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的税额从0.5皮阿斯特上升到2.5皮阿斯特，而以前未被征税的人则
须交纳0.4皮阿斯特。到1920年时，除了殖民政府的雇员之外，所有男
性公民每年均为2.5皮阿斯特。到1928年时，安南的该项税收也是所有
成年男子均为2.5皮阿斯特。1937年，在一次税务修订之后，东京地区
的税额似乎略高于4皮阿斯特，在安南为3.95皮阿斯特，而在交趾支那
则为4.50皮阿斯特。至于在缅甸，税款则在某一固定日期之前以现金交
纳。
除非与实际收入联系起来，否则上面这些现金数字自然不能告诉我
们许多有关人头税的信息。吴永隆依据1937年稻谷价格数字、平均租佃
规模和平均产量，估计该税至少收去东京地区和安南的收益分成佃农以
及小土地所有者的净收入的20%，收去交趾支那发现的较大佃户租后收
入的10%。 [265] 这一负担显然很重，但这些数字作为平均数似乎言过其
实。 [266] 然而，重要的是，“平均负担”这一概念同样只能告诉我们比较
少的东西。再比方说，人头税相当于一座固定的经济沙洲，家庭经济之
舟不得不绕它而行；如果水位由于高物价和好收成而高涨，它构不成大
的障碍；然而，如果水位低，它就可能完全阻断航道。在低水位年代，
当这座沙洲可能突出于水面之时，正在耗散的政治利益就会与它遭遇。
从这种意义上讲，水位变化幅度比任何平均数字都更加重要。
与人头税幅度一样重要的是，它以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强加于人。传
统制度中的灵活性，主要在于村庄隐瞒人口从而减少赋税义务的能力。
当法国人接管安南和东京之时，大多数村庄中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年男子
没有被列入赋税名册之中。 [267] 近代殖民地政府、人口普查和村庄代理
人的引入，逐渐将这一行政自由削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268] 这在许多
情况下意味着，相当比例的农村穷人首次被政府有效征税。法国人在各
种场合要求人们将人头税收据作为一种个人身份证明拿出，遂使村民逃
税日益困难。
村级殖民地政权不仅确保了对人头税的征收，而且确保了超收。在
殖民地国家机器的支持下，地方显贵频繁超额收税，并以差额中饱私
囊。地方官员的贪婪一直是一种行政弊病——“我们掌握的所有情报始
终都在强调他们（显贵和高官）的残酷与腐败”
[269] ，滥用职权成为常
态。汇寄税款截止日期的前一周，有时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恐怖时期。个
人物品被抢走并被当场拍卖，抗拒者遭到殴打，而其他人则被投入监
狱，直至其家人前来纳税。 [270] 高官显贵没有任何道理的盘剥，在大众
文化中留下了大量痛苦的情绪，下面的民歌表明了这一点。
住房里，厨房里，
他们到处洗劫，
他们拿走所有大大小小的箩筐，
他们倒空所有或巨或微的坛罐……
对于既没有水牛也没有黄牛的人，
他们甚至连镰刀和钝厨刀也都夺走。 [271]
高官本身与其说被看成是政府代理人，毋宁说被看成是抢劫者。
我亲爱的孩子们呀，记住这一格言吧：
黑夜巧取是强盗，
白天豪夺乃官家。 [272]
要想猜测出过度征税的程度是不可能的，但过度征税这一做法传播
广泛，其负担沉重地压在质朴的村民身上，他们鸣冤叫屈也往往不会被
高层听到。
虽然绝对地说来人头税对于交趾支那农民稍微高些，但它对于东京
或安南的贫苦农民来说就远不止是生存威胁，对于他们来说，甚至一笔
小税款也能够激发一场家庭金融危机。在安南，这一问题更为严重。总
的来说，安南人不仅是越南最贫穷的农民，而且由于他们更多地依赖降
雨，他们的产量是全国最为变化不定的。因此，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
每当安南或东京歉收（后者发生此种情况略少）使纳税的人力成本提高
到令人痛苦的水平之时，危机几乎是可以预言的。
土地税
越南的土地税形式同缅甸类似。这就是说，它是一种固定税，每年
都根据土壤分类评估每公顷土地的税额，同时它也造成了同样的不平等
状况，它在凶年征敛更多，而且从边际小土地所有者榨取的比例与大土
地所有者一样高。同在缅甸一样，该税的征收手段日益严酷。随着为编
制土地清册而进行的测量工作的迅速推进，各处的小片土地被遗漏的可
能性愈来愈小。最后，在缅甸本不充分的税务豁免，在越南就更加罕
见。即使农作物完全绝产，似乎也要毫不宽容地征收土地税。 [273]
吴永隆按照平均产量数字推算，估计在越南全国，土地税约相当于
每公顷产量的10%。 [274] 因此，该税极大地减少了多数土地远远不够一
公顷的东京或安南小土地所有者的生存资金，情况比该税对交趾支那拥
有3—5公顷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们的收入造成的侵害严重得多。在安南
灾年频繁，而在灾年，许多村民似乎被迫放弃自己的小块村地，以交纳
积欠税款并在附近的种植园寻找差事。 [275] 越南小说家黄岛描述了这一
过程：
于是，在歉收的岁月，小土地所有者——他们构成有地人口的
