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德性生活,抵抗怀疑论和唯物论,对此,迈斯特都极为赞同。可能
正是从圣马丁那里,迈斯特吸取了自己后来毕生奉行的泛基督主义:呼
吁基督徒的联合,谴责那种“我们称之为‘容忍’的愚蠢的漠不关心”。 103
在迈斯特身上,圣马丁主义者的气味还有如下表现:他喜欢追寻《圣
经》中那些深奥的学说、玄妙的蛛丝马迹,他还对斯韦登伯格 104 感兴
趣;强调上帝展现其神奇之处的神秘方式以及那神意的狡计——让人们
活动的无意之举变成了完成神的计划之一部分,而这一计划却是那些绝
望而又懵懂的受惠者所不曾想到的。在迈斯特于教会中度过的青年时代
里,至少在萨伏依,他并没有对信仰中的共济会倾向表示过反对——如
果有过的话,那是因为在法国,在维莱尔默兹 105 的领导下,共济会变
成了攻击启蒙运动中的唯物论和反教会的自由主义的武器。迈斯特早期
对共济会的同情,适时地成为他怀疑那些更为顽固地拥护教会和王室宫
廷者的持久资源,这种怀疑伴随了他一生,尽管他对教会和宫廷的热爱
始终不渝。不过,这一怀疑要到较晚时候才出现:在他的早期岁月,萨
伏依的议院要比法国的王公们略微进步一些。18世纪初,封建制度就已
经被废除了;王公们的统治仍然有家长制作风,但是已经相对开明;农
民不再被赋税压得无法喘息,商人和制造业者也不再像在德国或意大利
的侯国那样受到贵族传统特权的过多牵制。都灵政府是保守的,但并不
独裁;极端主义情绪是罕见的,也较少反动分子和激进分子;那时(以
后也是如此),这个小国在一个谨慎小心的官僚政府统治下,渴望保持
和平,避免跟邻邦发生矛盾冲突。当法国爆发革命的消息传来,旋即被
这里的人当成难以置信的恐怖事件;当地对雅各宾派的态度,与1871年
瑞士的保守主义分子对巴黎公社的态度,以及在日内瓦和洛桑的那些对
贝当元帅抱有同情的、吓破了胆的正统派对于二战期间法国抵抗组织的
态度,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样地,这个声誉良好、有着自由倾向的贵族
政府震慑于这场在法国爆发的社会大变动,在惊恐中畏缩退避。当好战
的法兰西共和国入侵萨伏依,意欲并吞时,萨伏依国王被迫出逃都灵,
随后又在罗马躲了几年,在拿破仑向教皇施压之后,他又跑到了撒丁王
国的首府卡利亚里。迈斯特起初曾赞同在巴黎签订的议会法案(acts of
the State-General),但很快改变了想法,并出走洛桑;然后,又从洛桑
到了威尼斯和撒丁岛,在那里他过的是一个典型的流亡保皇党人穷困潦
倒的生活,服侍他的恩主撒丁国王,而后者早已成了英格兰和俄罗斯的
陪臣。迈斯特的激进情绪,以及他总是过于强硬地坚持并表达的一些观
点,让他在这个保守、褊狭、忧心忡忡的小朝廷里,成了一个让其他人
感到不舒服的成员。当他的朋友科斯塔提醒他不要出版一部写作于1793
年的作品《萨伏依保皇党人书信集》(Lettres d’un royalists savoisien à
compatriotes)时,迈斯特曾对此略有提示:“思想过于活跃,包含太多
能量,在这个国家就会没有什么市场。”
106 到了19世纪初,他被任命为
撒丁王国的官方代表,派驻圣彼得堡,这对他来说,也算是某种解脱。
毫无疑问,大革命对于迈斯特执著而又顽强的心灵产生了相当大的
影响,导致他要重新检讨自己的信仰和观念的基础。他那点儿至多只能
说是边缘化的自由主义思想消失得无踪无迹。他以一个激烈批评任何形
式的立宪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形象出现,成为一个主张教皇权力至上的正
统主义者,笃信权威和权力都具有神圣性,而且很自然地顽固抵制18世
纪的启蒙学者所坚持的一切——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妥协
(liberal compromise)以及平民的启蒙。迈斯特的世界被不信神的理性
用邪恶力量打碎了,唯有剥开种种伪装,斩断(所谓“革命”)这只九头
怪兽的所有头颅,才能重建这一世界。两个世界抵死相争,他选择了一
边,而且意味着绝没有宽恕的可能。
4
从《论法国》(Considérations sur la France,该书于1797年在瑞士
