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对走出“大萧条”有没有帮助？（第九章“‘大萧条’的幕后真凶”）.3
美国的这种人口构成上的变化，势必会在政治上有所体现。事实上，早在20年前，美国知名的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就已经注意到了人口构成的变化给美国国民特性带来的危机。
亨廷顿是当代颇富争议的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他以一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蜚声国际。 (48) 在这部经典政治学著作中，他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的核心角力将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而非具体的国家之间。亨廷顿教授生前的最后一本书出版于2004年，名字叫《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 (49) 在这本书中，亨廷顿教授主要探讨了美国的国家认同问题。对大规模拉美裔移民给美国带来的可能的文化威胁，亨廷顿教授充满忧虑。他担心，拉美裔移民将会把美国分裂成两种人、两种文化、两种语言。
促使亨廷顿教授写作此书的一个原因，是发生在1998年的一场足球比赛。
1998年2月，墨西哥足球队和美国足球队在洛杉矶市举办了一场金杯足球赛。这场足球赛规模盛大，现场有9万多名球迷。这是美国队的主场，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现场几乎是墨西哥国旗的海洋，谁要是打出星条旗，就会引来嘘声一片。现场球迷向美国球员扔出了石头、水杯、啤酒杯等，还用水果和啤酒杯袭击了几个想举起美国国旗的球迷。
这哪里像是美国队的主场！这一现象让亨廷顿陷入了深思。数百年来，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美国的移民，一看到自由女神像就热泪盈眶，他们满怀激情，认同这个新的国家，因为它给他们提供了自由、希望和工作。但今天，洛杉矶足球场上的球迷却不允许现场有美国国旗飘扬。
一切还不止于此。
迈阿密是美国一座比邻古巴的大城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古巴人陆续来到迈阿密。在古巴移民的带动下，迈阿密经济发展迅猛，吸引了大批拉美国家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的移民。如今，迈阿密是美国50个州中拉美裔色彩最浓的大城市，迈阿密居民中有3/4的人在家不说英语，而这些人中大部分讲的是西班牙语。《迈阿密先驱报》曾是美国最受尊重的报纸之一，如今，由于迈阿密人口和语言上的变化，该报试图延续以英文为主的策略已经宣告失败。迈阿密的拉美裔人并没有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打算。
面对拉美裔美国人越来越多的现实，美国的政界也纷纷表态拉拢拉美裔选民。美国民主党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甚至说：“我非常希望我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不会说西班牙语的总统。”2001年，美国共和党前总统小布什在发表总统每周对美国人民的广播讲话时，使用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而2002年，在得克萨斯州州长候选人提名竞选中，两名竞争者用西班牙语进行了公开辩论。亨廷顿认为，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拉美裔人和非拉美裔白人之间的文化分歧将会取代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分歧，成为美国社会最严重的分歧。美国将分裂成两部分，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这将使得三个世纪以来只有一种语言和一种核心文化——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美国变得面目全非。
亨廷顿教授坚持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对自己的国民特性非常重视，正是这些国民特性使美国人区别于别国人民。200多年来，美国人在界定自己的国民身份时，人种和民族属性的因素大体已经消失。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多人种的社会。最初由托马斯·杰斐逊提出，后来经过多人阐释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特性的核心。18世纪，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进了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人人均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等内容。19世纪，政治家布莱斯（Bryce）总结了美国人的政治信念，包括个人拥有各种神圣权利、公民是政治权力的源泉、政府受法律和公民的制约、地方政府优先于联邦政府、少数服从多数、政府越小越好等。20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美国信念的主要价值观是个人主义、成就和机会平等，并特别强调，自由与平等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欧洲是哲学大辩论的话题，在美国却由个人主义予以解决，个人主义兼有自由和平等。而这一美国信念的背后，是三个世纪以来一直居于中心地位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但在亨廷顿教授看来，当下的美国信念以及支撑这一信念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再次受到了各种威胁，其中一个主要的威胁就是美国社会拉美裔化的倾向。
