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号称学院的学校设备是非常简陋的。它坐落在重庆市郊区青木关关口的一个山坡上，学生的练琴房都分布在高山的斜坡上，都是草房，拿现在的标准看，说得不好听一点，它们像一间间“茅房”，但话又说回来，它们本来就是茅房嘛！都是用茅草搭起来的小房间嘛！房的外表是茅草，但里面放的是一架一架我们视之为宝贝的神圣的钢琴。虽然它们大都是旧钢琴，有的可以说是属于博物馆的东西了，很多琴键的外皮剥落了，像缺了牙齿的口腔，有的琴键按下去起不来，还有断了钢丝的。但还是学生争着去“占领”的宝贝！这是抗日战争年代，日机轰炸，日寇屠杀，前方将士在杀敌、牺牲，广大的人民正在受煎熬，此时此地，有钢琴弹就算不错的了。当人们从山坡下走过，上面音乐殿堂飘来的美妙的琴声，好像是天上飞下的仙乐，听了令人神往，真是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这个音乐殿堂啊，令多少爱好音乐的青年学子倾心向往！
那时全校大概有一百二三十个学生。我们的（男生）宿舍是位于山坡脚下的一溜房，也是茅草房。每一间房除了六张双人床外，还有六张方凳，我入学时还没有地方读书写字，上铺的同学读书写字备课全靠这张凳子了。我睡的是上铺，下铺睡的一位同学名叫屠咸若（已故，我的好友之一）。他和我一样也是新考上的。他是钢琴组（那时还不称系）的学生。入学后老师让他练的第一个曲子就是贝多芬的《悲怆》。晚上我经常跟着他，在位于山坡上的琴房里，靠着冒着袅袅黑烟的桐油灯昏暗的光线练琴。我坐在他旁边，边为他翻谱，边一遍一遍地听他演奏老师布置他弹的这个乐曲，毫不感到厌烦。引子的和弦先后出现在C小调和它的关系大调降E上，它们都以各自不同的七和弦引出引子基本动机的模进，最后又都落到各自的属和弦上。七和弦第三转位不协和的辛辣的声音使引子带有明显的悲愤情绪和倔强的气概。引子参与发展部音乐的发展和乐章尾声的结束，它因被多次重复而给人深刻的印象。我离开青木关后，这段音乐平时难得在脑海中出现，但在此刻人们狂呼乱叫的喧闹声中，那几个悲愤倔强的和弦突然闯进我的心扉，在耳中反复鸣响。—这实际上是对无理批斗的倔强抗议，但他们是听不见的。
想当初，1939年到1942年，我在四川三条江合流的嘉陵江畔，因而名副其实地叫做“合川”的县城上了四年中学；在该城城内孔庙的大成殿里供奉的72位贤人的牌位下上了一年初中；后来又在位于城外春天满山遍野开着油菜花的山冈上一所叫“濮岩寺”的和尚庙的泥菩萨身边读了三年高中。学校始称“国立四川中学”，后改名为“国立第二中学”，师生简称它为“二中”。入学后因感悟到自己千里迢迢从桃红柳绿的家乡江南，跑到这个口音异样、吃饭辣得人张不开嘴的地方来上学，主要是因为不愿看着日本鬼子在沦陷后的家乡强奸妇女，杀人放火，不愿意在“红膏药旗”下当亡国奴而无所作为。因此历经千辛万苦，走过千山万水，与人结伴来到大后方四川，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好好读书，将来当个航空工程师，造飞机打败日本鬼子。这样我就从一个战前在县城江阴南菁中学上学时上课常看小人书，晚自习老打瞌睡被老师揪耳朵，课下做恶作剧被记过的顽皮孩子，变成了一个用功读书的好学生。
同学们和我的中学老师看到我这样用功，满以为我会在毕业后考进一个名牌大学，以实现我航空救国的梦想。想不到到了高中三年级，同班同学都在头悬梁锥刺股地准备考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奇怪我不和大家一起温习功课，却紧张地补习音乐，准备到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改学音乐去了。我每天一早便到“濮岩寺”山冈上练习视唱五线谱，因为我读惯简谱，读五线谱的能力很差。我凭着一本《和声学入门》自学正三和弦如何连接，因为听说，入音乐院要考和声学知识和钢琴；我还得拼命踩一架破风琴，在风琴上“摁”《拜厄》，摁到了第83条。我破釜沉舟，拼命准备，也不考虑凭我准备的这些本事，音乐学院的考官是否能接纳我；也不考虑，如果我不被接纳，又到哪里去安身。
我小时就爱好音乐，常常取下父亲挂在墙上的箫和笛子，学他吹个《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旱天雷》等曲调；我爱听并也学会唱那些穷苦人挨户乞讨时唱的各种无锡小调，哪一家有婚丧喜庆，有道士吹打，总有我在场，我专心致志地观看他们如何吹奏喇叭和笙笛。抗战了，家乡沦陷，城里人逃到乡下来避难，我们的小镇上来了一批批苏州评弹卖艺人，一到晚上他们在茶馆里开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抢着去听；他们是冲着评弹里说的故事去的，吸引我的，却是那用呢喃吴语唱出的婉转歌声和铮铮悦耳的三弦和琵琶。每次开场我都挤到台前去坐下，为的是想看看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琵琶声是怎么弹出来的。我被那个弹琵琶的苏州姑娘的动人弹唱吸引，与她交上了朋友。我有一次抄了李叔同填词的《送别》歌谱送给她，建议她在弹唱《玉蜻蜓》中场休息时，作为间奏音乐弹给大家听。她居然按我的意思做了，她弹了好几遍，弹得不仅连贯且有章有法，舒疾有序，显出是一个非常有乐感的人。