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人口压力对安南不利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就对农民的生存构成了
真正而又现实的危险。这种危险，由于土地租佃条件的恶化和殖民地政
府对税收的贪得无厌而加大。安南的农业经济简直过于恶劣，过于脆
弱，以致年复一年，不能指望它交纳强加给它的地租和税款。
恰巧，在1930年，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当地人记忆中最严重的饥荒之
后，冲突发生了。在政府仍然不顾一切地征税之时，除了抵抗几乎没有
别的选择。结果就是一场这一殖民地以前从未发生过的最大规模的民众
起义。这几乎不能说是一场怀抱攀升希冀的起义；这实际上是一场绝望
的造反。
安南受经济萧条的打击特别严重。许多存在于运输业和小生意中的
赚取最低额度现金的机会，被减少或取缔了。诸如大麻、烟草、茶叶、
芝麻和其他油料植物、糖以及花生一类经济作物的价格急剧下跌，沿蓝
江谷地居住的许多小土地所有者的收入随之下降，因而那里的起义最为
迅猛。
在安南，经济危机造成的失业也似乎比印度支那其他地方更为严
重。 [350] 矿山和种植园裁员，殖民地政府本身也暂停了公路施工。其影
响在义安是相当严重的，因为义安在很长时间内，曾经是整个安南向交
趾支那和老挝提供人力的一个劳工净输出地。一位官员宣称，“所有没
有工作的苦力，全都流回了义安。”
[351] 与此同时，经济萧条也给该省
弱小但却极其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几乎致命一击。荣市及其毗邻港口边水
附近的许多农村人口，一直直接或间接地依靠由这一地区的火柴厂、锯
木厂、机场建设、瓶装饮料厂、火车头厂以及发电厂提供的就业机会和
收入。 [352] 危机导致这些产业的一系列大规模解聘和减薪，反过来，这
又引发了激烈的罢工行动。蓝江谷地（南坛、清忠与英山）再次最直接
地受到影响，因为这里是荣市地区劳工的天然后方。虽然缺乏精确的数
字，但几乎毫无疑问，贸易衰退也减少了义安许多农村家庭的现金收
入，对于它们来说，第二职业是重要的。
与这一困难局面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即使在缺衣少食之乡也几乎没
有先例的饥荒。对于许多地方观察家而言，这一最重要的事实，是这场
起义的关键。在调查委员会面前作证时，殖民地最富有经验的农业经济
学家伊夫·亨利声称：“造成义安与河静混乱局势的主要原因，与歉收有
关。土地已经两年没有产出，四次收成遭到毁坏。”
[353] 1929年秋季，
低降雨量使插秧延期，而在庄稼终于开始在稻田生长之时，洪水却将它
们大部冲毁。由于干旱持续不退，1930年的两茬庄稼几乎颗粒无收。
1931年的春季庄稼，让干旱与妨碍水稻扬花的所谓“老挝干风”彻底摧
毁。收益分成佃农实际上根本没有分到稻米；一无所有的一半还是一无
所有。地主们停止发放一直用于纳税或购米的贷款，米价朝着饥荒水平
攀升。 [354] 1930年初，到第二茬庄稼绝收时，明确无误的饥荒和抵抗迹
象开始出现。
在存米减少时，农民转向较为廉价的食物，以小米、豆类、玉米、
土豆及各种根须作物等供日常食用。饥荒的其他先兆渐次出现。穷人被
迫进入森林，挖掘可以食用的野生根菜植物。 [355] 我们在这一过程中，
可以看到一种经历食品生产各个阶段的进化意义的退却。在低地稻绝产
时，农民们转而依靠高地上刀耕火种农业的产品；在这些收成再次供不
应求时，他们就诉诸森林采集的原始技术。 [356] 饥饿导致的虚弱迹象，
日益在农村人口中广泛地蔓延。一位越南官员宣称，南坛（在义安省）
每100位村民中就有90位遭受饥饿之苦。 [357] 诚然，饥饿对于安南农村
来说绝不陌生；在一次新收成之前的数月间，饥饿是正常事态。但这次
饥饿却不同。农业服务部一位视察员在被问及村民是否在挨饿时回答
说，“是的。以前人们说自己很饿，而现在他们说自己要饿死了。”
[358]
到农村出过诊的医生们，目睹人体营养不良的迹象深感震惊。在义
