论文的研究进展，然后就怀着兴奋的心情开始探索哈佛这座学术上的宝库。
我想，如果有天堂，那么它最好的样子就是哈佛大学这样吧！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不下数十座，主图书馆下面有七八层那么深。我徜徉在书海中，不禁感叹在这样的世界文明的顶峰上，知识的无限和生命的无穷。那一本本的书籍，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贡献了才智，又悄然隐没在历史的深处。同时，哈佛大学的课程以及各种研讨会多如牛毛，初来乍到，我只感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根本不够用。但沉淀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认识到，哈佛大学虽然是一座宝库，但若想不空手而归，只能捡起一两颗珍宝，读深学透，否则贪多务得，必然两手空空。
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许多人说我2020年来美国访学，是一个大大的遗憾。许多师友在关心我的安危的同时，也深深地为我感到惋惜。我最开始也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从2020年3月底开始产生的。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对美国人而言，中国远在天边，他们自己的生活则一切照常。公共场合人声鼎沸，处处体现着美国人爱社交的天性。但我们这些在美国的中国人，都为祖国捏着一把汗。
这个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让人猝不及防，都来不及思考什么，疫情就开始在美国大规模蔓延。而特朗普政府在防疫上的表现，也让许多人开始对美国式的社会治理模式感到困惑和不满。截至2020年9月初，全美有600余万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可是，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想得最多的不是防疫，而是重启经济和修改感染与死亡人数数据。听特朗普总统的记者会，无论多么糟糕的事情，他总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或角度，有时候真有些为他感到脸红。
到了2020年5月底，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白人警察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不当执法而身亡，全美掀起了“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3) 一时间，全美各地打砸抢烧不断，即便是高等教育极为发达的马萨诸塞州也不例外。5月底和6月初，我走在波士顿的街道上，看着满街装甲车和荷枪实弹的民兵与警察，回想1月时的“岁月静好”，真是感慨万千。
现在，唐纳德·特朗普和约瑟夫·拜登分别获得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在报纸和电视上轮番投放竞选广告。这一切似乎表明美国社会充满着各种撕裂——阶层的撕裂、种族的撕裂、地域的撕裂。在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美国在变得越发具象的同时，也在变得越发模糊。
我开始反思，我想重新认识一下那个曾经在我的世界观中起到巨大引领作用的美国形象。
如果2020年不是这样一副模样，我很可能过的是另外一段人生。我会全身心地沉浸在哈佛大学的学术氛围中，尽可能地在象牙塔中汲取营养，写论文，为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收集资料……我可能会在假期里开车与朋友们一起横跨美国去旅行，然后收获满满地回国去。
时代的喧嚣，改变了许多人。我也被这个浪潮裹挟着，不知去往何方。
但我现在很感激自己遇到了如此不平凡的一年，它让我开始重新思考美国。如果仅仅从这些新闻来看美国，我们确实可以这样认为：美国病了。但是，如果她真的病了，那么，我们只有了解了她的病因，才能真正学会如何与她相处。而如果你走近美国人的生活，一天之中无论何时，你总能看到成群结队跑步的美国人，他们精神昂扬、热情友好。另外，自由和法治仍然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基础，美国经济依然有着强劲的增长动力，我们不能低估美国的力量。
也许，不是美国病了，她只是在调整而已。也许，我，或者如我一样的普通中国人，过去并没有看见真正的美国，或者是我们宁愿相信自己想看到的那个美国。
毕竟，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美国也一样。
距离2021年1月我结束访学回国，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正值美国大选，疫情仍在肆虐，美国社会风云变幻。在这个罕见的时期，我愿意用这支钝笔，写下我作为一名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察与思考。它不一定是完美的，但一定是真诚的。请各位读者朋友和我一起，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在哈佛校园里看美国！
2020年9月2日星期三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寓所
I 哈佛学人与学术思想
哈佛校长的开学来信
这一周是哈佛大学的开学周。
