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此时，学校贴出了一个布告：昆明“美军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来校招收学员，学员经过短期培训，将被派往滇西当驻国军部队美军联络官的译员。我的钢琴老师戴世佺先生告诉我，来校招生的是她的哥哥，他是西南联大的统计学教授，兼昆明译训班副主任的戴世光先生。我经过与同学好友商量，大家都认为休学当一个时期译员，将来再回来复学，是一个稳妥的出路。我决定报考；我的英文在中学下过功夫，很容易通过了。于是我在1943年11月底，告别了同学，依依不舍离开了青木关和包括欧阳小华在内的同学们，乘坐美国军用飞机到了昆明。经过一个月培训，我被分配到云南祥云国民党军队54军第14师当美军翻译。我在那里当了半年“翻译官”，军阶为中尉。因我不怕劳累，工作主动，受到表扬。
滇西一带无论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喜欢唱歌，悠扬的歌声随处可闻。我与驻地的老百姓关系很好。他们信得过我，不因我穿了军装而且和美国兵住在一起就对我怀有戒心。我没有忘记临行时小华叮嘱我在云南注意收集民歌的话。在我的请求之下，他们愿意为我用当地的方言唱他们爱唱的歌。我把听到的他们的歌唱，在我随身带的小本上记下。我记得，记下的这种民歌有不下20首。我把其中记下的几首寄给了小华和教我音乐史的老师张洪岛先生。
那时，我一方面努力做好分配给我的口译工作，一方面在工作和生活中对美国军人傲慢无礼，盛气凌人，看不起中国人的行为十分不满。与我合作的五个美国军官口出下流语言，侮辱那时就闻名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当今的国歌—损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他们说中国没有好音乐，要学音乐只有到美国去。我与他们发生激烈争吵，我说你们既然认为中国没有好音乐，那么你们的罗伯逊为什么还要唱我们的中国歌，他们还故意讥笑我视音乐是神圣的，认为音乐并不神圣，音乐的声音是围着“Dollars”转的，后来我才明白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音乐有分几等几样的，也有不神圣的下流的音乐，接着，四个美国大兵故意要激怒我，齐声唱了一个音乐围着金钱转的美国流行歌曲，我听了真是肺都气炸了，我拍桌大怒，我说你们侮辱我，我不愿意再和你们待在一起工作了，你们是一帮没有文化修养的人。他们哈哈大笑，说：你回去吧！到你的重庆去学你神圣的音乐吧！我一气之下，不告而别，半夜里摸黑离开了他们，准备返回青木关。至今我还记得，我出走时只带了小布包一个，内装三样东西：普劳特和声学教科书一册，《德文一月通》一本，口琴一支。我当时准备翻山越岭，一路吹口琴行乞，走回青木关去。现在想来这种想法显然是荒谬可笑的，因为滇西与重庆青木关相隔千山万水，一路崇山峻岭，沿途猛兽出没，土匪如毛，如只身行走，没有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保驾，恐怕比上西天还难。幸亏我记起了在附近云南驿飞机场工作的一位姓舒的杭州人，他是我在译训班的同学。我找到了他，他同情我的处境，设法让我冒名顶替，乘了每天来往于祥云昆明之间的小飞机一下回到了昆明。下机后我直奔西南联大，那里有我许多中学时代的同学。我就躲进了他们的宿舍。同学好友设法通过熟人找主管美军译员的上司少将为我说情。这位将军对我开小差的严重破坏军纪的行为加以当面训斥，但他念我年纪尚小，不懂军队纪律，免于处分，最后让我留在昆明的云南省政府参事室，继续当译员，做的是笔译工作。
该年夏天，昆明西南联大招生，我被我中学时代的同学们说服，参加入学考试，考上了西南联大外国语言文学系，成了联大学生，这样就名正言顺地住在学校宿舍，在食堂加伙吃饭，上图书馆借书了。但我一直怀着有朝一日再回青木关复学学音乐的希望，想象暂在联大栖身。我心中记着小华临别时对我不要忘记回青木关的叮嘱，等着有机会回校的一天。
但万万没有想到，情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入了西南联大，那里有许多学术大师，他们的课使我视界开阔，思想解放，开始深思。我既然在联大上课，就必须看教师指定的大部分属英国文学作品的必读参考书，下课后忙着整理笔记，背诵自己喜欢的雪莱的《西风歌》、培根的散文等，有时受到了感动，脑中会出现旋律，赶快把它们记在口袋里随时带的小本子上，想有朝一日加工成一个交响诗啊什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文学，越来越有兴趣，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我受曾在中学参加进步读书会的同学影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青年组织，开始时只会帮着抄写、排版和张贴，后来在学长的鼓励下，自己也写起文章来了。我写文批评学校生活和教学里的不合理现象，还曾写文章批评西南联大校歌，说它带有士大夫气息，后来我发现我的批评错了，联大校歌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校歌。
