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对走出“大萧条”有没有帮助？（第九章“‘大萧条’的幕后真凶”）
·搬到更富裕的社区生活对多大年龄的孩子的成长有好处？（第十章“消逝的‘美国梦’”）
……
在这本书里，我们的经济学大侦探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研究。这些问题是如此重要，同时又是如此有趣，经济学家们给出的因果性答案又是如此严谨，以至于19世纪英国大知识分子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送给经济学的那顶“沉闷的科学”的帽子，如今再也戴不到它的头上了。
因果关系是一种迷信？
探究因果关系是科学工作的重要目的。然而，因果性面纱又是如此神秘莫测，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为之心醉神迷，持续探讨了数个世纪。
经济学奠基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一书的作者亚当·斯密，有一位知名的哲学家朋友大卫·休谟，对经济学和逻辑学均有贡献。在他的那本哲学名著《人性论》中，休谟认为，人类无从得知因果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认识或者联想到某些事物彼此之间相互关联，这是经验告诉我们的。所谓的因果关系，乃是源于我们的联想，是我们所养成的心理习惯而已。 (18)
19世纪英国伟大的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有译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在他那本逻辑学名著《逻辑体系》（严复先生翻译为《密尔名学》）中曾经探讨过如何确定因果关系。他说，如果一个人吃了某道菜之后死了，那么，只有当他同时又没有吃这道菜之后活了下去，这两种状态都为我们所观察到时，我们才能说，这道菜是他死去的原因。 (19)
密尔如此定义的因果关系，与今天我们讨论的因果效应在本质上有相近之处，但在我们一般人看来，一个人如何能在吃了这道可能害死他的菜与没吃这道菜两种状态下同时存在？我们不是上帝，无法创造平行宇宙。到了20世纪，同为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伯特兰·罗素干脆完全放弃了因果关系，他把因果关系视为一种迷信。 (20)
而同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的统计学，更是认为“相关不是因果”，恪守着“因果关系无法通过统计学加以研究”的戒条，不敢越雷池一步。 (21)
幸运的是，到了20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里，人们在那些偷吃禁果的统计学先驱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一步步揭开因果关系的神秘面纱。 (22)
反事实框架下的因果关系：寻找“另一个犯罪现场”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的一点儿都没错，要想真正揭示因果关系，则必须保证因果关系的主体相同，同时所有的其他环境与条件也都一样，最好是同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不同的状态下，经过对比，才能说明某种状态的因果效应怎么样。
我们就拿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来说吧。
2020年5月25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德里克·肖万逮捕，肖万单膝跪在弗洛伊德脖颈处超过8分钟，最终导致弗洛伊德死亡。之后，美国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荡。
人们纷纷把警察暴力执法的原因归结为种族歧视。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样的结果，就一致认定原因是种族歧视，那么，这的确像大卫·休谟所说，所谓的因果关系，真就变成一种心理习惯了。我们看到了白人警察和非裔美国人罪犯，又看到了非裔美国人罪犯身死，经过联想后认定，这都是种族歧视惹的祸。
但其实，要想断定弗洛伊德之死能不能归因于种族歧视，我们只能使用密尔说的办法——寻找“另外一个犯罪现场”。另外那个犯罪现场，就像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平行宇宙，里面也有警察肖万和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不过，在另外一个犯罪现场里，乔治·弗洛伊德拥有一粒神奇的药丸，他在这一切开始之前的一分钟，吃下了这个药丸。这个药丸的神奇作用是它可以立即改变服用人的肤色。于是，同样的场景下，在另外一个犯罪现场里，乔治·弗洛伊德变成了一个白人。
然后，我们再来观察这另外一个犯罪现场的结果：警察肖万又将如何对待变成白人的乔治·弗洛伊德呢？
这另外一个犯罪现场，就是今天我们从电视和网络上看到的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案的反事实情况。它没有发生，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反事实。