匿名出版,是一部气势磅礴、文笔优美的论战文集,其中收录了许多篇
他最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论文)到《圣彼得堡之夜》和《培根哲学检
讨》(Examen de la philosophie de Bacon)(后两书在他去世后出
版),这一阶段是迈斯特全部思想活动的最高潮,在其中他反驳了那些
风靡一时的思想家们所持有的、在他看来是最狭隘的生活观。
最使他恼火的是那种无动于衷、顺其自然的乐观主义,而当时(尤
其是在法国)的时髦哲学家们,却似乎都完全承认它的有效性。那些文
明圈子里的人认为,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获得;尽
管不用说关于什么是自然科学以及它能够做什么,19世纪中期的人的看
法与它此后两百年的实际发展显然有所不同。只有运用理性能力,而且
是在以感官知觉为基础的知识增长的协助下——而不是借助神秘的内
省,或者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传统、陈规陋习,或者是听从那超自然权威
的声音(它或许是直接向我们昭示的,或许是记载在神圣的经典之
中),我们才能发现有史以来就一直困扰人们的那些重大问题的最终答
案。当然,在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以及不同的思想家之间,他们彼此
的分歧是非常尖锐的。洛克相信,在宗教和伦理学之中存在着直觉的真
理,而休谟就不这么想。霍尔巴赫,跟他的许多盟友一样,是无神论
者,为此还遭到了伏尔泰的严厉批评。杜尔阁(迈斯特一度很敬重此
人)认为,进步是不可避免的;门德尔松却不赞同,他捍卫的是被孔多
塞拒斥的灵魂不朽学说。伏尔泰相信,读书对社会行为产生了主导性的
影响;而孟德斯鸠却认为,各民族之性格以及社会、政治制度之所以有
着难以改变的差异,正是气候、土壤以及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爱尔维
修设想,仅仅通过教育和立法就可以完全(实际上是完美地)改变个人
和社群的品格;但他的想法马上就遭到了狄德罗的批评。卢梭与休谟、
狄德罗有所不同,他也谈到了理智和情感,但却怀疑艺术、讨厌科学;
他强调意志的培养,谴责知识分子和专家,而且对人性的未来几乎不抱
希望——这一点与爱尔维修和孔多塞恰好相反。休谟和亚当·斯密把义
务感当作可以用经验方法检讨的一种情感,而康德正是在尽可能最尖锐
地否定这一论题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道德哲学。杰斐逊和潘恩认为,自
然权利是不言自明的,而边沁则说,这是大言不惭地胡言乱语,并且将
《权利宣言》谓为纸上狂吠。
尽管这些思想家们的确存在类似上述的尖锐分歧,但是也有一些信
念是他们共同拥有的。他们相信,通过各种措施,人在本质上是可以理
性化和社会化的;或者说,如果不是被流氓欺骗,或让白痴误导的话,
至少能够理解自身以及他人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假如教他们去领会那些
运用普通人的理解力即可发现的行为规则,他们便完全能遵循其行事。
这些思想家们还相信,无论在生物界还是在非生物界,都有统治自然的
法则存在,而无论是否可以用经验方式揭示出来,这些法则在人们向自
身或外部世界去探寻,均能得到验明。他们认为,如果这些法则之发现
及其相关知识,能够广为传播的话,就将在个人与其周边,还有在个人
自身之内,促成一种稳定的和谐状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相信,个
人自由的最大化和政府的最小化是可以实现的——至少在人们经过适当
的再教育之后会有此可能。他们相信,即便其他一切都错了,以“自然
规律”为基础建立的教育和立法也不会错;自然就是理性的行动,因而
从原则上说,它的运转过程也可以从一系列的终极真理(比如几何学,
以及后来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的定理)那里推导出来。他们相