这段时间，美国各大学相继开学。疫情当前，最让人揪心的恐怕要属学校师生的感染情况了。8月底曾传出来一个令人崩溃的消息：美国亚拉巴马大学开学仅仅两周，就有1200名学生、166名老师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不得不说，亚拉巴马大学并不是对开学后的防疫毫无准备。实际上，它和其他大学一样，在学校里设立了核酸检测点，对全校师生进行排查。但短短几天的时间，这所大学的感染人数就成倍地往上翻。一个在奥本大学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开学的第一天，学生们搞了一个开学派对，就有35人“中枪”，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亚拉巴马大学的情况也是一样。有一名亚拉巴马大学的学生在他的Twitter中说，复课复学之后，他们扎堆去酒吧玩儿。在排队进酒吧的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戴口罩，更没有人保持社交距离。亚拉巴马大学所在的塔斯卡卢萨市的市长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紧急勒令全市的酒吧停业半个月。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亚拉巴马大学校方不但没有停学的打算，反而通过邮件通知教授，让他们不要给班里的学生透露班上其他同学感染的事实，而且禁止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内容。此外，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开学仅一周，也出现了380例确诊病例。该校已经在讨论紧急关校的事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哈佛大学2020年秋季学期采取全网课教学，是有先见之明的。但哈佛大学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没有压力的。首要的压力，来自美国政府。
7月6日，美国移民局对学生和“交流访问者计划”进行了调整：2020年秋季学期，对于只上网课的国际学生，美国将不对其发放签证，即禁止参加在线课程的学院和大学的国际留学生留在美国。消息传出之后，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考（Lawrence Bacow）立即表示，这是一项“糟糕的政策”，此项政策未经事先沟通就突然宣布，残忍而鲁莽。巴考校长认为，这项政策是非法的。就在这项政策发布的第二天，即7月7日，马萨诸塞州总检察长莫拉·希利（Maura Healey）就宣布她的办公室将对这项新规提起诉讼。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也在7月8日提起诉讼，认为美国政府的新规违反了《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没有在发布前考虑“问题的重要方面”，没有为政策找到合理的依据，也没有充分通知公众。
7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在Twitter上发文要求学校必须在秋季开学。他还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虽然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但它对年轻人造成的伤害很小，所以，他希望大多数学校都能开学。而亚拉巴马大学的例子是对特朗普总统这段话的极大反讽。
9月2日，哈佛大学开始上课，正式开启新的学年。巴考校长给全体哈佛人写了一封信，以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巴考校长写道：“在过去几周，对于该如何为这个风云突变的时代下开始的新学年致欢迎辞，我思虑再三。此时此刻，我能写给大家些什么呢？”我相信，巴考校长的这段开场辞，一定会引起所有哈佛人由衷的共鸣。
2020年3月下旬，我们通过邮件了解到，巴考校长和夫人阿黛尔（Adele）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心情非常沉重。巴考校长夫妇年纪都不小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吉凶难料，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全世界各地的校友都在为校长夫妇祈祷，祝愿他们早日康复。幸运的是，好消息很快传来。在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两周之后，巴考校长和他的太太阿黛尔在4月6日宣布痊愈。哈佛大学校报（Harvard Gazette ）采访痊愈后的夫妻二人，他们说，感染病毒很像得了一场流感，“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120岁的老人”。
巴考校长在信中还感谢了所有勇敢而善良的哈佛人。在患病期间，他们收到了哈佛社区的许多慰问邮件，还有人向他们介绍自己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的康复经验。在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杀与之后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以及在2020年8月23日雅各布·布莱克（Jacob Blake）因与警方发生冲突而中枪导致瘫痪这一事件中，哈佛人都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号召人们与种族歧视做斗争，并谴责白人至上主义。巴考校长高度赞扬哈佛大学在捍卫国际学生的权益方面追求正义的决心，并最终取得了对这一非法政策的诉讼上的胜利。
