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对走出“大萧条”有没有帮助？（第九章“‘大萧条’的幕后真凶”）.2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美国大选上来。
林先生对大选的结果表现得非常激动：“民主党人偷走了选举结果。拜登上台，那些吃福利的人只会更高兴。”林太太很有兴趣地向我介绍他们所在的阿巴拉契亚高地的美国人的生活情况：“大批美国人靠领取福利生活，他们的生活真的很惨。在来美国之前，我们想象的美国人都是生活在纽约、洛杉矶这些大城市，但来到这里之后，我才发现，美国中部民众的生活太苦了。这也难怪他们会选出特朗普来。”
林先生继续说道：“这都是福利害的。那么多年轻人不思进取、不求上进，就等着吃国家的低保，有了几个钱就吸毒，他们不受穷谁受穷？这些美国人就是日子过得太好了，都是福利闹的。”
从林家出来，朋友对林先生的观点表达了反对：“他们自己享受着美国的免费医疗和各项福利，却去指责别人不该享受这样的福利，这不是很矛盾吗？而且，基本的保障总还是要有的。”
两方都有自己的道理，但结合我从波士顿一路南下看到的美国民众的生活状况，确实感觉美国的中部地区是很落后的。这里工业凋敝，人们的生活状况确实不大好。
与此同时，我也在想一个更深一层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文明，作为一种人类生存的算法，它本身是不是反人类的呢？
市场文明，或者说市场机制，在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37) 中，是作为一种最值得肯定的财富生成机制而备受希冀和颂扬的。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全世界大部分人还生活在普遍贫困当中，以至于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 (38) 中提出，人类几乎注定生活在死亡线上下。因为一旦有新的资源被发现，人类就会生育更多的后代，而这会耗尽生活资料的来源，最终使得一部分人不得不处于死亡线以下，从而被社会淘汰。
马尔萨斯的这种担心，被后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事实上，我们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也仍然在被粮食问题困扰，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温饱问题才算真正得到解决。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或者说在马尔萨斯的时代，他们是不会担心林先生所忧虑的这类问题的。
虽然在美国享有福利的人很多，据说有几千万，可美国的经济总量仍然是世界第一，也就是说，福利制度并没有导致美国成为一个竞争力极差的国家。而且，相比于欧洲，美国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残酷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与北欧国家施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福利制度相比，我们很难赋予美国“福利国家”的美誉。相比于欧洲各国，美国只能算是满足了国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已。
在美国，许多政客把中部锈带白人失去工作，归咎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美国国内涌入了大量廉价的中国劳动力。那么，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的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知名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戴维·奥特尔（David Autor）在他们合作完成的论文“进口竞争与21世纪美国就业大幅减少”中 (39) ，以极其详尽的定量分析说明，由于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增加，虽然美国消费者整体上是受益的，但这也造成了1999—2011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了98.5万个。可是，在阿西莫格鲁和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帕斯夸尔·雷斯特雷铂（Pascual Restrepo）合作完成的论文“人工智能、自动化与工作岗位” (40) 中，两位作者发现，如果为每1000名工人配备一个机器人，将会导致6名工人失业，工资下降3/4。也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说，相比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加入世界经济造成的失业，自动化造成的制造业失业更为严重，资本替代劳动，使得失业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尤其是在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中，工作岗位是不会稀缺的。在这方面，张五常教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老师阿尔钦说得最明白。