那粒药丸，可以改变弗洛伊德的肤色。在实验设计里，这被称为处理（treatment）或干预，它可以操控弗洛伊德处在非裔美国人或白人的不同状态下，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两种状态下他的最终命运。
我们可以观察到四种潜在结果。
第一种：无论是否吃下药丸变成白人，乔治·弗洛伊德都死了。
第二种：无论是否吃下药丸变成白人，乔治·弗洛伊德都没死。
第三种：吃下药丸变成白人，乔治·弗洛伊德没死；没吃药丸仍是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了。
第四种：吃下药丸变成白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了；没吃药丸仍是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没死。
如果结果是第一种和第二种，就说明无论弗洛伊德变不变成白人，结果都一样，警察肖万不存在种族歧视；如果是第三种，我们可以说，警察肖万歧视非裔美国人；如果是第四种，我们得说，警察肖万此时歧视白人。
这样，我们站在上帝视角，使用反事实框架，就可以完美地定义种族歧视的因果含义。
遗憾的是，我们不是上帝，我们只能观察到一种状态下的一种潜在结果变成现实，那就是白人警察肖万在逮捕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时，杀死了对方。
拟合出平均意义上的“另一个犯罪现场”——随机实验与潜在结果模型
如果单纯地从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这一件事情出发，我们要想断定种族歧视是不是导致他死亡的真正原因，从前面定义的反事实框架下的因果关系看，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做到。但好在无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那神鬼莫测的历史命运，都不是“惊鸿一瞥”，它们常常反复出现，并最终为我们所认识。
其实，自然科学家早就使用了这种办法来制造反事实情况，只不过，他们的办法不是干预自然发生的事件，而是通过随机实验的方法主动创造出“另一个犯罪现场”。
在1946年之前，肺结核曾是不治之症。医生们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疗法，直到1946年美国罗格斯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第二种应用于临床的抗生素——链霉素，开创了治疗结核病的新纪元。 (23)
1948年，杰弗里·马歇尔（Geoffrey Marshall）等人做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随机对照实验，目的就是评价链霉素在治疗肺结核上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通过随机选取15～30岁的双侧急性进展性原发型肺结核患者，随机把患者分为两组：一组接受链霉素治疗并卧床休息，这一组就是实验组，也叫处理组或干预组；一组仅仅卧床休息，这一组就是对照组，也叫控制组。这里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应的就是前面乔治·弗洛伊德吃没吃下那个可以改变肤色的药丸。吃下药丸，变成了白人，这就是实验组，而没吃下药丸仍然是非裔美国人的状态，就是反事实情况的对照组，这个实验的评价指标是乔治·弗洛伊德有没有死。而马歇尔的这个实验，其评价的主要指标是6个月内的生存率，以及6个月时根据胸部X光片评价得出的明显改善率。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6个月的生存率分别为93%和73%，而明显改善率分别为51%和8%，这些结果在统计上都非常显著（p 值小于0.01——我们一会儿来解释它的意思）。由此可见，链霉素可改善肺结核患者的症状，并降低死亡率。
这个实验的成功，标志着随机实验的研究方法正式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可。
随机实验的想法最早是由统计学家杰尔泽·内曼（Jerzey Neyman）于1923年提出来的，而且他还根据潜在结果的框架给出了因果效应的正式定义。 (24) 但内曼教授不像他的统计学对手罗纳德·费希尔（Ronald Fisher）那样会讲故事，我们接下来从费希尔这位几乎单人独骑就奠定了现代统计学基础的伟大统计学家提到的一个关于“女士品茶” (25) 的故事说起。 (26)
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个夏日午后，地点在英国剑桥大学。当时，一群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妻子以及客人围坐在院子里的一张桌子边喝下午茶。其中有一位女士坚持认为，把牛奶倒入茶中，与把茶倒入牛奶中，奶茶的味道会有不同。在座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说法不可思议，因为奶与茶倒入杯子的顺序并不会改变奶茶的化学成分，能有什么味道上的差别呢？只有一位又瘦又矮、戴着厚厚眼镜的男子表情严肃，陷入了沉思，他就是费希尔。
费希尔为此设计了一个巧妙的随机实验，来确认这位女士是不是真能品出奶和茶倒入顺序的不同。他准备了8杯一样的奶茶，其中4杯是先倒奶后倒茶，4杯是先倒茶后倒奶，并随机地打乱顺序，请这位女士品尝。如果这位女士全部答对，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女士具有分辨奶茶的能力吗？
