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萧条给予远在1930年之前即已被结构变化削弱的农民阶层以致
命一击。此前，动乱的迹象已不罕见。殖民地官员认识到，人均稻谷产
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在下跌，土地租赁条件在变得刻板僵化，
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的债务在增加，在歉收年景赋税给农民造成沉重负
担。虽然他们对农村中无地者比例的持续上升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却存
在着普遍的担心，而在歉收之后抗税抗租事件是常见的。
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出口激增，却蒙蔽了农民以及殖民地政府，
使之未能充分看到新的结构对生存保障造成威胁的后果。只要米价攀
升，以稻米支付固定税款和债务的代价就会多少有所减轻。这意味着，
作为一种短期策略，还能得到信贷。最后，它还意味着，在农业、商业
和工业中以及在种植园中，创造了各种就业机会，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弥
补了传统安全阈的缺失。
随着经济萧条的侵袭，所有这些缓冲器都消失了，对农民生存常规
的威胁增大了。一个正确评价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方法是，考察经济萧条
对现金收入流入和流出家庭预算的效应。 [286] 现金收入的回流，主要来
自部分收成的销售（其形式通常为以实物偿还的农业贷款），或来自村
内或村外经济领域中赚取工资的劳工。这一现金收入的源流，由于取决
于劳工数量和主要商品市场，因而可能很不稳定。例如，在经济萧条期
间，来自大米销售的现金流入减少为其原先规模的一半或四分之一——
换言之，需要以从前二至四倍的大米才能换得同样数量的现金。至于非
消费性出口农作物，缩减则更为引人注目。来自雇佣劳工的收入回流，
也受到类似的影响。工资率下跌过半，就业机会总量减少到微不足道的
地步，从而使一大部分农村和城市雇佣劳工被迫退而依靠农村菲薄的生
存资源。
从家庭流出的现金数量，变化大但也较为稳定。一方面，是要购买
布匹、煤油或木材（如果当地没有）、食盐、鱼，偶尔还有蔬菜等维持
生存的商品。除了食盐这一重要例外，这些货物的价格往往随米价下跌
而成比例地递减。另一方面，还存在对人头税、土地税、债务以及地租
的无情大追讨，而它们或是保持不变，或是仅略有下降。 [287]
从下面引自《1930年下缅甸永盛住区报告》的关于一户家庭预算的
典型实例可以看出，经济萧条对佃农收入的毁灭性影响是异常明显的。
[288] 鉴于米价1934年进一步大幅下跌，可以说这一报告未能充分陈述农
民的困难。佃农的收入和支出的数字，出自一项33.44英亩的大规模土
地租赁，在涉及107户佃农的抽样调查所取得的结果中是典型的。对于
大的农耕家庭，甚至没有留出生存之需。住区官员将这些需要计算如
下：
这里仅计算了最低生存支出。如果我们加上服装、房屋修葺、工
具、礼仪和宗教费用以及现金消费品（辣椒、火柴、煤油、发酵辛辣调
味品）这些方面的支出，赤字就大得多。不过，这足以说明，土地租赁
制度不再能够满足农村人口的生存需要。
商品市场和劳工市场的崩溃，影响了家庭账户上的收入一栏。这是
一种与个人无关的事件，很难找到对此负有罪责的一方。 [289] 与此相
对，盯着这一已经减少的收入的外部索款者，则几乎全是与个人有关
的；他们是村外的放债人、土地所有者和政府官员。 [290] 他们的要求，
尽管从绝对方面看没有变化，但却沉重地压在了实际上已经没有资财的
农民身上。他们向农民——处于绝境的农民——榨取欠他们的一切，以
致他们反而由于被迫让步而失去自己的些许追索权，并冒着激起农民为
捍卫其生存权利而反抗的危险。
表6 1924—1937年盈利、净收入和土地税负变化情势
农民收入的“剪刀差危机”，非常详尽地反映在下缅甸住区官员报告