我团结爱好唱歌的同学组织歌咏队，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利用假期到云南地方军队里“劳军”的活动，向云南部队传播进步思想。1945年蒋介石撕毁与毛主席订立的和平协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内战，不久爆发了昆明学生“一二·一”反内战运动，这个运动是在西南联大开始的，五位教授在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草坪上向6000名听众演讲，呼吁不要打内战，遭到墙外国民党军警特务密集发射的如飞蝗般的子弹的袭击。第二天我们罢课了，我带着我们的“高声唱歌咏队”上街向昆明市民揭示真相，宣传反内战的主张。宣传队在街上遭到特务军警的毒打和围攻，但受到昆明市民的保护。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军警冲到西南联大新校舍行凶，用暴力冲击大门，我和同学们守着被攻击的校门。我目睹同学们在国民党军警的手榴弹和刺刀下倒地，流血牺牲，我们彻夜守卫牺牲同学的遗体以防特务来劫尸灭迹。守在已被炸死的同学的身边，看着他们血迹斑斑的脸庞和流出来的白色的脑浆。这些就摆在我眼前、过去从没有见过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使我确信国民党反动派是人民的死敌，我们对他们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只有斗争到底，直到把他们打倒消灭。我经历了这一切，在运动中身不由己无所畏惧冲杀在前，同时也在斗争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责任感。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已不忍心离开共同战斗的联大的同学们了。这样，我复员的方向不是青木关了，而是那时叫北平的北京了。至于在学业上，我学习了外国文学，听了两年的课，读了两年的英国文学和一年的德语，对它产生了兴趣。而且木已成舟，这样我就甘愿待在“待在一间房”—外国文学—里不出去了。
1948年暑假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导师杨业治教授要我留下当他的助教，但我想回到原来的房间里去，到解放区进文工团搞我的音乐去。无奈地下党组织不同意，对我说，快解放了，学校工作要人，你就留在清华当助教吧！我是党员，当然只能听组织的安排。北京城解放以后，在昆明认识的赵沨同志到北京来了。他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当时他在中央音乐院能说得上话，我同他重见后，他问我回不回音乐院？他说我如想回去，他有办法。我说青木关的学生证还没有丢呐！心中所以一动，是因为小华临别时要我不要忘了回去的话我没有忘记，更根本的是，我对音乐的爱好并未因时过境迁而消减。但那时我已是一个党员，党组织和学校都要我继续在校工作，回去与小华再见的念头，那时已觉得荒谬了。我那时想来一个歌德式的放弃吧！死了搞音乐这条心吧！留在清华大学，做好一个念过入党誓言的党员，做人，工作，教书，都要起模范作用，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看到一些我在西南联大和清华的同学，他们本来是学理工科的，原来都不是搞音乐的，现在倒都成了搞音乐的人了。他们的音乐归宿，印证了列宁的那句“走错房间”的话，他们走到从前未曾预料的音乐这间房里去了，使我非常羡慕。
但当我带着遗憾讲到我生命中这一场误会时，有一个事实却不能不说：从我在西南联大参加1945年“一二·一”反内战运动起，一直到复员回到北平直到1948年大学毕业，我一直没有停止过组织和参加群众性的歌咏运动。这个歌咏运动是与新中国成立前反对国民党统治配合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一直在担任合唱队的指挥和负责教唱革命歌曲，这就是说，我虽中断了在音乐院的学习，但没有脱离过广义上的音乐实践。我在青木关和同学们跟江先生学了一点音乐，虽然粗浅，但也发挥了作用。我在“一二·一”反内战运动中创作了多个配合运动的群众歌曲。比方我为“一二·一”烈士出殡写的《送葬歌》，是受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小快板乐章的启发，至少在气氛上、节奏上是明显受了它的影响，而这个小快板乐章的谱例就是我在普劳特和声学教科书中看来的。但这些事实，不能代替我对音乐的系统学习，我读不了总谱呀！我不熟悉视谱弹琴呀！我没有学完理论作曲基础的所谓“四大件”（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配器）呀！我当初向往的是将来能不断地创作贝多芬交响曲和奏鸣曲那样的作品，那样诉说人类的痛苦、赞美人类的理想和鼓舞斗志的音乐，现在明摆着，我的这种理想破灭了，是没有条件实现的了。
二
1949年北京，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文代会上会师了。我的老同学严良堃也带着妻女从香港中华音乐院来到了北京，住在东单的渤海饭店。我们两个姓严的分别了多年，也“会师”了。我们的江定仙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从青木关搬到南京的国立音乐院后合到在天津成立的中央音乐院而北上了，后来搬到了北京，他1950年起就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系主任。由严良堃牵头，把我们从前在青木关草棚教室里一起上和声学的同学找到一起，去看望我们那时的和声学老师江先生，这也是与老师的一种“会师”吧。