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匮乏而不是工作机会匮乏的世界。生产这些商品需要工作。这意味着可以获得的工作任务无穷无尽。那么，为什么还存在失业这种现象呢？阿尔钦认为，这要认真地分析“失业”这个概念。“虽然关于失业尚未有一个普遍采用的明确定义，但常被使用的失业概念，并不包含那些选择不去工作的退休人员或富人。这个概念既不包括那些在家料理家务因而不到市场上去找工作的配偶、身体或精神严重残疾的人，也不包括对自己应该得到的报酬抱持着严重夸大信念的人。关键的区别在于没有工作和失业这两者之间。没有工作的人，也包括许多出于某种原因选择不找工作的人。我们在这里只谈那些想就业，正在设法寻找合适的工作的人。” (41)
阿尔钦认为，人们并不是被迫必须去找份工作的，所以人们不会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做着就行，“一般来说，你会想要一份你能干的最有价值的工作。人们会明智地选择在某些时候不去工作，而不是无论付多少薪水马上找一份能找到的工作就行”。所以，“人们失业在家，是为了在选择可以找到的最佳工作之前，更有效地评估替代方案”。
面对自动化正在消灭工作岗位的质疑，阿尔钦教授这样回答：“早前用于制造资本设备的劳动力，现在正在被使用这些资本设备的人所取代。被取代的工人可以从事其他工作，这些工作可能价值更低，工资也更低。那些设计、制造机器人以及为机器人编写程序的薪资较高的人，取代了以前那些手工制作冰激凌的低工资人群。”
问题在于，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铂之前也与阿尔钦一样，如此看待自动化造成的结果的。在二人先前合作的另外一篇名为“机器和人之间的比赛”（The Race Between Machine and Man） (42) 的文章中，他们也认为，自动化的增多可能会创造崭新的、更好的工作，因此，就业和工资最终会回到以前的水平。如起重机取代了码头工人，却为工程师和金融业从业者提供了有关的工作，从理论上说，新技术为软件开发人员和数据分析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但那篇名为“机器和人之间的比赛”的文章以及阿尔钦的理论，都是一种概念上的推断，而“人工智能、自动化与工作岗位”这项新的研究，采用的是实际数据，它所展现的悲观未来似乎更为可信。两位作者惊讶地发现，自动化之后，其他领域的就业机会增加得很少，根本无法弥补制造业方面的岗位减少。
而有意思的是，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美国产业自动化的趋势所造成的就业岗位减少，并未降低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总财富。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美国的总体财富都是在不断上升的。
这就引出了我之前想到的那个可怕的问题：市场机制引发的全球化和自动化倾向，最终会不会天然导致一部分人成为多余的人？
这些人只需要生活下去，而且市场经济也能够创造出足够多的财富供养他们生活下去，但是，他们却并不为我们的经济所需要。
此时，再回过头来想想凯恩斯的那些话，我们就不会认为他杞人忧天了：“如果经济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人类就会失去他们传统上的那种生存目的。”“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那些经过世代的培养和积累，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本能，要他在几十年之内悉数抛弃，从而由内而外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在习惯和本能上来一次改头换面，真的能够毫无滞碍吗？一念及此，我还是隐然有畏惧之感。” (43)
那么，凯恩斯认为人类进入丰裕时代之后该怎么打发自己的人生呢？“经济问题退居其次，回到它本来应在的位置上去，时日已然不会太久，我们心灵和头脑的舞台将会重新被那些真正的问题所占据。人生的问题，人类关系的问题，艺术创造、品行修养和宗教信仰的问题，这才是人类真正的问题。” (44)
可是，人类真的会像凯恩斯所设想的那样，去探究他认为的真正的问题吗？事实上，人们更多的时候只会像生活在美国中部锈带的许多年轻人那样，在基本的生活得到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之后，选择打游戏和吸毒。他们的人生失去了传统上的围绕生存展开的目的。
许多人认为，美国面临的问题对我们而言远在天边，世界范围内仍有大量人口收入尚低，我们还远不会面对类似的隐忧。而事实上，我担心的是市场文明这套算法演化得太快，在这些人口还没有真正享受文明的更高成果时，他们就已经被抛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美国的今天，也许就是我们不远的将来。
2020年12月17日星期四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寓所
当美国梦遇到了学区房
在美国，如果要买一栋房子，大家最在意的三大要素是：地段、地段、地段！
美国的住宅区域划分，富人区和穷人区泾渭分明，可能只是相距一条街，整个环境就大不相同。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我曾骑车游遍了波士顿市区。布鲁克林区、贝尔蒙区都是富人区，里面绿树成荫，公共设施和治安环境都非常好，而越是往南骑，环境就越是恶劣，途经两个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住宅区，只能以“脏乱差”来形容。在美国，富人区大多环境优美、治安良好，而穷人区则多半环境脏乱、犯罪率高。
居住隔离，把美国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