之中。表6反映的是一个拥有100英亩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的情况：他在
1924—1925年度以每英亩12箩稻谷的地租出租自己的土地，在1931—
1932年度以每英亩8箩稻谷的地租出租自己的土地，在1936—1937年度
以每英亩10箩稻谷的地租出租自己的土地。 [291] 人们可以从这位地主的
困难轻而易举地推断出佃农和小土地所有者两者的处境。对小土地所有
者而言，土地税务负担的实际增加是巨大的，使他们简直无利可图。对
佃农而言，从1924年到1931年，如果我们假定他们收成稳定，由于米价
下跌造成的现金总收入的减少，则与地主现金总收入减少情况相似——
即减少81%。 [292] 仅有一小部分佃农得到一定数量的豁免，而与米价下
跌相比，那些豁免实在微不足道。 [293]
然而，政府首先关注自己的需要。在同一时期，汉达瓦底地区住区
官员建议实行新的税率，将岁入收益减少19.5%，从而稍微减轻新的不
平等。他的建议遭到拒绝，而别人增加土地税率的建议却得到青睐。正
如官员们所说，这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农业收成贬值所造成的无可避免
的岁入暴跌”。 [294] 殖民地政府优先考虑什么昭然若揭。
越南的普遍情况也大体如此。例如，用坐标将税收情况与稻谷价格
下跌情况对比标出，就可以大体判定交趾支那1919年至1934年期间相应
的人身税与土地税率孰轻孰重（参看图3）。
图3 1919—1934年间交趾支那稻谷价格、人头税与土地税岁入状况
（1919年为基准年）
资料来源：图3数据系依据下列资料来源计算而得：稻谷价格
来自《1941—1943年印度支那统计年鉴》，第305页；税收资料来
自J.布瓦耶的《印度支那的直接税》一文，参见《印度支那司法与
经济评论》，1939年第7期，第497、492页。人头税数字仅包括划
归印度支那总预算的那一部分；约三倍于此的人头税款属于地方和
省预算。
我们以1919年为基准年，以100为该年基数，并以此为据计算税收
和物价动向。稻谷市场的衰败情况，大体可以被看成佃农现金收入情况
的指针，因此，稻米价格与税款收入之间的差距，表明了官员对农民收
入的索取实际上升的幅度。综合起来看，图3中的曲线表明了政府税收
在与农村经济状况相比之下显现出来的相对稳定性，也表现了在经济萧
条时期收入与财政要求之间引人注目的对比。甚至可以说，这一对比并
没有充分说明耕者的诸多困难，他们在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其他所有获得
现金的机会——无论是以小经济作物还是以偶然的雇佣劳动赚钱的机
会。
尽管农民的处境如此艰难，地主和政府依然起码出于两个原因而向
其横征暴敛。首先，索款者们自己处于困境。地主与放债人（往往是一
回事）一般均负有债务，除非他们能够从自己的佃户和债务人（也往往
是一回事）收回款项，否则就是自取灭亡。至于政府，它已经失去了大
量源于消费税和关税的岁入，因此冒着不得不遣散自己的一大部分人员
并取消许多在30年间发展起来的公共机构的风险。于是，在政府及地主
—放债者阶级与农民之间展开的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其
次，殖民地政府拥有制度性与强制性手段，以其来收取税款，并维护债
权人和土地所有者的契约权利。
农民生存压力的确切结构因地而异。在东京、安南和上缅甸，收益
分成租佃制很常见，人数不多的农村工人阶级往往得到实物工资，因此
现金经济的崩溃所造成的灾难就不太大。佃农或劳工依然获得同样比例
的收成或同样数量的大米。在这些民生贫困的地区，赋税问题绝然是一
个主要问题。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下缅甸和交趾支那稍微富裕也较为
商业化的地区，债务和固定地租（乃至现金地租）则较为常见，土地所
有者—债权人阶层（尤其是在他们也身为外国人之时）的追索激起的民
怨，几乎与税务负担引发的民怨一样深重。总而言之，赋税问题处于支
配地位。人头税往往是在同一时间向所有人收取的，而地租和债务却因
地而异，因人而异。
交趾支那：
“红色恐怖”