但我跟着大家去见江先生是带着一则以喜、一则以愧的复杂心理去的。“喜”是因为我虽已走到“另一间房”，在北大从事德国文学教学，不再是音乐队伍里的人了，但青木关的同学还像以前一样，把我当作他们中的一员，带着我一起去见我们共同尊敬的老师江定仙先生。我的和声学老师也没有不认我这个学生，见面时亲切如初。他以特别的热情欢迎我个这离队的学生，不厌其烦地问长问短，那情状使我想起新约圣经里的那个父亲热情款待回头浪子的寓言。老师和同学不疏远我，自然使我大喜过望。“愧”是因为同去的人都已是音乐专家：指挥，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史家和理论家。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和岗位上成绩斐然，贡献巨大；而我虽然没有将对音乐的爱作歌德式的“断念”，然而我是离队人，在音乐上只是半瓶醋，如何能向老师和同学夸口自己对音乐的爱呢？因为在我看来，对音乐真正的爱应该建筑在“懂”的基础上。因此我在大喜过望之余，心中有愧，甚至萌发一种自卑感。
自那次与江先生聚会后，我与这位老师便时常有了联系。他有一个侄女江楠生是北大学生，就在西语系德语专业学习，他常通过她给我送一封信或一本书。他常要我对他的这位侄女严格要求。江师母肖淑芳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时是个教英文的老师，我在时他们还没有结婚。那次聚会时他们两人已是夫妻，江先生介绍她时对我说，她是我的同行。我与他接触中有以下几次的会面是我忘不了的。
1959年我从民主德国留学回来后，江先生见面总要问我所在的莱比锡大学的情况，原因是肖友梅先生是在莱比锡大学读的博士。有一次谈话，他捧出一本总谱，是阿尔班·贝尔格的歌剧《伏采克》（Wozzek）。他告诉我，他现在在研究这个作品，因为它是现代派音乐的经典作品。他把总谱递到我的手里，好像我应该看得懂的样子。但我拿到的是一部“天书”，我当然是看不懂的，我向他表示遗憾。但他说我是搞德国文学的，要我讲讲这歌剧的脚本。这个我行，于是我告诉他，关于这部歌剧脚本和它的作者毕希纳（Büchner），我在莱比锡大学曾听过著名学者、我的论文导师汉斯·迈耶教授的精彩讲课，迈耶教授在流亡时期写过一本叫《毕希纳和他的时代》的书。这是一部著名的学术著作，也是迈耶教授的成名作。我介绍了我所知的毕希纳和他这部原名为《沃依采克》（Woyzeck）的作品：毕希纳是个昙花一现的天才，24岁就死了。他一共只写了四部作品，但就这四部作品给20世纪的德国文学以很大的影响。我告诉江先生，毕希纳是个革命家，他曾秘密出版《黑森州信使报》，散发给穷苦老百姓，提出“给茅舍以和平，给皇宫以战争”的口号，遭到通缉。作曲家贝尔格把歌剧定名为《沃采克》是因为原稿字迹模糊，原稿整理人和脚本改编者把“Woyzeck”看成“Wozzek”了。江先生对我这个改了行的学生的介绍是满意的，他说：“你的音乐荒疏了，但文学进步了。”
另外一次会面是1965年前后，那时正是大搞批判修正主义，农村搞四清，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背景。我到中央音乐院礼堂左边的宿舍拜访他。他关心地问起北大批修正主义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西语系在批卢卡契，因为卢在波匈事件中跟纳吉跑了。但卢卡契在中国的影响不大，因为大家只知其名，不知其书，他的著作还没有译成中文。因而在批前首先要把他主要的著作翻译出来，我也被分配了一篇卢卡契论文的翻译任务；翻出以后，边读边批。江先生听了就说，既然如此又何必批他呢？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我无法改变这种荒谬的情况。忽然，他匆匆地走到另一间房去，搬出一大堆他写的总谱手稿让我看。当时他又一次表现出认为我看总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神情，这叫我异常窘迫。接着他气冲冲地对我说：他们说江定仙写的音乐让人听不出具体的形象，听众懂不了，脱离群众。显然他肚子里藏着一股委屈和不满，要向我倾吐。但说来惭愧，直到那时为止，我听的老师的作品，仅限于少数声乐作品，像合唱《鹿鸣》、《为了祖国的缘故》等，他的钢琴和管弦乐作品我还没有听过。我只能在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我说：那种要求音乐像美术一样画出一只杯子来的想法是非常可笑的。他们并不懂得音乐艺术的性质，对这些人的意见和言论可置之不理。
后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为他出版了《江定仙作品集》，他派他的闺女江桥送到我家里来。后来又差她送来一张光碟《江定仙作品选》，使我能对着谱子反复听了他12个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样我才对我的老师的创作有了一个较全面的印象。他这12个选作给自己的创作画出了一条抛物线似的轨迹，这一条线起始时慢慢离地上升，到最后一段爬到顶端，那就是我听到的他写的交响诗《烟波江上》。我认为这是一个成功之作。音乐创造的意境，似乎比林路写的听乐有感的诗中含蕴的意思更高，更远。他不仅使人听出了这条江上苦难的过去和红火的现在，而且还影影绰绰听得出作曲家向往的更美好的未来。我要问问那些主管文化机构和传媒的负责人，为什么听任这样高品位的优秀作品默默无闻呢？为什么不让它在北京和其他地方的音乐厅、电视台得到介绍和演出呢？