1987年，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真正的穷人》（The Truly Disadvantaged ）的学术畅销书， (45) 这是一本研究居住隔离的负面效果的权威著作。此书给美国联邦贫困问题专家带来了启发，于是，美国启动了一项政府实验项目。
这个项目的名称叫作“搬向机遇”（Moving to Opportunity，简称MTO），该项目让美国855户低收入家庭从贫困城区的公租房搬到经济状况更好的社区，这些家庭基本上都是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该项目始于比尔·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当时，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从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随机选择了一大批有小孩的低收入家庭，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搬迁机会。这些家庭中98%都是由女性支撑的，63%为非裔美国人、32%为拉美裔美国人，3%为美国白人；其中有26%的家庭有工作，76%的家族领取救济，人均收入水平不到美国普通家庭收入水平的一半。该实验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2010年左右基本宣告结束。
参与这个实验项目的一共有4604个家庭，共分为三组。
第一组有1819户，美国政府向他们提供了“《住房法案》第八条规定的租赁补助券或代金券，但只能在1990年贫困率低于10%的人口普查区内使用”，即这些租赁优惠券只能用在传统意义上的富人区，这一组共有855户接受了实验要求，进入实验。
第二组有1346户，政府向他们提供的是更为传统的租赁券，可以用在任何社区之内，并不限制在富人区，其中有848户接受了实验要求，进入实验。
第三组是对照组，共有1439户家庭，他们仍然留在公租房社区。
至于这一项目的研究目的，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表示，该实验旨在测试受助家庭进入低贫困社区后在住房、就业和教育成就方面的长期效应，以及搬迁对领取租赁券人员的健康的影响。
实验结束之后，负责这一项目最终评审的项目主管、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耶恩斯·路德维希（Jens Ludwig）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经济学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低收入家庭的长期社区效应：以‘搬向机遇’项目为例”（Long-Term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Low-Income Families: Evidence From Moving to Opportunity）的文章。 (46) 这篇文章表明，虽然参加这个项目的家庭在比如糖尿病与肥胖症等几项关键的成人心理与生理健康指标上有所改善，幸福感有所提高，但光是改变居住社区，似乎并不足以改善底层家庭的就业或学业，他们没有观察到允许人们搬迁到低贫困地区的特殊租赁券在这些方面产生了什么持续效应。
但这项研究遭到了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的抨击，他认为，该项目的设计存在严重缺陷，是这些缺陷导致了参与者在就业与学业方面未能有所改善这样的结论。威尔逊认为，这个项目中搬离公租房的家庭还是搬到了社群隔离社区，不但就业机会没有改善，而且学校也同样糟糕，子女往往还是在原来的学校上学。他们的社会状况改变并不明显。而且，威尔逊和他的同事还指出，参与该项目的许多成年人已经在极端贫困的环境中生存了几十年，子女们的平均年龄在实验开始的时候已经11岁了，这些早年在贫困环境中的耳濡目染，会使实验的效果大打折扣。
那么，到底路德维希和威尔逊谁是谁非呢？我在哈佛大学上了拉吉·柴提教授的“用大数据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课程，在这门课上，柴提教授向我们讲述了他和合作者如何利用“搬向机遇”实验项目的数据，与联邦个人税收数据相结合，考察居住社区的环境对儿童成长的长期影响。 (47)
柴提教授与合作者提出了两个假设：第一，参与“搬向机遇”实验的儿童，其年龄越小，就越容易受到低贫困社区的影响，长期的经济表现提升更明显；第二，随着孩子搬入低贫困社区的年龄增加，他们从中获得的收益变得越来越小。这两个假设都是之前的文献没有研究过的新视角，在柴提等人开始研究的时候，参加“搬向机遇”项目的那些孩子中哪怕是最小的也已经过了大学毕业的年龄，都已经参加工作，这就为柴提等人验证他们的假说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于是，他们集中研究了“搬向机遇”实验项目中的儿童日后的表现，主要集中在未来的收入、大学录取率以及对其他表现的影响。
柴提等人首先估计了“搬向机遇”项目对年幼的孩子的影响，这些孩子的年龄被限定在13岁及以下，参与实验的家庭的孩子平均年龄大约为8岁。三个实验组中的儿童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作者们发现，那些实验组的孩子，即接受了租赁优惠的家庭中的孩子，如果在实验开始时年龄不到13岁，那么，与对照组的孩子相比，即仍然留在公租屋社区的家庭中的孩子，前者在20多岁时的平均收入要比后者高1624美元。鉴于对照组的孩子成年后的平均年收入才11 270美元，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了。此外，实验组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也比对照组的孩子高2.5个百分点，后者上大学的比例是16.5%。而且，实验组的孩子在成年时也比对照组的孩子们更少生活在单亲家庭里，也就是说，搬去低贫困社区的家庭破裂的概率要更小。