[295]
米价下跌与农民反抗之间的时间顺序联系是引人注目的。1930年4
月，米价开始暴跌，到5月初，殖民地政府在交趾支那和安南就遭遇了
一连串前所未有的抗议和暴力行动。 [296]
经济萧条意味着来自间接税特别是关税的岁入无可避免的损失，而
关税构成了交趾支那年度税收的一大部分。于是，税款总额从1929年的
2250万皮阿斯特下跌至1930年的2140万皮阿斯特，然后又下跌至1931年
的1730万皮阿斯特。 [297] 为了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殖民地官员们严
重依靠不易受经济活动水平影响的人头税收入（每个成年男子约7个皮
阿斯特）。尽管失业增加，工资偏低，信贷消失，外巴塞地区洪水泛
滥，殖民地政府实际上还是勉强敛齐了1931年的人头税款，比上年多收
了70000皮阿斯特。于是，殖民地财政制度的冷酷逻辑，恰在最贫穷的
纳税人最没有能力用钱纳税的时候，日渐增加了对这一最具倒退性税收
形式的依赖。
地图3 1930—1931年间义安省与河静省的苏维埃。资料来源：改编自陈宜寥的《1930—1931年
间越南义安—河静的苏维埃》（河内外国语文出版社，1960）。资料使用已获许可。
殖民地官员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固定的土地税和固定的人头税两
者在凶年会给贫穷的耕者造成巨大的苦难。然而，与在缅甸的英国同道
一样，他们也认识到，尽管固定税收非常不近人情，它们却是最稳定也
最恒常的殖民地岁入形式。1932年，一项只向较为富裕的阶层征税并取
消人头税的提议，遭到一位金融顾问的明确批驳。他正确地指出，如果
这样做，就意味着政府岁入的大量损失，因为穷人比富人多得多。 [298]
将土地税率与稻谷价格以至小农纳税能力联系起来考虑问题的意愿，也
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遭到否决。如同一位金融顾问所言，“（交趾支那）
地方政府害怕这样一种税项的收入不稳定”。 [299] 假若让殖民地政权在
确保其收入与确保其臣民人口数量方面做出抉择，它自然认为还是前者
更为可取。
在税收时节，强制拍卖农民所有物与家畜的现象较为常见，因为地
方显贵和高官力图完成由他们负责征收的税款金额。很多农民下狱或遭
到殴打，直至他们交出规定的数额。也正是在此时，许多边际小土地所
有者由于被迫卖掉自己的稻田或园地，沦为佃农或下降到劳工阶层。
[300] 一些执政者攫取佃农或小土地所有者的部分收成，以替代人头税。
[301] 新的高压统治水平难以用数字衡量，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滥用权力
的现象从未得到正式记录。然而，从报纸报道和大量农民行动来判断，
农村的税收愈来愈成为一件充斥威胁和暴力的事情。 [302]
然而，无须掩盖这一事实：jiacu这些税收是由于各省省长及
其民兵们的直接行动才得以成功的。他们掌握的强制手段，清楚地
说明了他们取得许多自己满意的成果的原因，但却千万不能由所收
税款得出这一结论：人民能够轻而易举地承受税务重负。 [303]
企图从手头比素常更为拮据的农村人口征收人头税并维持与往昔同
样的数量，所要支付的成本就是直接诉诸暴力。
交趾支那政府的税收要求，暗示着农民与地主以至政府的关系。在
殖民者新近稳定的许多省份，大地主一直习惯于为自己的佃户垫付生产
成本以及用于交纳人头税的现金。然而，米价的下跌引发地主净收入的
锐减，而且他们也要面对焦急不安的债权人和当时日渐增多的土地税。
结果，他们猝然中止提供这些预付金。从这一意义上讲，对税款的横征
暴敛不仅使耕者与政府对立，而且也促成本来就一直在深化的地主与佃
农关系危机的爆发。一些地主至少拒绝了提供劳动资本或贷款；“另外
一些人则显示出一种不妥协的态度；他们在自身陷于困境之后，对自己
的佃户施加压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们的行为是对自己所宣称
的与耕者休戚相关乃至在生产中配合等理念的否定。”
[304] 于是，农民