我与她的这种默默的交往，同她搭档演出的伯父是不知道的。她比我大一岁，长着一副苹果般红红的温柔的脸庞和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一双纤巧美丽的手，说着一口迷人的苏州方言。我那时虽是一个未满十四岁的不懂事的少年，但美丽的异性对我也已有了吸引力了。我仰慕她的歌喉和琵琶技艺，喜欢听她的苏州话和看她圆圆的苹果脸，她对我也有明显的好感。两人互相爱慕，使我们俩瞒着彼此的家长，多次相约，找个僻静无人的去处，带着羞涩害怕的心情，进行天真纯洁的幽会，有时见了面低头无语，久久不知说什么是好。当她知道我准备结伴离家去遥远的四川上学时，她给我写了一封血书要与我同去。这无疑让我感到她的一份真情，我却惭愧没有她那份勇敢。客观环境不允许她这样做，她的伯父需要靠她作搭档演唱吃饭，而我的家长则认为我小小年纪和以说唱为生的戏子混在一起，简直是大逆不道。
我母亲发现了那封血书，把我痛打了一顿。这事我一直没有向任何人坦陈过，因为我一直错误地把它当做我见不得人的一段丑事。现在想想，这不是什么丑事，而是极其自然的事，那位苏州姑娘对我表示的感情是纯洁的，我在她不计利害、奋不顾身的爱情前表现的怯懦，以及感到的羞愧，反倒是丑事。借此机会，我极愿写出来诚实交代，并表示深深的忏悔，以对得起这位姑娘和自己的良心。我不知道这位苏州姑娘后来的遭遇怎样，我希望她与我分离以后过的生活是美好和幸福的，但是，天知道啊！世事和人生在必然底下充满多少偶然性啊！我把这事深深地埋在内心的深处，想起她来，常常感到内疚。同时也想通过此事说明自小音乐对我存在着多么强烈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到了四川合川国立第二中学上初中，只知用功读书，门门功课都想争个第一，但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心态下，最吸引我的课程还是音乐。音乐课每周六下午上课，我每周都盼望着这天下午快快到来。我最喜欢的老师是讲着浓重湖南口音的音乐教师罗松柏—他和我后来在国立音乐院的老师江定仙先生一样，是令我一生难忘的人。他凭着他的大嗓门和一架风琴，自弹自唱，教我们唱 《嘉陵江上》、《歌八百壮士》、《旗正飘飘》、《渔阳鼙鼓动地来》，等等。他不仅教会我们唱那些歌，而且还组织我们合唱，我第一次听到四个同时发出的声音汇在一起是多么美妙，多么协调。我不仅喜欢学唱那些动人的歌曲，而且还爱上了那些歌曲的伴奏，拿《嘉陵江上》这个歌来说，不用说贺绿汀把朗诵诗的散文风格谱上的动人的曲调，叫我久久不能忘怀，甚至它在歌声响出以前那短短的用小调写出的前奏，也使我听了马上落入战时流亡生活悲怆的气氛中，至今这歌的演唱，还会引起我对那条曲曲弯弯的嘉陵江两岸的纤夫们拉着绳索、牵着在激流中航行的船只挣扎前进的景象的回忆。纤夫们几乎是肚子贴着身下的土地爬行的，船上的船夫们迎着激流，顽强但有着统一节奏地划着木浆，众口唱着由一人领唱的，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川江号子，那歌声是那么整齐，同时有各种节奏和声调上的变化，是人们为了生存而与江中滚滚激流进行殊死搏斗的呐喊。贺绿汀的这个歌典型地抒发了抗战时期人民群众悲壮的情怀。
这个叫罗松柏的音乐老师不仅用他的课吸引了我，而且把我卷入了他开展的课外活动。比方他组织了口琴队，私藏有一大堆各色各样的口琴：八度音口琴用作表现中音，用手推动簧片的口琴奏出或升或降的半音，自制的大口琴吹出倍低音。报名参加口琴队的同学非常踊跃；战前我在家乡县城江阴南菁中学上初中时便是一个口琴爱好者，那时我不仅能吹出用各种各样节奏打着拍子的乐曲，而且能吹出伴奏主旋律的各种分解和弦。罗松柏老师让我参加口琴队，演奏像《双鹰旗下进行曲》等多声部的乐曲。那大小口琴形成的宏大的和声使我惊奇和入迷。罗老师还让我和另一个同学练习一个口琴二重奏—贺绿汀“牧童短笛”的改编曲，要我们向同学们公开表演。我吹奏的是第二部，演奏时，不仅我们吹奏的人其乐无穷，听我们演奏的人也听得其乐无穷。罗老师告诉我们这个曲子是“复调”（口琴曲的中段将原曲改编为复调），是用“对位法”写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两个名词。
上述一切不仅在不断地加深我对音乐的爱好，而且引起了我对音乐的好奇。所以我下决心转向音乐是有一个逐渐的量变过程的。但直接推动我最后下决心改学音乐源自两件具体的事情：
一个是罗松柏先生邀请我和几个同学到他家中去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他是在一架摇发条的留声机上用竹针（抗战时买不到钢针）给我们几个特别爱好音乐的同学放送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交响曲。在这个规模宏大的交响曲里，我不仅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种种美丽，而且体会到平时用眼睛看不出来的大自然的崇高，我惊奇地认识到：音乐的力量太伟大了！