而对于参加“搬向机遇”项目时年龄在13～18岁的更大一些的孩子而言，这个项目对他们的影响就非常不同了。柴提等人发现，在这三个组中，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孩子们的平均表现并没有显著的差别。甚至实验组的那些孩子长大之后的表现还略微比对照组更差，也就是说，那些在13岁以后搬到低贫困社区的孩子，反而在未来表现得更差了。作者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年龄更大的孩子由于实验的原因导致生活突然发生变化，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对于青少年来说，可能割断了他们的社会网络，对其成长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柴提等人在文章中还发现，“搬向机遇”项目对参加该实验时已经成年的人们未来的经济成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方面倒是印证了路德维希等人之前的结论。同时，他们针对实验中儿童的未来表现的研究也证实了威尔逊等人的批评。这些结论证明，在美国，低贫困社区对于子女的未来发展具有正向的作用，但仅限于比较年幼的孩子，一旦这些孩子在搬入低贫困社区时已经比较年长，那么这种效果就不再明显。
在经过多年对美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表现和形成原因的研究之后，柴提教授还主导了一个名为“机会洞察”（Opportunity Insights）的研究基金会。自2019年以来，该基金会已经从包括比尔·盖茨基金会在内的多家慈善机构获得了高达数千万美元的捐款，旨在消除城市贫困，改善美国贫困阶层的处境。
柴提教授不仅是一个关心社会贫困和发展问题的学者，也是一名学术造诣精深、起而行之的杰出代表。当柴提教授在课堂上向我们展示“机会洞察”项目所取得的一些进展时，大家回报以长久的掌声。这些今天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与柴提教授的研究产生共鸣的学子们，很可能会成为推动美国社会变革、消除贫困和收入不公的改革推手。
谁又能说，这不是美国的希望所在呢？
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寓所
美国总统选举背景下的华裔身影
最近，美国最大的新闻莫过于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双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治疗这件事了。
就在2020年10月1日这天，特朗普发了一条推文：“今晚，第一夫人和我被验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结果。我们会立刻展开隔离与复原治疗。我们会一起渡过这个难关。”特朗普夫妇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消息一出，不少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幸灾乐祸，特朗普的粉丝则更加狂热地表达着对他的支持。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骂战。而在这些人中，也出现了不少华裔的身影。
也许，从来没有哪一届总统选举像这一届这样，在华裔选民中引起如此巨大的纷争。在美国的华人一向被主流社会认为是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整体印象就是埋头苦干，学习和工作都很努力，从不招惹是非，也很少在政治上发声。这实际上是美国主流社会强加给华裔的一种刻板印象。所谓“模范”，说明华裔比一般美国人更容易获得成功，事实上，华裔是少有的几个平均工资水平超过美国白人的族裔之一。同时，少数族裔这个身份也阻碍了华裔为自己的事情发声，或者说，即使发出声音，也很少有人能够听到。
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华人的历史吧。
截至1930年，大约有800万中国人背井离乡，移居世界各地。凭借勤劳、智慧和华人特有的组织本领，他们常常能够在移居的当地社会顺利成为店主、商人和银行老板，这也导致他们时常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和零星的暴力骚扰。20世纪，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都曾发生过针对华人的大屠杀暴行，许多其他地区也经常对华人作出种种限制。
美籍华人是世界华侨大军中的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1849年，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地区发现金矿，华人向美国大规模迁徙的历史由此开启。许多华人作为合同工或通过同乡会来到美国，虽然身形比美国人瘦小，但在农业、铁路修建和其他繁重的体力劳动方面很能吃苦，而且他们对薪水要求低、生活简朴，能从美国人认为的微薄收入中省下钱来。正是这样的品质，使得华人被美国白人视为竞争对手，又恨又怕。美国人对待这些华人移民态度非常苛刻，有时甚至十分粗暴。1882年，美国政府出台《排华法案》，大大削减了华人移民来美的数量，从此之后，华人赴美移民的大门几乎被彻底关闭。直到1943年，这部法案才被废除。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和美国参议院分别于2009年和2011年，正式为历史上的《排华法案》向华裔美国人道歉。
