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莫尔曼：《农业的变革与农民的选择》，第99页。
[74] 当然，在土地充裕而便宜的地方，土地占有权本身的社会意义就几乎不存在了。事实上，
可以想见的是，在地多人少的情况下，一个佃农或农业工人在收入和安全方面比土地占有者有
更大的优越性。占有土地的重要性是以这一假设为基础的：土地是生产的紧缺要素。在土地不
是紧缺要素的地方，正如在许多传统的国家里那样，对雇工而不是对土地的控制是权力和收入
的安全基础。
[75] 桑瑟姆：《暴动的经济学》，第199页。
[76] 对这种复归生存经济的最好说明，见于C.格尔茨对爪哇经济的描述。在那里，产糖体系是
一种明确的制度化安排，使得传统经济担当起商品化农业中的福利开支。格尔茨：《农业的衰
退》。
[77] A.塔克哈什：《吕宋中部地区的土地和农民》（火奴鲁鲁，1969），第37页。另见J.普赖
恩：《吕宋中部地区的土地使用权与生活水平》，载于《菲律宾研究》，第4卷第3期（1956年9
月），第393页。
[78] J.H.安德森：《班诗兰社区的土地与社会的若干方面》，载于《菲律宾社会学评论》，第
10卷第1—2期（1966年1—4月），第58页。着重标记为引者所加。
[79] 皮阿斯特，中东某些国家的货币单位。——责任编委注
[80] P.古鲁：《印度支那土地的使用》，第404—405页。
[81] 《马乌宾住区报告，1925—1928年》，住区官员U.T.盖伊（仰光：缅甸政府，1929），第
68页。另见《关于勃生地区的改建住区报告，1935—1939年》，住区官员M.M.盖伊（仰光：缅
甸政府，1940），第54页，其中指出：“有些工人之所以变为佃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身
份，使自己有更大的独立性，并取得借钱资格。”
[82] S.爱泼斯坦：《印度南方农村的生产效率与酬报的惯例制度》，见R.弗思编：《经济人类
学论集》（伦敦，1967），第229—252页，尤其是第244页。
[83] G.H.V.德·科尔夫：《爪哇边远地区水稻种植中的劳动关系的历史发展：局部调查的初步
结果》（报告C，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国际研究系列，荷兰和荷属印度次大陆全国委员会主办，
1936年5月2日），第3章。另见H.滕·达姆：《奇波达斯村的合作与社会结构》，见《荷兰学者
的印度尼西亚研究选辑》，第6卷：《印度尼西亚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中的两重性概念》（海
牙，1961）。
[84]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所谈的是在高度强制性的环境中，而不是说在剥削环境中的偏
好。这种选择是社会强制性地形成的，是在可能全无吸引力的选择方案中的选择。我决不是说
农民必然地承认把此类选择强加于他的环境的合理性，而仅仅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安全保障
比短期的经济所得较受偏爱。
[85] 关于放羊人和长期农业工人的情况，见J.A.皮特—里弗斯对安达卢西亚的杰出研究：《山
区人》（芝加哥，1961）。至于家庭佣人，例如可见F.M.L.汤普森：《19世纪英国的有地产社
会》（伦敦，1963），第194页。
[86] 依赖关系在殖民地之前的东南亚是普遍的，但主要是基于人身保护的需要，而不是对土地
的需要。
[87] 我的印象是，多少有点自主权的生存状态的丧失，常常发生在多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之下。将要失去土地的小农，被工厂制度推向生存边缘的手工匠人，都可能在自己的政治反应
方面，探求恢复自己的自由生活和独立工作的途径。坚持可行的独立性的愿望，在爪哇的下述
事实中得到了说明：村民们“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同地主结成分成租佃关系或薪资劳动关系，因
为从土地占有权得到的收入和从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得的收入，在村民中造成了基本身份的分