信,一切美好的、值得愿望的东西都必然是和谐一致的,而且不仅如
此,所有的价值还将彼此关联,构成一个不可破坏的、逻辑上相互连锁
的关系网络。在他们中间,那些更倾向于经验化的人则坚信,正如研究
非生物的科学一样,一种关于人性的科学也可以建立起来;而且,那些
伦理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假如是真正的问题,从原则上说都是可以解答
的,其答案的确定性不会亚于数学和天文学。以这样一些答案为基础,
生命将会是自由、安全、幸福的,并且拥有美德和智慧。一句话,在他
们看来,既然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过去一百年取得了超过迄今人类思想
历史上所有成就的辉煌成果,现在运用同样的能力和方法,千禧年不实
现是没有道理的。
上述这些观念正是迈斯特批驳的目标。抛开了基本的人性这一理念
化概念的先验公式,他诉诸从历史学、动物学以及日常观察得来的经验
事实。抛开了进步、自由和人之完全实现的理想,他鼓吹依靠信仰和传
统而得到拯救。他详细描述了人性中不可救药的恶劣和腐化,以及随之
产生的对于权威、等级、服从与征服的必然欲求。抛开了科学,他鼓吹
本能、基督教智慧、成见(那可是世代相传的经验成果)以及盲信的优
先地位;抛开乐观主义,他诉诸消极悲观;抛开永恒的和谐与和平,他
诉诸冲突与苦难、罪恶与惩罚、流血与战争的必然性,那神圣的必然
性。抛开了和平与社会平等的理想,那是以人的共同利益和纯良天性为
基础的,他宣称,对于他所归属的这些堕落的人和民族而言,与生俱来
的不平等,还有目标和利益的激烈冲突,就是正常状态。
迈斯特否认诸如自然和自然权利这类抽象的东西有任何意义;他提
出了一种有关语言的学说,与孔狄亚克或蒙博杜(Monboddo)所说的
截然相反。他让天赋王权这一声名狼藉的学说重获新生,而且,他捍卫
神秘与幽暗(尤其是非理性)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之基础的重要性。他以
其显著的鲜明和果决,抨击一切形式的清澈明晰与理性的组织。就气质
而言,他跟他的敌人——雅各宾派——很相似;像雅各宾派一样,他也
是一个全心全意的信仰者,一个激烈的睚眦必报的人,一个彻底的极端
主义者(jusqu’au boutiste)。1792年那些极端分子的特征,就是其拒斥
旧秩序的彻底性:他们抨击的不仅仅是它的缺点,也包括其优点;他们
不想保留什么东西,整个有害的体系都要毁掉,连根带叶,如此才能建
设全新的东西,新的秩序之兴起绝不依赖旧世界的废墟,毫无让步。迈
斯特站在与此对立的另一个极端。他攻击18世纪的理性主义,批评那些
著名的革命者自身的褊狭与狂热、威权与个人嗜好。他其实比稳健派更
能理解这些人,甚至对他们的某些才质有惺惺相惜之感;不过,这些人
幸福憧憬的东西,在他看来,却是噩梦一场。他想把“18世纪哲学家的
天城”
107 夷为平地,片瓦不留。
他所使用的方法,就跟他所鼓吹的真理一样,尽管他自己宣称主要
吸取自坎普滕的托马斯(Thomas à Kempis)、托马斯·阿奎那、波舒埃
或蒲尔达罗(Bourdaloue),但实际上可归功于这些罗马教会顶梁柱的
并不多;相较之下,它们跟奥古斯丁或迈斯特青年时代的思想导师——
维莱尔默兹的光照派教义以及帕斯夸雷、圣马丁的追随者——的反理性
主义的理路倒是更多共通之处。迈斯特的立场,与德国的反理性主义和
信仰主义的创始者们是一致的;同样的还有法国的一帮人,像莫拉斯、
巴雷斯 108 及其追随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宣传罗马当局的价值和权
威甚而不提其是否基督的信徒;此外,还包括所有那些始终视启蒙运动
为个人之敌的人;以及那些捍卫超验原则的人,在他们眼中,这些超验
的原则会因假定它们跟科学和常识处在同一层次上而被误解和遮盖,所
以,他们愿意——或者说必须——捍卫来自智识或道德上的批评。
5
霍尔巴赫和卢梭是彻底的对头,但谈到自然,却一致怀有敬畏之
心,视其为(带有一些隐喻意义的)和谐、善意、无拘无束。卢梭相
信,在那些未曾堕落的人们的淳朴心灵面前,自然会展露她的和谐与