20世纪50年代之后，许多中国人辗转来到美国，这使得美国的华人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翻了一番，达到435 000人。此后每年大约有20 000名中国人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进入美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大批中国大陆的人来到美国求学、工作、移民。2018年，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发布美国亚太裔人口最新统计数据，其中华人以508.17万人居首，紧随其后的是印度裔，约412万人。在收入方面，华人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约为7万美元，稍低于整体年收入中位数约7.62万美元的亚裔家庭，高于收入中位数约为6.13万美元的白人家庭。
以在不同时间段来到美国划分，美国华裔自然分成了三个群体：一是从19世纪就来到美国定居的老一代移民；二是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过来的中国移民；三是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内地到美国来的新一代移民。
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民调，华裔选民中约有65%支持民主党，其余的35%支持共和党或中间派。但随着新一代华人移民的加入，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爱与恨，华裔群体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绪。
近几十年来，民主党一贯标榜为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争取权利，所以，华裔原本是倾向于民主党一边的。但随着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增加，上述传统生态开始有了变化。
基本上来说，美国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减税、自由贸易、限制非法移民、反对限制持枪权、反同性恋婚姻、反堕胎等，因此共和党更接近保守主义；而民主党则主张施行积极的政策财政，强调二次分配，主张限制枪支、提高最低工资，关注环境、劳工、移民和少数族裔的利益，所以民主党更提倡平等，接近社会主义。
许多华裔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对于近年来民主党的政策路线向极左靠拢，部分华人大失所望，这使得他们不再选择支持民主党的希拉里和拜登。事实上，民主党主政的各州偏好加税、劫富济贫，中产阶级税收负担过重，而且感觉自己养的全是懒人。我的几个在美国生活的好朋友，提起拜登和“白左”，常常非常激动，认为民主党从他们身上收税，搞福利政策，鼓励浪费和懒惰，好人反而没好报。此外，2020年5月以来的“Black Lives Matters”运动，各地发生打砸抢烧事件，却找不到政府身影的景象，都发生在民主党执政的各州市，这使得保守派华人对自由派的拒斥加剧。
而对于美国华人来说，民主党最让人不能容忍的，还是他们所谓的教育平权运动，这触碰到了大部分美国华人的底线。
在2014年之前，华人参与政治的声音是很少被听到的。但是，就在2014年初，加利福尼亚州拉美裔参议员爱德华·赫尔南德兹（Edward Hernandez）提出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目的是要废除1996年通过的加利福尼亚州209号法案。根据这个209号法案，加利福尼亚州宪法禁止该州基于种族、性别、肤色、民族等因素，而在公共就业、公共教育或公共承包方面，歧视或给予任何个人或团体以优待。这个法案使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禁止公立大学在录取时参考种族因素的州。而参议员赫尔南德兹的目的，就是要让公立大学在招生以及公司在招聘时，考虑种族、性别、肤色、民族等因素。
这个法案一下子引起了华人群体的恐慌。华人和犹太人一样，都是对子女教育非常重视的族群，赫尔南德兹参议员的提案波及了整个加州的华人。于是，加州各个社区的华人纷纷行动起来，利用各种渠道举行抗议活动。由于遭到亚裔社区的强烈反对，加州参议院最终撤回了该项提案。而在这个过程中，华裔民主党议员全部投了赞成票，这就引发了加州乃至全美华人的愤怒。这部分华人认为，长期以来支持民主党是不对的，出身亚裔的议员考虑的只是党派利益，不一定会为自己族裔发声。于是，他们喊出了“选党不选人”的口号，加州很多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华裔，都转而去支持那些不主张平权的共和党议员。
2018年7月初，纽约市市长比尔·白思豪（Bill Blasio）提出，要改变纽约市一些顶尖高中的录取方式，让所有孩子有均等的入学机会。这些顶尖高中与我国各个地方的重点高中非常类似，通过选拔考试，汇聚了大批优秀的学生。纽约的布朗克斯高中和史岱文森高中是闻名遐迩的中学。为进入这些中学就读，美国的孩子一样也要参加激烈的选拔考试，才能有机会获得有限的入学名额，其中亚裔尤其是华裔学生的表现十分优异。根据2020年纽约市教育局发布的信息，亚裔学生被这些顶尖私立高中录取的比例为54%，白人学生录取率排第二，为25.1%，拉美裔学生的入学率为6.6%，非裔学生的入学率为4.5%。而白思豪市长建议取消考试，根据他们的班级和州考试成绩录取学生，这样一来，非裔学生和拉美裔学生的数量就会显著增加，由于学校招生名额有限，这意味着亚裔学生入学人数必然会减少。