如果这位女士全部答对了，但全都是蒙对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费希尔把它定义为p 。也就是说，在假设这位女士没有办法分辨奶茶的条件下，她却全部答对的概率为p 。这个概率越小，说明我们的假设越有可能是错的。8杯奶茶任意置换顺序，一共有 种排列顺序，这位女士如果猜对了实际的顺序，就相当于从70种顺序中猜对了其中的一种，这个p 值就是1/70≈0.014。通常我们设定的p 值大多在0.05左右，也就是只要p 值小于这个数，我们一般就认为，这位女士能全部答对奶与茶的倒入顺序是因为运气的可能性很小。现在这个值只有0.014，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女士具有分辨能力。
随机实验的方法在1948年的肺结核治疗实验中获得了成功，即便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历史上的这第一场随机实验，其设计也称得上非常严谨。我们在《大侦探经济学》终章“因果推断的五种武器——《西游记》番外篇之‘仙丹、蟠桃和唐僧肉——随机实验辨长生’”一节中，对随机实验的逻辑与历史发展有进一步的介绍和说明，采取的叙述方式是笔者杜撰出来的《西游记》的故事场景，读者也可以翻到那里先睹为快。
好，现在回到我们对“另一个犯罪现场”的讨论。
的确，我们没有办法发明那种神奇的药丸，让人们瞬间改变自己的肤色，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类似于弗洛伊德之死案中的案件场景。如果我们搜集到了足够多相似的案件场景，并且把所有相关的因素都转换为可以度量的变量，我们就可以把那些与弗洛伊德之死的场景最接近的案件找出来。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这些案子只有嫌疑人的肤色不同这一点差别。这就好比我们找到了与弗洛伊德很相似的许多个人，他们也有着与弗洛伊德相似的处境，但他们中有些人是非裔美国人，有些人是白人。然后，我们来观察他们最终的结果如何。我们的确不可能再造一个白人弗洛伊德，但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其他条件，尽可能地拟合出“另一个犯罪现场”。在那些个现场中，嫌疑人可能是非裔美国人，也可能是白人，这就好比历史数据重现了一个自然实验，其中一些场景可以划归实验组，另一些场景可以划归对照组。然后，我们可以计算他们在不同场景下最后的平均结果是怎么样的。而这种平均结果上的比较，就是有无种族歧视的因果性答案。
这就是因果推断的潜在结果模型（Potential Outcomes Model），是哈佛大学统计学系的唐纳德·鲁宾（DonaldRubin）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提出来的理论模型。潜在结果模型的核心是比较同一个研究对象在接受处理和不接受处理两种状态下的结果差异，并把这一结果差异视为接受处理的因果效应。虽然我们无法同时观察同一研究对象的两种状态，但可以借用随机实验的思想和回归估计的方法，把这种平均的因果效应估算出来。除了鲁宾提出的这种因果关系推断的模型之外，知名的计算机学家、图灵奖得主朱迪亚·铂尔（Judea Pearl）教授也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提出了一种叫作因果图的概念，也可以用来阐述这种对因果关系的推断，虽然鲁宾教授似乎一直不肯接受这一点。 (27)
《大侦探经济学》的由来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因果推断的基本框架，进一步发展了工具变量方法、断点回归设计、双重差分方法等识别手段，在经济学的经验研究领域掀起了一场空前的研究高潮。同时，自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计算机网络的不断发展，数据大量涌现，并能够为普通的研究者所获取，这对于研究各种经济事件背后的因果效应，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
我在2009年第一次接触因果推断的计量经济学，那一年我和合作者一起翻译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计量经济学教授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与约恩·皮施克（J?rn Pischke）合著的《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 (28) 一书，这本书如今已经成为最受国内经济学者推崇的关于因果推断研究的宝典。 (29) 2019年，我有幸赴哈佛大学访问一年。在这一年时间里，我得以亲身体验乔舒亚·安格里斯特、今井耕介（Kosuke Imai）、拉吉·柴提（Raj Chetty）、詹姆斯·斯托克（James Stock）以及理查德·弗里曼这些学术名家的课堂，对这一领域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这本《大侦探经济学》就是我在哈佛大学这一年学习因果推断方法、阅读前沿文献的副产品。我热切地期盼着能够把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经济学大侦探神乎其技的研究设计介绍给读者，让大家一睹当今世界一流学者的工作，并认识到经济学科学性的一面。