美。霍尔巴赫则确信,自然之和谐与美的展示,只会透露给那些用理性
的探究方法去发现其秘密的人,展现给那些不受偏见和迷信遮蔽的、有
教养的理智与精神。与他们二者不同,迈斯特接受的是另一种古老的看
法:在大洪水泛滥之前,人是明智的;但他们因犯罪而被罚;他们堕落
的后代现在可以发现真理了,但不是依靠他们自身能力的和谐发展,也
不是依靠哲学或物理学,而是通过罗马教会的圣徒和博士们有幸接受的
启示,显而易见,对此唯有遵从。我们被告知,要研究自然。于是我们
就照办。完美如斯的历史学和动物学,有何发现呢?是乐观的理性主义
者,如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的自我实现的和谐美景吗?恰恰
相反,结果发现自然是青面獠牙的。在《圣彼得堡之夜》中,迈斯特告
诉我们 109 :
在整个的广大的动物界,盛行着公开的暴力,一种长期形成的
暴戾之气支撑着所有生命,而它们注定有同样的结局:一旦你从没
有生烟的地方走进生命之域,马上就会发现,就在生命之域的边界
上刻写着将会因暴力而致死的判决。在植物王国,你也能有同样的
感受:从参天大树到纤纤细草,有多少植物是死掉,又有多少植物
是被杀死的;然而,自从你踏进动物王国的那一刻,这一法则突然
有了可怕至极的证据。有一种力量,一种暴力,亦隐亦显,在每一
种物种里面,均选定一定数量的动物要去吞噬另一些:因而,就有
了捕食的昆虫、捕食的爬虫、捕食的飞鸟、捕食的鱼类、捕食的四
足动物。无时无刻,都有某种生物正在被另一种生物吞噬。在数不
尽的动物物种之中,人的位置高高在上,没有什么活物能够逃脱他
破坏性的手腕。他杀戮以求食,杀戮以取衣;杀戮以为打扮;杀戮
以为攻击,杀戮以求自保;为了锻炼自己而杀戮,为了愉悦自己也
去杀戮;他为了杀戮而杀戮。他是洋洋自得的恐怖之王,想要拥有
一切,谁也不能阻挡……从羔羊身上撕取了羊筋,让他的竖琴更加
响亮……从豺狼那里拔下了最致命的牙齿,为他可爱的艺术品打磨
抛光;从大象身上剥取了象皮,给他的孩子拧成鞭子;他的桌子上
也铺盖着动物的毛皮……那么,在这种俯仰皆是的杀戮中又有谁能
消灭其他一切生物的人类呢?唯有人类自己。应该对屠杀人类负有
责任的正是人自己……这就是以暴力破坏生命之伟大法则的终点。
整个地球,永远浸泡在血泊中,无他,一个巨大的祭坛而已,所有
的生命都必定要被献祭,没有目的,没有选择,不会停歇,直到万
物的终结,直到罪恶的根除,直到死亡都死亡。
这就是迈斯特著名的、恐怖的人生观。他对鲜血和死亡的强烈的痴
迷,属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与柏克想象中的富饶、宁静的英格兰不
同,——那儿有举止雍容、稳重睿智的乡绅,大大小小的乡间居舍静谧
至极,是依据生者和逝者以及那些还未出世的人签订的社会契约而建立
的永恒社会,免受那些不幸之人的动荡不安和穷困凄惨之苦。
它与神秘主义者和光照派的隐秘的精神世界同样距离遥远,尽管他
们的经历和教导曾经给予年轻的迈斯特以触动。这种人生观既不平静,
也不保守,既非盲从现状,也不仅仅是神职人员的蒙昧主义。它跟现代
法西斯主义偏执的世界观有着亲缘关系,而早在19世纪即发现有此种思
想确实让人惊讶。在那个时代,只有格雷斯 110 (G?rres,1776-1848)
在其晚年的批判之词中对迈斯特的这种观点有某种程度的呼应。
然而,对迈斯特来说,生活并非毫无意义的屠杀,并非西班牙思想
家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所谓的“老迈斯特伯爵的屠宰场”。
111 因为,尽管战争的主题是不确定的,尽管胜利无法计划,既不能仅
仅凭借智巧而获得,也不能凭借科学家或律师们宣称拥有的那种知识去
获得,然而那不可见的主宰者,最终会站在其中一方去战斗,最后的结
果是无可置疑的。这一神圣的元素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跟世界历史
的、人类的或宇宙的精神并没有什么不同,世纪之交的德国浪漫主义者
(如谢林、施莱格尔兄弟)也倾向于据此来描述和解释世界,亦即超自
然的代理人(agency),它在某一刻同时既是创造力、又是理解力,是