安省安城地区的春原村，一位医生助手治疗了多例皮肤溃疡、痢疾和贫
血病人，注意到有100位村民需要食物，而另外40位村民则面临马上饿
死的危险。在同一个村子中，穷人业已卖掉所有的一切——水牛、稻
田、住房乃至家祠——以弄钱购买食物。 [359] 为村民治过病的医生们的
证言，就足以说明问题。
我发现，这些村庄（安城）都存在饥荒。我注意到，许多人肚
子肿胀，而这正是饥荒的标志。 [360]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如同（义安的英山与河静的其安）那样的
景象：成千上万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食用的活骷髅，肋骨在皮下
凸现的真正的尸体。 [361]
调查委员会搜集的文件证明，至少在义安九个地区中的五个地区以
及起义中最为积极的河静地区，存在营养不良和饥荒。几乎毫无疑问，
到1930年5月时，许多义安农民已经濒临山穷水尽的绝境。在这一背景
下，起义的中心事件——拒纳人头税和抢夺大米——应当被视为绝望时
的直接行动。 [362]
起义的中心地带
安南北部的起义，实际上先后波及了整个义安、河静北部的大部分
地区以及广义的一些地方。然而，起义真正的中心地带——发动最广
泛、抵抗也最坚决的地区——是人口密集的蓝江谷地至荣市的西面和西
北面。从省城荣市出发，沿着蓝江河道上溯，人们首先经过义安省的南
坛，然后是清忠。再往北是英山，也是一个起义据点。由于其激进主义
的传统和作为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潘佩珠与胡志明的诞生地，
南坛在越南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南坛与清忠一道，被起义大业完全争
取过来。正如1930年10月初的一份秘密报告所警告的：“清忠和南坛这
两个地区，现在处于一种完全叛逆和真正无政府的状态。”
[363] 这样的
事态后来持续了将近一年。
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茫然不知怎样解释起义何以以此地为中心。按照
区域性标准来看，至少蓝江河谷的土壤似乎丰饶而肥沃；人们甚至可以
说这些地区“比较繁荣”。 [364]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像义安省的琼琉和河
静省的其安一类较为贫穷的地区，却没有完全卷入起义。因此，调查委
员会在考虑起义动机时，倾向于轻看经济困苦的作用，反而将重点放在
了共产党的鼓动上。
由于下述几个理由，笔者认为，调查委员会随便摒弃任何从经济角
度作出的解释，似乎是不妥当的。首先，就土地单位面积平均稻米产量
而言，只有英山明显处于与省内其他地方相比有利的位置。在按照每公
顷水稻产量排列的义安省的八个地区名单中，清忠与南坛分别位列第四
和第五。 [365] 事实上，当时对地方农业所作的最全面的研究，曾经越出
常规去强调南坛土壤的贫瘠和低产量。 [366] 如果说起义中心地带的稻米
产量不是全省最差的，那么，除了英山之外，这一中心地带也谈不上有
任何最好的东西。
其次，这三个地区中的每一个，都有生态上的特殊性，这是至关重
要的。如果按照土壤类型划分义安省，我们就会发现，这三个地区全部
都是黏土质土壤，而该省其他地方的土壤则多为沙土质的。 [367] 黏土的
重要特点是，它对降雨量变化比沙土敏感得多。正如义安农业服务部视
察员所解释的，“在雨水多的时候，黏土更为可取。但其产量在干旱时
不如沙土。”
[368] 平均数再次导致错误结论。这些地区的黏土在十年期
内可能维持中等产量，与沙土产量相比更为有利。但平均数往往会掩盖
黏土特别容易遭受干旱侵袭这一点，以及完全绝收的巨大可能性。当
然，安南北部地区正是经历了这样一场干旱，而且由这场干旱造成的作
物损失，在这些地区比该省内其他地方都更为严重。从这一视角看，蓝
江谷地农村经济的脆弱性，是安南和义安两者问题的极端变体。在印度
支那范围内，安南有着生态上最不牢靠的经济——也就是说，一种最易
于发生生存危机的经济。在安南范围内，义安的降雨量反而最为变化无
