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A.V.查耶诺夫：《农民经济论》，D.索纳、B.克布莱和R. E. F. 史密斯编（1966；原版
本，1926）。
[22] C.格尔茨：《农业的衰退》（伯克利，1963）。
[23] 比较E.博斯鲁普：《农业增长的条件：在人口压力下的农村变革的经济学》（芝加哥，
1965）。该书提出的农村变革理论认为，人口压力是基本的独立的变量。
[24] 参见例如P.古鲁：《东京三角洲的农民》，第2卷，译自《人情关系地区档案》（纽黑
文，1955），第503—515页；A.杜威：《爪哇的农民市场》（1962）。
[25] 查耶诺夫：《农民经济论》，第171页。
[26] 同上书，第10、28页。当然，此类农民中的大多数不能另外买地，因为他们缺乏资金，尽
管他们愿意付出已经上涨了的地价。
[27] 我要感谢V.乌姆斯和R.赫林教给我微观经济理论对于农民行为的适用性。
[28] 这是借用J.罗马塞特的术语，下面将要提到的“绿色革命”的例子也是如此。见《农民农
业技术的风险与选择：菲律宾的安全第一与水稻生产》，载于威斯康星大学社会体制研究所：
《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第7118期（1971年8月）。
[29] C.R.沃尔顿：《生存的经济含义》，载于《马来亚经济评论》，第8卷第2期（1963年10
月），第46—58页。
[30] 这是假定了食物偏好类型的生存水准，因而其本身是由文化所决定的。营养学家常常建议
食用可以保证必要的营养但口味较差的更便宜的食物，不过只有那些境况很差的人才愿意不管
口味地吃便宜食物。见沃尔顿：《生存的经济含义》，载于《马来亚经济评论》，第8卷第2期
（1963年10月），第51页；G.奥韦尔：《通向威根码头之路》（纽约，1958年），第85—100
页。
[31] “灾难水准”的意义明显地取决于普遍的经济机会的结构。如果可选择的工作好找、安全
又有较高的报酬，那么，年成不好的代价就比没有什么外部工作机会的情况要小得多。在殖民
地时代的东南亚，中等水平的经济机会的可选择性，特别是其不安全性，加大了庄稼歉收的严
重风险。
[32] 马来人有同英语的“勉强糊口”极其相近的说法描述这种境遇：Kaispagi，makan pagi；
kais petang，makan petang。意思是：“上午艰难地搞到的东西，上午吃掉；下午艰难地搞到
的东西，下午吃掉。”
[33] 关于这一原则的精确阐述，以及它在菲律宾采用或不采用“绿色革命”的各种技术方面的
具体应用，我得益于J.罗马塞特的《农民农业技术的风险与选择》一文。谨此向原作者致以谢
意。
[34] 在这种预测性模式的应用中，有许多操作上的难题。农民认为什么是不可接受的风险呢？
罗马塞特把它定为0.025，即四十分之一的歉收概率。我认为，总的说来，他定得稍微高了点。
农民们甘愿冒多大的风险去换取未来收益中的多大增值呢？对自己毫无经验的技术，农民们如
何判断它的风险呢？有人认为，农民们对某种技术风险的夸大，是同他们对该技术的特性的无
知成比例的。所有这些问题，只有在了解农民的具体情况以及针对这种特殊类型的农民时，才
能给出定量的回答。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只要知道面对生存安全和利润的选择，处于生
存边缘的农民会相当程度地偏向于选择安全，这就足够了。如果安全和利润二者一致，那就更
好了——这是专家治国论者的梦想——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二者很可能是方向岔开
的。
[35] J.R.贝尔曼：《物资供应和农民的农业现代化：对泰国的主要年生作物的研究》，见小沃
尔顿编：《生存农业和经济发展》（芝加哥，1969），第236页。
[36] J.W.梅勒：《传统经济中的生存农民》，见上注小沃尔顿书，第214页。
[37] H.迈因特：《当代发展中地区的农民经济》，见上注小沃尔顿书，第103页。
[38] J.L.乔伊：《调查分析、预测和策略的制定》，见上注小沃尔顿书，第377—378页。乔伊
参考了确认这一假设的旁遮普的资料。另见I.阿德尔曼：《微观层次上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一个尝试性假设》，见于E.B.阿亚尔编：《发展的微观方面》（纽约，1973），第1章，第3—
12页。
[39] 查耶诺夫：《农民经济论》，第134页。着重标记为引者所加。
[40] 除了所包含的风险之外，如此之高的投入成本，完全排除了较穷农民种植新品种的可能，
因为他们没有存款，也得不到贷款。
[41] C.M.埃利奥特：《非洲的农业和经济发展：理论与经验，1880—1914年》，见E.L.琼斯、