另一个是我的一个同学不知从何处弄来的一张唱片。这张唱片的正面是我吹口琴时熟悉的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反面是他的另一个钢琴曲《摇篮曲》，这个曲子我没听过。我欣喜万分地从他手里拿过这张唱片，独自奔到合川城里，找到一家商店，借他们放京戏、放广东音乐招徕生意的一架留声机，来听我拿来的唱片上的乐曲，听了好几遍。我记得当时听了钢琴演奏的《牧童短笛》，感到这比我们用口琴吹的二重奏好听不知多少倍，而那另一首《摇篮曲》，听得我眼泪直流，因为我听出了一个母亲坐在摇篮边唱着催眠曲，唱出了那母亲对摇篮里的孩子寄予的无限深情和希望，并联想到自己那爱我的可怜的母亲。
这两件事直接影响了我对音乐的看法：音乐能把人类伟大、崇高的感情抒发出来，它能用不可抗拒的力量感动人，它能使人变得善良、勇敢，它能鼓励人产生一个去寻找和创造美好的世界的愿望。这样想着，就动摇了我上大学进航空系的初衷了，我开始觉得一个作曲家创作出一个好的交响曲比一个航空工程师设计一架飞机起的作用更大。于是我选择了我认为更伟大的目标，进音乐学校学作曲，以期作出和贝多芬、贺绿汀一样动人的音乐来影响人们的心灵，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至于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统治区的世界是如何不美好，青年们在那样的环境下如何从苦闷、彷徨转变到政治上的觉醒，最后参加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的，我可以用专文来说明。但这不是本文的任务了，在此略而不谈。
我就凭着前面说的，用大概一年不到的时间突击出来的那一点音乐上的本事，提心吊胆地去考国立音乐院了。入学考试的第一个科目是视唱练耳，在那草棚子搭的琴房前，考生排着队，一个一个挨着被叫进去考。轮到我考，跟着钢琴唱音准的练耳考试对我是不困难的，但要我视唱五线谱就不那么容易了。我照着交给我的一张考卷唱，由易到难，我大概唱对了有一半多；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其中几条我唱对了，并不是全靠自己的本事，而部分是靠别人的本事，那就是我站在琴房外排队等候时，将琴房里传出来别人唱的记在心里唱出来的。乐理课考试，我还能对付，每题我都能答上一大堆。等到考我的文化课和英语时，就不在话下了，因为我是国立二中的高才生。最紧张的是考钢琴，我进门还没有坐定，主考人就问我弹过些什么。我说我弹的是《拜厄》，弹到83条。他听了马上以不耐烦的声音叫我出去，说：“行了，行了！你不用弹了！”我离开时，面上难堪，心里沉重，心想：这可完了！
我到青木关去投考时，举目无亲，寄住在一个已死去的中学好友的姨母家里。她是教育部的，认识音乐院的教授张洪岛先生。我考完后，她好意建议我去见见这位有名的音乐家张洪岛先生—那时我就知道他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和声学的翻译者。她要我去的意思是让我在他面前介绍一下自己，以便学校在录取新生时对我“有个印象”。我当然愿意。但当我见着这位眉毛黑黑，皮肤白皙，左下巴夹着一把小提琴在练琴的音乐家时，想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那同来已故同学的姨母代我说了几句，见我不吭声，就带着我告辞了。出来时，她嗔怪我说：“你这个孩子，见了人怎么不吱声呀！”一星期后，录取发榜了。榜张贴在办公室外的墙上，看榜的人你推我挤地争着看是否榜上有名。我却站得远远地不敢去看，心怦怦跳。等到围看的人散了，我走前一看，我的名字赫然在列。我那时那股高兴劲呵，至今还能回味：我的身子好像突然变轻了，要飘起来了。我就这样做梦似地跨进了那时全国最高的音乐学府的大门。
开学了，对我最重要的课，也是叫我感到最吃力、下功夫最多的课就是和声学。我是理论作曲组的学生，和声学是基础课。和声学的老师便是江定仙先生。我进了学校一个学期，和同班同学有较多交往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其中一位是严良堃。我与他合得来，原因之一是他是孩子剧团来的，我在中学就知道这个剧团的非凡来历，对它素有向往。他和我同年同姓，长得差不多高，穿得一样破烂。我与他相处中，明显地感到他的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人生态度，因而很谈得来。他思维敏捷，谈吐不凡，学习中，我还在苦苦思索的问题，他早已明白了。我和他交上朋友后，自愧不如，甚至有点儿崇拜他。江定仙先生在下课以前老问：你们两个姓严的还有什么问题？江老师讲的两个姓严的中，那个姓严的都懂了，而我这个姓严的还是不很明白。
我们两个都是穷光蛋，不穿布鞋穿草鞋，平时身无分文，中学的老朋友寄我点零用钱，我都用来买蜡烛，蜡烛是为了晚上练琴照明用的。那时学校是没有电灯的，琴房弹琴点的是桐油灯，灯光暗，浓黑烟灰袅袅上升，有时钻到鼻孔里，挖鼻孔挖出黑色的烟灰来，为了不伤眼睛和呼吸道，只好自己掏钱买蜡烛。一到星期天，同学们纷纷步行到青木关集市去逛街，有钱的上馆子打牙祭去。