常，因而其食品供应来源也最为脆弱。在义安范围内，南坛、清忠和英
山的黏土壤，更加重了已经很大的收成遭灾的风险。
这些土壤的质量，不是沿蓝江地区特别容易成灾的惟一原因。如同
它们容易受干旱侵害那样，它们也容易遭经济萧条的袭击。尤其是在南
坛和清忠，相当大面积的土地被用于种植诸如烟草、茶叶和大麻一类非
食用性经济作物。 [369] 这些作物的市场随着经济危机爆发而崩溃，能够
收获的一点东西实际上也卖不到钱。没有能够确切说明这一损失的数
字，但几乎毫无疑问，它在维持生存食物的价格攀升之时，严重减少了
农民的现金收入。这一地区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加重了困难。由于大部分
农村人口没有土地，他们特别容易受到经济萧条对工资、就业和信贷等
造成的冲击。 [370] 最后，在这一背景下，南坛和清忠对荣市提供的城市
市场和就业机会的明显依赖，使它们的经济更加脆弱。
因此，这些地区尽管确实贫穷，但它们的起义所以执著的原因，倒
并不完全在于它们的贫穷，而是在于它们对干旱和大范围经济波动的独
特的双重过敏。设若它们的经济状况不良但却稳定，那么土地所有者和
政府对它们的毫不通融的勒逼尽管麻烦，却不大可能成为直接威胁。然
而，实际上，一年又一年，天气和物价的变化无常，使它们陷入一场一
场危机，以致税收和分成地租对生存本身构成严重威胁。
分成租佃的安排是苛刻的，但1930年的情况并不比1929年明显糟
糕。高官们的腐败一如既往，但在1930年并不比1929年严重许多。然
而，税收在1930年却变得比20世纪20年代后期更为沉重。面对随经济活
动水平而自动变化的间接税收益的下降，殖民地政权通过逐步增强其不
受经济萧条影响的税种尤其是人头税的征收，将其损失减少到最低限
度。三个造反省份的税收结果，是令人感到不祥的（见表9）。到1931
年时，殖民地财政部已经成功地使纳税名册所列人数增加了近15%，使
征税收入增长了几乎60%。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义静的农民也难以按
这一税单交税。
表9 1927年与1931年人头税征收情况 [371]
然而，情况不是最好，而是最糟。义安经济出现了崩溃局面，农作
物歉收了。这一地区的传教士强调，税收和饥荒的契合是起义的直接原
因。
自1930年以来，三次收成蒙受损失，第四次收成，即十月的收
成，似乎岌岌可危。税收是在人民因干旱而绝产之时猝然进行的。
为了纳税，居民们已经不得不卖掉自己的所有财产。 [372]
另一位传教士讲到，村民们被迫以自己所能捞着的随便什么价格，
卖掉自己的财物、自己的水牛乃至公共土地，以便筹集用于纳税的现
金。在谈到主张抗税的起义召唤时，他表示理解地说：“人在没有足够
的食物时，并不愿意纳税。”
[373]
对农民剩余价值稳定而又不断增多的索取，与一场农业收入和食物
供应危机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是安南农业经济的生态条件和政府强
加的严酷财政税收的一个完全可以预言的结果，它使得起义爆发终不可
免。
起义过程
农村地区广泛不满的最初迹象，在1930年6月、7月和8月以大规模
示威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同在交趾支那那样，这些示威大多限于大规模
的减税请愿。典型的情况是，一群农民聚集在地区办事处外面，要求减
税或缓税。他们利用自己通常给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官员构成的潜在威
胁，往往强迫高官们亲自在请愿书上签字，然后再将其递交上司。围绕
人头税的争论最多，但政府强加的其他负担也没有被忽视。例如，有
1000名请愿者，洗劫了政府的一间米酒仓库。在琼琉（属义安省），
600名农民请求降低食盐价格，并设法迫使一名法国军官和一名海关官
员附签其名。这些示威规模不断扩大，英勇程度不断增加，在9月初达
到高潮，“成千上万人”在地区首府南坛游行，酒税署被捣毁，一位惊恐
失色的高官被迫在一份税务请愿书上签字。 [374]