我在这本书中选择了10个主题，内容涉及劳动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犯罪经济学、歧视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史、货币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大数据下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研究。这些经济学侦探的故事全面介绍了经济学大侦探在各个领域的杰出工作，并通过这种展现，介绍了因果推断革命的基本精神和重要工具。最后，我又通过自己编撰的五个关于《西游记》的故事，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了经济学大侦探们使用的因果识别武器，并以此结束全书。
好了，接下来，请您随我一起来领略一下那些像大侦探一样的经济学家们令人啧啧称奇的破案过程吧！
2020年12月3日星期四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寓所
两代学人的哈佛之旅
几个月前，我把《大侦探经济学》这本书的草稿传给了中国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经济系的赖建诚教授。赖老师不久后回复，他逐字阅读了这本书。他对此书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还特地写了一篇诚挚的推荐序，既肯定了本书的价值，又对两代人在学术上的传承寄予厚望，因为正好在30年前，赖老师也在哈佛大学访学了一年。我读了这篇推荐序之后，多次感动落泪，一方面为赖老师愿意提携后辈的拳拳之心所感动，另一方面也为东西方的这种交流在30年间的呼应而感慨。因此，对于这篇序言，我不敢专美，也放在下面供读者赏析。
《大侦探经济学》推荐序
赖建诚
经济思想史学者，中国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
2020年在哈佛大学访学一年，李井奎巧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上半年的传统课程中断，让他有充裕的时间与心情，逛遍大波士顿的景观，浏览哈佛大学惊人的图书馆与博物馆。疫情反而是难得的体验，让他独享宽敞的法学院图书馆。
在暑期校园清静的美好时光中，他迅速完成了这本有深度的科普，解说如何运用统计分析的因果推断技巧，判定众说纷纭的公案。井奎对计量经济学探索多年，掌握各大名家的分析技巧，熟知主要期刊的重要论文。他知道如何运用因果推断这把手术刀，剖析各类具有争辩性的议题，才能达到深度说服的效果。这些精彩多元的主题，在本书中已充分展现，几年后若有增订，内容必可倍增。
这本科普只是他的部分投入，真正长期深入且令人敬佩的，是他在思想史领域内的基础性投入。证据之一是他独力翻译《凯恩斯全集》 (30) 内的10卷经典。这是何等的愿力，更需长期蹲马步的硬功夫。期望他再面壁10年，像达摩一样留下影痕。
日本经济学界在20世纪初期，已开始做大量这类基础工作，各种经典早有多种译本可对比。这种十年文献、十年研究的精神，是最应该学习的。经济学界的跟风甚旺，找大数据做统计回归发表期刊，是99%的学者的追求。我期盼有1%的人，不急着向前看，而是愿意对先人的智慧温故知新。
经济学界最有名的温故知新者，其实就是凯恩斯。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时，他一方面重思为何无法解决失业与通缩，另一方面积极向先贤求取智慧。早年的经典阅读基础，让他灵光一闪，想到马尔萨斯著作中的一个概念。这位以《人口原理》闻名的学者，当时也经历过经济衰退、严重饥荒。马尔萨斯判断主因并非生产不足，而是市场供给过剩，但民间购买力不足，造成无效需求，经济必然崩溃致百姓涂炭。
被有效需求这个概念触动后，机敏的凯恩斯明白良药只有一帖：从取向上说，是政府主动刺激需求；从执行上说，是兴建大型公共设施（水坝、公路、桥梁）、企业减税、降低利率，这些都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凯恩斯派政策。但他会诚实地告诉你，这是马尔萨斯的睿见。最直接的证据，当然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只要在电子文件中搜寻Malthus（马尔萨斯）与effecive demand（有效需求），就可清晰地看出这条谱系。间接的证据是，《凯恩斯全集》第十卷《传记文集》第二篇（第12章至第20章），凯恩斯在文中表达了对几位经济学家的怀念。此篇依传主年代排序，马尔萨斯居首位。特殊之处是其他传主都只有一篇，而马尔萨斯却有两篇。先是1922年（大萧条之前）的一般传记，在第71～103页，接着是1933年6月（大萧条之后），在英国皇家学会期刊《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 ）上发表的短文，在第104～108页。文中有句重要的评价：“马尔萨斯的名字因两件事而不朽，一是《人口原理》，二是他睿智直觉的有效需求原理，此事影响深远，但已被众人遗忘。”中文读者有福了，井奎早已译出此书。
每个时代都会发生让人惊愣的事，失措的主因是当时的知识无法应对。遇到过不去的难关，束手无措之前还有个好办法：回头问祖先的意见。每个时代都有智者，都有特殊的经验，这些智慧都汇聚在经典内。聪明的经济学界，何苦在方程式与统计上挤成一团，虽然技巧上能明察秋毫，但对2008年的金融海啸却视若无睹，还劳驾英国女王轻轻问了一句：“为什么没人预见这件糟事？”
大家要学学凯恩斯，在难关处要转头问祖先的意见。重点是平时要对先人智慧了然于胸，六神无主惊慌时，才能找对医生开对药，否则无异于找鬼开药方。这就要靠年轻时掌握经典大义。