亨廷顿教授的这些担忧，并未随着他2008年去世而消散。事实上，特朗普总统的许多做法，无不体现着亨廷顿教授的这些洞察。
这让我想起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在传世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后写了一段话：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是对是错，都比一般人所认为的影响要大得多。实际上统治这个世界的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什么人。讲求实干的人自以为可以完全不受智识上的影响，而实际却往往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权的狂人，听信的是无稽之谈，他们的那种狂暴行为，其根源往往出自几年以前某一个不入流的作家的蹩脚之作。可以肯定，与思想之润物无声这一事实相比，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诚然，这种影响不是即刻发生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这是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能接受新的理论，所以，公职人员、政客，甚至鼓动家所运用的思想不可能是最新的。但是，无论早晚，不管好坏，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用这段话来描述特朗普总统与亨廷顿教授的这种隐秘的历史联系，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2020年11月15日星期日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寓所
美国的丁真
最近，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的牧民小伙丁真，凭借一张充满野性而又温柔的脸，一下子火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还火到了国外。
理塘县还发布了一部名为《丁真的世界》的文旅宣传片，在这部片子里，丁真每天推开门，迎面看到的是格聂雪山，他骑着心爱的小马“珍珠”驰骋在雪域高原之上。这样一幅美丽且充满诗意的图景，让无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心生向往。
人们对丁真及其视频的热捧，体现了工业化时代的人们对自己曾经拥有过的那种生活的诗意向往。在这部宣传片中，丁真这位康巴少年的质朴、阳光、帅气，让人看到了高原的纯净之美。
丁真的走红，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在去年突然爆红的上海流浪汉——沈巍。这位流浪汉因为热爱读书，出口成章，一时间被人奉为“流浪大师”，人们举着手机蜂拥而至，沈巍先生迅速成了抖音和快手上的“顶级流量”。
其实，无论是丁真还是沈巍，人们都是在借他们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人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陆续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但同时内心也充满纠结，传统与现代不断撕扯着国人的心灵。
中国在40多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两三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在空间上，上海和理塘就像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时代的缩影。今天的上海高楼林立，人们生活节奏极快，这些已经使这座城市跻身于21世纪最具标志性的现代都市之列。而理塘县的草原上，丁真的生活方式与200多年前乾隆时期的人们并没有太大的分别。
人类历史上，每一个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商业社会的国家的人们，都曾发出过今天我们面对丁真时发出的类似的喟叹和怀想。
6月，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开车来到马萨诸塞州的瓦尔登湖。波光粼粼的湖面一碧如洗，明媚的阳光和着周围鸟儿的轻歌在湖面上跳跃。四周赤杨和松柏摇曳，花栗鼠穿行其间，俨然一片世外桃源。我和我的朋友都陶醉其间，不能自已。
从1845年7月到1847年9月，美国诗人梭罗独自生活在瓦尔登湖边，差不多刚好两年零两个月。梭罗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美国的丁真。不同的是，之后梭罗写出了流传至今的名作《瓦尔登湖》。 (50)
梭罗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当时的美国正处在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过渡的转型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的脚步，美国经济飞速前进。蓬勃发展的工业和商业不仅使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而且还不断地霸占自然资源，开垦荒地，使得森林大面积消失，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持续减少，整个自然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污染。