在起义的前半期，主要是以不同形式对各种税收特别是人头税的反
抗。仅在义安就有32次主要示威被列入官方有关起义的记载之中，大量
卷入起义的群众，要求减少、延缓或取消人头税，或抢夺并焚毁地方税
务记录。 [375] 这些群众聚集的规模是壮观的。很少有少于200人的时
候，而较大规模的集会，聚合的人数多达20000。 [376] 抗税也以其他形
式出现。义安的一位传教士报告说，他所在地区五六个村庄的农
民，“决定不纳税并将他们所有的一切带入山中。”
[377] 在别的地方，穷
人干脆拒绝纳税。
在（河静省）相当大量的村庄中，特别是人头税，不是由列在
纳税名册上的穷人交纳；土地所有者或村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
是村庄中的显贵），被迫履行无地者所没有履行的义务；这也是发
生大规模集会和打斗的的原因。 [378]
在其他许多村庄中，地方显贵和村长如若企图向穷人收税，就会受
到死亡威胁。 [379] 对于穷人而言，政府首先是收税者，而它也正是作为
收税者，才遭到攻击的。
到9月中旬，由于暴力节奏加快，殖民地政权逐渐失去对安南北部
地区的控制。“9月，高官与显贵们到各地区的总部避难，使这些地区体
现殖民地政府权威的代表荡然无存。”
[380] 义安与河静的农民利用这一
权力真空，开始拆除殖民地政府大厦。……村庄的档案、村民名册、土
地记录和纳税名册，被耕者销毁了。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使自己的土地
免除所有赋税。”
[381] 他们的动机与交趾支那农民的动机几乎相同，但
安南殖民政府的相对虚弱却使得农民的行动得以向纵深发展。大多数行
政机关及其纳税名册被摧毁，邮局和火车站以及学校被烧掉，酒类仓库
被抢劫，与殖民政府合作的本地官员被谋杀，森林岗哨被砸烂，稻米仓
库被夺去，而且至少有一支食盐护送部队遭到袭击。 [382] 很难想像对殖
民地政府会有比这更为全面的进攻了。
从现存的证据看，消灭赋税和收税者，似乎是民众参加起义的最初
动机。该省的共产党也认为赋税是最重要的问题。在农民业已夺取该省
许多地方后仓促制订的全省纲领中，第一个实质性要点要求“取消殖民
地所有赋税：人头税、市场税、道路通行税、食盐税，等等”
[383] 。要
是有更多的有关农民方面意见的直接证据就方便了，然而，就像涉及大
多数农民运动时那样，我们多半只能依据起义参加者的所作所为来推断
他们的所思所想。虽然法国警方在起义被平定之后审问了数以百计的农
民，但他们很少劳神问他们参加起义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参加者比比
皆是，问这个问题好像很愚蠢。然而，在一个少有的机会，当问到这一
问题时，赋税的作用似乎是首位的。“我们听说，共产党人是主张减少
所有赋税的，有权自己制盐、酿酒，而且在他们的各种公私行动中，都
享有完全的自由。”
[384] 通过这位被审问的耕者使用“我们”一词可以看
出，他似乎不仅是在谈他自己的动机，而且也是在讲与他同道的村民们
的动机。
伴随对殖民地税制的攻击而来的杀人与抢劫，尤其是在起义的最初
数月，是以同样的情结联系在一起的。正如焚毁纳税名单表达了应将地
方生存要求置于政府要求之前的决心，激起许多谋杀和抢劫事件的直接
原因似乎是，农民认为，富人和当权者在荒年有将其资产分与穷人的义
务——如果不能如此行事，穷人便有权以武力夺取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因此，许多谋杀事件可以直接追溯到地方官员和（或）显贵没有遵
守村庄生活中的再分配范式。例如，1931年5月，在荣市附近的一个村
庄里，11位显贵遭到谴责并经情绪激昂的集会村民的批准而被处死。他
们被控以赋税“压榨”人民和“自私自利”——“你们没有想过与我们分割
你们的财产；你们过去只想在官僚政府中升迁；你们今天非死不可。”
[385] 早些时候，在琼琉（属义安省），一位地方官员因为拒绝瓜分公共
资产而被谋杀。“我的大堂兄汉刚掌管着公共稻田，不愿意将它们借给
与他为敌的村民，结果遇害。”