S.J.伍尔夫编：《农业变革与经济发展：历史性难题》（伦敦，1974），第123—150页。
[42] 同上书，第147页。E.沃尔夫甚至把减少市场风险的愿望加进“农民”一词的定义中。他
说：“农民常常避免同市场亲近，因为无限制地卷入市场威胁到他对生活资源的掌握。……此
外，只有在确保了生存产品的前提下，他才赞成为了销售而生产。”沃尔夫：《20世纪的农民
战争》，第xiv页。
[43] P.古鲁：《印度支那土地的使用》（巴黎，1940），第240页。除另有说明者外，引文均
为笔者所译。
[44] J.B.亨德里：《庆后的小世界》（芝加哥，1964），第54页。
[45] L.汉克斯：《稻谷与佃户：东南亚的农业生态》（纽约，1972），第48页。
[46] 例如，参见M.G.斯威夫特：《马来亚哲勒布的农民社会》，伦敦经济学院社会人类学专辑
（伦敦，1965），第3章；K.O.扬莱卡：《泰国中部稻乡经济研究》（曼谷，1960），第43和
173页；以及J.H.伯克：《荷属印度的经济结构》（纽约，1942），第30—31页。近期对马来西
亚吉兰丹州引进烟草种植的分析表明，那些拥有可靠的水稻田的人们认为，烟草种植的风险太
大。参见G.W.凡·利本斯坦、B.冈纳万：《吉兰丹州的贫困：对巴佐地区的最新调查》，收入
M.A.贾斯潘编：《东南亚的贫困社会学》（即出，1976）。
[47] M.莫尔曼：《一个泰国村庄的农业变革与农民选择》（伯克利，1968）。
[48] 同上书，第68页。
[49] 同上书，第69页。
[50] 参见S.明茨：《海地人的私人经济关系》，见J.M.波特等编：《农民社会读本》（波士
顿，1967），第98—110页；特别是M.C.B.萨恩托：《生存权：菲律宾低地城镇维持生存的市场
交易》（宾夕法尼亚，1972年）。
[51] S.格林菲尔德：《股票、债券与巴巴多斯农民的甘蔗》，见G.K.佐尔斯尚、W.赫希编：
《关于社会变革的考察》（波士顿，1964）。
[52] W.J.鲍莫尔：《企业行为：价值与增长》（纽约，1967），修订版。
[53] J-M.鲍萨德、M.珀蒂：《在前景未卜压力下的农民行为的表现》，载于《农场经济杂
志》，第49卷第1期（1967年11月），第869—880页。我再次感谢R.赫林和V.乌姆斯使我注意到
了关于这一理论的最新著作。
[54] H.西蒙：《人的模式：社会人与理性人》（纽约，1957）。
[55] 我应该补充说，安全第一的行为并不排除一切革新，而是排除那些高风险革新。可以想见
的是，利润率可能高到足以完全抵消风险的程度，但这是罕见的情况。此外，在社会主义国家
里，或者在确保一切社会成员拥有最低限度收入的任何国家里，伴随革新而来的风险由社会作
了担保，虽然官僚主义的危害可能大于这一好处。
[56] 不顾破产的威胁而进行冒险的一个实例是：20世纪60年代初，湄公河三角洲引进了电动水
泵。当时，干旱威胁着小农主和佃户的全部庄稼；除非这样做，否则，收获期过后，许多人除
了债务将一无所有。他们借钱租水泵或者买水泵只能挽回损失，而没有什么东西还会失去。比
较R.L.桑瑟姆：《湄公河三角洲的暴动经济学》（剑桥，马萨诸塞，1970），第7、8章。
[57] 这似乎同E.沃尔夫写下面的话时所想到的相似：“也许正是当农民不能够再依托自己所习
惯了的制度背景去减少风险，但可供选择的新制度又不是太混乱无序就是约束性太强，因而不
能对新方法作出可行性承诺之时，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紧张关系共同推动了农民
的反叛。”见沃尔夫：《20世纪的农民战争》，第xv页。
[58] 捡木柴、烧木炭和做小买卖，一直是东南亚农民在农闲时或灾荒后艰难度日的传统办法。
[59] 就亲属关系中，特别是双方血缘关系中的互惠而言，明显地因关系较远而义务较少；在亲
属关系网的外围，互惠行为的可靠性也许还不如没有亲戚关系的相邻村民的帮助。
[60] “保护人—被保护人”纽带的可靠性有很大的不同。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见J.C.斯科特：
《东南亚的“保护人—被保护人”的政治生活与政治变革》，载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
66卷第1期（1972年3月），第91—113页。
[61] 在东南亚国家传统的规范秩序下，统治者有责任在臣民穷困时保障其生计。统治者不仅在
某种宇宙论的和巫术的意义上对国家繁荣负有责任，而且应该通过慈善活动和减税等措施为臣
民提供多方面的物质帮助。参见S.莫特诺：《爪哇早期的国家与治国之才》（伊萨卡，
1968）。
[62] 这里再次指出，由于具有传统的家长式道德秩序，东南亚国家大概更有可能认识到自己在