受到赋税和不顾一切的地主的夹攻，从而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一场类似于
保卫战的战争。
在可能的时候，农民总要逃避纳税。民众的态度似乎反映了这样的
生存道义观念——即使出于实际需要，对资财的索要，也只有在地方生
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能是合法的。可能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一项
真实的拒不纳税的秘密传闻”席卷农村，越南人则“由于危机”而拒绝交
纳赋税或偿还债务。 [305] 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简单的药方无疑是成功
的，因为交纳人头税的人数实际上下降了20%。 [306] 然而，令人惊讶的
并不是殖民地政府听任其20%的国民漏网，而是它千方百计向其余的
80%的国民收税。
至于无从逃税或遭受匮乏之苦的大多数人，他们的反应往往较为积
极。首先，在我们所谓的前政治层面，存在大量的属于法律范围之外的
自助。佃农和劳工往往在收割前先获取大部分庄稼，或攻打地方土地所
有者的粮仓。对他们予以阻遏的企图遭到顽强的抵抗——以致许多土地
所有者每夜都离家到附近城镇，在殖民地民兵的保护下睡眠。这在1945
年之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307] 交趾支那边疆史上固有的匪盗之患，日
益成为家常便饭。在同样遭受了庄稼歉收之苦的朔壮地区的一些地方，
50至100人组成的一群群农民袭击正在将他们所在地区的大米运走的粮
船，然后将其瓜分。 [308] 这许许多多的实例，似乎确实应当被称为社会
性打劫活动。换言之，由于是将富人的粮食取来并将其重新分配给穷
人，这样的行动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它们也与地方物产必须首先养活地
方人口这一观念相应。
明显的政治行动，无论是正式的抗议还是暴力行动，也日益普遍。
警方记录罗列了发生在1930年5月至1931年6月之间的54次大多发生在农
村的群众示威活动、游行或袭击事件。官方记述往往模糊地提到“暴动
者集会”，更多的地方则只是提到“600名本地民众集会”。 [309] 这些事件
的两个特点是分明的。第一，它们是真正的群众行动，卷入人数很少有
不足200人的时候，有时人数则多达1000至2000。第二，最重要的是，
被报告的大多数这样的行动，不是抗议殖民地政府税制，就是直接向这
一税制发起进攻。发生在最初月份的示威活动，往往采取群众直接向当
局陈述纳税苦情的形式。这些集会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传统的，并在表面
上显得平和。例如：
1930年5月2日——200名居民在新市地区（属龙川省）公署集
会，要求缓期纳税。示威者在得到将把他们的请求转报上级当局的
许诺之后散去。 [310]
在龙川省的其他地方，在沙沥，在芹苴，以及在堤岸，农民聚集在
地区政府总部，要求减少赋税或延缓收税。 [311] 至少有几次，缓期纳税
的请愿似乎当场得到批准，于是鼓舞了邻近地区的农民提出获得类似宽
限的要求。不久，抗议者开始要求减少人头税或将其废除。也可以听到
关于分配大地主把持的库存稻谷、终结市场税、返还被骗走的土地以及
强行控制米价等方面的要求。然而，人头税却是将民众结为一体的中心
问题。在这一阶段，群众通常是平和的，在官方听取他们的申述之后，
一般都会散去。
由于农民的经济处境恶化，由于减税似乎遥不可及，他们转而诉诸
直接的暴力行动。他们的行动和目标，虽然在地域上遍及数省，在时间
上将近一年，但却极其相似。如果民兵无从阻挡，愤怒的农民就会直接
向村庄或地区公署进发，他们将公署及其所有记录一同摧毁。警方记录
中最常见的登录内容为：“毁坏档案”，“劫掠公共建筑”，“洗劫公共建
筑”，“焚烧档案”。农民缺乏袭击殖民地政权警方和民兵的武器，所以
仅向其行政机构发起进攻。村庄里的行政机构所在之处，通常是公共建
筑，有关人头税、土地税和劳役的记录，就保存在那里。农民希望通过