《瓦尔登湖》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那就是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瓦尔登湖》就像是梭罗对远去的农业时代所唱的一首挽歌。
但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天堂，相反，在那样的时代，物质的匮乏使得绝大多数人根本无暇欣赏雪山上的美景以及辽阔的草原。为了生存而努力打拼，其实非常残酷。
当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帮我们找到增进国民财富的原因时，他这样写道：“由于实行劳动分工的所有不同行业的产量成倍增长，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社会出现普遍的富裕，推广到了最底层的人民。每一个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的产品，除了供应自己的需要外，还可大量出售；其他的工人也完全一样，能用自己的大量产物去交换他人的大量产物或其等价品。他对他们的需要作出丰富的供应，他们也对他的需要作出同样丰富的供应，于是社会的所有不同阶级都变得普遍富裕起来。” (51)
当迈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满足其他人的需要而努力工作，供应他们之所需，同时使自己得到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用品。一个最普通的工人，他们所穿、所用，也都是大量其他工人联合劳动的产品。“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社会中的工人，就不可能得到他日常所得到的那种简单的生活用品（按照我们的非常错误的设想是这样的）。”一个普通的欧洲农民的生活用品，“却总是超过许多非洲君主的生活用品，这些君主正是数以万计的赤裸野蛮人的生命和自由的绝对主宰啊。”
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这样告诉我们，市场，以及与市场紧密相连的劳动分工经济体系，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得与那些野蛮时代的君主一样富庶，甚至比他们还要富庶。 (52)
然而，在亚当·斯密所描述的这个伟大的商业社会到来之后，它也同时摧毁了曾经统治这个世界的“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写道：“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最终，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53)
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40多年前的贫穷农村走出，经过奋力的拼搏，如今终于在城市里有了立足之地后，我们又开始对昔日的生活充满浪漫的怀想，把“诗和远方”寄托在曾经的生活里。这种心态所反映出来的，正是我们的一种内在的迷茫和矛盾。今天，我们开始有了闲暇，开始有了可以追求“诗和远方”的资本，但是，除了刷抖音和快手上的丁真，我们不知道该去追求什么样的“诗和远方”。
1930年10月，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正笼罩着英国，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叫作“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
在这篇演讲里，他首先表明，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只是经济失调的一时之现象。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长期来看，人类终将会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我敢断言，100年以后，进步国家的生活水平，比之于现在，要高出4～8倍。即便按照我们现有的知识来观之，这一点亦属意料之内，无足为奇”。正如他所言，虽然还没有到凯恩斯先生所说的100年后的2030年，仅以202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也早已经超过20世纪30年代何止8倍之多！
凯恩斯非常乐观，在他看来，经济问题在100年之内完全可以得到解决，而经济问题、生存竞争，一直是人类面临的首要的、最迫切的问题。甚至不仅是人类，整个生物界，从最原始的生命开始，都是这样。“如果经济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人类就会失去他们传统上的那种生存目的。” (54)
那么，这对于人类来说，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凯恩斯继续写道：“如果你完全相信人生的真正价值，那么，这一远景至少为我们展示了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的可能性。但是，那些经过世代的培养和积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本能，要他在几十年之内悉数抛弃，从而由内而外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在习惯上、本能上来一次改头换面，真的能够毫无滞碍吗？一念及此，我还是隐然有畏惧之感。” (55)
