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剥削性质的讨论上，对促
成反叛的条件没有过多涉及。对农民的日益严重的剥削很可能是反叛的
必要原因，但远不是充分原因。在说明政府和地主在义安、河静的苏维
埃与沙耶山起义之前的大规模剥削时，我们并不赞同所谓“发生于其后
者必然为其结果”的荒谬决定论，也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造反都是不可
避免的。事实上，有充分理由认为，由剥削引致反叛的可能性最小。倘
若剥削是反叛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那么，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和第三世
界肯定都是处于内战之中的半永久性国家。
在这总结性的一章中，我们只能提出一些主要条件——当这些条件
同剥削结合起来时，似乎就增加了农民进行反叛的可能性；我们还要提
出这样的条件，尽管存在剥削，这些条件似乎也能减小发生反叛的可
能。为此，造反的结构性背景条件、幸存和不反叛的途径以及对镇压的
分析，就成了值得注意的中心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即反叛的潜在可能性的分析，从反叛本身的难以简化
还原的特性开始。许多同时出于愤怒而行动起来的农民卷入造反，这一
事实说明了哪些形式的剥削最为严重。我们至少可以期望，类似涉及许
多农民的、突然发生的、威胁到现有生存安排的剥削的加重将是特别容
易多变的。这一期望同我们对农民生存困境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我
们的分析强调剥削的性质和时机以及剥削的平均水平。正如B.穆尔所指
出的那样：
农民生活中发生变化的时机选择，包括受到影响的人数的多
少，本身都是关键因素。我怀疑它们比衣、食、住方面的物质变化
（十分突然而巨大的变化除外）更加重要。……使农民（不仅仅是
农民）震怒的是突然新增的赋税或索要，它们同时打击了许多人，
也打破了公认的规则和惯例。 [494]
对农民生活冲击的规模和突发性由于三个明显的理由而显得重要。
只有大规模冲击才能使大量农民集体行动起来。如果冲击又是突发的，
要遵循常规或渐进地适应它就更加困难了，也更可能在道德上严重背离
现存的互惠规范。农民反叛的大量的潜在可能性，必须从农民在此类冲
击面前极易受到伤害这方面加以理解。因此，本章对反叛条件的论述，
既总结了前面对东南亚的结构性变革所做的探讨，又把它置于更为普遍
的条件下进行分析。我还要说明，这一分析仅限于反叛问题。这就是
说，当反叛同其他力量协同作用，确实成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政
治制度时，我就不关心更为广泛的农民革命问题。此种广泛的分析需要
考察其他阶级和国际上的国家制度，但我不能冒充可以恰当地做好这一
工作。被排除在外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农民反叛所采取的形式（例
如，世俗的与太平盛世的）问题，它要求详尽地讨论文化变革和地方的
社会结构。
反叛问题提出的第二个争论点远远超出了我们上文分析的范围。它
所涉及的是在受剥削和痛苦的条件下之所以没有反叛的原因。一连串的
有关解释包括了许多适应策略或生存策略，这些策略至少暂时地避开了
对生存的直接威胁。其中有些策略是个体性的并且常常是暂时的（如短
期迁居），有些则是集体性的（如社会盗匪），还有极少数涉及精英们
为了减少造反的威胁而创造的边际机会（如短期雇佣、食物救济）。我
认为，从这些作为权宜之计的选择方案中，可以看出一些主要的决定性
因素，并且有可能测定何时它们将会最大限度地发挥消弭反叛的作用。
这里的论述是纯理论的思辩，目的在于找出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作
出肯定性的结论。
第三个问题专注于这一事实：制止反叛的主要因素常常不是农民可
以得到哪些生存选择办法，而是反叛本身的风险。这些风险在很大程度
上同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当然，还有国家运用这种权力的意愿）是成比