巴考校长在信中还说：“正是这次疫情中的隔离，帮助我们更加清楚而完整地看到彼此，并以新的方式对哈佛大学这个家园表达感激之情。每个人都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与我们的朋友和家人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并能毫无忧虑地迎接新朋友。我们希望能够知道这种云上生活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最后，巴考校长坚定地表示：“我们现在开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学期。我们的工作和工作方式将更加重要。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会一起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我期待着所有这些都成为过往，然后，我能再次和你相见。在这一天到来之前，请你和家人彼此扶持，照顾好自己。”
在加入哈佛社区8个月以来，我经常能够收到巴考校长的邮件。每次读到校长的来信，我都感觉这不是一位大学的行政长官，而是一位忠诚而尽责的公仆，温良而正直的长者。他对哈佛大学饱含深情，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爱。在重要的事件发生时，巴考校长总是第一时间通过邮件通知我们，并告诉我们学校的决定以及学校的考虑，嘱咐每一位哈佛人照顾好自己。
对于这样的校长，我没法不满怀敬意。对于他在嘱托中所流露出来的诚挚，我没法不为之动容。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拉丁语“Veritas”，意思是“真理”。我每次到温德纳图书馆读书，中间休息的时候，就会走到陈列着约翰·哈佛（John Harvard）先生藏书的纪念馆，默立良久，脑子里常常会不由自主地闪现当年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哈佛大学的创始人约翰·哈佛1607年出生于今天伦敦泰晤士河南岸地区。1635年，哈佛先生在剑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并成为一名牧师。1637年11月，他来到今天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的查尔斯顿镇，担任助理牧师和教导长老。1638年9月14日，来到新英格兰地区不到一年，哈佛就因肺结核去世，死前将自己的书和一半的财产（约合780英镑，相当于当时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一年的税收）捐给当时的剑桥学院。为了表彰这一善举，马萨诸塞州法庭于1639年下令将该学院更名为“哈佛学院”，这就是后来的哈佛大学。
到了1884年，著名的雕塑家丹尼尔·弗伦奇（Daniel French）准备为约翰·哈佛塑像，但由于哈佛并无画像传世，就找了当时哈佛大学的三个学生做模特儿，塑成了今天的约翰·哈佛像。这尊哈佛像的底座上镌刻着三行文字：约翰·哈佛，创始人，1638。
我刚来哈佛大学那段时间，疫情还没有大规模扩散，哈佛像前游人如织，其中大半是中国人。他们排着长队，依次去摸哈佛塑像的左脚。因为他们听说，摸了哈佛的脚，将来就能考到哈佛大学来。我还记得，在1月的一天下午，接待我的助理约翰，在介绍哈佛校园的时候，指着那长长的队伍笑着对我说：“真搞不懂他们！”
在夕阳的余晖里，我看着约翰，不自然地笑了起来。
2020年9月5日星期六
于哈佛大学法学院
迈克尔·桑德尔教授的公开课
哈佛大学的明星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2020年秋天要开设一门新课——“公正：病毒大流行和种族猜忌时代的伦理学”。哈佛大学的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人数限制在750人。这是绝对的大课。但这个课是如此抢手，以至于750个名额几乎一扫而空。
桑德尔教授的名字对于许多中国的读者来说可谓如雷贯耳！他是“公正：该如何做是好？”（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这门哈佛大学公开课的主讲人。 (4) 这门课程还做成了视频，放在网上，一时间好评如潮。许多中国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乃至如我这样毕业多年的其他专业的学者，都曾认真学习过这门公开课。
对于桑德尔教授在哈佛大学桑德斯剧院的大教室里以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方式呈现的课堂，以及桑德尔教授对公正问题的深刻追问，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这门课程一开始，桑德尔教授提出的那个著名的电车难题：你驾驶着一辆刹车坏了的电车一路狂奔，前面出现了一个岔道：往左拐会撞死1个人，往右拐会撞死10个人。此时，你会怎么做？
而今，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世界，我们似乎真的遇到了那个我们原来以为这一生都不会遇到的电车难题。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德国柏林有18 000多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反对政府采取过于严格的防疫措施。按照我的看法，无论是德国还是管控更为严格的澳大利亚，他们的标准都已经够松了。整个8月，德国每天的平均感染人数超过1000人，中小学都已经开学。可是，示威者仍然认为防疫措施是小题大做，限制了自由、破坏了经济。而美国多地早在6月就爆发了游行示威活动，人们纷纷要求重启经济，反对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甚至有一些美国人反对戴口罩，不愿意保持社交距离。
