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年复一年的赋税如何因耕作者的纳税能力的不同而不同。在这方
面，吴永隆谈到了特殊时期的饥荒救济，似乎还有传统的法令，规定纳
税额的减少比例几乎要同减产的百分比相等，如果减收70%以上则全部
免税。 [122] 传统的人头税的负担通过两种途径被进一步弱化。第一，为
了使税额尽量减少，每个村庄都故意瞒报人口；第二，由于是对村庄而
不是对个人征税，人们可以指望富裕者的纳税额多于平均份额。因此，
在名义上的固定税额制度下也有某种灵活性，不过它并非人们有意为
之。
在泰国，传统的治国之术的主要困境同样在于，既要足够地增加徭
役和实物税以供养朝廷，又不能让税赋多到赶走当地种田人的程度。在
丰年和产量相当稳定的地方，问题可能容易解决；但在困难时期，若要
征税，只能进行压榨，这就有失去王国未来的大部分税收基础的风险。
贵族阶层和政府对平民榨取程度的自然界限，是由土地的充裕程度和政
府的基本强制能力所决定的。“然而，有一种机制可以限制贵族对于平
民的服务提出过分要求。当平民不能忍受贵族的过分要求时，他们就会
逃往丛林之中。”
[123] 虽然这可能把人们逃离家园说得太过轻松了，但
在曼谷时代早期，泰国政权的主要政见就是稳定它所管理的人口，劝告
逃亡者返乡。君主对那些减少了王国人口的贵族压迫者尽力加以抑制；
在臣民身上刺下永久性的辨认记号，也被作为控制臣民的手段；泰国军
队则重新驻扎在靠近疆土中心的所有被征服的村庄。然而，同许多其他
的传统王国一样，问题依然存在。王国的赋税越是难于负担，它失去的
人口就越多，它遭到的反抗就越大，直到取得暂时平衡。国家税收的多
少更大地依存于农民生存需要的满足情况，而不是依存于国王的大臣们
的主观愿望或形式上的税收制度的要求。 [124]
我们所掌握的证据表明，固定税额比起因耕者的不同财力而变化的
税额，更加难于承受，更容易激起不满。本书下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反
叛活动的考察，将揭示此种不满可能演变为怎样的爆炸性局面。因为，
如果说传统的国家阻止不了处于困境中的农民大量逃税，那么，殖民地
国家就有了更加完备的机构，以索要农民的残存的剩余物。
在这一章里我力图证明，在生存道德的逻辑和大多数东南亚农民的
具体选择与价值标准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在乡村互惠、职业偏
好和对租佃、税制的评价层面，似乎有一种明显的倾向，这就是赞成那
些最大限度地减小生存风险的制度和关系，尽管它们可能索取大量的剩
余物。这些偏好产生于关注生存的农民的不稳定的生存条件，但他们也
把道德因素作为对所在社会的权利要求。殖民地时代的经济社会变革对
这一要求的背离，是本书下面三章所论述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