例的；国家的权力越是占压倒性优势，“除了不确定的生存状态，惟一
的选择就是死亡”的可能性越大。 [495]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根据经
验，可以把那些仅仅因为没有任何选择办法而屈服的农民同那些即使有
所选择大概也不会造反的农民区别开来。
反叛的结构性背景
20世纪初东南亚土地制度的主要发展，缩小了农民的生存空间，使
得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越来越容易受到生存威胁的伤害。新的伤害表现
为两种形式。首先，至少对于缅甸、爪哇、越南、菲律宾的大部分农民
来说，水位——借用托尼的比喻——绝对地上升了。新的生存问题在食
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常常采取可以看得见的形式。这种不断缩
小的生存空间的影响，严重地加剧了在产量或收入方面的任何锐减所造
成的后果。 [496] 甚至在平均水位确实下降的罕见情况下（如在泰国、柬
埔寨和马来西亚），呈波浪幅度的上升也常常增加了农民被淹死的风
险。由于政府和占有土地的精英阶层使自己从农村的榨取所得保持稳
定，而乡村援助又遭到削弱，农民面临着对收入具有更大伤害性的转
变。
具有爆炸性的脆弱的土地制度的结构主要是三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
果：人口的变化、市场的商品生产和政府权力的增长。人口统计的趋势
——人口的增长使得可耕地全部被人占有——逐渐损害了农民同土地所
有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为市场进行的商品生产，带有一定的风险，又使
得拥有资本的人们占有优势；因此，它意味着给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带
来了新的不安全因素，也意味着完全依赖于市场力量以谋生的农村薪资
劳动者阶级的扩大。至于政府，它既是农民收入的另一个索要者，又是
土地制度的保障者。 [497] 作为索要者，政府对农民强制性地提出了许多
严厉要求。作为价格体系以及由此滋生的权力悬殊的保障者，其作用更
为关键。 [498] 政府的强制作用——通过法律机构保障契约的履行，以及
粉碎农民抵抗的权力——使得地主和放债人可以从较大的讨价还价能力
中充分地获取好处。 [499] 人口变化和市场商品生产的潜在剥削性，只有
借助于独断的强制力才可能完全实现。
集体冲击性
虽然农民之易于受到生存危机的伤害一般源自于殖民地变革，但自
然有些农民比别人更容易受到伤害。这种变化部分地是个人的和偶发的
因素造成的。非劳动力人口多而土地少的大家庭，在满足其生存需要方
面，受到特别大的压力，因而处于特别危险的境地。然而，比起影响到
许多农民的集体不安全模式来，家庭的不安全模式对于农民反叛的关系
不大。为了说明许多耕者为什么走上反叛之路，我们必须从个人风险问
题转向“公共健康”这个大问题上来。导致某些团体、地区或阶级易受伤
害的条件是什么呢？这种伤害使其整体上易于破产因而为其共同认识和
反应奠定基础。尽管地区性的和社会压力点的生态学因社会和时间的不
同而异，我们仍然可以确认几条风险分布状态的一般原则。
毫不奇怪，易受伤害的一般标准是实际收入的易变性。比较平均实
际收入相同的两个村子后会发现，收入波动最大的村子自然要经受较为
频繁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讲一下收入易变性的主要来源
并考察其影响和范围。据我所知的东南亚资料，似乎有三大重要来源值
得特别强调：（1）自然产量的波动；（2）世界市场的波动；（3）单
一作物价格的波动。这些当然不是易变性的全部来源，但可以作为方便
的起点，借以确认外部索取最可能对其造成直接生存威胁的地区和部
门。
生态的脆弱性。 某些地区的自然环境使得当地居民所遭受的产量
波动幅度如此之大，以致即便精英阶层不索取什么，他们的生存条件也
很脆弱。此外，如果收入普遍很低，庄稼歉收之后精英们的固定不变的
索取，就很可能对农民生活造成巨大影响。此类地区具有长期的反叛和
抵抗国家权威的历史记录，便不足为奇了。在安南北部地区和泰国东北