万事万物的创制者和解释者。
迈斯特用反讽式的语言(有时候像塔西佗,有时候又像托尔斯泰)
宣称,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于达成真正的理解是很致命的——在这一点
上,他丝毫不亚于那些德国的浪漫主义者(以及在他们之后的法国反实
证主义者拉韦松和柏格森)。分类、抽象、归纳、合并同类、推论、计
算,并且总结为严格的、永恒的公式都是错把表象当成了实在,描述了
表面而未触及深层,是用人为的分析拆散了活泼的整体;这对历史进程
以及人类心灵的进程都是误解,是把至多适用于化学和数学分析的范畴
错用在了它们的身上。
为了真正理解事物之所以然,需要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德国形
而上学家谢林以及在谢林之前的哈曼曾经在得到神意启示的诗人或先知
的灵光闪现中发现的一种态度——在与自然本身的创造性过程合为一体
的情形之下,为实现自身的或社会的目标而奋斗的先知们,将自己视为
宇宙演进之目标中的一分子,这里的宇宙俨然就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机
体。迈斯特于天启宗教中,于历史中,去寻求答案,将我们人类自身放
置在社会传统(及其情感、行动和思想的方式)之宏大框架之中——在
其中唯有真理自存;答案,在他看来,就是内在模式(inner pattern)的
显现,我们至多能隐约地、间或地了解。
或许柏克对这一点不见得会完全反对:无论如何,像德国浪漫主义
者似的人并不多见,他们从政治上退缩了下来,转而歌颂古代社会风俗
(folkways)的诗情画意和英明睿智,或是那些具有超常创造力和预言
能力的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天赋奇才。任何一个政府的制宪立法,都是以
篡夺神圣立法者的特权为基础的。因此,一切宪法都是同样有害的。这
一看法,甚至柏克也会认为太过头;不管怎么说,英国的传统主义者和
德国的浪漫主义者都没有以轻蔑或消极悲观的眼光来观察人类,然而对
迈斯特来说,吸引他的却是原罪的意义,以及人类摆脱不掉自我破坏的
愚蠢行为的邪恶和无益。一次又一次地,他反复阐述这一事实:唯有受
难才能让人们免于全体陷于无政府状态的无底深渊,免于一切价值的毁
灭。在迈斯特的黑暗世界里充斥着这样一些概念:一方面是无知、任
性、白痴;另一方面,作为补救措施,是流血、痛苦和惩罚。人们——
人民大众——就像是孩子、疯子、遥领业主,其中的大多数都需要有一
位监护人、一个可靠的导师、一个精神指导者来管理他的私人生活以及
财产支配。既然这些人已经是无可救药的腐败和衰弱了,他们做什么都
是没有价值的;除非他们受到保护,能够免除诱惑,不再为了那些无意
义的目的挥霍自己的力量和财富;除非他们得到训练,在他们的监护人
的永久监督之下,去干他们被指定的任务。那么,反过来,为了维持这
种确定的、严格的等级——它是真正的自然秩序,教皇是首脑,由最高
级的成员到最卑微的成员,在人类的大金字塔上从上往下依次排列——
他们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
迈斯特认为,他看到,在每一条通向知识和救赎的真正道路的入口
处,都有柏拉图的高大形象指示着方向——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他指
望耶稣能扮演柏拉图的精英角色,将欧洲从他那个时代的奢靡浮华和毁
灭性的错乱失范中拯救出来。不过,重中之重的核心人物,整个社会的
顶梁柱,是一个远比国王、牧师或将军更为令人恐惧的形象——刽子
手。在《圣彼得堡之夜》里面,最有名的段落就是献给刽子手的:
那难以解释的人是谁呢?在有那么多让人愉快、有利可图、实
在可靠甚至光鲜体面的职业可供选择,从而可以发挥一技之长、施
展自身能力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去折磨和杀戮自己的同类?像他这
种头脑,这种心肠,还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吗?难道他没有什么特殊