在凯恩斯看来，人类真正的问题，恰恰是丰裕时代到来之后如何对待闲暇的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会不会引起普遍的‘精神崩溃’现象呢？”在这些方面，西方这200多年走过的道路，可以说已经为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要感谢西方那些提前富裕起来的人们，他们已经遭遇了人类自从来到世间，第一次遇到的真正永恒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类从迫切的经济顾虑中解脱出来之后，将怎样来利用他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帮他获取了闲暇之后，他该怎样来遣此有涯之身，让他能够明智而惬意地生活下去呢？” (56)
接下来这几段话，我觉得凯恩斯写得极为精彩，这里把它们全部翻译如下。
那些全心全意、孜孜不倦地扑在求财牟利上的人，也许可以把我们大家带到那种经济上的富裕之境。但是，当这种丰裕社会实现之后，就只有那些能够懂得生活的艺术，能够保持这种艺术精神，并把它发扬光大，臻于更为完美之境界，而非为了生活把自己给出卖了的人，才可以从这种丰裕之中获得享受。
然而，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民族，在期待这种有闲和丰裕的时代到来的同时，不在内心当中怀有畏惧之情。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被训练着如何去奋斗，而不是怎样去享受。对于一个没有特殊的才能可以寄寓身心的普通人来说，处在这样丰裕、有闲的环境，是一件甚为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当他再也无法从他土生土长的环境或者他所珍爱的传统社会的风俗习惯中找到自己的根脉时，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从今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富裕阶层的行为和成就来看，要想指望这些人来使这个问题得到完满的解决，其希望是非常渺茫的！照理说，这些人可谓人类当中的先锋，他们要为我们探求尘世间的乐土，并且在那里安顿下来。然而，他们中绝大多数的结局都是以完败告终；因此，以我观之，似乎只有那些有着独立的收入，而又没有社团关系或职责或束缚的人，才有可能解决这些困扰他们的问题。
丰裕而有闲的社会，是我们新近才发现的自然的惠赐。我确信，等到我们再多些经验之后，对于这一自然的惠赐，我们就会懂得如何加以利用，而利用的方式，也会与今天的那些富人们截然不同。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为自己来制订一个全然不同于他们那种方式的生活计划。 (57)
从丁真到现在的我们，一共经历了三步：从18世纪亚当·斯密对富裕前景的乐观预期，到19世纪卡尔·马克思为旧社会的逝去以及新世界的未来所进行的人类远景规划，再到20世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指出的人类第一次面临的真正永恒的问题。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再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备受温饱问题的困扰。不幸的是，我们面对丰裕之后的闲暇，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自己的人生。而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丁真能告诉我们的，也许西方人先富起来的这几个世纪的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启示。
也许吧。
2020年12月1日星期二
于查尔斯河畔
美国的反智传统与美国的知识分子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全球几大顶尖学术期刊《自然》、《科学》和《细胞》，都纷纷出来表态，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朗普。甚至《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部还罕见地发表社论，批评特朗普政府将“危机变成了悲剧”，谴责美国领导人在疫情面前表现出来的“危险的无能”，号召大家不要把票投给特朗普。
我们经常认为，科学是无关于政治的，科学讲求客观中立，不需要有政治的加持，就可以取得自己独立的权威地位。但2020年的疫情，美国政界、学界以及民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个过程告诉我，科学作为社会组织文化的一部分，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美国政界和普通民众的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表现也让我大吃一惊。
当《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社论发表之后，我把它拿给在制药公司工作的室友看，他大笑着说道：“特朗普总统把工作签证卡得那么死，多少医药企业、各大医学院实验室的海外员工被挡在门外，特朗普动了人家的奶酪，人家当然会反击。”虽然室友的评论或有偏颇，但这也足以说明，知识界或科学界本身也常常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科学的信仰以及全球化才是符合他们的信念的，这些信念首先是有利于相关的利益集团，然后再由这些利益集团予以传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只是诸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所以，特朗普反科学，其实也是反对拥有某种意识形态的人们背后的利益团体。