部的呵叻高原农村，降雨量很不可靠，因而两地都因“抵抗和反叛”而声
名远播。义安——越南反叛的典型摇篮——的“不平则鸣”精神备受关注
[500] ，而泰国东北部一直是反对曼谷政权的中心地区。在各自的国家体
制内，安南北部地区和泰国东北部在地理上多少处于孤立状态，这一事
实也许可以为它们的传统提供另外一种解释。 [501] 在殖民主义之前的东
南亚，伟大的王国一般都建立在这样的地区，那里灌溉稻田的稳定产量
为税收制度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基础，这决不是历史的巧合。没有几个传
统的东南亚国家能有必需的力量，正常地从特别贫弱的农村地区搜刮到
供养朝廷的财源。此类地区在地理上处于国家边缘地带这一事实，主要
归因于那里的没有希望的自然生态——这一因素也有助于说明这些地区
的反叛传统。 [502] 西爪哇的班特恩和上缅甸的干旱地带，也属于这一范
畴。产量不稳和政治动乱的结合，在其他地区也是普遍现象：例如，巴
西的东北部和西班牙的黎凡特地区，似乎都处于各自民族的类似的生态
和政治作用之中。夸张一点说，根据雨量变化，有可能推断出一个地区
对精英们的索取进行抵抗的许多情况。 [503]
当然，降雨量仅仅是食物供应方面年年有所不同的一个原因。在可
灌溉地区，也有例如下缅甸的汉达瓦底这样的地方，农作物损毁（这里
是由于洪水）的经常性危险，孕育了一种歉收之后最为明显的反叛传
统。至于其他地区，难以预见的农作物病虫害或者耕畜的伤亡，都可能
造成类似的问题，但它们似乎不会导致昭示本地区的永久性生存问题的
抵抗习惯。重要的问题完全在于，农民收获物产量的可变性极大，因而
固定不变的外部索取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因此，那些产量不稳的地
区，经常成为农民抵抗的焦点地区。
价格体系的脆弱性。 然而，对于越来越多的殖民地经济中的农民
来说，满足外部索要者需要的能力，既是收成多少问题，也是市场的健
康状况问题。卷入世界市场的交趾支那和下缅甸的后果，本书前面已经
作了论述；这里我只想重申这种卷入市场可能造成潜在的集体性冲击。
市场化的程度确定了冲击的战场：在这些地区，收入的变化常常是市场
价格和信贷供应的函数。这里，统一的原则不是流域的区分或雨量的分
布，而是共同的价格体系。
于是，东南亚的高度商品化地区形成了价格和福利水平相互依赖的
竞争场所。虽然平均收入可能高于依靠传统经济生存的地区，但它们的
繁荣的共同基础，同时也是它们共同面对风险的基础。地租和赋税的压
迫程度和职业的获得，主要不取决于产量波动，而取决于价格波动。因
而，高度商品化地区易于发生周期性的“人造”饥荒；此类地区潜在反叛
的关键是，市场冲击的模式突然使得外部索要者的固定索取成为难以承
受的负担。1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程度次之的1907年的危机就是著
名的例子，说明了市场衰退如何加剧了现存索取的剥削后果。
仅仅注意到价格波动，会低估农民的货币经济导致生存危机的脆弱
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往往既取消了作为早先社会特征的传统
保护机制，又制造了完全依赖于现金交易关系的流动劳动力大军。只要
米价上升，劳动力市场保持高价，对传统安全保障的侵害就不会引发多
么大的惊恐。完全可以想见，在商品化的劳动关系中，社会下层阶级因
发现它有时有利于自己便成了它的自觉自愿的同谋者。但一旦危机降
临，这一群体就无路可退了。
而且，困难时期从此类地区可以榨取到的剩余物，多于从非商品化
地区可以榨取到的。地主和政府可能都要确定自己对于相对繁荣时期的
剩余物的索取权，而在市场萧条时又完全不想减少这种索取。这不单是
习惯问题，也不是欲望问题。商业发展时期培植了占有土地并从事贸易
的富裕的精英阶层，其势力同其规模和财富大体上成比例。它发展到怎
样的健全程度，在歉收年头它就能推行自己的意志（直接地或者通过政
府）到怎样的程度。政府的情况多少与此相似。在缅甸和越南，殖民地
政权的财政基础主要系于伊洛瓦底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这两个商品化