我在青木关音乐院能谈得来的有两位女同学，一位是叶柏林（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叶宁，从事舞蹈研究），另一位是欧阳小华。后者是著名的戏剧家和党的文化工作领导人阳翰笙的女儿。她出身于革命家庭，待人真诚大方，没有有些女生那么矜持矫气。谈话间，我感到她在思想上与我接近，谈得来。她年龄比我小五岁，但异常关心我这个身无分文，学习困难，年龄上可以当她兄长的学友。她时时流露出对我生活和学习困难的同情，而且时不时对我这位死心眼的固执的独行者以直言劝告和批评。她知道我穷，星期天憋在学校里无处可去。没想到，有一天她忽然对我说：“严宝瑜，今天我请你到青木关吃叉烧包去！”我听到她的这个邀请，心中又惊又喜，惊的是她对我这样的好，太意外了，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喜的是本来藏在我心里的对她的好感，得到了她的回应。
这个叫欧阳小华的同学，小小的年纪弹得一手好钢琴，她的钢琴弹得像滚动的珍珠，清晰又流畅；琴声显出她心灵手巧，显出她富有非凡的乐感。那时她的钢琴才能在国立音乐院是得到众口的赞扬的。新中国成立后让她改搞俄语翻译和音乐学，流利的俄语和丰富的音乐知识，加上她高度的工作责任感，使她成了苏联专家讲课、领导出国访问等工作中得心应手的译员，她在学校还当过俄语教师，受到学生的欢迎。我耳闻她的工作在中央音乐院做得好，受到大家赞扬，我心想这是必然的，因为她是一个聪明能干又有责任感的人嘛！然而我却觉得她并未被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学院领导这样使用她，并没有把她的才智充分发挥出来，埋没了一个难得的音乐人才。我是通过直感，鲜明地知道她的为人的。她灵魂纯洁无瑕，没有染上音乐界常有的追逐名利的习气，没有一般女孩易有的虚荣心，在工作上她尊重组织的安排，要她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她默默无闻地工作，从不追求“出风头”。她是这样的人，也许与她的革命家庭有关吧！我与她接触，从未听见她有过有什么怨言发过什么牢骚，也从未听她在背后议论人的长短，相反，我听到她谈起同行时，她总说，这人有怎样怎样的优点，那人有这样那样的长处。然而对她自己，她却从不喜欢听别人夸她好。对这样聪明过人又谦虚好学的人，为什么不把她放在能发挥音乐才能的地方，她有那么好的外语才能，她的俄语讲得那么流利，交给她翻译外国专家的论文的任务完成得那么快、那么好，为什么不把她送到苏联去在音乐上深造呢？我心中一直存有这样的疑问。我认为这是当伯乐的人，受到实用主义的蒙蔽，没有看出这一匹千里马的缘故。这样就埋没了一位有可能德艺双馨的音乐人才。
小华！如果今天你还活着，听到我这些议论，我知道，你一定会不高兴的，甚至会感到厌烦和生气，因为你除了自然和真诚之外，从不考虑这些身外之物的。
直到现在，时间快过去70年了，我的耳朵也已半聋了，然而我怎也忘不了那时在青木关关口半山腰琴房里传出来的琴声—这是小华在练琴，她正在弹奏贝多芬F小调奏鸣曲，这是从茅草棚的小琴房中传出来的，在她手指下飞出来的明亮奔放的琴声。直到现在，她几十年前奏出的琴声还经常在我耳朵里震响，从未消失。这奏鸣曲的声音一直感动着我，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直到现在，我相信它会在我心中永远震响，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在青木关时，我在山坡下一听到她的琴声，总是驻足，凝神聆听，舍不得离去。
后来，我离开了青木关也离开了她，我漂流到哪里，她的贝多芬F小调奏鸣曲奔放的琴声就跟到哪里。记得我在昆明西南联大，晚上在图书馆找到座位学习时，几乎每次都定时听到墙外有火车驶过。我听着列车从远到近，又从近驶向更远的远方，那急速有序的节奏，唤起我心中那F小调奏鸣曲热情奔放最急板的旋律，每临火车开过，我就陷进了某种说不出的幻想和伤感，想象自己在广阔的原野上跟着那远去的列车和她的琴声一起奔跑—想要去追赶那不一定追得上的遥远的美好的目标。
我被迫休学离开青木关，大家特意来送我，小华也来了。她和大家一起为送我远行摄影留念。临别依依，她对我说，我休学离开青木关去当英语翻译，是个消除学校领导对我的成见的好办法，但她带着赌气又像开玩笑的声调对我说：“出去了可不要忘了回来啊！”她建议我在路上可以借机多读几本好小说。她还嘱咐，“云南民歌特别多，又好听，听到应该记下来……”这些临别赠言，时隔几十年，言犹在耳。但她人已西去不归，每念及此，留下的只是思念和徒然的伤悲。这是我在青木关的一段难忘的经历：在沉闷的政治空气和困苦的生活条件下，我过着心情压抑的日子，有时甚至感到孤独。但有个叫我舍不得离开的原因，一个是音乐这个学科和想成为一个作曲家的梦想，另一个是这位年龄比我小得多的学妹对我这个不才同窗学长的关心，学妹成了我的“学姐”。这个“学姐”的关心和她的琴声吸引着我。
我的离校休学实际上是被迫的。我离开那些看不起中国又当面侮辱我认为神圣的音乐的美国大兵时，曾带着怒气向他们吼着说，我要回重庆去。那时我厌恶那些哪怕称赞我个人，但看不起中国人的美国大兵。我对他们说，我要回青木关去，那里有贝多芬等着我，有欧阳小华等着我。但是我回到了昆明才明白要回去不是那么容易的，但心里想着总有一天会回去，小华不是要我不要忘记回去么！离校后她是少数与我有通信来往的人之一，我们在信上谈论着再见的一天，听她演奏贝多芬，听我讲雪莱、拜伦。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遂人愿。1945年西南联大爆发昆明“一二·一”反内战运动，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运动。