[386] 许多杀人事件表现出来的大众性
质，常常由人数可观的村民参加决定和执行而加强。 [387]
然而，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在起义的后一阶段，最常见的集体行动
是夺取殷实人家的粮食分配给农民。收益分成佃农在面临将受到旱灾袭
击的收成的一多半交出的前景时，往往将全部收成据为己有。在河静的
五个村庄中，38个分成佃农拒绝交纳分成地租并夺取全部收成。其中大
多数人是同一个拥有100公顷以上稻田的大地主的佃户。 [388] 在其他地
方，地方显贵和土地所有者被迫将其仓内粮食廉价卖给村里的穷人。在
他们拒不从命之时，他们的粮仓就被抢劫一空——按照农民的观点，这
是对他们的粮食的没收和再分配。正如一位直言不讳的法国军官所
说：“他们所以抢劫是因为他们在挨饿。”
[389] 由此获得的稻米的数量有
时很大——10吨，30吨，乃至50吨——时间上一直持续到1931年春，以
致人们相信，这一地区确有相当数量的富裕的土地所有者。 [390] 当然，
抢夺粮食的毋庸置疑的理由是生存权利——这一观念意味着，有人在他
人挨饿之时竟然囤积粮食，实属不可容忍。这样的抢劫，尤其是在秋季
作物歉收之后，甚至触及了中等土地所有者，尽管省级共产党的领导人
不无道理地担忧，这样做会破坏共产党所希望建立的广泛的联盟。“政
策就是没收富人的稻谷并将其分配给受到饥荒影响的人们，执行这一政
策激起了农民的极大的热情。”
[391]
这些抢劫的准公众性质表现在，人们通常将战利品运送到村庄里的
公共建筑，然后将它们分给贫穷的村民。一位政治事务视察员在报告中
讲到河静起义的进程时，着重陈述了农民在收集和分配粮食时所表现出
来的正直特征。
小队人马受命扣押富人以换取赎金……我认为，其方式不能算
是抢劫。这不是伴随暴力的抢劫行动……。他们于是寻找惹得处于
困境的民众眼馋的库存稻谷，然后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将其取来并分
配。 [392]
就生存伦理的道德规范而言，农民毫无疑问是不顾“法律”而自行其
是的。这种对自己所需事物予以区别对待的见识，对于将“农民暴动”一
词用于义安—河静起义是一种嘲弄。 [393] 违反这些规范的人们就要冒巨
大的风险，下面一个也是发生在河静的实例说明了这一点。“在自卫小
组成员向这一地区的大业主抢夺稻谷后，他们将所得粮食自行瓜分，一
点也不分给其他团组的成员。龙的行为使得大家都很愤怒。”
[394] 龙在
一次约300名村民参加的会议上受到公开谴责并被处死。
随着饥荒的加重和军事镇压的继续，起义开始土崩瓦解。起义的大
多数领袖遭到追踪、逮捕或杀害。高官和得到加强的民兵被再次部署到
动乱不安的乡村地区。一项一般的粮食救济计划开始执行，饥饿的村民
按照要求须先行领取归顺证明书，然后才有资格领取粮食。到1931年夏
季，镇压行动差不多完全粉碎了这场起义。殖民地秩序重新建立，然
而，正如官方报告本身所指出的：“宁静将成为恐惧的叹息，而不是和
平的安详。”
[395]
几乎毫无疑问，倘若没有共产党的作用，这场起义就不会有那样大
的规模和凝聚力。虽然共产党的确切作用实质上不会影响我正在展开的
论证，但是这一“正式的”革命党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却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方面，该党在安南比在越南其他地方都更为强大，而在安南范围
之内，它在义安及其主要城市荣市尤其强大。法国人的情报表明，在起
义开始之时，在义安—河静地区约有300名活跃的党员。 [396] 更为有意
义的或许是义静革命知识分子的社会谱系。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出身于
这一地区的反法高官的家庭，而且他们之中大批的人曾是荣市高琼怡小
学的学生或教师。 [397]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地区反殖民主义异议人
士悠久传统的较为世俗的继承者——即伍德赛德所谓的“高官无产者”。
