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支劳动队伍越来越成为真正的农业无产阶级，他们没有以前可能
拥有的任何生存边际保障。
雇佣情况本身如何呢？据推测，如果被雇佣劳动者总数能大幅度增
加，由阶级结构的变革所造成的不安全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而这方
面的局部证据也是令人沮丧的。在中吕宋的部分地区和泰国中部平原，
地主所得的新利润以及便捷的贷款，使得引进拖拉机和打谷机成为可
能，这就在实际上减少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
甚至在中爪哇土地占有极为分散的的情况下，虽然机械化的范围相
应地较为狭小，但新品种给劳动力带来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对已适应
了新品系种植的村庄所进行的周密调查的资料，尤其能说明问题。科利
尔、索恩托罗、冈纳万、沃拉迪和马卡利描述了继绿色革命之后如何引
进新的收割制度的情况。 [528] 看起来，新品种比传统品种更容易落穗掉
粒，又不宜于使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镰刀收割法。从前，每逢收获季
节，一块0.2公顷地的所有者，大概能看到150名收割者和拾穗人集合在
田边地头，行使他们的权利——收割者自己收获固定份额庄稼的权利和
拾穗人捡拾田地遗留物的权利。在这种传统制度下，加上新品种容易掉
穗，地主比从前要少得许多稻谷。地主不是眼看着自己失去收益，而是
越来越求助于所谓的“收割经纪人”。这就是把地里的庄稼卖给通常来自
其他村庄的中间人，中间人带来自己的收割者（一般是同村人）用镰刀
收割，在田地里脱粒。其结果，经纪人、地主和幸运的收割者获利较
多，所需劳动力有了大幅度的减少（约20%—50%），当然收割成本也
大幅度地降低了。同时，经纪人的劳动力队伍，作为武装团伙，履行着
双重责任：既保护经纪人又保护地主，使其躲开了那些本来打算成为收
割者和拾穗人的人们因失去了又一项仅存的生存权利而作出的愤怒反
应。新制度培植了享有特权的少数劳动者，同时切断了大多数无地的爪
哇人的主要的食物来源。这样，阶级的两极分化和冲突的潜在性就十分
明显了。
看起来，通过高产品种进行相对平静的农业变革的前景十分暗淡。
在经济安全和就业两方面，至少对于农民群体中的较贫困阶层来说，证
据表明它会带来严重的生存威胁问题。在东南亚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城市
高失业率和创造城市就业机会的低效率的特定背景下，剩余劳动力几乎
不可能顺利地为城市所吸纳。在罕见的情况下，比如在马来西亚，全面
的经济增长、边远地区的土地资源和出口价格的较高走势，有可能在别
处创造足够的经济补偿机会从而缓和紧张局面。然而，对于大多数地区
来说，绿色革命极可能加重阶级冲突，而不能开辟一条平静的发展道
路。这虽然不一定酿成反叛，但确实意味着绿色革命的社会经济后果，
决不是缓和农村阶级紧张关系，而是有可能激起更厉害的强制和镇压。
侵入现金经济。 假定国家的强制权力预防了上述压力表现为造反
的形式，这对乡村社会意味着什么呢？其后果之一可能是半永久性模式
的短期迁移，即可以被称为“侵入现金经济”的模式。
这一模式的显著特征是农民对于超乡村经济的边际的或加以利用的
可能性之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它不是彻底的迁移和完全融入现代社会生
活，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弥补当地生存资源不足的个人努力。这一
迁移过程的基本因素有时在某些地区已经存在。由泰国东北部来到曼谷
做三轮车夫或进入经济学家所谓的“第三部门”的其他边缘岗位的稳定的
季节性民工潮，就是恰当的例子。 [529] 在雅加达远郊的许多乡村，像三
轮车夫或小买卖之类的短期工作，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530] 有论者描述
了中爪哇的这一模式，称之为“代换补偿”。 [531] 类似的迁移网络把东南
亚的大多数地方城镇和港口城市同周围的乡村连接了起来。人口压力和
