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向民主德国方面提出，先不要到出版社去实习，希望能安排我到大学预科去学习实用德语，治一治我的“聋哑病”。当他们知道我在国内已完成大学学业，他们安排我到莱比锡大学当研究生，并指定德国著名的学者汉斯·迈耶教授作我的导师。那时，我国已经开始向民主德国选派留学生，当然也有我们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的学生，我虽然是西语系的老师，但由于我的“聋哑病”，我也和他们一起听课，学习。迈耶教授对我们这些中国学生非常友好，我记得很清楚，一次下课后，他主动走到我座位前，在场的很多德国学生都感到很吃惊，想不到一位像汉斯·迈耶那样的大教授会格外关照一个外国人，迈耶尔先生问我：“Kommen Sie mit？”如果光是听这句话，它实际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问句，也是迈耶尔先生的本意，他想问我是不是听懂了，意思是“您跟得上吗？”。可我却把这句话理解成了一句命令式的句子“Kommen Sie mit ！”，就是说让我跟着他走，于是我就站起身来，跟在他身后一直走到了他的办公室门口，他不知道我在后面，顺手把门关上，撞到我的鼻子。我见他关门不理，心中纳闷，以为自己做了不合规矩的事。回到宿舍，同学告诉我，我把mitkommen这个多义词的词义搞错了，把问句听成命令句了。
问：我们都知道，您从西方语言文学系退休后就到北京大学艺术教研室为全校学生讲授古典音乐公共选修课，您能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这门课是从1986年秋季开始上的，主要是讲授西方，尤其是德国的古典音乐，比如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瓦格纳等大音乐家，当然也要讲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古典音乐。我记得第一次上课时十分轰动，当时使用的是北大那时候最好的教室—电教报告厅，可坐四百人，可是第一次上课，学生队伍从南门一直排到教室门口，来听课的同学有六百多人，因为人太多，气温又低，学校规定七时开门，七时一到，拥挤的人群像潮水般冲向教室，最后把门窗玻璃挤碎，教室内大花盆和装饰物倒碎一地，于是就有管理人员来找我，说这门课要是这样就没法上了，但我们坚持满足所有音乐选课学生需要，把音乐选课人分两个班。本来我因给德语研究生上课和负责论文指导的工作量很重，我亦自认为自己并不具备一个大学音乐教师的水平，所以设课后，我并未主动请缨任课，而是把西语系的一位会拉小提琴的音乐爱好者、一个“勇敢分子”，推上音乐教学的讲台。这位勇敢分子后来还出了教材，但是教材中错误百出。后来音乐选修课因人数太多，分成两个班，另外一个班一时找不到教师，我又是教研室负责人，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成为另一班音乐选课教师。这个课自此我一直上着，不断地摸索，不断地补学音乐知识，重新学习和声学、对位、曲式，甚至重新练习钢琴，熟悉键盘和视谱。我曾经开设过各种课程，不断地改变教学内容和教学大纲，有中外音乐发展简史，中外名曲选讲，巴赫、亨德尔和巴洛克音乐，维也纳古典乐派，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和艺术歌曲，德国浪漫主义音乐家，瓦格纳歌剧选等不一而足。1991年后，我的音乐课便定格在“贝多芬专题”和“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两门课上。说实在的，当时我的压力很大，在全校恢复艺术教学的任务，由当时的党委领导和丁石孙校长亲自交付我去完成，因为这个在全校恢复艺术教学的决定，是根据1956年夏季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我的倡议而做出的。之间，我有两年去德国做访问学者，其余的时间我一直都在坚持上这门课，一直上到2004年春季学期结束，算起来一共上了16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学生选修我的课程，有人曾经问我有什么诀窍，我想，第一是因为很多同学对西方古典音乐感兴趣。第二是因为我的教学方法，其实我的方法很简单：我虽然上的是音乐课，但我没有把这门课单纯当作一门音乐课来上，我是把它当成一门音乐文化课来讲的。比如我讲贝多芬，我不是单纯讲贝多芬的音乐，而是以他的音乐作为一个核心，由此扩展出去，讲那时的时代背景、哲学思潮、文学和音乐发展的趋势等，当然离题不能太远，基本以听音乐材料为基础，这样一来，我的音乐课程视野比较开阔。很多学生兴趣非常广泛，对许多问题总要刨根问底，于是我经常被学生们包围起来。我希望学生们能体会到，音乐艺术是一个特殊的东西，但与文学（语言艺术）一样，它与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这就是我当时的思路。自然，首先要真正懂得音乐，我和学生们讲，德国的古典音乐其根基在于德国的古典哲学，这和古典文学的根基是相同的，和那些局限于音乐学习的人相比，我觉得他们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视野太窄了，这样有时就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想我的课还是比较有趣的，因为我下过功夫研究德国文学。我今天之所以讲这个，是因为我认为大学里的学习应当视野开阔，应当重视人文修养，现在党中央都在提倡“以人为本”，我们的大学生现在缺乏的就是人文修养，总是看重实用的一面，强调实用主义是无法欣赏一个事物的美的。
我曾经在西方语言文学系给研究生讲过18世纪德国文学，从启蒙运动、从莱辛（Lessing）开始，一直到歌德，那是德国古典文学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追求新奇的东西，比如看德国最新的小说，研究德国最新的理论，等等，要不要这样做，当然要，但是不能放弃核心、放弃德国文化最光辉灿烂的内容，启蒙运动、歌德和席勒的古典文学，应当把它们学通，把根基打牢，然后再扩展就容易了。假如离开歌德和席勒研究德国文学那是无稽之谈。就像我们中国一样，掌握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再去看别的东西，这样才扎实，不要搞那些“漂浮”的时髦一时的东西、那些肤浅的东西，做学问应当讲求扎实和深刻。
问：还有两个小问题，您觉得您在德国语言和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答：我没有什么成就，没有出版过很多专著，我只写过很多关于德国文学的文章，翻译过一些东西。在教学上，我最大的成就就是教过很多学生，从1948年开始教本科生，到后来教研究生，我指导过十篇硕士研究生论文。我对翻译非常感兴趣，翻译过来的东西应当忠实原著，不能自己添油加醋，而且翻译的东西应当也是一件艺术品，应当使读者感受到原著的氛围，要在中文里反映出德语中特有的东西。我觉得这不是一件易事。冯至先生曾经说过，我们搞外国文学的人不能骗人，因为你面对的是不懂外语的读者，你翻译得不对就是骗人。搞外国文学的人很容易搞“假冒伪劣”，所以宁可搞的东西少一点，也不要去追时髦，不要追求那些虚荣的东西，那些东西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多少生命力。
问：有什么事情使您感到遗憾呢？
答：如果我的身体允许，我还可以教音乐课。本来和文学相比，我还是更喜欢音乐。假如有来世的话，我希望我是研究音乐的，尤其是研究德国音乐，这样我还得学德语。
但无论研究什么，都要扎扎实实。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向歌德和贝多芬学习，歌德在《浮士德》里写得很清楚，浮士德临死前眼睛已经瞎了，还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事实上他从来都没有感到过满足。贝多芬在写《第九交响曲》时耳朵也已经失聪，但他仍然坚持把这部作品写完。我想，无论是学习、教学还是研究，我们都应该以这种不知满足的精神不断地努力，都应该以这样坚韧不拔的意志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