白思豪市长的这个提议遭到了亚裔社区领导人的强烈反对，而就在白思豪提出这个提议的同时，哈佛大学的招生录取工作也受到了批评。
美国有一家名叫“学生公平入学”的民间组织，致力于在各个高等院校招生过程中消除种族因素的影响。这家组织指控哈佛大学在录取时歧视亚裔学生，认为亚裔在“个人品质”项的评分偏低，导致最后的录取比例偏低。
这场聚讼持续了许多年。最后，哈佛大学请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戴维·卡德（David Card），由他牵头对哈佛大学历年的录取数据进行分析，以判断哈佛大学在录取时是否存在系统性的种族偏向。2020年上半年，我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旁听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其中有一节课，教授布置的任务就是让我们阅读卡德的最终评定报告，厚达近千页。这份报告的结论说，由于存在遗漏变量，统计模型没有可靠的方法来评估种族因素对录取平等的影响。这份报告的结论模棱两可。一方面，卡德教授承认，基于现有的数据和计量知识，我们无法断定哈佛大学在录取时出现了系统性的种族偏向；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认，如果那些遗漏的变量数据充分，或许就可以作出这种判断。卡德教授的这个结论，几乎在一开始就已经被我们猜到了。
如今距离11月3日总统大选已经不足一个月。美国华人对于总统候选人的态度，也折射了社会利益阶层的复杂性，即便同为华人、同为少数族裔，人们在利益诉求上也可能大相径庭。总统选举就是这样一种利益诉求的较量。
2020年10月7日星期三
于查尔斯河畔
在美国，为什么堕胎议题会撕裂社会
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10月22日上午，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特朗普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提名。巴雷特在司法委员会通过提名之前的听证会历时三天，除了她在回答提问时一时记不起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五个自由”之外，整个听证会毫无亮点可言。这次提名投票中，有12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批准了这一提名，这就为10月26日参议院通过对巴雷特的提名铺平了道路。民主党人则选择了抵制听证会。现在看来，不管民主党人多么不情愿，自由派怒火有多高，恐怕他们都没有什么拖延的好办法，来阻止共和党接下来完成提名，使巴雷特在11月3日的选举日到来之前成为第九位大法官。
特朗普提名巴雷特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巴雷特是在联邦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之一的鲁斯·金斯伯格（Ruth Ginsburg）去世之后被提名为大法官人选的，而金斯伯格是出了名的自由派，一生为追求妇女平权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巴雷特这位几乎肯定能够获得提名的继任大法官却是一位典型的保守派，她是强烈的反堕胎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倡议保守的家庭观念。巴雷特鲜明的反堕胎主张，使她备受争议。而她自己的生活，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她的信念。她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中西部的一座城市，共养育了7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是从海地收养的孤儿。她最小的儿子患有唐氏综合征，据说每天都需要由人背着上下楼梯。唐氏综合征筛查是产前筛查必须做的检查，但巴雷特女士仍然坚持生下这个孩子，由此可见她对堕胎这一问题的态度。
所谓反堕胎运动，是有人倡导通过法律禁令和其他手段来禁止任何形式的堕胎行为。在美国，人们在对待堕胎的态度上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堕胎，主张妇女有权决定是否终止妊娠，合法堕胎可以减少非法堕胎行为及降低孕妇死亡率；一派则反对堕胎，强调人类胚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因此不能随意被他人剥夺生命权，并有必要确保母亲和胎儿的生命权。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性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兴起，大部分西方国家陆续将堕胎合法化。在美国，1973年发生的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确立了堕胎合法的先例。