“四人帮”垮台后，记得是在1986年年底，我又去单独拜访过他一次。那时北大已成立了艺术教研室，我已经为全校开设了音乐选修课。他听我告诉他北大恢复音乐课，我在上音乐欣赏课的消息，大为高兴。他一再地对我说，结合欣赏课应该对学生讲一点乐理。他认为欣赏课普及音乐，不仅要使学生知其然，而且要使他们知其所以然。他的意见十几年来我一直照着做了，我给学生讲的乐理有些还是几十年前在青木关从他本人那里听来的。由于半路离队，我自知音乐知识和修养上存在巨大的缺漏，因而对我来说要教好课必须要先补好课，要多读书，要多向内行请教。我不好用一些“人、手、足、刀、尺”的简单问题去打搅江老师，但我常打电话向以前的青木关同窗请教，向我后来认识的音乐家于润洋同志，以及他年轻一代的高足—他们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优秀教师—请教。
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江先生中风了，但情况不严重。当年春节，在京的青木关学生去向他祝贺新春，他讲话已经有些困难。但这么多的学生来看他，他喜形于色。据常来我处问德语问题的小女儿江桥告诉我，他父亲虽已中风，但还在阅读国外最新的音乐理论的书籍。这个小女儿因“文化大革命”而不能选择她喜爱的音乐来继承父业，一度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故选择了满文作为她研究的方向。据她告诉我，她父亲不因她研究的是个冷门学问而有任何异议，相反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要她认真刻苦地研究，并做出成绩来。因为德国的东方学家对满语的研究从未间断，在德国有这方面的资料收藏和研究成果，所以她必须学习德语。这样江先生就要她常来找我。我自己把帮助这位我老师的后代，看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看过江桥写的书和论文。我不懂满语，可是我能看出，江先生的这位后代承袭了他做学问一丝不苟的态度和严谨的精神。她不像时下一部分青年人热衷于追求近期效果，因而显得浮躁和肤浅；她能坐得住冷板凳，有着锲而不舍的毅力。我看她将来一定能做出成绩，不会辜负她父亲的期望。
三
说也奇怪，我发现活到七老八十的时候—我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回到我“原来的房间”了，只是那间房间不在青木关，而是在北京大学。1986年夏天，北大开党代会，我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论证北大应该恢复蔡元培校长治校期间，重视美育，重视对学生进行音乐教育的光荣传统，并提出动议，在北大恢复蔡校长和肖友梅时期建立的艺术和音乐教学机构。我的发言受到大会全体代表的欢迎和拥护。大会通过决议成立艺术教研室，从1986年秋季学期起，开设面对全校学生的艺术门类的必修课，不及格不得毕业。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院系调整时，从清华大学外文系转来北大西方语文系，一直是德国语文专业的教师（兼负责行政工作，兼西语系的副系主任，是系主任冯至同志的助手）。学校领导在党代会通过成立艺术教研室后，任命我为教研室的筹备人。开学开课在即，一时找不到音乐教师。我想我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过一点音乐，当过江定仙先生的学生。我受教时间虽则不到两年，但我认真地学了江先生教的和声学。我知道音乐不仅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门科学，听它不仅要用耳朵，而且要动脑筋，我知道教音乐课的性质和轻重，对我不是一份轻松的教学工作。但当下找不到人教音乐，难道我这个江定仙的学生能让北大的音乐课空缺在那里？
我就这样硬着头皮，自告奋勇承担起北大的音乐公共课教学，从1986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其间有两年受聘在位于德国瓦格纳歌剧城拜罗伊特的大学教比较文学）。我开设过的课依次有“音乐简史及中外名曲赏析”，“维也纳古典乐派”、“莫扎特”、“贝多芬”和“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五门，其中以后两门开设的次数最多。这些都是学期课，周学时为三。它们是带有一点音乐史性质的音乐作品的欣赏分析课。
我先后上了28个学期的课，教过的学生累计已超过1700人。选课的人数从原来的五六十人上升到二百人上下。就每学期的考卷以及从他们学完后对这个课的反映看，这课是收到了一定成效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选课学生初步知道了欣赏交响乐的方法，对西方古典音乐产生了兴趣。2）西方的优秀交响乐作品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说，“贝多芬使自己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知道了怎么做人”。3）学生获得了一定的音乐基本知识。