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从这些地方攫取了较大份额的税收。正是依靠20
世纪20年代从这些攫取的大量掠夺物，在始自1930年起的困难时期里，
政府才能抵御主要财政命脉的收入下降。
最后，我们务必记住，在生产专供销售的农作物的地区，精英们自
身也被市场缠绕得很紧。价格下跌和信贷危机首先打击的是他们。当他
们索取来的农作物的价值及其拥有的土地的资本价值暴跌时，当他们的
贷方停止贷款时，他们也面临着破产。他们同市场的一体化驱使他们千
方百计地榨取自己的佃户和工人，以维持自己优裕的经济地位。因此，
当市场把佃农和工人逼进赤贫境地时，地主在巨大的诱惑之下，压榨得
更加厉害，取消了一切残存的家长式统治下的保护佃农和工人的措施。
对于那些处于土地制度结构底层的人们来说，市场的压力和精英阶层的
压力很可能是重合的。
由此看来，商品化的农村多方面地展现了经济的冲击领域。不仅整
个地区的福利取决于世界市场的力量；而且，尽管从短期看来下层阶级
的境况可能很好，但他们向精英和政府交付的剩余价值量很可能利好时
上调，而当市场萧条威胁到过分投入市场的统治集团时却不会下调。
单一农作物的脆弱性。 在较大的商品化地区，常常有这样的小区
域，它们所受到的不同的市场存货的影响是不同的。交易模式的转换或
者相关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很可能给这一区域造成困苦，而给另一区域
带来机遇。在这种情况下，农作物区域都有自己的冲击领域定义：它既
取决于一般的市场条件，也取决于对它的主要产品的需要程度。在描述
17世纪法国和中国的农民反叛的生态条件时，R.穆斯尼尔强调了农作物
区域的影响和勾划产生不满之界限的地区特殊性。 [504] 例如，丝绸交易
的崩溃可能使整个相关的农产品区域陷入经济混乱，而不会严重地影响
其他地区。与此类似，1830年代的“斯温上校”起义，鲜明地局限于英格
兰南部和西部的谷类种植区域，这些区域受到谷类交易价格暴跌的威胁
最为严重。 [505] 其他因素同反叛的局部强度也有关系，但冲击场是根据
谷类种植划定的，而畜牧经济则相对地未受损害。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农业专业化的发展，农作物门类的发展，在特
定的市场力量面前确立了不同的脆弱性。对于任何市场冲击，人们都可
以为任何农业门类建立起恰当的反应模式。当然，在大部分东南亚地
区，占绝对优势的水稻种植使得农作物区域的概念几乎等同于农民经
济。然而，对于那些大农场和小农主的诸如橡胶、烟草或蔗糖等销售农
作物构成生活主要来源的地区，这一特性是有好处的。由于这些农作物
主要是为了出口而不是本地消费，种植者对于剧烈的价格波动特别敏
感。价格的突然暴跌（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橡胶价格的暴跌）很可能引
起整个部门的生存危机，并且把大批农村工人赶回生存经济之中。那
么，在商品化经济之中，剥削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外来冲击，而这些
冲击常常又是针对特定的农业门类的，因而需要具体分析。
农作物歉收或市场危机都会突然使得精英的现行索取变得更加沉
重，并且（或者）确实地增加索取（或减少服务）。集体愤怒的方法并
不必然地指向某个具体的“罪犯”。对“罪犯”的识别，愤怒所对准的社会
指向，在各种情况下都取决于特定的同时产生的各种压力。在安南的萧
条时期，持续地征收固定赋税造成了最直接的生存威胁，荣市的罢工提
供了行动的机会。对于大量的农村薪资工人来说，直接的威胁也许来自
大幅度削减工资或解雇工人的现象。对于小农主来说，贷款方的持续不
断的要求也许促成了危机的生成。经济危机的袭击使得人们关注对农民
资财的现有索要模式——它可能体现了一种直接威胁，关注现有的经济
保障形式（例如，生存贷款、长期租佃等）。由市场或农作物歉收所造
成的对生存惯例的压力，转化成了同压力的社会发散形式相一致的愤怒
和抵抗的模式。
反叛与农民的社会结构
这里提出了关于承受上述冲击的农民群体的社会结构这一重大问
题。有可能证明他们的社会构成使得一些农民群体具有比其他人更强的
内在反叛性吗？对此众说纷纭，而且不容轻易地得出普遍性结论。
如果把具有强烈的公有传统、没有什么尖锐的内部阶级差别的农民