的确，对于基本上不存钱的美国人来说，因疫情造成的经济困顿，会使他们陷入生活艰难的境地。但如果完全恢复以往的自由生活，大规模重启经济，以美国人爱社交的天性，疫情恐怕在短时间内更难控制。截止到今天，美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已达637万，单日增幅接近3000人，死亡19万人，今日新增死亡人数高达462。我们真的站在了电车行进的岔道口。
公共卫生专家和政府官员已经表示，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可以有效阻断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但为什么仍然有一部分美国人不愿意这样做呢？
长期以来，美国都将个人权利视为建国精神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即便是采取简单的预防措施，也会产生不小的争议。在当下的美国，之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了公共利益而选择遵守政府制定的预防举措，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许多美国人认为，戴口罩这个规定侵犯了个人自由，他们不希望政府强迫自己戴口罩；第二，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特朗普总统的许多支持者就是这样，对精英阶层以科学之权威凌驾于大众之上表示普遍的不满，就是出自这样的一种不信任。他们对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的抵制，并不是关于公共健康的，而是关于政治的。他们在政治上选择不信任以专家和政府官员为代表的精英阶层。
历史上，美国人民并不是一直都这样不信任他们的政府和国家的。在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历史时期，许多美国人为了国家和家园，投入战争、志愿献身的故事俯拾皆是。当代美国人的祖父母曾经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浴血奋战，而他们现在只要坐在沙发上，不要乱跑乱动就能为国家做贡献却反而做不到了。
在桑德尔教授看来，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凸显了美国社会在相互依存关系方面出现的困境，在最需要美国人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时候，他们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困境，原因要追溯到这场危机之前的社会动荡。桑德尔教授认为，正是美国40年来不平等状况的加剧，造成了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和党派政治的严重分歧，人们对由这一时期的政策所造成的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导致了民粹主义的盛行。
不得不说，桑德尔教授对政府的批评，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接触的教授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对特朗普总统表示过好感。还记得2020年4月疫情肆虐时，我在哈佛大学的合作导师弗里曼教授当时到德国开会，被困在柏林，无法返回美国。我们去信询问他的情况，他回信报平安之后，又在末尾加了一句：“德国比美国更安全，因为德国的领导人是默克尔而不是特朗普。”
美国在处理疫情危机方面，确实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糟糕得多。桑德尔教授在接受哈佛校报采访时表示，美国在疫情初期每天的死亡人数不仅高于德国，更是大大超过了日本和韩国。知识分子阶层普遍认为，美国联邦政府领导不力以及公共卫生体系欠缺，是防疫失败的主要原因。值得反思的是，对个人主义的推崇，在某些情况下是优势，在抗击流行病方面却造成了负面影响。桑德尔教授特别指出，日本国民对口罩的接受态度，似乎很快就减缓了病毒的传播，而德国的公共卫生支出比例远远超过美国的政府预算部分，韩国的医疗系统也使病毒检测变得更加便捷和普遍。同时，在这些国家，房东减免租金的社会运动也让小企业有了喘息之机。
相比之下，这场危机凸显出美国社会的问题所在：不平等带来的阶层疏离，以及领导人没有起到社会契约中他本应起到的作用。
桑德尔教授认为，在疫情蔓延之际，信任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体现在对政府提供的科学信息和医疗意见的信任，还体现在公民之间的信任上。危机来临之际，领导人的最大责任就是激发这种信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是这样的领导者，她有效地帮助本国渡过了危机，部分就是因为搭建起了信任的桥梁。虽然德国政府现在也遇到了民众抗议，但过去半年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相比之下，在美国，我们看到领导层更多是在逃避责任、制造矛盾，这当然会破坏美国社会应对疫情所需要的信任和团结。
早在2020年4月，桑德尔教授就曾在面向哈佛全校的一场线上活动“哈佛生活：大流行伦理学”中，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哈佛大学被允许明天重新开放，如果学生经检测后没有感染病毒且愿意每天重复检测，那么，允许一定数量的学生返校是否符合道德？”在那次活动中，许多学生和教职工都参与了辩论和讨论，桑德尔教授也像之前在桑德斯大剧院的大教室里一样，充分利用这种交互式的方法，引导大家表达意见。