大多数——被迫以很低的价格卖掉自己的土地。结果是，以高利放
债的富人，逐渐将村庄里的所有土地都据为己有。 [276]
酒和食盐的专卖权
米酒在越南农民消费模式中的地位，可与啤酒在英国工人阶级生活
中的作用相提并论。米酒是一种主要消费品，而大多数家庭或是用自己
的一部分收成自酿米酒，或是向邻近专门酿制米酒的村民购买相当数量
的米酒，后一种情况更为可能。除了社交和营养意义外，米酒也是许多
礼仪性庆祝场合的主要用品。
因此，法国人在越南对酒的专营和税收，就成了对一种地方主要消
费品的固定收费。由于实行生产许可证制，许多越南酿酒者被迫歇业，
于是大部分酿酒者成了法国人和华人。1900年之后不久，由于殖民地当
局以固定价格向拥有许可证的酿酒者收购产品（通过华人零售商）并将
其卖给公众，米酒销售权被集中起来，价格上升幅度巨大。 [277] 在被征
服时期，一升米酒的价格约为5至6生丁，而到1906年时就成了29生丁。
然而，用财政术语说，价格飚升并没有使岁入出现同比增长。可以肯
定，这一矛盾现象是由活跃的黑市造成的，而不是由于消费有任何减
少，黑市攫取了新产生的利润。殖民地官员决心增加呆滞的销售款项，
于是强化了对非法酒厂的搜查并向地方告密者颁发巨额奖赏。与此同
时，他们想出强制销售这一巧妙的招数，要求每个地方按照官员设想的
标准消费模式购买相应数量的米酒。这样，从酒类专卖所得的税收就得
到保证，并且能够随着价格上涨或人口增加而扩大。
对酒类专卖权的违抗广泛蔓延，并且似乎获得“民众普遍的配合”。
[278] 这种违抗的根源，不仅在于垄断价格造成的重负，而且在于这种对
传统权利的侵害激起的民怨。如同宾夕法尼亚农场主在被褫夺用自产玉
米酿酒的权利之后发动“威士忌酒反抗运动”一样，越南人对于不得不为
一种在他们看来质量低于他们能够在当地自酿的酒类产品交纳强加的价
款而义愤填膺。 [279] 阻挡政府垄断和从传统供应商手中购物，是普遍的
传统做法。酒类专卖令小土地所有者尤为不快，因为这在实际上等于在
土地税之外又对他们生产的稻谷二次征税。这对于酿制米酒的富裕的手
艺人阶层而言，自然是更为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或者使他们丧失生计来
源，或者使他们面临罚款和监禁。
实行不受欢迎的米酒专卖本身与其原则一样令人愤怒。财政检察员
和告密者走遍乡村，屡屡成功地搜索到非法酿酒者。在村民看来完全没
有越权的违法者，被投入监狱或被迫交纳足以令其破产的罚款。吴永隆
引证了东京清化的一个小村的案例，该村居民在无法筹措因当地酿酒而
强加的罚款时，全部稻田都被没收和卖掉。 [280] 由于违反专卖权的情况
愈来愈普遍，对该权利的行使往往反复无常或根据地方官员的动机而具
有选择性。诉讼每每似乎直指村内的宗派敌人，而与占统治地位的上层
人士勾结的人物则根本不受触动。 [281] 对于农民来说，米酒专卖既是一
种新的和固定的经济负担，又是对自己天赋权利的限制，同时也是地方
官员手中的一种无所顾忌的工具。
如同在缅甸一样，许可证制和垄断价格，也推及食盐的生产和销
售。鉴于食盐在东南亚饮食中的重要地位，价格增加意味着一种新的沉
重负担。在那种极其炎热的气候条件下，食盐不仅对于补充每天的正常
耗损是必要的，而且还是干鱼保藏和发酵辛辣调味品（越南谓之nuocmam，缅甸谓之ngapi）的一个要素，它们构成了当地日常饮食中的主
要成分。
在许多地区，强加专卖权意味着切断了当地人在住区附近的非常廉
价的货物来源。他们发现，食盐价格在1892年至1907年期间几乎增加了
5倍。虽然存在如同米酒一样的食盐黑市，但这仅能为主要稻产区的农
民提供有限而零星的接济。可以肯定的是，用于食盐方面的花费在村民
中激起了极大怨恨，如同与之相应的法国声名狼藉的食盐税数世纪之前
在法国农民中激起强烈怨恨那样。
就对农民家庭费用的影响而言，食盐税实际上是另一种人头税。
[282] 这就是说，由于家庭一年的食盐消费量比其米酒消费量更加缺少弹
性，因此即使价钱提高了，消费量也不会明显缩减；于是食盐税成了一
笔针对农民起伏不定的收入的固定收费。 [283]
征兆
远在1930年真正的革命爆发之前，无论以传统的向高官请愿的形式
还是以袭击税务官员的形式进行的赋税抗议活动，都似乎已成为处于农
业社会的越南的一个持久不变的特征。 [284] 在歉收之后，或在官员特别
贪婪的村庄，都可以预料会出现这一类抗议活动。因此，随1907年信贷
危机和越南现金短缺而来的1930年之前的最大爆发，一点也不令人吃
惊。 [285] 这次爆发是以或多或少算是平和的方式在越南中部（安南）开
始的，农民针对过度的劳役和已被强加的人头税增额陈述苦情。300余
人聚集在费佛（土伦附近），要求减轻人头税和减少劳役。另有成千上
万的人在春收前聚集在广义、安南和顺化附近，发出类似的抱怨。尽管
持民族主义的高官努力给这些运动指点大方向，它们却保持了地方主义
的性质。此伏彼起的农民暴动，清楚地表明了农民愤怒的指向。在平
定，收税官和与他们合作的显贵受到袭击。在别的地方，继高官及其文
书之后，税务官员也成为主要袭击目标。随后的镇压消弭了大规模的反
抗，到了1930年，一场经济危机再次使得这几种看似微薄的税种变得令
人难以承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