“反智”这个词转变为论战语汇，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麦卡锡主义”一词，最早见于1950年3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上的一幅漫画，漫画家用它指代毫无根据的诽谤和中伤。
麦卡锡主义诱发了美国民众的恐惧，他们认为知识界一贯的放言高论的作风，是有害于这个国家的。虽然知识分子并不是麦卡锡参议员一轮轮攻击的唯一对象，但他们无疑身处火线之上，而每当麦卡锡尖锐攻击知识分子群体时，麦卡锡的追随者就会欢呼雀跃不已，在全美各地群起仿效，攻击散落在各个角落里的知识分子。
麦卡锡主义的出现，反映出的不仅有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以及两党政治的历史背景，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固有的反智传统。哥伦比亚大学已故的著名历史学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以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专业眼光，写出了一本在美国并不受欢迎的历史学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58) 该书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并帮助他再次斩获普利策奖。这本书也揭示了一个矛盾：一般人都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几乎都在美国，而同时美国却有着广为人知的反智传统。在霍夫施塔特看来，美国的成长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培养反智传统的历史，但与此同时，我们又看不出来这种反智传统动摇了美国的国本，毫无疑问，美国仍然是今日世界的第一强权国家。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霍夫施塔特使用宏富的史料，以及各种各样的对比分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美国这个国家的成长得益于宗教信仰、民主体制、商业创新以及教育的普及。而有意思的是，这四点既是美国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推动反智传统的力量所在。
首先是宗教信仰。美国立国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就是对宗教自由的追求。在追求过程中，美国先后摆脱了四种牵制其本身追求宗教自由的力量，这四种力量分别是欧洲的旧教会、天主教的旧体制、神学研究的旧思维，以及理解《圣经》的新视角。美国宗教界一直以来到新大陆、摆脱天主教，并且不受原有知识的影响，单纯地以理解《圣经》内容作为信仰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也就是我所处的这个地区的知识传统，也一并归入了旧社会之中。美国宗教界强调的那种理解《圣经》福音的途径，绝对不是知识分子的分析，而是所有笃信上帝的人的天启。这种天启观念，形成了美国反智传统的第一股力量。也就是说，宗教的传播在美国一开始就树立了感动胜于理解这一超越知识的传统。
其次是民主体制。民主体制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庸俗化倾向，这几乎是民主体制内在的逻辑必然。像华盛顿、杰斐逊等美国开国元勋身上允文允武的精神，他们为美国塑造的智识传统，也都被民主政治的浪潮淹没了。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总是有人以反对精英的心态为由，不断强调政治领袖需要的是领导能力，而非满腹经纶的智识品质。这也是特朗普总统这样的人能够问鼎最高权力宝座的重要原因。
再次是商业创新。在“美国梦”所强调的白手起家追求商业上的成功中，最关键的是个人的不懈努力、踏实肯干。这里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待在学校里越久，做生意成功的机会就越小，待在学校学到的不过是空头理论，而美国商业创新靠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人。
最后是教育的普及。在美国，教师这个职业不但不受尊重，而且还是明显的低薪。霍夫施塔特说，在雄壮的美国社会，男性甚至不好意思公开自己想当一名教师的意愿。美国社会的教育，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拥有健全的人格，而不是掌握任何科目。甚至有些宗教的卫道士，对于学校中教授的科学与数学这些科目极为反感，认为它们所呈现出来的真理，会玷污纯洁的心灵。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这种反智传统，并不是反智主义，也不是一种愚民政策。这一传统的形成原因是多重的，即便是促成这一传统的人，本身也可能是饱读诗书之辈，甚至口才和文笔都很好。在20世纪，当欧洲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卷入左右两派之争的时候，美国的反智传统居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从头到尾抵制了这种无益的意识形态斗争。
但是，在2020年，美国的左右之争，以及诸多政治经济议题的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仍然会让人感受到在这个时代做一个知识分子的艰难。他们一方面面临着选民们的反智传统的抵制，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来自知识阶层内部的各种利益和认知交互杂糅的各类问题的侵扰，陷入了进退维谷之境。