这方面的责任，但它储备粮食和把粮食运出首都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而且，不能认为粮食储
备仅仅是为了公共救济的目的。同时，它也是首都及其官员抵挡篡权者的围攻和叛乱的一种手
段。
[63] 同这一情况相关的是卢卡奇对下面二者所作的区分：一是“人们对于自己生命的真正的心
理学思考”（阶级心理）；二是“如果人们能够在他们对直接行为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中评
价阶级心理和由此产生的利益的话，人们会产生的思想与情感”（即“客观的经济总和”）。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二者的距离是“错觉”水平的尺度。G.卢卡奇：《阶级意识》，见《历
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英译者R.利文斯通（剑桥，马萨诸塞，1971），第
50—51页。
[64] 当然，如果所说的稳定产量已经处在生存线水平的边缘，那么任何索要都会招致灾难。
[65] 这是E.P.汤普森的术语。参见他的优秀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纽约，1966），第
203页。
[66] 关于注意到生存权和更为宽泛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对于“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之间的区别
并历史地分别加以探讨的论述，见A.门格：《对于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关于工人对于全部工
业产品的索要权理论的起源和发展》，英译者M.E.坦纳（纽约，1962；原版本，1899）。
[67] 例如，见R.C.科布：《警察与人民》，第3部分（纽约，1970）；R.B.罗斯：《18世纪的
价格骚乱与雅各宾最高限价》，载于《社会史国际评论》，第4卷第3期（1959），第432—433
页；《现代欧洲的食物供应与公共秩序》，见C.蒂利编：《西欧国家的建立》（普林斯顿，
1974）。
[68] 关于英国的情况，参见E.P.汤普森：《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义经济》，载于《过去和现
在》，第50卷（1971年2月）；K.波拉尼：《伟大的转变》，随处可见；E.霍布斯鲍姆、G.鲁
德：《斯温上校》（纽约，1968）。
[69] 从规范观点出发，有理由认为，作为一种政治索要的“生存权”，是公正的第一个和基本
的标准。依据罗尔斯的正义论，W.G.朗西曼问道：人们在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实际地位之前，
原则上会同意哪些公正规则或分配标准呢？他推演出的第一条规则是以需要为基础的观点——
一个人的生存权利压倒另一个人对于某种剩余物的权利。“生存权的优先性最早可能体现在这
一格言中：‘只要社会上有人挨饿，占有多余食物就是罪过。’”“在自然状态下，我知道我
可以及时地发觉自己虽然想去工作，但是肚子饿了，而别人有东西使我活着。我希望不仅确保
我的基于需要的索要权得到承认，而且确保我的索要权压倒别人的基于功绩或对共同利益的贡
献的索要权。”见《相对的剥夺与社会公正》（伯克利和洛杉矶，1966），第264页。我们可以
看到，这种权利在传统社会里不是没有实际效果的。例如E.E.埃文斯—普里查德说过：“在努
埃尔人村庄没有人挨饿，除非大家都在挨饿。”见《努埃尔人的亲属关系与婚姻》（牛津，
1951），第58页。
[70] 参见M.齐特林：《经济不安全和古巴工人的政治态度》，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第31
卷第1期（1966年2月），第35—51页；J.C.莱格特：《经济不安全与工人阶级的觉悟》，载于
《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9卷第2期（1964年4月），第226—234页；G.里林格：《抗议的合法
性：工人历史的比较研究》，载于《社会历史比较研究》，第2卷第3期（1960年4月），第329
—343页。
[71] 里林格：《抗议的合法性》，随处可见。
[72] J.C.莱格特：《阶级、种族和劳动》（纽约，1968），第78页。我还要补充指出的是，就
小店主和农村的小农主而言，经济上的不安全很容易导致右翼激进主义，正如很容易导致左翼
运动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