群体（安南、东京、上缅甸以及爪哇的东、中部）同公有传统微弱、阶
级差别较为尖锐的农民群体（交趾支那和下缅甸）相区别，我们就可能
认为，前者更具有反叛的爆发性。这一论点建立在两种推理方式的基础
之上。 [506] 首先，越是无差别的农民群体面对经济冲击的行为方式就越
是一致，因为从结构上说这一群体的成员大约是坐在同一条船上。因
此，人头税在义安的乡村就激起了几乎全体一致的不满，在那里，相对
均等的收入分配使得这一负担对绝大多数村民都有类似的不可接受性。
而在交趾支那，由于有十分多样化的阶级结构，对同一项措施的反响可
能不那么一致。它也许会激起不满，但不满的程度却因其给薪资工人、
佃农和小地主带来的负担不同而各不相同。
第二种推理方式是，公有社会的结构不仅使得接受冲击的方式非常
一致，而且由于其传统的稳定性，因而具有更大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
对于此类乡村，情况似乎是，仅仅因为它们具有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地方
合作的现存结构这一力量源泉，就大大减小了行动的组织障碍；它们
的“小传统”就是现成的行动推进器。而在交趾支那和下缅甸的拓荒者乡
村里，结构或社会划分程度较高，没有现成的公共权威结构（或是相当
软弱）可资利用。因此，这种推理认为，乡村结构越是公有化，乡村集
体捍卫自身利益就越容易。
这一推理尽管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至少忽略了可能导致不同结论的
两个因素。一方面，冲击的降临，似乎同冲击被接受的一致性有着相反
的联系。恰恰是差异性大、各自独立的乡村最容易受到市场混乱的伤
害，因为在商业力量已经强大的地方，最为常见的是这样的乡村。它们
对市场混乱的反应可能很成问题，但它们面对的巨大冲击也许会使它们
有较大的爆发性。第二点复杂性在于，有充分理由认为，公有化程度较
高的结构常常能够进行“痛苦的再分配”，从而避免或延缓生存危机的到
来。爪哇乡村比较典型，至少直到20世纪60年代，那里还保留着足够的
公有结构的适应性，为其绝大多数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通过调
整劳动权和租佃权，它缓和了直接的生存威胁。差异性较强的乡村，例
如交趾支那和缅甸南方的乡村，便缺乏这样的经济适应性。这里的互惠
和再分配的乡村模式，为保护受到许多经济混乱的毁灭性影响的处于生
存边缘的佃农和薪资工人所做的太少。因此，对于此类乡村的得到最少
保护的较低阶层来说，税收或地租的一定程度的增加，更加会造成更为
直接的生存威胁。
由于上述相互矛盾的倾向，把农民的社会结构同潜在的反叛相联系
的任何普遍性陈述，都是可质疑的。公有社会的乡村具有比较共同的阶
级观念，并且容易形成共同行动的组织；而社会分化较强的乡村既更容
易受到市场力量的伤害，又缺乏内在地缓和市场力量对较贫困者的影响
的能力。这两种社会结构的区别，至少在我看来，似乎主要不在于各自
的反叛爆发性本身，而在于一旦反叛爆发时爆发的性质不同——这不是
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507]
不反叛，自助，或溃散
讨论反叛问题，就要集中关注农民运用暴力试图恢复或重建其社会
生活的那些非常时刻。于是，就会忘记下述两点：这些非常时刻如何罕
见，它们导向成功的革命的情况在历史上又是多么罕见。还会忘记，比
起暴力的发动者，农民更加经常地成为暴力的孤苦无助的牺牲品。最重
要的是还会忘记，在这些“疯狂的时刻”
[508] 之外（甚至在它们之
中！），农民实际生活中的大多数活动是：全家努力，确保全家有充足
的食物供应。作为一个有一系列必不可少的迫切需要的耕者而不是具有
长远眼光的理论家，农民不可避免地要抓住能够得到的一切机会——尽
管有许多机会是不如意的。对于我所想到的生存策略来说，“机会”是一
个非常积极的词汇。可选择的机会可能包括：让全家都有工作，取消以
前受到重视的礼仪义务，迁居他处，共担贫困，寻求仁慈的帮助，或者
参加反对自己的村民伙伴的地主帮派。正如这一清单所显示的，它们通
常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要对这些多方面拼凑起来的混杂的解决办法作出清晰的理论说明，