我刚到哈佛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在传阅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的新作《好的经济学》 (59)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书店买来了这本书，这也是我来美国后购买的第一本英文书。两位作者10多年前曾经写过一本风靡一时的发展经济学名著《贫穷的本质》 (60) ，之后，他们就重回自己的老本行撰写和发表论文去了。
在短短10多年里，从奥巴马执政初期的晨光乍现，到英国“脱欧”的迷狂，再到特朗普的美墨边境修墙，再到不平等问题急速恶化，环境灾难和全球政策灾难迫在眉睫，整个世界时移世易，情况已经大有不同。这迫使两位作者写作了这本新书。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们以知识分子特有的良知，指出了这些经济政策的失败之处，以及我们被意识形态蒙蔽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的错漏之处，来阐明在这个看起来纷纭难定、困难重重的当代世界，好的经济学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
2020年岁末，国内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最钦佩的经济学家之一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新书《克鲁格曼的经济学讲义》 (61) ，书的英文原名很生动，翻译过来叫作“与僵尸学说争辩”。这本书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着深厚的经济学学养，同时又有着独立而深刻的思考的美国经济学家的特有见解，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的勇者形象。
克鲁格曼在1977年完成研究生学业时，他的理想是过一种献身于教学和研究的人生，并不曾期待做一个舆论上的权威人士。“假如需要在公共讨论中扮演任何角色，我想会是作为一名技术专家，不带感情地为决策者提供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的意见。” (62)
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政治，克鲁格曼的这个梦想似乎变得越发难以实现。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克鲁格曼完全可以忽略政治热度，继续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但他说：“我们还需要公共知识分子，需要既了解和尊重学术研究，同时又愿意加入政治斗争的人。” (63)
面对一切都变得政治化的社会，经济乃至任何领域的许多公共讨论不少都是出于蓄意欺骗而为之，克鲁格曼挺身而出，“以诚实来揭露虚伪”。同时，他特别强调，“为了公正起见，还需要向读者解释那些人为什么在欺骗。大体而言，这是指揭露美国的现代保守主义的实质，揭露服务于右翼亿万富翁的利益并有效控制共和党的媒体组织和智库的密切网络。正是这一网络，即保守主义运动，让各种僵尸学说得以苟延残喘”。 (64)
克鲁格曼说，他理想中的世界本来不是这样的，他有时候甚至很怀念职业生涯初期的天真幼稚，那个时候的他只想找到正确答案。
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有用的公共知识分子，你就必须得学会同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而非自己理想的世界打交道。
反智传统与知识分子传统的共存表明，美国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着矛盾的国家。但正如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那句名言：“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能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 (65)
我想，这个标准同样也适用于对一个国家的评判。
2020年12月27日星期日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寓所
把室友作为方法
这周要离开美国回国了，心里满满的都是离愁别绪。
就在昨天，我特地最后去了一趟哈佛校园，在哈佛燕京学社、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法学院、经济系立陶沃尔大楼以及温德纳图书馆合影留念，我在心里默默地与哈佛做着最后的道别。然后，就是与在哈佛大学这一年结识的朋友们一一拜别。这一年里，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个朋友，当然就是我的室友。
我的室友是住在美国东北地区的中国东北人，他来美国将近8年了。在中国一所著名大学取得生物学博士学位之后，经过导师介绍，他到美国西海岸一所著名大学的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两年多前，他在美国的博士后合作导师——一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辞去了西海岸这所大学医学院的工作，来到波士顿一家著名的跨国制药公司工作。我室友经常表达对他的这位美国导师的崇敬之情，因为按照世俗的标准，这位导师已经到了中国的退休年龄，而且身家不菲，完全可以在加州过上无比幸福的退休生活，但他丝毫没有这样的想法，反而打算到企业界一展拳脚。我的室友在旧金山跟着这位导师时表现勤恳，深得导师信任，所以，他也就跟着来到了波士顿的这家跨国药企。