农业结构性变革，可能使得这种模式不仅仅成为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前
奏，而且是乡村解决生存问题的相当长远的特点。
据我所知，对于东南亚乡村社会和政治的这种主要调整的影响，实
际上还没有展开田野工作；但我们可以从例如对意大利南部、爱尔兰西
部和墨西哥北部的研究中得到启示——在这些地方，此种迁移改变了农
村社会。 [532] 有些相当明显的后果值得一提。显然，流动劳动力日益增
长不利于乡村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在财政方面，最为重要的联系现在是
外向型的了，因而必然会削弱以往使得以生存为宗旨的村庄结为一体的
社会压力和经济责任的地方综合因素。由此导致的社会组织的瓦解，可
能要取消具有退化特征的相互亲密关系和共担贫困的惯例，代之而起的
是相互间的敌意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模式。班菲尔德所说的“非道德的家
庭主义”和另一些人所说的“贫困文化”，或许是已经处于经济边缘的乡
村经济的社会残余物。 [533]
从人口构成上看，青年男子这支中坚力量撤出乡村后，可能使乡村
极大地流失了社会底层的潜在的领导力量。再从文化上看，迁移模式往
往要冲淡乡村“小传统”的特性和自主性。伴随着所有这些方面的每一种
变革，“农民”概念的社会和经济内容被逐渐地剥光了，因而农村生活乃
至农村政治越来越不成其为特殊的范畴了。
从另一角度来看，在农民政治失去自身特性的同时，它越来越被融
入全国的政治活动之中。使乡村同城市一体化的社会经济纽带必然催生
出政治纽带来。这些联系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促进了农村政治发展为全国
政治模式中的有地方特色的农村政治，而不再是严格的自我规定的领
域。就泰国东北部而言，从曼谷迁进迁出的传统，帮助塑造了政治身份
的地区意识，并且使地区性的不满融入更大的左翼反对派之中。 [534] 这
种农村政治与城市政治的均质化作用，当然既可能沿着保守路线也可能
沿着激进路线进行，正如意大利南部农村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所表现的
那样。事实上，当外部的政治结盟反映了农民们努力开拓的同外部世界
在就业、互助和友谊方面的广泛联系时，乡村内部的宗派主义很可能变
得更加普遍。
“临时迁移”把乡村的经济财富和政治地位同城市经济捆在一起。此
类乡村的境况或许可以同越来越多的地中海国家的境况相比，这些国家
为工业化欧洲输送大量的劳动力。由于输出劳动力，国内的失业状况得
到了缓解，国外工人的汇款成为地方财政收入和对外交流的重要部分。
在同一意义上，东南亚的“输出劳动力”的乡村，通过派出工人而缓解了
土地和（或）劳动力竞争的压力，又由于外出人员寄回或带回钱财而增
加了收入。由于同一原因，这样的乡村（或民族）特别容易受到城市经
济衰退的损害，从而大幅度减少其收入，并迫使其剩余劳动力回流。因
此，此类乡村的整体经济震动的主要根源，不是农业收成或农产品的价
格，而是商品经济的雇佣工人状况。同城市穷人一样，现在乡村也依赖
于劳动力市场上的面包屑；而且，乡村的季节工人典型地从事边缘性工
作，首先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所以乡村的这种依赖性特别显著。在这
一意义上，谈论农民的政治活动似乎不合情理了，因为此类乡村的政治
经济生活同无产者的，特别是游民无产者的政治经济生活，比起同农民
的政治经济生活来，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思考有大量临时迁移人口的乡村的政治活动，
而是思考这一范畴本身的重要意义。有充分理由认为，在人口压力和不
可能迅速工业化的条件下，这种对现代剩余财富的脆弱的寄生性依赖模
式，必将更加普遍。由此形成的乡村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半乡半城或半农
半工，而必须作为具有其独特性的“杂交品种”来研究。
对政府资助型的保护与援助的依赖
公共部门本身，特别是在它成为独立部门之后，已经开始成为许多
农民的生存资源的第二大源泉。在这里，我并不是指诸如土地再分配、