现存大量传单、标语和会议报告足以证明，这些共产党员中许多人积极
参加了起义。事实上，要是没有只有共产党才能提供的来自地区外的领
导力量，一些多达20000人参加的较大规模的示威，就根本不可能发
生。在村庄一级，也有证据表明，共产党对一些地方“苏维埃”的建立起
了策划的作用。
另一方面，似乎十分清楚的是，起义有其自身的动力和自发性，或
对共产党不予理睬，或将共产党远远地抛在后面。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在各苏维埃成立之前给安南支部发出过一项指示，其中就根本
没有提及这些苏维埃，后来专门在又一指示中指出了安南共产党的“冒
险主义的”政策。 [398] 只是在十月，当起义处于高潮之时，印度支那共
产党普通事务委员会才意识到，应当将武装斗争作为一种夺取政权的手
段予以认可。那么，我们是在论述一个地区党的首创精神吗？或许是，
但“党”这一个词，在用来指称一个当时处于相当混乱状态的团体——当
时两个宗派刚刚勉强实现和解——时，是一个会使人产生误解的词。地
区委员会的正式期刊，在迟至1930年10月5日之时还在告诫要慎于使用
暴力，原因是党和群众均未做好准备！ [399] 连义安的省级党组织也落在
了后面。 [400] 当时，至多仅有一部分地方党组织在开始时支持过起义，
而非共产党的文人以及其他人也许提供了一些最初的推动力，我们不能
忽视这种可能性。似乎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一些党员决定参加并支持
了一场初期的起义。
下缅甸——沙耶山起义
在同一年，英国在下缅甸的殖民政权，竟然也遭遇到以前不曾有过
的农民暴动。这并不完全是巧合。1930年12月爆发的沙耶山起义，席卷
了伊洛瓦底三角洲北部、中部和中东部的大片地区，并一直蔓延到远在
东北部的掸邦。虽然它的进程在各个地区大不相同，但它一直持续到
1931年6月前后。起义的大众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大约9000名起义者被
捕或被俘，3000名起义者被杀或受伤，350名起义者被宣判有罪并被处
以绞刑。 [403] 官方报告议论了起领导作用的村长和僧人的数目。
与交趾支那和安南的起义相比，沙耶山起义主要鲜明的特点，与其
说在于其社会基础，毋宁说在于其领导阶层。沙耶山虽然以实际上与越
南同样的苦情激励农民，但却明确地利用历经千年的民间佛教传统作为
自己的意识形态。他宣称自己既是塞特迦明（缅甸传奇之中的复仇之
王），又是佛陀耶扎（神派遣来的佛教天堂的创造者）。咒语、护身符
和许多传统做法（尤其是纹身）得到广泛利用，它们被认为是免受现代
武器侵害的保证。用意识形态术语来说，与安南的对“迷信和不合时宜
的风俗”进行斗争却几乎劳而无功的……领导人相比，沙耶山与其农民
追随者的“小传统”的联系无疑更为密切。 [404]
然而，使沙耶山起义成为一场真正的群众性反抗运动的，并不仅仅
是他与民间传统的贴近，而且是他所借重的农民的生存危机。归根结
底，缅甸在20世纪的历史不乏想当塞特迦明的人。这样的先知似的人
物，在1906年、1910年、1912年（当时一位梦想当上千年王国国王的人
聚集起20000名农村追随者）以及1924—1926年，引起了殖民地官员的
怀疑。 [405] 然而，这些运动，或轻而易举就被平息，或自行萎缩，或通
过悄然投到地方教派的麾下，打消政府的怀疑。
相形之下，沙耶山可以随时支配农民。农民的运气在过去的整个十
年中一直每况愈下，但到20年代末期却显然变得更为恶劣了。与在越南
一样，稻谷价格的暴跌，实际负担的人头税、土地税和债务是原先的三
倍，从而威胁到人们的正常生存。在大量停工的情况之下，城市部门的
就业是不可能的。不履行义务的缅甸佃农没有信贷来源，并且常常被印
度人所取代；其余的小土地所有者面临着立即失去自己的土地（往往落
入切蒂亚尔放债人手中）的局面；而尤其是在1930年12月，沙耶山提醒
自己的追随者说，就要收人口税了。简而言之，这场危机对一大部分下
缅甸农民构成威胁，可能促使他们跌破社会和经济的阈限，想再由此复
原是不可能的。