在那场火热的政治斗争中，我与另外一个女同学产生了友谊并发展成爱情。当木已成舟，爱上了另一个人，我把此事向她诚实透露并不隐瞒，这样彼此就断了通信来往。但显然，那时我和小华已走进了彼此的心扉，只是心照不宣并未讲明而已。我决定离开她时，心中是充满矛盾和自责、痛苦和悲伤的。1947年夏天，我在清华忽然接到她寄来的信和她毕业演奏的节目单，我知道她已完成学业，当然高兴，但看到节目单上她演奏的最后一个乐曲是贝多芬降E大调奏鸣曲 Les’ adieux（“告别”），不禁黯然。她信中说，她要到延安去，会路过北平。我等着与她的重见，但她最后留在了上海，并没有去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彼此知道住在同一个城市，近在咫尺，但从没有互相寻访过。我和联大外文系同班同学吴琼瑂在学运中相识，在反对国民党镇压学运中共同战斗，彼此在合作中产生了感情，我与她成了家，有了儿女；小华则与一位来自延安的石油工程师金德崇同志结了婚。她婚后有子女二人，没料到她的大女儿金犁考进了北大，在我主持工作的北大西语系学习法语，已快两年。她的母亲居然将此事瞒着不向我透露，直到她的这位闺女在西语系升为大二学生，我因处理她班上学生纪律事件认得了她，才发现我曾梦魂萦系的小华的女儿就在我的身边。这个学生聪明正派，给我的印象甚好。此后我全家通过她的女儿与她全家相识，逐渐有了来往。
“文化大革命”中，她父亲阳翰笙因长期是周总理文化工作的左右手，还是我国著名的剧作家和革命电影的主要开拓人，因而成了江青的眼中钉，诬蔑他是“反革命文艺黑线”的总头目。江青对这样一位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进行残酷打击，无理批斗，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她整阳翰笙的手段之卑鄙，只能用“伤天害理”四个字来形容。阳翰笙在秦城监狱坐牢7年，心中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我读了她父亲在狱中极端痛苦和危难的条件写下的感人诗文，深深地受到感动，诗中充溢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情操和高尚的人格修养。那些诗充分表现了这位革命老前辈，在遭受打击和委屈后，依然对党和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革命信念坚如磐石，毫不动摇。我勉励自己也要像他父亲那样对革命抱着坚定的信念，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义无反顾地沿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走到底。
在“文化大革命”中，小华作为所谓“三条汉子”（田汉，夏衍，阳翰笙）之一的阳翰笙的女儿，自然受到了牵连，受尽了折磨和侮辱。因为我在那时的北大，受到同样的残酷的冲击，也就很容易想象小华的处境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领受和看到的种种荒谬透顶的事情比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记》中描写的多得多，无故被打、无故被污辱的事，几乎天天遇见。有一天早晨从劳改大院出来打水洗脸。有一个西语系的红卫兵无缘无故拦住我，在我面前挥动着亮晃晃的匕首，问我：“严宝瑜你这个黑帮分子，认得它吗？”我的妻子吴琼瑂患乳腺癌，动了手术，在家无人照顾，我在自己没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冒险回家为她做饭，菜切了一半，外面涌进一派的“革命小将”，把我拉出去，开对我的批斗会，斗完以后，放我回家继续做饭，米刚下锅，外面又涌进另一派的“革命小将”把我揪出去，到另一派组织的批斗会受批斗。我告诉他们病人动了大手术靠我给她做饭吃，现在躺在床上，饿着肚子，请求他们把批斗我的会放到明天再开，回答是大声的吼叫，说我猖狂，不由我分说，上来几个大个子“小将”架着我“坐飞机”又打又推地冲到了斗争会的会场。就这样重复了一遍可说是极其无聊的斗争会，才放我回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最初阶段，我对这些不讲道理的做法迷惑不解，对种种污辱和加在我头上的罪名，感到十分的委屈和痛苦。后来两派开始武斗了，其荒谬真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这时我反倒不在乎个人的屈辱和苦难了。为什么？因为许多事情已搞到荒谬透顶的地步，既然荒谬已“透顶”了，那不就说明再下去就走到了它的反面吗？物极必反，这是辩证法！我读懂了恩格斯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开头那一段文字：海涅从黑格尔命题引出了反题：黑格尔说“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海涅使用辩证法读出了：“凡不合理的都不可能存在。”我那时已确信，这一切的倒行逆施都是秋后的蚂蚱，长不了的。这是因为我看穿了这一切荒谬绝伦的表演，我已不再感到痛苦和无望，反而感到平静并充满希望。