最高限度的租佃税率或者为占有少量土地者与佃农所提供的低息贷款，
这些都可能提供持久的补偿。此类努力一直很少而有限，几乎无例外地
不起任何作用。相反，我所说的是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或有助于稳定其收
入的全部公共部门的活动。此类边缘性的、通常为短期的援助可以表现
为公共工程中的雇佣形式，表现为公共部门的筑路及种种卑下的工作。
得到资助的重新安居和部队服役提供了较为复杂（如果说更危险的话）
的经济机会。更为零散的方式，例如食品补贴、饥荒救济或儿童营养计
划，对于接近生存边缘的农民，可能意味着大量的生存保障。 [535] 这一
系列的福利和雇佣项目，即便在结构性变革的大背景下，当然也会有其
合法地位。但孤立地看，它们十分接近于保守政权既要避免对土地或财
富的再分配，又要预防农村暴动的任何可能性的惯用手段。
由政府发起的边缘性机会的结构实际上有助于为多数农民家庭提供
简朴（如果说有风险的话）的生存条件。在这一范围内，其实际效果很
可能是消除农民动乱的潜在的爆炸性。它对潜在爆炸性的消除，既是经
济的又是社会的。在经济上，它可能对生存需求提供短期的解决办法，
因而使得许多农民放弃了作为大多数农民起义之特征的绝望行动。在社
会上，这些机会同迁移一样，代表了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安全保护路
线。此外，这些利益中的大多数，并不是任意分配的，而是借助于同政
治家、政府官员和地方的权力代理人的联系而实现的，而地方的权力代
理人则利用自己的地位扩充地方的追随者队伍。此种联系纽带，可能是
新式的，但同时又常常是传统的“保护人—委托人”之间服从关系的同类
型复制品。当服从性契约关系受到腐蚀后，这些由政府资金扶持的新关
系就会成为农村的政权拥护者的基础。农民可能以正常的怀疑态度看待
这些关系，但它们对于其家庭生存的重要功能，将会抑制农民的行为。
在财政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政府资助的保护水平在东南亚殖民地往
往有所提高。我认为，其原因部分地是由于较早形态的经济保险正受到
侵蚀，或者几乎消失殆尽，使得农民群体对最低经济安全的需要异常突
出。在大多数国家，由于缺乏可以接纳许多边际农民的工业扩张，这种
需要有了进一步的加深。然而，在这一背景下，在存在选举竞争的时
候，对于扩展公共保护的最大刺激一直是选举竞争的压力。在缅甸奈温
长期军人政权之前，执政党内分裂的派系通过在乡村分发贷款、津贴和
现金来争夺农民的选票。 [536] 马来西亚执政的联盟党的庞大的筑路工程
所创造的农村就业机会，也产生了类似的选举意义。1960年前印度尼西
亚的多党竞争激发了类似的农村保护。 [537] 在选举压力之下，菲律宾的
政治家把这种公共保护制度提高到了技术上十分完善的水平，甚至连美
国的城市机构都很少能与之匹敌。在这里提到的每一种情况下，一方
面，存在着大量处于边缘的农民，对于他们，一点点的恩惠和庇护都有
巨大价值；另一方面，存在着需要选票以维持权力的政治家，这两方面
为农村核心集团的政治活动提供了自然程式。
一般说来，此种农村保护体现了结构性变革的替代方案，而不是结
构性变革的补充。菲律宾农村的本地人党派的特性，就是政府保护如何
常常使得刚刚出现的阶级要求归于无效的鲜明例证。 [538] 在整个20世纪
30年代，成千上万的菲律宾本地农民的需要和不满，刺激了政治家职业
的发展；大多数政治家分别通过提供工作、贷款和做其他合法事情来帮
助农民，从而建立和维持自己的追随者队伍，同时吸收他们参加现有的
政党系统。政党体制的职能，正是要在生存问题上帮助那些允许菲律宾
本地精英勉强地避开革命情势的农民——当然，也要动用警察对付那些
转而更直接地反叛的人们。 [539] 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麦格赛赛总统对
待暴动农民的政策，大致遵循了这一模式。 [540] 尽管他早先热心于土地
改革，但他避开了这个结构性变革的关键问题，而是强调直接的物质利
益——土地改革问题将会使他同牢固占有土地者的利益相对立。从前的
反叛者为提供贷款和新开垦土地的承诺所诱惑；村民们得到了提供道
路、工作和学校的许诺。虽然这一政策满足了农民少许的紧迫需要，但
忽视了土地所有制和租佃条件之类更基本的问题。到了1970年，这些问