的地方,没有什么异于我们的本质吗?在我自己看来,我对此毫不
怀疑。表面看起来他跟我们是一样的。初生时候跟我们大家完全一
样。不过,他是一种很特别的人,需要有一种特别的法令——来自
创造力的法令(fiat)——才能使其成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
自身天生就像一种法令。
按照普通人的意见来想想他是什么吧,假如你能做到的话,应
该努力设想一下,他是怎样漠视和轻蔑这种意见的。几乎从不曾有
人给过他适当的居所,他更不曾拥有过这样的居所,一旦别人把他
扫地出门,他就再也不会出现。置身于这种荒凉之中,周遭空旷,
相依为伴的唯有他的妻儿,是他们让他还晓得人类的声音,否则他
能听到的就只有呻吟叹息……这时候一个阴暗的信号出现了;正义
(justice)的奴仆敲响了他的大门,告诉他被选中了;于是他应声
而去;来到开阔的广场,那里群氓遍布,人头攒簇,令人望而生
畏。有个犯有渎圣罪的家伙、一个制毒者、一个弑亲者,被抛掷向
他:他一把抓住,将其扭绑,捆在平放的十字架上,然后扬起手
臂;随之是可怕的沉默;现场没有别的声音,只听到骨头在压榨之
下的碎裂,以及受刑者的哀号。他将其松绑,放在车轮上;碎肢落
进轮辐,脑袋被绞断,毛发竖起,口鼻洞开,口中时而迸出几个污
字,但求一死。完事后,他的心脏怦怦直跳,不过,那是兴奋的跳
动:他在为自己庆贺,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没有谁比我更适合干
这事了”。他拾级而下。伸出满是血污的双手,隔着恐惧退缩的人
群,接住了正义(justice)从远处抛过来的几枚金币。他坐到餐桌
边,吃起东西来。然后上床睡觉。到了第二天,当他一觉醒来,他
考虑的是与一天之前他所做的完全不同的事了。他还是一个人吗?
是的。上帝在他的神殿里面接纳了他,允许他祈祷。他并不是一个
罪犯。不过,也没有谁敢于断言他品德高尚,诚实守信,是个值得
尊敬的人。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赞誉之辞适合他,因为别的人都被假
定跟人类有某种关系:但他没有。然而,一切的伟大、力量、服从
都依赖于刽子手。他是可怕的人,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假如
世上没有了这一神秘的代理人,秩序马上会陷于混乱:王权倾覆、
社会动荡。创造君权的上帝,也会制造惩罚;他将尘世立在两根柱
子上:因为“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圣经·
撒母耳记上》2:8)…… 112
这可不仅仅是迈斯特关于罪与罚的带有虐待欲的冥想,它与迈斯特
其他同样热情而又明确的思想一样,表达的是他发自内心的深信不疑的
想法:唯有笼罩在权威的暴力恐怖之下,人们才能得到拯救。每时每刻
都应该提醒他们,要记得自己活在诚惶诚恐的神秘感之中,这种神秘感
是深藏于所有创造物内心的;要让他们从永恒的苦难中得到洁净,要让
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怨毒以及事事无用,从而学会谦卑。战争、磨
难、痛楚,这些就是人们摆脱不掉的东西;人们不得不尽可能去忍受。
而为他们指定的导师们,则必须尽职尽责地完成造物主(他已经把自然
安排为一种等级分明的秩序)为他们布置的任务,冷酷无情地施行统治
(而不是宽恕他们),并同样冷酷无情地消灭敌人。
那么,敌人是谁呢?那些迷惑人们耳目的家伙,或是企图颠覆既定
秩序的人,就是敌人。迈斯特称之为“持异议派”(la secte) 113 。他们
是制造麻烦的人,是颠覆者。除了新教徒和詹森派信徒,他的名单里面
还包括自然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共济会会员和犹太教徒、科学家和民主
人士、雅各宾派、自由主义者、功利论者、反圣职论者、平等主义者、
至善论者、唯物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律师、新闻记者、世俗改革派,