这本因果推断的科普书，一方面让读书界理解经济学家的本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井奎下深功夫的是凯恩斯著作。这个双层面向，说明他既掌握分析的前沿，也知晓前人智慧的重要性，这是内外兼修、古今贯通的上策。
30年前，我也在哈佛大学待了一年，也完成一本书稿，对井奎的心境与雀跃感同身受。这一年是我们学术生涯的转折，只是差了一个世代。他的朝气让我感受到岁月的巨轮，他正在奋力奔进，而我已在“沉思往事立残阳，当时只道是寻常”。期盼井奎范例，能启发更多的学界生力军。
2020年12月4日星期五
于赴华盛顿特区的火车上
Ⅱ 美国社会面面观
肆虐美国的“绝望病”
美国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不力的国家。截止到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9月15日晚8点，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已经有668.5万，死亡人数高达195 934。 (31) 而早在美国受到新型冠状病毒侵袭之前，就有一种被称为“绝望病”的疫情在美国肆虐。
所谓的“绝望病”，是指由自杀、酗酒以及吸毒过量所导致的死亡。美国死于“绝望病”的人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上升，从1995年的每年6.5万人，上升到了2018年的每年15.8万人。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教授与妻子安妮·凯斯（Anne Case）携手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上发表了一篇颇具开创性的研究美国中年人死亡率的论文，题目叫作“21世纪美国白人中年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 (32)
在这篇文章中，迪顿和凯斯发现，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45～54岁的中年白人非正常死亡比例持续大幅上升，有的死于酗酒，有的死于吸毒，有的则死于自杀。迪顿和凯斯把这种现象称为“绝望之死”（Deaths of Despair）。两位作者发现，死于绝望的人数不断攀升，这种现象集中出现在美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之中。而在上过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生群体中，其总体死亡率是呈下降态势的，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的死亡率则有所上升。在美国，没有上过四年制大学的白人占全部劳动力人口的38%。
迪顿和凯斯的数据印证了《乡下人的悲歌》 (33) 一书中，作者J. D.万斯（J. D. Vance）对美国锈带（Rust Belt）白人悲惨生活的描述。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美国也开始了去工业化的历程。昔日强大的工业部门逐渐萎缩，导致以五大湖区城市群为代表的工业区出现了经济衰退、人口减少和城市衰败。类似这样工业衰退的地区有一个非正式的称呼——锈带。
锈带的形成始于纽约州中部，向西横穿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密歇根州，止于伊利诺伊州北部、艾奥瓦州东部和威斯康星州东南部。由于多种经济因素，比如制造业向海外转移、自动化程度提高以及美国钢铁和煤炭工业的衰退，在这片曾经被称为“美国工业心脏地带”的区域内，工业比重持续下降，人们的生活逐渐陷入困顿。
《乡下人的悲歌》一书的作者J. D.万斯就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在锈带的一名普通白人。万斯小时候生活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市，这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地区转变为锈带的典型案例。在万斯小时候，米德尔敦市有一个繁荣热闹的市中心，但今天这片商业区早已是一片萧条。这些昔日繁荣的工业区，如今陷入了毒品、酗酒、贫穷的深渊。
同时，作为美国经济现状的一个突出特征，这里也出现了越来越显著的居住隔离。居住在严重贫困社区的白人工人阶级越来越多。万斯真实地讲述了美国社会、地区和阶层衰落给一生下来就深陷其中的人们带来了多么深远的影响。大多数美国白人蓝领仍然摆脱不了世代的贫穷和困顿，这就像一个与生俱来的枷锁，牢牢地锁在他们的脖子上。万斯成功脱离贫困，最终考上耶鲁大学法学院，这样的案例屈指可数。
2020年3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迪顿和凯斯合著的新书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34) ，在这本书中，作者描绘了另外一幅令人不安的“美国梦”褪色的场景。