题再也不容忽视了。
从更为宽泛的方面来看，这种对农民生存问题的保守的稳定作用有
哪些先决条件呢？如果说由政府创造的收入和职业变动的机会得力于国
家的财政手段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关注所谓的国家“承载能力”。正如商
业部门提供就业机会取决于经济走势，提供国家保护则取决于国家的财
政状况。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期间初级出口的猛增带动了国家税
收的迅速增长。此时出现了国家保护和选举政治的全盛期，这决不是巧
合。同样，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口所得的锐减使得财政铺张代价更加
高昂，并逐渐损害了精英阶层通过保护措施满足这些需要的能力，这也
不是巧合。
由此可见，政府应付农民经济的潜在爆炸性的此种权宜手段的可能
性，取决于财政实力。保守的精英们只是在他们具有财力通过保护措施
满足广泛的直接需要的范围内，才能避免面对基本的结构性变革或镇压
的问题。 [541] 然而，这一策略的财政负担，很可能比政府使之实现所需
要的财源增长得更快。只要结构问题得不到解决，只要人口增长带来新
的压力，只要城市的经济部门只能吸收农村中转移出的劳动力的一小部
分，那么，大量的生存问题可能就要超过国家的财政承受力。东南亚的
保守政权所面临的财政问题，比J.奥康纳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
财政危机”更为严重。 [542] 一方面，不进行结构性变革使得福利问题更
为突出，增加了对社会开支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明显的原因，为此
类福利项目提供资金的国税，只能来自于保守的精英们不愿意再加重征
税的经济部门。比如阻碍增加出口或开采石油，就可能导致福利需要的
水平与满足需要的国税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平衡。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
比如在马来西亚，由于那里的人口压力不太大，那里的现代经济部门和
政府税收的基础都较为牢固，这种度过危机的保守通道也许是行得通
的。但在东南亚其他地区，即便得到美国和日本政府的援助，其前景也
很不光明。在菲律宾的近期历史上，农民的不满和国家财源之间的冲突
明显地是个令人痛苦的过程。在战后的每次选举之前，由于执政党力图
通过利用公共资金实施保护来捞取农村选票——但通常不能取得成功，
政府财政总要出现特殊的赤字。 [543]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一事实：每
次选举造成的赤字越来越大，而选举之后的经济恢复则越来越小。这表
明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福利需求，为了把越来越不可靠的选举制
度的运作变为资本，需要在公共开支方面进行更加卓越的努力。到1970
年，由于政府岁入的下降，通过保护措施来控制冲突的财政负担肯定到
了极限。这很难说是马科斯总统之所以宣布实施军事管制法的惟一原
因，但看起来十分明显的是，菲律宾本地人的传统的选举资助制度确实
已经破产了。这时已经不可能回避土地改革或者镇压的问题，特别是在
中吕宋和南方的穆斯林地区——来自其他岛屿的农民在这些地方新开拓
居住地便遭到了暴力抵抗。看起来，政府为了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而需
要付出的政治代价，使得镇压（甚至在选举期间都十分明显）成为最有
可能发生的事情。
简而言之，对政府保护的依赖可以稳定地、长期地适应农民生存危
机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在需求方面，人口的增长，对结构性变革的忽
视，甚至绿色革命，都稳定不变地增大了这一策略的成本。而在供应方
面，政府税收的增长率及其稳定性，都不能确保国家承受得了这些成
本。还有在政治上，曾经有力地激励实行此种策略、避免大规模冲突的
选举形式已经大量地被抛弃了。保守性的保护措施可能在短期内有效，