1969年，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名女服务员珍妮·罗伊（化名）因意外怀孕，想要寻求堕胎。在得克萨斯州，只有因强奸导致怀孕才能合法堕胎，于是罗伊在朋友的建议下谎称自己遭到强奸。然而，因为没有警方出具的报告证明其遭到性侵，所以这个办法没有取得成功。于是，罗伊去了一家地下堕胎诊所，但她发现那家诊所也已经被警察查封。万般无奈之下，1970年，罗伊起诉代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县司法长官亨利·韦德（Henry Wade），指控得克萨斯州禁止堕胎的法律，认为该法律侵犯了她的“隐私权”。经过将近3年的上诉，1973年1月22日，联邦最高法院以7:2的结果，最终认定得克萨斯州刑法限制妇女堕胎权的规定，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
联邦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中的判决，确认妇女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受到宪法中关于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这等于承认了堕胎的合法化。堕胎合法化一度导致美国妇女堕胎人数激增。根据相关统计，自1973年以来，美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堕胎，占每年怀孕妇女总数的1/5。在每年的怀孕妇女中，大约有100万人年龄在15～19岁，有3万人不满15岁，其中半数以上的怀孕少女以堕胎方式终止怀孕。
罗伊诉韦德案之后，美国的堕胎争议并未止息。反堕胎人士开始组织起来，表达对堕胎法令的不满，这些反对人士大部分都是保守派或天主教徒，而巴雷特法官既是保守派又是天主教徒。甚至有一些反堕胎激进分子表现得像恐怖分子一样，曾有一位名为保罗·希尔（Paul Hill）的极端分子，就因杀害堕胎医生而被处以极刑。据说他在死前仍毫无悔意，还认为自己会在天堂获得丰厚的奖赏。
罗伊诉韦德案的背景本身非常复杂，正好处在美国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堕胎争议的焦点在于，到底是妇女的选择自由权优先，还是婴儿的生命权优先。支持堕胎的大多是自由派人士，他们都像已故的金斯伯格大法官一样，深受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思潮的影响，认为妇女有生殖自由的权利和选择的权利。而反对堕胎的人士则认为，婴儿也有生存的权利，尤其是在妇女受孕的晚期，胎儿已经成型，此时堕胎无异于杀人。
因为堕胎问题长期以来引发的争议，罗伊诉韦德案的影响相当于在美国引发了第二次内战。这次巴雷特在提名大法官中遭到主张堕胎的自由派人士的反对和抗议，正是这种影响的体现。
自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反堕胎主义开始占据上风。这几年，美国有多个州的议会相继推出了限制女性堕胎的法案，其中亚拉巴马州议会于2019年通过的法案，禁止了绝大部分堕胎行为，除非怀孕会对妇女造成生命威胁，因强奸或乱伦造成的怀孕也不例外。几乎与亚拉巴马州同时，密苏里州议会也出台了反堕胎法案，称只要有胎心跳动就不能堕胎。
胎儿的生命权与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决定权，这两者的冲突，构成了注重权利的美国社会的根本分歧。但也有人认为，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冲突。美国哲学家朱迪斯·汤姆森（Judith Thomson）的名篇“为堕胎辩护”（A Defense of Abortion），提出了著名的“捆绑的小提琴家”的例子，说明这两者之间并无冲突。
汤姆森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例子：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跟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绑在一起，你们两人身上都插着管子。医生告诉你，只有你的血型与小提琴家一样，如果不把你们通过管子连接在一起，小提琴家就会死。但不用担心，9个月后，小提琴家就会痊愈，到时候你就可以离开。而如果你现在拔掉管子，小提琴家就会死去。这个时候，应不应该允许你拔掉自己身上的管子呢？
汤姆森举的例子是对妇女怀孕的比喻。在这个例子里，小提琴家有生命权，我们并不否认，但不能因为他有生命权，就得出他有你为他提供身体供他使用的权利。你选择继续提供身体来帮助小提琴家痊愈，并不是因为小提琴家的生命权，而是出于你的慷慨，最重要的是你同意这样做。女性怀孕，是慷慨地选择了以自己的身体满足胎儿的需要，而不能说明为了保障胎儿的生命权可以要求她这样做。而选择结束妊娠的女性，就像拔掉管子的你，并没有违背道德上的要求，女性没有这样的义务。
如果说胎儿的生命权与女性自主权没有冲突，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聆听一下女性自己的声音，毕竟，是她们在更多地承受怀孕的负担以及之后的养育责任，而不是许多州议会中认定女性不能选择堕胎的白人男性。
关于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所带来的影响之探究，最有趣的当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关于堕胎合法化对犯罪率的研究了。
1989年，美国的犯罪率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在此之前的15年中，暴力犯罪率蹿升了八成。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犯罪率却突然开始持续下降，下降到了40年前的水平，足足下跌了40%，完全出乎所有犯罪学家的预料。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犯罪率的显著下降呢？犯罪学界给出了各种解释，比如治安办法的改进，政府在制止暴力犯罪方面投入了更多的警力，监狱关押了更多的罪犯，等等。但是，很遗憾，这些解释在数据上都得不到有效的支持。