以及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所有那些呼吁抽象原则的人,信仰个体理性
或个体良知的人,个人自由的信奉者,理性的社会组织的信奉者,改革
派和革命家——这些人统统都是既定秩序的敌人,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
铲除掉。这就是“持异议派”,他们永远不会消停,总是闹个不休。
这样一张名单,我们早就听过很多次了。它首次准确地整理出了革
命逆流所认定的敌对者名单,这一反革命的潮流到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达
到了顶峰。迈斯特相信,新秩序是邪恶的,它释放了暴虐和狂热,先是
在美洲、继而在欧洲引发了毁灭性的革命,他想要对抗这一新秩序。
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坏家伙,不过,最危险的还是自然科学家。在
一篇论文里,迈斯特对一位俄罗斯贵族说,腓特烈大帝讲得对,科学家
是对政府的威胁:“罗马人用金钱从希腊人那里购买他们所缺的人才,
同时又蔑视这些为他们提供人才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表现了罕见的
超强判断力。他们说,讲话的时候面带微笑:‘饿着肚子的希腊人愿意
做任何事情来取悦你。’
114 假如他们选择模仿这种人的话,那就是在拿
自己开玩笑了。正因为他们鄙夷这些人,他们才伟大。”
115 在古代人之
中,犹太人和斯巴达人也是如此,就因为他们不受科学精神的污染才获
得了真正的伟大。“对政治家而言,文学已经是相当危险的了,自然科
学甚至更加无益。尤其是跟人打交道,理解别人,或是领导别人的时
候,科学家的愚笨言行表露无疑,这是人所共知的。”
116 科学的眼光就
是给一切权威挑错;它会导致无神论的“毛病”。
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处地方,科学都会有一个不可避免的
缺点,那就是压制了人们真正的天职——爱(love);代之以傲慢
自大,把人引上邪路,偏离正常的想法,使他与所有的部属为敌,
反叛一切法律和制度,对任何变革都无条件拥护……一切科学之首
是治国之术,它在学院里面是学不到的。从苏杰(Suger)到黎塞
留(Richelieu),从没有哪个伟大的人物曾沉迷于物理学或数学。
自然科学的天赋是一种专注自身的才能,有了它,别的天赋便不可
能发生。 117
在18世纪所谓“自然母亲”或“自然女士”的保驾护航下,通向一种幸
福、和谐、富饶的生活,相信有这种可能性的人们,其可信度也不过如
此——一切都出自于无力面对真相的狭隘心灵的自我欺骗。
和平为一物,现实为另一物。迈斯特追问,“这是怎样的一种难以
想象的魔法啊,它让一个人始终准备好当锤鼓的第一声响起的时候……
就毫不犹豫地出发,而且常常是怀着洋溢的热情(这种热情也有其特殊
之处),为的却是在战场上把自己的兄弟——和他同一立场,愿意跟他
同甘共苦——撕成碎片,尽管他的兄弟并没有对他做错什么?”
118 连杀
鸡都会流眼泪的人,上了战场,也会毫不迟疑地杀人。他们这么做,纯
粹为的是公共的利益,表现的是一种痛苦的、无私的责任,是他们人性
的情感之流露。刽子手杀的是为数不多的罪犯、弑亲者、造假者,等等
诸如此类的人。士兵杀的是成千上万无罪的人,不加选择,盲目砍杀,
而且还激动狂热。假如从别的星球来了一个天真的访客,他会问在这两
种人里面,哪一种人应该回避,应该轻蔑,哪一种人值得称赞和尊敬,
给以奖励,我们该如何回答呢?“请给我解释一下,在这个世界上何以
最荣耀的事情——以囊括无遗的全体人类的眼光来看——就是可以清白
无罪地去屠杀无辜的人。”
119 还有什么能比邪恶、腐化、堕落的雅各宾
派的共和国更为生动地展示这一点呢?它不就是恶魔之国,不就是弥尔
顿的群魔殿(Pandemonium)吗?
然而,人天生就是有爱心的。他有同情心,有正义感,有向善之
心。他会为别人一洒同情之泪,这样的眼泪给他以愉悦。他还会发明一
些故事,一些让他悲叹落泪的故事。那么,对于战争和屠杀的这种激烈
狂暴的愿望是从何而来的呢?何以人们会跳进火坑,拥抱这种热情呢?
