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决不冲突。从一种最广泛的综合观点看来，说到底，农民的需要得
以产生的时代背景部分地是社会的安排；农民之所以需要安全，大概主
要因为其土地已经被人弄走，而卑劣的高贵者控制了大多数的稀有价
值。 [63] 倘若如此，与纯演绎的剥削论相比，现象学方法至少有两大优
点。首先，当研究真实行为者的价值的时候，同在剥削理论和被剥削者
的情感之间毫无概念联系的抽象标准相比，它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导向。
其次，行为者有自己的持久的道义经济，用以继续解释自己的境遇。在
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研究此类真实价值有助于深化和阐明甚至是有点
儿抽象的公正理论的道德基础。
那么，正如农民所感受的那样，剥削的方式很可能在世界上关系重
大。那些倾向于提供内在的生存安全以及在这一意义上又能适应于农民
的主要经济困境的剥削类型，比起那些无视最低限度的农民生存标准的
强行索要来，确实更“和善”一些，农民们感受也是如此。
生存作为道义承诺
这里得出的农民观念，同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背景下的“穷人的道
义经济”是完全一致的。 [65] 在18到19世纪城乡穷人的经常性抗议运动的
中心，欧洲还没有如此强烈的关于财产和土地占有平等的基本信念，而
强调毫不过分的对于“生存权利”的索要。随着生存权的日益受到威胁，
这种索要也就变得日益自觉。 [66] 它的基本假定就是，不论穷人的公民
能力和政治能力如何不行，他们都有生存的社会权利。因此，精英阶层
或国家对农民的索要，一旦侵害了农民的基本需要，便毫无公正可言
了。这一观念有许多表达形式，当然在适当之时也可有灵活的解释，但
它以各种借口提供了支持无数反叛和农民起义的道德义愤。正是“生存
的法律权利”在法国革命中激励了许多穷人；正是在“大众税收”的名义
下，民众没收了粮食并以由民众所决定的价格出售；这也发生在提
出“雅各宾最高限价”之后，它把基本必需品的价格同工资水平联系了起
来。 [67] 在英国的“面包暴动”和招致不幸的斯品汉姆兰救济制度中，同
样可以看到这一观念。 [68] 往低里说，精英阶层不得侵犯穷人的生存储
备品；往高里说，精英阶层有绝对的道德义务，为处于饥荒时期的臣民
提供生计。 [69] 对于东南亚的农民来说，这种社会精神也提供了公平的
标准，可用以评价精英阶层的道德行为。
最后，对于那些处于生存边缘的人们来说，不安全的贫困比仅仅贫
困更加痛苦，更加具有爆炸性。把不安全同激进主义相联系的研究，为
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在古巴、美国、英国和德国等背景完全不
同的地方，经济不安全，特别是失业的经验，早就使得工人倾向于富于
战斗性的政治活动。 [70]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一下英、德两国矿工抗议的
历史看到这一点。英国的矿工受到商业衰退周期的影响，又没有事故保
护，因而劳动成了“暴动谈判”和破坏机器的骚乱之事。与此不同的是，
德国的矿工是国家的雇员，尽管工资很低，但确保其医疗利益与就业安
全的家长式规章制度成为他们的保护伞；因而为了得到帮助，恭敬温顺
的请愿取代了抗议。 [71] 莱格特总结了这一领域的大多数研究成果，认
为“在世界各地，易于遭受收入巨大波动之苦的职业团体，按照惯例一
直把自己的生计寄托于左派政党”。 [72] 这一证据，虽然很难说是结论性
的，但是很有启发意义。它说明，使那些接近生存边缘的人们有稳定的
实际收入，也许是比取得更高的平均收入更有影响力的目标；它还说
明，不仅追问“农民的穷困情况怎样”，而且追问“农民生活的不安全性
怎样”，这将使我们对农民的政治活动知道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