但它不大会比地方自助或短期迁移更能成为农民安定的可靠途径。
然而，在大多数东南亚地区，政府保护的结果大概将继续使一部分
农民返回农村。鉴于农民的流动对政治和结构性变革可能产生的意义，
这肯定是一种灾难。但从农民本身的生存需要的角度看，我们还是在对
此予以谴责的同时予以理解为好。正如R.C.科布在谈到法国的拿破仑一
世时期被遣回农村的农民时所说：
鲜有历史学家经历过挨饿的痛苦，因而他们无权责备穷人哪怕
是充满感激地接受资产阶级的施舍。指责过去的饥饿者为救济金所
收买而脱离历史学家所认定的“向前看”运动，这是不合适的。
[544]
保护和援助的宗教形式或反对派组织
最后一种面对生存危机（而不反叛）的矛盾性适应模式依赖于保护
和援助的宗教形式或反对派组织。在此类模式之中，有南越的和好教与
高台教，菲律宾的基督会，甚至还可能包括1965年之前的印度尼西亚共
产党。然而，这一范畴的涵义不太明确。此类教派和政党常常是作为其
替换物的反叛活动的前奏和推动因素。因此，菲律宾的科洛鲁姆派可能
交替地或是向国家发起全力以赴的攻击，或是返回地方经济与清静无为
状态。同样地，20世纪30年代后期吕宋的萨克达尔党会从常见的政治改
革方案突然转为武装反叛。然而，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发端于表达农
民阶级不满的此类运动可以或多或少地变为别的形式或转移其目标。当
这些运动能够提供物质安全、就业机会和物质帮助以满足农民的最为迫
切的需要时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会成为地方组织的永久组
成部分——力图保持自己（或者加入）同地区性或全国的保守力量的结
盟。当然，西方农民中基督教宗派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此类实例。鉴于
农民所具有的典型的地方主义观念，毫不奇怪的是，一旦为解决他们的
眼前问题找到了某种办法，他们就要极力加以维护，而不愿再冒险发
展。 [545] 他们的观念和地方组织，正如爪哇人的萨敏派那样，仍然同更
大的外部社会存在着尖锐的不一致，但这不会形成直接威胁。
简单介绍一下高台教和基督会教派，有助于说明这种适应模式。
[546] 高台教于20世纪初创立于越南南方，在各地共有教徒30—50万人，
在靠近柬埔寨边境的西宁省，其力量特别强大。其学说明显地主张信仰
调和论，维克多·雨果、耶稣基督和孔子都在其崇奉的圣人之列。在其
信众之中，虽然包括许多农民、工人，但其领导人员比例不等地来自越
南中层阶级——小官吏、译员、私人商行职员、教师、学生、小商人和
小地主。
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该教的地方组织和资金来源具有特殊意义。
高台教慈善团帮助其贫穷的成员，并且同许多其他教派一样，“在对付
疾病、纳税和完成徭役负担方面组织相互援助，帮助调停乡间争端，兴
办各种商业企业”。 [547] 在它所控制的商业利益（木材、轻工业和少数
小种植园，更不用说其领导人所干预的鸦片与皮阿司特的交易了）的基
础上，它能够为许多信徒提供物质的和精神的保障。它的地方部队帮助
其确保行政垄断权，地主和法国人也都在财政上帮助这种运动。
在农民方面，地方自助、商业冒险事业和高台教所控制的外部补助
金，共同提供了保障物质和身体安全的有效的社会组织。它满足了信徒
们的许多最为紧迫的、实在的需要。此外，它从一开始就是反叛之外的
选择方案。只要教派领袖们控制着把当地追随者凝聚起来的做好保护工
作的资源，他们就能自由地得到地主、法国人和后来的吴庭艳以自认为
合适的对待。 [548] 除了参加革命运动的薄寮省教派领袖这一例外，其余
生存下来的高台教教派都成了同现存制度密切联系的新的地方保护组
织。 [549] 正如人们常常评论的那样，在道德上团结一致的背景下，高台
教（与和好教以及该国其他地方的天主教管区）在满足农民的短期需要
方面所取得的一定程度的成功，形成了防御这些地区共产主义扩张的屏
障。
吕宋的基督教教派——基督会，特别注意在贫苦的佃农、工人和城
市游民无产者当中发展信徒。一位论者认为，它最近的发展也许部分地
由于在此之前萨克达尔党及其后新人民军的较为世俗的革命企图都失败
了。在这一意义上，当反叛失败或者根本不可能发生时，我们也许不认
为它替代了提供象征性的物质庇护的反叛活动。它在地方上产生的力