那是一场激烈的辩论。巴考校长在最后的发言中表示：“我为我们在这个特定问题上面临的所有选择都是糟糕的选择而感到震惊。没有一个选择是显而易见的正确选择，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和桑德尔教授一样，我也认为，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露出了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除了不平等问题所造成的政治上的割裂之外，还有就是个人主义社会在应对流行病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治理困境。个人主义有其值得肯定的优势，但推崇到极致，对一个社会而言也会带来种种问题。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中间地带。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是政治学的大问题。19世纪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访问美国后，写出了政治学名著《论美国的民主》 (5) ，在这本书中，托克维尔曾对美国社会社团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保有深刻印象，认为那是美国社会自治和经济发展的根源。
如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桑德尔教授面对的美国也许与托克维尔面对的美国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2020年9月9日星期三
于哈佛园
傅高义：哈佛知识分子的缩影
2020年12月20日早，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先生因术后感染，在坎布里奇市的一家医院病逝，享年90岁。
消息传来，在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群里，大家纷纷寄托哀思。我虽然不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但由于我经常出入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圈子，所以也第一时间获悉了傅高义先生病逝的消息，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先生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之深。
就在几个月前，我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位访问学者，以及几位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博士们相聚畅谈。我们那天聊到了很晚，晚上12点多还没有散去。这时候，那位访问学者朋友的手机上收到一封新邮件，正是傅高义先生发给他的。原来，傅高义先生当时正在给美国国务院写一份有关中美关系的报告，希望能够为美国当局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他很重视这些访问学者对中国的看法，深夜还在请教。我们当时都惊叹于傅高义先生的精力以及对沟通中美关系的执着。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后，先生就溘然长逝了。
傅高义先生1930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曾经在家乡的卫斯理学院学习，在1958年于哈佛大学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自1967年起，傅高义先生就执教于哈佛大学，直到2000年退休。他曾经两度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6) 的主任，对日本和中国等东亚国家有着精深的研究。
1979年，面对日本经济的崛起，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 (7) 这是一本书写精细入微的著作，加之书名很独特，所以在日本狂销70余万册。在这本书里，他以散文的语体描写了日本是如何追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超过美国的，他把原因归结为日本政府优秀的治理能力，对公民教育的重视以及对犯罪问题的有效防治。
1991年，傅高义先生观察到当时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蓬勃发展，结合自身的多年研究，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亚洲四小龙腾飞之谜》一书。 (8) 在这本书中，傅高义先生不但探讨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还就支持其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亚洲四小龙”这个提法，是傅高义先生首创的，而关注东亚社会的内在文化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又是社会学出身的他一贯的研究取向。
傅高义先生真正为中国知识界所熟知，还是因他退休之后花费10年之功，采访众多当事人所撰写的厚达876页的巨著《邓小平时代》。 (9)
这是一本关于邓小平的研究专著，它描述了邓小平如何带领中国人民走出混乱，推动各项改革，帮助10多亿中国人摆脱贫困的过程。这部传记，是迄今为止关于邓小平的最为深入的研究专著。该书给他带来了多项荣誉，也为他带来了不菲的稿酬。后来他把《邓小平时代》的稿酬拿出来捐给了家乡的卫斯理学院。