两年之久，我们这些毕生勤勤恳恳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们，被安排在堤外（鄱阳湖）洪水滔滔、堤内血吸虫横行的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种植水稻，以把我们“改造”成“回炉钢”、“再生布”。老师们在七八月的烈日下，插秧，除草，收割，中暑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下雨天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肩负重担，艰难行走，有时陷在泥里，寸步难行。凡那时经受过这段所谓“锻炼”的人，谈起那一段经历时，无不对有意布置我们到那里去受罪的“四人帮”的爪牙迟群和谢静宜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我和大家感同身受，对他们的反感和气愤十分理解。但是，我也将这段经历看作是自己一生中难得有的提高对人生意义认识的机遇。
鲤鱼洲的经历，让我从实际中体会了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艰苦的劳动，哪来我们天天要吃的粮食？人没粮食吃，哪能活下去。过去我们赖以活命的粮食，几千年来都是农民种出来的。我们生活在学校里，理论上都知道这个道理，但这次种了两年水稻，才在实际上知道了。有的同志在鲤鱼洲第一次吃到了自己种出来的大米—用自己的双手获得的劳动果实，眼睛里流出了眼泪，那时我一面咀嚼口中的米粒，一面心中感到激动和幸福。“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纳寄生虫！”这是国际歌里唱的，现在有了实际的体会。
另一个重要的体会是体力劳动必须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种水稻不光是卖力气，从选种、插秧、灌水、排水、蓄水，到施肥、除杂草、防虫、除虫、收割都有一套科学的道理。种水稻需要的是不怕艰苦的精神，天气预报有大暴雨，甚至要来特大暴雨，我这个负责管水的，就不能待在屋里，而是要扛着铁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冒着倾盆大雨，对打到身上发疼的大雨点毫不在意，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忙于泥泞的大面积的稻田的田埂上，去挖排水沟，让大雨不至于泡坏了长得还不够高的稻禾，等到雨停太阳出，还得赶快把田埂上的出水口堵上，以免稻田中的水在大雨后反而流得精光。我一面干活，一面看关于水稻生长，水稻分蘖、管理等有关知识的参考书。说实在的，我没有觉得辛苦，反而觉得有兴趣。那烈日，那雷电，那暴雨，那虫咬，那蚊叮，是让人不舒服的，但通过这些让人不舒服的东西，我走出了小书房，接近了大自然，心里感到非常舒畅，觉得自己是大自然之子，我个人虽然渺小，但是我是这伟大存在的一部分，这是值得自豪的事。这些实在的体会，如果没有鲤鱼洲，我到哪里去寻找呢？
我在鲤鱼洲，听到关于欧阳小华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到残酷殴打和非人待遇的消息（那时她还患着重病），我感到愤怒。“文化大革命”后，我与她多次见面，她本人从未向我透露过“文化大革命”中的受罪经历。后来我看到她送我的由她作主编的大本画传《百年阳翰笙》（作者按：此书对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党领导的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和成就，具有巨大的历史文献价值，全书收入许多珍贵图片，小华为此书的出版费尽心血）。才知道她有个妹妹叫欧阳超华，“文化大革命”中因为骂江青而冤死在狱中。但她既然自己不对我说，我出于对她的尊重，也从不去问她关于她不幸遭遇的半个字。
她患有硬皮病，这个病在我看来，与她的劳累和长期的精神压抑不是没有关系的。疾病使她面容和体态与过去相比，判若两人，但她变化了的外形下藏着的，依然是与过去一样美丽诚挚的灵魂。我当然严格遵守正派的做人方式，再也不去与她重温旧情，但仍与她保持纯洁无瑕的交往。重逢后多年，彼此相聚多次。我80岁生日她夫妇俩特意拿着大把玫瑰来看我。但是，天哪！她在2010年七月因病（肺泡纤维化）离开了人世。在她患病期间，为了不打搅她，每次我都通过她的老金转达我的问候。临终前数日，她从老金手中要过电话筒，直接在电话里与我说话。她用微弱的声音费力地对我说：“严宝瑜，我不行了。”我听了感到脑袋里一阵眩晕，不知如何安慰她是好。那时我真想插翅去看她最后一眼。没过两天，老同学王震亚打电话告诉我小华已西去了。那时我也正病着，我的双腿不听我使唤，两个女儿不准我去探望，我只好让她们两人代我带花去向她家人吊唁。小华丈夫老金约我到她家中设的灵堂致哀，并向我详细述说了小华临终前健康恶化过程和医院抢救的情况，听了心里实在难受。八月六日在八宝山举行她的遗体告别，我坚持要去，我坐着轮椅，去八宝山与小华见了最后的一面，我拖着病腿走近她的遗体，我对着她清秀依然的面庞和瘦小的身体流泪鞠躬，禁不住大声喊着她的名字向她致意告别。此时我耳中出现了幻听，那是她在我80岁生日的留言册上，写下的字句：“宝瑜，宝瑜，纯洁如玉！”我领受到她的真情，感到骄傲和幸福。但当时，我立刻从幻听中回到了现实，我想向她表示，我配不上她对我这样的赞美，但是她已离开了人间，她已听不到了。怎么办呢？我只能把她对我写的话，当作一种鼓励、一种鞭策吧！我知道自己也已来日无多，那就把她的话，身体力行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以证实她对我的判断和评价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实话实说吧！