销毁那些记录来摧毁殖民地政府；他们希望通过摧毁殖民地政府来根除
赋税。于是，交趾支那的骚动，从符合儒家传统的温和的请愿转变成为
无政府主义的暴动。
在骚乱的初始阶段，在组织许多规模较大的农民示威活动方面，初
出茅庐的共产党的领导起了推动作用，不过摧毁土地和赋税记录实际上
是殖民地时期越南农民的一个传统。……
然而，后来，在消息灵通的法国警察围捕许多共产党的骨干之后，
暴动愈益具备了自发的特点。缺乏协调的政治领导，或许是导致交趾支
那骚乱具有零散和地方主义性质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它何以就被轻而
易举地粉碎了。然而，对于我们的目的至关重要的是，即使在共产党的
干部能够发挥推动作用组织群众行动时，他们也被迫围绕乡村耕者的具
体苦楚组织行动。结束赋税和夺取并瓜分地主粮仓中的大米的要求，就
直接源于那些苦楚。 [312] 在共产党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协调最初的抗议活
动之时，它几乎不需要向农民指明他们发泄怒火的目标。
在法国当局的镇压行动之后，农村恢复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这
种平静是靠不住的，因为在政治行动似乎再次可行的1936年，在法国布
鲁姆政府上台之后，新的骚乱随即爆发了。在抗议行动的第二阶段，土
地租佃条件受到直接抨击。农民拒绝交纳地租，在被地主驱逐之时拒绝
离开，而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开辟的土地已经被以非法手段夺取，他们就
重新将其占领。抗议形式是有启迪意义的，因为它揭示了农民关于公平
的租佃契约应当包括什么的构想。
另外一些人只同意，在扣除来年养活自己和家人所必不可少的
份额、下一播种季节的稻种、家族成员和受供养人的衣服和赡养费
用以及耕畜饲料之后，将所剩稻谷的一半交给地主。 [313]
于是就出现了一场如同埃里克·吕德所描绘的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
粮食暴乱一样的运动，它展现了一种精细而又明晰的公平感和权利感。
[314] 尽管殖民地官员一再做出一定的努力，试图通过租佃立法并向大地
主发出改正错误的警告，但同样的农村土地关系依然维持不变，并对越
南南方战后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义安与河静的苏维埃
安南北部的义安与河静两省的事件，几乎完全是在同一时间开始
的，并像在交趾支那的事态那样，以大致相同的方式逐步升级。主要区
别是，义安与河静的起义者实际上成功地夺取了政权。截至9月底，他
们已经夺取了义安人口最多的地方与河静的毗邻地区。他们建立了与乡
村自治共和政体类似的政权，并坚持对抗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达九月
之久，直至被最终击溃。在起义过程中，约有2000名越南人被杀；其中
大多数在大规模示威过程中，死于殖民地军队的轰炸和枪击而倒下。然
而，在一段很短暂的时期，义安与河静的起义者实际上勉强创建了一种
反映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农村秩序。这一悲剧性经历，生动地说明了农民
对殖民地秩序中的什么东西最为憎恨，以及他们希望恢复什么样的社
会。 [315]
安南北方的脆弱性与爆炸性
在许多方面，与交趾支那的农民相比，安南北部的农民甚至更没有
做好度过经济萧条造成的金融困境而生存下来的准备。安南人居住在殖
民地的山海之间狭窄低地上最为贫瘠的地区，总是处于略高于生存水平
线之上的困境之中。他们的日常饮食的卡路里值，是全国最低的。 [316]
即使在丰年，安南也不出口粮食，而在凶年，人们就得依靠交趾支那或
东京地区的余粮供养。
造成饥荒的因素还有，在安南，义安与河静的降雨最不可靠，因而
其收成也最不可靠，两省为此饱受其苦。 [317] 正是聊以糊口的生存农业
与易受生态灾难袭击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义安—河静地区成为这样一个