是不容易的；它们中的大多数具有两大共同特征。它们是对经济和社会
环境中那些能够稳定生存条件的兼职机会和往来关系的彻底搜索。在农
民群体所开拓的这一进程中，人们并不坚定地执著于乡村的土地财产。
此类地方的社会结构和团结的模式所带来的重大后果，也许使之成为创
造“后农民社会”
[509] 的关键要素。这种混杂的地方经济的另一特征是它
对潜在反叛的影响。农民可以得到的边际机会事实上缓和了短期的生存
需要；在这一范围内，这些机会往往减少了采取较为直接的暴力手段的
可能性。
从农民们可以实施的一系列适应性变革或策略中，人们可以大致地
分辨出四种典型模式，它们在农民们所开发的资源中及其所创造的社会
联系中有着很大的不同。简而言之，这四种模式是：（1）对地方自助
形式的依赖；（2）对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的依赖；（3）对政府资助的
保护和援助形式的依赖；以及（4）对宗教的或反对派的保护和援助机
构的依赖。它们的重要性可能因时而异，而个体农民则很可能同时利用
所有这四种模式。然而，每种模式对农民政治活动和潜在反叛的性质都
有不同的重要意义。在不同的条件下，每种模式都是可行的，都代表
了“发展”的不同方案。在对“后农民社会”尚缺乏研究的情况下，以下的
分项讨论只能是纯理论的阐述，旨在提出若干也许对此类分析有用的方
法。
地方自助形式
对大多数农村人口来说，缺乏可供选择的途径和存在造反的困难这
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悲剧性地促成了大量的被动适应。整个农村可能逐
渐地从种植水稻转变为种植玉米，然后再转向种植含淀粉的块根植物，
其目的就在于常常以营养缺乏、体能不足为代价而增加热量供应。在土
地特别稀缺的地方，被动的适应性变化可能包括“农业衰退”的技术特征
——为了取得即刻回报而向更多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转变，但单位耕地的
产量有极为重要的增加。 [510] 许多适应性变化是农民经济的全部内容的
为人所知部分，一旦它们已经成为乡村穷人或者收获季节前的饥饿时期
的惟一特征，它们就可能成为持久的生活事实。由此产生的模式在一定
时期内可以容纳膨胀的人口，但它等于建立在劳动的“自我剥削”基础上
的“踩水”。从长远来看，如果人口增长而农业技术（即生产的功能）保
持不变，退化就成了一种生态困境，它从社会结构中强要捐税，最终又
迫使人们迁居或饿死。东、中部爪哇和现代缅甸是这一模式在这一地区
的最为显著的例子。爪哇人的平均热量摄入已经从1960年的1946大卡
（比联合国推荐的最低热量少200大卡）跌至1967年的1730大卡；与此
同时，蛋白质的消费也降到了危险的水平。 [511] 关于缅甸的情况没有可
靠的统计数字，但确定无疑的是，自缅甸独立以来，其农村人口的消费
标准下降了。 [512]
在有些情况下，在难以产出足够农作物以养家糊口的小片土地上艰
难谋生，可能要从种植食用农作物转变为种植专供销售的农作物，特别
是种植劳动密集型的销售农作物。正如查耶诺夫所说，受到很大压力的
俄国小地主经常从种植食用农作物改种亚麻，如果这是勉强为生的惟一
办法的话。 [513] 与此相似，在马来西亚的吉兰丹，收入仅够支出的水稻
田所有者最近已经由种水稻改为种烟草，这是他们避免去当收割工人的
惟一途径。 [514] 在农民们看来，种植此类作物的坏处在于，它们是高度
的劳动密集型作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使农民直接面对着新的市场
风险（烟草种植还使农民面对着更高的生产成本）。把专供销售的农作
物作为生存农作物的补充是一件好事；但完全种植专供销售的农作物要
冒风险，只有当在乡村经济的背景下实际上已没有任何其他出路时，收
入仅够支出的小农主和佃农才去冒险。
除了向自然条件榨取它能够生产出的东西之外，对生存问题的局部
的适应性变化，还要由多种形式的互助来进行补充。地方殡葬协会、社
会福利团体和流动贷款协会的发展，以及为尽可能广泛地分布工作和食
物资源所进行的努力，都是此种互助在公有程度较高的东南亚地区的典
型例证。 [515]
地方自助和互助往往是对生存问题的最初反应措施，也是当其他办
法失效时的持续有效的选择办法。穷人中的劳动强化和互惠的结合，虽