量，主要来自于恢复生存安全的传统道义经济的方法。有所需要的成
员，在贷款、殡葬开销、医疗费用和其他形式的救济方面都得到帮助。
而且，对于其成员来说，该教派也起着一种就业代理机构的作用。同高
台教一样，基督会组织了简朴而有效的经济安全结构来团结信众。由于
在选举时的团结一致，又同高台教一样，这一教派成了一支需要认真对
待的政治力量。它所赞同的候选人，如果成功，就成为它的教派利益在
全省和全国范围内的代理人。基督会没有简单地变成又一种“保护人—
委托人”组织，因为其全体成员、其教义及其平等主义仍然反映了在其
发展背后所存在的阶级问题。然而，它作为一个教派的相对成功，开辟
了组织的和思想观念的岔路。通过地方自助和政治团体，它可以满足信
徒的经济需要；在这一范围内，它很可能成为平稳的、非激进的宗教运
动。
激进党派、农民协会以及宗教派别，都容易受到这一包装过程的影
响。它们在迎合农民的福利需要方面的局部成功，可能逐渐损害其成立
时的更为激进的指导目标。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冒险变成类似于保护的
组织而不是成为阶级运动。大约从1951到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
历史，说明了这一过程的若干主要特征。该党“同农民的接近，似乎一
向主要是通过保护、亲属关系和传统的服从关系等途径得以实现的”。
[550] 该党领袖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虽然他们大量地扩充了党的队伍，
从1951年大约5000名骨干发展到1955年100多万——并经常谴责对家长
式统治的背离。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传统政党并不完全不同，它也为农民提供具体
服务，常常把当地的有影响人物及其追随者一起吸收进自己的组织。党
的领导人努力地工作，把定居占地权合法化，为水火灾害的受害者提供
救济，帮助实现政体形式，提供法律咨询，等等。由于对公共资金的处
置有一定权力，印尼共产党能够分配大量的全日制的全职或兼职工作，
能够在1955年至1957年的选举中投入大量资金。对于许多爪哇农民来
说，该党的这些活动是他们在别无选择时取得帮助和影响力的重要渠
道。 [551]
印尼共产党内的个人依赖关系的地方意义，在地方领导的组成中表
现得特别明显。农村的该党官员的大部分是中等地主和（在爪哇）大地
主，阿班甘（即坚决地遵守爪哇人的礼仪和文化的名义上的穆斯林）商
人和店主，传统的行医者和款待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保持着体现其
社会地位之特点的对贫苦农民的态度”。 [552] 正如R.杰伊所指出的：
作为农村的左翼政治领导人，这些富有的、令人尊敬的、尊重
传统的阿班甘的选择，在塔曼萨里并不是惟一的。我发现它是作为
传统农业社会之组成部分的、由左翼力量所统治的乡村的一贯模
式，以前的大农场工人的村庄才有例外。……这些人物是乡村的其
余人员与城市社会之间的正常的，甚至是传统的中间环节。他们本
身一般都是富裕村民，受到城市的关系和模式的强烈吸引，有时候
同城镇的低级官员阶层又有（或者曾经有过）亲属关系。 [553]
到1955年，当农民在印尼共产党全体成员中居于多数时，党的领导
人实际上已抱怨地方的富裕分子在阻碍党的决策。 [554] 该党依仗着苏加
诺的保护和民众选举基础的重大影响，在许多方面为农村的个人依赖性
提供了传统的保护模式。多数农民不是同党的阶级活动或思想观念有多
大联系，而是同地方领导人有密切的个人联系。1965年印尼共产党的瓦
解不仅是军队和某个宗教组织中的勇敢分子反对的结果，而且是其自身
组织妨碍了阶级战斗精神的结果。 [555]
这里所作的区别是好的，但不能走得太远。期待激进政党部分地回
应地方的甚至个人的具体需要从而在农民中站稳脚跟，这是正常想法。
印尼共产党的领袖艾地告诫说：“我们的农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支
援他们争取满足日常需要的斗争，实现他们的部分要求。”
[556] 大概只
有当这种支援既是成功的、又是按照个人保护的方法组织起来的时候，
它才是冒目的而非手段的风险。 [557] 如果贫苦农民的直接的生存需要