——以如此让人厌恶的方式激励他们的热情。为什么连翻翻日历这样的
琐碎小事都要横眉竖目的人,竟然会像温顺的动物,甘心被送上屠场去
杀人或是被杀呢?一败再败的时候,彼得大帝可以让成千上万的士兵去
送死,但当他想让他手下的诸侯(boyars)剃掉胡须的时候,却几乎要
面对一场叛乱。如果人们追求的就是利己主义的话,何以他们不去结成
联盟,从而达成他们所喜爱的——他们是如此衷心渴望的——那种普遍
的和平呢?可靠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们牺牲自己的愿望,与他
们自我保护的愿望、追求幸福的愿望一样,都是基本要求。战争就是这
个世界上可怕而又永恒的法则。尽管无法在理性的层面上为之辩护,战
争依然神秘莫测,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在合理的功利主义层面上来
看,的确如一般所论述,战争很疯狂,破坏性大。假如终将由战争支配
人类的历史的话,那么,这正表露了理性主义者的解释的不足,尤其是
把战争当作一种精心计划的、可以阐释或论证其正当性的现象来加以检
讨的不足。尽管招人憎恶,战争永不会停止,因为它不是人类的发明:
它是神意的安排。
在人的知识水平、公开意见这样的层面上,教育可以起作用,但更
深的层次,它就无能为力了。后者,迈斯特称之为不可见的世界,在那
里,高深莫测的因素——因为它是超自然的——在个体中起到了最重要
的作用(在社会中亦如是)。理性,18世纪被尊崇如斯的理性,实质上
是最脆弱的工具,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只不过是“烛火星光”
120
,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或是解释其动机。凡是理性的都不牢靠,因
为它是理性的、人为的:唯有非理性的才能持久。理性的批判能够侵蚀
一切易受其影响的东西:唯一可以幸免的,是本性神秘而又不可说明的
东西,正因如此,它与理性是绝缘的。人造的,人就能损毁:唯有超人
的才会持久。
历史上可以说明这一真理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有什么比世袭的君
主制更加荒唐的呢? 121 凭什么相信英明高尚的君主肯定会有同样优秀
的子孙呢?自主地选择君主——选举君主制——肯定是更为合理一点
的。然而,波兰的不幸局面足以证明这种办法也会导致让人遗憾的后
果:与此同时,世袭王权这一完全非理性的制度却是人类全部建制中最
为稳定的制度之一。民主共和国肯定要比君主制更为理性:然而,即便
是在民主制最辉煌的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又维持了多久呢?而
且,代价又有多高呢?与之相反,伟大的法兰西王国有六十六位国王,
有的好,有的坏,平均起来看还算够格,在长达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里,
他们把法兰西治理得很好。此外,乍看起来,还有什么比婚姻和家庭更
加不合理的呢?凭什么即便两个人对于生活的口味、观念都已经不同
了,也要他们结合在一起,互不分离呢?何以这样一种虚伪造作要一直
维持下去呢?但是,尽管其存在是对抽象理性的侮辱,两个人的牢不可
破的结合,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神秘纽带,一直在延续着。
如果说运用理性就意味着进行类似于自由散漫的人类智力之日常运
转的话,所谓历史就是理性在活动这一观点,正是迈斯特要反驳的。迈
斯特列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理性的制度设计恰恰会适得其反。理性的
人总是会追求快乐的最大化,痛苦的最小化。但是,社会却不可能是这
样一种工具。社会建立的根基是某种更为基本的东西,是永恒的自我牺
牲,是为了家庭、城邦或是教会、国家而献身,并且不计苦乐得失的人
生追求,是牺牲自己以求得社会稳固、甘愿受难和赴死以保存神圣的生
命形态延续下去的热切希望。一直到19世纪晚期,我们才会再次发现这
种对于非理性目标的狂热的执著,不牵涉个人利益或快乐的罗曼蒂克之
举,以及舍己从人、自我毁灭的热情冲动。
在迈斯特的世界里,人的行动并非亦步亦趋地以博取日常利益为导
向,以精打细算、功利的计较为出发点,尽管人类的特征表面看起来就
是这种功利的计较;实际上,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它恰好跟宇宙万物步
调一致,而宇宙的源头是未经解释又不可解释的深沉之所,不是理性,
也不是个人意志;英雄人物,如拜伦和卡莱尔所敬仰的对象,在暴风骤
雨面前毫不畏惧的勇者,在迈斯特看来,就跟那些愚蠢的科学家、社会
设计师或工业巨头一样,看不到他们自己的凭借所在。最好的、最强大
的行动,常常是激烈的、非理性的、无理由的,因而,当其被错误地归
因于理智的动机时,必然会遭到误解,被当成貌似荒唐的举动。在他的
意义上,人类的行为,唯有当其合乎以下情况时才可说是正当的:其行
为动机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趋向,它既非为了求得幸福或安逸,亦非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