按照中国家庭的看法，我的室友绝对是一个让许多父母艳羡的“别人家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东北某省一个地方院校的工科教授，也是农村出来的苦孩子。我的室友从小就听话懂事，从小学到中学，学习一直都不错，虽然不是数一数二，但也是能够进入重点大学的优秀学生。
与我的室友共同生活这一年，我发现他身上有着许多中国人的优点和美德。
首先，我的室友做事非常勤恳、尽职尽责。虽然2020年这一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办公，但我看他的工作量一点儿都没有减少。每天早上九点按时上班，下午别人下班之后，他还经常在继续工作，有的时候节假日也不休息。
其次，我的室友特别节俭。我们每周出门买菜，他总是能带我到最物美价廉的中国超市，买到全波士顿最便宜的菜蔬。而且，我们每次逛Costco或者去大华超市，他从来只有在打折的时候才会购买牛肉和鱼类等。
最后，我的室友很爱家人。他这样辛苦工作、生活节俭，为的就是能给还在中国东北的家人在美国买一套房。这一年，为了看房，他开车带着我，把整个大波士顿地区逛了个遍。几乎在他能力范围内的正在出售的房子，他都看了个遍。“学区很重要。我媳妇儿说，如果不能买个好学区房，她就不肯来。”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他不喜欢社交，有时候甚至到了让我感到难以理解的地步。他所在的公司每周都会为不同部门的员工提供至少半个小时的交流机会，每个员工都可以与其他部门的同事一起聊天。这是公司提倡的，一来是为了促进同事之间的了解，二来也是为了帮助员工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和心理状态。但是，我的室友从来都不参与交流，他太腼腆，在人前不愿多说话。有时候，他所在的部门开会，他会报告自己的工作进展，结束之后，我能清楚地判断出结果的好坏。如果他很开心，说明报告做得很好，否则就会阴沉着脸，半天都不说一句话。一年以来，他做完报告特别开心的时候要少得多，这大概是他对自己要求太高的缘故吧。
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但我的室友丝毫不向往美国的生活。他就只是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除了上班之外，他的社交圈子基本都在国内。平时打电话，除了在旧金山实验室的同学，就是家人，他关心中国的一切事情，真心认为中国比美国更加幸福、安全。
我的室友抱怨最多的，就是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他常说美国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哪里像中国，到处都修得那么漂亮。“你看咱们中国的路，又平又宽，哪里像美国的破路，到处都是坑，也没见谁来修补，要是在中国，早就修得漂漂亮亮的了。”“美国真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我刚到旧金山的时候吓了一跳，到处都是流浪汉，到处都破破烂烂的。”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回国去？”那天天色本来就有点暗，我这样一问，发现他的眸子也暗淡了下去，感觉人也难过起来。我突然感到有些后悔，后悔自己问错了问题。
他一边叹息一边说：“唉，我是没有发了好文章。我在旧金山做了几年实验，做小鼠。你可能不知道，做小鼠很耗时间，一个实验一做就是一两年，最后的结果不好，只能再换一个实验做，又要一两年。我运气不好，没作出好的结果来。你看那些作出好结果的，都回国去了，不是拿到优青，就是成为教授，（入职的）学校都好得不得了。” (66)
在我的室友心目中，最高一档的人才，就应该是发表了好文章，然后回国，到著名的科研院所找个“位置”的人。只有在发表记录不好，回去没有好的发展机会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想着留下来在美国的企业或机构工作。
除了工作，我的室友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视剧。而且，他从来不看美剧，都是追国产剧。除了电视剧，他还对国内的许多综艺节目如数家珍。我认为，我的室友除了自己的工作业务之外，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中国的流量明星了。
有时候一起吃饭，谈到哪个明星，对于这个明星的过往、身价，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那个时候，我感到与他有着很深的代沟，虽然我们只差了4岁。
我和我的室友时常争论，从这些争论中，我开始一点一点地了解他。到了后来我发现，我的室友激起了我强烈的研究兴趣。
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在2020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把自己作为方法》。 (67) 受到他的这本书的启发，我开始把我的室友作为方法，以他为起点来认识中国人，以及中国人到美国之后的心态与思想的变化。作为一个在中国一直读到工科博士的人，我的室友身上有很浓烈的中国文化的基因——勤奋、重视家庭、节俭，同时也非常保守。我在美国见过不少这样的第一代华人，他们虽然人在美国，但是从生活方式到内在意识，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作为中国人的底色都不会改变。
昨天下午，为了给我送行，我的室友特意做了几个好菜。席间，我谈起了张艺谋导演的新片《一秒钟》。我们看到YouTube上的简介说，《一秒钟》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被打成右派的父亲，为了看一部电影中出现的一秒钟关于自己女儿的镜头，而遭遇的一系列故事。
看完简介，我的室友习惯性地皱起了眉头，我知道，我们又要开始争论了：“像张艺谋这样的导演，为什么就不能拍点中国光明、美好的东西给外国人看呢？为什么老是拍这些阴暗的东西呢？这不就是为了自己拿奖，而不顾国家形象吗？”我的室友有些激动。