然可以满足短期的迫切需要，但从长期看来，在孤立的生存组织的范围
之外，是靠不住的。它是一种“退却主义”策略，因为它仅仅是利用现有
资源设法对付困难，不涉及政府和地主以税、租的形式强征的剩余物问
题。但全社区的土地及其产品的大部分，现在毕竟掌握在外部索要者的
手里。雇佣、教育和援助的大部分机会不再由村民们掌握，甚至要努力
减少外部对于税收和地租的索取，也直接或间接地要求同外部世界建立
起关系。共担贫困和自我剥削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对本地的生存
困境和经济保障提供不了任何长期的解决办法。
虽然社会底层阶级的公有理想本身是难以实行的策略，但即便是循
此路线的错误开端终以失败告终，也可能具有其他方面的重大意义。它
们可能有助于建立和加强农民之间的横向契约。它们体现了来自社会下
层的组织地方慈善事业和典仪的首创精神，而此类活动以往经常是由社
会精英阶层所组织的。在这一意义上，在外地主所有制的发展也许特别
重要，因为地主离开本土之后，乡村结构便掌握在小土地所有者、佃农
和工人的手里了。即便是地方积极性的残余，也可能形成今后阶段的阶
级领导和组织的潜在中心。 [516]
更宽泛的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或腐朽？
由于当地资源已用到极限，村民们越来越被迫地寻求从外部资源中
获取自己总收入的全部或部分。同内部自助一样，暂时或永久的迁居，
是一种或多或少的私人创新；但同自助不同的是，迁居的目标对准的是
外部资源。
绿色革命？ 这种适应性变化的一个变体，是可以称之为农民发展
的资本主义路线的快速形式。它魔术般地唤来了18和19世纪英国发展模
式的根本特征。简单地说，这一模式的特征至少有三个。第一，作为阶
级的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主要被废除了古老的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的
圈地运动消灭了。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的艰难和社会的混乱，触发了
大量的农民抵抗和暴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农民抵抗和暴力帮助资产
阶级取得了支配地位。然而，没有彻底的农民革命，按照穆尔的观点，
可以归因于英国发展模式的另外两个特征： [517] 一是商业化的有地产阶
级的成长，这一阶级生产的发展使其有可能从静态的农民社会中榨取越
来越多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商业和工业的发展速度，这一发展吸收了由
于农业革命而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起关键作用的一部分。对于我
们的讨论目的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当现代经济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和
地方教区的救济常常减少了变革过程中的暴力行为的同时，大量的强制
和流血却伴随着英国农民阶级的解体。
在有利的条件之下，类似的变革在当今的不发达国家并不是不可接
受的。正如F.弗兰克尔所描述的那样，在印度旁遮普省的卢迪亚纳地
区，改种小麦高产品种似乎是个恰当的例子。 [518] 在那里，早先存在的
对土地的集中占有，小麦高产品种的种植，以及肥料和机械的昂贵的资
金投入，共同导致了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也产生了新的强大的农村资产
阶级。 [519] 同在英国一样，这一变革也不是平静的。至少有20%的劳动
人口比从前境况更糟，土地所有者和工人两大派别的公开冲突普遍存
在。分成租佃的份额比例发生了有利于土地所有者的变化，从50:50变
为70:30；虽然佃农实际得到的小麦数量有所增加，但几乎所有的新增
利润都被控制着土地和资本的人拿走了。然而，同在英国一样，发展的
结构始终是要降低新制度下的剥削程度。被迫离开土地的佃农和小地主