无论是《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还是《邓小平时代》，它们都是傅高义先生写给美国读者的书。当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和中国，这些也都是畅销书。傅高义先生透过他对中日两国的深入理解，对东亚这个迥异于西方的社会形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表现所做的精深研究，向美国和西方人展现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发展可能性和运行轨迹。在傅高义先生2019年的新书《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 (10) 中，这种精神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听哈佛大学的朋友们说，傅高义先生现在正在撰写关于胡耀邦的传记，原本这是一项非常值得期待的工作，却因先生的突然离世而成为永远的遗憾。
我到哈佛大学的第二天，就去参观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是我年轻时最向往的研究圣地。到了哈佛大学之后，我才真正把哈佛燕京学社与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以及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区分开来。
哈佛燕京学社是1928年春由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的遗产基金资助创办的。当时身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了解到霍尔遗嘱声明，其遗产中的一部分要用于研究中国文化，于是，司徒雷登成功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学社致力于在东亚和东南亚推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等教育，现任社长是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燕京学社对中国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展开。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建立于1955年，其创始所长是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最初，这个中心被命名为“东亚研究中心”，后来为了纪念费正清而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在哈佛大学成立赖肖尔日本研究所与韩国研究所后，该中心于2007年改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与哈佛燕京学社不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更强调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现当代中国，主要研究的是现当代中国的社会、外交、经济和政治变化。在费正清担任该中心主任18年之后，傅高义先生接任中心主任（1973—1975年），并于20世纪90年代再度出任中心主任（1995—1999年）。
哈佛燕京学社以及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本身并非哈佛大学的院系，而是由相关机构与哈佛大学合作创办的研究机构，这是它们与从人文科学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的文学、诗歌、哲学、艺术等的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根本区别。对于哈佛燕京学社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这些机构，哈佛大学的政策是要求它们自给自足，校方只提供有限的帮助，主要是在校园内或校园附近提供办公场所，给予中心员工以哈佛大学雇员待遇。这个待遇包括标准的员工福利、发放职工工资，但校方通常不会用学校的基金来负担这些福利和工资支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访问学者的目的地。不仅这里的每一位中国研究专家都到中国访问过，而且中国的多位国家领导人也曾来到这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中美两国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如今，这个重要窗口中的精神领袖——傅高义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每次路过哈佛燕京学社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时，时常追想当年的司徒雷登先生、费正清先生和傅高义先生，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关注和了解，在他们那个时代的西方人眼中还如此遥远的东亚和中国的。他们为什么会对地球另一端尚且积贫积弱的国度，有着如此深切的了解意愿和希望能够提供帮助的热忱呢？我想，他们的身后必定隐藏着一种伟大的类似宗教一般的力量。这个力量，反映在哈佛大学的这些教授身上，就是那种无所不在的求知欲和矢志不渝的求真精神。
其实，又何止像傅高义先生一样研究中国的学者，我的合作导师弗里曼教授也有着同样的求知欲和学术热忱。当我给弗里曼教授写信，把自己对中国劳动合同法研究的一些思路介绍给他时，他在回信中说：“你的工作看起来非常有意思，而且你给出的研究计划也很有前景。”他写了一长段文字与我就研究中相关的问题进行商讨，并对数据分析的各种可能性进行了猜测。如今，我的论文初稿已经完成，但如果没有弗里曼教授的鼓励和讨论，这篇论文可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弗里曼教授关心中国的劳动者，关心中国的劳动合同法的效果，关心中国的劳动经济学研究，与傅高义先生对中国的关注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核。在哈佛大学的这一年里，我在倾听多位教授的授课和研讨会上的讨论时，感受到的是他们对于未知的永恒追索，在追逐真理的过程中对每一个细节的推敲和探求。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人生的目的所在，而所有世俗的奖赏，都交给那些闲人吧。
