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与一场抗税起义相近。结束赋税，特别是遭人憎恨的人口税，既是
沙耶山组建的迦卢荼联盟的世俗准则，又是他所许诺的太平盛世的主要
法规。这也是他的军团的言行的主旨。一项对殖民地岁入仅有次要意义
的财政措施，竟然成为国家压迫的特殊象征。这实在是值得人们注意
的，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尤其是人口税的两大特点，似乎使之成为这
种义愤的目标，成为这种殊死反抗的目标，尽管存在着莫大的困难。首
先，这是一个绝妙的将民众结成一体的问题。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无
论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佃农还是劳工，人口税都是惟一在一个规定的
例行时间沉重地压在他们所有人身上的实质性负担。其次，同样重要的
是，作为殖民地岁入制度中最刻板的税种，人口税对耕者生计的影响，
随农作物产量和稻谷价格的变化而猛烈波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萧
条作为庄稼严重歉收在市场上的相应产物，便将一项沉重的负担转化成
为一种明确而又现实的危险，威胁着农民的业已脆弱的生存安排。
起义波及缅甸的（20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然后才告终结。它于
1930年12月22日开始，当时离开征人口税差九天，又是沙耶瓦底耕者们
的减税或缓税请愿书遭到代理总督拒绝的翌日。 [426] 由于信赖自己的护
身符和纹身的武装低劣的起义者，在英属印度军队的刘易斯式机枪面前
波浪似的成排倒下，结局根本毋庸置疑。抵抗一直持续到1932年中，花
费了一年半时间，动用了两师外来兵力，才将其平定。3000名起义者在
进击中陨灭，沙耶山本人“拒绝为自己作任何辩护，……高昂着头走上
绞刑台”
[427] 。
抗税的主题并不是殖民地农民所独有的。相反，东南亚的“小传
统”有不少逃避劳役和征粮的证据。因此，实际的问题，与其说是政府
的税收是否合法，毋宁说是它激起的怨恨和愤怒到了什么程度。要追究
这一问题就是要问，税收对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安排中的中心要素有什么
影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项税收的实际结果，并不是它从农
民家庭获得的收入份额的线性函数。一项3%的税收，在丰年可能不会
对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生产模式或消费习惯产生巨大影响，但在凶年
则可能对一个家庭的这些方面造成明显的破坏。用托尼的话说，这是水
至脖颈还是水已灭顶之间的区别。
因此，具体说明农民经济状况与国家财政制度之间这一最具剥削性
因而——在其他情况相同时——也最具爆炸性的结合点是可能的。农民
的实际收入愈接近其生存界限，愈变化不定（无论是由于自然原因还是
由于价格体系），在经济上对他们的任何索取，都愈可能是并将被认为
是具有剥削性的和威胁性的。税收愈是一成不变——对收获时节的丰歉
和农民各个阶层的贫富这两方面均不予区分——愈可能或迟或早对常规
生存构成直接威胁。
冲突的可能性，于是植根于殖民地政府赋税制度同其农村臣民经济
的“交通模式”之中。缅甸和越南以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1930年之前
对人头税的反抗，是后来起义的先声。 [428] 然而，在20世纪的前30年
间，正面冲突的可能性由于至少两个原因而大幅度上升。第一，农民当
时面对着一个在各方面都更为强大的政府，它拥有坚持征收稳定岁入的
必要手段，几乎对农民的任何困难都不在意。第二，以前可资利用的退
却与保护途径（例如，村庄再分配，国家边远地区，趋于上升的劳工需
求），都在缩小或业已封闭。1930年的新情况是最后冲突爆发的猝然性
及其范围，这是一场由世界市场的合力所造成的大规模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