我对生活抱着诚实的态度，决不能为了任何原因而去掩盖真实的历史，故在此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决不能以沉默来抹掉与欧阳小华这份真诚纯洁的友谊。再说，它也是一段与音乐有关的经历啊！辩证唯物主义是我指导自己人生的根本思想，我当然不会以怀旧来代替对现实的正视，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也是客观现实啊！我写下这些，并非是在做自作多情的表白，而是对客观真实的述说！最后我禁不住用贝多芬的母语写一句话：Lass’vorbei，was war！Sie stellt sich mit Beethoven bei mir immer dar（让过去的一切都成为过去吧！但她和她的贝多芬永远和我在一起）。
我们在国立音乐院时，第一任院长杨仲子是个有深厚人文修养的音乐专家，他是蔡元培的挚友和肖友梅的德国留学时代的同学，他是个钢琴教育家，深谙西方音乐，同时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他曾公开声讨那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明令取消音乐课程和音乐学校的所作所为。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认为音乐是有伤风化的东西，不应该拿到学校里来教。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大学由蔡元培建立的附设音乐传习所被停办了。杨仲子是当时受音乐界老一辈人敬重的有威望的音乐专家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国立音乐院第一任院长，对国立音乐院参加抗日救亡组织的学生采取爱护和鼓励的态度，这引起了CC头子陈立夫对他的不满，被陈立夫以他调的方式变相撤职，国立音乐院被不懂音乐的CC头子陈立夫亲自挂帅“统治”，以法西斯的方式管理学校。后来他又任命一位对他唯命是从，并有音乐家身份的吴伯超来当院长，被学生称为“豆沙”（称他为“豆沙”不仅是因为他嗓子沙哑，而且他总是用声嘶力竭、带着威吓的口吻训斥学生）。这位“豆沙”院长实际上是陈立夫在校的代言人，他在学校实行封建式的法西斯统治，明令禁止男女同学走在一起，即使是亲兄妹（魏启贤，魏雅贤），走在一起上街也要被记过，这是我曾亲眼所见亲身领教过的。他到了南京镇压学运，动辄开除一批参加学运的学生。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他赶快坐着国民党的船逃跑，可惜在半路上翻船淹死了。我说“可惜”，是因为他是一位有水平的音乐专家，遗憾的是，没有事先向他做好说服和交底的工作，告诉他留在南京，他不再需要做许多“棘手”的工作，在教授们的反对声中，开除这个，开除那个，而是留下来做好他的正事，专心传授学生如何指挥好一个乐队的学问和心得。新中国成立后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没有忘记把这位音乐家列入词条，介绍了他在音乐上的成就和贡献，并未提他在担任国立音乐院院长期间的政治劣迹，所以对他的评价是比较宽厚的。
那时我对音乐的爱好，使我无视当时所处的危险的政治环境，说话做事比较随便。学院里三青团、军统中统特务对进步同学负有监视的任务，我们当然是非常痛恨和警惕的。我们入学的1953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有名的讲话。这讲话在重庆的《群众》杂志上得到转载。我从离青木关不远的北碚江苏医学院的中学同学那里，得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抄件。我记得这份抄件在屠咸若、谢功成等一批政治可靠的同学中被秘密传看；这种秘密传看进步刊物的活动，如被发现不仅有坐牢的危险，甚至有失踪（杀头）的可能。谁是特务，谁是三青团，没有写在脸上。有一个我在青木关认得的女同学，她在学校里表现得很进步，可惊的是我到了北平，发现她竟然在北京饭店出出进进，非常忙碌。如果没有特殊的身份，哪能在那里自由进出。到这里，我不禁要用此话结束我的叙述：音乐啊，音乐！与你做伴的人，不都是神圣和纯洁的。我非常欣赏尼采说的一句话：“不许坏人赞美莫扎特！”