——它是农民激进主义的阶级基础——因此得到实质上的缓和，那么，
其结果很可能就是遣散农民而不是把农民组织动员起来。
不反叛：镇压和“错觉”问题
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上述的适应性变化才能为剥削和人口压
力所造成的生存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这种通向后农业社会的保守的、相
对和平的路线似乎需要具有某种经济增长率、一定的财力和一定形式的
政府——所有这些因素由于在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很欠缺因而显得特别
突出。
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农村情况来讨论问题，那么，促成反叛的经济条
件很可能依然存在，并且在一些地区有所加剧。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就是人口与土地比例的不断恶化和国家力量加强了收租人和收税人的
霸权。社会地位最不安全的农村无地者的比率不断提高。稀缺生产要素
——土地和资本——所有者的利润增加了，而充足生产要素——劳动力
——的利润则降低了。正是这些条件，特别是当它们变得十分严重之
时，引发了战后缅甸、菲律宾和越南主要的农民反叛运动（以及爪哇
1948年的茉莉芬起义）。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国家力量的软
弱，促成了上述每一次反叛运动，这一点很有启发意义。同样有启发意
义的是，除了越南的例外情况，上述每一次反叛都被镇压下去了，尽管
它们比战前的反叛规模更大，组织得更好。 [558] 随后在中吕宋和爪哇经
常突然发生的反叛前导事件——侵占土地、攻击地主或官员、佃农和工
人的罢工，毫无例外地被对权力日益充满信心的国家政权所制止。 [559]
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加深的剥削和经济不安全感激起了农民的愤怒
和道德义愤，但并不必然地导致反叛。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可能性：东南
亚农民反叛的主要阻滞因素不是受剥削程度不够，而是政府与农村精英
可能强加于未来反叛者的致命危险。正如J.邓恩概括指出的那样：
面对每个现代国家建立起来的现代武装，即便是最正当的反叛
也只能是绝望的冒险。一般平民不会为了闹着玩而造反。特别是在
可能发生大规模反叛的国家里，大多数人对未来的较好制度缺乏理
性的把握和信心，因而在高度压制之下投身于争取生存的斗争；他
们的反叛是显示其痛苦的最后姿态，而不是对未来的乐观主义表
达。 [560]
在早期殖民地时代，从未见过现代武器和军队的反叛者很容易对危
险前景作出错误判断而贸然罢工。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沙耶山及其追
随者，明知殖民者拥有现代武器和军队仍然举行罢工，他们相信自己的
魔术般的宗教力量能战胜敌人。义安的农民在荣市的局部成功的基础上
会发起反叛，因为他们从特殊的地方形势出发对全局的力量对比作出了
错误判断。然而，农民生活的世界使他们越来越不可能作出此类致命的
错误判断。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军队（常常还有警察）的势力，即
使不占支配性地位，也占有主要地位。此外，他们还具有从以往的反叛
和违抗行为中得到的令人清醒的经验证据。
对镇压有着切肤之痛的记忆，这对于有意进行最微小反抗的农民，
一定会产生令人心悸的影响。一代农民对失败的体验很可能排除了新一
轮反叛的可能性，直到新一代农民产生为止。中吕宋的菲律宾本地佃农
和工人，对30年代和50年代有着胆战心惊的记忆。那些勇敢或绝望的人
们，参加了佃农协会，更不用说把自己同新人民军等同起来；因而他们
很可能要失去租佃资格，还要被当地地主列入黑名单。除了经济报复，
还要受到在法院、军队、警察和农场主的私人卫队控制下的坐牢、鞭打
和谋杀之类的肉体报复。 [561] 对许多爪哇农民来说，1965年末和1966年
初的记忆更是一帖清醒剂。一个人只要同印尼共产党发生联系，通常就
足以使自己成为恐怖行为的受害者——由某个宗教团体及其军事同盟所