米价暴跌和与之相伴随的信贷崩溃直接导致下缅甸耕者的困苦。他
们陷入“剪刀差危机”，与交趾支那的农友面临的情况颇为相似。由于无
力偿还债务或更多地借贷，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失去了自己的土
地。“从来就不十分安逸的”佃农，此时愈发贫苦得厉害，因为“他们迄
今为止采用的每年借债还钱的制度，已经随着米价的下跌而完全破产”
[406] 。不仅地主不再提供贷款，而且地租的不算太多的下降与稻谷价格
的下降幅度不可同日而语，以致佃农无从“获得聊以维持生活的工钱”。
[407] 正在挣扎的地主，继续“攫取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不管年景好
坏”。 [408] 不断增强的减租呼声遭到固执的抵制，反过来又引发了广泛
的欺诈和抗租行动。拖欠地租的佃农被驱离自己耕耘的土地。由于工资
骤降和就业机会的消失，雇佣劳工受打击最重。一位住区官员发现，这
一不断扩大的阶级“受难最为深重，目前仅能勉强维持生存”
[409] 。
与安南不同，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绝对饥馑问题。更确切地说，
这里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一直每况愈下的生活和经济保障水准，呈现出
大幅度的而且是整体性的下降。这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骤然由小土地所
有者或佃农沦为按日计资的劳工。这对佃农来说意味着他们与土地所有
者交易条件的显著恶化，因为地租相对于他们的日渐减少的收入维持不
变，而且约定俗成的生产信贷也被取消了。
使缅甸农民聚集在沙耶山麾下的战斗口号，也就是他们的共同目
标，是反抗经济危机时的人口税。诚然，存在着其他有关问题：印度佃
农和雇佣劳工受到侵害，森林岗哨被焚烧，信奉基督教的克伦人遭到袭
击，土地记录被销毁。但正是人口税——所有耕者直接面临的问题——
成了起义的导火线。
殖民地官方报告在分析起义原因时，注意到了经济危机与人口税之
间的关系：
有许多口供表明，沙耶山及其副官在努力鼓动农村公开起义
时，煞费苦心地利用了人们对赋税的普遍厌恶，特别是对人口税和
户头税的厌恶。……毋庸置疑，所有务农阶层都遭到了稻谷价格灾
难性下跌的极其沉重的打击，这种情况大约在起义首次爆发时即已
开始，但只是在数月之后才严重恶化；毫无疑问，起义的某些动力
来自所有这些因素，而1931年的经济灾难肯定起了火上浇油的作
用。 [410]
而且，该报告得出结论：“从根源上讲，这场起义的性质应当被视
为基本上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
[411] 然而，矛盾只是表面上
的。作者们意在以“政治性的”一词来强调，沙耶山在经济萧条之前很久
就已经在策划起义，他不仅有意根除赋税，而且要将英国人扫地出门并
自立为王。该报告在这一有限的意义上是正确无误的；沙耶山的意图至
少像安南共产党的领袖们的意图一样是革命性的。
然而，依该报告中的证据判断，正是由于经济危机与固定税收结合
在一起，才使得沙耶山的平民支持者们揭竿而起。作为佛教协会总理事
会派遣的一个负责调查“过度征收人口税和户头税”问题的委员会的前主
席，沙耶山甚至在经济萧条之前即已经亲自目睹了强制征收这些税种激
起的怨恨。 [412] 他发现了一个引起不满的重要根源，他的新联盟的两个
首要目的是：
1）抵抗强行征收人口税和户头税；
2）对压迫性森林法进行公民抵抗，这个法令剥夺了村民出于
家用目的自由采用竹木的权利。 [413]
鉴于殖民地征税前所未有的幅度，一份缴获的与起义有关的文件关
于除了花盆一切全都上税的说法，或许并非全属笑谈。 [414]
迦卢荼（神话中的一种具有巨大力量的鸟）联盟最初的目的是，无
论如何都要以武力抵抗对人头税的征收。它在后来形成领导起义的严密
的组织网络。“（一位起义领袖在1930年12月拜访沙耶山）期间提到已
经策划好的组建迦卢荼党的事宜，所声言的目的就是抵抗政府对人口税
的征收。”