我离开了青木关后，以郭乃安为首的同学们成立了“山歌社”，开展推广民歌、向民歌学习的运动，我估计是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而发动起来的。郭乃安比我高一班，但“山歌社”的社员中很多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同学们不遗弃我这个离开了队伍的人，把我吸收为“山歌社”社员。我在昆明经常不断地收到从青木关寄来的“山歌社通讯”以及他们创作的合唱和改编的民歌。“通讯”使我了解这个民歌运动在青木关开展的情况，寄来的乐谱则成了我参加的西南联大“高声唱歌咏队”宝贵的练唱材料。
当时国立音乐院的同学们纷纷提起笔来改编民歌，谱写民歌合唱，开展对我国各地各族民歌的调式以及和声规律的研究。他们发起的提倡民歌的运动在音乐院造成了很大声势，打破了学院的保守气氛，为音乐创作、表演艺术和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我认为这件事是对自肖友梅先生办学以来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长期停滞局面的一个突破。它在我国音乐教育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这个民歌运动不仅同学们踊跃参加，而且受到老师们的大力支持。江定仙先生是青木关音乐学院民歌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带头参加者。在他1992年送给我的《江定仙作品集》中，有12首民歌改编曲就是他为响应“山歌社”发起的民歌运动而作的。他在为自己的作品集写的《自述》中带着自豪的口吻提到他改编自《跑马溜溜的山上》的康定民歌改编曲受到听众普遍的欢迎。
当我的同学在青木关组织“山歌社”、发动民歌运动时，我却在“另一间房”中搞我的德国文学。这一直叫我感到寂寞孤单。但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不是我能控制的。我一步一步走进另一间房中去，这是与国民党统治下的那个不美好的世界，以及所处的时代有关。
我离开青木关是因为接二连三地受到学校处分，例如因避雷雨带头搬离漏雨的茅草屋宿舍，坚持在新建的作为自修室的瓦房里睡觉，违拗了一个姓孟的军训教官的命令，记大过一次；又如两次为了练琴而受到处分，一次是无视吴伯超院长的禁令，深夜在从香港新买来的钢琴上练琴，记大过一次，另一次清晨“打游击”练琴，不到起床时间就在山坡上敲响钢琴，致使教务主任李抱忱先生为此穿着睡衣，在天色未明时刻出现在琴房把我训斥了一顿，本要再记大过一次，但念我已受两次大过处分，再记一次大过就要开除，故暂记小过两个以观后效，作为处罚我被取消每周6小时的练琴资格。
我对记过没有意见，但对取消我应有的练琴资格的处分实在难以接受。我向当时的教务主任李抱忱抗争说：我入校是为学音乐来的，用不准我练琴来处罚，这是哪家的道理？我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得到众人的同情，有一位女同学知道我因无钢琴可弹而跟有名的章彦先生改学小提琴，就把她自己一把非常宝贵的小提琴借给我用。这样我就跟章先生学了一个多月的小提琴，这位老师对初学者非常严格，手、琴、弓的位置要绝对准确，达不到要求只能继续拉空弦，拉空弦烦人，要我弦上绑一条手巾，在手巾上不出声地拉。空弦拉了一个月，终于允许我拉简单的旋律了，我记得这个旋律便是马丁·路德的圣咏《上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
我在莱比锡大学学文艺复兴及德国宗教改革时期这段文学史时，才读到了圣咏的原文，才知道它的历史背景和它当时的政治分量。我读原文时，很容易地配上章先生教我拉琴时学的那段旋律唱。莱比锡是听巴赫和门德尔松音乐的近水楼台；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托马斯教堂男童合唱团演唱巴赫康塔塔《上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雄伟的合唱，我在格万特豪斯音乐厅又听到了门德尔松标题为《宗教改革》的D小调第五交响曲—末乐章以长笛奏出那段圣咏开始、以乐队tutti奏完那段圣咏为结束的幻想曲。听到这两个乐曲我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当我听到巴赫雄伟的合唱和门德尔松交响曲复杂的织体时，我同时听到了章彦先生教我在小提琴上拉的那段简单而又难忘的练习曲曲调。当然，那勾起了我对那段青木关学习生活的追念。
没想到当我在章彦先生指导下开始拉第二个简单的曲调时，发生了一个“悲剧”：由于调弦用力过度，一根E弦断了。顿时我不知如何是好，别人的东西，损坏了当然要赔，没有钱我可以找朋友帮助凑，但这种贵重的东西战时哪里有卖的呢？至少在青木关是买不到的。到重庆去买？有吗？我告诉了物主发生的不幸，那位好心借琴的女同学听着呜呜地哭起鼻子来了。
在发生了这件事后，我感到在学校不能久留了。我被取消练琴资格后，就已怀疑我留在此地学习还有什么意义。那位女同学借我提琴留住了我。现在发生了断弦的事，钢琴已不让弹了，提琴又无法拉了，只能坐着听讲和看书，这算得什么学音乐呢？另外，我受到学校那么多的处分，学籍岌岌可危，只要学校哪一位“主任”抓我一个岔子，再记我一个过，我将被开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