中的一部分人成了农业劳动工人，另一部分人则加入了由农业繁荣所创
造的加工、运输和市场销售等第二产业，重要的是还有一部分人投身到
该地区正在发展中的工业部门。至少迄今为止，看起来旁遮普省已成功
地转变为高效率的资本主义农业。这一“成功”废除了许多传统的对农村
穷人的生存保障，特别是损害了身处社会结构最底层的人们，但它也提
供了足够多的可以吸纳多数农民的经济安全阈。
东南亚地区的类似变革可能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这是个重要而复杂
的问题，这里难以细述；不过，只要概述一下下述观点的理由也就够
了：希望通过绿色革命而取得农业发展，不太可能为农业发展提供一条
相对和平的道路，这一点很少发生例外。 [520]
第一项考虑是绿色革命本身的限制。水稻、谷物的高产品种对供水
的变化和时间的要求十分严格，因而局限于灌溉设施供水有保障的地
区。在印度，大约20%的耕地符合这一要求 [521] ，而东南亚的比例不可
能高于20%。这就是说，从自然生态看来，绿色革命仅仅适用于该地区
的少数农民。
中心问题是，由此种农业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混乱能否通过农
业部门内外出现的新机会而得以大规模地消除掉？总的说来，这牵涉到
两个问题：这一变革可能引发怎样的分裂局面？有多少安全阈来承受这
一混乱？
在新技术是简单的、可分的、使用劳动力而不是节省劳动力的地
方，在土地占有模式没有被高度扭曲的地方，以及在小地主和佃农都能
在平等条件下得到贷款和投入资金的地方，广泛地接受高产品种的可能
性最大。 [522] 不幸的是，这些条件不符合新技术的特性，也不是东南亚
主要水稻产区的特性。
新条件所带来分裂性后果，主要根源于它们对雇佣行为的影响，根
源于农村阶级关系的进一步商品化。由绿色革命所创造的新增收入的大
部分，显然被稀缺生产要素——土地和资本——的所有者拿去了。生产
投入（例如，管井、水泵、劳动力费用以及肥料）十分“综合性”地提出
了土地占有和贷款机会的界限，低于这一界限就不会有什么革新。 [523]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制度问题，因为贷款的发放总是非常210有利于那
些其财产使贷方有信任感的所有者。同勉强够格的小地主和佃农相比，
中、上等的所有者得到了相当多的累积性的有利条件。这一有利条件也
同效率无关，正如戈奇所说：“为了获得附加财产而储蓄的可得性，是
大户农民的绝对剩余物的功能，不是他们的相对地位的功能。”
[524] 土
地的集中化有可能实现，所种土地低于一定限度的小农在这一过程中就
被挤了出去。此外，较多土地的所有者受到很大的诱惑，他们要取消租
佃契约，在雇工和（或）机器的帮助下，重新亲自（或者通过代理人）
耕种。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菲律宾中吕宋的省份（比如新怡诗省）就
发生了这种情况，废除了许多对最好耕地的租佃。 [525]
由此可以推知，在那些占有少量土地和租佃土地的阶级占农村人口
大多数的地区，例如东南亚的大多数水稻区，绿色革命的社会后果将会
带来很大的痛苦。首先是阶级结构的重组所造成的不安全感。许多佃农
和小地主可能要突然地跌入雇佣劳动者的队伍中。这就引起了“从［相
对］安全的贫困到伴随着贫困的日益增长的不安全的令人极度痛苦的变
革”。 [526] 还有证据表明，薪资劳动者阶级本身的安全在这一变革过程
中也逐渐受到损害。业主往往由实物付酬改为现金付酬，并且在用工高
峰期常从外部雇人，从而部分地打破了当地传统的付酬模式。
似乎自相矛盾的是，他们的平等地分享新技术的好处的主要希
望，是要维持对大量的农业劳作付给相应的实物报酬的传统制度。
而在土地所有者看来，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在于把报酬全部货币
化；故而他们斥责传统制度的剥削性，开始在一切农业劳动中实行
货币工资制度。 [527]
在抢收季节，以及在新品种可能带来的两熟、三熟的情况下，用工
高峰期给付日工资的比例可能确实提高了。但是，这是一种短期雇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