1997年秋，我参加了李岚清副总理召开的关于如何在全国五百万大学生中普及交响乐的座谈会。当他得知我在北大开设“贝多芬专题” 音乐欣赏课时，他要我把上课材料送给他看。他看了学期考试的学生答卷77份，得出的结论是我的课是成功的。他把这个意见写在信中，通过北大校长陈佳洱和党委书记任彦申转交给我。我把我北大上音乐课的体会和做法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学会”上作了一次介绍，《音乐研究》杂志重视我的这篇来自实践的文章，把我的讲稿加了一个标题叫《大学生和交响乐》，发表在该杂志1999年第1期上。这篇文章是我在北大音乐教学的经验总结。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江定仙先生，我知道他那时中风在床，不能再看了。但是他知道这个姓严的学生，长期离开了音乐搞别的去了，现在又回来教音乐了。我想我的音乐课会一直教下去的，教到我教不动为止。相信有朝一日，我向江先生报到去，他会含笑迎接我这个青木关的学生的，我可以告诉他，离开了青木关以后，我一直在搞群众歌咏工作，在高等学校做普及交响乐的工作，负责西方古典音乐的音乐欣赏教学和来回各校的音乐讲座工作，正式上我课的北大学生近两千人，加上我各处的讲座听众超过了五千人。我给七八十岁的老同志们讲贝多芬，也给北大幼儿园的小朋友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讲贝多芬老爷爷的田园交响曲。我在八十七岁坐着轮椅，参加了1980年由我参与创办的“北京老同学合唱团”建团三十周年纪念音乐会，会上我拖着病腿指挥了大家高唱了《国际歌》。唱前我向大家和在场记者说明，1947年8月我带着清华大学《大家唱歌咏队》进城会合城内各校同学举行反迫害大游行时，队伍被阻西直门外，我领着歌咏队对着城墙上国民党军警的机关枪口高唱的就是这支歌。
最后，我想回过来对前面提到列宁说的那句话进行一些分析。历史常常与人开玩笑，当你想走进一间房里去，却发现自己走到另一间房去了。这话蕴含的道理是唯物主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客观事物的发展的确并不常常顺应人们的主观愿望，更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从我的经历看，对列宁这句话也要用列宁的名言“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是“辩证法活的灵魂”来对待。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比方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当你的主观愿望和个人意志并非为了谋求个人的私利或满足个人的私欲，实现个人的野心，而是顺应时代的要求，符合广大人民利益时，你的主观愿望、个人的意志如果能在此情况下不动摇，你能坚持执着地追求下去，那么时机一到（这种机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应该是很多的），它们肯定是能够实现的。我之所以最后能回到离开已久的“房间”，我认为是因为我的主观愿望和意志是顺应时代要求和符合人民利益的，而我自幼的音乐爱好没有消减，相反与日俱增，我没有放弃，而是执着追求。所以我最终能回到音乐这原来的“房间”，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必然。
以歌德和贝多芬的精神不懈奋斗—北京大学德语系严宝瑜教授访谈
采访人（问）：首先，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学科史项目组的采访。您现在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资历最老的教授，我们首先想请您讲一讲您当年学习德语的情况。
严宝瑜教授（答）：我上中学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我的几个朋友和我不想在日本人统治下读书，于是就经香港到了重庆。在那里，我进入音乐学院，就是后来的中央音乐学院。学了两年音乐后，我就去了西南联合大学。我真正开始学德语是在1945年，当时我上大学二年级，老师是杨业治先生，杨先生是哈佛大学的高才生，后来又就学于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海德堡大学。当时在西南联合大学只有外国语言文学系，并没有德语系。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曾经有专门的德语系，冯至先生就是在那里就读的。我的专业本来是英语语言文学，就是说，我系统地学习了英语文学，而德语是我的副科。我们当时学习非常认真，努力，因为怀着浓厚的兴趣。拿英语学习来说，狄更斯的小说，老师让我们读一本，我读了四本，哈代的小说，我也念了五六本。学西方文学必读的希腊神话和新旧约圣经是作为课程来上的，我对它们是很熟悉的。读它们是西南联大和清华外文系的要求，同时也是我的兴趣。
当时，在大学二年级时，每个人都会选择一门第二外语，很多人都选择了法语。我是那一届外文系里唯一一个选择德语作为第二外语的学生。一方面因为我对音乐感兴趣，德国是我崇敬的音乐家贝多芬的家乡，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此前学音乐的时候就自学了一点德语，对它略有所知，我想我学它，也可以说是为了“偷点懒”吧！当时第二外语的课程持续三年，用的是一本用英文编写的课本，每星期四到六节课。本来我应从1945年学到1948年，但是在1948年时，把德语作为第二外语学第三年的人只剩下了我一个，而校方当时规定，一门课必须有至少三个人选才能开设。于是杨先生就和我达成了一个约定：他让我继续自学，他帮我制订学习计划。其实，我本来是想学第三外语—意大利语的，因为我对意大利的歌剧特别感兴趣，而且杨先生的意大利语也非常好，他通七国语言，精通德、英两种语言。