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将要谈到的那样，在不到一年之内，这种反抗便演变成了地区性
暴动。
至于伊洛瓦底三角洲的缅甸农民的反应，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就是它的激烈程度更甚。当佃户们强烈要求给予减租和其他让步时，
地主则雇用更多的农村流氓无产者专事收租。大量土地从缅甸的破产地
主手里转移到了他们的切蒂亚尔债权人手里，缅甸劳工和印度劳工之间
对于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的竞争十分激烈，这些事实为那里的暴力反抗
提供了强烈的共同心理基础。 [218] 缅甸的地主如果能取消欠切蒂亚尔的
债务，他们就会得到好处；缅甸的水稻田经纪人如果能取代印度的经纪
人，他们就会得到好处；缅甸的佃户和劳工如果无须同印度对手竞争租
佃机会或米厂、码头的工作机会，他们也会得到好处。暴力事件则在那
些经济混乱最为严重、同印度人的竞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也就是在三
角洲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爆发。
反抗形式始终包括从偷盗、抢劫到颇有周密计划的旨在革命的艰苦
努力。在缅甸，竞争者和债权人常常是印度人这一事实，似乎为缅甸人
的阶级合作提供了起码基础——除此之外，这里所存在的问题同交趾支
那的问题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诸如租地使用权的保障问题、危机时期
的地租、债务和赋税的减免问题，以及保障生存的贷款问题。
如果说交趾支那和下缅甸两地区的农民实质上可以相提并论，这恰
恰是因为早在30年代之前，这两个地区同世界市场的结合，就在其社会
历史上产生了趋同现象。它们成了流向伦敦和巴黎银行的金融动脉网络
上的毛细血管。作为毛细血管，它们的发展得到来自宗主国的大量流动
资本的推动，而哺育其成长的金融中心的衰退，又最容易使它们受到严
重危害。在这一意义上说，湄公河和伊洛瓦底三角洲的土地制度史，成
了世界经济史的地方性变体。 [219] 当然，它们仍然保留着自己的特色，
但改变其居民生活的主要经济事件发端于其他地方。与此相对照的是，
在上缅甸、安南和东京这些传统的心脏地区，虽然很难避免世界经济的
影响，但由于相对地独立于世界经济，所以仍保留着各自的某种自主性
和内在动力。
市场一体化对农民生存保障的影响主要是，它把卷入市场之中的人
们的经济生活联合起来、融为一体，并且第一次使社会保障有可能遭遇
到比以前更大规模的损害。与此相对照的是，19世纪东南亚的保护人与
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并主要取决于地方性因素。因
此，农民福利和交易地位的恶化，一般被归因于诸如劳动力供给量、农
作物亏损和战争等局部条件。然而，世界经济的侵入稳步地消除了零散
的生存经济的地方特质。土地租佃条件在这家地主和那家地主之间越来
越趋于一致，并且创造了一套新的共同经验。
从根本上说，萧条同庄稼歉收不是一回事了；农作物种植大约同以
往一样，但租佃或农业劳动方面存在的保障被取消了，对收获物的索要
更加残酷无情了。社会精英不再履行农民的道义经济要求于他们的义务
了。如果不是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中，此种阶级契约的大规模崩溃是难
以想像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