波动不安的地区。饥饿是省内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因为平均六次收成中
就有三次部分歉收或完全绝产。当歉收接踵而来之时，饥饿就逐渐演变
成为饥荒。一位农业服务部主任回忆道，“在1906年和1907年，我在路
上看到由于饥饿而垂死的人们，也看到村与村在为挖掘土豆而互相争
斗。”
[318] 在这次饥荒期间，由持不同政见的文人领导的未遂起义，事
实上就是1930—1931年起义的先河。在不久之前的1925年，连续两次歉
收在河静引发了另外一场饥荒。“五年之前的苦难极其严重，我发现河
静省饿殍载道。”
[319] 在义安—河静地区，生活不仅是艰难的，而且是
凶险的。任何30岁以上的人，都能够回想起至少两次肉体生存本身濒于
危险的时候。
在历史上，在法国人控制之前悠远的岁月中，义安—河静地区就一
直有叛逆和造反的名声。这一地区崎岖不平的地貌使之成为天然的反叛
之乡，而地方文人和王位觊觎者的高度集中，又准备了现成的领袖。
1874年，就在这同一地区，一场反法国人的著名的文人士绅起义爆发。
这场起义中的两个领袖，事实上是义安清忠地区人氏，这一地区在1930
年起义中起了主要作用。 [320] 这一区域叛逆精英的集中，或许是达官贵
人家庭希望利用义安这一科考地点因而定居于斯的悠久传统的结果。
从法国人的观点看，义安—河静地区的叛逆不仅是一个精英传统，
而且也是一种大众习俗。殖民地官员宁愿将反叛精神视为传承下来的地
区天性中的一个特点。“义安、河静与广义的民众，一直总是对已经确
立的权威表现得特别具有敌意。”
[321] 他们的“热衷阴谋”，就如同他们
的“骄傲与桀骜不驯的天性”一样驰名。 [322] 一位前公共工程官员，在东
京度过20年，在安南度过12年。他在比较当地居民的行为与较为驯服的
东京人的行为时说：“他们倔强、傲慢而又狡猾。你只要批评一个苦力
一句，所有其他人就都会离开工地。”
[323]
于是，出于种种原因，义安—河静地区在政治上就具有爆炸性。由
于在地理上与大的人口中心隔绝，这一地区总是出现严重的政治控制问
题。它独特的文化和文人传统，提供了能够抵制外来干涉的本土领导阶
层。最后，最重要的是，它的贫困和变化无常的气候造就了狂暴的民
众，他们完全有理由违抗任何加在他们脆弱的生存之上的索求。
余地缩小
在20世纪初期，尽管义安—河静地区民生拮据而且经济不稳，但对
农民收入的索取却往往处于涨势。无地者的比例增加了，土地租佃条件
更苛刻了。截至20世纪20年代，安南北部的许多小规模土地租佃，即使
在丰年也已经不再能够使佃农们维持生存，许多农村人口开始从事诸如
砍柴、种植园劳动和小生意一类第二职业，以勉强维持生计。 [324] 曾经
舒缓农村穷人困境的公共土地，日益落入地方达官贵人之手。最为沉重
的赋税形式人头税逐渐增加，变得愈来愈少的村民，设法将自己的名字
从村税务名册中抹掉。此外，由于达官贵人及其部属的敲诈勒索，实际
的税收大大高于法律所要求的数额。由于对农村人口的索取数量增加并
且不得通融，冲突的结构可能性增大了。一两次歉收就足以引发一场危
机。
土地所有者与农村穷人
义安、河静与广义地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起义也涉及这一问
题），类同于马尔萨斯经济学中的一例个案研究。不仅庄稼产量低而不
稳，而且人均稻田数量（三省分别为0.144公顷、0.153公顷和0.150公
顷）也位于安南16省中最低者之列。 [325] 在义安，近乎四分之三的有地
者拥有不足半公顷土地，而他们的平均土地占有量肯定不超过四分之一
公顷（或大约半英亩）。这一阶层的大多数，不能单靠自己的土地生
存，于是被迫与人合作种田以期收益分成，或在他人的土地上劳动赚取
工资。在河静，边际小土地所有者也占人口的大多数（65%），并且面
临同样的选择。
从表7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土地所有者仅构成农村人口的很小一部
分。然而，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却是举足轻重的。他们雇用绝大多