他的两种欧洲古典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水平之高在北京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我也想再选学一门拉丁文，因为它对研究宗教音乐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这些都没有学成，因为杨先生到国外做研究去了，当时西南联合大学规定，一个教授教学满四年，就可以到国外访学一年。就这样，我自学了一年德语。杨先生回来后，他让我做一篇毕业论文，并且帮我选择了一个德语文学的题目。那时把我吓了一跳。但杨先生说，这个题目是和音乐有关的，关于德国晚期浪漫派作家和诗人爱德华·默里克的中篇小说《莫扎特赴布拉格途中》（Mozart auf der Reise nach Prag），小说讲的是莫扎特去布拉格排演歌剧《唐璜》途中发生的故事。由于默里克是位诗人，所以小说写得非常富于美感。我当时欣然接受了杨先生的建议，因为一来我喜欢音乐，二来我学习德语已经学出了一点味道。我觉得我当时学得还是非常用功的，我当时是参加反蒋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国民党特务诬蔑我们是共产党派到大学的“职业学生”，是以读书为幌子不好好读书专门捣乱来的，其实相反，参加学生运动的同学，大都是用功读书的，都是老师喜欢的好学生，那些搞破坏罢课的三青团员倒是不学无术的国民党党棍。我对所学有兴趣，所以在那两年中，我阅读了很多德国文学作品，比如施托姆（Storm）的《茵梦湖》、《白马骑士》等中短篇小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他的一些代表性的诗歌，海涅的诗歌和《哈尔茨山旅行记》，等等。我那篇论文得到了84分，当时毕业论文得到80分以上是很稀罕的，这篇论文现在还被收藏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改革开放以后，我这篇论文和默里克小说的全部译文全都被发表在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刊物《世界文学》上，而且得到多处转载。我们的老系主任、著名德国文学研究老前辈和诗人冯至同志欣赏我的论文和译文，在他去世以前还叮嘱我要继续努力介绍在我国不太有名的德国诗人默里克，他认为默里克的诗艺可以与海涅相比，而且他的诗歌发展是通向20世纪德国诗人里尔克的先驱。冯至同志的叮嘱是非常认真的，言犹在耳，我能不能完成他的临终嘱托呢？今年88岁了，很玄乎。
问：那么您毕业后就开始了教学生涯，是这样吗？
答：是的，当时杨先生和我商量，他说学德语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所以他希望我留下来协助他从事德语教学。于是，从1948年起，我开始在清华大学给杨业治先生做助教。当时做助教就像个学徒一样，不是你刚留校就马上可以上课。现在好像研究生都可以上课教德语，这一点我是绝对反对的，一个研究生要上课的话，必须有教师来指导；几个研究生在一起集体备课，共同讨论课堂上可能出现的情况。我做学徒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每天跟着杨先生一起去上课，杨先生在上面讲课，我坐在第一排，帮着他擦黑板，收作业，改作业。同时听他上课，那些课本来我都听过，已经耳熟能详。后来有一次，杨先生生了病，他便让我给他代课，我当时真的不敢登台教课，战战兢兢地问他能否另外找人。他便鼓励我。后来我就慢慢地进入了教学状态。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我便和杨先生一起到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算起来我一共在清华教了四年德语。
问：请您谈谈您所理解的外语学习和外语教学。
答：外语学习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它不是看你知道了多少，而是一个你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学德语并不是看你对德语语法规则有多么熟悉，认得的单词有多少个。这绝对不是一只手从口袋里抓出一把单词，另一只手从另一只口袋里抓出几条死背的语法规则，然后按着规则把单词一装就是德语了。相反，语言是活生生的，所以我看到校外一些关于外语教学的广告，什么“疯狂英语”之类的，我觉得那是无稽之谈。
我在西方语言文学系当过系副主任，之所以让我当，可能因为我到国外喝了一点洋墨水吧！那时系主任是冯至先生，他自己的写作工作很重，社会活动较多，他需要我协助他的系务工作，让我负责的就是教学工作，这件事我管了十几年。我经常组织教学经验交流，听课，检查教学质量。我觉得，虽然目前在外国语学院里各个专业都独立成系了，还是应该加强互相的教学经验交流。在外语教学法上，我们尝试过很多。外语的方法论（Methodik）是一门学问，可以说，学外语和教外语本身就是一个方法问题。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因为我教了那么多年的外语，搞了那么多的教改，我们的外语系科拥有那么多的全国第一流的有经验有学问的老师。他们创造的方法和经验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随便否定的。