正当学术界对此重要现象大惑不解之际，莱维特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犯罪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在于1973年的堕胎合法化。这两件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有着内在的关联。一般来说，选择堕胎的大多是单亲妈妈，生活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如果不允许堕胎，这些孩子生下来，势必得不到良好的抚养和教育，就会成为日后犯罪的潜在人群。莱维特教授使用了严谨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得出了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在抑制犯罪方面的影响。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一开始看到反堕胎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议题时，是十分困惑的。美国社会对权利看得很重，政治生活中充满着各种冲突和分歧。堕胎议题就是美国政治生活的多棱镜，它折射出的是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对权利的不同意见。但究其根本，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他们对于权利本身并没有异议，他们所争论的只是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问题。
2020年10月24日星期六
于哈佛园
美国社会拉美裔化，正在毁掉美国的国民特性？
前几日出门，我遇到了一位华人朋友。他是北京人，20多年前来的美国。凭借在国内学习的汽修技术，他在美国慢慢立住了脚，还加入了美国籍。如今，他的父母也从北京来到美国，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他现在开了四个汽修店，子女上学都是父母去接送，日子过得很不错。
我曾在北京读大学，我毕业的时间，正是他到美国的那一年。我和他聊起那个时候北京的许多事物，彼此都感到很亲切。他请我到一家中餐馆吃晚饭，席间我问起他对于美国大选的看法。
他定了定，又看了看我，这才说道：“我把票投给了特朗普。”他赶紧解释道：“我知道，特朗普对我们华人不好，尤其是张口闭口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让许多华人心中很是不满。但有一条，他反移民。”
我很不解，笑着问他：“是不是你们这些在美国稳定下来的移民已经上了船，所以不想让其他移民再上来跟你们抢工作？”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些激愤：“还真不是这样，如果大家都是按照国别配额，从合法途径移民过来的，我并不反对。但你看看现在，满城都是墨西哥人，都是拉美裔的非法移民。这样下去，美国还是美国吗？”
他的这番话让我想起来，在波士顿，我几次出门经过一些工地，看到那些干重活累活的大都是拉美裔人，偶尔也有白人，但很少看到非裔美国人。
我的室友在坎布里奇的一家跨国医药公司做研发工作。来东部之前，他一直待在美国西南部加州的旧金山。他也不反对合法移民，但对于加州那边大量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印象极深。这些人来到美国的首件事就是生孩子，因为生孩子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这些非法移民来到美国会尽可能待下来，然后大量生孩子，直到未来某一天获得合法身份。
我所在的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是新英格兰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包括波士顿在内的整个大波士顿地区拥有480万人口，是全美排名第十的大都会区。地处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是美国白人相对较多的地区。即便如此，波士顿的种族构成中白人也只有53.9%，非裔占24.4%，亚裔占8.9%。而拉美裔这些年后来居上，蹿升得非常之快，现在占到波士顿城市总人口的17.5%。走在波士顿街头，如果我们随机采访询问人们的国籍，你可能会真心感慨，美国真是一个人类族裔的大熔炉，这些人都是美国人。传统上我们所认为的美国人很可能是白人的形象，但在这几十年中，这个形象开始出现非常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正是拉美裔人口的蹿升。
拉美裔美国人，或称西班牙裔美国人，是指从拉丁美洲移居到美国的移民及其族群，不少人的母语是西班牙语，第二语言是英语。实际上，他们中有不少是欧洲人，或者祖先是与美洲原住民通婚而生的混血族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西班牙人。
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段时间内大批进入美国，成为这里超过非裔美国人的第一大少数族群。拉美裔美国人一般定居在美国的南部和西南部。在美国的中学外语教学中，传统上原来是学习法文的，但不少州现在都已改学西班牙文。大部分拉美裔美国人信奉天主教，与美国过去传统上信奉新教有所不同，其政治取向受移民地位的影响，大多支持民主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