数农村劳工，并且出租许多土地。他们往往由于小土地所有者欠他们的
债务而控制着比自己的直接拥有量多出许多的土地。最后，还有某种原
因让人相信，地块的分散和所有权登记中的舞弊，可能掩盖了土地占有
集中程度高于官方数字的事实。 [326]
表7 义安与河静的土地分配 [327]
尽管安南北部以边际小土地所有者之乡著称，但人口增长的影响，
对公共土地的攫取，以及农民负债，造成了一个庞大的无地者阶层。在
义安的一些濒临蓝江的区域（南坛、英山和清忠），情况最为明显，它
们成为起义的腹地。例如，在南坛，90%的家庭根本没有土地。在清
忠，无地者的比例达到60%。 [328] 调查委员会着手了解起义情况之前官
员们提交的声明，强调了这一阶层不稳定的生存状况：
土壤是贫瘠的。村民们几乎没有公共土地。穷人任凭毫不怜悯
地剥削他们的富裕地主的摆布。 [329]
他们（无地者）向富人出租自己的劳务。他们勉强糊口，而在
粮食匮乏时期则死于饥饿。 [330]
上面所表明的无地者的绝望状况，并非单纯由于他们的贫困，而是
由于日益苛刻的土地租佃条件和农业劳动条件。虽然地主与佃户或劳工
之间的联系，并非全如交趾支那那样以现金形式相联系，但却在明确地
朝着那一方向前进。即使仅朝那一方向略为有所发展，也是对安南耕者
生计的直接威胁。例如，农场劳工的薪资，变化愈来愈少，不再受米价
和其他必需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331] 毫无疑问，安南的地主在向他们所
雇用的工人发放仅勉强够他们活命的工资时，不通融到了没有理性的地
步。 [332] 就收益分成佃农而言，在歉收之后只偶然可以分得收成的较大
份额。“辛勤劳作的农民，必须将自己收成的一半交给富有的地主。这
在收成好时还是可以承受的。但在收成不好时，情况就惨了。”
[333] 传
统的土地租佃和劳动形式曾经提供的所有保护性价值，正在快速消失之
中。
公共土地由于腐败的高官和乡绅的侵吞不断丧失，从而使另外一种
传统的社会保险形式逐渐消亡。几十年前曾经拥有多达50%公共土地的
村庄，已经使其中大部分落入私人手中。 [334] 由法国派驻安南的高级驻
扎官勒福尔，对自己在这种土地掠夺面前的束手无策给予坦率的解释：
存在着受本地民众信托的人们侵害其同胞的舞弊现象。毫无疑
问，显贵们为使自身获得公共财产的大头而滥用自己的权力。政府
并不干涉作为安南社会单位的公社。我们有如下这些选择：或者让
显贵们为所欲为，这样革命领袖就会把应由显贵们承担的滥用权力
的罪责推到我们身上；或者出面干涉，这样我们将会招致富裕人口
的敌意，而他们是惟一在实际上有意维持秩序的集团。我相信，出
于以上原因，对公共稻田的重新分割持不予干涉的态度是可取的。
[335]
这是对村级殖民地政权面临的两难困境及其自觉选择的绝妙描绘。
赋税
安南的长期赤字，是殖民地总督们感到头疼的主要财政问题之一。
税款仅勉强够应付这一领地内的工资发放，而这一领地本身却要靠来自
交趾支那和法国的赠款和贷款来维持。结果，驻顺化的法国驻扎官处于
提高地方岁入数量和大力削减支出的持续的压力之下。
在安南提高税额，首先意味着提高人口税率和土地税率。这两项措
施，不仅极具殖民地财政制度倒退的特点，而且它们还说明了领地税收
是如何获取最大份额的。有关官员认识到，“在穷人交纳的对自己压力
重重的税款与富人交纳的尚能筹措齐备的税款之间”，已经存在“过于巨
大的差异”。 [336] 不过，他们完全有理由担心，累进人头税难以管理，
而且可能为地方官员开辟新的大肆贪污的途径。他们还知道，税制愈无
弹性，税收愈益可靠。
人头税对于穷人是一项沉重负担。在1928年，按照基本税率，所有
列于纳税名册的人均须交纳2.50皮阿斯特，而赤贫的人免除部分税款
（仅交纳0.40皮阿斯特）的优惠被大量取消。此外，2.50皮阿斯特的税
率只是基本税率，一些附加税，其数值因地而异，其幅度在0.26至0.88
皮阿斯特之间。 [337] 这些附加税的大多数是强加的，用来资助以富人子
女就读为主的地方政府学校，因此引起较为贫穷的纳税人的强烈怨恨。
[338] 假定平均税金是3皮阿斯特，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将它与日工资相