那时我看过很多国外关于教学法的书籍，比如关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巴甫洛夫不仅研究了动物的条件反射，而且还探讨了人类的高级神经活动，提出了语言是“第二信号系统”的概念，首次说明语词对人类的条件刺激作用。每个人的母语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条件反射，外语学习就是要把对外语的反应变成一种类似母语的条件反射，也就是建立“第二信号系统”问题。后来我们又抛弃了由这种理论导出的外语和母语对比的翻译法，采取了瑞士语言学家德·索绪的结构主义的描述法，撇开母语使用所学外语的句型模仿来教外语，此外我们还根据教学实践创造了“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等方法来教外语，编教材。所以北大的外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学方法的，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把我们的教师自己创造的成绩和成果，在现在盛行的实用主义大潮中白白地抛弃了。这是我对现在外语学院各级教学领导的忠告。
现在，我敢说自己对德语是比较有把握的，英语呢，比德语差一点。现在有很多跟我学音乐的学生要出国留学，请我给他们用英语写推荐信，我自己有顾虑，怕自己写的推荐信拿出去会贻笑大方，所以我写好之后会请英语专业的老师给我把关。可他们看了之后对我说，我写的推荐信在语言上还是地道的。可是，外语就好像一个无底洞，千变万化，学无止境。语言讲究各种各样的风格、修辞层次和音韵，就像我们虽然是中国人，但你敢说你的中文就过关了吗？外语水平绝不能单纯以词汇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熟练掌握多少语法规则作为衡量标准。外语水平应该与文化水平成正比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搞清楚外语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特别是教外语的老师应当知道这一点。同时，教学又有一个方法问题。世界上有各种方法，有的方法是商业性的，实用主义的庸俗味道使人作呕。当然，有的方法有它潜在的合理性，教与学可以不妨一试。当个外语老师是不容易的，不仅自己的外语要流畅熟练，而且要有语言学的知识和理论做指导。我的一个经验就是：通过文学作品去教好语言，通过文学学语言，能学出好外语。现在的教科书里都是一些关于日常生活的内容，那些内容只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目的。拿德语来说，有那么多的语言大师，远的，歌德、海涅自不必说;近的，公认的20世纪的德国语言大师有三个——布莱希特（Brecht）、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卡夫卡（Kafka）。一个学德语的人如果把他们的语言吃透了，他也就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
很多人说我的这种观点脱离实际，说一个学生到外面去求职，会有谁顾及什么托马斯·曼，顾及什么卡夫卡呢？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比如，我曾经给德语专业五年级的学生上翻译课，开始我觉得上这门课有困难，当时英语系的翻译课是朱光潜先生上的，于是我又一次去做学徒，听朱先生的课。朱先生实在是了不起，能够把很多东西总结到一个新的高度。我的很多方法都是跟朱先生学的，我让学生翻译了很多作品，既有文学的，也有哲学的，内容都比较难。
有一次，我让学生翻译马丁·路德的文章。马丁·路德的家人全是音乐爱好者，他把音乐从天主教的拉丁文中解放了出来，在马丁·路德的倡导下，教会歌曲改变了数世纪以来只许唱诗班唱歌，不许参加礼拜的广大群众参加歌唱的惯例，恢复了普通群众同唱赞美诗的制度。经过改革的新教赞美诗称为“众赞歌”（Chorale）。众所周知，马丁·路德把《圣经·旧约》从希伯来语译成德语，把《圣经·新约》从希腊语译成德语，到现在为止，德语的《圣经》还保留着马丁·路德的译本，这是欧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他在翻译中有一套理论，他把这些理论都写在了他《关于翻译的公开信》（Sendschreiben vom Dolmetschen）里，他主张学习老百姓的语言，凭借老百姓的语言翻译《圣经》。比如他说：“Man mus die mutter ihm hause, die kinder auff der gassen, dengemeinen man auf dem marckt drumb fragen …”（为此必须请教家里的母亲、小巷里的孩子们、集市上的普通人……）他写这些公开信用的语言叫近代高地德语（Neuhochdeutsch），现代学德语的人看这些信会感到困难，因为很多单词的拼写和现在不一样。我就曾经在翻译课上拿出一封马丁·路德的公开信来让学生翻译，学生看了之后直呼困难，因为很多单词都不认识，很多单词都已经“过时”了，于是在西方语言文学系里便流传着这样的“笑话”：严宝瑜拿16世纪的东西让学生翻译。但我却觉得，这里恰恰需要学生动脑筋从上下文去猜测古老拼写法与现代德语不同拼写的词的词义，这种“猜”的本领还非常有用，因为你不可能在口袋里装着一本厚厚的德文词典到处跑，以便去查你读书读报遇到的不认得的生词，此时联系上下文“猜”的能力便非常重要。马丁·路德这封用难懂的近代高地德语写的信，不仅申述了马丁·路德对语言的观点，而且揭露了天主教官方拉丁文圣经（译文所谈的是《圣经·新约》，《圣经·新约》的原文是希腊文）的曲解误译，反映了宗教改革时期新旧教之间的尖锐的斗争。这样我没有把翻译课当作单纯的翻译技术课上，同时上成了有关德国宗教改革的历史课，并且让大家体会到语言是反映思想的工具，它不是一堆散乱的词的堆积和死板的语法规则的运用。这个例子可以说典型地反映我们北大的外语教学一直都是贯穿了人文精神的。