[415] 与此同时，沙耶山在兴实达地区的一位组织了许多此类
联盟的盟友——一位名叫吴亚欣达的还俗僧人——“力陈不要交纳人口
税，并声言他有能使村民免遭政府官员突袭的灵丹妙药。我们联盟的任
何已经纹身的成员，全都不必交纳人口税。 ”
[416]
此外，一旦稻谷市场行市开始暴跌，沙耶山就敏锐地利用实际税负
增加激起的愤怒情绪。起义与税赋之间的联系在他向村民发出呼吁时是
十分明确的。1930年12月初，在沙耶瓦底，
沙耶山论述了赋税问题和稻谷市场的普遍萧条。 他规劝自己
的听众不要交纳人口税，而要揭竿而起。他建议抢夺村长的枪械，
割电报线，破坏铁路，并积极抵抗政府军。 [417]
大约与此同时，在向来自许多地区的追随者们致辞时，这一联系被
表述得甚至更为尖锐。
沙耶山说，税收时节那时正在迅速逼近。他回忆了过去在沙耶
瓦底地区征收人口税时军方对村民的压迫，并说稻米市场该年十分
糟糕，穷人遭遇了巨大的麻烦和苦难，他们应当造反以逃避人口
税及其他税种。 [418]
1931年初稻谷市场的进一步疲软，一定使农民有了更多的抗税理
由，而起义者最初的成功，也让人产生了些许胜利的希望。
沙耶山许诺的太平盛世的性质是什么呢？首先，它是由它要破除的
东西而不是由它要创造的东西所界定的。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条相同，
摧毁现存政府确实就是那场革命的主要的基本行动。第一道下达任务的
命令是，将所有政府雇员全部杀掉，从总督直至小村村长都不放过。
[419] 这一计划一旦实现，新秩序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这是一个
没有赋税的世界。重新征服缅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沙耶山告诉自
己的来自沙耶瓦底的追随者：“他们必须与（殖民）政府战斗，以便收
复国家并免于纳税。”
[420] 后来，在德耶谬，他向村民解释说：“运动的
目标是收复缅甸，并许诺说，如果他成功了，他将成为国王并减税或免
税。”他在卑谬的主要部属也以几乎完全相同的词语表述对自己领袖的
即将到手的王权的理解：“只有当缅甸由缅甸人统治之时，税收才不会
重。缅甸人现在变穷，是由于沉重的赋税。在我们夺回自己的国家时，
欠切蒂亚尔放债人的债务也将不必偿还。”这种关于太平盛世的幻想可
能是消极的，但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之下，对于无税生活的期盼，已经成
为构筑乌托邦的材料。再用沙耶山大师的话说：“当我们收复缅甸时，
我将宣告自己为王并让你们免于纳税。那时，你们将能够安宁地生
活。”
[421]
在兴实达，沙耶山的地方指挥官吴亚欣达在对地方民众训话时明确
指出，组建迦卢荼联盟的主要诉求，就是反抗人口税。
在沙耶瓦底有许多反抗英国政府的迦卢荼联盟盟员。……人口
税只是在缅甸征收。英国政府通过征收其他国家并不存在的人口
税，非法地统治着缅甸。如果人们联合起来，政府将无能为力。
[422]
如同在安南北部一样，沙耶山起义一旦发动起来，就发展成为一系
列走上自行独立道路的地方叛乱。在每一种情况下，事件都有为地方苦
情诉求的性质；在一个地方，印度人可能被专门挑出；在另一个地方，
地方头人可能被迫逃亡；在又一个地方，林务建筑可能被焚毁。在勃固
地区和德耶谬地区，据报道起义者频繁猛袭村长们的住宅，夺取“税
票”并将其焚毁，“以使人们不再被迫向政府纳税。”
[423] 在上缅甸的央
米丁，
该队人马在穿越村庄时大声喊叫：即使有人强逼，也不要纳
税。他们宣称自己是造反者，因此明确表示，他们的全部目的，就
是反抗和吓倒政府，或与之战斗，以便缓税或减税。 [424]
沙耶瓦底的另一队起义军
“穿越贾加勒村，一面大声喊叫着别纳人口税，别卖稻谷（可
能指卖来纳税的稻谷），一面为起义军的胜利祈祷。” [425]
就其地方诉求和普通参加者的动机而言，1930—1932年间的下缅甸
起义，尽管带有建立太平盛世的理想色彩，但同东南亚的任何起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