比，来估价它所体现的劳动者所做出的牺牲。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义
安与河静的日工资在大约10至15生丁之间，另加饭食；此项税款于是至
少相当于20天乃至30天的收入。对于收益分成佃农而言，在一次中等收
成或歉收之后，税务负担绝不会有所减轻。
甚至这些数字也不能恰当说明直接税形成的重负，因为它们系由达
官贵人管理。地方官员习惯于添加形形色色的非法收费，以中饱私囊。
例如，一个欠2.80皮阿斯特税款的农民，完全有可能非得交够4皮阿斯
特，才能带着加盖印章的税务收据出头露面。 [339] 此类腐败现象极为普
遍，其结果是将实际税额至少提高了50%，而在有些村庄，比这还要高
得多。 [340]
尽管知道人头税是其税制中最遭人憎恶的税种，领地政府还是将其
征收范围扩展到原本免税的穷苦人身上，并且竭力使村庄税务名册尽可
能多地登录成年男子。从财政的视角看，结果是令人满意的：1927年，
人头税产生了1376566皮阿斯特的收益；1931年，产生了2230910皮阿斯
特的收益。 [341] 从人性的视角看，结果是灾难性的。1931年，安南北部
处于其20世纪最严重的饥荒之中。这一年的人头税，如该词的字面意义
所示，真有杀人取头之实。
作为地区岁入第二支柱的土地税，也遵循着同样的无情逻辑。1923
年，对所有种类土地的税收，均提高了30%。 [342] 1929年，一位来自河
静的传教士讲述了该地区土地税类似的增加情况，狂暴的村民欲将其废
除，但却枉然。 [343] 另一个能够产生新岁入的策略就是，将所有土地重
新分类，拔高土壤级别，从而提高税收档次。1907年，曾经出现过这样
的事情，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的事情再度出现。当然，这样重新划分
土地级别，与产量变化并无关系，而纯粹是财政上的权宜之计。“于
是，在荣市（属义安省）这一范围，为了满足某些支出的需要，沙泰尔
先生的继任者将所有稻田类别都提高了一级。”
[344] 土地税制度在其发
展过程中，首先要适应殖民地预算的岁入需要。该税年度收入款额与庄
稼实际收益或米价无关，因而日益与小土地所有者的交纳能力不相符
合。从1926年至1930年，该税收入呈适度上升趋势（见表8）。
再者，这些数字的意义，必须放在1929年后期至1931年上半年出现
四次极糟的收成以及经济萧条造成信贷危机这样的背景来看。政府在
1930年和1931年的税款，是向处于绝境的耕种小块田地的人们征收来
的。
表8 安南土地税收入一览表 [345]
食盐专卖是政府的又一项财政收益，同时也是加在农民家庭预算上
的沉重负担。按照一位见证人的说法，对于一个十口之家来说，食盐供
应在19世纪90年代每年花费不过10生丁，到了20世纪30年代，则每年花
费10.80皮阿斯特。 [346]
这里，殖民地官员们鉴于食盐专卖的稳定收益，再度故意忽略它的
倒退性影响。安南驻扎官勒福尔再次坦率地谈到自己优先考虑的事
情：“我承认食盐制度不得人心。然而，从财政的角度看，它提供了巨
大的利益。”
[347]
最后，还有大量琐细法规和税收，这些税收既是倒退性的也是令人
恼火的。市场费、舟船税以及日常管理中的小规模敲诈勒索，对无地者
造成特别沉重的压力，对于他们来说，小买卖往往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副
业。然而，在所有这些琐碎税收中，强加的严格的森林法规却是最让人
怨恨的。安南的森林，传统上就是最贫穷的村民的非正式经济救济来
源，他们在农闲季节烧木炭或砍柴，然后在附近市场销售。森林执法官
利用由他们掌握的复杂琐细的有关法规和税项，恣意征收罚款，以中饱
私囊。 [348] 他们对素来向农民开放的村地上的木材采集活动的干涉，被
解释成是对传统生存权利的侵害。“即使他们（农民）同意向国有森林
纳税，他们也不理解国家对村庄森林的干涉。”
[349] 虽然涉及的金额可
能微不足道，但税收和罚款却对最贫困者的一项重要选择权构成了威
胁。
经济危机与饥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