为此我郑重地提出，按照我们的悠久传统和所面对的实际，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学院称作“北京大学语言文学院”。当初合并时定名为“北京大学外国语言学院”是错误的，是学校的外行领导同志对“外语”学科的庸俗的实用主义了解使然。季羡林同志在世时参加了这个合并工作，他当然对外语教学有发言权的。但他在合并大会上顺从着学校领导关于“外国语学院”的错误命名不置一词，可是他在私下又对人说“合并成外语学院是学校下的一局烂棋”。我是一个熟悉和尊敬季羡林先生治学和为人的人，可是我对他向温家宝总理说的“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人生态度不敢苟同。因为这不是一个正直的学者坚持真理的态度，更不是一个共产党员需要做到的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的态度。
问：请您讲讲您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的经历。
答：那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那是1954年，我国和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协定：双方互派一名编辑到对方的一家出版社去实习。可是，找来找去，在出版系统里找不到一名懂德语的编辑。于是，当时胡乔木同志就委托马寅初校长从我们西方语言文学系里找一名青年教师代替。我记得当时马校长把冯至先生和我叫到校长办公室和我们说起这件事，我本人倒没什么意见，但冯先生却不太乐意，因为他希望我留在他身边协助他工作，但最终还是拗不过马校长，于是，我就动身前往民主德国。
刚到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要了我的命一样，因为我虽然学了那么多年的德语，但在听、说方面还是很差的，我们把这叫“聋哑病”。在北大开始教书的时候，我开始主要负责教语法，口语由我们当时的两位外籍教师——赵琳克悌和谭玛丽讲。因此，这次一个人到民主德国感到很害怕。民主德国方面为我的到来做了精心的准备，给我找来了一名英语翻译。但是，我刚到那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因为我是作为出版社实习生去的，他们通知我去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系统的一次会议。到了会上我才发现，与会者大部分都是那些国家的高级干部，比如有苏联的文化部副部长，所以，我心中非常不自在，就给当时我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打电话，说我不能参加这个会，可是大使馆的人却不停地向我打官腔，说我应该把自己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这样的官腔使我更加紧张。更让我为难的是，会议要求每个国家的与会者都要代表该国家发言，我想，我，北京大学的一个小小的助教，怎么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呢？但是这是任务，我只好硬着头皮上。那时我就想，我至少是在西南联合大学读过德语文学作品的，读过歌德，那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都已经译成了中文，而且当时民主德国的著名作家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s）的著名作品《第七个十字架》（Das siebte Kreuz）也已经译成了汉语，于是我便从中德文化交流的角度写了一篇发言稿，而且是用英语写的，我请那个翻译把这个发言稿译成德语。大会上，一些国家的官员们都长篇大论地发言，而且是说一段，翻译一段，听得下面的听众很不耐烦。轮到我发言时，我的身份就被宣布为“北京大学助教”，当时在会场引起了一阵骚动，那时我憋着一股子劲，你们越惊讶，我越挺起胸膛，从容地走上讲台。真巧，我是来宾中唯一一个用德语发言的人，这是出乎与会人员意料的。我虽然口语不行，但让我照本宣科念稿还是没问题的，我对自己的语音语调也有信心，因为我的启蒙老师杨业治最重视正确的语音语调，他自己讲的德语，其纯正程度连德国人都啧啧称赞。
我在发言中提到了中国和德国的文化交流，内容比较单薄，但非常简练，发言时间因此不长，发言引起的掌声虽不能用“暴风雨般”来形容，但掌声的长度和热烈的程度要远远超过苏联老大哥的文化部副部长。我下场时，有很多人涌上来向我表示祝贺，围着我，与我紧紧握手和热烈拥抱。我心里很明白，这是德国人看我是来自遥远的兄弟国家、刚成立了的新中国所致。但我庆幸我的发言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也为北京大学争得了一个好名声。很多与会者在底下议论，说那么年轻的中国人说了一口好德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