“可是，能反思一些看起来不够光明的过往，不也是一种进步吗？再说，艺术也不一定只能描写生活中的光明、美好，也可以反映它的其他面向吧？”我小心地回应着他。
“这话我就不同意，拍电影难道不应该拍一些振奋人心，提振我们精神的东西吗？拍这些有什么用？除了让我们感到难受还有什么用？”室友的脖子梗了起来，眼睛里透着一股正气。
我只好岔开话题，因为我的室友对于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是很坚持己见的。他是一个简单的好人，我不想在这最后一天继续以往无谓的争论。
我举起杯子，敬我的室友：“这一年来，多亏你的照顾，今天我就以茶代酒，谢谢你了。”
我的室友听了我的这句话，眼神中掠过一丝笑意，不好意思起来：“你放心去纽约检测核酸和IGM（疫情肆虐之际，这些都是登机回国必须做的医学检查），若是真有什么意外，你就尽管回来继续住，你放心，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饿着你。”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我从波士顿一路飞奔到纽约，做完检测，坐在宾馆的沙发上，拿起电脑想写写与我朝夕相处一年的我的同胞，心里突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我的室友，他是一个单纯的好人！”
我并不担心与他不会再见面，事实上，回到祖国之后，我的身边，到处都是他这样的人的影子。
2021年1月4日星期一
于纽约曼哈顿法拉盛地区
Ⅲ 唐纳德·特朗普与美国总统大选
外卖骑手与特朗普修墙
这两天，我的微信朋友圈被《人物》的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给刷屏了。这篇文章以浓重的笔墨渲染了美团和饿了么等公司的外卖骑手谋生之不易。随着平台算法越来越先进，外卖骑手被算法不断地抛到危险的境地，作者根据交警部门公布的数据，认为“外卖员已成高危职业”。《人物》团队根据近半年的调查，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在某个领域创造了巨大价值的行业，为什么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的制造者？
这篇文章很长，是《人物》团队通过与全国各地几十位外卖骑手、配送链条各环节的参与者、社会学学者的交流所写的一篇调查文章。但不得不说，作者在叙述的时候，笔端常带感情，对外卖骑手们的境遇格外同情。
这篇文章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各方的关注，迅速成为这几天的一个热点。它有两个地方很吸引人：第一，聚焦于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外卖小哥的辛苦打拼，打动了很多善良的普通人；第二，数字经济时代，人成了系统的奴隶，算法和平台压榨着让我们为之掬一把同情之泪的外卖骑手，让人义愤，这不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异化”吗？
自从人类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之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到处充斥着资源稀缺现象，人世间多少悲剧和罪恶，根源大抵在此。世间有两大恶魔，限制着我们拥有更多：一个是无所不在的稀缺性，另一个是其他人也想要。事实上，不只是外卖骑手，所有生存于天地之间的人们，哪一个不像外卖骑手一样，面对着外在的压力和竞争。要在这个凡尘俗世生存下来（还远远谈不上繁荣兴旺）谈何容易，每个人都必须拼尽全力，并且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其实，造成外卖骑手这样的处境和遭遇的，不是平台，也不是算法，而是还有其他的人想进到这个行业中来。《人物》这篇文章中的外卖骑手就曾多次提道：“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我有一个亲戚，原来在中西部的一家国有企业工作。那家企业前几年经营状况不景气，他暂时在家待业，每个月只能拿600元的基本工资。去年年初，他来到杭州当起了外卖骑手，月收入在1万～2万元。这么高的收入，以至于单位让他回去工作的时候，他非常不乐意，不愿意放弃在杭州的这份高薪工作。平心而论，以他的学历和技术能力，拿到这样的工资水平，我是颇为诧异的。年底当他来问我他是不是应该回去上班时，我当时的回答是：“这个钱现在这么好赚，将来一定会非常辛苦的，你应该有这样的预期。”我之所以会给他这样的建议，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这个工作门槛低而收入高，其他人一定会蜂拥而至，行业收入一定会下降，最终的待遇可能会下降到恶性竞争所导致的水平。
无论是美团还是饿了么，它们都是企业，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追求有效率地提供商品和服务。企业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缔结一连串的契约关系，他们中有人拥有物质资源的所有权，有人拥有人力资源的所有权。这些人走到一起，把他们所拥有的资源组织起来，以企业的形式加以运用，目的就是发掘资源的最大价值，这个最大价值表现为给社会提供足够多的商品和服务。商品和服务提供得越多、质量越高，企业存在的意义就越大，利润自然也就越大。这就是市场经济下企业的本质，也是企业的追求目标。而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必然会追求成本的最小化，这两者是企业的一体两面。无论是美团还是饿了么，它们也都像外卖骑手一样，无时无刻不处于竞争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无情的市场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