化，在实践中表现为庇护与依赖的关系”。V.T.金：《北中部爪哇萨敏运动的考察》。金所引
用的是R.杰伊的实地调查材料：《爪哇的村民》（剑桥，马萨诸塞，1969）。
[88] 乡村公地和公共的经济权利使得乡村最贫困者得以勉强糊口。在这一农村制度消亡的地
方，就可能出现同样的风险警戒线。见M.布洛克：《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征》，J.桑德海默
（英译）（伯克利，1970），第224页。另见J.L.哈蒙德、B.H.哈蒙德：《乡村工人，1760—
1832年》（纽约，1970）。
[89] 交趾支那，越南南部一地区。——责任编委注
[90] 例如，见P.古鲁：《东京三角洲的农民》，第1卷，第379页；M.G.斯威夫特：《马来亚哲
勒布的农民社会》（伦敦，1965），第2章；M.纳什：《通向现代性的金光大道》（纽约，
1965）；R.R.杰伊：《爪哇中部农村地区的宗教与政治》（纽黑文：耶鲁大学文化系列报
告：“东南亚研究”，1963），第44、52—55页。
[91] 还应当记得，在缺乏对于财富和地位的强大的外部保障的地方，地方精英的声望最终取决
于他们在最后的一决雌雄中所能召集到的追随者。因而地方当权者有充分理由编织起此种情况
下的被保护人关系网。
[92] H.K.考夫曼：《邦华德：泰国的社区研究》，亚洲研究协会专题著作，第10卷（纽约，
1960年），第36页。
[93] R.弗思：《马来亚渔民：他们的农民经济》（伦敦，1966年），第295页。
[94] 格尔茨：《农业的衰退》，第5章。关于此种模式已经达其保护极限的论点，见M.来昂：
《爪哇农村冲突的基础》，研究专题著作，第3卷（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南亚与东南亚研究
中心，1970年12月）；W.F.沃特海姆：《从阿里兰说到爪哇农村的阶级斗争》，载于《太平洋
视点》，第10卷第2期（1969年9月），第1—17页。
[95] 古鲁：《东京三角洲的农民》，第2卷，第659页。
[96] 斯威夫特：《马来亚哲勒布的农民社会》，第153页。
[97] Y.亨利：《印度支那的农业经济》（河内，1932），第43—44页。据我的鉴别，关于越南
农村的土地占有、土地使用权和生活条件的所有研究结论，实际上都是根据这本巨著所包含的
综合资料得出的。这是一部具有永久价值的著作。
[98] 关于这些模式同传统的法国公社模式的惊人的相似之处，见M.布洛克：《法国农业史》。
[99] 在这一图解中，我主要考虑分配收获物的规定。分配风险的更为精确的方案还必须包括生
产成本的分配。如果地主提供一切设备、种子、耕畜和其他现金费用，他便承担了这一风险；
而如果这些成本转移到佃户身上，那么，佃户承担的风险就比分享收获物的安排所预示的风险
更大了。
[100] 尽管存在这一事实：在丰收年头，“保护人”可能拿走了超出佃户的最低限度需要之外
的全部剩余物。在剩余价值方面，这一制度的剥削性可能是十分显著的。
[101] 对20世纪初菲律宾新怡诗夏省的这种制度的最好的描述见于B.J.柯克弗里埃特：《菲律
宾新人民军革命前的农民动乱》，载于《亚洲研究》，第9卷（1971年8月），第164—213页。
[102] 安德森：《班诗兰社区的土地与社会的若干方面》，第50页。
[103] 人们会问，固定地租的佃户为什么不用丰年的剩余物使自己度过荒年难关呢？首先，除
非租佃的头些年收成不错，佃户不会有什么剩余物。第二，不论剩余稻谷储存时间长短，不可
避免地会有损耗。然而，尤为重要的是，在农民社区内，为了帮助较为不幸的亲戚邻居，或者
为了履行那些只有在面临危险时才得以免除的礼节上的义务，人们将耗尽自己的大部分剩余
物。最后，当然，农民肯定会通过耕畜、猪以及贵重品储存下一些财富。但是，他们的积蓄是
十分有限的，并且每逢荒年，所有的积蓄都得用来应付危局。
[104] 当然，在地主荒年免租的范围内，名义上的固定地租制度可能接近于谷物分成的租佃制
度。
[105] 吴永隆：《革命之前》，第1章。至于在传统的巴厘省的类似制度，见C.格尔茨的文章，
收入凯恩特贾拉宁格兰特编：《印度尼西亚的村庄》（伊萨卡：康奈尔大学现代印度尼西亚研
究课题组，1967）。
[106] T.库珀（印度文职人员）：《关于佃农与农业工人的研究报告》（仰光，1924），第23
页。以下该书简称为《库珀报告》。