2014—2017年，美国人的出生预期寿命持续下降，这是自1918—1919年著名的“西班牙大流感”流行以来美国人预期寿命首次出现3年连降的情况，这不仅是美国，也是所有发达国家都未曾出现过的大倒退。在揭示这些死亡数字之后，迪顿和凯斯还给我们展示了同样令人沮丧的经济数据。两位作者告诉我们，美国没有上过大学的男性的实际工资已经持续下降了50年，与此同时，上过大学的毕业生收入比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竟然高出了80%。随着越来越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找不到工作，黄金年龄的男性在劳动力大军中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自2000年以来也一直呈下降趋势。
在美国，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把美国人分成了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收入上，也体现在健康状况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健康状况要差很多。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的流行，也再次暴露了之前一直存在的不平等状况。美国底层民众的生存资源越来越少，完全经不起一轮又一轮的危机冲击。
1979年，美国家庭债务在收入中的占比为47%，2008年攀升到95.5%。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由于失业再加上房价下跌，美国有上千万个家庭申请破产，失去了一切。2018年，美国贫困人口为3 810万，有50多万人流落街头，领取食品券的人数高达3900万，比2008年增加了40%。今天，有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以上的紧急支出，2019年有近1/3生病的美国人放弃了治疗。
迪顿和凯斯在2015年首次发表有关“绝望之死”的研究成果时，他们的研究重点是美国的中年白人。但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他们发现，这种严峻的趋势并不只是出现在中年白人中，在所有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中，因绝望而死的人数同样在激增。两位作者试图在他们的新作中解释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发现，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显然更为悲惨。
如果说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美国工人阶级面临失业等威胁，那为什么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没有陷入同样的困境呢？事实上，与德国、日本、法国乃至英国相比，美国的社会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中产阶级的收入停滞不前已经是世所公认的现实情况。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美国真相》 (35) 一书中记录了大公司如何通过占据市场垄断地位以支付更低的工资来压榨劳动力。同时约瑟夫也提出，工会的衰落使工人们的议价能力被大大削弱；资本替代劳动、劳务外包成为常态，而美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压根儿没有起到缓和与补救的作用，致使工人阶级的境况每况愈下。此外，美国还有着全世界最昂贵的医疗体系，教育支出节节攀升，医疗和教育支出对于普通的工人家庭而言就像两座大山，压得他们无法喘息。
2000年之后，美国白人因自杀、酗酒和滥用药物导致的死亡率甚至超过了非裔美国人，但非裔美国人在过去这些年中因绝望而死的人数也在大大增加。许多困扰工人阶级的问题已经跨越了种族，同时也跨越了经济上的繁荣与衰退。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因绝望而死的人数一直在上升，当时美国的失业率也从4.5%攀升到10%。在失业率逐步下降至3.5%后，死于绝望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持续上升。这些数据都说明，“绝望病”的背后，不只是一时的经济兴衰，更说明美国社会的收入结构出现了问题。美国经济的增长只促进了小部分人的收入增长，而更多人并没有从中获益。在两位作者看来，死于绝望的人数激增，与劳动者地位下降、企业权利扩大、“掠夺式”医疗行业把劳动阶层的财富输送给富裕人群等因素有莫大的关联。
迪顿和凯斯这两位经济学家向我们描述的这样一幅褪色的“美国梦”图景，不禁令人生出无限感慨。昔日的“机遇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如今竟使如此之多的工人因痛苦和绝望而死，如何不让人叹息。正如许多伟大的国家和时代一样，它们或许都曾经历繁荣和辉煌，但衰落与腐败的因素也在潜滋暗长。面对如此局面，美国民众心中的不满日渐累积，亟须这个国家能够从政治和经济等多个层面进行改革。
而凤凰是否终得涅槃，将是对美国的制度和精英人士智慧的一场重大考验！
2020年9月15日星期二
于查尔斯河畔
美国毒品泛滥与墨西哥禁毒之殇
最近有一则新闻，在国内经由央视新闻的发布而在网络上瞬间“炸锅”。
美国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宣布，少量持有可卡因、海洛因等硬性毒品的行为将被合法化。亚利桑那州、蒙大拿州、南达科他州、新泽西州和密西西比州也先后宣布大麻合法化。至此，美国仅剩15个州仍坚持持有大麻为违法行为。