今天是圣诞节，我给弗里曼教授发去了圣诞祝福，并表示我1月初即将回国，向他辞行。
我很快收到了教授的回信，他为这次因为疫情而使我的访学受到影响而感到抱歉，同时，他希望我将来还能再访美国。“到了那个时候，”他说，“希望执掌这个国家的是一个愿意为人民谋福利的人。”
因为疫情，教授上个学期被困在了德国，在德国的这段时间，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越发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荒诞。信的最后，教授说：“所以，我和一群失业的视频制作人一起制作了这样一个视频，希望可以逗你一乐。”
我点开教授发来的YouTube视频链接，竟然是教授自己戴着金色假发扮演特朗普总统的搞笑视频。在视频里，教授扮演的疯王科维德三世-特朗普兹拉（Mad King Kovid III–Trumpzilla）踩碎了身着黑衣的天使送来的上面写着“科学”“正义”字样的南瓜，直到天使捧出写着“民主”的南瓜……
看来，哈佛大学的教授不仅是知识圣殿里的严肃学者，还是生活当中时刻关注政治与人民福祉的幽默大师。
2020年12月25日星期五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寓所
阿尔钦的经济学
包括我在内，受张五常先生思想影响的一代经济学人，对于阿曼·阿尔钦（Armen Alchian）这个名字都不陌生。
2001年，我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读书的时候，五常先生的《经济解释》正在《21世纪经济报道》连载，一时间洛阳纸贵，我们争相抢买最新一期的报纸，如痴如醉地讨论和学习。 (11) 后来，我们还经常在高小勇先生主办的《经济学消息报》上读到五常先生的文字。熟悉五常先生著作和文章的人都知道，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两位伟大的老师，一位是赫舒拉发（Hirshleifer，又被译为赫胥雷佛），一位是阿尔钦。
当年，五常先生给阿尔钦教授起的中文名很好听，叫艾智仁。
后来，周其仁老师于浙江大学开设“新制度经济学”课程，我从周老师那里借到了阿尔钦教授著名的《大学经济学》一书。 (12) 我和我的几位学术界好友的经济学启蒙都是周其仁老师的这门课，是这门课带领我们走进了经济学的殿堂。光阴似箭，距离我第一次上周其仁老师的课，已经18年有余，但当年课上的许多讨论和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在这门课上，阿尔钦教授的《大学经济学》自然是我们反复阅读的经典教材。它留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就像是一位洞悉世情的老人，用一套极为简洁的分析招式，把芸芸众生生活的复杂世界展示在我们面前，拆解得高妙而又深刻。
阿尔钦在精神上是属于亚当·斯密一派的，他坚信，以私有产权为特征的市场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人类社会的财富。他使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革命以后发展起来的价格理论方法，这种方法的应用在20世纪后半叶达到了顶峰。
2018年，我偶然从自由基金的网站上获悉，阿尔钦与合作者合著的这部《经济学通义》终于出版， (13) 就立即推荐给了格致出版社的好友王萌编辑。这部书可以算得上《大学经济学》的升级版，从英文书名中的University改为Universal，我们就大概可以窥到作者的野心。正如另一位作者威廉姆·艾伦（William Allen）所说：“本书是一部新作，尽管它与前面两本书[除了《大学经济学》之外，他们还合作出版过另外一本名为《交换与生产》 (14) （Exchange and Production ）的教材]有着家族上的相似性。与之前的著作一样，本书本质上是讲价格和分配分析的，还有对通货膨胀的思考，以及微观经济学对总体经济和国际意涵的各种涉入。最重要的是，对于之前各书的努力，本书踵事增华，不遗余力地阐发经济分析，并始终强调经验上的有效性和意义。”最终，在王萌编辑的积极推动下，格致出版社获得了这本书的中文版版权。2019年夏，受格致出版社的信任和委托，这部书交由我来翻译。面对曾启蒙我走上经济学之路的这部经济学巨著，我心怀虔敬，不敢有丝毫懈怠。
在我到哈佛大学访学的这一年里，除了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之外，我还旁听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本科生入门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由阿尔钦教授等人传承发扬的这个学术传统有多么宝贵，也希望价格理论能够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在繁忙的学习和研究之余，我这一年中的闲暇时光都在翻译这本书。在坎布里奇的许多个夜晚，我从哈佛校园回来，或从查尔斯河边散步归来，打开这本书，进入它的世界，就像进入一片思维的高原，接受思想上的洗礼。整个翻译过程我是非常享受的，这也是我在近年来的经济学著作阅读中最为享受的一次。但同时，这个过程也充满艰辛，有时为了能够曲尽其妙，更好地把一句话或一段话的精髓翻译出来，我常常需要思考和推敲数日不止，遍翻多本工具书，求教多位方家才能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