实施的此类恐怖行为，可能光是在爪哇就夺去了30万人之多的生命。这
一恐怖统治的后果，一直消蚀着贫苦农民在近期的威胁其生存安全的耕
作变革面前组织任何反抗的能力。 [562] 当然，一旦濒临毁灭，不论多么
危险，农民确实会不顾一切地反抗。但在除此之外的任何情况下，对镇
压的记忆很可能是未发生反抗和造反的主要缘由。
这一假设提出了重要的理论问题。在不存在反叛的现实可能性的情
况下，我们该如何估量反叛的潜在性呢？例如，让我们假定，虽然没有
反叛，但我们可以证实一个特定的农民群体正在遭受越来越大的剥削
（在我们所界定的剥削的意义上）并因此而面临生存危机；我们再进一
步假定政府具有粉碎任何可能发生的反叛的强制力。对于这种情况，至
少会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方面，人们可能认为，由于农民的宗教观念
或社会意识，他们承认这种剥削是社会制度的正常的、甚至是合理的组
成部分。这种对于未发生反抗——对于农民的忍耐和服从——的解释假
设了一种对于社会制度的宿命论的认可。另一方面，人们还可能声称，
对忍耐和服从的解释不存在于农民的价值观念之中，而应从农村的各种
力量的关系中寻找。
人们大概可以有把握地假定，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单凭没有反抗这
一点，就足以证明农村的阶级关系是和谐的。甚至殖民地官员们在评价
20世纪30年代下缅甸地主的索要权时，也承认农民的和平可能是镇压之
下的和平，而不是得到满足的和平：
我们不会同意时常听到的这种说法：地主和佃户的关系总体上
是和谐的。我们怀疑这无非是说难以对付的事件不常发生而已。我
们倾向于认为，表面上令人满意的关系只不过意味着佃户完全处于
地主的控制之下，无法以任何有效的方式坚持自己的权利。 [563]
这两种解释所提出的问题是分析农民政治活动的中心。神秘化被当
做农民顺从的理由，特别是在像印度这样的社会里——在那里，古老的
严格的等级制度由于宗教的支持而得以强化。在印度教的等级制度下，
低级种姓被告诫说要认命。 [564] 同样的解释也被用来说明爪哇的情况，
那里农民的服从传统被看做是对反抗的认识障碍。对这个难题有没有实
际上的解决办法？有没有一种方法在任何特殊情况下都能判定用以阻止
造反的价值标准的重要性，都能判定记忆中的实在的和潜在的镇压的重
要性？我认为可采取多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不能低估由此涉及的
其他问题。
首先，有一些接近于实验的情势提供了检验这些不同解释的东西。
如果镇压的威胁而非神秘化的东西是反叛的主要障碍，我们就会逻辑地
认为，大幅度地减小国家的强制压力，也许就会自然地激发反叛。如果
我们孤立地考察紧随减轻镇压之后（并且此前的价值观变化看起来微不
足道）而发生的反叛和抵抗的实例，那么，把镇压情况作为主要障碍的
看法就会得到强有力的所谓“发生于其后者必然为其结果”逻辑的支持。
此类实例的出现，确实是由于镇压能力的变化比价值标准的变化更快。
发生在印度的一个实例很能说明我的观点。 [565] 1969年前在西孟加
拉的纳萨尔巴里地区，虽然一直有农民协会在积极活动，也存在着长期
积压下来的不满情绪，但实际上没有发生反对当地地主精英的任何突发
事件。后来，一场大规模反叛令人瞩目地打破了这一相对的沉寂期。这
场反叛发生于左翼联合阵线在1969年的全国选举中取得胜利之后不久。
当时的情况似乎是，选举战促使农民相信，对他们有利的联盟已经获得
了权力。联合阵线公开讨论剥夺地主的问题，并且任命了联盟中最激进
派别的一位共产主义者为土地和税务部部长。于是不仅在纳萨尔巴里地
区，而且在西孟加拉的其他地区，农民们都自发地占领土地；他们认
为，警察和行政当局在他们的记忆中第一次站在了他们一边，并且会支
持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在几次农民们得胜的对抗之后，反叛的大爆发蔓
延得如此之快，以致排除了农民组织者需要同时使得农村穷人非神秘化
的可能性。似乎合理而明显的是，发生变化的不是农民的价值观念而是
农民的行动能力。一旦农民清楚地看到他们可以比较安全地采取行动，
看到风险已经减小，反叛实际上就自动发生了。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