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支持者声称，毒品合法化能为美国各地政府带来额外税收，并将其投入为吸毒者提供医疗服务上。他们还认为，此举将使之前的惩罚性毒品政策向更加人道、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而对美国日益严峻的毒品问题产生积极影响。
看到这里，我相信，大部分如我一样的中国读者，已经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说实话，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对这些完全不懂，也是一头雾水。上半年，我楼下的白人租户离开了，搬进了非裔美国人大哥一家。然后，我这辈子第一次闻到了大麻的味道。楼下每次一抽烟，一股特别难闻的味道便会顺着楼道飘上来，每当这时我的室友就眉头紧锁：“又开始抽大麻了！”我刚来的时候，美国的朋友提醒我，晚上九点以后要尽可能少出门，早上尤其不要太早出门活动，因为这个时候许多夜里刚吸完毒的人可能才刚刚缓过劲来，脑子不清楚，说不定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我这才知道，原来在美国吸食毒品包括大麻在许多州是合法的。在全美乃至一些西方国家，毒品泛滥的问题是如此严重！
在当今美国，毒品已经在各个社会阶层泛滥开来，无论是在贫困的农村白人居住地，还是城市的非裔美国人贫民窟，甚至是富人生活的郊区，以及名校和华尔街，吸毒早已不是个别人的边缘化行为，而是渗透于美国主流文化的普遍现象。美国毒品问题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每年约1200亿美元。根据美国卫生部门的调查报告，全美有10%的成年人承认自己曾对大麻或违法毒品有瘾，有4%的人承认自己目前仍有毒瘾。所谓的违法毒品，包括可卡因、冰毒、海洛因、摇头丸等。而在中国，这些都在严禁之列。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许多人在滥用处方药，这部分群体大概占成人总数的6%。在许多州，一些毒品虽然不能合法地用于娱乐，却能合法地用于药物治疗，于是就造成了滥用药物的问题。虽然我们不知道美国到底有多少经常吸毒还没有成瘾的人，但绝大部分国际调查都认为，美国是全世界人均毒品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
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报告称，2002—2013年，美国12岁以上人群中，吸食海洛因的人数增长了63%，死亡人数增加了3倍。《纽约时报》有报道称，2016年因吸毒过量死亡的人数约为6.4万，几乎两倍于枪支造成的死亡人数。而滥用药物导致死亡的人数，增长速度更加可怕，在2013—2016年上涨了540%。根据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的说法，2019年美国因滥用药物致死的人数近7.2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此外，有媒体估计，疫情期间，美国吸毒过量致死人数大幅上涨，在个别地区，如俄勒冈州和弗吉尼亚州等地，2020年第二季度吸毒过量致死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近70%。
美国毒品泛滥成灾，既有民主制度和医疗体制的原因，也有个人主义和自由观念的原因。
在美国，许多人认为，吸毒是个人问题，是个人的权利。就像我就这个问题与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交流时他说的那样：“你可以选择好好活着，也可以选择不好好活着，这是你的自由。我虽然不主张吸毒，但我不反对别人吸毒。”在他们看来，只要在个人的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那吸毒就不关他人的事。而且，各种调查显示，有近一半的美国人不认为吸毒是一个问题，整个社会对毒品的宽容态度，也导致许多年轻人禁不住诱惑，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
在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当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如果候选人提出禁毒的竞选方案，那么他几乎没有胜选的希望。所以，在美国，虽然毒品泛滥成灾，我们却很少看到政界对这样的事情提出什么特别的治理方案。也许，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勒冈等州出台的毒品政策也是无奈之举。
当今的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消费掉了全世界近60%的毒品。如此巨大的毒品市场，自然也让全世界的毒贩们垂涎三尺。很难说，到底是以大毒枭遍地而闻名的墨西哥催生了美国的毒品市场，还是美国有着巨大需求的毒品市场催生了墨西哥的贩毒产业。
2020年9月16日是墨西哥独立210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特朗普总统通过白宫发布的一则备忘录表示：“明年，除非墨西哥政府在可核查的数据支持下（在禁毒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否则将因未切实履行在毒品管控方面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而面临严重风险。”他还威胁说，如果墨西哥放弃打击毒品犯罪的努力，将有可能导致美国和各大国际机构停止向墨西哥提供这方面的财政援助和支持。
那么，墨西哥政府有没有对境内的毒枭进行过打击呢？答案是有！不但有，还很酷烈，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墨西哥与美国相邻，两国边境线长达3000多公里，长期以来墨西哥的毒品、违禁品及非法出境者都是从边境线进入美国的。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南佛罗里达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执法力度加强，墨西哥毒贩就成为哥伦比亚可卡因的可靠运输者。初期，墨西哥人主要通过从中收取运输费牟利，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墨西哥人和哥伦比亚人改为以买卖方式结算，这使得墨西哥毒贩除了运输毒品之外，还参与毒品的分销，力量进一步壮大。墨西哥贩毒集团从哥伦比亚或者秘鲁买下1千克可卡因只需要2000美元，但转手卖到美国就可以获得10万美元，如此暴利，自然令贩毒集团敢于践踏一切法律，犯下罪行。
众多墨西哥贩毒集团之间的势力平衡经常因为新加入者的兴起和原有参与者的衰微而发生变化，此时就会引发敌对帮派因争夺地盘和利益而导致的暴力流血事件。贩毒集团的仇杀从1989年开始，到了1990年后期有所缓和，从2000年起再度恶化，暴力事件日渐增多。墨西哥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也曾多次打击贩毒集团，但成效并不显著。
2006年12月1日，墨西哥右翼政党国家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新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on）上台。这位新总统曾在哈佛大学取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是一名虔诚的罗马教教徒。他上台之后，开始把打击贩毒集团作为首要任务，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联合扫毒行动。
这就是著名的“墨西哥毒品战争”。
当时，墨西哥国家行动党主政的政府宣称，它的目标主要是遏止贩毒集团之间的暴力事件，以及瓦解强大的贩毒集团。但墨西哥的毒枭势力不容小觑，两个最大的毒枭联合起来拥有超过10万名步兵，这些武装力量成为墨西哥政府军的强大对手。自2007年起，墨西哥与毒品交易有关的暴力犯罪大幅增加，在卡尔德龙总统的任期内，官方统计在毒品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至少有6万。到了2013年，估计死亡总人数为12万，其中还不包括有2.7万人失踪。
2019年1月30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ópez Obrador）宣布，墨西哥毒品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墨西哥国家行动党发起的这场毒品战争，每年耗资约90亿美元，相当于政府用于社会发展的总支出。但是，这场毒品战争的具体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它到底是把墨西哥从毒贩遍地的罪恶渊薮中拯救了出来，还是像反对者所称，把整个国家拖入了深渊，陷入了暴力和分裂的结局呢？
2020年刚刚获得被美国经济学界称作小诺贝尔奖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梅丽莎·德尔（Melissa del），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非法交易网络与墨西哥毒品战争”（Trafficking Networks and the Mexican Drug War）的文章， (36) 回答了上述问题。
德尔教授使用她最擅长的因果推断工具——断点回归方法，向我们证明墨西哥国家行动党的这场禁毒之战，不仅没有减少毒品的供给，反而造成了墨西哥境内恶性刑事案件激增。
德尔教授的这一研究发人深省。同时，这也让我们再次陷入了思考的困境，仿佛毒品问题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打不开的死结。
即便是一向以所谓耿直敢言著称的特朗普总统，也不敢对国内喊出禁毒的竞选主张，反而把气全撒在墨西哥政府身上。可是，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够读一下德尔教授等人所做的这类研究的结果，他也许就不会再那样讲了。
当然，很可能特朗普总统对此早就心知肚明，对他来说，把气撒在墨西哥政府身上才是明智之举。
2020年11月20日星期五
于麻省理工学院杜威图书馆
那些吃低保的美国人，是被市场经济淘汰的吗
上周到弗吉尼亚去参观几位美国领导人的故居，期间我和朋友一起拜会了一家姓林的华人。
这家人是前些年从中国到美国来的，先是在纽约生活，后来因为太太在弗吉尼亚的自由大学找到了一份教职，就全家搬迁到了弗吉尼亚州定居。现在，因为孩子已经去读高中，所以平时家里只有夫妻两人。
朋友与他们的私事办完之后，林太太拿出她最新烤制的饼干，我们几个人坐在客厅闲聊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